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经济力量的剥离

　　新帝国主义之所以成为新帝国主义，就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的产物。^[7]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其所有的经济行为人，不论是生产者还是剥削者，都要依靠市场来满足其最基本的需要。在这种制度下，生产者与剥削者之间的阶级关系——特别是资本家与工薪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也同样需要市场调节。这与非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中，直接生产者获得生产资料的途径，特别是获得土地的途径，是“非市场”性的，并因此避开了市场的力量，而剥削者则依仗特权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剩余劳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剥削者与生产者双方对市场的依赖性意味着他们要受制于竞争、资本积累和不断提高的劳动生产率等法则的强制；以竞争性生产为生存基本条件的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正是受这些强制性法则的驱动。其结果便是在形成诸多其他事物的同时，也形成了一种特色鲜明的政治经济关系，而也正是这种关系对阶级关系和帝国主义扩张产生了种种影响。

经济与政治力量

　　在非资本主义的阶级社会中，要辨别力量核心通常并不困难。弄清楚军事与政治强制的根源，一般也就找到了经济力量的根源。统治阶级的经济力量依靠超经济力量的强制，他们依仗其优势的强制力量，政治、军事及特权，榨取剩余劳动，特别是从农民手中榨取剩余劳动。这些农民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薪劳动者，尚拥有生产资料，或是作为地主，或是作为佃户。而资本主义则不同，它在这方面有别于其他所有的阶级社会。比如说，资本家不像封建领主，一般不需要直接控制军事的或政治的强制力量来压榨他们的工人，因为工人是无产的，不直接掌握生产资料，为了工作和生活，只能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换取工资。

　　毫无疑问，资本家完全依靠国家强制来支撑他们的经济权力，加强对财产的控制，确保社会秩序与环境有利于资本积累。但是，资本家的剥削权力与国家强制之间有着或多或少的明显区分。在资本主义社会，可以既推行普选权而又不从根本上威胁资本家的经济权力，因为这种经济权力不需要政治权利上的垄断。

　　甚至可以认为只有资本主义才具有明显的“经济”领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经济权力分离于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同时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市场”才具有自身的力量，作用于包括资本家和工人的所有人，作用于对竞争、资本积累和利润最大化的某些非人格的系统化需求。因为所有的经济行为人都依靠市场来获取他们所需的一切，他们为了生存必须迎合市场的要求，无法顾忌他人自身的需求。

　　资本主义的“纯经济”剥削模式，即生活的日益商品化，由市场的非人格化“规则”所决定的社会关系规范，创造了一种正式从政治领域分离出来的经济。而这枚硬币的另一面则是：政治本身作为一个正式独立的范畴而存在。尽管主权领土国家并非资本主义的产物，但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与政治的明显分离，创造了一种比非资本主义制度下更易明确地定义且更加完整的领土主权。同时，一度曾归于国家行政或共同体管理范畴的许多社会功能现在也完全归附于经济。当然，这种功能的转移最明显地表现在生产和分配的组织上。然而，随着社会生活越来越受到经济规律的调整，它的种种要求在重塑着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包括商品与服务的生产和流通，而且包括资源的分配，劳动力配置与对时间本身的组织安排。

　　资本主义社会的强制不仅是通过强势力量人为地、直接地实施，而且也通过市场的强制手段间接地、非人为地实现。统治阶级在国家的帮助下，能够并且当然要操纵那些强制手段以牟取私利，但却很难说它们来自某一种特定的权力。

　　资本确乎需要国家强制的支持，同时国家权力本身也受到资本的蚕食，或至少看起来是这样。诸多的社会功能从政治控制或共同体监控中脱离出来，并置于资本的直接控制之下，或者服从于非人格化的市场规律。表面上，尽管一种经济形态的出现也意味着一个独立的政治领域的出现，该领域似乎被削弱了，人们的生活偏离了其原来的轨道，但这无疑也意味着日常生活的大部分，即那些经济范畴内的部分，不再受民主责任的约束。

　　这种经济力量从直接强制中脱离出来的最重要后果之一，便是资本的经济霸权可以扩展到远远超越直接政治控制的界限。资本主义之所以有别于所有其他的社会形态，就在于它以纯经济的手段扩大自己势力范围的能力，事实上，资本残酷无情地自我扩张的能力就在于这种独特的能力，它不仅适用于资本家与劳动者的阶级关系，也适用于帝国与属国之间的关系。

　　我们已经注意到，与非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相比，资本具有不需要直接的政治统治或司法特权而仅以纯经济手段控制劳动力的能力。非资本家阶级的经济力量仅能伸展到其超经济力量所及的范围，伸展到其政治、军事及司法力量所控制的范围；而不论事实上生产出了多少剩余产品，剥削阶级的积累也仅限于其超经济力量有能力从直接生产者手中榨取的范围。非资本帝国主义与资本帝国主义之间有着类别上的不同。传统的殖民帝国通过“超经济”的强制手段，通过军事征服和经常的直接政治统治来控制其领土及属国。而资本帝国主义则能够通过经济手段来实施其统治，如操纵市场力量，包括以债务为武器。

　　面对这样的统治方式，国家的作用仍至关重要，详情将在后面讨论。但经济与政治控制的分离使政权与经济力量之间产生了一种非常复杂的关系。这一点不可避免地成为影响对统治的反抗和阶级斗争的重要因素之一。自社会主义反抗运动出现以来，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政治的独特关系就为反对资本主义的运动提出了一个问题。比如，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现代革命并未发生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发生在这样一些社会：政府充当直接剥削者的角色，从而成为明确无误的攻击目标。随着资本主义发展为成熟的工业资本主义，阶级斗争越来越趋向于集中在工作场所，而“产业的”的与“政治的”斗争也日趋分离。

　　此外，虽然在民族经济与民族国家之间有着某种程度的联系，但对资本力量构成的挑战的可能性不论是在工作场所还是在国家的集中层面上都显然存在着。至少，政府会受到来自有组织的反对派，特别是劳工运动的压力，从而采用相应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资本主义的最坏影响。政治与经济范畴之间的劳动分工甚至会有利于从属阶级，对国家内部阶级力量的平衡或许会向着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方向倾斜，因此国家即使仍处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控制之中，它仍能够发挥更为有利于工人阶级的作用。人们过去甚至希望，夺取政权会使得更彻底的社会变革——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成为可能。

　　但在今天看来，这些可能性几乎根本就不存在。首先，经济力量与政治力量的分离在当今“全球化”经济中似乎是一个较之从前更重大的并且可能是不可逾越的问题。跨国资本似乎逃脱了民族国家的管理范围，资本的力量似乎更加分散，找出并挑战资本主义的力量中心显然更加困难——它似乎无处不在，却又处处不在。

　　然而，表面现象可能更具欺骗性。本书的主题是：国家在当今全球资本主义环境下，甚至或许可以说特别是在当今的全球资本主义环境下，是资本主义力量的最集中体现，且资本帝国所依赖的正是一个多元国家体系。

民族国家正在衰落吗？

　　让我们首先从这个假设谈起，全球资本主义之所以成为全球资本主义，不仅因为它是全球的，更重要的是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的。我们所以能够把这些问题与“全球化”联系起来，如社会不公，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民主短缺”，生态恶化，等等，并非仅因为这种经济是“全球的”，或者因为全球化公司是极其罪恶的，或者甚至是因为它们是无比强大的。这些问题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资本主义——不论是民族的还是全球的——是由某些系统的法则推动的，包括诸如竞争原则、利润最大化原则以及资本积累原则，这些法则必然要求把“交换价值”置于“使用价值”之先，把“利润”置于“人民”之上，即使是最为善良谦和或“负责的”公司都不可能逃避这些强制性法则，都必须服从市场规律以求得生存——而这意味着不论一件事情会有怎样浪费或毁灭性的后果，都要把“利润”置于首位。这些强制性法则也要求资本进行不断的自我扩张。不论“全球化”如何强化了这些法则，它都是这些法则的结果，而非原因。

　　这些系统的法则当然可以通过特定的跨国公司来发挥作用，但是，正如某位评论家所言，“公司企业，不论是其本身有多么强大，它们也只是资本家手中的工具……而人们却常常以为公司本身就是一种势力，而非资本家运筹财富的一种特殊手段”。^[8]任何一个资本家财富的特定组织，如生物技术巨头孟山都公司，都可能遇到挑战，甚至倾覆。但是，相关的资本家可以轻易地重组财富，并以另一种形式获取利润，重新开始其新一轮毁灭性行动。所有这一切，孟山都公司都经历了，在一场最具影响力的“反全球化”战役和看来会危及其生存的消费者抵制运动之后，它立即与另一家公司合并（由此它再一次以一家独立公司而出现）。

　　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个问题不在于这家或那家公司，或者这家或那家国际代理机构，而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那么，我们该做的当然就是追溯资本主义法则，一直到其可以确定的源头，谁也不能否认这是一个不可追溯的问题。不过至少，我们可以就此提出问题：全球范围的资本是否已将自身置于民族国家控制范围之外，并使得国家不再是资本主义力量的主要源泉，不再是主要的抵制对象，也不再是对抗的可用工具？也许相反的观点是正确的，而且与此前的任何帝国力量相比全球资本也许更加依赖于领土国家。我们可以首先考虑民族国家传统上针对国内资本所发挥的主要作用，并设问：“作为全球资本代表的跨国机构是否已经发挥了这些功能？”

　　在任何一个阶级社会，当一个阶级剥削另外一个阶级的剩余劳动时，都存在着两个既相关又不同的剥削“要素”：即对剩余劳动的剥削和实施这种剥削的强制力量。在非资本主义社会，两者往往程度不同地联合在一起。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政治与经济领域的分离意味着这两个要素在私有企业（或以同样规则运作的公有企业）与国家的公共权力之间已经明确地分开。当然，任何资本主义企业都有一整套为己所用的规则机制，及其内部的组织等制度，以确保其工人协调有序并有“工”可做，而资本最有效的制裁手段则是不让工人获得生产资料的能力，使工人没有工作和工资，开除工人或连同企业一同关闭的能力。但使该制度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最终裁决权属于国家，国家控制着行使直接强制所需的司法机关、警察和军事力量。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强制力量与剥削功能以独有的方式相互分离（即使在资本主义经济环境下按照资本主义原则运行的公共事业亦是如此）。如我们所知，这点与封建制度下剥削与专政的统一形成对比，在后者中，领主的强制力量——说到底即军事力量——同时也是剥削力量，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与非资本主义政府利用强制力量从直接生产者那里剥削剩余劳动，并以作为统治者与官僚获取个人财富的手段是相同的。所以，从一开始，由于资本家利用他们的个人财富对无产者工人进行剥削，而国家则在与资本保持一定距离的情况下维持社会秩序，资本家阶级与国家的关系就与众不同。

　　资本主义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无政府主义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市场“规律”对社会秩序的瓦解具有不断的威胁性。然而，或许与其他社会形态相比，资本主义更需要社会运程的稳定性和可预知性。民族国家通过提供一整套详细的以强制力量为后盾的法律与组织框架保证了这种稳定性和可预知性，来维持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及其错综复杂的契约机构和金融交易。

　　这一点从资本主义早期开始即是如此。在中世纪晚期和现代英国早期，即已出现了一种社会所有制关系制度，它逐步把生产者和剥削者统统纳入竞争性市场的法则之下。地主越来越致力于使其佃户接受由市场条件而非惯例决定的租金，而佃户则越来越必须设法获得市场上的成功。地主与佃农双方都逐渐对佃农生产力和竞争性的提高产生依赖。这一点与非资本主义环境形成鲜明对比，在后一情况下，农民参与市场竞争的压力被阻断，因为他们有着对土地的直接的、非市场的使用权，而领主则依靠其势力从农民身上榨取剩余劳动。当然，在非资本主义社会中也存在市场，农民常常进入市场出卖剩余产品并购回他们自己不能生产的商品。但是，由于不论是生产者还剥削者都不需要依靠市场来获得最基本的生存手段和再生产手段，市场所发挥的即不是“调节者”的作用，其功能也不具备强制性。英国社会所有制关系的结果，就是创造了这种市场依赖，导致了农村人口两极分化：一部分是市场竞争的成功者；另一部分则在竞争中遭到失败并被逐出土地。

　　如果不是国家提供支持，这一进程就几乎不可能出现。正是国家通过司法干预和立法帮助形成了“财产所有权”的市场依赖性。同样从一开始，国家干预不仅是创立和维护所有制的需要，同时也是创立和维护无产制的需要。当然，国家一直是支持剥夺过程并保护资本家财产垄断性所必须的。但是，国家同样需要确保那些无产者一旦被剥夺了生产资料，他们可以在需要时随时成为资本的劳动力。在此，一种微妙的平衡不得不被打破了。一方面，国家必须帮助那些无产的没有其他生存手段的人口在无“工”可做的情况下能够活命，在对劳动力的需求处于不可避免的周期性萧条时维持一支工人后备军。另一方面，国家必须确保切断一切逃避路线，确保不能轻易获得为资本提供“付薪劳动”之外的生存手段，以便使无产者不会从在资本需要时则出卖劳动力的压力下解放出来。

　　正如英国实施《济贫法》的历史所揭示的那样，这种“平衡术”从资本主义早期以来，一直是国家的一项主要职能。在16世纪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也就在批评家开始把“圈地运动”作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加以评论的时候，英国即建立了第一个系统的、国家的、由政府统一规范管理的“福利”项目，以此来回应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削和“无雇主”无产人口不断增长而导致的对社会秩序的明显威胁。在《济贫法》实施后的整个历史过程中，解决这一问题的需要总是不得不与资本家雇主的需要相权衡，最后在英国产业发展需要一支越来越庞大的可流动性劳动大军时，以1834年《济贫法改革案》而告终。旧的院外救济制度允许或迫使穷人依靠居住区教会的帮助，而这种制度此时看起来已成为限制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它不仅把人们束缚在了他们所属的教区，而且还使他们失去了到不知名工厂去找工作的动力。所以院外救济制被废除了，贫困救助则仅可在劳作救济院获得，救济院的工作都是让人极度难以忍受的，因此工厂的工作就变得相对较易接受。人们对此项改革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心存一定疑惑，但对改革的初衷却是毫不怀疑的。

　　英国的《济贫法》的经历很好地说明了国家是怎样历史性地进行干预以确保劳动力对资本家的依赖。该措施的重大意义是国家在保护资本主义自由流动的同时，在控制劳动力流动方面所发挥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尽管劳动力跨越国界的流动一直受到严格的限制，但控制劳动力流动并不一定意味着要使工人不流动，而可能意味着要使其流动到资本最需要的地方。1834年《济贫法改革案》代表着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时刻，当时，资本需要使劳动力成为无根的浮萍，使其从对地方的归附中分离出来。但是，尽管国家继续在发挥使劳动力在国内或必要时跨越国界自由流动的作用，这样的流动仍总是受到极严格的控制。紧紧地控制住劳动力的流动，以便使这种流动能够促进资本主义利润的获取，而非威胁到这种利润的获取，这一直是国家最基本的职能之一。同时，资本主义政治与经济领域之关系的另一方面则是：它开创了一种阶级斗争的新战场，而且由国家所提供的社会性供给被工人阶级的斗争大大改善和加强。

　　我们不断听到这样的说法：今天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全球化，民族国家不再像从前那样发挥作用了，而且正越来越成为一种无足轻重的东西。但是没有哪家跨国机构已经接近于取代民族国家在维护所有制关系和社会秩序方面所发挥的无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支撑其他作用的强制功能。没有一种可信的“全球治理”模式能够提供资本所需的那种日常管理和增值环境。当今世界实际上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更加是一个民族国家的世界。再者，全球化的政治形式不是一个全球国家，而是一个多元化的地方国家的全球体系，一种统治与服从的复杂关系的建构。

　　资本主义向政治和军事控制领域之外扩张的首要和最基本条件是经济法则的强加：将市场强制机制引入到尚不存在这种机制的地方，而在其已经存在之处则予以维持。我们已经注意到，在国内经济中国家是怎样运作以实现这种效果的——例如，通过帮助改造所有制以及控制劳动力流动。市场法则的强加也是“新帝国主义”的基础。资本的经济力量也许能够波及到军事与政治力量的影响范围之外，但是它只有而且也只有当资本主义经济“法则”本身向外扩展之时方可如此——而这一点是需要借助于超经济力量的，不仅是在国内阶级关系方面，而且同时也在帝国控制方面。在资本主义国内经济中，政府在制造和维持一个无产工人阶级方面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这个阶级因其没有个人财产，所以必须进入市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在帝国的整个“阶段”上，宗主国和从属国在引入市场机制方面都起了不相上下的作用。

　　这并不意味着帝国列强会像发展自身的资本主义那样在所在的地方都鼓励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只是说必须使附属国经济在面对资本主义市场的法则时弱不禁风，其主要方式即强迫它们向帝国资本开放市场，以及进行某些社会改造，例如，把封建农夫改造成依赖市场的资本主义农民，因为自给自足的农业已被以出口为导向的专业化经济农业所取代。因为农民变得要依赖市场生存，宗主国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内农业，就采取巨额补贴和进口控制等措施；而处在从属国的经济形式下的农业生产者则被迫与这些获得补贴的农民在国内或在海外进行竞争。带来这种社会变革——不论是以直接强制方式也好还是以其他诸如条件苛刻的贷款与援助方式也好——从其一产生就一直是资本帝国主义的一项主要功能，其不可替代的工具就是民族国家。

　　较老形式的帝国主义直接地依靠征服与殖民统治。资本主义将其帝国控制的范围远远扩展到了直接的经济统治与殖民占领所能涉及的范围之外，仅仅是靠采用并操纵了资本主义市场。正如资本家阶级不需要对工人无产者进行直接统治那样，资本主义帝国可以依靠施加经济压力来达到剥削从属国家的目的。但是，正如要强迫工人阶级依附于资本并保持这种依附状态一样，也必须强迫从属国的经济相对于资本和资本主义市场的操纵十分脆弱并保持这种脆弱——而这可能是一个非常残酷的过程。

　　就在今天的早间新闻中讲了这样一件事：印度的一个农民组织拒绝接受一项由英国提供的援助计划，理由是其条件不仅会强迫农民向出口市场方向发展，而且这样做会不可避免地消灭生产规模较小的农民并使土地财产进一步集中。帝国政府往往通过单边行动或借助于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跨国机构，成功地将此类条件附加于专为接受国经济而设计的拨款与贷款，从而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在面对经济压力时更加弱不禁风。这些项目的效果和动机与欧洲国内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国家行为——从圈地运动到《济贫法改革》——非常相似。

　　强力推行市场法则的最新手段对那些已经经历了“结构调整”的国家是耳熟能详的。尽管形式各异，但整个过程又退回到了资本帝国主义的初期。早在16世纪晚期，英国即已开始实验这种帝国主义策略，特别是在爱尔兰地区——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第四章谈到。从一开始，资本帝国主义就一直受到资本主义的一个主要矛盾的影响：在最大范围内推行其经济“法则”的需要与尽量减少这种普遍化给资本带来的破坏性后果之间的矛盾。竞争推动了资本主义，但是资本总要尽量弱化竞争。它必须不断地扩大自己的市场，并不断在新的地方寻求利润，然而它又通过阻挠主要竞争对手的发展，以独特的方式阻挠市场的扩张（早在17世纪，它在爱尔兰就是这样做的）。

矛盾

　　民族国家在传播资本主义制度的过程中一直是不可取代的工具，一方面表现在欧洲民族国家的军事力量把资本优势力量带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另一方面在接受端民族国家又是资本主义的“导流器”。从英国将其欧洲对手置于自己的资本主义经济压力下的那一刻开始情况就一直如此。我们将在第六章中再谈这个问题，讨论欧洲国家在面对不仅是经济压力，而且也包括地缘政治和军事压力的情况下如何在其国内鼓励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民族国家是如何继续在维护全球资本主义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目前，针对一切资本主义全球化趋势而言，我们只需要强调：世界已经越来越变成了一个民族国家的世界，而这一点不仅是民放解放斗争的结果，也是帝国列强的压力使然。

　　列强们注意到：民族国家是资本积累所需条件最可靠保证，也是资本向直接政治统治领域之外进行扩张的惟一手段。随着市场法则成为“操控”地方精英的手段，地方政府已不再是传统的殖民媒介和最初把资本主义市场机制推广到全世界的定居者，而是实用的资本主义运作法则的传送带。

　　但这种帝国主义模式与资本主义本身一样，在其核心之处存在着诸多矛盾。一方面，经依赖于经济与政治的分离，这使得以“纯经济”手段进行的资本主义剥削的无限扩张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向民族国家之外延伸为可能。资本主义具有自我扩张的独特动力。离开了不断的积累增值，资本就不能存在，而它的需求也会残酷地驱使它向其民族所属之外进行地域扩张。然而在另一方面，资本又总是需要领土国家的支持，而尽管资本主义剥削的大范围扩张超越了国家的界限，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家组织顽固不懈地存活下来。同时，民族国家保持了其作为全球资本的不可缺少的工具的作用，也许是它惟一不可缺少的超经济工具。可以想像现存的民族区域内部，或者甚至是我们所熟知的民族性的主要方面所发生的变化。然而全球资本主义离开了多元领土国家体系则是完全不可能的。

　　在民族经济和民族国家的层面上，资本主义剥削及其维护自身存在所需的超经济专政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还是相对直接的，尽管这里充满着矛盾。劳动分工相对明确：资本进行剥削，而“中立的”国家强化“有产”和“无产”体系。但是，由于资本仍然依靠地方的和受到地缘限制的行政与强制力量，来扩大其地理范围，这种联系变得愈加复杂了。目前，我们对这种存在于民族国家范围之外和新的资本帝国主义制度之内的关系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才刚刚开始了解。

　　综上所述，经济与政治的分离使得资本的经济影响向远在其政治控制之外的地方进行辐射成为可能——其辐射方式对于直接依赖经济力量与政治统治的早期经济剥削而言是不可能具有的。然而，资本主义从未摆脱过领土国家，其疆域与资本帝国相比要狭窄得多。资本主义剥削仍然需要超经济强制的支持，而与之并行的国家则需要提供管理秩序和资本所需要却又恰恰缺少的最终强制力量。虽然统治阶级显然不具备直接强制的能力，但资本主义比其他任何社会形态都更加依赖法律与政治秩序，以保证资本在其日常交易中所需要的规范性与可预知性。资本也需要依靠超经济行动和建立超经济机构以弥补其自身不断衰败的趋势，其市场的没落以及资本主义势力所依存的多数人口的“无产化”。

　　问题是，除领土国家之外，尚没有一种其他形式的超经济力量能采用以满足这些方面的需要，而领土国家与其说是代表地方的和国家的利益在发挥作用，倒不如说是在为全球资本的利益而发生作用。资本在经济政治意义上的分离仅使资本扩展其政治影响成为可能，同时也要求其立足地方政府，并为其政治需要服务。一方面，资本的扩张成为可能，完全是因为它能够以任何其他社会形态都做不到的方式把自身从超经济力量中分离出来；另一方面，这一“分离”本身又使资本的经济霸权受到领土国家的支持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须。

　　随着资本的经济影响与领土国家政权的超经济影响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帝国列强，特别是美国，进行了数种新型的超经济力量的试验以求解决这一矛盾。早期的帝国列强，随后的两章中将讨论，自有其自身的弱点和不稳定性，而这一矛盾则是资本主义所独有的。

^[7] 本章参照本人的论文“Where is the Power Of Capital; Globalion and the Nation State”, in Anti-Capitalism; A Marxist Introduction, Alfredo Saad-Filho ed.，London, Pluto Press, 2002。

^[8] Gerard Greenfield, ‘Devastating, with a Difference; From Anti-Corporate Populism to Anti-Capitalist Alternatives’, Against the Current 93,July/August 2001,pp12--14, 引文见PP1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