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爱玛·戈德曼 -> 《我在俄国的两年（我对俄国的幻灭）》（1923）
第19章 在哈尔科夫
到达哈尔科夫后，我参观了无政府主义书店，我在莫斯科找到了它的地址。在那里我遇到了很多我在美国认识的朋友。其中有底特律的约瑟夫·古德曼（Joseph Goodman）和利亚·古德曼（Leah Goodman）。来自芝加哥的芬尼·巴伦（Fanny Baron，她参加了马赫诺运动，在与爱玛戈德曼的此次会面之后不久被契卡以土匪等捏造的罪名逮捕并杀死）以及在1917年前往俄罗斯之前，曾在纽约地球母亲杂志社（爱玛戈德曼创立了改杂志社）工作的山姆·弗兰辛（Sam Fleshin）。一听到革命的消息，他们就和成千上万的其他流亡者一起赶回了自己的祖国，自此以来他们就一直处在革命的第一线。我想他们一定有很多话想跟我说。也许他们能回答一些困扰我的问题。
哈尔科夫距离火车站有几英里，因此在我们不可能在此期间继续住在车厢里。博物馆的证件可以确保我们能找到住的地方，但考察团的几位成员更愿意和他们的美国朋友住在一起。在我们一位担任公寓楼管理员的同志的帮助下，我找到了一个房间。
莫斯科的天气是相当温暖的，但哈尔科夫却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火炉，让我想起了七月的纽约。卫生和管道设施疏于管理且多有损坏，水必须从几个街区远的地方爬三层楼才能运过来。尽管如此，有一个私人房间还是很舒服的。
这座城市还有生气。街道上挤满了人，他们看上去比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人吃得穿得都更好。这里的女人比俄罗斯北部的女人还漂亮些。男人也更优秀。奇怪的是，白天能看到穿着晚礼服的漂亮的女人，光着脚走来走去，或者穿着木鞋不穿丝袜。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戴着彩色头巾，给街道增添了生机和色彩，这里欢快的街道和彼得格勒那样灰蒙蒙的街道形成了鲜明对比。
我们刚来就访问了教育部。我发现人们排着长龙等待通知，但博物馆的证件使我立刻受到了接待，主席非常热切地接待了我。他认真地听了我对此行的解释，并答应给我机会去收集他部门里所有可用的材料，包括刚准备的工作图表。我注意到主席桌上有一张这样的图表的复印件，看上去就像一幅未来主义的画作，上面布满了红色、蓝色和紫色的线条和斑点。看到到我困惑的神情，主席解释说，红色代表教育系统的各个阶段，其他颜色代表文学、戏剧、音乐和造型艺术。
关于教育制度，主席表示，三岁到八岁的儿童在幼儿园或儿童之家上学。来自南方的战争孤儿、红军士兵的孩子和一般无产阶级的孩子受到优先考虑。如果还有空缺，资产阶级的孩子也会被接收。从八岁到十三岁的孩子们上中学接受基础教育，学习R.S.F.S.R（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大概的政治经济结构。孩子们学习生产过程和自然科学时采用现代教学方法，在技术设备能够得到保证的情况下，通过技术设备进行。十二岁至十七岁是职业培训期。还有为表现出特殊能力和倾向的年轻人开设的高等教育机构。除此之外，还建立了暑校和托儿所进行公开授课。苏维埃共和国的所有儿童的衣食住行均由政府承担。教育计划还包括了向男女同时开放的工人大学和成人夜间课程（*当时社会普遍的学校是男校，有少数女校但一般没有男女混合教学的学校）。在这里，所有东西都免费提供给学生，甚至包括特殊奖金。为了了解更多详情，主席向我推荐了他部门的文献，并建议我研究现行的教育计划。教育工作因封锁和反革命企图而受到严重阻碍；否则，俄罗斯（*然而哈尔科夫在乌克兰，并且是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将向世界展示社会主义共和国在民众启蒙方面的能力。他们甚至缺乏最基本的必需品，纸、铅笔和书籍。冬天，大多数学校因缺乏燃料而不得不关闭。残酷而臭名昭著的封锁对孩子和病人的影响是最明显和最让人揪心的。“这是本世纪最下流的犯罪，”主席总结道。我们达成一致我将在一周内回来取我们要收集的材料。在社会福利部我也找到了一个非常能干的负责人。他对考察团的工作非常感兴趣，并承诺为我们收集必要的材料，尽管他不能提供太多，因为他的部门是最近刚建立的。它的工作是照顾残疾、患病的无产者和那些不再承受劳动责任的老年无产者。他们将得到一定资金以补贴饮食和衣物；如果他们就业了，他们还会收到一笔数额的钱，大约是他们就业收入的一半。除此之外，该部门还为生活区和餐厅提供费用支持。
在通往该’部门各个办公室的走廊里，男男女女，瘦弱残废的人排成一排，等待轮到他们接受援助。他们看上去就像是等待着微薄口粮的退伍军人。他们让我想起了在美国救世军院子里排长队的老年失业者。一位女士引起了我的格外注意。她又生气又激动，大声抱怨。她的丈夫已经去世两天了，她正试图获得棺材的许可证。从两天前她就一直在排号，但没有得到一个订单。“我该怎么办？”她哭诉道；“我不能自己背着他，也不能没有棺材就埋了他，而且在这么热的天气下，我不能把他在房间里放太久。
我参观了一栋社会上的不幸者的房子。它保存得相当完好，但散发着冷酷的制度主义气息。当然，这比睡大街或整夜躺在门口要好，在资本主义国家，病人和穷人常常被迫这样做。然而，苏俄无法再为那些牺牲个人健康并为共同的事业而奋斗的人做更多令人欢欣鼓舞的事了，这似乎不合情理。但这显然已经是社会福利部在俄罗斯目前情况下能做的最好的事情。
晚上我们的美国朋友来拜访我们。他们每个人都有丰富的斗争、受苦和被迫害经历，我惊讶地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被布尔什维克监禁过。他们为自己的思想忍受了许多苦难，受到乌克兰历届政府的追捕，在过去的两年里，南部一些地区发生了十四次政治变革。共产党人也不例外：他们也迫害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其他左派同志。无政府主义者仍然继续他们的工作。尽管他们经历了一切，甚至面对最糟糕的反应，他们对革命的信念仍然是真正崇高的。他们一致认为，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几个月，人民拥有无限的可能，但也认为革命的发展正遭受考验，并且将在共产党令人窒息的国家机器的作用下逐渐消亡。
他们解释说，乌克兰的情况与俄罗斯不同，因为农民的物质条件相对较好。他们还保留了更大的独立性和更多的叛逆精神。由于这些原因，布尔什维克未能征服南方。
我们的来访者将马赫诺视为一位受人民欢迎的英雄人物，并讲述了他的大胆事迹以及农民们编造的关于他性格的传说。但是，无政府主义者对于马赫诺运动的意义存在很大的意见分歧。有些人认为它是无政府主义的实践，并认为无政府主义者应该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其他人则认为，黑军代表的是南方农民天生的反叛精神，但尽管运动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他们的运动并非无政府实践。他们不赞成将自己局限于该运动；他们相信他们的工作应该更具包容性和普遍性。我们的另外几个朋友则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立场，否认马赫诺运动有任何无政府主义意义。
对马赫诺最热情、最坚信该运动的无政府主义价值的是约瑟夫，我们叫他“移民”——我们最不指望会对军事组织有热情的家伙。约瑟夫就像一个女孩一样温柔。在美国，他以一种安静、谦逊的方式参与了无政府主义和工人运动，很少有人知道这个人的真正价值。自从他返回俄罗斯以来，他一直处于激烈的斗争之中。他和马赫诺一起度过了很多时间，并爱上和钦佩他的革命奉献精神和勇气。约瑟夫讲述了他第一次拜访这位农民领袖时的有趣经历。当他刚见到黑军时，出于某种原因，他们认为他是来伤害他们的领袖的。马赫诺的一位亲密朋友称，犹太人约瑟夫，也一定是布尔什维克派去杀死马赫诺的特务。当他看到马赫诺和约瑟夫变得如此亲密时，他决定杀死这个“犹太人”。幸好，他先警告了他的领袖，于是马赫诺召集了他的部下，并这样对他们说：“约瑟夫是一个犹太人，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我认为他是我的同志和朋友，我要求你们每一个人保护他的安全。”被黑军偶像化的马赫诺的一席话就足矣使约瑟夫成为黑军值得信赖的朋友。他们相信他，因为他们的父亲（马老爹 *俄罗斯经常将关系亲密且有地位的人，或称为父亲，母亲，如托洛茨基被赶到中亚时夹道的民众叫他父亲，前文农民叫斯皮里多诺娃母亲）对他有信心，而约瑟夫也反过来对他们深表忠诚。现在，他坚持自己必须回到叛军营地：他们是英雄般的人民，纯朴、勇敢，致力于解放的事业。他计划再次加入马赫诺。但我无法摆脱一种预感：如果约瑟夫回去，他就再也没法活着回来了。在我看来，他就像左拉的《萌芽》中的人物，热爱生命，但却能够为了罢工的矿工而诉诸炸药。
我向我的朋友们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尽管马赫诺运动可能很重要，但它具有纯粹的军事性质，因此无法代表无政府主义精神。我很遗憾看到约瑟夫回到马赫诺的营地，他本可以为俄罗斯无政府主义事业所做的工作可能具有更大的价值。但他意志坚定，我觉得正是约瑟夫对布尔什维克的反动倾向的绝望驱使他和他的许多其他同志一样，远离了共产党，加入了马赫诺的行列。
在哈尔科夫期间，我还参观了自劳动军事化以来就成立的劳动分配部。据布尔什维克的说法，当时有必要将工人从乡村赶回他们刚逃离的饥饿的城市。他们必须根据行业进行登记和分类，并被分配到最需要其服务的地点。在执行这一计划的过程中，每天都有许多人在街道和市场上被捕。他们与大量因投机或持有沙皇钱财而被捕的人一起被列入劳工分配部门的名单。一些人被送往顿涅茨盆地，而力量较弱的人则被送往劳改营。共产党人称这种制度和方法是革命时期为建立工业体系所必需的。他们说，每个人都必须为俄罗斯工作，否则就强迫他们工作。他们声称，自强制劳动法实施以来，工业产值有所增加。我与许多共产党员讨论过这些问题，我对新政策的有效性表示怀疑。
一天晚上，一位女士来到我的房间，介绍自己是公寓的前房主。由于所有房屋都被国有化了，她被允许保留三个房间，公寓的其余部分则由房屋局管理。她的家庭有八个人，包括她的父母和已婚的女儿及其家人。将所有人挤进三个房间几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考虑到哈尔科夫夏季的酷热。但不知怎的，他们还是做到了。但在我们抵达哈尔科夫前两周，季诺维也夫访问了这座城市。在一次公开会议上，他宣称这座城市的资产阶级看起来吃得，穿得都太好了。“这证明，”他说，“同志们，尤其是契卡的同志们，正在玩忽职守。“季诺维也夫一离开，大规模的逮捕和夜间突袭就开始了。没收成为了家常便饭。据这位女士说，她的公寓也被搜查了，她的大部分物品都被拿走了。但最糟糕的是，契卡下令要求她腾出其中一间房间，现在全家人都挤在两个小房间里。她非常担心，生怕一个契卡或红军被分配到空房里。她说：“当我们得知这个房间要分给一个美国人时，我们都松了口气。我们希望你能长期留在这里。”
在那之前，我还没怎么与实际上因革命而受苦的被剥夺的资产阶级进行过个人接触。我遇到的几个中产阶级家庭都过得很好，这让我感到惊讶。在彼得格勒，我在沙托夫家里认识的一位化学家过着非常昂贵的生活。苏联当局允许他经营他的工厂，他向政府提供化学品的成本远低于政府制造化学品的成本。他支付给工人较高的工资并为他们提供口粮。有一次，我被药剂师的家人邀请去吃晚饭。我发现他们住在一套豪华公寓里，里面有许多贵重物品和艺术珍品。女主人，药剂师的妻子，穿着华丽的礼服，戴着昂贵的项链。晚餐极尽奢侈，并饰有大量精美的锦缎亚麻布。它一定花费了几十万卢布，这在1920年的俄罗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让我惊讶的是，彼得格勒几乎每个人都认识这位化学家，也熟悉他的生活方式。但我得知，苏联政府需要他，因此允许他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有一次我对他表示惊讶，布尔什维克没有没收他的财富。他向我保证，他并不是唯一一个保持着以前状态的资产阶级。他说：“资产阶级并没有消亡；可以说，为了进行痛苦的手术，它只是被麻醉了一段时间。但它已经开始从麻醉药的作用中恢复了，很快就会完全康复。只需要多一点时间就可以了。”在哈尔科夫房间拜访我的那位女士的过得就不如彼得格勒的化学家好了。她是席卷俄罗斯的革命风暴留下的残骸的一部分。
在乌克兰首都逗留期间，我遇到了一些有趣的专业人士，其中包括一位刚从顿涅茨盆地回来的工程师和一位在苏维埃地方局工作的妇女。两人都是有教养的人，并关心着俄罗斯的命运。我们讨论了季诺维也夫的访问。他们证实了我之前听说的故事。季诺维也夫谴责他的同志们对资产阶级的松懈，并批评他们不压制交易。季诺维也夫一离开，契卡就开始了不分青红皂白的袭击，资产阶级成员几乎失去了他们所拥有的最后的东西。据工程师说，最悲惨的部分是工人们并没有从这种袭击中受益。没有人知道被没收的东西去了哪里——它们就这样消失了。工程师和苏维埃女雇员都非常担心思想观念的退化。这位女士说，俄罗斯人曾经认为茅舍和宫殿同样是错误的，应该被废除。他们从来没有想过，革命的目的只是为了造成财产转移，让富人住进茅屋，穷人住进宫殿。工人也没有住进宫殿。他们只得被迫相信这就是革命的作用。事实上，群众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但现在他们并不孤单：他们和他们想要摧毁的阶级在一起。
这位土木工程师是苏维埃政府派往顿涅茨盆地为工人建房屋的，我很高兴有机会向他了解那里的情况。共产党的报纸对如火如荼的煤炭生产大肆报道，官方计算称该国将为即将到来的冬季提供足够的煤炭。工程师告诉我，事实上，顿涅茨矿井的状况非常糟糕。矿工们像牲口一样被管理。他们得到的口粮数量极少，几乎赤脚，被迫站在脚踝那么深的水中干活。由于这种情况，煤炭产量非常少。“我是受命调查这一情况并报告我们调查发现的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工程师说：“我们的调查结果并不乐观。我们知道，如实陈述我们的调查结果是危险的：这可能导致我们直接被契卡逮捕契卡逮捕。但是我们认为莫斯科必须直面事实。政委系统，布尔什维克的低效，还有令人无力的国家机器，这些使得我们几乎无法在盆地开展建设性工作，这将是一场惨淡的失败”。
在革命的时候像俄罗斯这样一个工业如此不发达的国家，能避免这种情况吗？我质疑道。毕竟革命正受到国内外资产阶级的攻击。迫切需要防御而无力进行建设性工作。工程师对我的观点嗤之以鼻。他声称，俄罗斯资产阶级很弱，几乎无法进行抵抗（*这种说法并不靠谱，1920年8月俄国仍有大量的白军破坏者，高尔察克政权也还在跟布尔什维克争夺西伯利亚的控制权）。它在数量上微不足道，而且良心不安。布尔什维克的恐怖主义既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而主要是后者（指革命恐怖）使建设性努力陷入瘫痪。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多年来一直活跃在俄罗斯的解放运动（指反对沙皇）和革命运动中，资产阶级成员因此更加接近群众。当伟大的日子到来时，资产阶级措手不及，宁愿放弃也不反抗（*这属于是胡扯了）。它对革命的震惊程度超过了俄罗斯的任何其他阶级。它毫无准备，直到今天还在忍受。布尔什维克所声称的，俄罗斯资产阶级是对革命的积极威胁，这一点并不真实。
有人建议我去见工农监察部的部长，这个职位是由一位女性担任的，她曾是契卡的军官，据说非常严厉，甚至残忍，但效率很高。有人告诉我，她可以为我提供许多有价值的材料，并让我参观监狱和劳改营。在我参观工农检查所时，我发现负责人一开始并不热情。她无视了我的证件，显然对季诺维也夫的签名不感兴趣。不一会儿，一个男人从里面的办公室里走了出来。他正是德边科（Pavel Dybenko *作为法官参加了对图哈切夫斯基的审判，大搞贪污，包下一阵座岛来打猎，用红军经费开淫趴），一名红军高级军官，他告诉我，他从亚历山德拉·柯伦泰（Alexandra Mikhailovna Kollontai）那里听说过我，他称柯伦泰为自己的妻子。他答应我会拿到所有可用的材料，并要求我当天晚些时候再回来。当我再次打电话时，我发现这位女士变得和蔼可亲得多，愿意向我提供有关她部门活动的信息。后者似乎是为了打击日益严重的破坏和腐败而成立的。这是契卡职责的一部分，但人们发现有必要建立一个新的部门来检查和纠正滥用职权行为。“该法院将处理这些案件”该女子说；“例如，我们现在正在调查被错误定罪或被判过重刑罚的囚犯的投诉。”她答应让我们获得检查刑罚机构的许可，几天后，考察团的几名成员获得了机会。
首先我们参观了哈尔科夫主要的劳改营。我们发现一些囚犯在院子里干活，挖掘新的下水道。这是有必要的，因为整个地方都充满了令人作呕的气味。监狱大楼被分成了好几个房间，每个房间都人满为患。其中一个隔间被称为“投机者公寓”，尽管里面几乎所有的囚犯都抗议被分进这个分类。他们看起来又穷又饿，每个人都急于向我们讲述他的悲惨故事，显然以为我们是官方调查员。在其中一个走廊里，我们发现了几名共产党员，他们被指控进行破坏活动。显然，苏维埃政府并没有对自己人手下留情。
营地里有在波兰前线被俘的白军军官，还有被以各种罪名关押的农民。他们呈现出一幅可怜的景象，因为没有长凳而坐在地板上，一群可悲的人，困惑不已，无法理解发生在他们身上使得他们沦落至此的事。
一千多名身体健全的人被关在劳改营里，对社会没有任何贡献，需要大量官员看守和看护他们。然而俄罗斯急需劳动力。在我看来，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浪费。
后来我们参观了监狱。门口一群愤怒的暴徒打着手势，大喊大叫。我了解到囚犯亲属每周带来的包裹当天早上被监狱当局拒收了。有些人千里迢迢赶来，为被捕的丈夫和兄弟花光了最后的钱买食物。他们很疯狂。我们的陪同人员，即该局的女负责人，答应调查此事。我们在这座大监狱里转了一圈，见识了这幅人类的苦难与绝望的景象。被判死刑的人被单独关押。几天来，他们的表情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他们的眼睛里充满了对令人痛苦的对未知的恐惧，害怕随时被叫去面对死亡。哈尔科夫的朋友要求我们在监狱里寻找一位年轻女子。为了避免引起注意，我们只在监狱的各个地方用眼睛寻找她，直到我们看到有人对上了她的描述。她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政治犯。她告诉我们，监狱条件很差。长时间的绝食，才迫使当局更加体面地对待政治犯，并在白天让死刑犯的大门敞开，以便他们能够从其他囚犯那里得到一点欢悦和安慰。她讲述了许多人被不公正逮捕的故事，并指了指一名被当成马赫诺间谍的愚钝老农妇，她被作为死刑犯单独关押，这一指控显然是有误会。
监狱制度非常严格。除其他事项外，禁止囚犯爬上窗户或向院子里看。因为我们，一名囚犯因违反该规则而被枪杀。他听到下面街道上有一些噪音，出于好奇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爬上了牢房的窗台。院子里的哨兵没有发出任何警告。他开枪，将该男子打成重伤。我们从囚犯那里听到了许多类似的不近人情和虐待的事情。在进城的路上，我对监狱里的恶劣条件表示惊讶。我对我们的向导说，如果西方世界了解社会主义俄国囚犯的生活条件和待遇，那将引起严重的丑闻。我想，没有什么可以证明这种暴行是合理的。但工农检查院主席不为所动。“我们生活在一个革命时期，”她回答道。“这些是没办法的事。”但她答应调查我们向她指出的一些极端不公正的案件。我不相信革命是造成现存恶行的原因。如果革命真的必须支持如此多的暴行和犯罪，那么革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在哈尔科夫的第一周结束时，我回到了教育部，来取资料。令我惊讶的是，我发现他们什么都没准备。我被告知主席不在，并再次向我保证会在我们出发前把他们之前承诺的数据收集并准备好。然后我就被介绍给某学校实验部的负责人。他告诉我，正在开发一些有趣的教育方法，但我发现他既愚蠢又迟钝。他无法告诉我任何新方法，但他愿意找一位介绍员来向我解释。于是派了一个信使，但很快信使就回来了，说老师们正忙着给全班同学演示，不能来。这位负责人勃然大怒。“他必须来，这个布尔乔亚正在像所有其他自由派知识分子一样破坏革命，他们都应该被枪决。没有他们，我们也能过得很好。”他是那种思想狭隘、狂热、的迫害狂式共产党人，他们对革命的危害比任何反革命分子都大。
在哈尔科夫逗留期间我们也有时间参观了一些工厂。在一家制犁厂，我们发现一个大阁楼堆满了成品。令我吃惊的是，这些犁并没有被投入农场使用，而是留在厂里。“我们正在等待莫斯科的订单，”经理解释道，“这是一份紧急订单，他们威胁我们，如果货物不能在六周内准备好装运，我们就会因破坏行为而被逮捕。而那是六个月前的事了，现在正如你所见，犁还在这里。农民非常需要它们，我们也需要他们的面包。但我们不能交换。我们必须等待莫斯科的订单。”
我想起季诺维也夫在我们第一次会面时说过的话，他说彼得格勒缺乏燃料，尽管离该市不到一百俄里的地方就有足以供应几乎半个国家的燃料。当时我建议召集彼得格勒的工人将燃料运往该市。季诺维也夫认为这种想法非常天真。“如果我们在彼得格勒批准这样的事情，”他说，“其他城市也会提出同样的要求。这将产生公共竞争，这是一种资产阶级制度。这将干扰我们的国有化和集中指令经济。”这就是最高原则，因此哈尔科夫工人缺乏面包，直到莫斯科下令将犁送到农民手中。国家机器的权威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石。
离开哈尔科夫前几天，我再次拜访了教育委员会，但还是没有找到其主席。令我惊愕的是，我被告知我不会收到任何材料，因为乌克兰已决定成立自己的博物馆，而主席已前往基辅去组织建立该博物馆。我对一个身居共产党高位的人对我们实施的可悲欺骗感到愤慨。乌克兰当然有权拥有自己的博物馆，但为什么如此欺骗我们浪费考察团的宝贵时间。
几天后，这一事件的后续发生了，当时我们的秘书匆忙到来，他告诉我们必须立即并尽可能安静地离开哈尔科夫，因为当地党的执行委员会决定阻止我们携带乌克兰的统计材料。于是，我们赶紧离开，以保存我们已经收集到的东西。我们知道，如果这些材料留在哈尔科夫，它们就会丢失，而且乌克兰独立博物馆将在接下来几年里只存在于纸面计划中。
出发前，我们安排了与当地朋友的最后一次会议。我们觉得我们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会上详细讨论了警钟联盟（Nabat）联合会的工作。南方的无政府主义总会是根据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的经验建立的，坚信有必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机构来使他们的工作更加有效。他们不想死，而想为革命而活。俄罗斯的无政府主义者似乎分为几个派别，其中大多数派别人都很少，对俄罗斯事态的进展几乎没有实际影响。他们无法在工人队伍中长期占据一席之地。因此，乌克兰的无政府主义者决定组成一个大联合会来坚实地，不仅对抗侵略者和反革命，还要对抗共产党的迫害。
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警钟联盟得以覆盖南方大部分地区，与工农群众的生活有了密切的联系。乌克兰政府的频繁更迭最终迫使无政府主义者藏匿起来，布尔什维克的无情迫害已经出去了他们队伍中最活跃的工作者。但联合会仍然在人民中扎根。这个小团体一直处于危险之中，但它仍在积极地继续其教育和宣传工作。
哈尔科夫无政府主义者显然对我们在俄罗斯的出现抱有很高的期望。他们希望亚历山大·伯克曼和我能加入他们的工作。我们已经在俄罗斯呆了七个月了，但尚未直接参任何无政府主义运动。我能感受到同志们的失望和不耐烦。他们渴望我们至少应该让欧洲和美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了解俄罗斯正在发生的事情，特别是对左翼革命者的残酷迫害。我很能理解乌克兰朋友的态度。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们遭受了很多苦难：他们目睹了对革命的希望的破灭，俄罗斯在布尔什维克国家机器的治下四分五裂。但我却无法满足他们的愿望。我仍然对布尔什维克有一线希望，相信他们作为革命者的诚意与正直。而且，我觉得只要俄罗斯还受到外部攻击，我就不能对他过加指责。我不会给反革命递刀子。因此，我不得不保持沉默，并与组织起来的革命捍卫者，布尔什维克保持一致。但我的俄罗斯朋友对这种观点嗤之以鼻。他们说，我把共产党和革命混为一谈了。相反，他们反对，甚至敌视（布尔什维克）。根据警钟联盟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说法，共产党的国家机器对革命是致命的。
在出发前几个小时内，我们收到了机密信息，马赫诺想让亚历山大·伯克曼和我去拜访他。他希望让我们看看他的处境，并通过我们展示在世界无政府主义运动前。他希望让人们广泛了解他不是布尔什维克宣称的强盗、犹太人阴谋家和反革命分子。他把一切献给革命，并自认为是在为人民的利益服务。
去见我们这一代的斯捷潘·拉辛（Stenka Rasin）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但我们对博物馆承诺过，而且不愿背叛考察团其他成员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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