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威·爱·伯·杜波依斯 -> 《为和平而战斗》（1952）
第十三章 宣判无罪
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十一月十一日——使审讯停顿了，法庭放了三天假。我利用这个机会履行了一个有条件的诺言，在波士顿的教区教堂作了一次演讲。若干年来，我每年都要在这里演讲一次。这个教堂的牧师拉斯罗普先生在介绍我的时候对会众说，这个教堂的精神上的创建人提奥多尔﹒派克也曾经是一个被起诉的罪犯。我的演说大意如下：
“只要欧洲人和美国人决心以廉价的劳力和垄断企业控制世界上的大部分财富，世界大战的真正原因就要永远存在，威胁着我们。与此相对的是，如果我们灭亡了现在的俄国，再度发生的穷人的暴动就要带来一个新的俄国，并且可以产生一个新的共产主义理论，只要非洲、亚洲和南美洲认为不这样便避免不了贫困、愚昧和疾病的话……
我们这些人曾经看到过一个较好的美国，感到现在的情况几乎是令人难以相信的。民族的真正灵魂已经非常沉默了。我们正在用不打自招的说谎者、卖国贼和间谍为了赚钱而提供的证词来污蔑忠诚的公民。我们正在把美国之音变成被收买了的懦夫胡说八道的地方……
我这些话并不是想使你们灰心丧气的话。相反地，我的话是叫你们拿出新的勇气和决心来探寻真理的呼声。我们这个国家曾经四次遇到灾难后来又复原了：一次是在十八世纪末叶，我们曾经徘徊于各个互不相干的殖民地和一个有纪律的联邦国家之间；一次是在杰克逊总统时代，荒凉的、民主的西部曾经压倒寡头政治的、彬彬有礼的东部；再一次是在十九世纪，奴役人的制度把我国的心脏切成两半，我们不得不用鲜血来把它粘起来；最后一次，在一九二九年，我们引以为荣的各种工业遭到了巨大的破产，不得不屈膝向政府求援，后来罗斯福用社会改良计划才把它们解决出来，他并且以她毕生的精力从事于重建我们的经济。
凡是我们做过的，我们都还可以做到。但是，沉默是不成的，拒绝正视丑恶的事实也不成。”
十一月二十日（星期二）下午，被告开始声辩，争取一个宣告无罪的判决。最初，以“无权管辖”为根据请求驳回这个案子。和平宣传站要受到法院的管辖，首先必须存在，因而，政府必须证明它是存在的。法官说：“你说和平宣传站已经没有了。我对你说，一般的推断是：一种事情如果只一度存在，那末在得出相反的证明以前，就认为它还是存在的。”
马肯托尼奥答道：“在刑法里面只有一个推断，那就是无罪的推断。”
这里，马肯托尼奥给了起诉方面一个机会来以技术上的理由放弃诉讼，这样，他们就可以保住面子。他想使马德利克斯承认和平宣传战在被控以前已经不再存在了。假如马肯利克斯承认了这一点，这个案子无疑地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地方就结束了。但是，马德利克斯顽固而愤怒地拒绝承认这一点。另一方面，虽然这个事实是真的，我们要加以证明也是困难的。这个组织在什么时候结束的呢？我们决定在十月结束，在那以后就没有再做新的工作；但是旧工作的未了事情不能马上就结束。关于和平与和平运动的信件继续源源不断地寄到办公厅里来，我们作了答复；我们不能轻易地取消我们的租约。因此，虽然我们没有开始新的工作，但是到了一二月间我们还在清理零碎事情。
马肯托尼奥于是谈到要求下令判决无罪的理由：
“这个组织之所以没有登记，是因为它不是一个‘代理人’。它既不是法律上所规定的代理人，因此，被告就不会有应该它登记而未去登记的过失；因此，当然就应该对各被告以及这个组织作宣告无罪的判决。”
他接着便抨击政府的辩词说：
“政府是想在这里宣布一种这个世界上所没有的法律理论。而我是了解那个理论的：‘虽然人们认为，说明和平宣传站和世界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有联系的证据有很大的证明作用，但是法律并没有把联系包括在内，规定它是这一阶段控诉的证明要素。’
现在，我觉得，并且确是认为阁下已经十分明白地表示必须证实它们之间有联系。这里，在最后一句话里，政府又露出马脚来了。
那末，政府在这里怎样说的呢？它说，法律说明：关系不一定必须是一种契约关系；因此，无需证实它们之间有联系；所以无需证实它们之间有联系，是因为不需要证明任何契约关系。
我认为，而且我相信，阁下已经一再说明，除非证明它们之间有联系，否则是不能说它们之间有代理人和主谋人的关系的……”
马肯托尼奥坚持说，一九三八年法律里的“代理人”的基本定义并没有被一九四二年法律所改变，并且政府必须证实：（一）和平宣传站的确是在代表世界和平大会活动；（二）和平宣传站的确受到世界和平大会的控制；（三）世界和平大会曾同意和平宣传站代表它进行活动；（四）和平宣传站曾同意受世界和平大会控制；（五）和平宣传站曾同意代表世界和平大会进行活动；（六）和平宣传站曾同意接受世界和平大会的控制。“所有这几点都是必须予以证实的；如果其中有任何一点不能予以证实，那就要败诉。”
庭上提出兼任职务的情形，例如，杜波依斯博士既是世界和平大会的成员，同时又是和平宣传站的成员。法官承认，这一点本身并不一定证明一个人受这个组织中的任何一个控制，但是他问这个情况，加上其他证据，是不是可能证明上面所说的一个人受这两个组织中的任何一个的控制呢？马肯托尼奥答道：
“不，先生。我愿意告诉你为什么不能。因为你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有什么控制。让我这样说：就让杜波依斯博士而论，你在这里所能证明的，就是他是世界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的委员，以及他是和平宣传站的主席。如此而已。”
他说，没有证词可以证明杜波依斯博士担任委员的组织曾经决定在此地成立一个组织；也没有发出过什么杜波依斯博士必须在此间执行的指示。
争辩继续进行到下午。法官插进来作了下面这样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对起诉方面的马德利克斯先生说的。他说，假定你从前住在维也纳，并且发表了一个我所喜爱的关于税收问题的小册子。我请求你允许我用我的钱在纽约重印你的小册子。政府叫我以你的代理人的名义进行登记。我拒绝了。我的理由是，虽然我同意你的思想，但是我不是你的代理人，因此不进行登记。这样做不对吗？
马德利克斯先生答道，政府坚决认为，思想相同就含有代理关系的意思。
这个时候，政府起诉方面的克宁汉先生，一个脸上老是带着急躁愤怒神情的瘦长的德克萨斯州人，起来提出一个额外要求：不需要证明任何联系。他说，一九四二年法律所规定的宣传代理人，并不是一九三八年法律所规定的那种意义的代理人：
“你需要进一步证明，阁下所指出的，一个组织在为另一组织工作时不一定根据契约，也根本不一定根据任何协议。外国主谋人可能从来就没有听说过这里的这个人，像我以前说过的那样。我们必须证明在美国散布消息、为欧洲组织并且代表它进行宣传、实现它的宣传目标，是这里的这些人的主观意图。”
法官把身体倾向前侧，然后质问，“如果主谋人从来没有听说过消息散布者，消息散布者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主谋人”，怎么能够证明一个进行为法律所禁止的那种宣传的人犯有充当一个外国主谋人的代理人的罪行呢？法官接着说：“你的论据是这样：如果发生了关于盐和胡椒的争执，国会便可以仗着它的权力说，‘胡椒就是盐，盐也就是胡椒’。”
克宁汉先生答道：“是的，先生。这正是使问题混乱的地方。”
马肯托尼奥先生反驳道：“只是英语仍然没有变。盐就是盐，胡椒就是胡椒。主谋人就是主谋人，代理人就是代理人。”
到这里，庭上宣布休庭，下午再继续开庭。接着，马肯托尼奥先生坚持说，政府没有能够证明它的关于代理人的说法。他说：
“我再三反复地说一遍：没有证据证明有控制和指挥的情事。不仅如此，即使他们竟然说（让我们只是为了辩论而假定如此）我们散发的斯德哥尔摩宣言是一个外国组织的宣传品，我们呢仍然没有犯罪，根据这个法律也没有证据证明我们有罪，除非他们能证明有控制，除非他们能证明两个组织之间有关系。只是散发斯德哥尔摩宣言这件事本身不是证据。它不是什么证明控制的证据。它不是证明什么双方同意的关系的证据……此外，在政府方面的起诉理由中，我们抓到一点确凿的东西。我们发现，在一再引用的文件证据中似乎有这种肯定的说法，就是：和平宣传站不属于任何人。”
起诉方面的马德利克斯先生接着强调地提出约翰﹒罗奇地证词；他证明和平宣传站所做的各种事情都和世界和平大会的行动一致。他提到穆斯夫人和杜波伊斯博士，并且提到这个事实：杜波伊斯博士在任和平宣传站主席的时候曾经到过巴黎；他是世界和平大会的成员；并且曾经到过其他地方。他谈到阿波特﹒西蒙的活动。他说：
“……以散发宣传品的形式在美国代表外国利益的人，并不像订有业务契约那样公开地做这件事。我们平常希望的那种专门的协定是没有的；这个法律的制订人，议员麦考米克和其他的人，知道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所以在一九四二年，她们确是把它作了很大的修正。我不打算谈这个问题。我要说的是，要根据一九四二年法证明这一点所需要的证据比根据一九三八年法少。”
辩论到这里宣告结束。陪审团还没有请来。坐在平台上面的麦荷尔法官既没有给我们任何机会来提出我们的证词，或是世界和平大会经过宣誓保证不伪的证词，也不等候人证，便宣布了他的判决。我们还在等着九个月来司法部一直答应要提出的证明我们有罪的惊人证据。但是这个证据始终没有提出来。法官说：
“现在我们面临着在每一个刑事案件中都要遇到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法庭有责任作出裁决，以便决定这个案件是否继续审讯下去，决定在那种情况下被告是否必须在陪审团面前答辩对他们提出的控诉。
我不知道坐在这个法庭被告席上的被告是诚实的还是已误入歧途的，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故意地，有目的地准备毁灭他们和我们赖以生活的那些自由。
然而，在本尼斯案件中，最高法院多少接受了一个老格言，这个格言是：也许我恨你所说的话，但是我尊重你说这些话的权利；而作为美国人，我们既相信我们的物质力量（它是重要的），也相信我们的精神力量；就是说，相信我们生活在里面的制度的有效性……
首先，关于根据无权管辖里有提出的驳回控诉的申请，我不批准，审讯记录也将这样载明。”
我们舒了一口气。我们相信，我们所预料的事情要发生了——这就是驳斥我们的声辩，并对证据提出令人误会的解释，我们重新坐好，倾听着。法官接着说：
“政府曾经说，‘和平宣传站’是一个外国主谋人的代理人。据我判断，他们已经证明和平宣传站是存在的。他们当然也证明世界和平理事会是存在的。穆斯夫人很可能到布拉格去了，很可能到莫斯科去了。过去可能有人同时是两个机构的工作人员，我认为这一点已经证实；但是在一个大概是这个国度的法律（因为在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的时候，复审的要求遭到驳回）的案件中，应用在这里提出的证据时，可以看出，在这个案件中政府没有能够根据提出的证据支持在起诉书中所作的陈述。因此，根据这种情况，我们答应被告的请求，判决无罪。”
一直屏息静听的听众马上因为感到惊讶而骚动了一阵。掌声似乎就要爆发出来。事后我听说，坐在我后面的我的妻子当时昏过去了。我自己则觉得周身有些麻木。我左边的一个人在我的脸上吻了一下。
但是，法官稍稍改变一下他的姿势，然而并没有改变声调，很快地警告不要举行任何示威，并且接着说下去。我想，也许我理解错了，他一定要把他的话作些修正。法官接着说：
“在法官决定证据是否足以作为根据判定有罪，而这种判定不会遭到讲道理的头脑合乎情理的怀疑的时候，他的任务就算终了。因此，如果把这个案件交给陪审团，我就是让陪审团在臆测的范围内臆测了。此外，我就必须告诉并指示他们，如果他们能够以任何对于被告的合理假定处理这个案件中的证据，那末，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有义务这样做，因此，必须给他们这种指示。
因此，在我看来，这个案件就法律而言，已告终结了。
政府有一个看法，被告有另一个看法。我认为被告的立场是得到他们所提出的意见的维护和支持的，而这个意见在我看来是一种结论，这就是我的裁决。”
于是，陪审团被引进来，在把庭上的裁决解释给他们听了以后，他们就被辞去。九个月来，我们第一次获得了自由。
我们尽快地离开了华盛顿。说老实话，我大惑不解。在这个荒谬的、完全不公正的起诉的一切结果中，这的确是我没有敢期待的结果。最初我满怀信心地预料：在经过商谈和解释以后，起诉一定会撤销。后来，在起诉方面无情地催促而这个案件定期开庭审讯的时候，我预料，在一再耽误和延期以后，永远不会真地进行审讯了。如果这样的话，那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一定会使我们长期感到不安。但是，这样要比刑事诉讼好些。后来，在起诉人进行催促，开庭审讯以后，我们最大的希望便是黑人与白人成二与一之比的陪审团不能取得一致意见。这样会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会招来指责，说偏狭的种族观念战败了正义——一个今后要被用来排斥黑人陪审员的藉口。政府接受这个陪审团，只能有一个结论，那就是：政府认为它有绝对可靠的证据来判定我们有罪。
的确，有证据说明这就是最高当局所说的，而让公众相信的。但是我们知道，即使政府觉得它有这种证据，这种证据如果不是弄错了，便是以故意捏造的谎话为根据的假证据。后来没有任何外国人、外国组织或外国政府请求过我们或给过我们机会充当他们的代理人；就我们所知道和就我们所相信，我们的组织后来就没有因为给外国人工作而由外国或外国人的代表那里拿过一分钱。的确，我们的款项总数太小了，它的去处太容易证明我们没有得到任何外国援助。如果我们被迫宣布每一个捐款人的姓名，就能够证明出每一个钱的来源。但是，这样做就是辜负了别人的信任，非常对不起捐款人，这些捐款人非常怕联邦调查局，因而时常拒绝对任何事业作任何捐款。但是，即使不提这一点，事实也是够明白的。我们没有得到过大笔捐款；后来就没有一笔到一百元以上的捐款，而且很少有一百元这样大的数目。我们有账目和证据可以证明收入和每一块钱的用途。
自然，有许多人还继续暗示，虽然我，甚至是我的大多数同仁不知道有卖国和贿赂的事，我们组织里的某一个人仍然可能是间谍或者外国的特务。有的时候任何人都可能受欺骗，但是在我们了解这个组织的人看来，这种指责或怀疑简直是愚蠢。
那末，为什么司法部这样自负、坚决和有把握呢？为什么它这样粗暴地拒绝了我的建议而不让我解释一下我们全部工作呢？如果经过解释以后，司法部仍认为我们在哪方面犯了法律，我是很愿意改变我们的办法或放弃整个计划的。但是有一件事我们办不到，那就是发誓说我们曾经是、当时还是“外国主谋人的代理人”。这是不管给我们什么惩罚，任何政府都不能逼迫我们说的谎话。
因此，当司法部拒绝商谈而坚持进行审讯的时候，我们只有进行斗争，不仅用事实和法律来斗争，而且还准备应付任何故意进行欺骗的企图，而这种欺骗是我们无法预料的。在进行审讯的三个星期里，每一分钟我们都预料这种事可能发生。我时时刻刻都在寻找它，一直寻找到法官的决定的最后一个字。它没有出现，而这就是当我离开法庭的时候，感到困惑不解的基本原因。我甚至忘记提醒大家注意这个重大案件中的一个小胜利了。
在这次审讯中，使我们头痛的主要问题之一，是这次审讯必须在我们祖国的这个“歧视黑人”的首都进行，在这个地方，一个黑人没有把握能不能找到旅馆住或是能不能有机会吃一顿饭，有时甚至很难找到出租汽车。此外，还有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那就是这一群黑白种族不同的男女律师和被告能够到什么地方去秘密商谈。这些事大多数白种美国人，不谈外国人，所能马上认识到的真正的问题。然而，一个白种妇女到一个黑人的旅馆去，或是一个黑人到白人的旅馆去，男女白人和黑人在早晨、中午或晚间同在一个屋子里商量事情，这些事情不仅违反习惯，而且至少在这个联邦的三分之一的州里是非法的，在亚拉巴马州、佐治亚州或密士失必州，要这样做，如果不挨众人打或是被杀害，也要被逮捕起来。
华盛顿在地理上是在蓄养黑奴的南部的边缘，但是它的文化一向是南方化的。今天，它的市民是没有投票权的，并且被一个不对选民负责的国会委员会治理着，因为如果华盛顿有一个民主政府，黑人就会有选举权、担任公职、到旅馆里去住和坐在饭馆里吃饭了。
最初，我们曾企图用要求改在国内比较文明的地方开审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要求立刻遭到拒绝。于是有人建议租一所公寓，我们大家都住在一起。这种办法被我否决了，因为如果新闻记者知道了，我们都要被关到监牢里去。
在我们第一次被传讯的时候，我们设法都下榻在一家黑人旅馆里。然而，房间很坏，于是杜波依斯夫人和我便住到一对年轻的黑人夫妇的家里去了，他们俩不像他们的朋友那样害怕。我们的白人同仁在白人旅馆，黑人律师住在家里。一个地方工会给了我们开会的地方，供我们商量事情用。这种情形维持了一个星期。后来，一个白人被告把问题向华盛顿最新而且最好的旅馆斯泰特勒饭店经理部提出来。当时他们没有房间，但是给我们预定下审讯那一星期使用的房间，那一星期后来证明是最后一星期。我们大家都搬到那里去住，受到很客气的招待。的确，我们是在那里，在他们最好的一个餐厅的中央举行胜利庆祝会的，参加庆祝会的白人和黑人、律师、被告和黑人报纸记者。这样，至少是“在肤色战线上”的临时战斗中打了胜仗，正像我们赢得了自由而没有被判监禁一样。
然而，我仍然处在窘境。政府不仅找了麻烦，花了许多钱，损害了它自己的名誉，而且迫使我们作了特别大的、世界范围的努力来避免惩罚。我本人没有钱来打这场官司。我已经退休了，所得的养老金太少，不够应付平常的生活开支。我妻子的工作和收入因为她完全参与过这个案子而大大地减少了。我们没有有钱的朋友。没有一个被告有能力自己来负担这场官司的费用。假如不是美国朋友的突然出现，我们就要因为缺席而下狱。打这场官司的钱没有一次是由国外得来的。即使能这样，我们也不这样做，因为这样会被人当作判定我们有罪的理由。但是，在这个国度里，我们用向穷人和中产阶级、黑人和白人、工会和其他团体普遍呼吁的方式，为了下列用途募了一些款项：
诉讼费 18,400元
宣传费 5,600元
办公费 5,250元
薪金 3,600元
旅费 2,365元
在这以外，还有至少13000元的诉讼费：3000元是付给一个被告所雇佣的律师的，这笔钱不是委员会支付的；另外至少有一万元是马肯托尼奥挣的，但是他不肯收下。总计48215元。此外，至少还有2000元由地方组织支付的旅费。这个案件使政府花了多少钱，我们不知道，但不可能少于十万元，并且可能比这个数目多得多。
这次异乎寻常的审讯，浪费的时间和经历以及至少十五万元穷人的收入的结果，既不能证明、也不能断定五个被告中间有任何一个人干过任何不道德的事情；它没有能够证明、甚至没有能够断定代表着七十多个国家（包括我们自己的国家在内）的世界和平理事会除了企图制止战争以外犯了什么罪。在美国政府硬说被告是世界和平理事会的代理人的时候，尽管它有权势，有钱，它也没有能够使它自己的一个法官相信它有充分的证据可以向陪审团提出来；因此，司法部所提的被告以外国代理人的身份登记的要求没有被批准。
但是，这种想使五个人以外和平宣传的名义登记，特别是想恫吓一千五百万黑人，使他们不敢表示不满的无理企图，不是这个历时很久的、无情的迫害的真正目的。它的真正目的是想使任何美国公民在思想上或是言论上都不敢反对大企业的企图：把亚洲变成美国工业的殖民地；加紧束缚非洲；巩固美国对加勒比海和南美洲的控制；尤其是扑灭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这才是这个案件的目的。
这个目的，每个有才识的美国人都知道。我们的思想界和教育界名流都完全了解这种对美国民主制度基础的进攻。即使有些人认为现在的和平是危险的，并且不相信社会主义，但是他们知道如果民主要在现代文化中和这个骄傲的“自由国土”和“自由国家”的领导国家里生存下来，思想和说话的权利、知道别人在想什么的权利、特别是知道那个欧洲——尽管有我们的粗野的、俗气的吹嘘和世界战争牺牲者的墓地，它仍然是我们的科学与文化的主要来源——的见解的权利，就是说，这个思想和言论自由的权利，必须予以维护，使它不受杜鲁门和麦格拉斯、麦卡伦和史密斯的摧残；不受麦卡锡和领导使用奴隶的反动南方的小小的佐治亚﹒伍德的摧残，不然的话，美国就要死亡。
尽管如此，大多数有教养、有身份的美国人都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举手。这是这次审讯最惊人、最可怕的结果。我们五个人现在自由了，但是美国不是自由的。迫害我们的事件所暴露的没有道德的勇气和纯真的思想的事实，仍然在那里威胁着我们自己的国家和较好的世界。今天仍然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在美国，言论思想自由可以遭受进攻，而这个国度的知识界与道德界领袖不举手，也不说一句话来表示抗议或进行辩护，只是在“获救的少数人”的案子里的情形不是这样。他们的队伍并不包括有名的大学的校长、宗教界的领袖或是大多数科学界的有名人物。对现代文明来说，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种致命的沉默更大的威胁了。
这次起诉是国务院发动的，目的在于镇压共产党并且阻挠正在开始使五角大楼感到烦恼的和平运动。把我自己，一个黑人，也打在网里的决定，最初大概是一种偶然性的事情，但是军事当局很快地就表示支持这个决定，他们认为这对愤愤不平的黑人是一种必要的警告。在正在起来的舆论把我当作主要人物注意时，政府更加决定要判我有罪，特别是当我拒绝声明“不表示抗辩”和我不听命令继续发表演说的时候。继续不断地向杜鲁门和麦格拉斯发出的呼吁一定发生了作用，但是由于国务院的坚持，没有得到理睬；直到后来国外抗议的规模迫使他们不得不把注意力集中在美国的黑人问题上面，并且甚至使天主教教会认识到，它在黑人中间规模日增地进行的使人改变信仰的活动，可能因为司法部长就是一个天主教徒而遭受失败。
在马肯托尼奥成为我们首席辩护律师的时候，天主教领导机构一定也想起，在他的周围有一大群信仰天主教的选民。国务院派出特务混在旁听审讯的听众中间，并且打听我，因为显然他们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有我这么一个人。
司法部显然是把判我们有罪的主要希望寄托在罗奇的证词上面了。但是，当法官拒绝了关于苏联外交政策的证词和关于世界和平大会的目标和行动的证词，而首先要求提出证明我们是世界和平大会的代理人的证据时，罗奇的证词的价值显得非常小，证明他有罪的作用比证明我们有罪的作用还大。在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司法部做了疯狂的最后努力，在一切可能的消息来源中寻找可能发现的问题的间谍和密探。几乎每一个参加过任何和平宣传站的集会或与和平宣传站有关系的人，都受到联邦调查局特务的拜访，时常达两三次之多，其中有许多人被传讯了。然而，因为发现的东西非常少，最后，这些证人大多数都没有被传讯。
反对这次起诉的舆论遍及全世界，并且有行进联合国大会之势；尽管有名的黑人可以免费到国外去旅行，同时黑人自由职业者、公务员和企业家受到恫吓；黑人的抗议是越来越多，而不是就此停止。在这种时候，杜鲁门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才开始听取地位最高的黑人民主党人的警告，要把我们定罪的压力才减轻了。
有某种迹象证明可能要进攻一下黑人陪审员，但是这似乎太危险。陪审员里的犹太人都被拒绝了，但是黑人被接受了，其中大多数是公务员，极易遭到恫吓。但是，要想由八个黑人、四个白人组成的陪审团来判定有罪的企图是很难成功的。负责审判这个案件的是一个曾经因为拒绝判决离婚而招来麻烦的虔诚的天主教徒法官。
在全部经验中，使我震惊的是这样一个肯定的事实：今天有成千上万无辜的被害者被关在监狱里，因为他们既没有钱和经验，也没有朋友来帮助他们。尽管报纸和无线电拼命扣压事实并蒙蔽真正的问题，全世界的眼睛都在注视着我们这个审讯；敢于维护原则的朋友和不相识的人的勇气和金钱，使我获得了自由；但是只有天晓得，今天有多少像我和我的同仁这样无辜的人被关在监狱里。他们天天从监狱的大门里蹒跚地走出来，愤懑不平，心里充满了仇恨，怀着失望的心情，一生都被毁了。在这个受屈含冤的大军中，黑人所占的比例是惊人的。碰到有关黑人的惊人案件，我们保护他们，为他们辩护。但是，广大的被逮捕或被控告的黑人是没有辩护能力的。因此，极其需要在全国成立一些组织来反对这种全国规模的捏造罪名拘禁穷人、无亲少友的人和黑人的勾当。
在哈莱姆区的黑人企业家和自由职业者中间，只有少数人参加了在我们被起诉以后举行的我的生日宴会。在我都认识并且曾经拜访过的——有许多次我是以讲演人和顾问的身份去访问的——五十个黑人大学校长中间，只有一个人，斐士克大学校长查尔斯﹒约翰逊，曾经公开声称相信我在审讯面前是清白无罪的；而在宣判我无罪以后，只有一个人向我表示过贺意。
黑人教会的态度各有不同：费列得尔菲亚的浸礼会教徒极力支持我，但是全国浸礼会大会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几个和非洲人卫理锡安会有关系的主教对我表示同情，而我的大学的黑人校友会——“阿尔法﹒菲﹒阿尔法”的意见不一致。爱尔克会社中的黑人通过他们的领袖支持我，但是在其他黑人秘密会社中间没有一个支持过我。
地方公立学校的黑人教师几乎完全都保持着沉默。所有这些都不一定说明他们对我遭到迫害没有同情心，而是说明美国黑人普遍害怕，普遍受过恫吓，担心丢掉饭碗，丧失被录用的机会，丧失企业活动的机会，甚至担心个人的安全。
和这种漠不关心与害怕的情况相反，全国黑人在了解事实以后，便慢慢开始给我以大规模的支持，后来，随着审讯的到来，这种支持扩大到惊人的规模。从审讯一开始，法庭上就一直挤得满坑满谷，听众以乡下的黑人和白人为主，有些人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黑人报纸的报道证明全国人民都要求知道关于这件事的消息，全国人民都同情被告。联邦调查局、国务院与司法部派出侦探从旁听的黑人口中探听消息。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保持着联系。无疑地，他们日益担心这次审讯的结果可能对黑人选票发生影响，这对审讯的结果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们必须承认，多数美国黑人知识分子和西印度与西非洲的大部分领导人，都显示出他们正在摹仿西方利欲世界，剥削劳动、垄断土地及其资源，让狡黠多端和横行霸道的人在贫困、疾病和愚昧无知的世界中谋求私利，以此为人类文化的自然目的。长时期以来，我就注意到这种非常明显的倾向，并且和它作斗争。我认为它最后终会改变的。我这个信念寄托在一个内在的黑人文化理想上。我认为这个理想将要建筑在古非洲共产主义上，这种故非洲共产主义由于奴役的记忆和阶级歧视的经验而得到支持和发展，这种共产主义将促使黑人集团取得精神上的团结，从而防止经济阶级的发展和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曾经一度是可能做到的，但是现在不可能了。当我还是“危机”的编辑的时候以及后来在亚特兰他大学教书的时候，我曾经拼命努力要做到这一点。
刚刚在我因为年岁关系必须退休而失掉那个学校的职位以前，我已经拟定计划、把一切接受联邦资助的、有势力的、黑人兰德﹒格伦特学院团结成在亚特兰他大学我任教的那一系的领导下面的一组组织，互相合作，进行关于黑人南方的社会研究工作。如果这个组织成立起来的话，我对青年黑人知识分子的指导就会增加并且完成，社会学这门科学就可能因一种范围异常广泛、机会极多的实验室试验而大大地得到裨益。如我热切希望的那样这样就可能是我恢复我在亚特兰他大学时期对十九世纪末期进行的研究，由于白种人很少“慈悲”的表示，这种研究工作便因没有经费而夭折了。所有这些工作在刚一恢复以后便被小心眼儿扼杀了。
种族歧视压力的表面上的放松，并没有像我曾经一度相信过的那样，使黑人可以自由组成一个在新的文化一致性上结合起来的集团，这个集团能够吸收社会主义、忍让和民主思想，并且可以把美国诱导到一个新天地里去。但是，相反地，部分的解放使他们中间一些人得以摹仿最恶劣的美国与盎格鲁——撒克逊的沙文主义、奢侈、炫耀自己和“社会上的向上爬思想。”
我发现——当时说来真够奇怪的——我在这次荒谬的控诉与刑事案件中的经验，有使我摆脱狭隘种族观念的趋势。这种狭隘种族观念是我一向认识到的，但是，我以为它最后要使我进入以“我的人民”为领导的文化一致性的上层领域。我已经发现，在受过教育的和生活富裕的黑人中间，一大部分而且是有势力的人拒绝在任何人——即使是他们同种人——的社会领导下慢慢前进，相反地，却急于为有病的白人和病得更严重的黑人的免费医疗而斗争；他们反对工会运动——不仅反对白种工人的工会运动，尤其反对更为无依无靠的黑种工人的工会运动；他们愿意“迅速致富”，不仅是藉着暧昧的商业企业，甚至藉着有组织的赌博和“贩卖毒品”的勾当。
在另一方面，我今天已经没有坐牢的危险，得到了自由，这不仅是一小部分和我有着同样幻想的黑人知识分子努力的结果，也是黑人群众和一些白人不断增加的帮助的结果，这一部分白人已经超越了种族偏见——不是由于他们慈悲为怀，而是由于他们以兄弟般的态度和同情的心情分担了黑人的担子，并且把它当作他们自己的担子的一部分。没有黑人与白人工会会员的帮助，没有进步党人和激进分子，没有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那末我的呼声会永远沉寂下去了。
补充说明
审讯像闪电般突然结束了。
在起诉方面要结束这个案件的时候，被告方面正在整顿阵容，挖掘战壕，测量每个阵地，小心翼翼地准备向前进攻。威﹒爱﹒柏是被告方面的主要证人，他利用周末仔细地检查和平宣传站成立以来的每一个时刻。因为没有什么可掩饰的，他需要把每一个细节都掌握住。然而，他完全了解，这里所牵涉到的只是技术问题。真正有关系的是在他有生以来的八十三个年头中的环境和他所发生的影响，势必使他逐步走上美国和平运动的当然领导地位。这位毕生不是追求个人幸福，而是追求全人类自由，热爱真理的骄傲的黑种美国人，竟然被控是一个外国的代理人，一个上了当的人，一个撒谎的人！他要在那个证人席上为自由与真理作证。在这次审讯里没有妥协，不找借口说他“不知道”。他拒绝任何因为他的年纪已大而可能给与的宽恕。这不是他好出风头，也不是因为有人向他保证审讯的结果将如何如何。他竭力要我对他可能进监狱或者得到一种缓期执行的判决——我觉得这是他更加惧怕的——有所准备。他的体重减轻了，他脸上的皱纹增加了。然而，他片刻也没有考虑过走任何其它的道路。
我日复一日地坐在法庭上等待着。等待着罪证、证据、证明被告有罪的信件、照片、支票——证明被告的罪状而“不会遭到合乎情理的怀疑”的证词。因为我和任何有关的人同样清楚地知道和平宣传站的工作是什么，我知道，如果有这种“罪证”，必然是捏造出来的。但是，我想，起诉方面一定以某种方式由某个来源得到了某种东西。我以为，如果司法部不是确信它已握有某种证据——即时这些证据在审讯时就曾证明是假的——它就不曾提出这样严重的控诉来。但是，出去全部行为都流露出罪恶的罗奇和一个以留声机一样的速度背诵出两年以前某次群众集会详情的、瘦削的、面色苍白的联邦调查局特务以外，起诉方面的证人大部分都是普遍的、规矩的人，他们不大了解他们在证人席上是在做着什么，只是急于尽他们作为忠诚公民的爱国职责。
法官在告诉起诉方面“提出证据”时，相当不快。他们没有提出任何证明我们有罪的东西，然而，马肯托尼奥提出他的申请的那天上午，法庭上的空气是沉重的。大家在街上的政府食堂吃午饭时情绪也很坏。一群霍华德大学法律系的学生整个上午都在法庭旁听，他们走过来和杜波依斯博士握手，他们的样子很严肃，面带敬意。他们是来表示同情的。
在我们回来的时候，法庭上已经挤满了人，但是有一个人站起来把前排我经常占用的座位让给我。当麦何尔法官进来的时候，我急切地察看他脸上的神情。我觉得他平常温和的、开朗的面孔变得严肃了，我的心情更沉重起来。我们预料到他会驳回第一个申请的，果然他的理由很明白而且合乎逻辑。但是，当他转而考虑第二个申请——判决无罪的请求——时，他的言词的理路非常清楚而且公正，以至于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两只耳朵了。当他说出“判决无罪”这几个字时，我的呼吸都停止了，在不远的地方，我模模糊糊地彷佛看到伯纳德﹒贾菲的面孔融化为喜悦的光彩——然后又消失了。
我一下子倒在我的座位上。莉莲﹒艾尔金伸过手臂来搂住了我，我们互相依偎着，颤抖着。法官的平静而有权威的声音使我安下心来。
我还记得马德利克斯先生怎样将信将疑地站起来，看来活像是他的裤子掉下来了的样子，他悲哀地说：
“那末，阁下，我想是没有我做的事了。”
法官投下同情的眼光，然后以最和蔼的语气告诉他：
“没有了，马德利克斯先生，我想是没有了。我现在告诉被告，他们可以走了。”
莉莲何我站了起来。法庭上到处都浮动着带有笑容的面孔。法庭还在开庭，虽然麦何尔法官曾经警告过不要举行示威，但是当五个被告走出被告席，人们拥上来拥抱他们、吻他们、和他们紧紧握手的时候，他并没有加以干涉。
新闻记者们想在休息室内把我们拦住，但是威﹒爱﹒柏抓住我的手，简直像跑一样地下了楼梯，跳进停在马路边上的一辆出租汽车。
“斯泰特勒饭店！”我只得告诉司机。我丈夫已经一屁股坐下，闭上了眼睛。
在我们俩之间不需要说什么话。即使平常多年的婚后生活，也不会比过去这十个月把我们结合得更紧密。没有时间或地方允许我们沉默，不容许我们保留活动力或是感情。整个美国是我们的家：密执安湖旁边的可爱的草坪，落基山上得落日，还有亚利桑那州的沙漠荒地。我们住过大屋子和小屋子，睡过柔软的床垫和硬板床；我们在大餐厅和厨房里的桌子上都吃过饭，我们的家庭包括所有的非常慷慨地和我们分担过患难、忧虑、费用，并共同怀抱希望的人们——争取到这个胜利的人们。我现在想到了他们——十三个肮脏的工人，聚在芝加哥的一间被煤烟熏黑了的屋子里。当我在那个炎热的六月下午对他们谈话的时候，他们简直没有一个人稍微动一下——只是倾听者。在我说完话以后，他们中间的一个人站起来说道：“谢谢你到这里来，太太。我们要告诉我们的伙伴们。”还有明尼苏达州州立大学眼光锐利的学生，还有圣约瑟被太阳晒黑了的坐不住的女学生，还有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外操西班牙语的那群人。他们都知道为和平而工作是他们不能放弃的自由权利。那些曾经在底特律城外用木板作墙壁的教堂里，支持自由事业、违抗她们的执事的勇敢的黑人妇女的胜利该是多么甜蜜啊！她们用十分肯定的话说：“现在是我们妇女站在一起的时候了。我们这位姐姐（指我。——秀莱﹒格拉汉注）说得对，这是我们的事！”她们多么正确！
当我们走进斯泰特勒饭店我们的房间的时候，我高声大笑，他和我一道笑起来，我们简直笑个不停。
这一天一直到晚上是支“胜利之歌”。朋友们、新闻记者们、摄影师们在我们房间里进进出出。六点钟，我们这“一帮人”聚集在斯泰特勒饭店的大餐厅里举行庆祝胜利宴会。莉莲和我，前被告的妻子，在胸前戴上大束的花；两个赶来拍照片的“美国非洲人报”记者在屋子中央的大桌子旁边被挤倒了。在餐厅里吃饭的其它的人一定会以为我们市办喜事哩！
但是，这只是开始。因为辩护委员会已经计划要在那个星期二晚上在华盛顿教区一个住宅里举行一个募捐会。五个被告的宣告无罪把这个集会变成一个盛大晚会，参加的人有从费列得尔菲亚那么远的地方来的。由巴尔的摩来了好几车人。人们了解，这是他们的个人胜利和集体胜利。
那天晚上你也许没有在那里，但是每个人都曾经是举杯祝贺的对象，你、你和你——那天赢得胜利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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