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文化大革命还是毛主义者的回应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杜纳耶夫斯卡娅 -> 《马克思主义与自由》（1957）

第十八章文化大革命还是毛主义者的回应

Gegen Entfremdung、王鹤凡译；冷漠、陈宗延校

　　〔说明〕《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中译本漏译的第18章

1．总览
2．关键一年：1965
3．红卫兵
4．革命还是倒退（revolution or regression?）
附录：中国生活、工作、爱情中的文化大革命

总览

　　既然文化大革命已经放慢了它的步伐，那么是时候对这一令人震惊的现象做一次近距离的观察了。

　　红卫兵们也许看起来像是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然出现的一样，但是在1966年的8月18日，这一群体达到了一百万人之众，并以一种准军事化的形式前去聆听国防部长林彪——毛“最亲密的战友”——关于大字报《炮打司令部》的解释。他们得知，所谓的“司令部”是那些在共产党内部可能会被他们发现的“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当这些青少年们从广场涌出的时候，他们似乎被一些比“毛的思想”更加坚硬的东西武装了起来。

　　下个月，资产阶级报刊大肆报道了一番反对中国现有的“一切旧的东西”的激进运动，从孔子的文字著作和无价的艺术珍品，到许多共产党领袖，都包括其中。更加奇怪的是跟随着年轻的毛主义者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攻击，他们的攻击并不是主要针对活生生的、残暴野蛮的美帝国主义，那个在共产党盟友北越那里狂轰滥炸的美帝国主义，而是去反对“港式发型”和“巴赫、贝多芬和肖斯塔科维奇的资产阶级-封建反动音乐”。

　　在几个月内，这些青年小流氓的所作所为不仅仅是在大街上游手好闲，给那些“反革命分子”带上高帽。到一九六六年底，大批的“红卫兵”和“红色造反团”（Red Rebel）团体已经放弃了对外国大使馆的突袭，转而把矛头指向了之前被禁止攻击的地方——工厂和田地。“夺权委员会”试图推翻已有的工厂管理者，但同时却模仿这些工厂管理人员在工人头上作威作福并禁止罢工的行径。不久，不光是西方的媒体，中国的官方报纸也开始讨论所谓的“内战”。

　　但是这场内战到底在哪里？是在军队不听从夺权委员会命令的新疆吗？是在共产党内“一小撮”反毛主义者那里吗？如果它只是存在于毛过度活跃的想象中的话，那么它的目的是什么？是什么客观条件驱使着文化大革命向黑格尔可能会称之为的“一连串令人眩晕的持续不断的骚乱”转变呢？文化大革命的骚乱多大程度上是有秩序的，也就是由上层计划的呢？它的内部辩证在何种程度上推动着它越过了为它设定的边界呢？

　　反毛主义的资产阶级报纸、毛主义者和他们的辩护者都将文化大革命描述为无异于是“二次革命”^[1]。资产阶级分析家们将毛描述为一个怀旧式地回顾长征岁月的人，并偶尔展现出偏执狂的特质。毛主义者和他们的辩护者则将毛描绘成（实际上有八亿四千万幅画像^[2]）一位永远年轻，永远前进，永远与那些可能把新一代从“不断革命”的道路上带到修正主义的党、国家和军队官僚们战斗的人。

　　关于在中国发生的许多事件的真实信息很难被找到。但是对这场“二次革命”描述的价值则是可以被评估的。首先，在一个世界性的脉络下看中国是必要的，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发生之前的那段时间，第二，有必要将个人的预设立场放在一边，这样才能够自在且自为地（in and for itself）跟住文化大革命的辩证法。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不可避免地与越战的发展进程纠缠交织在一起。

关键的一年：1965

　　当毛在中国掌权时，他并没有看到任何大规模参与任何“不断革命”的需要。其实，直到七年后的1956年，他才认为有必要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而上一次会议则是在1945年，十一年前召开的。1956年的党代会宣布中国是“国家资本主义”^[3]，笔者同意此表述方式。在一个月之内，匈牙利革命爆发了。不久中国国内造反的声音就紧随其后^[4]，毛于是构想出了“大跃进”，这将带领中国绕过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而“直接进入共产主义”。其实，这一想法将国家带入了饥荒的边缘。自那之后不久，毛从国家首脑的位子上退了下来，但保留了中国共产党主席的职位。

　　1965年二月，美国决定轰炸北越，给共产世界带来了考验。中国，自视为被围攻的堡垒，不得不面对一个这样的事实：美帝国主义将北越变成了真正被围攻的要塞。之后柯西金立即访问北京，似乎预示着共产世界等级的闭合，或者至少是一个援助河内的统一战线。但这些都没有发生。毛却有着一个截然不同的想法。对于他来讲，1965年被视为一个与世界强权斗争的转折点。为了与美国-北约轴心和莫斯科-华沙轴心对抗，他拟定了一个北京-雅加达轴心。没有任何事情，尤其是与俄罗斯组建援助越南对抗美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可以妨碍那个想法和紧随其后的战略。一旦北京-雅加达轴心的战略解体，其它人都准备将这一世界愿景暂时搁置；但是，对于中国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与唯一的领导者，而越南必须从属于此的率真想法，毛愈发地坚定不移。

　　在1965年九月，一场企图对印度尼西亚军队领导层发动的政变失败了。十月一日，军队发动了对共产党人和其它反对派的血洗屠杀，导致数以万计的人被屠戮。任何关于北京-雅加达轴心的想法在可见的未来中都被抹去。尽管最近^[5]有一些试图改写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历史的尝试，但在1965年十月，就算是毛也无法想出一个方式，将这场共产主义史上最大的灾难责难于“俄罗斯修正主义”。艾地，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领导人，在毛掌权之时就将他的党与中国结盟。彭真自陈：艾地的掌权始于接受毛主义起^[6]。如果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路线是以阶级合作，而不是阶级斗争为特征的^[7]，如果“和平共处”构成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所有行动的基础，那么它就处在中国共产党的方向上。总之，北京-雅加达轴心的解体并不仅仅因为印度尼西亚的反革命恐怖势力，而且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阶级合作路线也为此结局铺平了道路。而在北京，这条路线也被铺设下来。

　　对于毛来说，印度尼西亚危机考验着他的中央委员会得出“正确结论”的能力。很明显，大部分成员并没能通过这次考验。不仅有来自国外共产党，包括北朝鲜，对联俄形成统一战线的压力，而且从日本共产党泄露出的报告显示刘少奇不是唯一一个在不断要求建立这样一个统一战线的中国领导人。这是压垮毛的最后一根稻草。他自己的中坚骨干并没有正确理解“坐山观虎斗”的故事。而俄国人则确实理解了：“由此种种清晰地表明，中国领导人需要一场漫长的越南战争来维持国际紧张态势……。完全有理由断定，在越南问题上中国领导层的政策目的之一便是引发苏联与美国的军事冲突。”^[8]然而，中共中央委员会仍然必须学习，谁才是主要的敌人^[9]。

　　无怪乎文化大革命一直在蹒跚而行，被局限在艺术领域。而领导层本应被重组、强化或者被抛弃。毛决定“消失“。

　　中国媒体和大字报揭示出，自1965年11月到1966年5月这一关键时期，当毛退出了人们的视野，而西方媒体则猜测他的“健康恶化“乃至于”甚至可能逝世“，他离开了北京“压迫性的氛围”，准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他归来之时，他已经准备好接手不仅是外国的党，而且还有他自己的中央委员会，以及正在准备中的红卫兵。他在八月一日召开了四年里第一次党内全体会议。这一集体决议给了那些呼吁在越战中与俄罗斯形成统一战线的人们一个斩钉截铁的答案：”全体会议主张，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当代修正主义是势在必行的。无论如何都没有中间路线……。必须坚决揭露（俄罗斯共产党）工贼的真正面目。和他们“团结行动”是不可能的。”^[10]

　　“俄国修正主义“并不是唯一一个被拒斥的。世界上其它共产党也被断然拒绝；任何不承认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世界唯一领导者的共产党都被贬低了*。在内部，”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的称号从刘传到了林彪。所有的运动都被毫无异议地施行。

　　现在毛准备改变文化大革命。他不光在全体会议上，而且在北京的群众集会上宣布了转变的举措。这是一股”新的力量“，不仅脱离了毛的单一党政军的法律结构，而且脱离了生产本身。所有的学校都将关闭一整年。失根的青少年，只对毛效忠，对毛治下的中国以外的世界一无所知；对于他们来讲历史与革命只有在他们“创造”历史和革命时才存在，他们将完成这一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中国并不会忘记古巴胆敢公开声明中国的方法和程序「与美国大使馆在我们的国家采用的完全一致……我们的国家将自身从离我们海岸90英里的帝国主义解放出来，它不愿意允许另一个强权国家从2万公里外到来，加诸类似的作法在我们身上。」

红卫兵

　　“枪毙勃列日涅夫！”“烧死柯西金！”这些是红卫兵们高举的其中一些海报，他们包围了俄罗斯驻北京大使馆，游行，高歌，大喊大叫，并骚扰任何冒险出来找食物的人。但这并不是专门反俄的行动；这是使中国人“强硬起来”的过程的一部分，而且一些发生在中国的人造灾害并不会被认为是达到此目的过高的代价。

　　当中苏矛盾在1960年第一次公开激化时，中国的群众感到困惑和惊愕。正如一个避难者告诉我说：

　　我们对俄国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感；实际上俄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接触很少。但是执政者自己总是强调俄国人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我们像学习毛的著作一样学习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然后现在我们听到的所有关于他们的东西则是，他们是“修正主义者”。不知怎的，与其说是针对俄国人的仇恨，不如说是一种全然的孤立感降临在我们所有人身上。

　　没有任何孤立感会困扰毛。他一直在准备将“大跃进”置于客观条件之上，并自信地认为意志和艰辛的工作，尤其是7亿人的辛苦工作，可以完成奇迹。“让一天等于二十年。”中共讲明了奇迹般的工作的标准如下：“每个人每天必须工作十小时，参与意识形态学习两小时。每十天他们可以休息一天……”

　　在“百花齐放”运动的短暂期间，响起了反抗的声音，然后灾难性的“大跃进”将国家几乎带入饥荒之后再一次出现反抗的声音，这些声音在中苏冲突的加剧中销声匿迹。尽管类似的反抗已经没有了，不过毛仍坚持为他的新的“大跃进”创造红卫兵。

　　虽然1960年中国百姓还在孤立中错愕，到了1966年则轮到俄国人惊讶了。对于红卫兵来说，敌人不仅仅是“俄国修正主义”，而且是俄国本身。毛最喜欢的说法犹在：“革命中学习革命，正如游泳中学习游泳。” 红卫兵们每天都被告知他们是在“发动革命”，也的确如此。毛对红卫兵在八月和九月的工作感到非常满意，以致于他正在考虑将他们制度化。

　　这一新的跃进，就像它大字头的前辈一样，被它所不屑一顾的客观条件所绊倒。在毛主义者恐怖的进程中大规模的反对声浮出水面。不知怎的，“一小撮”反毛主义者试图“哄骗”了很多人以至于统治集团承认“也许我们暂时站在了少数的一边”。甚至更重要的是，反对派直接根植于生产，工厂和田地里。他们是事实上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他们不佩戴红袖章，不挥舞毛的语录，但他们上街参与了史无前例的罢工，与那些侵犯他们工厂的红卫兵“夺权委员会”展开激战。

　　同其它统治者、资本家和共产主义者一样，毛如此地相信群众的落后以至于对此感到非常惊讶。一开始他说人民群众“被经济学家和修正主义分子哄骗了”。由于红卫兵是他所创造的，并且对他们在八月和九月里反对“旧文化”和“走资当权派”的狂暴破环行为感到非常满意，现在他不得不决定是否允许他们从这些攻击转向对生产“管理”的攻击。他允许了红卫兵对周恩来的大字报攻击，后者曾要求红卫兵放过工业生产、远离农业公社。《红旗》杂志随后开始撰文批评“虚伪的”红卫兵“扛着红旗反红旗”。然而最后，《人民日报》和《红旗》都刊发社论对“工业”发出警告——它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在文化大革命创造出来的所有的神话中，没有一个骗局比得上毛依靠青年、相信青年的神话。他背向他的老“战友”的准备并不是为了将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革命”的命运留到青年手中。正如1965年毛对埃德加·斯诺所说，“青年也许会否定革命”。^[11]唯有军队一直喜爱他的自信。另一方面，无论是否掌权，他从未信赖过年轻人。在1958年，随着青年站在反对他在“百花运动”中的思想和“大跃进”的前线的局势变得明朗，他对年轻人的怀疑到达了偏执的地步。他把他们送去修建水坝，而不是成为“统治的骨干”。世界上从未有一个国家在这样年老的领导层手中。政治局成员的平均年龄接近70岁；甚至候补成员平均有63岁。在1964年短暂的一段时间里，当他向共产党青年组织谈起“接班的一代”时，毛看上去也许将一些重要的责任托付给了他们。然而，就算是那个短暂的阳光下的时刻，光芒也被“向军队学习”的口号遮住了。并且的确，在整个1965年，军队恰恰是被人们看齐的榜样，尤其因为它“学习毛的思想”。不仅仅是“接班”计划被放弃，而且当红卫兵突然（或者看上去是这样）被创建时整个青年组织也被放弃了。

　　红卫兵的形成远不能证明毛对青年不可动摇的信心，而只是他信念的一个彰显，他相信这个国家，包括年轻人，必须被“重组”，必须真正地在生活和睡觉时将“小红书”带在左右。

　　在这场“重组”中没人知道有多少人被逮捕，投入监狱，被折磨或是被殴打致死；据估计有多达六万个犯人，数以千计被殴打致死^[12]，但是现在关于红卫兵“无纪律”^[13]的讨论也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吉兆。无论如何，群众，工人和农民确实起来反抗这新的恐怖。痛苦和血腥的斗争开始了。没有任何东西能帮的上大忙。事态已经发展到不可回头的地步。洪水来临了。不久西方媒体和中国媒体本身开始谈论“内战”。

　　事实上，随之而来的是毛所故意发起的，最好被称作“预防性内战”。但是在挑起它的过程中他赌上了他的政治生命。当下的斗争的直接结果并不能影响这一命运。放任这场斗争，他不仅是揭露了统治层里的分裂，而且暴露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的阶级分化。世界被唯二的两个庞大的工业强权所瓜分的客观条件困住了毛。他没有斯大林有过的优势，用世界上的其它共产党作为他的外交政策的前哨站。他对世界上的无产者没有信心，而且中国的无产者对他也没有信心。他们同使他们倒退的“大跃进”一起终结了。在这种情况下，接受这些无根的群体并将它们转化成统治集团的工具是唯一的答案，并且这也不是答案。毛，他的继承者们和他的“文化革命者们”不能逃过他们所创造的国家资本主义体系的不可行性，而它的最终产物就是“毛泽东思想”。

4．革命还是倒退（revolution or retrogression?）

　　某些自封的革命家们准备好在史书中洗清毛的一切罪恶，且留下一些空白页好让他日后编造，因为毛是世界革命的大敌——美帝国主义——的敌人。这些人罔顾各个国家内存在的基本阶级分化，中国也不例外，同时他们毫无逻辑地把反动派、战争和革命混为一谈。

　　毛的特长是战争。他对战争的认识远超过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到游击战他可是天才。不过现在他在国内、在中苏边境^[14]、以及对于 “苏修”斗争面临的问题却不是游击战所能解决的。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毛都没有在领导一场反对仇敌的斗争——这里的仇敌既包括毛本人所代表的统治阶级也包括帝国主义占领势力。恰恰相反，毛斗的是国内的大众和国外的俄国。中苏交恶的事实直到1960年才为世人知晓，不过毛帮助俄国击溃匈牙利革命以及抵抗波兰挑战俄国的共产世界领导权的代价，是1957年的核协议【注：苏联从1957年开始倡议核协议，并最终拒绝为中国提出核试验方面的帮助，成为中苏交恶的开端。1958年，在中印边境问题上，赫鲁晓夫在戴维营和美方会谈，偏袒印度资产阶级政府。】在”戴维营会谈精神“的指导下，赫鲁晓夫撤回了对中国的核物理知识的援助，也就是在这时毛一改万隆会议里提出的“和平共处”原则。毛用来取代“和平共处”原则的是声明未发展国家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在1960-1964年期间，这些意识形态方面的论战撕裂了共产党，而中国所侧重的焦点是建立自己的威慑力量（force de frappe）。在赫鲁晓夫倒台的前夕，1964年中国首次原子弹试验成功。次年，当美国开始在北越狂轰滥炸时，有声音指出中国应与苏联共同行动，对此，毛的回应是要构建一种“自发的新型态的组织”（红卫兵），以此教导他的领导集团中国中心的“世界革命”是怎样的。

　　在某些西方的中国学者眼里，毛建立红卫兵的目的在于创建“一种新型态的、体制内生的，反对官僚主义的卫士”^[15]，说的好像毛泽东圣旨一下，这种新型态组织就能凭空创造出来一样。这些将搞学问和替人辩护混为一谈者告诉我们——借用一位毛的卫道士的说法——毛泽东一直对“集中的官僚权力”忧心忡忡。我们很难相信这样一个领导广大的集权国家、能在一夜之间召唤出一个准军事组织的人竟然会担心被官僚权力反抗。同样地，对于那些声称在毛的红卫兵中看到了“某些深刻的反体制化”的作者，他们的话也很难让人信服。不过，舒曼教授曾经认为三十年代苏联血腥的大清洗是为了让“工人阶级的后代广泛地进入体制内的各个位置”，于是乎，他现在认为“穷人的后代翻身进了中国的领导层”^[16]。他的观点和一个逃离毛控制下的中国的年轻人的证言恰恰相反，这个小伙子告诉我生活条件日益恶化，以至于来中国的非洲学生相比之下过得反而富足些。他说到：“我们对这些客人的到来很感兴趣，想知道他们的国家和革命，但却不被允许和他们交往。他们的生活区和任何社交都是隔离开来的。我们想找他们换些自己不够用的东西，但被制止了。我们都很沮丧。我越发觉得时代在开倒车了。”
　　在国家资本主义的时代里，革命与反革命总是纠缠在一起。即便是那些理解思想与客观条件之间的关系的人也称道毛的“革命热情”和“革命积极主义”。黑格尔不支持斯多葛派的观点，而把它看作是“世界精神的普遍形式，只有在存在着普遍的恐惧和奴役的时代才能够出现”^[17]。马克思则发现了有必要聆听新兴的、客观的革命力量——无产阶级——之脉动，也有必要在一种彻底的革命解放哲学出现之前，超越其它人的理念，无论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者、激进盲动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唯意志论者。列宁则发现，虽然有些“一时疯狂的小资产阶级可能也想推翻国家”，但布尔什维克与其的区别在于“我们只认同一条道路，即自下而上的改变。我们要让工人自己创造出新的经济基础” ^[18]。这些人发现了思维和解放的辩证法，他们根本不可能认同历史的塑造不需要“主体”，而与之相反的是，今天的所谓革命家们却认为“最高领袖和伟大舵手”一声令下就能让社会变革自己实现了。可这还算得上革命或解放么？
　　毛派把“苏修”认定为敌人。苏联共产主义当然篡改了马克思主义，还把它改成了它的对立面。但恰恰是这个对立面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毛泽东最新、最根本^[19]、听起来最革命的挑战苏修的著述出自《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

　　在无产阶级获得政权以后的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中，阶级斗争的继续，仍然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在几十年或更长的时间内……甚至是整个历史阶段……任何社会主义国家里毫无例外地依然有阶级和阶级斗争。

　　毛多次反复强调，最终认为这可能要“持续一个世纪”。
　　但如果阶级和阶级斗争仍保留在“社会主义”下，那么推翻资本主义的意义又是什么呢？从没有人把这么要命的曲解当作“马列主义的原则”。这不是革命的理论而是倒退的理论，而且恶果出奇重大，因为它并非以法西斯主义之名，而是以马列主义之名被宣扬。
　　毛一向支持“持久战”，并把它上升到了理论高度。但对群众来说这不是什么理论，而是其在一切阶级社会中所要承受的剥削的分量，只不过现在它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一个逃离共产主义中国的人给我们描述了“大跃进”期间人们的工作状况（据称，这是“人能想出来的最原始的劳作方式。我们好像要徒手造一条大坝出来，因为甚至没有滑轮这样简单的工具来搬石头，只能靠蛮力运送到位”），而且他说最要命的还不是工作，而是工作后的讨论会：

　　我们也不好说哪个最难以忍受，是劳动呢，还是食物呢，还是讨论会呢。我们要描述一下当天的工作情况，而且要谈一谈对工作的态度。尽管我是自愿劳动的，因为在北大时大跃进听上去很有吸引力，现在我觉得我们的工作像强制劳动一样。我在会上保持沉默，但人不可能永远一声不吭的，因为这样的话队长之后就会找你谈话，问为什么这样。我感到自己和蚂蚁没什么两样，不仅是因为要做这些不动脑子的活计，更是因为时常口是心非……另外我个人的经历时常阻碍我学习毛泽东思想，在它们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很大隔阂。但我不敢公然发表自己的异见，甚至是对自己说。

　　一个幽灵，一个匈牙利革命的幽灵在毛的头上游荡。直至今日他还在夸耀自己劝赫鲁晓夫派坦克进布达佩斯的英明之举。直至今日，毛统治下的中国依旧反对马克思的人道主义：

　　现代修正主义者和某些资产阶级学者企图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人道主义，把马克思说成是人道主义者……他们特别利用马克思早年所写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中关于“异化”问题的某些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思想发展的初期，确曾受过人道主义思想的某些影响……但是，当他们建立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发现了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以后，他们就立刻清算了这种影响^[20]。

　　一份关于文革的重要文件“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将伟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公开地承认：“如果不采取严肃的举措改造他们（知识分子），他们必然在将来的某个时刻变成匈牙利裴多菲集团这样的帮派”^[21]。
　　红卫兵旨在成为“改造”的执行者。他们构建在中国共产党体制之外，与其说他们是用来反抗“官僚主义”的，倒不如说是让中国的顶层和底层看到中国在两个先进工业国两极分化世界中的位置。在这样的世界中，像中国这样技术落后的国家看不到在“这个时代里”推动世界革命的希望，于是愈发地向百姓施加压力。在私有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一过程叫资本原始积累；在国家资本主义（虽然自称为共产主义）下，对内这叫“克服私欲”^[22]，对外则叫“毛泽东思想照亮世界”^[23]。不过这被照亮的国家却陷入了电视转播公开行刑的野蛮和堕落。克服的“私欲”也并不主要是“掌权的走资派“的利益，而是广大中国大众的利益和现在所谓的“假 ”红卫兵的利益，事情已经变成“大规模的群众斗群众、工厂停工……对真正的红卫兵武装斗争。”到了1968年，事情还没有被解决，虽然军队作为一贯的阶级秩序维护者恢复了实权，工厂里、公社里互相敌对的红卫兵组织并没有都加入”系统化的单一组织“。尽管毛泽东在他七十四大寿的时候继续坚持”革命理论“，认为社会主义的胜利需要”百年到几个世纪的时间“，群众只觉得再走回头路。如同一个从毛统治下中国逃亡者所说：
　　这就是倒退，真的是的。毛是开倒车的。我一直觉得事情在退步，但没想起来开倒车这个词。我没有想起来是因为我不敢想象说这个词的后果，但倒退确实总结了毛泽东思想……人道主义的倾向在中国人心中很强烈，可以让人再次精神焕发。我相信青年人准备好发动一场新的革命。
　　不管这个北大女学生对当前的形势分析正确与否，可以确定的是，文革释放出来的力量没有安稳下来的意思。毛最新的反对“质疑一切、推倒一切“的“极左“观点的运动恰恰说明，文化大革命已经失去了控制。　

附录：

中国生活、工作、爱情中的文化大革命

　　“某些工人只着眼于情爱，迎合低俗趣味，妄称什么‘爱’和‘死亡‘才是永恒主题。这些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分子必须被坚决镇压。”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投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北京周报1966年4月29日刊【注：北京周报是外文周刊，原文是英文】

　　“近日来，在某些企业和单位中，一小撮坏分子在某些领导层人士的煽动和组织下误导工人红卫兵，欺骗广大工人阶级群众，蛊惑他们向单位的领导管理部门要求提高工资待遇、福利和其它经济要求。他们要算什么‘旧账’，甚至叫嚣着要彻夜‘坚决斗争’。”

——福州消息。转载于中国季刊 1967年4-6月刊【注：中国季刊是剑桥大学研究中国的刊物，本文引用的是英文】

　　“在毛泽东思想的武装下，有毛主席对我们革命造反派的支持，我们敢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敢摸老虎屁股，敢捅马蜂窝。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福州广播 1967年1月7日电

　　“因为胜利，党内的某些情绪可能滋长——骄傲、以功臣自居，怠惰不求进步，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

——毛主席语录【注：本文引的是英文。翻译给出的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的原文】

　　“经过一年，全国上下动员起来了……现在第二年是夺取胜利的一年……第三年要整理整顿。经过一段时间，我们要再来一次。”

——周恩来在中国科学院大会上的讲话 1967年5月26日科技战报【注：根据整理的周恩来讲话合集，这应是周恩来再中国科学院召开纪念毛泽东延安《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五·一六《通知》发布一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本文原文引的是英文，但未见于目前收录到的讲话的文稿，不过从大意上来说，这与讲话内容是符合的】

　　“我理解了毛主席为什么被冠以这么多的头衔——‘伟大导师、伟大领袖、总指挥、舵手‘，也明白了为什么大家都读毛主席的书。我并不是说我知道毛泽东会领导什么形式的运动，我只是想起来在1958年他放下了政府的公务，因为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他可能放弃自己现在的某些头衔和工作给他的’接班人‘。不过毛本人似乎已经计划要领导一场持续十余年的反帝斗争了。我想他可能会活到胜利的那一天，哪怕是用一次核战来达到目的。”

——安娜·路易丝·斯特朗【注：美左派记者】中国通信 1966年十月20日，描述的是毛泽东在天安门十月的典礼上的场景，毛在庆典上没有作任何讲话

＊重刊于亚洲调查，1968年冬

^[1] “Ｍao’s Second Revolution,”K. S. Karol, New Statesman, Sept., 1996. Karol先生藉由如下解释超越了自己：毛思想的神化是维护「中国革命合法性及中国革命在中国开展的社会主义观点」所必需的。见他论中国的专书，翻印为“Ｗhy the Cultural Revolution?”Monthly Review, September 1967.

^[2] Peking Review #31, July 28, 1967：「超过八亿四千万幅毛主席的画像在1966年七月至1967年五月的十一个月间被印制，而在此前16年制造的则是超过这五倍的数字……共有33种不同这位世界人民伟大领袖的画像。」

^[3] Documents of the First Session of the First National peoples’s Congres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oreign Language Press, Peking, 1955. 复印于Eigh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CP, Vol. 1 (Documents), Peking, 1956.

^[4] 最佳的著作是Roderick Macfarquhar著The Hundred Flowers Campaign and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New York: Praeger, 1960)。亦见Dennis Doolin著Communist China: the Politics of the Student Opposition (Stanford Univ. Press, 1964)。

^[5] Peking Review #30, July 21, 1967

^[6] Peking Review, July 4, 1965。亦复印了艾地和苏卡诺的演讲。

^[7] 有关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进一步讨论，见我的三篇文章，”Indonesian Communism: A Case of world Communism’s Decomposition“ in News & Letters (Detroit), October and November 1965。

^[8] 来自苏联共产党对其他共产党的一封“秘密”信函，由Die Welt (Hamburg)出版，并复印于New York Times, March 24, 1966。

^[9] 埃德加·斯诺早在1962年就写道：「中国将美国视为主要敌人的预设可能会转向别处」（《大河彼岸》(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 p. 671）

^[10] 来自New York Times, August 14, 1966的摘录。完整文件可见于Peking Review。

^[11] 1965年1月授权给埃德加·斯诺的访谈刊登在The New Republic, February 27, 1965

^[12] Stuart Schram，一位对中国颇具同情的分析家，且常强调毛的伟大成就，在他的《毛泽东》1967年修订版中如此估计。官方播报和声明仅提及「群众」，从未报导被逮捕、毒打和羞辱的总人数实际数字，更别提实际被杀者。

^[13] 当毛泽东夫人在1967年9月26日第一次攻击红卫兵时，她告诉他们：「在街头上奔波是个错误。去年才是点燃革命火苗的时候。现在走进街头是根本错误的事。」到了1967年12月，林彪提醒红卫兵他们必须记得红军「鼓舞」了他们，因此他们必须遵循和揭露自身的「自私」短处。

^[14] “Tensions on the China-Soviet Border“by A. Doak Barnett, Look, October 3, 1967. 包含一幅地图详述争议纷扰的边界，中国现在称其是透过「不平等条约」而得。

^[15] 引自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一书（Penguin, 1967）。对中国共产主义中的国家性质最有洞见的学术著作当属莫里斯·迈斯纳所写的对一位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研究——《李大钊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Harvard, 1967）。

^[16] 弗朗茨·舒曼的主要著作《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与组织》的开头是一段谦虚的介绍：“本书的写作就如中国革命一般，历时长久而终成于一举。”不过即便舒曼对中国、日本和马来亚的资料记载进行了七年的苦心孤诣的研究，他这一举竟然没有分析到军队。就在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林彪发表了关于“人民战争”的重要讲话，他把工业国家比作城市，欠发达国家比作农村，农村包围城市并夺取最终胜利，和毛泽东的革命历程如出一辙。舒曼教授急着把书付印，搞得好像林彪讲话前军队从没存在一样，他对此承认说：“我在写完这本书后才发现漏掉了组织中的重要一部分——军队”。到了这个时候，另一种组织领域，红卫兵，已经出现，舒曼对红卫兵倒是做好了分析。看起来“成千上万的年轻学生涌入街头组成了保卫红旗的卫队”（纽约评论，1966.10.20刊）。为了证明这场群众运动的自发性，他几乎处处不忘论证“毛泽东一直对集中的官僚权力忧心忡忡，近期的批斗也符合其政治路线”（Diplomat, Sept., 1966，尤其是在他回应列文森教授在纽约评论上对他的批评的时候）。但舒曼没能向我们解释清楚为什么“内生的反官僚阻力”需要靠批斗和“自发的红卫兵”来实现。

^[17] 精神现象学 p. 245

^[18] 列宁选集第七卷 p. 377

^[19] 这份1966年8月通过的中央委员会决议反复重申这是一份需要持续学习的‘纲领文件’，因其对”当时世界革命的若干重要问题进行了科学马列主义的分析”。

^[20]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

^[21] 出自北京周报。艾利斯·乔夫在他的文章“文革与夺权”中引用了这句话，见中国季刊 1966年7-9月刊，这期中有专门探讨中国1966年中的专版。有关文化层面特别重要的可见Merle Goldman这篇文章“周扬的殒落”（The Fall of Chou Yang），Merle Goldman甫出版了内容不限于当代文化大革命的优异作品。

^[22] 北京周报 1967年11月24日和12月1日刊。也可参见香港的查尔斯·莫尔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文章，1967年12月31日

^[23] 在12月26日，毛泽东的诞辰，中国官媒宣布这一年毛泽东的著作以23种语言发行了至少5亿本。媒体骄傲地宣布，文革前只有十三家出版社发行他的作品，现在则有180家，而且还有的用外语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