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威·爱·伯·杜波依斯 -> 《黑色火焰》第三部：有色人种的世界（1961）
第十六章 琴·杜比侬的解聘
一九四九年春天，琴·杜比侬向孟沙校长提出想到欧洲去游历一次。华道夫—亚斯多里亚大饭店里的那次会议是三月里在纽约举行的，琴提出这项计划是在那次会议以后不久。她对那次会议后发生的惊人的反扑，比孟沙还要烦恼得多。她相信自己所看到的是对任何有效的和平运动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反抗。如果确是这样，那么世界其他各地的反应又会是怎样呢，她很想知道。她深信美国是不准备告诉她的。这时，她收到了一份出席巴黎的一次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的请柬；这下子突然有了这么一个机会，倒可以去调查一下世界的进步力量，又可以满足她多年来的一个愿望：见识见识自己从书本上读过那么多、并且指点孟沙校长去周游过的那个欧洲。孟沙校长当然同意了。在纽约失败了的和平，在欧洲也许会成功。因此，一九四九年四月，琴·杜比侬便坐到了普勒耶尔大厅里两千人当中。这许多民族和人种的典型代表里，有一些她以前看见过好几次，不过这些非洲人、阿尔及利亚人、南美洲人、摩洛哥人——他们可不只是供欧洲人观看的典型——他们是一般的男女，他们谈话、议论、要求和平。
保罗·罗伯逊在欧洲各地举行过音乐会后，也赶来参加。当他大踏步地走过大厅的时候，琴和许多其他的人一块儿站起来，热狂地欢呼。她觉得他这句话说得非常恰当：“我的同胞决不跟宣布种族偏见不合法的俄国人作战，”欢呼声是排山倒海的。
琴过了几年才认识到这句话的巨大意义，倘使它有天给实行起来的话。它的意思是说，把东欧从白人世界里分裂出来，加到有色人种世界的力量中去，以便摆脱欧洲帝国主义，维护自治和独立。这句话后来在美国引起了对罗伯逊的一场凶残的迫害——几乎扼杀了他，而且当局根本不准他到国外去旅行，即使在国内演唱，也得受到种种限制。这一点琴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但是她后来可知道了。
她几乎很害臊地认识到，自己在思想和感应方面多么彻底地受着白人和美国人的影响。那天下午，她和俄国作家伊里亚·爱伦堡同进午餐。他在美国南部观光的时候，她曾经会过他，他们交换了不少意见。在他们离开饭店的时候，他问道：
“你瞧见过毕加索的《格尔尼卡》吗？”
她显得很迷惑——“格尔尼卡？”
他觉得很奇怪，忙解释道：“你知道，就是遭到轰炸的那个西班牙镇市。”
她不知道；说真的，她感到自己知道的事实在不多。不过这次，她看到了那幅了不起的壁画后，又听爱伦堡讲了一下文明国家（？）对西班牙奋斗着的工人所采取的态度。英国、法国和美国让这些衣衫褴褛、忍饥挨饿的妇女和儿童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炸弹下倒卧在血泊里。那是一场令人毛骨悚然的悲剧。它是丑恶的！
有生以来，她对自己出生的那个国家的忠诚第一次动摇了。她没有说什么，也不乐意去瞧爱伦堡眼睛里的泪水。他们默默地回到普勒耶尔大厅里；她找到了自己的座位，静静地坐了好一会儿。当一位越南女人给邀到讲坛上去时，她很惊奇地听着她的发言。这个越南女人看来象一个稀罕、珍贵的中国泥娃娃。看样子她不过十五岁，可是她却是个已婚的女人，讲着极端文明的语言。
“象其他人民一样，”她高声说，“越南人民也不要战争。他们对屠杀、毁灭、蹂躏知道得太清楚了，不可能不渴望和平。”
越南？越南是什么地方，它在哪儿，琴听着的时候问加勃利尔·达鲍西。达鲍西是一个西非黑人。他回答说，“越南人民，象马达加斯加岛、非洲、亚洲和大洋洲的人民一样，从法兰西联邦这出新的假面戏里，瞧见了法兰西帝国的真面貌。马歇尔计划、大西洋公约和计划中的太平洋公约，全是策划来替法国和其他殖民国家的政府筹款，使它们可以保有、征服和剥削它们的殖民地。”
琴惶惑不解地坐在那儿。她象大多数美国人那样，一直以为马歇尔计划是企图来帮助穷人的。她可从来没有想去了解一下大西洋公约。早先，她以为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全是落后的、未开化的、刚愎自用的——是文明国家的负担，也是文明国家的牺牲者。琴知道中国和朝鲜的代表没有得到许可来出席巴黎的大会；当她听说他们在布拉格同时举行一次会议时，她禁不住感到心情激动。当布拉格大会宣布打下南京后，她跟着代表们一块儿站了起来。
十三个国家的二百十三名代表，因为法国政府害怕而被拒绝入境；他们于是聚集在布拉格，在那儿同时发出这个世界性的和平呼吁。当布拉格大会上的声音通过广播传来的时候，巴黎大会便进入了最高潮。中国代表团团长郭沫若的声音雷鸣般传过普勒耶尔大厅的走道，还响遍了它的楼厅：
“我们进军！我们一定继续进军，我们一定在全世界进军！”
跟许多别人一样，琴的注意力集中在俄国代表们的身上。他们的外表给人很深的印象：那个白发苍苍的大主教；两个战斗英雄的那位圣母般的母亲；和蔼可亲的作家法捷耶夫和热倚洋溢的爱伦堡。她很笼统地知道，美国为什么不喜欢俄国，害怕俄国，但是她急于想知道的是，为什么那么许多别的国家，新兴国家和弱小民族，非洲人和亚洲人，似乎全把拯救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共产主义上。
布法洛体育场上的那幕庄严、壮丽的景象，答复了她的一些疑问。这儿同时聚集了二十万人；下午至少有五十万人由这儿走过。这幕动人的景象并不是有组织的。她相信象拿破仑和德国的威廉那样的人，一定时常安排出更壮丽、更绚烂的场面来。不过她很怀疑，没有组织的各国群众以前有没有在一次要求改善人类生活的请愿中这么动人、这么热烈地倾吐过他们的衷情。这个和平的呼声有好多天、好多个月都在她的耳朵里回响。
她到法国南部某些地方去游览了一下，但是她不得不匆匆忙忙，因为她没有多少时间。这时，她很幸运地又遇见了伊里亚·爱伦堡。爱伦堡以他那种爱护备至的、慈父般的神气朝她微笑着说道：
“你回国前干吗不上苏联去看看呢？”
她踌躇了一下，然后说道，“唔，当然啦。我很乐意去！”
因此，仲夏的一天旱晨，她瞧见了现代世界上一座最大的都市里的建筑物，有堂皇的林荫大道，有宏伟的公共建筑物，远处还有一所大学的校址。在一些僻静的地方，在废墟上，在小路旁，时时可以看到古城的遗迹，可是新的美好的事物却在成长。这儿有好些公园，还有世界上最美丽的地下铁道；有商店和大百货店，有工厂和工人住宅，而人类的日常兴趣，也很古怪地从富裕、奢华的人移到了工人和知识分子身上。最后，在大剧院里，她瞧见了戏剧艺术的最高峰——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和它的瑰丽的芭蕾舞。她带着新的希望和幻想回到佐沽亚州的梅肯来。
琴出国三星期后，预定在九月里回来，但是她到达前，保罗·罗伯逊在庇克斯基尔举行演唱会的那件惊人的事传来了。它原定是在八月三十一日举行的。纽约的孟沙法官在给父亲的信里，叙述了他和他妻子乘车去参加的那场演唱会被暴徒们破坏的情形。
新闻界——纽约的各家报柢、他们的第一流记者和摄影师，全到那儿去观看这场最大的私刑处分，但是那儿没有一个警察，没有一个骑警——一个也没有。
孟沙校长觉得这件事很费解。后来，他才认识到，这是反对罗伯逊在巴黎刚说过的那句话，同时也是多年来酝酿着的对闯进这个西契斯特休假区来的黑人和犹太人的仇恨的表现。据说，这场演唱会将延期到九月初，由警察保护着举行。
九月间举行的那场演唱会的消息，使孟沙校长更为烦闷。孟沙法官接到警察方面的警告，在赴演唱会的途中折转回去了。罗伯逊的朋友们拿着球棒，手挽手地排列起来保护大批听众；演唱会便在这样的戒备下举行了。孟沙的一位朋友后来说，复员军人和反犹太人的恶棍这样一帮白人暴徒，在警察的帮助下有组织地想用私刑来处分罗伯逊，并且想尽可能多打伤一些听众。这位朋友写道；
那情形简直无法无天；当汽车由那地方驶走时，警察们在一阵疯狂的仇恨中，用他们的长棍乱打汽车，捣毁了挡泥扳，敲破了防风玻璃，还发狂般地双足暴跳。我们就连关着车窗，也可以听到警察们的那些滔滔滚滚的滥骂，都是些不堪入耳的下流话：“犹太佬，犹太鬼，黑佬，黑鬼！”美国种族仇恨的黑暗世界里的脏东西，全深深积压在这些法律“保护者”的内心里。正门那儿集合了大约三十名警察；他们乱打汽车，仿佛汽车是给他们泄愤的活东西似的。
警察们赶着另一些汽车驶进树林；暴徒们便在那儿殴打和打伤了好几百个想驾车驶回家去的人。
孟沙正看着这消息的时候，有人进来通报说校董会的约翰·鲍尔温先生来了。鲍尔温先生有一年没上学校来过，也没有来出席过一次校董会会议。他身体不好，而脾气更坏。这时，他劈头第一句便问校长，外边传说教务长琴·杜比侬去出席了“共产党在巴黎举行的和平会议，而校长本人也去参加了共产党在纽约华道夫大饭店里举行的那次集会”，这是不是真的。
孟沙说这两个会议他们是去参加过的，不过据他知道，这两个会议没有哪一个是“共产党”安排的，两个会议都很值得参加。
“你得知道，孟沙，”鲍尔温生气地说，“国内的情形已经到了摊牌的地步。我们要来止住这个共产主义。我们要来使这个国家回到正常的道路上去。”
孟沙插嘴问道：“你是否想到，我们所谓‘正常的’，实在是反常的呢？‘新政’早先领我们走的路难道不对吗？”
“不，它不对。它妨碍了私营商业。”
“私营商业，”孟沙说，“已经被私人的贪婪毁掉了。鲍尔温先生，”他说下去，“我是美国人，是法律和惯例所承认的这样一个美国人。我希望美国有着最好的情况。我希望美国成为最好的国家。但是我不喜欢美国的某些事情；我不喜欢某些美国人所做的事。我可决不说我喜欢。比方说吧，那个卞·戴维斯。我认识他。我认识他以前，还认识他父亲。当我在亚特兰大大学求学的时候，小卞每天总到学校里来。他是个很不错的小伙子，长大后也是个很不错的人，黑人和白人全这么跟我说。他是纽约从没有过的一个最优秀的市参议员。
“卞的信念和他的计划，我可不知道，我也不在意。他甚至并没有被指控说是做错了什么事。他有权相信共产主义。但是惩罚一个人，不是为了他所做的事，甚至不是为了他的信念，而是为了他的信念可能造成的事，这是很不公正的。这是一个犯罪行为。”
“孟沙，你这可太过分啦。”
“最高法院做得太过分啦。”
鲍尔温皱起眉来。“孟沙，我们一直指望南部的黑人是国内的一支保守力量。我们要尽力设法使他们是这样，要不我们就得粉碎他们。我一向特别倚仗你；你工作搞得很不错。现在别把它毁了。你去参加纽约那个狂人的会议，这是一个错误。”
“鲍尔温先生，他们可不是狂人。他们是一些最优秀的美国人；至于外国人——嗐，有俄国来的一位大音乐家、两个作家和一些科学家。”
鲍尔温把这一切全撇到一边。“他们代表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美国可没有地位。”
“我并没说它有。我是说我们应该很民主地交换意见。这件事被一群暴徒拦住了。正常的交换意见也绝对禁止。想想看，耶鲁大学竟然不让萧斯塔柯维奇到它的校园里去举行演奏会！”
“孟沙校长，我这会儿不跟你讨论这个。我要说的就是：你上纽约去是一个错误。杜比侬女士上巴黎去，并且，据我了解，甚至上俄国去，这是一个更大的错误。我恐怕她是一个不安分的人；我们不得不去掉她。唔，孟沙，要是你乐意跟我们一块儿干下去，我们希望你继续在这儿担任这所学校的校长。要不然，我们就去另找一个别人来。我想把这向你说明白。校董会已经拿定主意啦。”说完，鲍尔温便走了。
这次会面使孟沙很沮丧，可是一九五○年朝鲜战争的爆发——很可能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前奏曲——使他十分吃惊，因此他花了较多的时间去考虑世界局势，而不大考虑到自己和学校的前途了。他写了些信，参加了些会议，公开地畅所欲言。在他表明自己立场的时候，校董会和支持校董会的国内实力派的立场也强硬起来了。在几次会议上，鲍尔温和其他的商人跟银行家在他们自己人中强调了他们的见解。
“一九○○年，”鲍尔温说，“长岛铁路公司总经理，年轻的威廉·鲍尔温在南部表达的和强调的那些老计划，是要把黑人培养成一支独立的劳动力量，他们的工作跟有技术的白人所做的可不一样。他们没有组织，没有受到外国意识形态的毒害，准会互相牵制，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有一支廉价的、有效的劳动力量了。
“嗐，这一切全给搅乱啦。现在，我们不可能不看到，黑人正在受教育，而且已经超出我们的原定计划和我们的控制能力了。再说，整个儿工业方法也大改变了；普通工人和技术工人的区别正在消失。现在就是：劳动，大规模生产。我们如今不得不指望的，是一支黑人和白人合而为一的劳动力量。这会有人反对；我们可以利用种族偏见把工会组织和种族合一保持在最低限度上。但是妨碍工业的种族区别最后非得给取消。
“我们得做的就是注意着，不让外国的过激思想渗入白人或是有色人的劳工中来。我们不得不控制住劳工组织和压制住工会：这样来消灭他们的政治力量，使这个给人唤错了名称的民主在大资本家的专制下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想孟沙不会跟着我们一块几干下去。我还认为，这个正在帮助他、自称有色人的势力太大的白种女人，非得离开。孟沙是个正派人。我们非得尽可能多留他一个时期。不过我们得把他的指甲给剪掉；这件事我们现在就得做。”
这时候，孟沙不象他以往那样听人家说校董会正考虑怎样怎样，然后决定自己的行动；他正为孙儿阿德尔伯的入伍感到十分烦闷。道格拉斯的儿子大学毕业后，成了小剧院里的一个助理。尽管孟沙很有力量，阿德尔伯却被征召了去，送到密西西比州毕洛克西的一处营地上。在那儿，他迎面碰上了密西西比州的种族偏见。随后不久，他便到朝鲜去浴血战斗了。
直到临终的那一天，曼努埃尔·孟沙对一九五○年这一年始终都没法向自己作出一个合理的、满意的解释。有时候，他认为这准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任意胡来的后果，这个人执掌的权力和担负的职责是他的智力和学识远不能胜任的。接下来，他又把责任转移到杜鲁门的苛刻、顽固的国务卿身上；有时候他又认为一切准都是象蜘蛛般四处爬行的工商业这条大章鱼的罪行，这条章鱼被金融和信贷的六七个有力的中心钳制着、而这些中心则几乎拥有、并且肯定统治着世界上大部分地方。不错，这便是罪魁祸首——再不难道没有罪魁祸首，只有隐藏起来的魔王的化身吗？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中国的虚弱的“灵魂”终于摆脱了两年来战火弥没的烟雾。到一九五○年一月，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承认了中国的新共和政府。美国却不肯相信。长久以来，它根本瞧不起中国人。日本人把朝解的大企业全卖给了华尔街。这些大企业难道竟会把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打发到那个前沿战壕里去，窥探杜勒斯在狂热的想象中认为北朝鲜正威胁着的那些钨矿吗？
北朝鲜于是拿起武器来，阻止美国的代理人李承晚向北部进兵。接着，哈里·杜鲁门发动了差一点儿便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那场战争。据他说，这是他的最重要的决定。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七日，他并没有任何权力，竟然命令美国部队在一个外国“采取警察行动”。他并没有跟国会商议，也没有受到联合国的委托。不过联合国乘苏联缺席的时候，在麦克阿瑟进兵后十一小时同意了；国会一直就没敢反对。
这样，哈里·杜鲁门在一年里便把五万美国小伙子送上了死路，还使十万多人成了残废，又使朝鲜陷进了一个血污的深渊，在第一年里从这个国家迫切需要的教育、卫生和房屋方面的经费中至少抽去了五十亿美元。
琴在一九五○年秋天新学期开始的时候，从国外回来了。曼努埃尔和教师们听到了她的一些报告，都深感不安。麦克阿瑟越过了三八线，朝着中国东北部的国境扑去；他在那儿不但轰炸了中国，并且轰炸了俄国。琴指出来，这使这场战争多么严重地改变了。她静等着听听中国怎样来答复。显然，华盛顿感到很忧虑。十月里，杜鲁门忽然匆匆地跑过半个世界，去跟他的专横的“总督”商谈。
按照报纸上所说的，这次会谈非常满意；我们的部队滚滚不断地往北开去，一路上杀人和喷射燃烧的汽油，到十一月二十四日，象后来揭露出的那样，麦克阿瑟又使他的军队越过了边界线。
接着，事情发生了。使全世界大为吃惊，使麦克阿瑟大为生气的是，中国起来反击了。十一月下旬，六千多美国和朝群的兵士给打死了，三万二千多人受了伤。十一月二十八日，象麦克阿瑟喊叫的那样，这可真是一场“新战争”了。联合国军队败退下来，溃逃了。联合国本来反对美国冲过鸭绿江去。当杜鲁门几乎漫不经心地威胁说要使用原子弹的时候，艾德礼连忙赶到了华盛顿。这时候，联合国要求“停火”；杜鲁门宣布全国进入了“紧急状态”。华盛顿讨论了完全从朝鲜撤退的问题。
琴对这种局势表示了她的看法。“麦克阿瑟吓得慌乱起来啦；他的军队作了任何一支美国军队都从没作过的距离最长、最急速的撤退。随后，麦克阿瑟和他的部队退到三八线南边七十哩的地方，发觉中国人停止追击了。他们并没有冲向釜山，企图把他‘赶下海去’。没有，他们在三八线上停住，准备谈判和平了。”
全世界对和平的要求在增长着。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年，在纽约、巴黎、莫斯科和墨西哥，举行过四次伟大的和平大会。《斯德哥尔摩和平宣言》三月里便正式发表了；四月里，纽约成立了一个和平宣传站。它的《和平简报》散发到了全国各地。到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二百五十万美国人已经在反对使用原子弹的请愿书上签了名。
在杜鲁门发动战争后五天，艾奇逊对《斯德哥尔摩宣言》发出了一次攻击；和平情报局对他作了很坚决的答复。它公布说，全世界各地有两万万人由当代一些最了不起的人物领头在这份宣言上签了名。
这严重地影响了麦克阿瑟的计划。他正想把中国人引到南部，然后发出一个歼灭性的打击，好激励起美国的战斗精神来；再不然，如果他的部队继续打败仗，那么他便可以为自己取得无限的兵员和作战物资，以及进一步作战的全权。为了这个目的，他希望蒋介石从台湾到朝鲜和他会合。到那时候，美国作战的阶段便结束了。他的地面部队大部分可以回国。只要靠美国飞机和大炮，靠原子弹，靠蒋的部队和他重新出现后必然会集合到他的旗帜下的那些中国人，还靠着美国海军对中国沿海一带和大河流的扫射，蒋和他的部队在美国大资本家的支持下便可以打进中国的东北，然后再打到北京、南京和上海，一直打到广州。
蒋介石在顾问的帮助下，准知道怎样去消灭汉口以西直到重庆的农民，更在陕西和四川，甚至在新疆和蒙古对他们滥肆轰炸。最后，亚洲便会向美国屈服。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蒋是绝对必要的；他会是中国的象征，可以把受到美国一些叛逆者帮助的共产党“叛乱”扑灭下去。他和他的一帮人知道中国的风俗和语言。麦克阿瑟坚持要利用蒋，不但写信给杜鲁门和五角大楼，并且写信给那个宋家资金大量津贴着的势力很大的援华派。最后，他犯下错误，甚至还写信给新近在国会的选举中获得胜利的共和党。
同时，象琴指出来的那样，既然中国人没有急切地陷进麦克阿瑟撤出汉城、退向釜山，这么坦然设下的陷阱，麦克阿瑟便只好采用其他的策略。他已经得到很明确的许可，到他决定有必要的时候再度越过三八线，因此他对自己的行动连忙进行了严密的新闻检查。接下来停顿了一个月，和平的思想四下传播着。
麦克阿瑟想取得轰炸中国东北的权力。他没有成功，不过他取得了再度越过三八线的权力。二月里，他偷偷地把部队派了过去，发觉没有中国军队后，便命令海军对元山进行了四十一天的炮轰，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城市遭到这种攻击的时间都长。美国飞行员对毫无武装的男人、妇女和儿童投下大量的炸弹和燃烧弹，直到——象一个扬扬得意的海军将领对记者们所说的那样——“你没法在街上走。你设法在那儿睡觉——要不就是长眠。”居民成了“敢死队”。附近的城市松津和清津也遭到了同样的攻击。
可是在朝鲜那片狭窄的颈状地区里，麦克阿瑟却仿佛给一堵石墙挡住了。尽管他拼命挣扎，他却没法朝北推进。他原想把中国军队引诱到釜山去，但是他们却守在三八线上，在那儿待下了。接着，琴打开早报，指出了这个令人吃惊的消息：四月十一日，杜鲁门召回了麦克阿瑟。
孟沙极端惊讶地看着这项消息。“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呢？”他问。
琴作了解释。“杜鲁门的处境很尴尬。十个月前，这个小‘警察行动’看来象是一种很不错的宣传材料，如今已经变得非搁下不可啦。第一年，这个‘行动’花掉了五十亿，还牵连到十七个国家和七十万名兵士。这不只是一场‘警察行动’——这是走向一场世界大战，象我们的盟国立即强调指出的那样。
“和平的要求在美国这儿也不断增长；这几次选举就表明出来啦。战争的暴行使杜鲁门很厌烦，可是他自认为是一个了不起的军人，所以又不肯承认这一点。战争的费用使纳税人翻腾，但是他不敢由于这些顾虑便让步。
“麦克阿瑟很冒失地违背了他的命令。这一点杜鲁门很生气地否认了。可是等麦克阿瑟向众议院——民主党在那儿只多两席——共和党的领袖马丁去呼吁时，杜鲁门认为这是政治叛变，他便抓住这件事作为借口。”
琴尽可能常跟孟沙谈论，主要不是关于巴黎和和平运动，而是关于她在布拉格、华沙，特别是在莫斯科所看到的情形。他很感兴趣地听着，不过愈听愈觉得烦闷。事情的确象鲍尔温坚持的那样；琴是变得激进了。这对她、对学校都很危险。他非得怎样把这件事跟她彻底谈谈不可，但是这时多半都是她在说话；她对自己看见的和听到的感到满腔热忱，跟他、跟学生全很随意地谈着。
一九五二年秋天的一个上午，琴刚回国不久，满脑子尽是海外的见闻，一个新学生，她班上后排的一个高大个儿、黄皮肤、眼光闪闪的小伙子，问道：“杜比侬女士，您对罗森堡案件怎么个看法？”
琴回来后便读到了这对被控叛国罪的年轻夫妇的事。她感到既惊骇又愤怒。她认为这是对妇女的攻击，对母亲的侮辱，尤其是对很清楚的法律程序的拒不遵守，为此她感到十分愤慨。她坦白、激昂地这么说了。
“这件案子使我感到很惊奇。我相信被告不久准会获得释放。这首先牵涉到思想的权利。也许，罗森堡夫妇是共产党员。那我可不知道。我也不在意。我刚打一个共产国家观光回来，我瞧见了无数善良的人。我总相信思想自由，不论一个人相信什么。只有行动是可以惩罚的，信念决不该受到惩罚。
“罗森堡夫妇，象所有证据所证明的那样，是正派人。他们一块儿在学校里求学，彼此发生了恋爱，结了婚，建立了一个家，为生活而工作，还养育了两个很不错的男孩儿。他们被控在和平的时候图谋犯战争时期的叛国罪。指控他们的证据，是一个已经认罪的罪犯提出来的。这个人的口供，是用我管它叫作贿赂的方法收买来的；那就是说，他已经招认了的犯罪行为可以因此获得减刑。
“罗森堡夫妇被控所犯的实际罪行到底是什么，这始终没有公布。是什么罪行呢？是什么他们会干下的违法行为吗？除了一个犯人的供词外，又有什么证据可以证实他们的罪行呢？犯罪行为甚至还没有证实，那他们‘阴谋’犯些什么呢？我相信这个蛮横的判决决不能成立。”
班上寂静了一剎那。接着，那个小伙子又问道：“您认为把卞·戴维斯关进监狱去对不对？”
琴踌躇了一会儿。也许，在班上谈论这种事是不聪明的。但是为什么不可以呢，这不是教导真理的地方吗？如果不是，那在哪儿呢？琴于是说道：“卞·戴维新是个好人。他就出生在佐治亚州这儿，在道逊那里。他在亚特兰大大学里受的中等教育，后来上马萨诸塞州安墨斯特去读大学。他在哈佛学了法律，在亚特兰大替安吉洛·赫恩东赢得了自由。后来，他在纽约市参议会里担任了两届参议员，做了些很出色的工作。
“我深信卞·戴维斯准象你们和我时常担心的那样，也担心只有通过暴力才能在这个国家里使我们的同胞获得自由。同时，我相信他和你们一样，从来没有拟定过什么计划，或是采取过什么行动，来发动暴力革命。他也始终没有被控这个罪名。他被控是共产党员和党干部；这个他很直率地承认了。
“我听说他感谢共产党待他好和他从共产主义中学到的东西，不过相信共产主义，并不是说所有的共产党员就总相信直接革命。他们认为有些时候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并不一定马上就要这样。一个人的思想、信念是他自己的；他有保持它们的自由。如果随便什么时候，他的思想引着他去做出什么不法的行为，那么他非得准备接受处罚不可，并不是为了他所想的，而是为了他所做的。因为这些理由，我认为对戴维斯和他的同伴们的判决是不公正的、违反宪法的。”
杜比侬小姐答复完了后，后排的这个新学生站起身，悄悄走出去了。他是新近刚入学的，出身在华盛顿一个著名的黑人家庭。父亲多年来一直是司法部里的一个书记官。这时，他跑过走廊，到了街上，搭上一辆电车，在联邦车站下车后，叫了一辆出租汽车上飞机场去。几小时后，他便在华盛顿跟官员们一块儿密谈了。
几个月过去了。接着有一天，杜比侬女土棍惊讶地接待了一个来访的联邦官员；他交给她一张传票。华盛顿的司法部长似乎命令她以外国特务人员的身份去登记。她感到很惊讶、很恼怒，立刻告诉了校长。校长把学校的律师找了来。他是梅肯的一个体面的白人，谨慎、保守，不过对曼努埃尔·孟沙总的说来是很同情的。他看了看传票，踌躇起来。“杜比侬女士，我恐怕，”他最后慢条斯理地说，“你可能要有相当的麻烦啦。”
“怎么会呢，因为什么？”她问。“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外国政府的特务，也从没有做过什么任凭怎样想入非非，可以给称作颠覆性的或是不合法的事。”
“你几星期前有没有在上课的时候谈论过共产主义？”
“唔，这倒是有的。国内有哪一位教师没谈论过呢，我还谈了谈和平、卞·戴维斯和罗森堡夫妇。”
“唔，我想这件事传到华盛顿去啦。现在，有几件别的事我一定得问问你，因为如果没有明确的答复，我恐怕就没法来办这件案子。杜比侬女士，你上俄国去过吗？”
“去过——一九四九年，去了一个月。”
“还有一个问题——你是共产党员吗？”
“不是，”她说，“坦白地说，我不是。我研究过共产主义，的确很赞同共产主义的理想。如果我相信的事在俄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以及‘铁幕’后的其他国家里全是实在的，那么倘使我是这些国家的公民，我肯定会是个共产党员。在我们国家里，我始终就没有想到加入共产党。我从来没有住在一个有共产党组织的地方，也从来没有被邀请去加入。我认为，在俄国，过去的情况很糟，通过革命来走向共产主义是唯一的答案；另一方面，在美国，我们没那么贫穷、又比较有知识，所以可以通过和平演变来获得我们所需要的基本改革。”
“你承认不论在哪儿，专政和暴力都必须是任何共产党的纲领吗？”
“我并不承认什么这样的事。我认为一个人可以是共产党员，同时既不希望也不打算使用暴力。推动什么改革可能需要用暴力，例如一七七六年的赋税改革，但是暴力或是革命，肯定不是共产主义的目的。再说，一个人也可以是个共和党员，同时却阴谋革命。”
“谢谢你，杜比侬女士。那我就相信你的话，说你始终没有奉到过命令来替任何一个外国政府办事。”
“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
“那么我劝你就拒绝去登记。我愿意帮着来办你这件案子，不过我不做主要代理人。孟沙校长很知道，我给他的学校做法律顾问并不是个轻松的工作。它使我失去了一些当事人，还在社交方面受到了一些损失。这些事我倒不十分在意，虽然我家里人有时候也抱怨。我要是不接下这件案子，那准会使你不痛快。不过国内新的潮流正在不停地前进，因此你非得聘请一位更有资格来替你辩护的人做主要代理人。你去请孟沙在纽约的那个儿子，怎么样了”
孟沙写信给勒弗尔斯，叫他帮一下忙。勒弗尔斯待在事务所里看着这封信，一面望望儿子穿着飞行装的照片。随后，他打了一个电报给孟沙，答应接下这件案子。亚特兰大的这个律师很乐意去和勒弗尔斯合作。
过了不久，琴被华盛帧的联邦大陪审团以拒绝登记罪起诉。显然，司法部极力想说明：琴曾经上巴黎去跟“共产党阴谋”商量；随后，她又上莫斯科去接受“命令”，再回到美国来在教学和行政工作方面宣传推翻美国政府。这是一个异想天开的指控，不过她不得不去受审。
这时，孟沙已经在华盛顿待了相当时候，还聘请了一个年轻的黑种女人在这件案子里做他的私人帮办。这个年轻女人新近刚进入那个著名的“科布—海斯—霍华德”黑人律师事务所。她身个儿很高、皮肤黄褐、衣服剪裁得很好，为人也十分坦率。据她说，“政府没有材料；他们自己也知道，除非他们弄出一个雇用的告密人来，一口咬定杜比侬女土是共产党员。这项控诉的幕后可能有强大的势力要求对琴判罪。倘使真是这样，那么杜比侬女士就得进监狱啦。”
“但是，假的供词可以捏造出来，可以叫人相信吗？”
“如今在美国，每天出五十块钱就成，而且政府还加以保护。不过我们等着瞧呗。”
一个月后，琴到了华盛顿。使她感到惊讶和好奇的是，她坐到了犯人席上，被控犯了一个看来象是叛国的罪名。她话说得很坦白。是的，她的藏书里有“共产主义”书籍：如果她不看这种书，她怎么能教有关共产主义的实际情形呢？今天，她教社会科学怎么能不接触到共产主义呢？不错，她非常赞同共产主义的目的。不，她并不是共产党员。是的，她遇见过些美国共产党员。没有，她并没有接受过本国或是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员的命令。
至于在课堂里讨论，她认为，把任何一个正派人根据自己收集的事实得出的结论摆到学生面前，这是正当的事。当然，如果往后她发现有其他的事实说明了或是否定了她所说的话，那她也会这么说。她的确认为某些美国人犯了使用暴力的罪；作为一个黑人（她说这话时，法庭上起了—阵骚动），她瞧见过诈欺、残忍、不讲信义，以及暴行和屠杀。
说琴本人是共产党员的这项指控，迟迟没有提出来，因为原告方面雇用的告密人里，没有一个曾经在美国共产党的中心瞧见过她，或是听说过她。到最后的时刻，所有的罪状全提出来，琴自己也表白过后，一个服装考究、很有知识的白人给匆匆地带到了说人席上。他镇定地供说，他是联邦政府的一个秘密工作人员，奉派待在巴黎报导一九四九年和平大会的情况。他遇见过杜比侬女土；事实上，他们一块儿吃过好几顿午餐，有时候就他们两个，有时候跟著名的外国共产党员一块儿。她出席过他也到场的一些秘密会议；毫无疑问，“她是党员，而且是苏联的间谋和特务。”
琴惊吓得目瞪口呆地坐在那儿，简直不能相信。这个很明显的谎话在法庭上管保不能成立！她恳求地望望自己的律师。他们避开她的目光，望着别的地方。审理继续下去。
“这个人在庭上1吗？”
“我听说她在。”
“你能认出她来吗？”
他认为可以。这时候，他站起身，望着琴和她的律师坐在一旁的那张桌子。紧挨着琴，坐的是孟沙法官的帮办，那个褐色皮肤的年轻女律师。按实说，这个在最后一刹那花线雇来的密探，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杜比侬女士，但是他当然知道她是黑人。人家把坐在律师桌子旁边的她指出来给他看的时候，他自然以为那个黑人姑娘是被告，而不是她身旁坐的这个外表很象白人的女人了。
“她就在那儿，”他指着那姑娘很自信地说。检察官一跳站起身，但是孟沙却比他占先一着。
“你来碰一下她的肩膀，成码？”
证人照办了。孟沙说道：
“庭长，我们停止提出我们的证据，并且请求对本案不予受理。”
法官一脸懊恨的神色答应了，琴·杜比侬无罪开释。
法庭外边，有些人聚在一块儿谈着。总的来说，他们认为这个女人不是一个共产党“阴谋家”。可是她对自己信念的坦白和她说话的爽直，是可能造成危险的。另一方面，她也可能是一个分外聪明和机智的共产党间谍。
因此，总的来托，最聪明的办法似乎是，把这件案子暂时搁下，然后在相当时期内，一年，或者十年，严密地监视着她，注意着不让她找到工作或是离开这个国家，检查她的往来信件，察看她的社交关系，这会是探听出她的真情实况的最有效方法。
琴很高兴；她的律师也满心欢喜。亚特兰大的那位律师说，这可替她彻底辩明白了，但是他警告说，从今往后地最好别谈到共产主义这个问题，留神别让人家再对她提出什么控诉。她惊讶地望望他。
“你意思是说，在一个叫作大学的机构里，人类今天正思考着的最重大的问题，非给忽略过去或是抹煞掉不可吗？你是劝我不要再去研究共产主义吗？”
他感到很不安，认为从杜比侬女士的说话里可以看出，她不大通情达理。他只补充说道：“我是告诉你，今天就连研究共产主义也是不明智的！”
勒弗尔斯·孟沙没说什么。他很严肃地接受了她的道谢，不肯接受什么费用，只很神秘地说道，“亲爱的朋友，这只是开端，不是结局。”
琴回到了梅肯，得意的感觉已经给这些话冲淡了。校董会给她的一封信早放在她的办公桌上；这证实了她的疑虑。由于她甚至被人疑心叛国，校董会认为她不能再在州立大学里尽力，她的聘约立刻给解除了。在她工作了三十年后，他们竟然一句也没有提到要给她一笔退职金。
这是曼努埃尔·孟沙在校董会上第一次遭到失败。他从会议一开始便看出来，自己没有希望。校董会显然已经商议过；黑人和白人校董全已经拿定主意了。他们很恭敬地听着他说，甚至当他由于请求时感情过分激动而失去了平日的镇静和锋利时，他们也仍然洗耳恭听。等他说完后．他们也没有企图反驳，就这样通过了解聘的通知。
使琴最伤心的是，她对美国黑人社会不断地进行研究的计划，这一来全停顿了。在这个计划下联合起来的各学校为了种种不同的原因，全认为退出是合宜的。说到头，它们大部分都不很明白，这项研究对美国黑人和社会学究竟有什么意义。
校董会会议结束后，孟沙把琴叫到办公室里来，说道，“琴，我用不着告诉你我知道你受了多大的委屈。不过有一件事我希望你容我说一说。从你第一次走进这间办公室来直到现在，在这漫长的三十年的奋斗里，你一直在我的生活和工作中占着最重要的地位。
“要是我是个年纪比较轻的人，要是我们之间没有这种很显眼的肤色差别，那我女人去世后，我早就会要求你跟我结婚啦。但是我起先觉得，提出一件这样的事，那就会多少违背了我这上级和精神父亲的身份；你当然会觉得不愉快的。而你那方面稍微有点儿不愉快或是往后退缩，我就会觉得跟死一样不好受。
“可是现在，情况改变了。你正搞得挺好的时候，突然给弄得没法谋生。我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你乐意不乐意让我至少名义上成为你的丈夫，这样我可以继续得到你的帮助，一面又能保护着你。”
琴站起身，把两手放在他的肩上，亲了亲他的前额，说道，“曼努埃尔，你说的话使我感到非常荣幸。我拒绝你，并不是为了年龄这件毫无意义的事——那丝毫不能影响我对你的爱情，也不是为了这件可耻的事：在美国，肤色的差别偏得有一剎那影响到我们；我拒绝你只是为了这个很明白的事实：你在这时候跟我结婚，那就是说你会丢掉你的职位。就连现在，要保住你的职位，一面又保住自己的灵魂，你已经很不容易啦。这时候来跟我结婚，那就会给解释作存心瞧不起校董会。不，这可不成。再说，你所说的你要跟我结婚的主要原因，根本也不存在。
“你知道，我以前告诉过你我在亚特兰大纺织工会里的工作，我在那儿始终就没有用过真名实姓。他们邀我去做州工会组织的书记。这就使我不会失业，而且也不至于闹出种族问题来，使我因此丢了我的工作；我可以糊口谋生。我得做的就是回到亚特兰大，藏到白种人里去，想法渐渐引着他们允许黑人加入纺织工会，这样把南部的劳工力量合而为一，最后有一天总会把这个国家的经济问题解决了的。
“我一面也会跟你保持联系。我一定继续爱你，象这多少年来一贯的这样。也许最后到你退休的时候，我们可以找一个适当的地点结成夫妇，悠闲自在地生活在一起。”
曼努埃尔惊讶地望着她。“但是如果他们发觉你是有色人种，那怎么办？”
“我已经告诉过秘书和几位理事啦。”
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琴上亚特兰大去。这样，她便开始了她的新工作——全世界都会认为这是她绝对办不了的工作。
然而，这工作真是这样办不了吗？从一九三五年产业组织联合会的成立到一九四一年的公平就业委吕会，黑人在美国劳工运动中朝着种族合一迈进了一大步。有些工会，象纺织工会，还落在后边，可是它们能这样一直保持下去吗？南部的低工资标准对新英格兰好不容易争取到的高工资的影响，直接可以追溯到把南部的黑种工人排斥在工会以外的这件事上。结果必然是允许黑人加入工会。答案在于白种劳工对种族偏见的代价能够负担上多久。
曼努埃尔·孟沙校长在他那方面把注意力转到联络和重建校董会的工作上去。这似乎很好办，不过结果表明这是一场毫无成效的努力。他跟好多位校董去商谈过，很快便发觉，在他们的心里要想去掉他本人倒还在其次，主要却是他们想到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可以更好地来推行他们想在州立大学里办到的那种工作。他便是路易斯安那州北部公地黑人大学的那位年轻的校长。这所大学一直都靠州政府和联邦政府拨下的数目很小的经费来维持。
赖姆斯校长从没有不断地去争取这样、要求那样，也没有对拨给他的东西表示反对，所以从没有得罪过当局。相反的，他对给他的一切全表示感谢，用尽力量去办理他所能办的事。而他所能办的，便是去逢迎当地社会人士，供给他们仆人和美国政府出钱雇用的许多农业工人；他认为自己份内的工作是：劝说黑人待在农场上，为规定的工资干活儿，还用种种公认的方法去改进农作物质量。
这可真是一个约翰·鲍尔温和白人校董们非常合意的那种人。这个人要是有比较多的经费和比较大的权力，便可以在黑人中成为一个得力的人物了。他可以抑制住不满的情绪，阻止有组织的骚动。他可以把投票权方面对黑人的让步用作护身符。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允许黑人参加“白人预选会”。只要他们在那儿投票支持势力最大的民主党，这就可以加强保守主义和反动势力。这样，这个逐渐合并进来的新的黑人投票权，便可以成为雇主和一般资本家的一个特殊利益了。
黑人的教育经费得增加一些；也许最后甚至可以在学校里放弃实行种族隔离。这可以节省经费，可以为工业界获得选票，还可以削弱白人工会的力量。这一切全没有公开地明说出来，不过它却是一件秘密的、认真地商量着的事。
赖姆斯先生为人随和、愉快，在黑人中间很有势力，又知道怎样说服他们、劝导他们，再加上年轻力壮，所以准能把工作办得比他们从孟沙身上可以指望到的好得多。孟沙年纪一天天大了，老喜欢任着性子做；他无疑正倾听着危险的新思想，即使还没有接受这种思想的话。
因此，他们所决定的去掉孟沙的方法，并不是提出捏造的罪状，或是引起一场大争吵，也不是蛮横地硬逼他辞职。它是一个完全合理的决定：在南部的各高等学校，特别是受联邦津贴的那些学校里，校长应该有一个公认的年龄限制。孟沙很快就七十五岁了，所以他们很可以决定，到七十五岁，所有公地高等学校的校长都应该退休。这样便可以去掉曼努埃尔·孟沙，甚至还可以对他的工作作出适当的表彰，并且给他一笔适合于黑人的养老金。这一更动可以毫不费事、不招物议地便办妥。
琴尽管说了些很勇敢的话，却捏着一把汗走进另一个世界去。经过这么多年以后，她对再走进白人世界，成为它里边的一员，感到说不出的厌恶。她跟黑人同胞一块儿生活得太久了，觉得自己跟他们完全情同骨肉。她不希望有一刹那离开他们，甚至想到离开都觉得不快。这并不是说他们老是很可爱，做出的决定老是对的，眼界也老是很广阔。哦，不是。他们往往是些心地狭窄、自私自利、固执己见的人。但是他们是自己人。她属于他们，他们也属于她。离开他们，即使只离开一个短时期，都是很不好受的。
她上亚特兰大去，先在工厂区找了一间屋子，随后便到工会办事处去报到。接下来，有一个下午的空闲，她于是出去散散步。她象差不多所有的人全会做的那样，走到郊外桃树区那儿去。桃树区已经变了样，不过依然很有意思。下午四点左右，她走到了圣公会大教堂前边的那个十字路口。好多人正聚集到那儿去；她在路口站住。一个年长的女人在她身旁停下，说道，“我可以搀着您的胳膊吗？我也来参加葬礼，可我的眼光不太好。”
“当然可以，”琴说。
“他的去世真是个大损失，”她的同伴说下去，“但是也许他活着也早没用啦。”
琴踌躇了一下，随后才瞥了瞥悄悄递到她手里的那份黑边框的节目单。约翰·鲍尔温去世了，享年七十三岁；这是他的葬礼。她没说什么，只跟着走进了教堂。他们一块儿坐下。那个老女人偶尔小声议论上几句：
“她太太还很美，不过那么冷淡，老那么没有情感。我很高兴贝蒂露先走了。哦，还有那个小伙子；李决不会有多大出息。也许结婚对他可以有点儿帮助，不过我很怀疑。新娘是谁呢？哦，一个俄国公主，人家这么说。东欧的贵族眼下似乎多得叫人吃惊。人家说她有一阵子跟约翰这位父亲玩笑得简直不象话。他太太似乎从来就没有注意到。现在，跟儿子的婚约好象就快宣布啦。喏，她就在那儿！太惹人注目点儿，不大合我的意！”
风琴奏起来的时候，她跪下去。琴一直坐到仪式完毕，然后又把她的朋友扶下了台阶。
“真谢谢你。我的车子会上路转角那儿来接我。对不住，你的脸不知怎么似乎很熟。”
“我是新奥尔良的一个姓杜比侬的。”
“噢，这可对啦。我以前会见过杜比侬老大娘。她是位多么了不起的夫人啊！你不跟我一块儿回去吃点儿点心吗？”
“很抱歉，”琴走开的时候，说，“我恐怕我没有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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