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爱玛·戈德曼 -> 《我在俄国的两年(我对俄国的幻灭)》(1923)

最后十二章的前言



  文学的历史上不乏有书籍受到删改,整个章节被删除或改变得面目全非的情况。但我相信,很少有作品在出版时遗漏了超过三分之一的内容,而审稿人却没有意识到这一事实。这种可疑的遗漏发生在了我幸苦完成的关于俄罗斯的作品上。
  那次痛苦的经历也许足以另开一章,但现在,我只想展现事情的基本事实。
  我的手稿在不同时间分两部分发送给最初的购买者。随后,Doubleday, Page & Co.出版社购买了我的作品的版权,但当第一批印刷本送到我手里时,我沮丧地发现,不仅我原来的标题“我在俄罗斯的两年”被改为了“我对俄国的幻灭”,而且最后十二章完全消失了,包括我的后记,至少对我自己来说,那是最重要的部分。
  随后的电报和信件往来,逐渐表明Doubleday, Page & Co已从一个确信我手稿完整性的文学代理那里搞到了我的手稿。由于某种阴谋,我的第二批作品要么从未被送到最初的购买者手中,要么丢失在了他的办公室里。无论如何,这本书出版了,没有人怀疑它的不完整性毫无疑问,它是不完整的。
  本书包含第一版中缺失的章节,为了我自己和我的读者,我真心感激我朋友们的奉献,他们使这期增刊成为可能?他们使得这次材料的增补在法律上成为可能?。
  我手稿的历险也不乏幽默之处,它向批评家们投去了一道特殊的光线。在审阅我作品的近一百名美国评论家中,只有两个人注意到了它的不完整。顺便说一句,其中一位还不是“专职”评论家,而是一名图书管理员。他的行为更像是出于职业敏感和良心的反应。
  有些人从未读过这本书或缺乏智慧能够意识到这本书尚未完成,关注这些人的“批评”就是浪费时间。在所有所谓的“评论”中,只有两条值得考虑,是由真诚而有能力的人撰写的:Henry Alsberg和HL Mencken的评论。
  Alsberg先生认为,我的书目前的书名比我选择的书名更适合其内容。他断言,我的幻灭不仅是对布尔什维克,也在于革命本身。为了支持这一论点,他引用了布哈林的一句话,大意是“没有恐怖、混乱甚至肆意破坏,革命就不可能完成,就像不打破鸡蛋就做不成煎蛋饼一样”。但Alsberg先生似乎没有想到,虽然鸡蛋必须打碎,但如果扔掉蛋黄就制不成蛋饼。这正是共产党对俄国革命所做的事情。他们用布尔什维克主义,更具体地说是列宁主义代替了蛋黄,而就其结果而言-如本书所示,对整个世界而言都是一场彻底的失败。
  Alsberg先生不认为,“不是也同意,不是为了保卫革命而是要保卫仅存文明的急迫需求,迫使布尔什维克使用一切可用武器、恐怖、契卡、压制言论自由和新闻、审查、民兵、劳动军事化、征用农作物,甚至贿赂和腐败。”Alsberg先生显然同意我的观点,即共产党采用了所有这些方法。正如他自己所说,“手段”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结果”——这个结论的证明和演示都包含在我的书中。然而,这种观点的唯一错误——也是最重要的错误——是假设布尔什维克被迫采取上述措施来保卫“仅存的文明”。这种观点是基于对布尔什维主义哲学和实践的完全误解。没有什么比“保存仅存的文明”更远离列宁主义的愿景或意图了。如果Alsberg先生说的是“保卫共产主义专政,维护党的政治专制”,他会更接近事实,我们就在这个问题上完全一致了。我们不能不想到布尔什维克如今继续采取的措施与Alsberg先生所说的“1919年、1920年和1921年的危机存亡时刻”所采取的措施完全相同。
  现在是1924年,军事威胁早已被消灭;内部反革命被镇压;旧资产阶级被消灭了;“危急时刻”已经过去。事实上,俄罗斯正在得到欧洲和亚洲各国政府政治上的承认,而布尔什维克正在邀请国际资本来到他们的国家,正如契切林向世界资本家保证的那样,俄罗斯的自然财富正在“等待开发”。“危急时刻”已经过去,但恐怖、契卡、压制言论和新闻自由以及Alsberg先生列举的所有其他共产主义措施仍在生效。事实上,自列宁去世以来,它们的实施变得更加残酷和野蛮。这到底是为了像Alsberg先生所说的那样“保护仅存的文明”,还是加强日益衰弱的党的专政?
  Alsberg先生指责我相信批评我,说我指望“如果俄国人按照巴枯宁而不是马克思的方式进行革命”,结果将会有所不同,并且更加令人满意。对于这指控,我认罪了。事实上,我不仅相信这种说法;而且我确信这一点。俄国革命——更准确地说,布尔什维克的方法——是一个毫无疑问的负面案例。发生在俄罗斯的事证明了一个政党篡夺了革命群众的职能、一个试图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国家的大政府、一个试图“组织”新生活的独裁政权的致命性。我不需要在这里重复我在最后一章中总结的反思。不幸的是,它们没有出现在我作品的第一版中。否则Alsberg先生写的东西可能就有所不同了。
  Mencken先生在他的评论中认为我是一个“偏见证人”,因为我是一个反对一切政府形式的无政府主义者。然而,我的书的第一部分完全反驳了对我偏见的假设。我还在美国时就捍卫了布尔什维克,在俄罗斯的漫长岁月里,我寻求一切机会与他们合作,协助完成革命建设的伟大任务。尽管我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和反政府主义者,但我并不是指望找到我理想的应许之地才去俄罗斯的。我将布尔什维克视为革命的象征,尽管我们存在分歧,但我仍然渴望与他们合作。然而,如果与生活的实质保持距离意味着人们无法公正地判断事物,那么Mencken先生是对的。一个人不可能经历两年的红色恐怖,一个涉及奴役全体人民、消灭人类和革命的最基本价值观、腐败和管理不善的政权,但仍然保持着Mencken先生所说的冷漠或“公正”。我怀疑即使Mencken先生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他能否做到这点。如果有人能做到这点他还是人吗。
  总之,当前版本中出版的第一版缺少的章节是关于在俄国生活中的一段非常重要的生活。当列宁的新经济政策(NEP)出台时,人们燃起了对美好日子的希望,对逐步废除恐怖和迫害政策的希望。共产党专政似乎倾向于放松对人民思想和生活的束缚。但希望是短暂的。自从列宁去世后,布尔什维克又回到了他们政权最糟糕时期的恐怖之中。专制主义,害怕自己掌控的权力,在血河中寻求安全感。More timely even than in 1922 is my book to-day如今我的书甚至比起1922年还应景。
  1922年,当我关于俄罗斯的第一个系列文章发表时,以及后来我的书出版时,我受到了几乎各个阵营的美国激进分子的猛烈攻击和谴责。但我坚信,布尔什维主义的假面终将被撕下,巨大的骗局终将被揭穿。时间比我预想的还要早。在法国、英国、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和拉丁国家,甚至在美国的最文明的地区,盲信的迷雾正在逐渐消散。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反动性质正在被群众认识到,它的恐怖主义和对非共产主义思想的迫害受到谴责。专制政权的受害者在俄罗斯监狱、天寒地冻的北方集中营和西伯利亚流放地遭受酷刑,正在唤醒全世界进步人士的良知。几乎每个国家都成立了保护和援助在俄罗斯被监禁的政治犯的协会,其目的是确保他们获得解放并在俄罗斯建立思想和言论自由。
  如果我的作品有助于揭示俄罗斯的真实情况,并唤醒世界认识布尔什维主义的真实性质和独裁统治的致命性——无论是法西斯主义还是共产主义——我将平静地忍受敌人或朋友对我的误解和歪曲。我不会后悔创作这部作品所经历的艰辛和精神斗争,如今,在经历了许多沧桑之后,这部作品终于出版了。

艾玛·戈德曼
柏林,192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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