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爱玛·戈德曼 -> 戈尔德曼散文集：无政府主义与其他（1910）
4、监狱的存在：一种社会犯罪及失败
184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牢房的墙上写下了《牧师与魔鬼》这个故事：
“你好，你这矮胖的神父！”魔鬼对牧师说。“谁让你欺骗那些可怜而受蒙蔽的人？你是怎么描绘地狱的折磨的？难道你不知道他们在人间就受尽了地狱的折磨吗？难道你不知道你和国家当权者即是我俗世的代表吗？你们用地狱的苦痛威胁他们，但正是你们让他们承受那些苦痛。难道你不知道吗？好，那么，跟我来！”
“魔鬼抓住牧师的衣领，把他高高拽到空中，带他去工厂，一个铸铁厂。他看到工人来来回回地忙碌，在灼人的温度里辛苦操劳。很快，牧师就受不了粘浊的热气。他流着泪恳求魔鬼，‘让我走！让我离开这地狱！’
“‘噢，我亲爱的朋友，我必须带你看更多的地方。’魔鬼抓着他，把他拖到一个农场。在那里他看到工人们正在打谷。那里的灰尘和热浪让人难以忍受。监工手握皮鞭，毫不留情地鞭打那些因饥饿或劳累倒在地上的人。
“接着牧师被带到这些工人和他们家人居住的棚屋——肮脏，寒冷，呛人，臭不可闻。魔鬼咧嘴笑。他向牧师描述了这些家庭的贫困和困难。
“‘好了，这还不够吗？’他问。好像连他这个魔鬼都同情这些人。上帝虔诚的仆人承受不住了。他无力地举起手乞求，“让我离开这里。真的！这是人间地狱！”
“‘好吧，你看。你仍然向他们宣扬另一个地狱。他们是身体快要死的了人，你却还在精神上折磨他们，摧毁他们。拜托！我要你看另一个地狱——另一个地狱，最糟糕的地狱’。
“他带他去监狱，让他看地牢。地牢里腐臭难闻，躺着奄奄一息的人，虫子在这些人身上爬来爬去，吞噬他们骨瘦如柴的可怜裸体。
“‘脱下你的丝绸衣服，’魔鬼对牧师说道，‘戴上这些可怜人身上沉重的脚镣；躺在冰冷肮脏的地上——然后告诉他们，还有一个地狱等着他们！’
“‘不，不！’牧师回答到，‘我不能想到比这更惨的事情。我请求你，让我离开这里！’
“‘是，这就是地狱。没有比这更糟糕的地狱了。你以前难道不知道吗？难道你不知道你用地狱之景威胁的人们，在他们死前已经身处地狱了吗？’”
50年前，在黑暗俄国一个最恐怖的监狱墙上，写着刚刚讲的这个故事。然而，谁能否认，这个故事依然适用于现今美国的监狱呢？
尽管我们有引以为荣的改革，巨大的社会变革，和影响深远的探索发现，人类却仍然不断地被送到最糟糕的地狱。在那里，为了社会免于被自己所制造的幽灵破坏，他们遭受暴行、侮辱和折磨。
监狱，是在保护社会吗？什么样的人会有这样奇怪的想法？这种想法就像在说传染病能够促进健康一样。
在英国经历了18个月的牢狱之灾后，王尔德写出了一部旷世杰作《瑞丁监狱之歌》：
最坏的事，就像毒草
在监狱中滋生
对人最好的事，在那里
是荒废与凋谢
苍白的苦痛紧锁大门
监护带着绝望 |
社会上始终盛行这种有害的观念，人们没有意识到这种有害的观念不但一无是处，甚至可能带来可怕的结果。
目前为了维持监狱体系，我们每天花费350万美元，每年10亿9万5千美元，而在一个民主国家——这相当于价值7亿5千万美元的小麦和3亿5千万美元的煤炭之合。来自华盛顿的布什纳尔老手估计监狱的花费大约每年在60亿美元；美国著名作家弗兰克·利德斯顿则预计合理的花费大概在50亿美元。这些闻所未闻的、用于维持庞大军队的开支，是用于把人类像野曾一般锁于牢笼。
然而犯罪率仍在不断增长。因此我们得知，美国现在每百万人的犯罪率是20年前的4.5倍。最可怕的是，谋杀是我国最主要的犯罪行为。而非像在南方，主要是抢劫、贪污或强奸。伦敦是芝加哥的五倍大，然而后者每年有118宗罪案，而伦敦只有20起。但是，芝加哥并非犯罪最严重的城市，它在名单上仅仅位列第7位。在位犯罪榜单首列的是四个南方城市，以及旧金山和洛杉机。看到这样的情况，不由得觉得用监狱去保护社会的说法实在有些荒诞。
一般人很难认识到真实的情况，但是当一个组织周密、权力集中的机构，在过度的财政支持下，依然失败之时，即使最愚钝的人也会质疑其存在的必要性。依托“君权神授”或是法律威严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过去几年对于监狱的广泛调查，对监狱动乱的教育和监狱教育确实证明了人们正在认识社会的最底层，发掘造成社会与个人生活之间分歧的原因。
那么，为什么监狱是一项社会犯罪及社会失败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去探讨犯罪的本质及其原因，处理犯罪的方法，以及这些方法在消减社会可怕罪行方面的影响。
首先，犯罪的本质：
哈维洛克·艾利斯将犯罪分为四类：政治犯罪，激情犯罪，精神错乱犯罪，以及偶发性犯罪。他认为政治罪犯是一个多少有些专制的政府试图维持稳定的措施之下的受害者。政治罪犯不一定敌视社会；他只是试图推翻某种本身就反社会的政治制度。除了美国还愚蠢地奉信民主政治不存在政治罪行，世界其他地方都认识到了这一事实。然而，约翰·布朗是政治犯；芝加哥的无政府主者亦是如此；甚至每一个罢工者也是政治犯。因此，霭理斯说，我们时代的政治犯可能是其他时代的英雄。龙勃罗梭称政治犯为人类进步的真正先驱。
“激情罪犯常是一个健康而诚实的人在极大的不公之下为自己争取公义。”
[1]
魏尔在《警察的威胁》一书中引用费拉提的案例。费拉提在一次激情犯罪后，没有得到社会保护，变成了一个醉鬼和累犯，把家庭搞得支离破碎、贫穷不堪。
一个更悲惨的例子是艾奇。在魏特洛克的小说《平衡的流转》中，他是美国最大规模揭露犯罪的受害者。艾奇，比费拉提更甚，他是被周围残忍的人性与强大的法律系统逼得走向犯罪与死亡。艾奇与费拉提的例子即可证明有关犯罪的法律及其相关处理方式是如何破坏我们整个社会生活的。
“精神错乱罪犯更应被视为一个孩子而非罪犯，因为他的智力状况是与婴儿或动物相当的。”
法律已经认识到这点，但只在极少数臭名昭著的案例中，或者凶犯用金钱收买等手段，把自己说成是精神错误。偏执狂的受害者这一身份为人们所接受。但在整个“司法主权”仍然严惩精神错乱的罪行。因而霭理斯引用瑞奇特博士的数据，在德国144个精神错误罪犯中，有106个人被处以严厉的刑罚。
偶发性犯罪“在监狱罪犯中所占比例最大，因为他们是社会福祉的最大威胁”。是什么原因促使一大批人犯罪，宁愿选择可怕的高墙之内的生活而非外面自由的生活？这个原因当然是一个使得受害者无处可逃的铁权，因为大多数被剥削的人热爱自由。
这种可怕的力量隐含于我们残忍的社会与经济设置之中。我并不是否认犯罪的生理或心理因素，但即使一个最优秀的犯罪学家也不能否认社会和经济因素是造成犯罪的最无情和最有害的原因。即使有人天生具有犯罪倾向，这些倾向也是靠我们的社会环境得以滋生。
哈维洛克·艾利斯说，针对人的犯罪与酒价之间，以及针对财产的犯罪与小麦价格之间，均存在紧密联系。他引用奎特利特和拉卡萨涅两人的成果。前者将社会视为犯罪的调节机制，而罪犯则是执行的工具。后者则发现，“社会环境是犯罪的培育机制；罪犯就像细菌一样，只有当它找到介质发酵时才会变得重要。每个社会都有其应得的罪犯。”[2]
最“繁荣”的工业时代使得工人能够赚到足够的钱，维持健康和活力。而这种繁荣，最多不过是一种想象，因为还有成千上万的人不断加入失业大军。从东至西，从南到北，这个巨大的群体寻求工作与食物，而他们找到的不过是济贫院或贫民窟。那些还有零星自尊心的人，宁愿选择公开的反抗和犯罪，也不愿屈于贫穷。
爱德华·卡彭特估计六分之五的可讼罪行涉及侵犯财产；但是这是一个非常低的数字。经过彻底考察，你会发现十分之九的罪行，直间或间接地，可以追溯到我们经济与社会的不平等，制度的残酷剥削与掠夺。尽管罪犯未必能够说清楚，但仍会认识到这一点。
在哈维洛克·艾利斯、龙勃罗梭和其他一些知名学者编著的犯罪哲学著作中提到，罪犯非常敏锐地觉察到是社会迫使他犯罪。一个米兰的小偷告诉克勃罗梭，“我并不是抢劫。我只是从富人那里拿一些他们多余的东西；而且，难道律师和商人不是抢劫吗？”一个谋杀者写到，“考虑到四分之三的社会美德是卑怯的罪行，我认为对富人的攻击会比那些处心积虑的欺诈更光彩。”还有人写道，“我因为偷了半打鸡蛋而被监禁。掠夺了数百万财富的大臣却得到赞赏。可怜的意大利！”一个受过教育的罪犯对达维特先生说道，“社会的法律是为保障有钱、有头脑的人的财富服务，由此剥夺了大多数人的权力与机会。我只是与从我这里夺走本属于我的东西的那些人使用了相似的手段。为什么不惩罚他们，只惩罚我？”同一个人还说到，“宗教掠夺了精神的独立；爱国主义是对这样一个世界的愚昧崇拜，人们为既得利益者牺牲福祉与和平，而土地法在抑制自然需求的同时，向人类最明显的精神法则发动战争。与这些相比，”他总结道，“偷窃是一项光荣的工作。”[3]
确实，这种哲学比社会的法律道德书籍更贴近真实。经济的、政治的、道德的与生理的因素是引发犯罪的细菌，那么，社会该如何应对这种情况呢？
处理犯罪的方法的确有过几次改变，但基本只是停留在理论上。在实际中，社会在处置罪犯上仍保持最原始的动机，即是报复。在神学上来说，即是惩罚；法律或“文明”的方法，则带着威慑或改造的意味。然而，这四种模式都彻底失败了，与之前的黑暗时期相比，我们现在并没有找到更好地处理犯罪的方法。
原始人反击、报复这样的自然冲动，已经过时了。相反，一个缺乏勇气和胆量的文明人将他报复的责任交由一个有组织的机制，并愚蠢地相信国家可以正当地做那些他作为个人已经不再能够做的事情。法律的威严是有道理的；它让自己堕落到和原始冲动一样的水平。它的使命更加“高尚”。确实，法律仍然深陷神学的泥沼，认为惩罚是净化或赎罪的方法。但在法律或社会意义上，法律施行的惩罚，并不仅仅是加诸于罪犯的痛苦的刑罚，也是对其他人的威慑。
然而，什么才是惩罚的真正基石？人必须为所谓自由意付出代价，即是人无论何时都是自由的个体，无论为善或为恶；如何他选择作恶，他就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尽管这个观点早就被抨击，被扔到垃圾堆，但整个政府机器仍每日奉行这样的观点，并将之变成人类生活之中最残酷、最残忍的折磨方式。它能存在的惟一原因在于这样一种残酷的信条：可怕的惩罚越是严酷，其预防犯罪的效果越强。
社会使用最激烈的方法处置罪犯。为什么还是不能阻止犯罪呢？尽管美国实行无罪推论，法律与警察机器带着恐怖统治的色彩，无区别地抓捕、毒打、棒打、欺辱人们，将他们可怜的受害者关在肮脏的收留所，用更加肮脏的语言辱骂他们，进行野蛮的“严刑逼供”。然而犯罪仍在快速增长，而社会正为此付出代价。在另一方面，这几乎是公开的秘密，当不幸的公民受到法律的完全“宽恕”，并以安全为由被藏匿于最可怕的地狱时，他真正的灾难才刚刚开始。与像孩子游戏似的原始报复相比，他每天都在经历非人的待遇，被剥夺了作为人的权利，成为没有意志或情感的机器人，完全依赖他残酷看护人的怜悯。
在美国并没有这样的惩教机构或感化院可以让人们不经折磨而“变成好的人”。这些折磨可能是棍棒伺候，饥寒电击。在这些机构里，异常单调和乏味的监狱生活破坏他们的精神，侮辱他们的人格，消弱他们的意志。在俄亥俄、伊利诺斯、宾夕法尼亚、密苏里及南方，这些恐怖措施越来越明目张胆，甚至影响到监狱以外的社会，而在大多数的监狱仍是基督教的方式占主流。但监狱的高墙很少会透出受害者痛苦的叫喊——狱墙通常很厚，能阻拦声音。由于20世纪的社会还指望着用监狱这种恐怖的存在保护自己，所以监狱不太可能立马被取消。
年复一年，地狱监狱之门回到了那个有着一群瘦弱、畸形而意志消沉的人的世界。他们的前额带着该隐的印迹，他们的希望已经破碎，他们所有的自然意愿被阻碍。只有饥饿和残酷的现实等待着他们，犯罪成为这些人生存的惟一机会。有些人会在监狱里度过半生，这并不令人惊讶。据我所知，一个女人前前后后进出布莱克韦尔岛[4]38次；我在朋友那里认识一个17岁的男孩，他在匹兹堡的监狱长大，从不知道自由的意义。这个男孩的生活轨迹就是从感化院到监狱，直到人生千疮百孔，作为社会报复的受害者死去。这些个体的经历充分证明了监狱作为威慑或改造作用是无效的。
一些善良的人现在为监狱问题寻求新的出路——矫正，使得囚犯能够重新成为正常的人。尽管这值得赞赏，我还是担心这不过是将旧瓶装新酒。如果没有社会的完全重建，人类不可能摆脱犯罪这个癌症。而且，只有社会良心的觉醒才能让刑事机构换上新衣。社会良心已经处于岌岌可危的状况，唤醒它是第一步。尽管是很可悲，但我们需认识到，犯罪只是程度的问题，我们多多少少在精神、生理及社会环境方面都有着犯罪的因子，个体的犯罪行为只是这些犯罪因子集合的产物。
当工人，也就是拿工资的奴隶，反对雇佣囚犯作劳动力时，我们如若寄希望于政府的支持，那就几乎是很荒唐的了。我并不打算讨论这种反对的残酷性，而是仅仅讨论其不可行性。首先，目前，有组织的劳动者反对的主要是风车房。囚犯工作不是一个新的现象；只是剥削他们的是国家，正如个体雇佣者有组织地剥削劳动者一样。国家要么将这些囚犯送去为政府工作，要么就分配给私人工作。29个州想要采用。考虑到欧洲一些国家采用这种方案造成了囚犯过度劳动、虐待囚犯以及大量的贪污，联邦政府和17个州没有采用这种方案。
由艾尔德里奇公司控制的罗德岛可能提供了最糟糕的例子。私人承包商和监狱于1906年7月7日签订了为期五年的劳动合同，并且私人承包商保留在五年之后延长合同权利。合同规定罗德岛及普罗维顿斯监狱将囚犯劳力以低于每人每天25美分的价格卖给了里莱恩&斯特林公司。这个公司是一家规模庞大的囚犯劳力公司，向11个州包括康州、密歇根、印第安纳、内布拉斯加、南达科塔的监狱，以及新纽泽西、印第安纳、伊利诺斯、威斯康辛的感化院出租囚犯劳动力。
我们可以从下列事实中估测出罗德岛这单合同中隐藏的巨额贪污：同样的公司在内布拉斯加支付囚犯劳力每天62.5美分的工资，在田纳西囚犯能从格雷-达得利公司拿到每天1.10美元的工资；在密苏里则从全星公司拿到每天70美分的工资；在西弗吉利亚则从克拉夫特公司拿到每天65美分的工资，在马里兰人衬衫制造商欧彭海姆公司拿到每天55美分的工资。这种区别就反映了其中巨大的贪污。例如，里莱恩&斯特林公司生产一打衬衫，至少要支付给自由劳动力1.2美元，而它只需向罗德岛的囚犯支付30美分。此外，国家并不收取这个公司使用工厂、电力、暖气等的费用，甚至不收税！这是多么大的贪污！
据估计，在这个国家，监狱劳动力每年生产衬衣总价值超过了1千2百万美元。服装制造是一个女性产业，因而首要的影响是大量的女性劳动力被取代。另一个影响是，男性囚犯原本应该学习贸易这类能对他们狱后谋生有所帮助的技艺，却被安置到这样不可能将来依靠它来赚钱的行业里。更严重的是，这些囚犯劳动力大多来自感化院，而感化院可是大言不惭地宣称要将这些人训练成有用的公民。
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雇佣囚犯劳动力的巨大利益会不断地促使承包商剥削囚犯劳力。若这些囚犯不能完成过量的任务，甚至会因此受到惩罚。
对于囚犯狱后不能指望靠这种技艺谋生的另一个指责是，例如印第安纳州，作为现代刑狱的先行者，存在着巨大的挥霍。然而，在1908年出具的关于其“感化作用”的报告，在总共597家感化院，有135家从事锁链制造业，207家生产衬衣，255家从事铸造业。但在所谓的具有感化作用的59种职业中，其中39种是跟农村有关的工作。像其他州一样，印第安纳州确实在培训罪犯在出狱后的谋生技能方面做得非常的专业。她真的安排囚犯制作锁链、衬衣和扫帚。路易斯维尔公司主要是从垄断性利用盲人劳动力的工厂，而且一个释放的囚犯没有希望在这家工厂找到工作。这整件事情就是一出残酷的闹剧。
那么，既然国家能够制度性地挤压这些无助受害者的巨大利益，现在是否未到时机去组织劳动力停止散乱的叫喊，为罪犯争取应有的补偿，甚至让劳动组织为他们发声？通过这样的方式，工人能够消除那些细菌，让囚犯能够获得劳动的利益。我说过，成千上万的罪犯，没有竞争力、没有生意，也没谋生的方式，最后还是重返犯罪之路。监狱生活把他们变成了反社会的人，而他们出狱后遭遇的闭门羹并不会减轻他们的苦痛。不可避免的后果是，他们聚成一个无赖与骗子的群体，侦探和警察根本不愿意管理。因而劳工组织，因为其愚蠢地反对监狱工作，也断了自己的后路。它掀起了无益的怒气，阻碍了经济的改善。如果工人想避免这样的结果，他应该坚持罪犯工作的权力，他应该将其视为兄弟同侪，让他们加入组织，然后在他的帮助下一起反抗剥削他们的制度。
最后，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酷刑以及一锤定音的审判存在的不足。有人认为应该给予一个人改过自新的机会，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也为这一目标的实现积极努力。但是，当一个坐了十年、十五年、甚至二十年的监狱之后，他该怎么开始新的生活呢？对自由与机会的希望是人生惟一的动力，对囚犯来说更是如此。社会在他身上犯的过错已经足够久了，应该允许他能够有重获新生的机会。我对此并不感到乐观，除非滋生罪犯的因素被彻底清除。
他的嘴中生出一朵鲜红的，红玫瑰！
他的心中生出一朵洁白
谁能这样说，多少有些奇怪
基督带给他希望的光
朝圣者所受的疾苦
在伟大的教皇眼中绽放。 |
[1] THE CRIMINAL，Havelock Ellis.引自哈维洛克·艾利斯的《罪犯》
[2] THE CRIMINAL，Havelock Ellis.引自哈维洛克·艾利斯的《罪犯》
[3] THE CRIMINAL，Havelock Ellis.引自哈维洛克·艾利斯的《罪犯》
[4] Blackwell’s island，1921年改名为福利岛（Welfare island），1973年改名为罗斯福岛。（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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