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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新的组织概念
杜纳耶夫斯卡娅
（1959）
《新闻与通信》编者按：拉雅·杜娜叶夫斯卡娅于1959年前往西欧，寻求与拒绝国家资本主义的两极——美国和俄国——的组织建立新的国际关系。为了准备这次访问以及在意大利米兰的一次国际会议，她于1958年6月起草了一份名为“世界观”的决议草案。在这篇文章中，她讨论了为找到一个替代先锋党概念的方案所需要的哲学基础。这次旅行的细节可以在拉雅·杜纳耶夫斯卡娅文库和《美国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中找到。这里的决议是从文库的第2625页开始摘录的。标题、注释和括号里的材料是由编者添加的。
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不可能有真正的实践与理论的统一，除非我们勇敢面对：（1）现有先锋党思想的彻底破产；（2）革命运动的自发性和成熟性不仅从实践走向理论，还有新社会和它的实现；（3）不断地重复先锋党的必要性，或者彻底地否定先锋党的概念，都不能满足我们这个时代的需要，而这个时代的需要，恰恰是基于从实践出发的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的新统一。要做到这一点，一个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就是理论家们要承担自己的责任。
列宁主义的实质，是以群众对党的拥护，党站在群众站立之处的关系为基础，不断变化的先锋概念。1905革命改变了列宁1902-1903年的先锋概念。1917年10月前夕，他又一次威胁要到水兵中去，并从〔布尔什维克〕政治委员会辞职，因为群众比党更具有革命性。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再次指出“非党群众监督党”的需要。
复读“需要一个先锋队”并没有把第四国际运动变成一场领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革命群众的运动。相反，他们的结局和斯大林主义一样。但是，拒绝“党的领导”并没有成为革命者团体的理论焦点，甚至使这些团体完全脱离群众运动。现在是根据世界实际情况制定资产负债表的时候了……
理论家团体的责任
任何对客观形势的分析，即使是我们这样粗略的分析，都不能不面对根据客观形势的挑战，重新审查自己的基础、原则和观点。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背叛、托洛茨基主义者的不足和尾巴主义都不是什么新鲜事。我们最终必须在客观形势的要求和我们这样的同一切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人决裂的小团体——不仅是同共产主义决裂，还有托洛茨基主义——未能成为革命者团体的焦点的现实之间进行对抗。
这可能是我们进行国际接触的第一次尝试，可能只限于提供信息和传播彼此的观点。然而，如果不面对过去10年，或者至少是自同托洛茨基主义最终决裂后7年[1]的现实，我们就不可能开始任何形式的新合作，无论合作有多么有限。这种重新审视的动机正是客观情况：（1）戴高乐〔1958年在法国〕上台，显示了资产阶级在看到现有的工人政党的无能为力时，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发动野蛮攻势；（2）马克思主义者对已有政党的反对不能总是局限于批评别人；它必须回答，为什么世界上的国家资本主义倾向本身[2]并没有在理论上或在阶级斗争中成为更强大的力量。
正如一切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一样，我们必须从生产和工人反抗的具体阶段开始。从技术上讲，新阶段开始于自动化和1949-1950年〔美国煤〕矿工人罢工。因为工人们自己已经把劳动生产率的问题从劳动成果——工资——的问题上移开，转到劳动类型上来了，这就要求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哲学基础。
三年后，俄国极权主义终结的警钟开始敲响。〔1953年〕东德革命，随后发生在俄罗斯沃尔库塔劳改营的反抗，动摇了国家资本主义所谓不可战胜的整个理论根基。而《通信》[3]始于国家资本主义和工人反抗的基础上，并认为它——这个工人组织——的写作、编辑和出版本身就是对“这样的”官僚主义进行打击的非凡方式，战争的阴云笼罩着福尔摩沙〔台湾〕，导致美国资产阶级在麦卡锡主义的歇斯底里中将其列入名单[4]。
事实是，甚至在那之前，随着南斯拉夫从莫斯科分裂出来〔1948年〕和毛领导的中国〔1949〕的出现，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已经停滞不前，仅仅局限于总结和重复已经说过的话。我们曾经增加的唯一新东西是哲学应该成为一个整体。如果所有“应该”的伟大结果是哲学不再能够回答这些哲学问题——只有无产阶级能够回答——它怎么能够实现这种转变呢？这是理论家们用来避免和逃避他们具体责任的真理之一。当然，只有阶级斗争才能给出最后的答案；重点是，不管阶级斗争是公开的还是沉默的，一个团体都有其职能和存在的理由，那么，你们团体的责任是什么？
列宁在应对第二国际崩溃的挑战的方法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留下了不可缺少的标尺。对哲学基础的重新审视意味着辩证法从此不再是“哲学”，而是政治的本质。直到1915年，他才得以写下自己的《哲学笔记》。我们再也不能这样做了。在1915年，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对我们来说，在1958年，辩证法的核心无非是对绝对理念的唯物主义解读，或者说是基于实践运动上的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理论家的责任必须从这里开始，而且必须公开声明。
相对于历史上促使黑格尔从自然或实践回归到精神或理论的逻辑，绝对理念的唯心主义特征反倒是次要的。黑格尔的著作虽然局限于思想，但从希腊社会到法国大革命，始终以人类自身的发展作为自由发展阶段的参照点，这在他的著作中也很明显，但不是问题所在。关键的一点是，正是在我们的当代世界，在我们这个绝对的时代，革命和反革命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才迫使绝对思想从它的抽象语境中出现，并与先锋党的概念发生了正面的碰撞。
“党的领导”的概念已经成为智力迟钝的枕头，成为在新基础上实现理论与实践统一的事实上的绊脚石。与此同时，全盘反对先锋党概念的人的概念则是硬币的反面，因为这种反对是对他们的任务、角色、责任、与群众运动的关系的逃避。托洛茨基主义的无能不仅在于没有大批追随者，还在于他们的“领导”概念，“为”工人制定计划，以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代替资产阶级来统治，反对先锋队的人与群众运动隔绝，导致了法国群众的冷漠。当对工人委员会的呼吁突然出现而没有任何理论准备时，它可以像任何最低纲领一样“口号化”。
认为只有群众运动才能解答一切问题，是一种对思考责任和远景的逃避。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法西斯主义试图集中欧洲经济以准备征服世界的失败，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美国和俄国——世界强国现在已经“先进”到文明本身就在洲际弹道导弹的射程之内。因此，我们的时代必须以具有挑战性观点的理论来展开回答这个问题，就像马克思在1843年、1864年和1871年，以及列宁在1914年和1917年的情况一样。但它必须适合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的成熟要求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方法的整体性，禁止把哲学作为理论家的领域。
在马克思的时代，有一种对黑格尔绝对知识的唯物主义解读的形式——失业大军中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绝对规律，它的方面则是对新社会的新激情和新力量。这就是说，资产阶级社会的辩证法是具体的，而旧社会中存在的新社会要素必然是普遍的。
在列宁时代，辩证法采取了另一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下，客观世界的联系和对立变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的主要特征。与工人国家对立的新转变才刚刚开始，而在1924年1月列宁去世时完成。因此，突出的特点似乎是“仅仅”出现了一个新的名叫斯大林的粗暴的人，他酷爱发号施令，应该被赶下台。
在国家资本主义已经发展起来的时候，托洛茨基主义没有更进一步，只不过是共产主义（先是斯大林主义，而现在是赫鲁晓夫主义）的左翼幌子，因此它不可避免地蜕化了。
一个新的起点是来自美国无产阶级更低的阶层，它以一种比马克思时代的任何时候都更具体的形式提高了劳动的异化程度。一个新的起点是〔1956年〕匈牙利革命，在这场革命中，自由斗士们没有将政治与经济分离。一个理论上的新出发点不能辜负现实中的挑战。
位于美国的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与自由》就是这样一种尝试，这是列宁死后的第一次全面的尝试，既不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教条，也不把它作为马克思和列宁都没有面对过的问题的现成答案。这个研究立足于国家资本主义新问题的视角，立足于实践运动，不仅到达理论，还有一个新社会。它不是，也不假装或希望成为一份纲领性文件。
《马克思主义与自由》是并主张为对阶级斗争的认真分析和实际活动提供首要条件——澄清马克思主义团体的思想——的理论基础。群众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无法替代它们。但是，我们必须比过去7年更全面地知道我们所处的位置。
我们认为，没有思想的全面整顿，没有作为阶级斗争武器和理论不断深化的基础的工人报纸——如《新闻与通信》——的互补经验，就不可能有新社会的愿景……
注释
[1] “十年”指的是自1947年约翰逊-福雷斯特倾向退出托洛茨基主义的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以来的这段时间。“七年”指的是自1951年杜纳耶夫斯卡娅（即福雷斯特）和C.L.R.詹姆斯（即约翰逊）再次离开社会主义工人党以来的这段时间，包括1955年杜纳耶夫斯卡娅和詹姆斯之间的分裂，以及她建立新闻与通信委员会和1958年出版她的《马克思主义与自由》。
[2] 有一些人坚持这个时代的特征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
[3] 《通信》是通信委员会的出版物。
[4] 美国司法部长将包括约翰逊-福雷斯特趋势在内的许多组织列为颠覆性组织，杜纳耶夫斯卡娅对此完全否认。
感谢 黄胜利 收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