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杜纳耶夫斯卡娅 -> 《哲学与革命》（1973）
第四章 作为理论家的列昂·托洛茨基
在一切二元论体系中，都有一个根本的缺陷，这可以从它试图统一在前一瞬间被解释为不可能统一的东西所表现的非一惯性中看出来。
——黑格尔
〔《小逻辑》中文版第147页〕 |
真理总是具体的，在方法论问题上尤其如此。方法论成了哲学与革命的内在一致性的基础。由于托洛茨基这个前战争人民委员的英雄形象，由于列宁逝世后不久斯大林便严厉地驱逐了他，由于直到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杀手谋害为止他身边一直纠缠着无数的诽谤和中伤，研究托洛茨基的大部分论著都笼罩着强烈的主观色彩，而托洛茨基本人也被赋予了很大的主观性。但是真理毕竞是真理。[1]托洛茨基的分析是有客观基础的。他之所以坚持自己属于俄国，不是因为他的主观主义，也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十月人”（他的追随者亲切地这样称呼他）。相反，他在分析苏联的阶级本质时犯了错误，甚至在希特勒-斯大林条约之后仍继续呼吁捍卫苏联，有他自己非常客现的理由。甚至当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杀手用小冰镐砍裂了他的头骨时，托洛茨基仍然坚待认为，“俄国虽然堕落了，但仍是工人的国家。
把社会主义概念归结为国家所有制，是以某种方法论为基础的。这种方法论，看不到国家所有制形式向其对立面的转化。而且，在此之前很久就发展出了一种没有自我发展主体的不断革命论。托洛茨基主义的两重性，一方面受世界革命概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工人国家等于国家所有制这种观念的制约。但不仅如此，这种两重性的更深刻的根源在于托洛茨基原始理论的方法论本身。换句话说，国家所有制这种对特殊的东西的普遍化，是以托洛沃基的辩证法实践的两重性为基础的。理论，马克思的原始理论，是一个严厉的监督者。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与实在和哲学不可分离的，所以，不管它所作出的预言是多么的英明（例如1905年，在无产阶级革命尚未在任何技术上先进的国家取得政权之前，对无产阶级革命可能在落后的俄国取得政权的无比英明的预言），都不能代替黑格尔所说的“否定性的坚忍、严酷、苦难和劳动”。
从1904—1940年这段时间，不论是对检验“否定性的苦难”（或缺少这种苦难）来说，还是对观察理论如何与实在符合这一更重要的任务来说，都已经足够长了。不断革命的理论，最早是由马克思在《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提出的。在对1848年革命的失败的分析中，他指出无产阶级不应该在帮助资产阶级摧毁封建制度这一点上停顿下来，革命必须“不断地”前进，进而实现社会主义。当这一论述在俄日战争的非常不同的条件下被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时，就产生了众所周知的“帕尔乌斯-托洛茨基理论”。
A．不断革命论
1904年，在题为“战争与革命”的一系列论述俄日战争的文章中，帕尔乌斯写道：
战争在满洲和朝鲜爆发；但却已演变成了争夺东亚领导权的沖突。下一个阶段俄国在世界中的地位将要接受考验；而战争终终将为世界政治均衡将带来转变……俄国无产阶级完全可以在社会主义革命中起到先锋队的作用。
[2]
在《我的一生》中，比帕尔乌斯年轻十二岁的托洛茨基心悦诚服地承认，帕尔乌斯的分析“使我更接近于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而且，对我来说，他已确定无疑地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从一个极其遥远的‘最终目标’，变成了我们今天的实际使命”。然而，把这个预言上升到理论层次的是托洛茨基的《1905年》。这是托洛茨基1904—1906年期间写的一系列文章的汇编，其中最重要的足《总结与展望》一文。该文依据1905年的现实革命提出了一些新命题。这篇80页的论文，可以合理地看作是这一发展过程的起源。它论述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作用、农民的从属地位、“欧洲无产阶级的国家支待”的问题、俄国革命与欧洲革命的相互关系，等等。这篇论文，早在斯大林指控托洛茨基“低估了农民”之前很久，就已经成了争论的焦点。让我们来看看关于这些主要命题托洛茨基本人是怎么写的：[3]
经济上较落后的国家的无产阶级，可能比在资本主义发展比较先进的国家里更早地取得政权……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祌分析方法，它分析的不是书本，而是社会关系……
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由先迸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创道出来了……
劳动群众，特别是农村的群众，只有在城市无产阶级掌管了政府之后，才能被吸收到革命之中，并第一次获得政治上的组织。
如果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的直接的国家支持、俄国的工人阶级就不可能保持往政权，不能把自己的临时统治转变成长期的社会主义专政……另一方面，亳无疑问的是，西欧的社会主义革命将使我们有可能直接把临时的工人阶级权威转变成社会主义专政……
资本主义曾经把社会关系革命化了。一切社会主义政党的目的就是以同样的方式使工人阶级的思想革命化……俄国革命的巨大影响，表现在打破政党常规、摧毁社会主义的保守主义、把无产阶级力量与资产阶级反动力量的鲜明对比变成当前问题，等等方面……东方革命把革命的理想主义注入西方无产阶级的意识，并激励他们以“俄国的语言”向他们的敌人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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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就是1904-1906年提出来的著名的不断革命论的主要命题。在以后的三十五年中，就是说，在托洛茨基的整个后半生中，这些命题被一再地反复重申。然而，托洛茨基从未以这个理论为基础来建立一个派别或集团。在1917年，托洛茨基本人也并没有宣扬这个理论。这一点不是没有意义的。在与斯大林的斗争中，虽然托洛茨基一开始就急不可耐地吞下了斯大林为他设下的诱饵，但把不断革命论选作理论武器的是斯大林，而不是托洛茨基。
争论的焦点不是世界经济的发展阶段问题，也不是关于联合发展（这种联合发展使像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度可以产生集中的无产阶级）的规律问题。引起争论的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作用问题，也不是无产阶级需要从技术先迸的国家获得“国家支持”的问题。争论的焦点在于群众的作用问题。这并不是因为列宁怀疑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作用，不是因为列宁不担心农民本能地倾向于私有制，而是因为他不愿意排除农民在现实革命的辩证法中的作用。既然俄国人口的大多数是农民，列宁认为，任何关于革命的宫论，如果不愿意讨论这个问题，就是“抽象的”、“浮夸的”、“空洞的”。
不管斯大林选择“低估了农民”作为对托洛茨基的控罪的动机是什么——毫无疑问，他的目的是打倒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所谓的“正确”立场毫无关系。事实上，托洛茨基的农民概念的确不是自我发展的主体的概念。这一点是“抽象革命论”的基本特征。它比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任何诽谤都更有说服力。主体概念是革命的辩证法的轴心。不仅俄国革命，而且中国革命，不仅1905年和1917年的革命，而且1927年和1937年的革命，都是如此。列宁认为，抽象革命论是他的方法论上的敌人，不管是在夺取政权之前还是之后，不管是在胜利的情况下，还是在失败的情况，下都是如此。这就是他之所以要提出新的理论出发点、并且假定十月革命在世界范围的继续可以“通过北京而不是柏林”实现的原因。由于这个问题对我们的时代也是核心问题，我们有必要一步步地追溯一下托洛茨基本人的观点。托洛茨基试图让我们相信，他关于农民的观点，是从他关于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作用的观点中引申出来的。但事实上，从一开始，他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概念就被败坏了他的农民概念的同一种抽象弄糟了。问题始终在于马克思主义组织“影响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之前和取得政权之后都要“领导”他们，而且以后还要继续领导，以便使社会主义变成“世界体系”。他把无产阶级也不看作自我发展的主体，而仅仅是一种力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这个问题变得极为尖锐，因为世界大战的爆发揭露出一个令人震撼撼的事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背叛了无产阶级。这时，需要阐释出哲学与革命的新关系。正如我们在前一章中看到的，这种需要使列宁回到了黑格尔那里。但托洛茨基从未感受到这样的冲动。
如果有人得出结论说，“如果托洛茨基也重读了黑格尔《逻辑学》，一切都没问题了”，列宁与托洛茨基之间的理论分歧将会消除，就像托洛茨基宣称在1917年分歧“已经消除”一样，那当然是荒谬绝伦、滑稽可笑的。托洛茨基对辩证法并不是毫无所知。他把辩证法当作毋庸置疑的前提。辩证法始终是某种“内在”的东西，安居在他的脑袋背后的什么地方。在政治斗争的前线，托洛茨基始终是一个革命者，一个国际主义者。他从未表现出任何“民族自我中心论”的迹象，不管是俄罗斯的，还是欧洲人的。然而，国际主义在运动内部是一个没有争议的问题，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始终对它坚信不移。引起争论的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途径问题，是哲学与革命之间关系的具体阐述。如果他1905年的理论是对1917年的预见，就像1905年革命是1917年革命的“预演”一样，那么，不断革命论应该在1905年革命以及1905—1917年之间这段时期获得生命和血肉。这样，我们就会成为它的自我发展、它对1917年的预言的见证人，我们将目睹它变成反战斗争的基础，而这种反战斗争将直接导致社会主义革命。
然而，事实却相反。托洛茨基激烈地反对列宁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认为它是“消极的”。他把自己限定在“没有并吞的和平”这样的“积极的”口号之内。显然，托洛茨基对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作用根本没有信心，他觉得除了“为和平而斗争”之外，不能指望无产阶级做任何别的事情。1917年革命一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他就宣布这次革命“证实”了他的不断革命论。但是，在1904—1917年这段时间，他几乎根本没有实践他的这些概念。事实上，有人曾提议在齐美尔瓦尔得反战呼吁中举出李卜克内希的名字，因为他是惟一有勇气投票反对在战争问题上信任德皇凯撒的社会主义代表。但托洛茨基拒绝了这个提议，理由是这样做会把“争取和平的斗争”“个人化”、“特殊化”、“德国化”！[5]
与他相反，列宁则感到，每一个问题，一切问题，不管是无产阶级问题还是农民问题、不管是组织问题还是反战斗争问题，都应该有一个重新阐述过的辩证基础。托洛茨基抓住不放的是旧概念。事实上，他在农民问题上的观点自1904年以来从未改变过。那时他说：“农村的群众，只有在城市无产阶级掌管了政府之后，才能获得政治上的组织。”1909年托洛茨基写道，地方议会迷是农民运动的历史灾难：
在村子里，农民劫掠他的地主以便获得土地，当他穿上士兵的大衣走出来时，便枪杀工人。俄国革命的第一次浪潮〔1905年〕就是在农民的这种受局限的政治智慧上面破碎了。
[6]
托洛茨基曾说过，农民“以他们的暴动推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即使当1917年革命不仅在城市而且在农村也爆发了的时候，他仍以同样的口吻总结说，农民扮演了革命的角色，但这是“在他们的历史上的最后一次”。[7]尽管托洛茨基声明在农业问题上他是“小学生”，而列宁是“老师”，尽管农民在1917年发挥了革命的作用，而他自己也说“农民用暴动推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尽管事实上中国（1925-1927年成为引起争论的问题）的历史就是一部农民起义的历史，托洛茨基还是彻底地退回到1905年的观点上去，他甚至不认为农民有民族意识，更不要说社会主义的意识了：“农民的落后性往往与道路的缺乏相联系，……与缺乏民族意识相联系。”
毛泽东关于农民的革命作用的现场调查报告，即现在非常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托洛茨基来说是不存在的。即使我们可以假定他不知道这份报告的存在是因为他日益被排挤出领导核心的密谋室，但是，迟至1938年，当毛泽东已经处在历史舞台的中心，并通过与蒋介石建立起反抗日本侵略的新联盟而在走上民族舞台时，托洛茨基仍然嘲笑毛泽东关于已经建立起“农民苏维埃”的宣称。托洛茨基一再重申：
农民，这个人数屐多、最散漫、最落后的被压迫阶级，有能力进行地方起义和局部战争，但需要一个更先迸、更集中的阶级的领导，才能把这种斗争提高到全民族的水平。
托洛茨基自己的话，比斯大林的任何关于“低估了农民”的指控都更有说服力。此外。在斯大林-托洛茨基论争十年之后，托洛茨基为一部新著作（伊罗生的《中国革命的悲剧》）撰写导言时重复了他关于农民的旧观点，而且措辞更强烈：“不断革命的概念再一次得到了证实，但这一次不是以胜利的形式，而是以灾难的形式证实的。”不管是在什么历史阶段，不管问题是关于哪一个国家，不管世界的形势如何，托洛茨基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不管农民可以起到多么革命的作用，但它不可能独立地发挥作用，更不可能起领导作用。”因此，真正的分歧不是在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而是在托洛茨基与列宁之间。这种分歧，在他们各自对待群众的态度上表现得最为清楚，不管这个群众是指农民还是指无产阶级。群众在创造历史吗？群众只是“被领导”，被指挥吗？群众是不是这样一种力量，当他们推翮了资本主义，实现了革命之后，仍然必须回到被动的群众的角色上去？在《四月提纲》（1917年）里，列宁宣布“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口号已经过时，从现在起斗争应该是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怛是对列宁来说，农民的革命作用并没有被《四月提纲》抛到身后。相反，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列宁坚持认为，只要革命还没有使农村得到发展，只要贫农土地委员会还没有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上，革命本身就没有完成。
列宁的方法论始终是一种把群众（即无产阶级、农民和被压迫民族〉看作自我发展的主体的方法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黑暗日子里，当工人跨过国界互相残杀时，他的目光转向了弱小民族争取自决权的斗争：
弱小民族作为反抗帝国主义斗争中的一个独立因素没有多大力量，但它们起着一种酵素和苗种的作用，帮助反对帝国主义的真正力量走上舞台，即帮助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走上舞台，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8]
与许多布尔什维克领抽相反，列宁不认为俄国革命的成功意味着民族自决权不再适用于俄国。列宁在世的时候，斯大林的“粗鲁”和“不忠实”，正是在对待少数民族特别是对待格鲁吉亚人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态度上表现出来的。当列宁躺在临终的病床上时，他把在少数民族问题上与斯大林斗争的任务托付给了托洛茨基。但是，正如托洛茨基一生的性格所表现的那样，他再一次以“调和主义”的态度来处理这个问题。他没有像自己对列宁承诺的那样，在俄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举起反对斯大林的旗帜。[9]
1920年，托洛茨基对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投了赞成票。但是，对整个辩证法问题，托洛茨基还是当作“毋庸置疑”的东西，没有根据客观形势的新发展对社会主义的普遍性进行重新阐释，更没有对农民的新作用作出任何说明。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建立了一个新的理论出发点，它不是建立在不断革命论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立场之上。托洛茨基对这个事实只有一次进行了认真的考虑。在他与季诺维也夫组成联合秘密会议，反对斯大林关干中国的毁灭性的阶级联合政策的紧急情况下，他不得不对此作出认真的思考。但当时他所捍卫的是季诺维也夫的命题。季诺维也夫的命题直接以列宁的立场为基础。
这里的要点不是某个命题的创意权问题。列宁感受到，由于生活中一个新“主体”的出现，理论上需要有一个新的出发点。这个“主体”就是民族的自决，它看上去似乎并不新鲜。但是，在世界大战期间，甚至在俄国革命成功之后，这个问题获得了全新的意义。
有人认为，对于那些正在争取解放的落后民族来说，民族经济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能承认这种看法是具体的吗？对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作出否定的回答……我们必须……对这样一个假定作出理论上的论争：在最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援助下，一些落后国家可以过渡到苏维埃，以后再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而无需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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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惊世骇俗的见解，是出自一个与本国的“Narodniki”（民粹主义）斗争了几十年的人之口，这个事实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民粹主义曾经主张，俄国可以跳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就像尼赫鲁认为印度对以通过“Panchyat”（乡村行政委员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一样，民粹主义者认为，俄国可以通过“米尔”（农村公社）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列宁与他们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并在理论上取得了胜利。历史支持了列宁的判断。
只有非常根本的客观变化，才能使列宁的概念发生如此彻底的转变。造成这个转变的有三个震撼世界的大事件。第一，1917年的俄国革命建立起了一个工人国家，这个工人国家可以支援技术上比俄国更落后的国家。第二，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本身，不仅表明了农民的革命作用，而且表明了帝国主义时代民族斗争的革命作用。第三，在东方、非洲和美国内部，出现了有色人种的新向度。这些事件作为一个整体，使主体具体化了。
资本主义已发展到现在的帝国主义阶段，民族革命也进入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新阶段。正是因为认识到这些新形式，才促使列宁在1916年复活节起义之后便开始强调，并非在任何时期—切原创性都只能来自工人阶级。我们看到，在列宁看来，俄国革命的成功并不意味着民族自决不再适用了。革命突显出了历史辩证法的真理：正如弱小民族争取独立的斗争可以释放出社会主义革命一样，工业化国家的工人阶级实现了革命之后，可以帮助不发达国家避免资本主义工业化。没有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是一个新的理论出发点。它无疑要以这样一个前提为基础：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可以而且愿意援助技术不发达国家中的兄弟。[11]
我们看到，共产国际史上的这一页被忘记了。斯大林的错误政策毁掉了1925-1927年的中国革命。但是忘记了这一页的不仅是斯大林，托洛茨基也忘记了。托洛茨基之所以忘记了这一页，不是因为他的“主观主义”或“引用错误”。真正的根源要比这深刻得多。真正的原因在于他对列宁的理解，在于对革命的辩证法和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作用的理解。这个原因实际上始终是“客观的”。他没有像布哈林那样，从这里概括出了一个理论，一个由斯大林实践了的理论。但是，一旦列宁不在了，没有人来“纠正”他，他的下一步就是把工人国家的概念归结为国家所有制。
虽然托洛茨基无法在新的现实基础上重新认识辩证法，但列宁在世时，群众的自发性带来了俄国革命的成功，他的错误尚未造成严重的灾难。但是在列宁逝世之后，欧洲革命的失败使资本主义获得了喘息之机，并且在俄国出现的倒退发展中获得了新的生命。这时，没有人重新“阅读”辩证法，找出新的向对立面的转化，向自己的对立面的转化。没有入找到存在于无产阶级、农民和青年之中的新的革命力量。人们为不懂辩证法而付出了代价。托洛茨基主义现在成了反对斯大林集权主义的惟一航标灯，但它同时又是跟在斯大林主义后面的尾巴。新一代革命者迷失了方向，托洛茨基主义难辞其咎。托洛茨基生命的最后十年，就是这一悲剧的展开。
B．俄国经济的本质，或者把僵化的特殊性变成新的普遍性
每一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要为自己重新阐述马克思主义。他们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于他们的“忠实性“，而在于他们的“现实性”，在于他们如何面对新时代的挑战。因此，托洛茨基宣称，不管他在1917年革命中起了多大的作用，他的地位取决于他在列宁逝世之后的成就。如果托洛茨基的分析被证明是正确的，并且为世界革命的继续奠定了基础，那么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胜利就算不了什么。这当然是对的。我们就从这一点出发来追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方法论上的不同。
我们看到，列宁通过辩证地研究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哲学地”、“唯物主义地”迎接了新的客现形势的挑战。他把客观形式和主观的形势当作一个统一体来看，当作一个包含着自己的对立面的总体来看，看到从这个矛盾中将产生前进运动的冲动。而托洛茨基在面对世界资本主义的新阶段，面对斯大林主义这个惊人的现象时——不仅仅是斯大林个人，不仅仅是被列宁描述为“粗鲁”和“不忠实”并在《遗嘱》中要求加以清除的那个人，而是斯大林主义，是掌握着国家经济权力的垄断政党的俄国名称——托洛茨基只是以新的形式重新表述了他的理论与实践的两重性：他的与斯大林“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的“理论”相对立的世界革命概念。
当经济发展阶段还没有充分成熟，还不能吸收布尔什维克党内多种离心倾向时，这些倾向也许可以合理地表现为仅以政治分歧为基础。但是到了1928年，这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派别斗争的问题，甚至不单纯是一个革命低潮的问题了。这是一个内在的问题。新经济政策的获益者已经变得相当富有，并且已经从总体上威胁到工人的国家，斯大林不得不与布哈林所谓的“以蜗牛的步伐进入社会主义”的观念分道扬镳，迫不及待地采用了“非权威化”的总体国家计划。[12]到了1932年，当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的时候，整个私人资木主义世界已土崩瓦解。大萧条从根本上瓦解了“私人企业”，把千百万工人投入失业大军，所以，工人们，不管是失业的还是没失业的，已威胁到了资本主义的生存。原有的资本主义是无政府的、竞争的、残酷剥削的、失败的，它不得不让位于国家计划，以便挽救资本主义，使它不至于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灭亡。不管是借助新政继续维持混合经济的宫裕的美国，实施国家计划的纳粹德国，还是在企业范围实行国有化的军国主义的日本，整个世界已经确定无疑地从“简单的”垄断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是一个什么阶段？有些人，例如布鲁诺·李茨等人，称之为“官僚集体主义”。[13]另一些人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但是，没有人基于对俄国经济的精细研究提出任何理论。[14]
托洛茨基断然拒绝了这两种提法。这时，“所有制形式”全部被纳入国有化的范围，因为不仅早期的生产协商会议被取消了，而且工会本身也被整合到国家之中。[15]但对托洛茨基来说，这种所有制形式是斯大林俄国“虽然墮落了”但仍然不失为工人国家的原因。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主义性质，仅仅在于它是“警察”，它的“分配功能”使它得以把财富的一大部分攫为己有。虽然，这种只注意分配问题的做法早已被马克思所否定，认为它是一种不充分消费主义，但托洛茨基所用的恰恰就是这种方法。尽管工人在这个国家中的生活非常糟糕，尽管国家领导层是一个以“该隐斯大林”（托洛茨基语）为首的官僚集团，尽管对外政策导致了希特勒条约，尽管莫斯科诬陷审判残酷地杀尽了“革命的领导核心”，他还是把俄国看作是一个工人国家。托洛茨基留给第四国际的临终遗言仍然是“保卫苏联”。什么样的方法论导致这样的结果？他自己是这样说的：
历史上第一次把生产资料集中在国家手里，是由无产阶级以社会革命的方式实现的，而不是由资本家通过托拉斯化的方式实现的。
[16]
列宁坚决反对把早期工人国家的现实转换为掩盖官僚主义变形的抽象，托洛茨基却不断地制造关于俄罗斯国家的抽象，甚至在斯大林已经把它转化为它的对立面，即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之后，他仍然这么做。列宁曾警告说，工人国家只是一种过渡性的国家，既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也可以倒退到资本主义。托洛茨基却把任何“以分期付款方式”复辟资本主义的可能性，都限制在私人资本主义复辟的范围内。工入已经完全失去了通过工厂协商会议控制生产过程的权利；工会本身也已经被整合到国家机器中去了；生产资料的增长是以牺牲消费资料为代价的，与私人资本主义的情况完全一样；所有这些事实都不能阻止他把国家所有制变成偶像：国家所有制=工人国家。
和一切拜物教一样，国家所有制的拜物教使托洛茨基看不到生产关系中的反革命过程。斯大林宪法使反对十月革命的反革命合法化了，托洛茨基却认为这部宪法仅仅是第一次“为新的占有阶级的诞生签署了政治出生许可证”，好像阶级是由于政治许可而诞生的！克里姆林宫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大清洗，在托洛茨基看来只是证明了“苏维埃社会从根本上说是排斥官僚主义的”！由于他认为斯大林的俄国仍然是工人国家，所以他甚至认为莫斯科审判削弱了斯大林主义。事实上，这些审判巩固了斯大林主义，并为所谓“伟大的卫国战争”，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好了准备。
托洛茨基可能也谈论复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可能性，但这在他看来总是一种可能发生、将会发生的东西，而不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眼前”[17]展开、以惊人的但并非出乎意料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展开的过程。[18]而且，从垄断资本主义走向国家资本主义的运动，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但是托洛茨基否认这个事实，并且拒绝这种理论。
然而，反斯大林主义的斗争带有某种自卫的色彩，不是因为托洛茨基主观地估计了自己作为俄国革命领导人的地位，而是因为在客现方面他看不到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中有任何本质上的新东西。在他看来，资本主义不过是变得更加颓废，并在其“死亡的痛苦”中产生了法西斯主义。虽然从政治上看斯大林已经变成了恶魔，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俄国的经济关系，国家所有制并没有被触动。对托洛茨基来说，从1914—1924这十年以后，除了领导层的改变之外，什么都没有。斯大林是“失败的组织者”，而他托洛茨基可以组织胜利。
这并不是一种讽刺。托洛茨基确实是历史上惟一的一次成功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作为军事革命委员会的主席，他策划了现实的起义行动；作为红军的创建者，他把农民新兵组织成了一支新军，抵抗了沙俄的将军和其他职业军人发动的反革命进攻；作为战争人民委员、作为外交部长，历史都不会否认他曾取得的胜利。但这些都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业绩。对于一个革命的理论家来说，最重要的是始终要把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不管把它叫做什么）与主体发展密切地联系起来考察，与工人起义的新形式、与人口中继续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对抗的阶层联系起来考察。从这种联系中产生了理论与实践的新关系，就像哲学与它的力量和激情不可分离一样。
这些因素在托洛茨基的分析中不占主导地位。他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虽然持续不断，但涉及的主要是官僚主义和斯大林的冒险主义的工业化“速度”。因此，他也成了斯大林主义的俘虏，就像古典政治经济学一样，虽然发现了劳动是一切价值的源泉，但始终是商品拜物教的俘虏。难怪社会主义的概念本身被归结为国家所有制的概念，归结为国家计划。尽管托洛茨基不承认，但他自己的话可以证明这一点。第四国际宣言《论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一样可以作为基本的证据：
如果人们以生产资料国有化本身并未给人民带来福利为理由否定它，那就等于因为尚无四壁与屋顶而不能居住便命令拆除坚如磐石的基础。
这个“十月人”，在俄国官僚主义的观念与方法的泥沼中陷得极深。这种观念与方法所提供的不是理论，而是一种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生产效果的行政公式，这是一切阶级统治的真神。由于托洛茨基在反对斯大林的斗争中看不到任何基本的阶级划分，所以这种斗争就必然被归结为围绕领导权问题的斗争。在托洛茨基第一次被驱逐的时候，他把革命方法论归结为直觉的问题：
没有直觉，就是说，没有下意识的感觉，任何伟大的著作都不可能产生。这种下意识的感觉，可以通过理论与实：践的工作加以发展和丰富，但必定是渗透着个人本身的品质。任何理论的教育和实践的历练，都不能代替政治洞见。这种洞见可以把握形势，对它做出总体的权衡，并预见未来。在发生突然变化和突破的情况下，亦即在革命的形势下，这种天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相信，1905年的那些事件已预示了我后来的这种生活。
[19]
到了三十年代后期，世界革命的理论与捍卫“二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好像它真的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之间的二元论，引出了大量新的矛盾。由于托洛茨基对斯大林主义的本质缺乏阶级分析，他把斯大林的“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当成改良主义的一种新形式。他是这样与之斗争的？
斯大林-布哈林理论还使民族革命脱离了国际的道路。当前共产国际的政策、它的政治体制和对领导人员的选拔，是与把共产国际降低为不能执行独立使命的从属部队的做法完全对应的。
[20]
托洛茨基没有看清世界经济的新阶段，没有看到俄国内部的阶级变化，所以，他当然看不到斯大林主义者是世界霸权的追求者。希特勒-斯大林条约也没有能够改变托洛茨基的想法，即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各共产主义政党，将会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覆辙，纷纷向本民族的资产阶级投降。然后，第四国际就会起而揭露叛徒，把仍然“不成熟”的无产阶级争取到自己一边。在西班牙革命之后他居然还抱这样的想法！难怪第四国际会是一个死胎。
C．领导权、领导权
托洛茨基曾多次提到列宁在1917年4月以后“重新武装”布尔什维克。这种重新武装使十月的夺权成为可能。但对列宁与自己的哲学过去的决裂，他却只字不提。不管怎么说，这里的问题都不在于列宁对党的“重新武装”。托洛茨基所谓“重新武装”的提法包含着一种暗示，似乎列宁“转向”了他的不断革命论。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是，托洛茨基从来没有尝试过“重新武装”他自己。不管是面对1914年第二国际的背叛，还是三十年代中期第三国际的背叛，他都没有对自己的思想进过哲学上的重新组织。即使在他最终呼吁建立新的第四国际的时候，他仍然没有这样做。但是，他知道得很清楚，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责任，现在已经落在了他的肩上。1935年他在日记里写道：
他〔拉枓夫斯基〕投降以后，已经没有什么人了……但我仍然认为，我现在所从事的工作，尽管是不充分和不完整的，却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甚至比1917年的工作更重要，比国内战争时期以及其他任何时期的工作都更重要。
为了清楚起见，可以这样来表述：即使我1917年不在圣彼得堡，十月革命也会发生，因为列宁在圣彼得堡，而且迸行着指挥。一般来说，国内战争时期的情况也是如此……所以，即使是关于1917—1921年这段时期，我也不能说我的工作是不可缺少的。
但是现在，我的工作真正是不可缺少的。我这样说完全没有骄傲自大的意思。两个国际的崩溃提出了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是两个国际的任何一个领袖都回答不了的。我的历尽沧桑的命运使我获得了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经验。除了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现在没有其他国际组织。我需要用至少五年不间断的工作，来为后继的组织提供保障。
如果托洛茨基发展出了一种能够迎接时代挑战的理论那该多好啊！托洛茨基总是过分地关注领导权的问题。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他把自我发展的“主体”放在从属于领导权问题的地位。因此，他不仅把领导权的问题提升到理论的高度，而且把这种做法说成是列宁的主张！
为了使列宁的各种口号能够走到群众中去，必须有一定的干部……在这个过程中生命的动力是党，正如在党的机器中动力是它的領导一样。
[21]
这恰恰是列宁哲学中生命的动力所不是的东西。尽管1903年列宁提出了先锋队政党的概念[22]，但是他在1915年宣布无产阶级比党更进步。尽管1917年他领导着布尔什维克党，但是当党的领导人不愿把工人政权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时，他曾威胁说要“到士兵那里去”。1920年，他曾经打算到“非党群众”那里去。尽管他为新建立的共产国际制定了“二十一项条件”，但是后来他不仅宣布这个方案太注重“讲俄国语言”，而且在临终时对他在领导层中的同伴做了最不留情的批判。《遗嘱》不仅清楚地表明他无人可传衣钵，而且指出，如果政治局内部的分歧意味着阶级的划分，那么他所说的一切都无法防止它的崩溃。事实上确实没能防止。
托洛茨基却相反，他继续谈论无产阶级的“不成熟”：
下一阶段是革命前的鼓动、宣传和组织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战略任务是克服无产阶级的不成熟性与其先锋队的矛盾……
在这种情况下，他所谓的“诉诸于世界无产阶级”昕起来很空洞，仍然是一些抽象。没有自我发展的、创造性的主体，第四国际就只能是一个死胎。世界上的所有问题都被归结为领导权的问越。第四国际的宣言的第一句话指出：“世界政治形势总体上的基本特征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历史性危机。”
马克思主义者喜欢说，抽象只能帮助敌人。斯大林主义反革命在俄国的国有化的、剥削性质的经济中获得了生存的客观基础，而“国家所有制=工人国家”的抽象概念确实帮助了这个敌人。
世界革命的概念与捍卫斯大林俄国的概念之间的两重性；只能在世界社会中实现的作为无阶级社会的社会主义，与孤立于世界经济、等同于国家所有制的社会主义之间的两重性；作为先锋队的工人与必须服从“劳动的军事化”（！）的工人之间的两重性；作为无产阶级苹命的领导者的党，与凌驾于工人的本能与要求之上、作为统治者的党之间的两重性；所有这些两重性，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都产生于革命的辩证法与特殊的主体之间的矛盾。这个主体构成“群众”的大多数，但又恰好不是无产阶级而是农民。现在让我们把这些理论线索在哲学与革命的题目下归纳起来。
正如国家所有制这个“僵化的特珠性”代替了社会主义的具体普遍性一样，1937年中国的新问题的规定性也被掩埋在“四大阶级联合阵线”的旧范畴之中。在1925—1927年期间，中国共产党重复了斯大林的阶级合作的观点。而后来毛泽东向蒋介石提出合作的新建议看来也是源出于斯大林的四大阶级联合阵线概念。但是，1937年的中国之所以不同于1927年的中国，不仅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这时已经是一种群众力量，而且首先是因为日本侵略中国所造成的客观的世界形势。托洛茨基把这种形势下的中国状况看作仅仅是1925—1927年灾难的重演，这种看法不仅为斯大林赋予了全能的力量，而且暴露了他自己的欧洲人眼光。托洛茨基的眼光具有太多的欧洲中心的色彩。这是整个问题的核心。
这并不是说托洛茨基不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托洛茨基始终是一个世界革命家。他从未向民族自我中心主义妥协过，不管是俄罗斯自我中心主义还是欧洲自我中心主义。实际上，这个问题完全不是一个地理学上的问韪，不是地理学上的东方问题，也不是地理学上的欧洲问题，甚至不是地理意义上的世界问题。这里的问题是关于自我发展的主体的问题。因此，我们这里使用“欧洲中心”一词，是指不能把握自我发展的主体的现象。这里的自我发展的主体是中国的群众，主要是农民。
我们所需要的是紧紧地抓住马克思的方法。马克思同样不可避免地是欧洲中心的。因为他的生活之地、他所处的历史时期和他的最严肃的研究的主题，都是十九世纪中期的英国。但这并没有妨碍他盛赞太平天国革命，认为它有可能成为世界发展的新的出发点。相反，马克思坚持这一新的出发点，不仅是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相比之下处于沉寂之中的时期，而且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他开始研究俄国的时期。在此之前，他一直把俄国看作欧洲最大的蒙昧主义国家和半东方的国家。在与俄国革命者的通信中，他开始认为，如果能得到欧洲无产阶级的支持，落后的俄国可以成为全新的革命出发点。马克思关于东方公社（专制的或其他类型的）历史意义的著作，表现出对待解放辩证法具体形态的同样态度。对马克思和列宁来说，“理解辩证法”不单纯是对哲学范畴的理解问题，而是现实的解放辩证法的创造问题。
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很自然地都以此为目标。但是，在主现性与客观性之间、哲学与革命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一一对应关系。因为只有生活本身是检验的标准，所以我们考察了一个现实的历史阶段，即从列宁逝世到托洛茨基逝世的时期，考察了政治理论与哲学观念的关系。如果说托洛茨基的二元论，与他在1914年马克思主义第一次大分裂时期没能“返回”黑格尔辩证法无关的活，那么这种二元论与抽象革命论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当列宁从攻击叛徒转向批判布尔什维克同伴（在1917—1924年期间也包括托洛茨基）时，他所认定的方法论上的敌人就是这种抽象革命论。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不管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伟大的革命家，都从事了大量的具体活动，但简单而严酷的事实是：“我不断地回到不断革命论这个基础上来，……农民完全没有能力扮演独立的政治角色。”[23]
这是托洛茨基留给我们的最后的理论著作之一。在一个改变了的世界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改变了世界的是大萧条、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以及国家计划的迅速发展。不仪在“工人国家”，而且在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的私人资本主义世界，以及抗击日本侵略的中国民族抵抗运动中、都可以看到国家计划的作用。
一个理论，如果脱离了帝国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时代的现实，必定会由于自身的空洞性而崩坍。今天的托洛茨基的后继者们，仍然可以宜誓忠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但这只是表明，浮泛的抽象和行政心理宁肯抱住一个国家政权，而不愿把一切寄托于基本的群众起义。
不管是理论还是理论家，都无法逃脱辩证法。
[1] ] 我的一个个人经验可以说明托洛茨基是缺乏主观性的。在诬陷托洛茨基的莫斯科审判达到高潮时，资产阶级报纸刊登了一条“传闻”，说斯大林从来不是一个革命者，而是沙皇派来的内奸，他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在复仇。托洛茨基为他辩解说：“但是，斯大林确实曾经是一个革命者!”他坚持要在当天报纸上披露斯大林对他控罪的文章后面补充一则附言。他当时口述道：“有人说，斯大林在沙俄时代是沙皇的内奸，而现在的行为是对宿敌进行复仇，这个消息通过报纸广泛传播。我绝不相信这种流言。从青年时代起，斯大林就是一个革命者。他的生活中的所有事实都可以作证。为他写传记时如果不尊重事实，就等于效仿现在的斯大林。他已经从一个革命者变成了反革命的官僚主义头子。”
[2] ] 转引自伊萨克·丢彻尔（一译多伊彻）的《武装的先知》，（Issac Deutscher, The Prophet Arm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104）还可参阅帕尔乌斯的传记《革命商人》。（The Merchant of Revolution, by Z. A. B. Zeman and W. B. Scharlu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3] ] 见列昂·托洛茨基《我们的革命》（Our Revolution, New York:Henry Holt and Co. , 1918, pp. 84, 86, 96, 136—37，142—43．）。托洛茨基把这些论述中的大部分实质内容，收入了他的《俄国革命史》第二卷“不断革命论的历史资料”附录三。密执安大学出版社曾把这些附录印成单行本出版。（Universityof Michigan Press, Ann Arbor, 1957）
[4] ] 虽然相当分散，但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大部分观点都可以在英文材料中找到。除了脚注3指出的书目之外，读者还可以参阅《中国革命问题》（Problems of Chinese Revolution, with appendices by Zinoviev，Vuyovitch，Nassunov, and others，translated by Max Shschtman，New York：Pioneer，1932）这些材料在伊罗生《中国革命的悲剧》（Harold Issacs，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1937）的导言中再次出现。并经过了修订。
[5] ] 有趣的是。在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之后．托洛茨基重印了《战争与革命》中的一些文章，他在1919年序言（1922年重印过）中重复了他对列宁的指责。他还提到了列宁的“无产阶级与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口号。他的结论是：“三月革命消除了这些分歧”。（Trotsky，CollectedWorks，Vol. 1, Russian only; 2nd edition，Moscow．1923, pp. 26—27）还可参阅甘金和费舍的《布尔什维克与世界大战》。该书详细叙述了布尔什维克内部的所有观点，以及它们与托洛茨基和整个“齐美尔瓦尔得左派”的关系。
[6] ] 列昂·托洛茨基《我的一生：尝试性的自传》。（My Life：An Attempt atan Autobiography，New York：Pathfinder Press, 1970, p. 222）
[7] ] 《俄国革命史》。（Th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P．407.．8 Collected Works, Vol. 19, p. 303）
[8] ] 录入者注：此处的注释遗漏未印，应在《列宁全集》第28卷，但未查到具体文献。作者在《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之第十章也曾引用过。】
[9] ] 在托洛茨基既不是布尔什维克又不是孟什维克的时候。他曾试图把两派“统一”起来。列宁当时就是用“调和主义”这个词描述托洛茨基的立场的。在《我的一生》中，托洛茨基接受了这一描述。并试图以此来证明，他所犯的错误“涉及的都不是基本的战略问题。而是组织政策之类的派生的问题”。（P．185）但是，他的“调和主义”使他竟然罔顾列宁的告诫，没有进行一场“反对民族沙文主义（即斯大林）的殊死战斗”。而且，正如列宁所耽心的那样，托洛茨基达成了“一项极为脆弱的妥协”。后来。托洛茨基他的《斯大林的伪造学派》（The Stalin School of Falsification，NewYork：Pioneer，1937）一书中。把列宁的许多信件重印出来。但是，官方的文件和列宁写给其他人的信，1966年在《列宁全集》36卷中全文发表。请特别注意其中的“民族或‘自治化’问题”。
[10] 0] Selected Works，Vol. X．P．243．
[11] 1] Selected WorkS，Vol. X．P．242．
[12] 2] 虽然伊萨克·丢彻尔发表了厚厚三卷的托洛茨基传记，但真正无愧于托洛茨基个人和他的时代的客观的传记还有待后人撰写。除了对斯大林的谩骂和对托洛茨基的赞扬之外，我们所看到的分析在最好的情况下（丢彻尔的著作无疑属于最好的之列）也只是传记作者的观点。而不是传记主人的观点。这里我们不拟评论丢彻尔的《武装的先知》、《解除武装的先知》、《被驱逐的先知》，但有两点必须在这里说明一下。第一，丢彻尔赞扬托洛茨基时用了许多形容词，但最后却对斯大林进行辩解。例如，虽然他赞扬托洛茨基是“本世纪最大意识形态论争中的主角”。但他的结论是：“斯大林主义鬼使神差地从它的民族外壳中脱颖而出，这是历史对人的嘲弄。”（Vol. III. P. 516）第二点是真正该诅咒的，因为它与托洛茨基在那个时期所想、所写、所做的毫无关系，但它与托洛茨基生命的最后几年有关。由于丢彻尔不赞成托洛茨基创建第四国际的做法，所以，传记的最后一卷充满了最糟糕最下贱的流言蜚语，而几乎没有一点托洛茨基的真实生活。第四国际的创建者托洛茨基，为了托洛茨基主义的政党，牺牲了一切，包括放弃了斯大林传记的撰写。他生命的最后年月沐浴着他的忠实爱侣娜塔丽娅的爱情。
[13] 3] Bruno Rizzi, II Collectivismo Burocratico, 1939, Imola, Italy: Editrice Caleati, 1967．
[14] 4] 无政府主义者在革命一年之后就称俄国为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一些德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如鸟尔邦斯（Urbahns）等人，把新大林主义的早期阶段描述为国家资本主义。然而，不管是无政府主义者还是托洛茨基主义内部相互争论的各派。都没有对俄国经济的运作作出完整的研究。我以三个五年计划为基础第一次作出了这种研究。参阅弗雷斯特的”俄国经济的本质”。（F. Forest, The Nature, of Russian economy, New International, December 1942, January and February 1943, and again December 1946 and January 1947）
[15] 5] 在列宁在世的时候，托洛茨基就曾主张把工会“合并”到工人国家中去。参阅我在《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中对那一场论战的分析。第十二章，第一节。
[16] 6] 列昂·托洛茨基《被出卖的革命》。（The Revolution Betrayed, pp. 247—248）还可参阅我在最近的一本小册子《作为国家资本主义社会的俄国》（Russiaas State-Capitalist Society, Detroit: News & Letters, 1973）里与这些观点的争论。
[17] 7] 第一批左翼反对派领袖。在斯大林实施了五年计划之后不久，就向斯大林投降了。地位仅次于托洛茨基的左翼反对派领袖拉科夫斯基说：“投降者们不愿意考虑，为了使工业化和合作化不至于带来与愿望相反的结果．究竞应该采取那些步骤……。他们完全不考虑主要的问题：五年计划将会在我国阶级关系中带来什么样的变化？（Russian Opposition Bulletin No. 7. November, 1929）
[18] 8] 早在1872年，马克思在《资本论》法文本中就预见到。资本集中与中心化规律的逻辑发展将导致国家资本主义。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经过马克思阅读并认可）中重复了这个思想。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在对爱尔福特纲领的批判中强调，“现在资本主义在也不能被看作是无计划的了”。1907年考茨基直接把国有化的问题写进了爱尔福特纲领。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这一点已不在被认为是一种理论，而是被看作是一个事实了。它不仅被布哈林和普列汉诺夫写进了被苏联的所有中学采用的著名教科书《共产主义ABC》，而且还出现在托洛茨基执笔的共产国际宣言中：“国家对社会生活的控制。虽然引起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强烈反抗，但已经变成了事实。退回到自由竞争或者托拉斯、辛迪加和其他社会畸形物的统治已绝无可能。现在的问题只是：未来由谁来控制国家生产，是帝国主义，还是胜利的无产阶级？”对此我们完全同意。遗憾的是托洛茨基这样说仅仅是一种宣传。
[19] 9] 《我的一生》（185页）。
[20] 0] 《第四国际成立大会》。“论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NewYork：Socialist Workers Party，1939）
[21] 1] 《托洛茨基流亡日记》。（copyright, l958 by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pp. 46—47）
[22] 2] 关于从1903—1923年列宁政党概念的变化的详细分析，请参阅《马克思主义与自由》第十一章“组织形式：无产阶级自发的自我组织与‘先锋队致党’的关系”。（177—193页）
[23] 3] 见《斯大林》。（Stalin，P．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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