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威·爱·伯·杜波依斯 -> 威·爱·伯·杜波依斯自传（1968）
第七章 童年在大巴灵顿
大巴灵顿是中产阶级的城镇，居民绝大多数是祖籍英国和荷兰的美国白人。他们的财产和收入各异，然而所有的男人都工作，看来至少能挣钱糊口。自然，收入同个人的能力并不成正比例。有人一天工作3个小时，一年挣几千美元。木匠一天工作12小时，只挣1美元。佣人黑天白日地干，一周只挣2美元。但是我们没有梦想过有这么一天一个人什么事都不干，到了35岁能成为百万富翁，而他的同辈却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来，还要挨饿。
妇女们是家庭主妇，但也有一些例外。如女教员，女邮政局长和一些像法塞斯妇女服装店的女店员等。拥有财产、房子、店铺和各种工厂是重要的，是取得社会声望的基础。大多数家庭有自己的房子。有继承财产的，但数量不太大。这里没有吃闲饭的富人，也没有显赫的“社交界”。我朦胧地记得有个富有的老人，显然已退休，不再工作，时常坐在马车里，由穿着制服的马车夫赶着他的马车在镇上兜风。我记得我曾经很吃惊，当我得知那坐在马车前高座上，戴着海狸皮帽、穿着发亮的靴子和金黄色镶边衣服的杰出的先生竟然不是马车的主人，而主人却是那蜷缩在后座的矮胖的人。
这毕竟是罕见的。罗素兄弟是我熟识的中年人，他们每天都去上班，管理着坐落在镇上首的伯克希尔毛纺厂。惠汀这一家早就是小康人家，经营出售药物等的杂货店。还有一个姓伯加特的白人，把自己的姓拼成伯吉，拥有最大的一个食品杂货店。格林家开服装店。布鲁尔家做五金和燃料生意。镇上有两家旅馆：伯克希尔旅馆，主要为从纽约来度夏的旅客服务；米勒旅店则依靠地方上的顾客经营。有一个时期有一家面包房，制作精美的糕点，后来被全国饼干公司吞并，从此消失。还有一家银行，叫全国马哈维银行。
当然，这里也有通常的矛盾：财产和收入虽说是社会地位的主要基础，而同时却又对有关情况小心地保守秘密。没有一个人知道罗素兄弟究竟多富有;科芬和丘奇两家的经济状况又如何。当然，有些传说和一般的估算很有可能同实际情况相差不远，但是几乎没有人确确实实知道镇上重要人物的经济情况。
这里没有明显的显示财富的情况。罗素·丘奇和柯林斯医师家的房子比较大，大约有8～10间房间。房屋建筑为木结构，少数为石结构。在附近山地有丰富的廉价的蓝花岗石。绝大多数人家的房子是木结构，有4～6间房间。所有的房子都按普通的样式装饰：“会客室”里有用马尾毛作填塞料的沙发和椅子，老式的木家俱和拐角处“放装饰品的搁架”。取暖用煤炉，每个房间一个，使用的是附近的无烟煤和木头，洗澡间和室内厕所是稀有的，每家人家都有户外厕所，常盖在合适的地方。
在日常生活中，有钱人和穷人的差别并不大。生活开销小，几乎没什么真正的贫穷。有些食品像本地的水果，差不多算是普通的食品。在住宅的小院子里种着像土豆、干白豆和洋白菜等蔬菜。腌牛肉和鸡肉售价低。鸡蛋经常是自家养的鸡下的。“青菜”和大黄叶柄种在后院。到了秋天保存食物和做食品罐头只需花点白糖钱。没有炫耀的马车。社交生活十分隐蔽。我们地区的周报《伯克希尔信使报》刊登的社会通告一般都是关于结婚、出生、去世以及外地人来本地探亲和本地人去纽约或西部旅行的。
我自小形成对富有和穷困、工作和慈善事业明确的看法。富有是工作和节俭的结果；有钱人是世间一切的合理的继承者。穷人，总的说来，是自作自受。他们是不幸的，若如此，那么他们的命运只要用心是容易改变的，但是他们主要是“好吃懒做”，而“好吃懒做的人”是不能原谅的。
这个地区社会名望的主要标准是财产和家世。但是这里的人的祖先从来都不是像沿哈德逊流域到西部的大庄园的庄园主那样的大地主，也不是像波士顿和东马萨诸塞州同贵族有关连的威望高、有学问的那样的人。
他们通常是真正受尊敬的普通人、田地拥有者，或者是投入工业建设的技工。地位，并不在于祖先是干什么的，是什么人，而在于他存在并体面地生活，从而把个人同社区连接在一起。按自然和社会条件，我们社区的人属于哈德逊流域的荷兰人，而不属于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多数情况下，人们很容易往南去纽约，而不是往东去波士顿旅行。
商店大部经营主要的日常生活用品——食物、衣服、药品等等。它们过去多数为乡镇之间的大型农民贸易服务。周围的农民带进他们的产品，换回制成品和某些奢侈品。不过这种类型的贸易在我童年的时候规模已逐渐缩小。西部的农产品售价比本地低,除了牛奶、黄油和新鲜蔬菜。这里有一两个好的珠宝店和修理钟表店，一个糖果店和几个热带水果摊。
在我们镇的居民中有一个人给我印象深刻，他的名字叫C·C·泰勒，是个小个子的白发男子，正在写镇史。他是银行职员。他住在下中心街的一座美丽的山上，拥有一群牛，产大量牛奶，于是他跟我母亲说，任何时候只要她需要脱脂牛奶，就可以差我去取，要多少有多少。我记得那些个清晨，我往我家门拐角的榆树走去，来到宽阔的中心街，经镇公所和对面的水槽，然后走过凯洛格的草地和住宅及迈克·吉本斯的村舍，一直往上来到泰勒家，去取那可口的新鲜牛奶。这是使我比较感兴趣的事。
镇上有一两家酒吧。镇上不想承认，但又必须承认。美国人乔治·布里格斯曾经开过这样的酒吧，但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停业了。他转而去做较为正派的生意——卖肉。但是镇上的人从没有忘记他以前的职业。我童年时生意最为红火的酒吧是在铁路街上。这条街一头从中心街开始，直通火车站。经营这家酒吧的是一个外国血统的人，名叫布雷兹。这里成了狂饮欢宴的中心，可能还有赌博。为此事，我母亲规定了一条严格的禁令，这是她规定的少有的严格禁令之一。她不爱讲话，喜欢用心听人讲。她很少下命令，但是这次她坚定地对我说，决不允许我走进酒吧间，即使走近也不行。我从没进去过。的确，她当时对我的要求表现得如此强烈，从那时候起，在我的一生中，从没感到在酒吧间饮酒是轻松的。
我母亲采取这种态度的理由是清楚的。大巴灵顿娱乐的地方和种类都有限。社区的社交活动集中在镇公所的招待会上；有“波希米亚吹制玻璃品的人”或者是我仍清楚地记得的那山姆·卢卡斯的歌唱者。但是，那些普通人，包括勤勉的商人和忙碌的技工，更别说那些劳工和过路的访问者了，对于他们，酒吧是娱乐，酗酒是解愁。镇上几个最受尊敬的人有时酗酒，在公众面前表现得更糟糕。我的舅舅杰姆是个声誉好、工作努力的理发匠，由于饮酒过多，有时回家连家门都认不得。当墨菲的绝对禁酒运动扫过山谷时，作为一个孩子，我是首批戴上禁酒组织的蓝带标志的。在去德国留学前我一直遵守不喝酒的誓言。
在这个基本上是美国白人的社区里显得有区别的是两部分人。其中一部分是广大的爱尔兰农夫。他们是在50年代初期在那家喻户晓的饥荒之后开始来到镇上的。他们是天主教徒。许多人进来后当了佣人和本地毛纺厂的工人。来此年代久一点的当上了铁路上的劳工和各类技工。他们是一群正派的穷人。继他们而来的是更为贫穷和无知的农夫，没有教养，衣衫褴褛，有喝酒的癖好。他们聚居在镇的上部分工厂周围的贫民窟里。他们收入低微，一般是受剥削的，虽不如城市里那么厉害，但是在大巴灵顿这样一个城镇里，剥削程度未免过了点。作为一个孩子，我害怕爱尔兰人，尽量躲开他们的住地。有时他们叫我“黑鬼”或企图袭击我。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当中来此年代久一些的、阶级成分高一些的人家的上学的孩子，我都熟识。
总而言之，广大的爱尔兰人以他们不同的宗教信仰和他们独占的佣工行业，同镇上居民是隔离的。天主教堂坐落在河对面的高处，在工厂的那一头，当佣人的姑娘们一大早虔诚地长途跋涉到那里去作弥撒。这个特点以及爱尔兰人其他的特性成为镇上和整个新英格兰人的笑柄。我后来从南部回到新英格兰时，发现在田纳西州对“黑鬼”的嘲笑在哈佛大学已被“两个爱尔兰人”的故事和歌曲像“mush—mush—mush turaliady”所代替。当时我的确为此感到震惊。
我自己对待这些勤劳的爱尔兰少数民族的态度自然是复杂的。他们不属于我传统的社团，为此，我感觉同他们没有什么同志关系。我想我同镇上大多数居民一样认为这肮脏和恶臭的爱尔兰贫民窟是爱尔兰人自觉自愿造成的。确实，在学校里、教堂里和大街上，我没有看出这个城镇应对贫民窟负责。比如，我们的豪萨通尼河变成“金黄色”，那是因为流进了造纸厂和毛纺厂的废水，久而久之这条河变成城镇和贫民窟倒脏物的公用阴沟。
这个城镇的其他少数民族就是我们这些黑人，但人数不多。在大巴灵顿黑人在5000居民中只有25人，肯定不会超过50人。在这个山谷居住年代最久的居民中有我的家人。表兄弟姐妹和其他黑人中的近族通婚，加上有限的白人混血，使这个家庭在县城逐渐扩大。迁进的其他黑皮肤的人中有一些是同当地印第安人混杂的。还有一二种情况，比如一批显然是后来的非洲移民，从靠近设菲尔德的地方过来的。还有幸存的是与人们隔绝的一群黑人，他们的原籍不清楚。我们对他们不了解。但是由于我们所受的教育和经济地位，我们感到自己是高于他们的。
“南北战争加入北军战线的黑人”和得到解放的南方黑人的迁人，使镇上黑人人口增加一些。总的来说，他们是受到本地黑人的欢迎的，尽管老的黑人住户坚持他们的一些社会区别。令我们吃惊的是新来者组建了一个小的黑人卫理公会基督教教堂。我们有时也去那儿做礼拜。这里有梅森一家6口人。他们有点粗鲁，笃信宗教，但是好心肠，辛勤工作，非常快活。我变得非常喜欢他们了。还有从邻镇来的客人。我记得有个可爱的、老实的、褐色皮肤的小女孩，她蓦地出现在我的面前，对我娴静地微笑。此外，总是来一些不认识的表兄弟姐妹们。黑人在某种意义上不像爱尔兰人那样不爱理睬人，他们是长期存在的社区中的一部分。像我这个情况，作为一个孩子，我不感到同镇上广大的居民有什么不同或同他们隔绝。
进入中学以后，我开始感到“有色面纱”的压力。先是在小事情上，后来在较大的事情上，但是总能得到某种补偿。比如，乔治、毕比是我中学的同班同学，长得挺漂亮，比我大两三岁，穿得考究。我自己从来没穿过破衣服，但不是新的，当然更不是新式的。然而乔治和我两人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因为尽管他穿得那么好，他在班里是相当笨的，这点他知道，而我是聪明的，只是衣服差点，所以我们互相扯平了。还有萨宾兄弟俩，名叫克拉伦斯和拉尔夫。他们住在街对面，靠近我家。克拉伦斯严肃、用功，而拉尔夫则是个小精灵。我们是朋友和游戏伙伴。此外还有阿·本哈姆，他的父亲是铁路工程师，他是调皮捣蛋的，红头发，长得难看，然而有天赋。他和我合编我那时期出版的唯一的一张报纸，它就是中学的《呐喊》，是手抄的，只维持了两期或三期。
住得离我最近的是杰姆·帕克，他父亲是修理和制造钟表的。他和弗雷德·桑福德常爱带着步枪到森林去打猎。我对此有些反感。因为我不喜欢杀生。但是他们都是我的好伙伴。在班上我能很容易地大大超过他们。我们这一群男孩子中还有博尔德曼·托比，是珠宝商的儿子。有一次他上学穿了一双鞋，说是值4美元。我们不相信会值这么多钱。乔治·菲尔朴斯，白铁工的儿子，住在我家隔壁，我们每天见面。内德·霍利斯特的父亲在饮马槽旁开了一家大的食品杂货店，一次，玩“打雌鸭”（用石子打落对方岩上小石的游戏——译者），不小心击中了我。他家的店里存有热带水果，他一定要我收下几十个橙子。他由于首次把高轮自行车带进镇上而出了名。
有个名叫玛利·杜威的女孩子，是我们这里最杰出的律师的大女儿。她的算术比我强。她能以惊人的速度用加法演算好几列数字，但我对历史知识的掌握和写作能力比她强。在我班上的其他女孩子中，我看没有杰出的。伊迪丝·皮克斯利和洛蒂·杜利特尔长得挺美，但知道的东西不多。萨巴拉·泰勒和明妮·克里西是朴实的农村姑娘和好学生，我喜欢她们。阿格纳丝·奥尼尔是新到镇上来的，她的祖籍无人知哓。她穿得十分华丽，乔治·毕比总是陪伴着她，要不然，她是个无足轻重的人。
在我们上学的日子里，由于年轻和不那么世故，我们主要的精力放在学习和玩耍上。我还记得从阿默斯特来的新校长弗兰克·霍斯默试图让我们戴制服帽，帽子前边印上金色的“大巴灵顿中学”的几个开头字母G·B·H·S。我们几乎一致反对，把这叫做“伟大的（G）大（B）霍斯默（H）推想（S）”。实际上，我们大多数学生，特别是我自己，是没有钱来支付这笔不必要的费用的。另一方面，我们确实有些有趣的集体活动。霍斯默和在杜威法官办公室里解释法律的年轻的弗兰克·赖特在镇公所主持上演了斯科特的话剧《湖上的女士》，多数中学生参加了演出。另外还演出了民间通俗剧《老约翰·勃朗有个小印第安人》。我在这个戏里扮演一个角色。我们的娱乐有游戏如“打弹子”、“间谍”、“打雌鸭”和“印第安人”等，还有爬山、山洞探险、游泳、骑自行车顺长长的山坡滑行，远从堡垒街，经铁轨一直到中心街。大多数孩子常去滑冰，而我不去，理由有两个：一是滑冰太贵；二是母亲怕水。
我们主要的节假日是7月4日和家畜展览会以及圣诞节。7月4日对孩子来说是可以暄闹嬉戏的日子。那天，一般只发生不多的几起意外事故。有时一些慈善家放烟火款待我们。平时我们只燃放我们个人的一包包小爆竹。圣诞节是教会和家庭的节日。这里公共场所不张灯结彩，也没有人发狂似地购买礼物。我们玩棒球，那时棒球还没有成为国家的运动项目，只有“一个队”或若最多有选择的两队。我们有时试着踢足球。我对这些运动都不怎么特别在行，但是高兴凑趣。
在其他的同学中，有两个爱尔兰男孩是我喜欢的——迈克·吉本斯玩“打弹子”游戏简直熟练极了。内德·凯利挺胖，挺有趣，后来他成为镇公所办事员。有一个年纪稍大的同学，他家世世代代都是英国人，他的名字叫沃尔特·桑福德，后来成为地区的法官。威尔·贝克威斯家住在离城镇挺近的农场，有时我母亲去那里临时“帮忙”。我总是在周末去那里同威尔一起玩，并同他家人一起用餐。母亲总是为我准备好奶油蛋糕，后来威尔成为大巴灵顿上大学的少数几个男孩之一。
另外还有三个男孩，我同他们挺熟，但是他们没有上公立学校。查尔斯·丘奇和约翰·丘奇上的是爱德华·万·利奈普的私立学校。在这个学校念书的不少是城镇外面的有钱人家子弟。我们这个中学的学生的看法是：这些学生缺乏上公立学校的智力。这也许是我们的偏见。万·利奈普先生试图建立城镇的孩子同他的学生之间的良好关系。丘奇家庭从他们的祖先科芬家族那里继承了相当一笔财产。科芬家族从利用战时关税率中获取利益，依靠造纸业发了大财。丘奇的子弟被教养成好吃懒做的富人，但是查尔斯并没有自然地成为这种人。他和我是十分要好的朋友。但是另一个年纪小一点的约翰却是有些孤傲。我特别记得他，是因为他同梅·卢普结婚了。卢普是个孤儿，生长在一个老式的贫穷的68家庭里，是个带有男孩子气的女孩。她就住在我家隔壁，是在我住的教堂街上一同玩耍的小集体的一员。后来，当我离开这个小镇去南方上学，她就嫁给了约翰。她曾给我写信问我能否给她找个黑人佣人。我没找到。
有个小男孩，我同他关系密切。他叫路易斯·罗素，是磨坊主法利·罗素的儿子。法利·罗素娶了第二个老婆。我认识的这位罗素夫人同我的家人很熟，是一位可爱的女士，尽力想抚养好年少的路易斯。路易斯是脆弱的，心肠好，但是迟钝，没有上公立学校，大部分时间呆在家里。罗素夫人想尽办法为他找同伴。她特别选中了我。所以我常常要跨过铁轨，走向那广阔的开满花的草地，去到罗素家。这是村里的一幢极为宏伟的房子，孤零零地四周环绕着草地、花丛和果树。房后有马棚，还有为农活做准备的附属小屋。
我同路易斯总是玩得挺高兴，在这幢房子里，我们是受欢迎的。我们在大厨房里一起吃面包、喝牛奶。爱尔兰佣人都很和气。有一两次，罗素夫人一定要我把路易斯的某些玩具带回家。给了我最大快乐的是一个旧的木制脚踏车。我的中学校长想要我选修希腊文，而我母亲和我因为希腊文课本太贵有些犹豫。为此，校长去找了罗素夫人。结果，罗素夫人花钱为我买了所有的希腊文课本。
除了我的同学，在镇上其他居民中，我特别记得约翰尼·摩根。他个子小，大概是烕尔士血统。他占用一家小店铺的前半部经营书店，而村邮政所则占用后半部。我每天去邮政所，并非盼望着什么信，或是真是常有信来，而是由于在约翰尼·摩根的书店陈列着不少使人感兴趣的刊物和书籍。他开始注意我，并非常同情我。我并没有因为他问我过多的问题或试图了解我的计划和观点而对他反感。但是他没提什么建议，也不反对我看《顽童》和《法官》中的插图。这些是我每星期必看的。
我还记得一件重要的具体事情。我从小被吸引的除了书，还是书。在我们的客厅里，我占有了一张老式的、带有书架的写字台。这是家里传下来的。我在屋里发现了一些散失的书，就把它们收集起来放在写字台里。有一本书，我清楚地记得叫《奥派论谎言》，还有一些其他的书。我没读它们，但它们成了我的藏书。后来有一年秋天，是1882年，我正在念初二，我在约翰尼·摩根的橱窗里见到了麦考利辉煌的5集《英国史》。我太想买了。当然，书价是远远超过了我的购买力，但是约翰尼·摩根建议我用分期付款的办法购买。这在当时的大巴灵顿并不是个常见的办法。我们那时的规定是“不赊帐”，但是我抓住摩根这个建议，用几个月的时间分期付款，大概是每周付2角5分。到了圣诞节，我拿回了我购得的这部珍贵的书。它们仍陈列在我的藏书中。
我是通过约翰尼·摩根的书店首次瞥见外面广阔的世界的。我记得在那里很早就看到美国的格兰特（美国第18任总统——译者）和脱卫得（1823～1878美国政坛人物——译者）的照片，脱卫得在纽约开始他的非凡的事业.后来我又看到了海士（美国第十九任总统——译者）和那没有胡须，面孔颇为冷酷的狄尔登（美国律师及政治家,1876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译者）的照片。约翰尼·摩根还给我提过其他建议。在他的安排下，我在中学时当上了《斯普林菲尔德共和党》报的大巴灵顿地方通讯员。这家报纸是西马萨诸塞州最有影响和销路极好的报纸。我不时写些有趣的文章寄去，但不多，因为我很快就中学毕业了。
在学校以外，我同镇上人的交往主要通过教堂。在大巴灵顿有3个主要的基督教教堂。后来又有了第4个。其中最主要的是公理会教堂。在那里做礼拜的人数超过所有其他教堂，包括镇上的商人、农夫和各种专门职业的人。我自己的家庭，父母双方都是圣公会的成员，但是由于我们住得离公理会教堂近，母亲在那里又有不少熟人，加上那里的牧师斯克德尔特别友好，母亲很早就参加了这个教堂的活动。我想我们是那里唯一的黑人受圣餐者。我从小到大就在这个教堂里做礼拜，上它的主日学校。就在那里，一天，一位女教徒低头看着我这个在母亲身边行走的圆脸蛋的小黑孩，看我脱下帽子，露出那硬而长的卷毛，就相当亲切地对我说：“小女孩在教堂里是要戴上帽子的。”这当然促使我回家闹着要把卷发剪去。母亲尽管挺伤心，我的卷发终于给剪掉了。
每年的喜庆日如草莓红熟，水果和蔬菜丰收以及圣诞节日，在主日学校都有庆祝活动，我总是参加的。我完全没有感到有什么种族歧视。我不认为有种族歧视，或有任何这样的想法。当大教堂被烧毁时，我算是个易动感情的哀悼者。以后在教堂重建的每个阶段我都要去瞭望。建筑这个教堂可是需要高超的技术的。我记得那圣坛。我感到骄傲的是能把上面刻的希腊文念出来：“真理会使你自由。”我听了那奉献的布道：“居于永恒，名为神圣的至高无上者如此说道，我寓高深之处。同在的有忏悔和卑下的灵魂。让卑下者精神焕发，让忏悔者心灵复苏。”
主日学校的新校舍是我的骄傲和欢乐。它从地下室延伸出去，房闾大而漂亮。从朝阳的窗口望出去是一片草地和花丛。地毯、椅子和桌子都是新的，这激励了老师们在日益扩大的班级里作出新的努力。我感到环境十分适宜，带头在讨论中提出令人为难的问题，并进行长时间的探讨。我学了不少希伯来经文。我想我一定是既受欢迎又有一点令人敬畏，但是我是非常快乐的。
另外一个主要的教堂是圣公会教堂。建筑式样有点过于庄重，有贵族式的构思。古老些的家庭和有钱人家去那里做礼拜。我记得发生过一件事，它恰好说明了镇上的宗教状况。我们的一个有影响的律师被任命为县法官。杜威法官住在我家那条街的拐角处。他的房子我很熟悉。在我年幼时，那幢房子楼上的一间寝室里住着一位有病的年轻小姐。从她房间里可以眺望中心街和教堂街。我母亲曾偶尔带我去那里。我会在那寝室里呆上一个小时左右，同那位小姐聊天。我们谈些什么，我现在一点也不记得了。但是显然我们两人都挺感兴趣。我母亲告诉我那位小姐得了癌症。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这可怕的疾病。以后我就不再去了。
杜威法官和他的全家都住在这所房子里。他的大女儿玛利有着非凡的演算能力，这我以前曾提到过。二女儿叫萨拉，最小的就是玛格里特。杜威法官在公理会教堂担任高级职务。这个教堂的理事会决定在举行圣餐时使用单个的酒杯以代替那个银制大酒杯。杜威法官对此非常气愤。他声称这个决定是违反圣经的。他带领他管辖下的全体教徒经教堂街来到圣公会教堂。从此他成了这个教堂的受圣餐者。这件事轰动了全镇。
在城镇的上部分，面对工厂有一幢小的白色木结构的卫理公会教堂。它会集了镇上一小群不太为人知晓的居民。他们静静地按时聚会。当然在河对岸是天主教堂。那里有着数不清的镇民。去教堂的多数是爱尔兰工人。教堂旁边有片墓地。后来，当我还在上中学时，镇上的黑人，大多数是新来的，而不是像伯加特那样的老住户，建立了一个A.M.E.基督教会的分支。这个教会在18世纪末就在纽约成立了。黑人在城镇下部分的中心街上早就拥有一小块地皮。他们被劝说卖掉了这块地皮，买下路边的一块，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小礼拜堂。黑人老住户对建立这么一个隔离的场所并不高兴。但是我们不时地去那里做礼拜。它是这个社区宗教机构中不引人注意的部分。
在我们镇上很少有犯罪或不轨行为。我们有一个警察，是个小老头，名叫艾贝。他戴着警察的标志，拿着一根警棍。我们孩子们常顽皮地取笑他。但是那里有一小间“拘留所”，不时的有人在那里住上一夜。在学校里，年轻人之间的争执和辩论是经常有的，但很少打架，从来没有什么合伙袭击或世代结仇的争斗。记得在初级中学时，我打过一次架，对手是一个体格强壮的农村男孩，但是为了什么，我已不怎么记得了。我可以肯定不是由于种族的原因。我们在中午离开学校，没回家吃中午饭就直奔火车站的后面。在那里，我们当着同学们的面，在他们的喝彩声中，勇敢地厮打。我被彻底地打败了。但是我们两人都能在下午一点钟赶到课堂报到，看起来还十分像样，维护了我们的“荣誉”。在我以后的生活中，我懂得这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普遍形式。
有一次，当我在中学时，我们几个同学从一个诱人的葡萄架上偷摘了一些葡萄。那时我们从不认为镇上孩子没有权利摘水果，而我们知道所有最好的果园。不过这一次我们偷的是一位知名人士爱惜和精心照管的葡萄。这激起了相当的义愤。杜威法官建议，我和另外几个同学最好去少年罪犯教养院。在我们这个州里，东部有一个很好的教养院，法官同它有联系。然而被偷者不打算提出指控。对杜威法官的建议也再没有听到什么反应。但是这件事对我相当震动。在我10年的童年生活中，县里发生过一起谋杀案；一起银行被盗案，只盗走少许钱款；还有一些如偷窃、侵占和酗酒等遭拘捕的次要案件。
作为政府，大巴灵顿在理论上，更多的在实践上是个新英格兰型的民主政府。在一般的政治方面，我们差不多都是共和党人。的确，如果是属于别的党派，那就不会受到尊重。我们的杰出的法官之一乔伊纳，一个瘦高个儿、黑皮肤的人，是个民主党人。我们怀疑他出身低贱和居心不良。
从早年起，我每年春天都参加镇上居民大会。地点在镇公所楼上房间。镇公所是一幢用红砖砌成的小房子。房子正面用罗马字写着“胜利”，这是为纪念国内战争的。我在会上听镇上居民们讨论我知道的事情。我也发表意见，如关于街道、桥梁和学校方面的，特别是关于中学，比较来说它还是个新的机构。在镇上，我们有几个性格独特而有趣的隐士，通常都是古老家庭的落后于时代的美国人。有一个叫克罗斯比的，是制造枪支的。他住在可爱的山谷里，那儿有着溪水、瀑布和水车。他像是个可怕的幽灵，然而我们男孩子经常鼓起勇气去看望他。还有一个特别的人物，叫巴尔汤·毕比，是从森林的僻静的处所来的。我们从来没有穿过那里。他是个特别肮脏、衣衫褴褛的肥胖老人，他常按时从岩石和树林中走下来，当众指责中学的教育和开销。
我13岁或14岁时是在一个规模很小的中学里上学。那里只有两位老师和大约25个学生。在这个新英格兰的乡间，这个中学是不太为人所知的，镇上给予的拨款也非常之少。但是使我恼火的是每年春天在我虔诚地出席的镇民大会上，这个大块头、衣衫褴褛的老人从山上下来，用一个多小时来诽谤中学，并要求停止开办。
我清楚地记得当我看到那些坐在那里的居民不动声色地听他讲话时，我曾是多么的生气。他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然而他们严肃地听他讲话，因为他是镇上的公民，是少量财产的拥有者。当他讲完话之后，人们平静地表决，通过了给中学的拨款。随着我逐渐长大，我开始认识到这是民主的本质：倾听他人的意见，然后诚实地和智慧地作出自己的决定。
当尚无自觉的社会主义倾向时，镇上已拥有公共的供水系统。它从隐蔽在山里暗处的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湖中流到每家每户。我们的慈善捐款照顾那极少数的“接受公共救济”的贫民。我们自己管理街道和下水道。另外，我们的消防队的成员是自愿参加的。我们除了镇公所周围的广场，没有公园。说实在的，有那大片草地和群山，我们也不需要别的什么了。
对于病人，我们这里没有社会性的照顾，主要是靠亲戚和邻里的友好资助。在县城里只有一家医院，那是在匹兹费得，叫做“仁慈院”。我们镇上有几个医生。他们在为我的家人看病时，在医药费用上是很照顾的，我很少得病，记得得过百日咳和麻疹，其他就没有什么了。幸运的是我没有骨折过。
从一般的思维和行为来看，我已成为十分彻底的新英格兰人了。在大巴灵顿，口若悬河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或过分地动感情，是不合乎礼仪的举动。我们甚至省略了日常的打招呼。在街上遇到熟悉的人，只简短地道一声“早安”，而其他人根本不打招呼。我十分肯定，在一个拘束少、比较随便的环境中，我应该容易学会用毫无约束的热情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但是实际情况是我不仅继承了新英格兰家族的社会传统，还继承了荷兰人的沉默寡言。后来，在面对真正和设想的种族歧视时，我内心的退却使我继承的这种习性更增强了。结果是我过早地委身于自己。我认为同别人打交道很困难，甚至没有必要。由此我自己的内心世界可能变得丰富些。但是在以后的年代中，这种抑制的习性常常回过来折磨我，因为早期形成的习性是不易抛掉的。南方的黑人，当我开始认识他们的时候，根本不能理解为什么我在街上就不能跟遇到的人很自然地打招呼或者在我朋友的背上拍一下。
当然，我们的民主并不是完全和充分的。某些有名的和有钱的公民总是被选进政府——不是最有钱或最出名的，但是可以肯定绝不是最穷的或爱尔兰天主教徒。
这个城镇和它周围的环境是孩子们的天堂：有山可爬，有河可以涉水和游泳；湖水结冰可以滑冰；山坡可以滑行；还有果园和山洞以及广阔的绿色田野。所有这些，显然是镇上孩子们的财产。我早年同游伴和其他人的接触是正常和愉快的。有时缺少可以一起玩的伙伴，不过这是由于这个镇的特殊习惯。一般家庭人员少，要求孩子们早睡，不许他们在街上闲逛或者扎在混杂的人群中。后来上了中学，发现有些颇令人费解的区别。现在认识到这是社会和种族问题。不过从种族的角度来看，比较清楚地更多的是指向爱尔兰人，而不是指向我。往往是收入和家世的原因大于肤色的原因。我曾为交换名片往别处写信。令我感到非常惊奇的是有一个新来的女孩子似乎不想要我的名片。
我想正是由于我过分的敏感，我避免了许多真正种族歧视的事情。我没有给我的同伴任何机会去拒绝对我的邀请。他们必须去找我，请求我去，而他们的确经常是这样做的。如果他们不需要我去，他们只要不去请我就是了。不过村里日常的社会活动——主日学校的野餐和节日庆典，镇公所临时溜冰场的溜冰，各个山上成群结队的滑行——所有这些，我都参加了，根本没去想我的同伴会有种族歧视。如果有，我会首先觉察到的。
的确，就是在中学里，男孩子同女孩子双双进出也不被认为是合乎礼仪的行为。他们在街上不在一起行走，在操场上不太经常在一起聊天。我想，这一事实或许能更好地说明今天为什么使我们感到困扰。今天，特别在南方，年龄较高、智力迟钝的学生上的中学成了社交的中心，甚至成为婚姻介绍所。如此的中学概念正是引起像在小石城发生的疯狂地反对取消学校的种族隔离事件的部分原因。
我后来没受到干扰，部分原因是当时的中学很少社交活动。没有兄弟会，没有舞会，没有什么荣誉团体。不管种族的感觉渐渐地潜入我的生活，它早期对我的影响反倒使我意气洋洋，对别人高度轻视。他们没有热情地求我，损失的是他们，而不是我。看来事实已证明，我在几乎所有的竞赛中超越他们是毫无困难的，特别在智力方面。在体育运动方面，我并不突出。我在棒球和足球方面只是一般，但是在赛跑、探险、讲故事和设计错综复杂的游戏方面，若不说总是，也经常是个领头的。
我进入中学后,经济问题和前途问题开始隐隐约约地出现了。这有部分是靠我自己来解决的。我母亲有限的收入来源是靠我那理发师的舅舅在她那里包饭的膳费，加上她白天有时干零活所赚的钱和那不引人注目的一些友好的赈济。但是我是急于要找各种工作来弥补收入的不足，如劈引火的木头、平整草地以及干一些零活儿。我很早就开始懂得成为“靠城镇慈善机关救济”的人，接受公家的赈济不仅是不幸的，而且是含有某种内疚的深渊。我估计我的一些亲属陷进去了，但是并没让我知道。我们靠自己谋生。我有一张小的明信片，上面的日期是1883年9月18日，是史密斯小姐写的：“我们希望你下星期六一定来，同上星期干的一样，为我们劈些木柴。”这个工作就是为两位处女劈木柴。这是我首次实行我的经济计划中的一项。
进入中学后我开始第一次得到一份拿固定工资的工作：一大早来到隆默迪欧太太的女帽及妇女头饰商店，往一个或两个新的叫做“自动添煤”的火炉里加满煤。从此，在我念中学的整个时期，我放学后和每个星期六都工作。
相当一段时间，我还向黑人周报《纽约时代》寄去一周一次的简讯，并且帮助销售报纸。在A&P食品杂货店还只卖茶叶时，我是它的地方代理商之一。就这样，通过各种渠道，我设法赚了些钱。从来没要求或想要别人赠送些什么。
那时在美国发生的重大事件中，影响到我们的只有1873年的经济大恐慌。1876年我舅舅从我们东边的一个小镇回到家里。他在那里是个第一流的理发师。我记得他带了一个银元来送给我。这在当时是个稀罕的东西。在这以前我见过的只是纸币。
美国在1870年到1890年的20年中是个非同一般的国家。这期间的总统有格兰特、海士、格菲尔德、阿瑟和格罗弗·克利夫兰。杰姆斯·G·布莱恩是个向上爬的人，他几乎没有错过当大官的机会。这个国家是富裕和不在乎的，滥用它的似乎是无底的资源。它把东部和西部用铁路连接起来，开采铁、煤和石油，给企业家们，这些新的和冷酷的特权阶级创造财富。这些人是靠国内战争发财的。其种种后果可从我们镇上看到。
另一方面，在我的亲戚和黑人朋友这一社会圈子里，总有一些让我这个孩子感到最有趣和最满意的同伴。种族界限是明显的，然而没有完全划清。我记得我的一个表兄，带回一个白人妻子。家里人反对的主要理由是他无法养活她，同时又没人知道她的家庭，而对家史的了解被看作是极其重要的。许多黑人的血管中流着白人的血，这是因为在过去几代里黑人和白人通婚的缘故。黑人聚集在一起，有他们自己的社会生活，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这是城镇的惯例。有少数的三五成群的人在一起，但是并没有多到今天会称之为社交生活的，除了以教堂为中心的活动，这个活动黑人是常常参加的。
在黑人伯加特家族中的许多亲戚的命运，我不太清楚。有一个表兄叫吉米·伯加特的，住得离威廉斯学院很近，总希望能进这个学院念书，但他的愿望从来没实现。他缺少钱，又不懂希腊文，在学院里是个看门的。但是他的孙女是一家大的纽约联合公司的速记员。其他还有西部的农民，他们已过上好日子。有一个已成为歌手和音乐老师。另一个是州边境大城市中黑人学校的家政系主任。当然，可能确实有几百个黑人伯加特的后代，像普通的公民那样工作——有当教师的，有一些有专业职务的，有当公务员、技工和技术工人的，还有在街上和家里做简单体力活儿的。我向他们所有人致敬。
我不时去邻近城镇作短暂的旅行。我到南边5英里远的谢菲尔德，我表兄皮泊尔家，同约翰和他的姐妹们玩；到北边两英里远的匹茲菲尔德。我的表姐妹玛利·波特尔和莉齐·波特尔住在那里。我还见到了可爱的丽塔·特威尔。有一次我去阿默斯特我舅舅那里。他同他的侄女住在一起，开了一家理发店。他给我买了一套新的用美丽的藏青布做的西服。
我童年时，时间最长的一次旅行是在1883年。那时我15岁，念初中三年级。1874年我祖父在失去他第三个妻子后，向一位寡妇，格林太太求婚。他保证让她在新贝福德有一个家。他已从斯普林菲尔德移居那里。他写道：“我已在兰拜街和第三街的西南拐角从皮通斯卡碾磨机联合公司买下了房子和地。那块地有公司在兰拜街所占的土地的整个宽度，往南伸展包括有20路得（一路得相当于四分之一英亩——译者）那么大，价钱2000美元，一半用现款付，另一半要么一年付清，要么以抵押上述房屋作担保，付7%的利息。
祖父然后加上：“恳求你，不要让我离开你，或者让我回到过去，不再追求你。你到哪里，我就去哪里；你住哪里，我就住哪里。你的亲人靠近我的亲人；你的上帝靠近我的上帝。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并将埋葬在那里。”
“我们相识时日越久，我就越加喜欢你，我亲爱的安娜。只要你感到高兴，就赶快到我这里来吧。我们将只有一个家庭，一个钱包，一颗爱心，一个上帝。”
他们最后结婚了。在1883年我祖父最后的这位妻子写信给我母亲，说她已知道我父亲，并很喜欢他，能理解我父亲与我祖父之间的不和。当我父亲离开我们，估计已去世时，她听说了我。她希望我去，让我祖父看看我，认识我。我母亲很兴奋，决定让我去一趟。她怎样筹的钱，我不知道。不过，我的母亲多智多谋，只要她认为我需要的，总能为我弄到。她凑足了我的旅费，希望我祖父最终会在我的教育上给些帮助。所以我去了，首次踏上了进入这个世界的长途旅行。
我乘豪萨通尼火车到达布里奇波特。由于新的标准时间和时钟上的时间不一样，我错过了去纽海文的火车。我换了一张火车票，改道经哈特福德。在那里我看到了州议会大厦，那“贵宾”登记册上的签名真精彩！到达普罗维登斯时迟了，并遇到了点麻烦，因为我祖母的朋友没有准时来接我。
我住在那儿时，有一件事使我忘不了。一天下午，客厅中间的桌子给铺上了欢宴时用的桌布，放上了雕玻璃的细颈盛酒瓶和两只酒杯。祖父在等待一位客人，所以我就徘徊在隐蔽的地方。
来访者原来是个高大的黑人，面貌悦人，穿着讲究。我祖父穿着黑色长外衣，很有礼貌地招呼弗利顿先生。他们坐下，很严肃地谈论着。最后我祖父站起来，把酒杯斟满，举起杯来同他的朋友碰杯，并低声祝酒。我过去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礼节。我在书里看到过，但是在大巴灵顿，白人和黑人都避开这种礼节。对于他们来说，这带有做作的味道。我们走向另一极端，即遇见人随便打个招呼，一付懒散的样子，回答问题三言两语。而黑人伯加特喜好纵情地开玩笑和拍打别人的背。在我祖父的客厅里，我突然领悟举止风度意味着什么，一个有教养的人是如何表现的，并能说得出什么是我们在大巴灵顿的人不愿去做或做不到的。我永远忘不了那祝酒。
新贝福德的房子在我祖父1887年去世后以2110美元出售，祖父被葬在纽海文靠近耶鲁大学校园的橡树公墓。他拥有一块墓地，就在有名的利比里亚人杰胡蒂·阿希孟的墓地旁边。他的大女儿嫁给一个肤色浅的黑白混血者。他们的后代已过渡到白人,可能不会怎么警觉到自己有黑人的血统。我的姑姑亨丽埃塔嫁给一个叫贝茨的。他是马里兰州亚历加尼县的坎伯兰人。
在我从新贝福德回去时经历了另一件令我激动的事。我同我祖母的朋友又一次经过普罗维登斯，在那里暂停。他带我去纳拉甘塞特湾参加在落矶山顶举行的一年一度的野餐。这里是三个州的黑人惯常聚会的地方。我惊奇地看着这形形色色和举止各异的一万名黑人。看着这整个的大范围的灿烂的美国黑人世界，我简直目瞪口呆了。那些大摇大摆地走着的男士们，那些美丽的姑娘们，那笑声和欢乐的气氛，那不受拘束的自我表现，使我既惊异又鼓舞。在这里，我显然没发现有什么穷困和堕落，有的只是非凡美丽的肤色和极其平等的神色。就我所看到的，甚至连种族界限的影子都没有。我经过斯普林菲尔德和奥尔班尼回家。在奥尔班尼，我去了我的同母异父的哥哥家作客，首次看到了那闪着微光，发出拍拍声的街灯。
1884年我从中学毕业，当然是学校里唯一的黑人学生。在我上学的时候，曾经有过另一个黑人学生。他呆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但是我真为他感到羞耻，因为他的功课没有像我经常做到的那样超过白人学生。我们全部13个毕业生都参加讲演。我讲演的题目是关于温德尔·菲利普斯的。他是位反对黑奴制的伟大的游说者，在2月份刚逝世。我想一定是有几位老师建议讲这个题目的，当然也十分可能是我自己选择了这个题目。我被他的一生的经历和他的事业所吸引，并用了很长的时间从多方面计划今后自己将做些什么。
大多数简短的演说都是十分平常的论述，但是我认为明妮·克里西关于读书的这一讲演特别好。我羡慕她在书本方面的知识。我的讲演赢得了热烈的掌声，那是因为我是黑人，又选择了这样一个题目。在我出生的社区，人们都这么看，认为这个社区为了400万黑人的解放事业，曾经帮助镇压了一场邪恶的反叛。社区里的人深深地佩服菲利普斯，尽管近期他选择了社会主义。我母亲坐在听众席上，为我感到骄傲。
与此同时，世界上到处发生的骚扰和变化，对我此后的一生有很大影响。在日本，在我出生的那年，明治天皇即位。在中国，那无畏的慈禧太后为反对英法两国扼杀中国而战斗。普鲁士同奥地利和法国打仗。德国王朝在1871年兴起。在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主持她的第八届议会的开幕。狄斯累利和格莱斯顿（两人均为英国政治家——译者）开始了决斗。在非洲，有阿比西尼亚的远征和苏伊士运河的开放。这对我所有的同胞都是关系重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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