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爱玛·戈德曼 -> 戈尔德曼散文集：无政府主义与其他（1910）
爱玛·戈尔德曼简介
布道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一种“行业”，因为没人愿意从事一项似苦工般辛苦、并以行乞告终的“职业”。这种事业的追求者之动机想必是与众不同的，因为它源于灵魂，高于物质。
——乔治·雅各伯·霍利约克 |
在美国公共生活领域中有很多杰出人士，但很少有一个人的名字被提及的次数多于爱玛·戈尔德曼，但实际上她并不为大众所知。媒体给她下了不计其数的定义，大多是误解和诽谤，而奇怪的是，尽管这个圈子不停炮轰，但人们对于这位被诬蔑的理想主义者的理解却在加深，因为真相总会水落石出。事实上，几乎每种新思想的集大成者都会遭遇类似的困境，这也算一点点安慰吧。一国前总统在奥萨沃托米[1]纪念约翰·布朗[2]以示敬意，有什么用？或者，另一国总统为纪念皮埃尔·蒲鲁东[3]参与其雕像的揭幕仪式，向法国人民展示他的生平事迹，将其作为热衷效仿者们的楷模，有什么用？一面纪念崇敬着，一面又把现今活着的约翰·布朗们和蒲鲁东们逼向绝路，又有什么用？尽管伦敦或巴黎的建设者以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4]或路易斯·米歇尔[5]之荣耀来命名街道，但她们的事迹却未被广知，其实在这些人还活着的时候，人们就应该给她们一个公平的交待。像温德尔·菲利普斯和罗伊·葛里森这样的英雄应被后代记住，他们在人类解放的殿堂之中应享有一席之地；但更重要的是和他们同时代的人们在他们都活着的时候应有义务给予他们适当的认可与支持。
传播社会公正之路布满荆棘。暗黑势力费尽心思生怕一丝阳光照进宣传者灰暗的生活。不仅如此，即便是同他并肩作战的同志（实际上，绝大多数时候是最亲密的朋友），也不甚理解这些进步先驱的品性。嫉妒，有时变为仇恨、虚荣和戒备，这都会阻碍他前进并让他内心消沉。在这种情况下，想要不迷失自我，需要有坚不可摧的意志和极大的热情投身于“革命”。有革新想法的人通常进退维谷，一方面既有势力的折磨让他不得不为自己的社会行为承担后果；另一方面，由于缺乏部分同伴的理解，他的行为总被狭隘的视角判别。即使是他最亲密的朋友，都无法理解他有多孤独、多无助，这就是公众眼中杰出人物的悲哀。
尘封的爱玛·戈尔德曼之谜正逐渐消散。她投入的精力推动了无政府主义这样一个小众思想的发展传播，还有她的认真、她的勇气、她的能力，都在渐渐得到人们的理解和认同。
美国学术圈的发展要归功于那些被流放的革命者，而这份人情债从来就没有得到应有的感激。尽管在那个时代无人能懂，但革命者播下的种子现在已硕果累累。他们无数次举起自由的旗帜，使得这个国家充满社会活力。但当时为了能融入美国社会，绝大多数人都被迫放弃了自己在欧洲所受的教育和文化。一般人很难理解，在不丧失个人人格的情况下，接受一种陌生国度的语言、习惯和风俗，需要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能力和毅力。
爱玛·戈尔德曼就是少数成功者之一。这些成功者们完全保留了自己的个性，在美国社会与知识界成为不可或缺的人物。她的生活丰富多彩，充满变数。在她达到自己人生顶峰的同时，也饱尝了生活的苦果。
1869年6月27日，爱玛·戈尔德曼出生于俄罗斯科夫诺省的一个犹太家庭。她的父母当然没有想到他们的孩子在将来会有多么特别的作为。像所有保守父母一样，他们也笃信自己的女儿会成为一个善良虔诚的女人，体面地嫁人生子，晚年尽享儿孙满堂的天伦之乐。像很多普通家庭一样，他们并不知道，他们的孩子有着怎样奇特、热情的灵魂，并终生为之奋斗，最后竟成为划分代际问题的鸿沟。确切地说，在他们生活的那片土地，那个年代，父母和子女间的对立注定了会以最尖锐的形式表达出来，成为不可调和的敌对状态。在父与子的争斗中，特别是父母和女儿们之间，没有妥协，没有示弱，没有休战。自由进步的灵魂是一种不被理解但更不怕阻碍的理想主义，它让年轻人离开父母温暖的臂膀，远离家庭温馨的生活。正是本着相同的精神，作为永不满足的革命理念传播者耶稣也选择了背井离乡。
尽管有反犹太主义的中伤，号称犹太人是先验唯心主义[6]，那么苦难的犹太人在从未被公正明确地认可他们存在的新、旧时代，到底起着什么作用？直到现在，我们才开始察觉，对于犹太理想主义者们在科学、文学和艺术领域的惊人成就，我们亏欠的太多太多。但就算是现在，也几乎没人知道，以色列儿女们在革命运动中所做的贡献。
在库尔兰这个先后被德俄统治、小而恬静的地方，爱玛度过了她的童年生活，也是在这里，她父亲负责管理政府官员的出行。那时的库尔兰省充盈着德式氛围，甚至这一波罗的海省份的俄政府官员也招募了德国贵族青年。德国的童话和传说中有很多是库尔兰地区英勇骑士们神乎其神的事迹，这吸引了大部分年轻人的兴趣。但美好恬静的时光过得总是很快，成长的孩童心灵正被生活的阴云笼罩。爱玛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在心中埋下了坚定反抗压迫的种子。她很早就认清了国家政权的美丑：她曾亲眼看见自己的父亲被信奉天主教的官僚骚扰和迫害，被诽谤为可鄙的官员和该死的犹太人。强制服役的残酷场景也常常在她眼前上演；作为一大家子唯一支柱的年轻人，被残忍地拖去兵营过着悲惨的军队生活。耳边是可怜农妇的啜泣，眼里是为人不齿的场景，官员收受贿赂免除富人兵役，而牺牲穷人的性命。她对于女工们所遭受的不公待遇感到愤慨，她们被主人虐待、剥削，她们任由军团士官处置，被当做性奴隶。那些可怜人怀上了体面之士的孩子，最后却遭到驱赶，以至于戈尔德曼的家成了她们常去的避难所。这个小女孩，怜悯之心不断触动，私下从父母抽屉里拿出硬币悄悄塞到这些不幸女人的手里。至此，爱玛最让人惊叹的品质——对于弱者的同情——在其幼年时期便有体现。
在7岁的时候，小爱玛被父母送到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7]的外婆家，伊曼努尔·康德曾住在这里。除了偶尔的中断，她在那儿待到了13岁。头几年，这个地方并没有给她带来快乐童年的回忆。实际上，她祖母很平易近人，但里的姑妈们却比较实际而不单单讲道理，所以经常要求爱玛必须听话。直到她父母搬到这儿来，这种情况才稍有改观，小爱玛才得以摆脱她受欺负的灰姑娘角色。她按时上公立学校，也按当时中产阶级流行的做法有自己的家庭教师，法语和音乐课是最重要的两门课程。这个后来可以翻译易卜生[8]和萧伯纳[9]作品的人，那时曾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德国小姑娘。在文学方面，她最大的偏好就是马丽特[10]的浪漫情愫；她最崇拜善良的露易丝皇后[11]，可拿破仑·波拿巴[12]对露易丝皇后一点也不绅士。如果继续呆在这种环境下，她的将来会如何发展？优越的生活条件是不是也挺不错呢？但命运偏不如此安排。她父母决定在圣彼得堡定居，在万能沙皇的首都开展生计。就是在那儿，小梦想家的命运才发生巨大变化。
1882年正值多事之秋，13岁的爱玛来到了圣彼得堡，整个国家裹挟在独裁者与知识分子的生死较量之中，亚历山大二世[13]就是在几年前下的台，苏菲亚·彼罗夫斯卡娅[14]、热里亚波夫、格里涅维茨基、雷萨科夫、科巴齐彻、米恰洛夫[15]是宣判暴君死刑的英雄赴义者，已登上了不朽的瓦尔哈拉神殿[16]。杰西·赫尔夫曼[17]是唯一一个免于死刑的弑君者，因为怀有身孕，政府才勉强没有将她处决，之后便追随着大批俄裔殉道者来到了西伯利亚军营。在伟大解放战役之中，这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岁月，是一场世界从未见过的自由之战。虚无主义者名声大躁，人们口耳相传，成千上万的民众都热情效仿。整个俄国知识阶层都充满了反叛的思想，革命号角向每家每户吹响，遍及社会各阶层，权贵、百姓、军队、官僚、工人和农民。整个氛围惊恐了皇宫城楼上的炮塔。新思想在年轻的灵魂当中孕育。这时候不存在性别差异，男人与女人并肩作战。俄国女性！难道她从未表现出自我牺牲、忠诚奉献的英雄一面么？屠格涅夫[18]在他的散文诗巨著《门槛》中，就是用“值得尊敬”这个词来形容她的。
来自于柯尼斯堡怀揣梦想的青年人们不可避免地卷入了这场漩涡。要跳出圈子拥有自由思想，意味着惨淡无味、生死未卜的生活。人没必要在年轻时彷徨。充满热忱的青年在那时的俄国并不罕见，幸运的是现在也是如此。由于学习俄语，爱玛很快就与革命学者和新思想有了接触。马丽特在爱玛心中的位置被涅克拉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19]取代了。昔日崇拜善良的露易丝皇后的爱玛，已成为自由主义的热情追随者，像无数有志青年一样，她下定决心终生投入到人类大解放的事业之中。
但这样一来，两代人间的争吵就在所难免了。在她的父母眼中，乌托邦是荒诞不经的新潮思想，他们不明白自己的女儿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他们试图劝说她放弃不切实际的想法，但结果是以每天折磨灵魂的不断争吵告终。当时只有姐姐海伦的理解、支持与爱护从未让爱玛失望，于是三年后她随姐姐迁往美国。即使在黑暗的痛苦时期，爱玛也总能在她忠诚的姐姐那里找到慰藉。
最后爱玛下定决心要实现自己的独立。她看见成千上万的人们加入人民意志社[20]，为人民群众而投身伟大革命，于是她也跟着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她成了一个工厂女工，起初生产围腰，后来生产手套。17岁的爱玛为她可以养活自己而自豪。如果还一直生活在俄国，或许迟早有一天，她也会落得同成千上万人一样的下场，葬身于西伯利亚冰雪之下。她生活新篇章的开始，源于她姐姐移民美国的决定，因为海伦的另一姐妹已在那边安家。于是爱玛央求海伦带她一起过去。她们一同出发前往美国，并且爱玛一路上充满了对这伟大、自由、光辉的共和国的满心期待。
美利坚合众国！多么神奇的字眼！是受奴役阶层的呐喊，是受压迫阶层的应许之地，是一切追求进步之士的目标。在这儿，人类理想可以得到实现：没有沙皇，没有哥萨克骑兵，没有官僚！伟大的共和政体，平等、自由、团结的象征。
在1886年，两姐妹从纽约到罗彻斯特奔波的途中突然醒悟了。很快，或是眨眼间，期望就破灭。在城堡花园[21]的时候，她就受到了打击，对美国美好的憧憬在现实面前如此不堪一击。这里目睹的一切，都让爱玛回想起了童年时期在库尔兰看到的可怕景象。这个伟大国度未来的公民，在船板上遭受了冷漠与羞辱，到了城堡花园，民主官员们对待她们的方式有过之而无不及。让年轻梦想家真正失望的地方在于，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切让她竟有种似然相识之感。这里不只一个沙皇，却有许多；没有哥萨克骑兵，却有拿着大棒的警察；没有沙俄官僚，却有更惨无人道的工厂老板。
爱玛开始在卡森制衣公司工作，薪水是每周2.5美元。那时的工厂没有动力机器，可怜的缝纫女工只得从早到晚靠自己的双脚来踩缝纫轮。这是多么让人殚尽力竭的工作啊！暗无天日的工作环境，高强度的工作时间，沉闷无趣的工作内容，每天这样悄无声息！就是在这儿，在这个自由的国度，她们却不被允许像俄国工人一般在做活儿时能友好地交谈。但对于她们的剥削不仅只在经济方面；可怜的拿薄薪的女工们被监工、老板当做性玩具。如果有人埋怨“上级”的高高在上，那么她很快会发现自己会像工厂丢弃的零件一样被扔在大街上。从来不缺心甘情愿的受害者，因为对于工作而言，总是供过于求。
美国可怕凄凉的小城生活，让本就恶劣的生活条件愈加难以忍受。清教精神连一丁点儿欢愉都要压抑，极度无趣更让灵魂无处消遣；人们也渐渐习惯了没有灵感迸发、没有思想表达的生活。爱玛总觉得自己在这种境遇中快要窒息。她比任何人都渴望有良好的工作环境、真正的友谊，以及互相理解、志趣相投的知己。在精神层面上，她仍住在俄国。不仅不熟悉美国的生活和语言，她过得甚至还不如从前。而在这时，她却遇到一个说俄语的小伙子，两人在愉快的相处中增进了对彼此的了解。终于，她找到一个可以说心里话的人，一个可以替她排遣沉闷和乏味的人。两人的友情逐渐升温，最终喜结连理。
但即便是爱玛·戈尔德曼，也未能摆脱婚姻生活之悲剧，不得不从这段痛苦的经历中吸取教训，合法的夫妻关系意味着依赖和顺从，这一点对于女人尤甚。这次婚姻并没有将她从清教徒式的刻板生活中解放出来，实际上，失去人身自由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他们两人的个性大相径庭，很快就分手了。爱玛便去了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并在那儿找到了一份工厂工作，自己的丈夫也已从视线中消失了。但没想到的是，二十多年后，她的伤心事又被联邦当局重新提起。
活跃在八十年代俄国运动中的革命者们，并不很熟悉社会思想，他们在西欧和美国引起了动荡。他们唯一的活动就是教化人民的思想，终极目标是摧毁暴政。仅从字面上上很难把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彻底看通透。爱玛也完全不知道这些思想的重大意义。
就像四年前在俄国一样，她到达美国的时候也正值社会政治动荡时期。工人们反对恶劣的工作条件而叛乱；支持8小时工作的劳工联合会[22]运动也达高潮，整个国家陷入罢工与镇压冲突的白热化局面。冲突最终演变成反对芝加哥哈维斯特公司、反对残害罢工者、反对不公正判处工人领袖死刑的大罢工，之后便发生了秣市骚乱事件[23]。无政府主义者们经受住了血的洗礼，通过了作为殉道者的考验。资本主义的维护者，未能找到杀害帕森斯、斯派斯、林格、费希尔和恩格尔等人的正当理由。自从阿尔特盖尔德州长公开解释释放三名被监禁的秣市无政府主义者的原因之后，人们就无需再怀疑，1887年的芝加哥曾“合法”谋杀的人实则有五倍之多。
很少有人能领会芝加哥殉道者牺牲的意义，对于更少的统治阶级而言也是一样。通过迫害劳工领袖，他们认为就能遏制启迪世界的新思潮的传播。他们没想到，烈士们的血与泪已经长成革命的种子，不公正的待遇会让更多人走上革命的道路。
在美国，无政府主义两个最杰出的代表是伏尔泰琳·克蕾[24]和爱玛·戈尔德曼。她们一个是美国人，一个俄国人，由于司法不公，都像其他人一样改变了信仰，走上了无政府主义之路。之前她们从不知晓彼此，但都博闻广识，因此正义缺乏的现状让两人的思想融合在一起。
像大多数在美国就业的人一样，爱玛带着惶恐与兴奋参与了芝加哥审判，她也不相信无产阶级领袖会被杀死。但1887年11月11日那天，让她有了很大的改观。她意识到，不能奢望统治阶级的同情，除了名称不一样之外，俄国沙文主义与美国财权政治根本没有区别。她一生都是为了反对罪恶而存在，她向自己郑重发誓一定要加入革命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并投入全部精力去解救拿薄薪的苦工。熠熠生辉的热忱在她的天性中是如此的鲜明突出，她开始熟悉了解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文学作品。她参与公众集会，认识了许多倾向于相信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工人同胞。爱玛听的第一个社会演说家是德国著名的演说家约翰娜·歌瑞尔[25]。在康州的纽黑文，她在生产围裙的工作中也结识了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在这儿，她读到了约翰·莫斯特[26]编写的《自由》，秣市暴乱让她本能站在无政府主义的阵营，通过约翰·莫斯特的文字，她成为了有意识的无政府主义者。之后，她在美国最好的知识分子那里可以找到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及其在各领域的延伸。理论上有约西亚·沃伦、斯蒂芬·珀尔·安德鲁及莱桑德·斯波纳；哲学上有爱默生、梭罗和瓦尔特·惠特曼[27]。
没日没夜的工厂工作拖垮了爱玛的身体，于是她回到罗彻斯特，一直待到1889年的8月，同期她搬到纽约。这段日子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阶段。她已20岁了，脸色苍白憔悴，眼睛炯炯有神、充满活力，那些天她假装自己很快乐。她有一头短发，和传统俄国姑娘一样，挺括的额头一览无余。
这是激进的无政府主义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时代。这运动跌跌撞撞，已横扫全球。尽管有政府严酷的迫害，还是有更多的受难者加入革命行列。宣传算是一件隐蔽性很强的事情。政府的镇压方式让笃信新哲学的信徒们偏向密谋策划。成千上万的受难者深受当局的折磨，被监禁而无所作为。但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对革命事业高涨的热情、自我牺牲与奉献。像彼得·克鲁泡特金[28]、路易斯·米歇尔、利沙·雷克吕[29]等人，这样的启发者所做的贡献，让热心之士充满斗志。
牺牲背弃自由思想、拥护国家与政治的社会主义者们即将分崩离析。在不相容的小宗派中，挣扎是痛苦的，这斗争不仅存在于无政府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还存在于无政府主义者内部。理论基础和个人争论重点的差异导致了冲突与强烈的敌意。德国与奥地利反社会主义的立法机构已经驱逐了成千上万的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迫使他们不得不横跨大洋到美国去寻找庇护。约翰·莫斯特已经失去了他在“帝国议会”的席位，最终只能逃离本土，前往伦敦。在那儿，他积极靠拢无政府主义，最后完全退出了社会民主党。之后，去了美国，在纽约继续发行他《自由》一书，在德国工人中开展了很多活动。
当爱玛1889年来到纽约，她发觉自己与积极的无政府主义者交流有点困难。无政府主义大会几乎是日常例会。在无政府主义的讲台上，她头一次听到的文学家是索洛塔罗夫博士。与约翰·莫斯特的相识，对她日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对这个年轻的灵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充满激情的雄辩，孜孜不倦的精力，还有为了革命事业忍受的种种迫害，这些汇在一起点燃了所有同志的热情。也是在这个时候，她遇上了亚历山大·柏克曼[30]，他的友谊在她整个人生中有重要作用，她作为演说家的才能很快被大众所熟知。热情之火驱使她走向公众视野。在朋友的鼓励下，她开始用德语和犹太语演讲并参加无政府主义大会。之后一场鼓动性的巡回演说让她到了克利夫兰[31]。因为热情与坚定的灵魂，她已将自己全身心投入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宣传之中。她充满热情的生活才刚开始。尽管受过血汗工厂的长期劳苦折磨，这位言辞激烈的演说家同时还作为一位政治鼓吹者活跃着，她参加了许多罢工活动，最轰动的一次是发生在1889年由葛塞德教授和约瑟夫·巴伦德斯发起的制造披风大罢工。
一年后，爱玛作为纽约无政府主义大会的一名代表被选举为执行理事，但之后因为对策略问题的看法上有分歧而被撤销职位。用德语演讲的无政府主义们在那时并未统一思想，大多数人拥护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但一些人始终坚持议会形式。由于在策略问题上的不同意见，1891年同伴们与约翰·莫斯特中断了联系。爱玛·戈尔德曼与亚历山大·柏克曼和其他同伴加入了“自治”小组，其中约瑟夫·扑克特、奥托·林克和克劳斯·提默曼三人起了积极作用。1906年，莫斯特去世，这场激烈的争论才得以告终。
爱玛最大的灵感来源是与旗帜报刊[32]联系密切的俄国革命者。戈登伯格、索洛塔罗夫、撒米特金、米勒、卡恩、诗人厄第斯塔、伊万冯·切维池、海伦的丈夫冯·拉克维乍和人民日报的编辑，还有许多其他幸存的俄国流亡者，都是这个组织的成员。也是在这个时期，爱玛遇到了罗伯特·雷特西尔——这位海涅式的人物对她的成长有很大的影响。通过雷特西尔，她与现代文学大师们相识，他们两人间的友谊一直持续到1898年雷特西尔去世。
美国的工人运动没有演变成芝加哥大屠杀，无政府主义者的牺牲没能给贪图利益的资本主义者带来和平：争取8小时工作制的罢工还在继续，1892年又在匹兹堡爆发了大罢工。而在赫姆斯特德发生的钢铁工人大罢工中，虽然平克顿侦探公司调集了私人军队进行镇压，但最后还是被工人们击败了，这场彻头彻尾的胜利也是刚发生不久的事。[33]这些可怕的事件使战争一触即发，亚历山大·柏克曼已决定为革命事业献身，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劳工团结起来，要给美利坚的那些金钱走狗们实际的教训，但他对有匹兹堡的盖斯勒之称的亨利·弗里克[34]的袭击以失败告终，22岁的年轻人注定像活死人一般在监狱度过22年。多年来，为诛杀暴君高唱赞歌的中产阶级们，现在也已满腔怒火。财团控制下的媒体组织了一系列中伤与诽谤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警察不遗余力地想把爱玛也牵连进亚历山大的案子里来。恐慌的鼓动者最终忍气吞声，沉默了好一阵子。只是当时她在纽约，所以逃过了法律的制裁。九年后，同样的情况，在麦金莱事件期间，让她得以保住自由。那段时期数不清的愚昧、无聊、无耻的记者们试图声讨无政府主义者，那声势根本令人无法想象，只有细读报纸材料，才能知道诽谤和控告的严重程度。在那些日子，爱玛精神上所受的折磨是难以描绘的，资本主义的舆论压力让无政府主义者们还能比较平静地承受，但来自本阵营内部的攻击却让人更加痛苦，难以忍受。柏克曼的行为遭到莫斯特及其来自德国与犹太的追随者们严厉批评，他们对于公众集会和私人会议都有严厉指责与控诉。而爱玛也在各方面都备受折磨，不论是声援柏克曼的行动，还是由于自己的革命运动，她都被骚扰到无处藏身的地步。太过自尊而不愿苟且偷生的她，宁愿在公园过夜也不愿让她的朋友因为她的到来而受牵连或烦恼。而人生知己柏克曼企图自杀的事情，更是让苦难的爱玛雪上加霜。
从那以后，发生了太多变故。柏克曼熬过了宾夕法尼亚的悲惨光景，重新回到了激进无政府主义者的行列，他的精神屹立不倒，灵魂里满是青年热切的理想。这个文艺伙伴成了纽约著名的插画家。不幸的他在自杀未遂之后，便很快离开了美国，随后因为向德国境内走私无政府主义书籍被逮捕并判处八年苦役。在挨过恐怖的监狱生活之后，他便重新投身于革命运动之中，自此，也奠定了其在德国“才华横溢”作家之列的地位。
爱玛为了避免在公园里漂泊不定的生活状态，她被迫转移到第三大道仅供妓女居住的房子里。在那儿，在被我们善良基督教社区抛弃的人群中，她至少还能租一间小房子，在她的缝纫机前找到安稳。站街女比教堂牧师还表现出更多的高尚美德和真切同情。但是人的耐力会被过度的苦难与贫困耗尽。身体无能为力支撑，这位有名的煽动者又搬到“波西米亚共和国”，这个大公寓有这样的美称是因为这里住的大多数人都是波西米亚的无政府主义者。在那儿，爱玛找到了可以帮助她的朋友。贾斯特·施瓦布是德国革命时期最杰出的代表之一，他和索洛塔罗夫博士一同无微不至地照顾这位病人。她还遇到爱德华·布莱德，新的友谊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极为亲密的关系。布莱德是奥地利革命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他结识爱玛的时候，正是在奥地利监狱监禁十年后刚被放出来。
医生诊断的结果是疾病会拖垮身体，建议爱玛离开纽约。于是她去了罗彻斯特，希望在家里可以恢复健康。她父母很多年前已移民美国，定居在罗城。犹太人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家人间牢固的联系，特别是父母对孩子之间，尽管爱玛保守的父母不理解她的理想主义，也不赞成她的生活方式，现在他们还是伸开双臂欢迎孱弱的女儿回家。在父母家中的整顿与休养，还有她挚爱姐姐的支持，对于她充分恢复精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爱玛的一生都孜孜不倦。对理想不懈的努力和不断的追求是她的天性。已浪费了太多宝贵的时间，整装待发是刻不容缓的事情。城市陷入危机的阵痛，无数失业者涌上工业中心的街头。他们饥寒交迫，漂泊在这片土地上，徒劳地寻找着糊口的工作。无政府主义者在失业者和罢工者中大力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于是纽约联合广场爆发了大规模的围裙工大罢工事件。爱玛是受邀演说家之一，她发表了斗志昂扬的演讲，用激烈的言辞描绘了苦工的悲惨生活，并引用了红衣主教曼宁著名的格言：“饥饿是人之常情，饥饿之人有权去索要他周围人的面包。”她以告诫的口吻结束了演讲：“要工作。要是他们不给你工作，去要食物；要是他们连食物都不给，那就抢！”
之后的几天，她去了费城，她在那儿有一场公共演讲。资本主义控制之下的媒体再次提高警惕。若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都被允许可以继续煽动，那么就会有这样的危险，工人们会搞清楚资本家是以何种方式来剥夺他们的快乐与生活！出现这种状况的可能性当然要不惜一切代价制止。纽约的警长伯恩斯收到一个逮捕爱玛的法令。她被费城警方拘捕，在摩亚门森监狱[35]被拘留了，等待伯恩斯下达给探长雅各布斯的引渡文件。这个叫雅各布斯的男人曾向爱玛求婚，当她被遣送回纽约监狱的途中，以他上级伯恩斯警长的名义，提出丰厚的礼金；他最后背叛了工人运动，是爱玛几乎不想碰到的恶人。男人有时候可真蠢！他是有多么地死心眼儿，才会妄想这位甘愿牺牲自我去帮助工人解放的俄国理想家可能会背叛工人运动！
1893年10月，爱玛在纽约罪犯庭审中被指控为煽动暴动的罪魁祸首。“聪明的”法官竟无视12位证人的证词而相信探长雅各布斯一个人的证词。她被判为有罪，在布莱克韦尔岛坐了一年的牢。除开苏拉特夫人[36]不算，自从这个国家建立以来，爱玛是首位作为政治犯被关押在这里的女性。这个“值得尊敬”的社会早已在她身上烙下了耻辱的印记。
在监狱里，她作为监狱病房的护士来打发时间。在这里，她找到了对黑暗中的不幸者们释放人性光辉的机会。两年前，站街姐妹们未曾歧视她并与之同住一屋檐下。在监狱里，她也找机会学英文及其文学；熟知了许多伟大的美国作家。在布雷特·哈特、马克·吐温[37]、沃尔特·怀特曼、梭罗和爱默生那里，她找到了无穷的宝藏。
她在1894年8月离开了布莱克韦尔岛，这时她也长成一位25岁成熟、稳健、智慧的女性。重操旧业，更有经验。人格在苦难中得到升华，她不再觉得自己孤独无助，很多人张开怀抱欢迎她的回归。那段时间在纽约第一大道的50号，贾斯特·斯施瓦布的沙龙是无政府主义者、文学家和波西米亚人的集散地。在他们之间，她同时结识了许多美国无政府主义者，与伏尔泰琳·克蕾、欧文、冯·爱特女士和《警钟》的前编辑戴尔·那穆，还有芝加哥烈士最后遗愿的践行者们结下了深厚友谊。为自由而战的光荣老战友约翰·斯文顿，成为她最忠实的朋友之一。其他阵地如约翰·爱德曼出版的《荒野》，无政府主义无派系人士本杰明·塔克的《解放》，哈利·凯利的《叛乱者》 ，克劳斯·提默曼编著的德国无政府主义刊物《风暴之鸟》，无人能比的天才罗伯特·雷特西尔主编的《武装恶魔》。通过威廉·兰道夫·赫斯特的主要助手亚瑟·布里斯班，她熟知了傅里叶[38]的作品。布里斯班那时候还未卷入政治崩溃的漩涡。他寄给爱玛一封感情充沛的信，还带有他父亲——傅里叶狂热的美国信徒——的传记。
自从从监狱出来后，爱玛在纽约的公众生活中已成为不可或缺的人物。激进分子们都敬佩她的专注、理想与热情。很多人想与她交朋友，有些人甚至试着让她帮助解决细枝末节的困难。所以在莱克索调查[39]期间，经由革命导师玛利亚·路易斯[40]介绍，牧师帕卡哈斯极力引荐爱玛加入加州旧金山警戒会[41]，一起对抗腐败的政治活动。暂且不提爱玛之后有没有接受他的邀请。但值得一说的是，玛利亚·路易斯的确是个颇具影响力的人物。在银币自由铸造[42]活动中，已故的伯杰斯·麦克拉齐——霍姆斯特德罢工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到了纽约，激发当地人参加该活动的热情。他也试图让爱玛加入自己的阵营，但没成功，因为他的名声远不及玛利亚·路易斯这位精神领袖。这全是在莱克索调查中名声大躁的帕卡哈斯推波助澜的结果。
1894年，法国无政府主义运动已达到巅峰。我们法国同胞的红色威胁直接导致了共和国新贵白色恐怖的对抗。怀着兴奋而不安的心情，全世界的无政府主义者都加快了追随这场社会运动的步伐。为了能让自己更好地了解旧世界，爱玛1985年去了欧洲。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巡回演讲后，她去了维也纳，进入当地的一家“综合医院”[43]，为了当好助产护士而做准备。这期间，她研究了社会情况，也找到机会了解了最新的欧洲文学，用极大的热情拜读了豪普特曼、尼采、易卜生、左拉、托马斯·哈代和其他文艺叛逆者的作品。
1896年秋天，她顺道从苏黎世到巴黎的途中回到纽约。解救柏克曼的平反运动正在酝酿之中，残酷判处他22年监禁的事在激进分子中已经引起巨大的愤懑。很显然，宾夕法尼亚赦免委员会在柏克曼的案子上，会看卡内基和弗里克的脸色。因此，这就暗示说接近这些宾洲巨头们的目的并非获得他们的恩泽，而是要求他们不要试图影响赦免委员会做决定。厄内斯特·克罗斯比提出见卡内基的条件是柏克曼否认自己的行为。这显然是异想天开。柏克曼不会为弃绝自己的人格和尊严有负罪感。这些努力换来了他和爱玛友好的关系，之后还加入了厄内斯特·克罗斯比、博尔顿·哈尔和莱纳德·阿伯特的阵营。1897年，她开始第一次巡回演讲，甚至扩大到了加利福利亚。这次巡回让她作为被压迫的代表而声名大振，她的雄辩之才传遍全美。在加利福利亚爱玛和伊萨克一家人成为了朋友，并学着去理解欣赏他们为革命所做的贡献。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伊萨克一家第一次出版了《火把》，并在邮政部的镇压下出版了《无阻社会》。也就是在这时，爱玛遇见了那个伟大的拥护男女平等的元老级人物摩西·哈曼。
美西战争期间[44]，沙文主义[45]风行一时。为了掌控危险的时局，同时为帮古巴同志筹集资金，爱玛和其他人如格瑞、艾斯蒂、帕拉维奇尼、梅林诺、帕楚奇尼和费拉拉等人成了拉丁同胞的一分子。1898年，开展了另一场煽动演讲后，在太平洋沿岸结束。尽管没有坏的结果，但逮捕与指控一次又一次警告这种宣传演讲。
同年11月，这位不知疲倦的鼓说家在英格兰、苏格兰开展了第二次巡回演讲，在参与首届国际无政府主义大会后于巴黎结束演讲。那时正值布尔战争[46]，此外，在2年前的美西战争中曾大肆盛行的侵略主义再次抬头。在英格兰、苏格兰开展活动的很多机会都被爱国暴民中断和破坏。爱玛顺势会见了很多英国同伴和有志青年，如汤姆·曼恩、罗赛蒂姐妹（但丁·加布里尔·罗赛蒂优秀的女儿们）、无政府主义评论刊物《火炬》的出版人。爱玛的毕生愿望之一在此得到了实现：她与彼得·克鲁泡特金、恩里科·马拉特斯塔、尼古拉斯·柴可夫斯基[47]、契尔柯索夫和路易斯·米歇尔这些人结实并成了亲密战友。人类事业中先辈们的作为激励了无数全世界的追随者热情的效仿。他们的生平事迹也激励了无数其他有理想与自我牺牲精神的人们。先辈们，早期年间时的勇气、坚韧的意志，对无政府主义事业胜利的到来充满了迫切希望。
国际的瓦解导致了工人革命运动的的断层，两种社会思潮争论地不可开交。几次国际大会的召开（1889年在巴黎、1892年在苏黎世、1896年在伦敦），产生了势不两立的分歧。社会民主党的大多数人郑重抛弃了他们自由意志主义者的过去而成为政客，成功地排挤了革命的无政府主义的代表。变节的社会主义者米勒兰爬进了内政部，扮演了叛徒的角色。革命者的代表大会被压制，在原计划开会的2天前，代表们被驱散了。但米勒兰并没反对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
然而，叛变者不会得逞。一些代表们成功在巴黎之外的同伴家中秘密召开会议，在这里商讨各种理论与策略。在这些过程中，爱玛起到了中坚作用，值此之际，也与欧洲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很多代表们取得了联系。
由于会议被镇压，在法国的代表们随时都有被驱逐的危险。同时，从美国也传来为柏克曼平反运动失败的消息，这对爱玛是个沉重的打击。1900年，她回到美国，投身到护士行业，同时也积极参与美国方面的宣传。在其他活动中，她组织了大规模的游行集会，反对西班牙政府的恶劣行径，思想渗透到在蒙特惠奇山[48]那儿受折磨的政治犯那里。
当护士的爱玛有很多机会遇到非同寻常、特立独行的人。几乎没人能从这位瘦小的金发女人身上找到“臭名昭著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子，看到的只是一名穿着制服的护士。之后不久她就从欧洲回到了美国，结识了一位名为斯坦德夫人的病人，这位夫人对吗啡上瘾，精神上痛苦不堪。爱玛需要集中精力完成由自己主导的关于《华伦夫人的职业》[49]这本书的翻译。在第三大街，靠近第五大道的地方，是她住处，在这附近连着一条秘密通道，是她干正事的地方。一晚，这位护士要去查病房，突然面对面站着一位粗脖子的丑男人。这个人正是雅各布斯探长，那个两年前害爱玛在费城坐牢的人，那个在回纽约的途中试图劝她背信弃义的那个人。当他无意中碰到他爱慕的人——爱玛时，他脸上露出很难形容的慌乱表情。这个可恶的人突然态度谦逊，努力为自己先前做过的不光彩的事情找借口。雅各布斯是斯坦夫人的“保护者”，是居民与警察的中间人。多年后，雅各布斯作为法院探员之一，由于作伪证而被判罪，在纽约州新新监狱[50]服刑一年。他现在也许被一家私人侦探机构雇佣，呵，体面的社会顶梁柱啊！
1901年，彼得·克鲁泡特金受马萨诸塞州洛厄尔研究所邀请去做一系列关于俄国文学的演讲。这是他第二次来美国巡回讲演，自然，同伴们为了组织的利益都迫切希望他的到来。爱玛开始与克鲁泡特金通信，并顺利得到他的允许，为他准备一系列讲座。她也投入精力组织其他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巡回，主要是查尔斯·莫布雷和约翰·特纳。当然，她也参与到所有活动之中，时刻准备为革命事业奉献时间、能力与热情。
1901年9月6日，麦金莱总统[51]在布法罗被里昂·乔戈什[52]射杀。立刻，针对爱玛这个全国皆知的无政府主义的声讨运动空前浩大。尽管这种指责没有根据，但爱玛和其他优秀的无政府主义者还是在芝加哥被捕，关押了好几个星期并遭遇了最严酷的审问。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在公共领域中，针对一个个人从未有过像这样的穷追猛打。虽然媒体和警察费尽心力证明乔戈什与爱玛有关是徒劳的，但这段经历让她伤了心。她能忍受身体的折磨，能忍受警察的羞辱和恶待，但灵魂的痛苦远不止这些。她感到百无聊赖、缺少理解，并对这些苦痛日子充满了厌恶。组织内部大多数同伴对乔戈什的不理解的态度让她几乎绝望。搅动她内心深处的灵魂，她发表了一篇关于乔戈什的文章，试图解释刺杀行动对社会和个人影响。就像从前在柏克曼的行动之后一样，她现在又无容身之地了；像流浪猫狗一样被到处驱赶。这种可怕的折磨，尤其是同伴的态度，让她不能继续宣传。治愈身心的痛苦在此时显得刻不容缓。1901到1903年之间，她没有重回讲台，而是作为“史密斯女士”过着十分平静的生活。在提升职业技能的同时，她用闲暇时光来研究文学，特别是现代戏剧，她认为这是激进思想与启迪情感最好的传播方式之一。
爱玛·戈尔德曼所遭受的迫害，对她来说还是有一些好处的。因为她的名字比原先更频繁地进入大众视野，同时也更加重要。这位备受中伤的煽动者所受到的恶意骚扰在许多圈子里都引起了强烈的同情。各行各业的人们开始对她的奋斗与思想感兴趣，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理解和赞赏。
到了美国的英国无政府主义者约翰·特纳建议爱玛重新出山。她又积极投身于公共活动，为拥护特纳而组织声势浩大的运动。在麦金莱死后颁布了无政府主义驱逐令，这使他面临被移民当局驱逐出境的危险。
当保罗·奥兰夫和纳兹莫娃夫人到达纽约，让美国人接触到了俄国戏剧艺术，爱玛便成了这项活动的负责人。耐心与毅力让她成功筹集到必要的资金来让俄国艺术家与纽约和芝加哥的戏剧迷们见面。虽然经济收益不是很好，但是这次商业冒险行为还是有很大的艺术价值。作为俄剧院管理人的爱玛有一些不同的经历。奥兰夫只会讲俄语，“史密斯女士”不得不充当他文雅的翻译官。第五大道上神气十足的贵妇们却不知道，在她们每天5点下午茶时间，以轻松方式来讨论哲学、戏剧和文学的可人经理会是曾经“臭名昭著”的爱玛·戈尔德曼。若爱玛有天能写自己的自传，毫无疑问在这特别的经历中，她有很多可以写的轶事。
由于麦金莱死后全国范围的民众暴怒，伊萨克家庭出版的无政府主义周刊被强制叫停。为了填补空白，爱玛、麦克斯·巴齐斯基和其他同伴合作，决定出版月杂来进一步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对人生和文学的影响。《大地》第一版于1906年3月问世，期刊的初期费用由奥兰夫、纳兹莫娃夫人和他们公司从剧院收入中拨出，来支持无政府主义杂志的发行。越过艰难险阻，不知疲惫的宣传者成功地在1906年连续出版了《大地》。在激进报刊出版中很少有这样的成就。
1906年5月，亚历山大·柏克曼最终脱离了宾夕法尼亚的苦海，在那他度过了人生中“最棒”的14年。没人愿意相信他能挺过来。他的自由意味着爱玛14年地狱生活的结束，她事业的重要篇章就此告一段落。
在美国生活的俄国人中，没有哪个地方能爆发如此重要和得到积极响应的俄式革命。俄国革命运动的英雄们，柴可夫斯基、布列什科夫斯卡娅夫人、格什恩和其他到过这个国家人，向深刻理解为自由而战的美国人民寻求帮助使之延续。能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大部分归功于爱玛对这个组织的贡献、奋斗和才华。这让她有机会为她的国家的自由而效力。大家不太了解的是，不论是从道德还是经济层面，保障大部分激进事业获得成功的正是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不关心认可的赞赏，革命事业的召唤让其全身心投入自己的热情、精力与能力。但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不同的体面人，尽管一直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支持与合作摇摆不定，却一直希望独占革命已有的成果。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由于其所在的中产阶级社会中的社会地位，有志成为激进派的他们却忽略了无政府主义运动。
1907年，爱玛作为代表在阿姆斯特丹出席第二次国际无政府主义大会，她积极参与所有进程，并支持组织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国际。和其他与会代表一起，她向大会提交了一份关于美国状况详尽的报告，以下是收录的言论：
“指控无政府主义破坏性大于建设性，并且反对组织的存在，是我们的对手散布的众多假象之一。它混淆了当下我们的‘制度’与‘组织’的概念；所以他们不能理解我们怎样反对前者并支持后者。然而，事实上，二者并不一致。”
“国家通常被认为是组织的最高形式。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国家是真正意义上的组织吗？难道国家不是有意为之用来蒙骗大众的体制吗？”
“工厂也被叫做组织，但事实胜于雄辩。工厂就是富人不断向穷人打劫勒索的工具罢了。”
“我们被告知军队也是一种组织，但一份深入详尽的调查显示，它至少是一种难以驾驭力量的残酷机器。”
“公众的学校！大学和其他学习机构，他们不是为人们提供良好教育机会的典型组织么？目前看来，根本不是！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就是一个实打实的兵营，在这里人类思想被禁锢、臣服于太多社会道德恶魔的说教，以致于让我们这个充满剥削压迫的体制延续下去。”
“我们理解的组织，却是不一样的东西。它主要成立于自由基础之上。一群自然而然、心甘情愿的人们投入精力，追求造福人类的事业。”
“组织成长是和谐的。它有多种形式与色彩，拥有和花朵一样我们所欣赏的一切品质。以此类推，带着共同理想的自由个体组织的活动是为了让社会有更美好的发展，我们把这称为无政府主义。事实上，仅仅无政府主义让符合大众利益的非独裁组织称为可能，因为它废除了个人与阶级间既在的冲突。”
“在当下经济社会利益的冲突导致社会各阶层无情的对抗。这对于共创共和体制形成了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
“有一种错误认知，认为组织不能促进个人自由，反而组织存在意味着个性的衰亡。而在现实中，组织的真正作用便是帮助个人人格的发展和成长。”
“就像动物细胞一样，通过共同合作，所有组织作为一个整体充分发挥其潜在优势；对于个人，通过互助努力，达到自身发展的理想高度。”
“真正意义上的组织不单是不相关联事物的简单结合而已。它必须由自我认知强的、有学识修养的个人组成。事实上，一个组织全部的可能性与活动，代表了个人付出能力的意愿。”
“组织里这样优秀的成员越多，组织的生命力越强，停滞的可能性越小。所以，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无政府主义坚持一个无规则、无恐惧或无惩罚，没有生存压力的组织存在的可能性：一个新的社会组织会结束为生计奔波之人的痛苦；这种原始的折磨侵蚀人格中美好的品质，并加快形成社会问题的无底深渊。总之，无政府主义向一个保障所有个人利益而存在的社会组织努力。”
“这种组织的起源可以在这种形式中找到，像废除集权化、官僚机构和规章制度的贸易联盟，都支持其成员独立与直接的做法。”
1907年阿姆斯特丹大会之后，爱玛·戈尔德曼举办了三次覆盖面颇广的巡回演讲，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由此可见无政府主义理念在美国取得的巨大进展。每次演讲都去新的地方，包括无政府主义没有申诉机会的街区。但最让人最欣慰的是，她不懈的努力使无政府主义文学大卖，她的传播效应是无法衡量的。在这些演讲中，发生了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出其不意地证明了无政府主义思想鼓舞人心的潜力！1908年在旧金山，爱玛的演讲吸引了一个美国军队的士兵威廉·布瓦尔达。这名士兵竟敢参加无政府主义者集会，于是他被这个“自由”国度的军事法庭关押了一年。这种新哲学拥有让人改变信仰的能力，致使政府失去了一名忠诚的士兵，而自由之路多了一个无畏的人。
爱玛作为传播者的重要性体现在，她总能引起一阵波澜，并被认为是当局继续独裁行为的威胁。不难想象为何那时敌人要不遗余力让她不成功。一年前，政府和警察蓄意联合起来镇压她搞的活动，但和之前类似的企图一样都失败了，而且失败得更惨。美国知识分子们不知疲倦地反抗，成功推翻了抵制自由演讲的卑鄙阴谋。另外一个试图置爱玛于死地的机构是华盛顿联邦当局。为了剥夺她作为公民的权利，他们发出命令撤消她丈夫的公民证，而那个男人——那个娶了18岁的爱玛的男人——在过去二十年里一直不知下落，生死未卜。光荣伟大的联邦政府为了达到目的会毫不犹豫、不择手段去做可鄙的事情。但爱玛是否有公民身份对她的生活毫无影响，她可以以一个轻松的心态来承受这一损失。
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有如此强大的人格，通过不懈努力给社会留下深刻影响，他们是那时代最好的代表。米哈伊尔·巴枯宁[53]就是这样的人物。不过在他眼里，理查德·瓦格纳从未写过《艺术与革命》。爱玛和巴枯宁一样，在美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举足轻重。由于她能言善辩、精力充沛、意志坚强，她感化了成千上万的灵魂。
爱玛最显著的品质是对苦难同胞深深的同情和对自己不可动摇的忠实信任。无论敌友，没有一个人可能对她的生活方式强加控制或指手画脚。她宁愿尸骨无存也不愿背信弃义，不愿牺牲拥有自我身心的权利。无政府主义的说教会很容易被社会各阶层宽恕；但爱玛从不仅仅只是宣传新思想，而且始终在践行，这是她犯下的最大也最无法让人宽恕的过错。若她能同大多激进分子一样，把自己的理想仅仅当做智商的点缀；若她能向现行社会妥协，向旧观念和偏见让步，那么即便是她脑袋里最激进的观点或许也会得到人们的谅解。但她严肃对待自己的激进主义，把它们深深融入自己的血液和骨髓，她不仅是引导者还是践行者，这甚至到了让激进的戈兰迪夫人吃惊的地步。爱玛活出了自我，她与官员们周旋，所以对虚伪、伪善者深恶痛绝。
这不仅仅是巧合，意见不一致的作者如皮厄特洛·格瑞和威廉·马里恩·立迪却在爱玛那里找到了共同点。皮厄特洛·格瑞在其编写的《社会问题》一书中，把她描述为“一位用道德感化他人的女子，她用先知般的视角预言了苦难人民新王国的来临；她用哲人般的逻辑和热情剖析了社会顽疾；她用艺术家般的手法描绘了建于平等、团结、自由之上的人类黎明。”
威廉·立迪认为爱玛是“理想之子，她的信仰是一种远见。这种远见是每个有伟大灵魂的人们所共有的。”
害怕自己行为后果的懦夫创造了形而上学的无政府主义字眼，而爱玛太过于真挚和反叛，不能从这无价值的陈词中找到安宁。所以，她是真正意义上纯粹的无政府主义者！她倡导的无政府主义，是以乔西亚·沃恩、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托尔斯泰等人的思想为框架而形成。然而，她也能理解是什么心理原因促使卡斯里尔、布雷士、柏克曼、乔尔戈什等人诉诸于暴力。对于社会斗争的勇士们来说，与黑暗、专制势力正面交锋是一种无上光荣，在伤痕累累、不懈斗争的朋友与同伴中，爱玛也算得上是光荣一员。
伏尔泰琳·克蕾形容1893年被监禁的爱玛：为了解放苦工和压迫者，爱玛唯一的支柱就是自己的精神，这是一种敢于冒险、愿意承担的精神力量！
希波吕忒·哈维尔[54]
1910年11月，于纽约
[1] Osawatomie，美国地名，西经 94º57' 北纬 38º29'，约翰.布朗曾在堪萨斯参与奥萨瓦托米枪杀事件。
[2] John Brown，约翰·布朗（1800—1859），美国废奴主义者，在哈泊斯费里发动武装起义试图用暴力手段强制废除奴隶制度，失败后被逮捕杀害。
[3] Pierre Proudhon，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 (1809—1865)，法国互惠共生论经济学家，也是第一位自称无政府主义者的人。
[4] Mary Wollstonecraft，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1759－1797），英国作家、女权主义者，代表作《女权辩护》。
[5] Louise Michel，路易斯·米歇尔（1830－1905），法国革命家、无政府主义者，巴黎公社的主要成员。
[6] Transcendental Idealism，康德先验唯心论，康德把我们的认识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感性认识阶段、悟性认识阶段与理性认识阶段。这三个阶段逐渐递进。在感性阶段，人依其感官，获得感性直观；在悟性阶段，感性直观上升为表象；对表象的理性加工获得对事物的理性认识。
[7] Konigsberg，原为东普鲁士的首府，旧称“哥尼斯堡/柯尼斯堡”，后来成为俄国的加里宁格勒。
[8] Ibsen，亨利克·约翰·易卜生（1828－1906），是一位影响深远的挪威剧作家，被认为是现代现实主义戏剧的创始人。
[9] Shaw，萧伯纳（1856—1950）爱尔兰剧作家，主张用渐进的方法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反对暴力革命。
[10] E.Marlitt，尤金妮·马丽特（1825 - 1887)，一个受欢迎的德国小说家。
[11] Queen Louise，路易丝·奥古斯特·威廉阿玛利亚(1776—1810)，是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克·威廉三世的妻子。在梯尔西特她会见了法国国王拿破仑一世，她为拿破仑战争后普鲁士的损失争取优惠条件的劝说失败。尽管这样，她依然受臣民爱戴，她与拿破仑的会面让她成为受人尊敬的“民族美德之魂”。在1920年代保守的德国女性成立了女王路易丝联盟，在纳粹的宣传中把它标榜为“德国完美的女性”。
[12] Napoleon Buonaparte，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年)，即拿破仑一世，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
[13] Alexander II，亚历山大二世（1818—1881），俄罗斯帝国皇帝，是俄罗斯历史上与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齐名的皇帝。
[14] Sophia Perovskaia，苏菲亚·彼罗夫斯卡娅(1853—1881)，俄国人民意志社（一个俄国左翼恐怖组织）的一员。在她的帮助下，成功地策划了暗杀俄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活动。
[15] Zheliabov，Grinevitzky，Rissakov，Kibalchitch，Michailov都是参与了暗杀俄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左翼革命党人。
[16] Walhalla，瓦尔哈拉神殿是一座纪念历史上著名人物的名人堂，位于德国巴伐利亚州雷根斯堡以东的多瑙河河畔。
[17] Jessie Helfman，原名Gesya Mirokhovna Gelfman，生卒不详，俄国革命者，人民意志社成员，也参与过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
[18] Turgeniev，屠格涅夫(1818-1883)，俄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诗人和剧作家。
[19] Nekrassov，涅克拉索（1821 - 1877），俄国诗人。Tchernishevsky，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 - 1889），俄国革命家、作家，宣传进步思想。
[20] V NAROD，Narodnaya Volya的简称，人民意志社（Народная воля）是一个俄国左翼恐怖组织，以其成功刺杀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而知名。
[21] Castle Garden，位于美国纽约的曼哈顿岛南端的一个炮台花园，1855年到1890年间，有超过800万移民从这里抵达美国。
[22] the Knights of Labor，当时美国最大、最重要的劳工组织。致力于提高工人的社会和文化地位，反对社会主义和激进主义，要求八小时工作制，并促进制定了共和主义的道德规范。
[23] Haymarket Riot ，秣市暴乱，始于1886年5月1日，以芝加哥为中心，在美国举行了约35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罢工和示威游行，示威者要求改善劳动条件，实行八小时工作制。5月3日芝加哥政府出动警察进行镇压，开枪打死两人，事态扩大，5月4日罢工工人在干草市场广场举行抗议，由于不明身份者向警察投掷炸弹，最终警察开枪导致屠杀发生，先后共有4位工人、7位警察死亡。国际劳动节就是由此而来。
[24] Voltairine de Cleyre，伏尔泰琳·克蕾（1866－1912），美国女性无政府主义者，深受戈尔德曼的敬重。
[25] Johanna Greie，1864年生于德累斯顿，致力于自由思想和社会民主运动，她放弃了在德国成为著名记者的机会，和丈夫来到美国后成为社会主义者报的作家和演说家。
[26] Johann Joseph Most（1846–1906），是研究德国、美国关系的政治家、报纸编辑和演说家。他广为人知的就是概念就是“宣传的行为”。
[27] Emerson爱默生（1803－1882），美国思想家、文学家。 Thoreau梭罗（1817－1862），美国作家、哲学家，有时也被当作无政府主义者。 Walt Whitman沃尔特·惠特曼（1819－1892），美国诗人。他的诗作展现了种族平等主义的观点，曾一度公开呼吁废除奴隶制度，但后视废奴主义运动为对民主的阻碍。
[28] Peter Kropotkin彼得·克鲁泡特金，俄国革命家，无政府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创始人。
[29] Elisee Reclus以利沙·雷克吕（1830～1905），法国地理学家，认为人类可改变居住地以适应自己的目的，作为无政府主义者，曾被两次流放。
[30] Alexander Berkman，亚历山大·柏克曼（1870－1936），二十世纪无政府主义活动的领军人物，生于俄国后移居美国，是爱玛·戈尔德曼的爱人。1891年柏克曼谋划暗杀亨利·克雷·弗里克，藉以作为行动宣传。但是弗里克从这次行动中幸存，而柏克曼被判处14年有期徒刑。他将狱中的经历写成了他的第一本书，《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狱中回忆》。
[31] Cleveland，美国俄亥俄州的首府
[32] ZNAMYA，旗帜，俄罗斯的月刊杂志，成立于1905年俄罗斯人民联盟的主要阵地。该报在在彼得堡发起，发起人是一位极端民族主义的名叫帕维尔的记者。最著名的出版物是1903年8月9月“锡安长老议定书”。
[33] Homestead Strike，the defeat of the Pinkertons，赫姆斯特德大罢工和平克顿私人侦探公司。1892年，卡内基钢铁公司属下位于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大约有五、六千人的公司在赫姆斯特德镇的一家工厂的工会要求增加工资，厂方非但不肯满足，还要降低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二。合同谈不成，工人便酝酿罢工，并且在镇上设立了自己的指挥部。平克顿公司的保镖将负责赶走捣乱的罢工者并担任工厂的保卫。平克顿的保镖先打死了两名工人，伤了十一名；罢工者回击，打死了两名保镖。到上午，又有四名工人命丧枪下，平克顿再死了一个人。到下午时分，平克顿的人顶不住了，于是向工人投降。当他们举着白旗经过的时候，工人及其家属愤怒地朝他们吐唾沫、扔石头。有几个保镖被拖出来痛打了一顿。在当地治安官的干预下，罢工工人才同意放走平克顿的人。这次罢工事件最后以失败告终。
[34] Frick，the Gessler of Pittsburg.有匹兹堡的盖斯勒之称的亨利·弗里克。Henry Clay Frick (1849 –1919)美国工业家、金融家，是弗里克工厂的发起人，也是卡内基钢铁公司的管理人。其鲁莽和缺德的经商方式，被美国人成为“全美最痛恨的CEO”。因赫姆斯特德钢厂罢工流血事件而臭名昭著。
[35] Moyamensing prison，美国费城在1835年建成的监狱。
[36] Mrs. Surratt，玛丽·伊丽莎白·詹金斯·苏拉特（1823 - 1865），是一位曾参与同谋刺杀林肯总统的美国公寓业主。被判死刑后绞死，成为美国联邦政府第一个被处死的女人。
[37] Bret Harte布雷特·哈特 （1836 – 1902）美国作家，曾报道过1860年的村庄大屠杀。 Mark Twain马克·吐温（1835－1910），美国著名作家。
[38] Fourier夏尔·傅立叶（1772 - 1837），法国著名空想社会主义者，他批评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丑恶现象，希望建立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一致的社会主义社会。
[39] Lexow investigation，莱克索调查是迫于牧师帕卡哈斯的压力而展开的，因为他掌握了大量确凿证据。该活动以其负责人纽约州议员克莱恩斯·莱克索的名字而命名，旨在调查纽约市警察腐败问题。
[40] Maria Louise Baldwin ，玛利亚·路易斯(1856.9.13 –1922.9.1)是一位非裔美国教育家和公民领袖，出生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
[41] the Vigilance Committee，旧金山警戒会，成立于1851年，是美国西部一个最成功的义务监察组织，对抗旧金山市出现的猖狂的犯罪和腐败问题。
[42] free silver，美国银币自由铸造活动，19世纪后半叶，随着自给自足农业经济向农业商品经济转变，为提高农产品价格，摆脱沉重的债务负担，美国农场主由硬币主义转向通货膨胀主义，由自由放任主义转向政府干预主义。他们与急于寻求白银市场的银生产者一道发起自由铸银运动，反对单一金本位制，迫使国会先后通过了《白兰德—艾利森法》和《谢尔曼购银法》，致使混乱的货币体系濒临崩溃。为维护币值稳定和企业投资信心，克里夫兰政府废除《谢尔曼购银法》，进一步将以农场主为主体的平民主义运动推向高潮，导致布赖恩民主党的崛起。布赖恩白银党在1896年大选中的失败，标志着自由银运动的衰落。
[43] the ALLGEMEINE KRANKENHAUS，维也纳总医院(AKH) 是奥地利维也纳的大学医学中心，也是当时奥利地乃至欧洲最大的医院。
[44] the Spanish-American war，美西战争是1898年，美国为夺取西班牙属地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而发动的战争，是列强重新瓜分殖民地的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
[45] Chauvinism，沙文主义，原指极端的、不合理的、过分的爱国主义。
[46] Boer War，布尔战争是英国人和布尔人之间为了争夺南非殖民地而展开的战争。荷兰殖民者于17世纪来到南非。他们和葡萄牙、法国殖民者的后裔被称为布尔人。19世纪晚期，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士自由国相继发现世界上最大的钻石矿和金矿。英国殖民者觊觎这些宝藏，于1899年8月与布尔人爆发战争。战争初期，英军在人数上处于劣势，在轻捷灵便的布尔人面前多次遭到失败，随着援军的抵达，英军逐渐掌握主动权。1902年，布尔人被迫投降，两个布尔共和国成为英帝国的一部分。1910年，南非联邦成立。虽然斯穆茨等领袖和英国人合作，但许多布尔人（现在称为南非白人）对英国人仍抱敌对态度。布尔战争同时也触动了贵族阶层，直到1914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World War I）贵族阶层才荡然无存。
[47] Nicholas Tchaikovsky，尼古拉斯.柴可夫斯基（1851-1926）俄国革命者。1868年在圣彼得堡大学期间参与了一个激进学生组织，之后被称为“大宣传社团”。这个组织鼓吹革命社会主义理想，这成为俄国1860-1870年中产阶级主导的民粹派社会意识运动。
[48] Montjuich，蒙特惠奇山是西班牙巴塞罗那市中心西南部的一座山丘，1842年，忠于马德里政府的驻军从此炮击城市，把它充当监狱，常常关押政治犯，直到佛朗哥时期。该城堡也是许多人被处决的地点。在西班牙内战的不同时期，国民党和共和党人都曾被在那里被对手处死。
[49] Mrs Warren's Profession 是萧伯纳在1893年写的戏剧，根据上下文可知，原文中的“BUSINESS”指的是“翻译”这件事，因为在之前，爱玛读了易卜生和萧伯纳的作品，再加上，爱玛说戏剧是最好的传播激进思想的工具，而萧伯纳的这部戏里面的华伦夫人是一位迷人的、有钱的、运营妓院的中年女商人，正好契合她从事“女性主义”研究的话题。
[50] Sing Sing，新新惩教所（Sing Sing Correctional Facility），是美国纽约州矫正与社区安全部所辖的最高设防监狱。新新惩教所位于威斯特彻斯特县奥西宁市哈德逊河岸。
[51] President McKinley，威廉·麦金莱（1834－1901），第25任美国总统。他领导美国在美西战争中击败西班牙，提高关税，保护美国工业，维持金本位制度，反对推行通货膨胀政策，开创了共和党连续执政三十多年的时代。
[52] Leon Czolgosz，里昂·弗兰克·乔戈什（1873 – 1901），刺杀美国总统威廉·麦金莱的凶手。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自称受到了无政府主义者诸如爱玛·戈尔德曼与亚历山大·柏克曼的巨大影响。
[53] Michael Bakunin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者。出生在俄国贵族地主家庭。1849 年曾参加德意志革命，后被捕引渡回国。在被拘禁和流放西伯利亚期间背叛了革命事业。1861 年逃往英国，1864 年加入第一国际。在此期间，他玩弄各种阴谋，企图分裂第一国际，篡夺国际领导权。他的这些伎俩，一再被马克思主义者所戳穿。1872年的国海际牙代表大会上，他指使其党羽搞分裂活动，被大会开除出第一国际。1876年病死于瑞士。
[54] HIPPOLYTE HAVEL，希波吕忒.哈维尔(1871 - 1950)，捷克无政府主义者，是爱玛.戈尔德曼亲密战友。青年时期，他由于陷入奥匈帝国的无政府主义活动，而被囚禁，但最后成功逃到伦敦，也就是在这里，他遇到了爱玛，之后她随爱玛去了美国。1900年9月，他陪同爱玛参加了伦法国巴黎“国际反议会制度大会”。同时，哈维尔也是多个无政府主义刊物的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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