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提纲是由库西宁提出的。他列举了标志资本主义危机新阶段的特点——苏联的进步、资本主义的继续衰落、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中革命运动的扩展、帝国主义矛盾的尖锐化、战争在中国的爆发、反苏战争的加紧准备。对资本家来说，没有摆脱危机的经济方法——他们只能互相争斗、打败对方。然而，新的战争和革命的时期还未开始——战争和革命只是临近这个时期。群众激进化的程度很不平衡——在德国选举中，它表现得十分明显，而在英国选举中则几乎看不出来。有些共产党人认为，从前无政治倾向的工人依附了法西斯主义运动，这就是激进化的一个标志，但这并非如此。这是活跃化的标志——激进化意味着很临近革命了。争取工人阶级的多数仍然是他们的主要战略目标，如果不是第一次也是从第三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以来，已经就是了。但是他们在提纲中不愿用旧的公式了，由于有了到革命的过渡这个新因素。所采用的公式——使无产阶级准备夺取政权的斗争——不但只着眼现在，还顾到将来。资本主义稳定性的结束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带有政治意义的事实，而为这一斗争作准备就是从这一事实中得出的战略性的结论，他把形势同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那时的形势作了比较，当时列宁曾经问过，为无产阶级专政应作哪些准备。他们甚至不能说，他们当中最优秀的党（在苏联之外），即德共，已经为决定性的斗争真正作好了准备，在不但愿意，而且已有本领战斗这个意义上。连斯基问道，是否必需把社会民主主义彻底摧毁，然后法西斯分子才能完全建立起他们的专政，然后，他根据波兰的经验立论，作出了否定的答案。这就表明，右翼和托派分子非常荒谬地争论什么，因为法西斯主义威胁它，社会民主主义不得不反对法西斯主义。“德国资产阶级充分赏识社会民主主义充当他们在工人阶级中的主要代理人所起的重要作用。”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加速社会民主主义的瓦解”。在波兰，“和社会民主主义同路一段，以同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的统一战线代替自下的统一战线这个倾向”，是主要的危险，必将导致孤立于群众；来自左的危险则是，“自上”下令罢工这个倾向，没有工厂群众参加，这也导致孤立。
　　布哈林的下台促成波共中央委员会里的拥护者垮台——特别是瓦尔斯基、科斯特尔热瓦、斯台方斯基和布兰德——他们属多数派。他们被谴责为低估了资本主义稳定性的弱点和改良主义党派的反革命作用，以及助长了社会党人会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幻想；共产国际执委会给波兰共产党的一封“公开信”说，他们甚至是比法西斯分子更加危险的敌人。科斯特尔热瓦和斯台方斯基被告知说，他们关于拥护党的路线的宣言不适当、不能令人满意。1929年6月，在中央委员会全会上，领导权由连斯基、布龙科夫斯基和亨雷科夫斯基接手。皮亚特尼茨基在《行动中的世界共产党人》中说，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之前，“实际上存在着两派，各有其中央委员会”；地方组织也分裂为这一派的或那一派的跟随者，但“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帮助下，波兰共产党已建立起一个领导集团，它能团结所有地方党组织”。又发生了另一个争论，是否要建立决裂的工会，如红色工会国际所建议的。普鲁赫尼亚克领导了反对建立这种工会的集团。《共产国际》（1930年8月）的一位作者认为，波兰社会党关于统一战线的建议，和本德关于共产党合法化的要求，都只是“骗人的口号”，目的在于掩饰他们积极参加反苏战争的准备。对波兰共产党1930年8月（在彼得霍夫）第五次代表大会作报告时连斯基说，党已落后于群众，这些群众可能已比任何其他工人阶级更接近于夺取政权的直接斗争。右翼反对派已经“象一群没有军队的垮台司令一样投了降”；普鲁赫尼亚克、斯合方斯基，还有其他人宣布，他们已经毫无保留地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但反对瓦尔斯基和科斯特尔热瓦的斗争还得继续下去。在乌克兰地区和白俄罗斯地区，还有上西里西亚，党应当接管反对波兰占领运动的领导权。次年4月，波共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抗议“波兰帝国主义打算占领但泽这个强盗企图”；但泽将为波兰提供一个波罗的海基地，由此出发去进攻俄国。波兰共产党应当奋战去反对民族主义的、资产阶级的、社会法西斯的全部报刊的反德运动，反对对波兰的德意志居民日增的压迫。与中央委员会会议的报道一同发表的一篇文章（《国际新闻通讯》1932年5月7日）用了这样的标题：“对波兰的占领威胁但泽”。同苏联缔结互不侵犯协定也被说成（在《第十二次全会指南》中）是表明“波兰正在反苏干涉的准备中热心充当急先锋”。《共产国际》在8月就波兰对但泽、西里西亚和东普鲁士的民族主义要求发表一篇猛烈攻击文章。1930年，连斯基提供的党员人数是一万二千名，其中半数在监狱里；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资料》中，1932年的数字是一万七千，其中约七千名是在乌克兰与白俄罗斯地区，年底报道波兰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于10月在莫吉列夫举行（当时公开说的是已在维也纳开完），有三十三名代表参加，其中九名有表决权。连斯基说，在波兰，右倾机会主义已与托洛茨基主义合流，它们提出了一个纲领，号召与社会民主党人妥协，并一道进行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联合斗争。“该对这个集团的存在负道义和政治责任的，是瓦尔斯基和科斯特尔热瓦。”波共中央委员会发表了宣言，反对波兰并吞但泽的威胁，还反对“针对被压迫的德意志居民的新暴行”，这些暴行是“反苏的干涉战争准备中的新步骤”。
　　自上次全会以来，共产国际没有就那些显然与德共有关的德国事态发表公开声明，尽管那些事态意义重大。第十二次全会的决议也没有谈到德共的政策，除了以非常概括的方式之外。虽然曼努伊尔斯基明白声言“共产国际完全、彻底地支持德国党的领导”，从后来所发表的发言和后来的材料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政策都曾在委员会会议上周密地研究和辩论过。关于这些政策的普遍不安反映在连斯基的一个号召上，“最强烈地反对任何动摇德共领导的企图”。
　　台尔曼说，布兰德勒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和社会主义工人党“提出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合并的口号，以此把群众要求统一的愿望导入错误的政治渠道。当这种要求被共产党在原则上拒绝后，群众中有时会有不满情绪，叛徒们就完全有意识地加以煽动。（社会主义工人党是1931年10月由心怀不满的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在布雷斯劳建立的；不少前共产党员也依附了它。虽然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并非是同义语，“却正是在德国发展的现阶段，这两者在真正面目上乃是‘孪生兄弟’，这一点斯大林同志曾尖锐地着重指出过”。忽视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有可能在群众中造成新的、危险的幻觉，以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一股反法西斯主义的力量。……遵循党的路线，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我们党近来非常成功地打击了一切削弱向社会民主党作原则斗争的倾向，还极其严厉地同所有那类观念斗争，说什么工人阶级内部的主要攻势不应再指向社会民主党和指向这方面的各种偏向。”柏林共产党人提出的同社会民主党人举行反对纳粹的联合游行的建议，“已被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理所当然地拒绝了”。社会主义工人党、布兰德勒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常常提出德国共产党同德国社会民主党联盟和共同提候选名单问题。“托洛茨基不只一次地企图把工人阶级引入歧途，通过写作、通过要求两党领导人举行谈判。”他总是论证两党联盟可以反对法西斯主义。
　　台尔曼攻击了奈依曼，特别是由于他对德共领导的诋毁。如果他继续这样下去，“这事很快就会令他遭到一定程度的政治死亡”。在全会之后立即举行的德共会议上，奈依曼被当成过去错误的替罪羊。他在这年早些时候已被赶出政治局，奉召到了莫斯科，在那里又被革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候补委员职位。“哪里找到法西斯分子就在哪里痛打”这个口号，据说是奈依曼提出的，被认为已不恰当，因为纳粹已经成为一个大党，它还妨碍工作，因为它暗中否定了对已被法西斯主义吸引过去的群众进行思想上的斗争。会议欢迎“第十二次全会对奈依曼集团的分裂活动所采取的态度，这个集团曾力图使党员反对领导人，并煽动青年团反对党。”
　　布赖特赛德在1931年11月关于统一战线的建议，被德共当作“蛊惑人心的花招”加以拒绝。第七次代表大会《资料》说，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已发现越来越难使他们的追随者不同共产党人接触。“提出一个“不侵犯条约＇，他们打算在工人群众中制造混乱，尤其是在工厂工人中。”德共中央委员会宣传鼓动部发行的期刊《宣传员》于1931年底受到台尔曼的批评，因为它犯了在民主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作出“自由主义的对比”这个理论错误；该部部长和副部长被免职。曾在符腾堡市议会选举时同德国社会民主党合作的德共党员，被谴责为致力“自上的统一战线”的机会主义分子，莱比锡的一群继续坚信德国社会民主党同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之间有根本区别的共产党人，被开除了。
　　发表于1932年1月5日的《红旗》上的德共中央委员会的一封公开信，讨论了党内机会主义的危险。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和社会主义工人党提出的统一战线，为的是想制造混乱，和破坏德共领导下的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人和布兰德勒分子曾蛊惑人心地把无产阶级统一战线问题等同于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与德共领导之间的‘协议’问题，同时指望在工人阶级当中产生感伤情绪和幻想。他们是在蓄意地欺骗工人。”德共领导的统一战线“将创造必要的条件去消除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群众影响”。为组织统一的建议，或者即使是对它们的“中立”态度，也是“最恶劣、最危险的机会主义”。所有这些错误都产生于硬要在资本主义专政的法西斯主义形式与资产阶级民主形式之间作出“错误的、非辩证的区别”。
　　1932年1月德共宣布，它将在总统选举中提名台尔曼作候选人，倒并非由于相信他会当选，而是当作总的阶级斗争的一部分；所有其他候选人都是阶级敌人。2月，雷梅勒写道，纳粹的候选人身份只是欺骗——希特勒已同意在第二轮选举退出以使兴登堡有利；这就表明从希特勒到德国社会民主党有一条统一战线。德共的选举口号是“阶级反对阶级。拥护红色统一战线，反对从塞弗林到希特勒的全部反动派”。兴登堡的票数从第一轮占总数百分之四十九点六增加到第二轮的五十三；希特勒的票数从百分之三十点一增加到三十六点八；而台尔曼的票数从百分之十三点二降到十点二。
　　在选举运动期间台尔曼说，进攻苏联的危险比1920年以来任何时候都要大。整个资产阶级，“包括社会民主党人和纳粹分子完全不能奉行任何其他政策，除向法帝国主义投降……的政策之外”。德共争取无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指向两个最重要的反革命大党，即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但即使在这场斗争中，主要打击也必须对准德国社会民主党，还要向群众解释清楚，对希特勒党和出现希特勒政府的可能性就无法斗争，如果法西斯主义的‘温和的一翼’，即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群众影响不先推倒的话。”要这样做，他们必须揭穿德国社会民主党“两害权其轻”这个奸诈政策（兴登堡总比希特勒好），和他们的反对希特勒的统一战线这个欺骗性建议。这些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可耻作用”的几个方面，这个主张，为法帝国主义效劳、为国际联盟和世界帝国主义效劳，正在奉行使德国加入反苏战线和使德国参加即将来到的反苏干涉战争的政策。
　　在3月17日，第一轮和第二轮选举之间，《真理报》写道，资产阶级已提名兴登堡作候选人，而把希特勒当作对革命工人的威胁。德国社会民主党发出的反法西斯“歇斯底里叫喊”掩盖着它与法西斯主义的结盟，也只能骗使没有经验的人相信它们之间真有什么区别。五百万张拥护台尔曼的票当然很好，但还不够好。德共中央委员会3月底的决议号召全党，要克服自已队伍中一切“在社会法西斯主义和希特勒法西斯主义之间、在资产阶级民主和法西斯专政之间作自由主义对比的一切倾向”。当4月10日的第二轮选举结果公布后，德共中央委员会把台尔曼失票一百三十万张归咎于弃权，而不是归咎于倒向希特勒，希特勒的票数从一千一百三十万增加到一千三百四十万。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国会党团在《前进报》上发表了给德共的一封公开信，敦促他们撤回台尔曼的候选权。德共是不是相信了兴登堡和希特勒之间、在布吕宁和弗里克之间没有区别了呢？“认为希特勒的国家也不会比由布吕宁统治的共和国更坏，这纯属你们自己骗自己。”希特勒必将摧毁工会和工会反对派、取消结社集会的权利和独立自主的报刊。“尽管共和国有许多缺点，你们每天举行几百次集会，你们的报纸照样出版。希特勒的国家必将会剥夺掉你们的一切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斗争的一切机会。”对此《红旗》答复道：“我们平常是不同你们通讯的，因为我们认为你们是工人阶级的敌人。但我们打算擦亮将被你们领入歧途的社会民主派工人的眼睛，所以我们现在破例一次。”正是因为德共要击败希特勒，所以它开展了“反对兴登堡和布吕宁、威尔斯和赛弗林的无情的斗争，这些人尽力帮助希特勒上台。……希特勒本不会成为重要人物，如果不是靠了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官僚们的活动的话，这些人分裂、镇压、出卖和迷惑无产阶级。”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器曾经日日夜夜工作去卫护希特勒和纳粹冲锋队。台尔曼能击败希特勒，但不是在投票处，而是在工厂、在劳工介绍所、和在大街上。投给台尔曼的每一张票都是无产阶级反对希特勒、反对社会民主党、反对布吕宁体制和资本家的誓言。法西斯专政已由布吕宁和社会民主党人在实行，希特勒是否会将这种专政推进一步，这取决于无产阶级的决心和战斗精神。
　　在4月底的普鲁士议会选举之后，该选举中纳粹的票数超过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所得票数之和，《红旗》说，这结果反映了阶级斗争的日益尖锐；《真理报》评论道，资产阶级获成功，把群众从阶级斗争引向对凡尔赛条约和杨格计划的敌视，克诺林的解释是，资产阶级已开始怀疑，社会民主党人是否足够强大到阻止工人的行动，因而推动纳粹分子去干他们要干的勾当。"重要的是，"雷梅勒在1932年6月写道，“十一月共和国已经完成了它的进程。……社会民主党的叛卖时期已濒于结束。”4月底，德共中央委员会宣布，它准备“同真正反对削减工资福利的任何工人组织共同战斗”，在普鲁士议会的德共党团也发出类似的声明，但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被特意排除在外。“不是我们，而是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们必须改变其路线”，台尔曼在5月1日说。
　　在1932年6月初的一次德共官员会议上，台尔曼说，日增的法西斯恐怖令人比以往更有必要使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脱离他们的领导人，这才可以加强反法西斯的群众阵线。德共必须摆脱反对自下的革命统一战线的一切禁令。6月17日《红旗》刊登了德共柏林委员会给当地德国社会民主党委员会的建议，提议采取反对法西斯分子的联合行动。德国社会民主党答复说，无产阶级的统一比以往更为必要，但是它不能合作，除非德共停止它对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及其组织的攻击。《红旗》说，这一点，就表明社会民主党人并不想要统一战线。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份通知，在党的执行委员会会议后于1932年6月底发出，讨论了德共建议。“社会民主党方面提出的停止互相战斗、集中力量对付工人阶级共同敌人的一切建议，都已被轻蔑地拒绝”；共产党人关于统一战线建议的伪善性，已在普鲁士议会上表现清楚，当时德共同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一道投票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成功的谈判只有通过党的中央机构才可能实现，地方性的谈判只会造成混乱。
　　台尔曼于1932年6月初发表的一篇关于“反法西斯斗争的战略”的文章，答复了那些建议自下的统一战线要由自上的统一战线来补充的人。在那种情况下，这或许可能，但就目前来说，因为德共是唯一的反法西斯主义的党，它的战略该是击败和孤立社会民主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个反法西斯的党这个谎言被揭穿后，群众就会丢掉他们对议会和民主的幻想；反对巴本和希特勒的战斗，并不意味德共要保卫魏玛共和国，或者希望立宪制度恢复。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普鲁士部长们于7月20日被巴本解除了职务，这事引起德共提出另一项有条件的统一战线建议，虽然斯坦普费尔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部长们免职的消息在一些德共会议上受到欢呼。德共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官员间的非正式对话没有结果。德共的总罢工号召得不到任何响应。这一年晚些时候，《共产国际》上一篇文章解释说，总罢工的要求所以得不到响应，是因为德共表现主动性不够，尽管形势很“有利”。拉狄克评论说，7月20日破灭了工人阶级的幻想，但在他们放弃其旧习惯之前还须假以时日。《第十二次全会指南》说，7月20日那天“群众涌上街头……但党的罢工呼吁为时过迟”。托洛茨基说，7月20日的呼吁是对德共以往策略的“摧毁性判决”，不过这样一种行动也只有在前后一贯的、始终如一的政策的基础上，才能成功；纳粹上台将意味着十到二十年的法西斯统治，意味着德共的末日和反苏战争；德共没有吸取教训；共产国际应当回到第三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统一战线政策。两年之后，在1934年7月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德共由于在7月20日连一部分无产阶级也没能领入战斗而受到批评；它的消极态度在工人阶级身上产生了破坏性后果。第七次代表大会《资料》说，在全会上德共批评了自己在这方面的状况；它在工厂中软弱无力，它未能进行真正群众性的工会工作，它的口号太抽象，它的鼓动缺少大众号召力；因此它未能在为争取工人阶级的民主权利和自由的战斗时在群众中建立独立的领导。尽管“为统一战线尽了一切努力”，它并未摆脱宗派主义，未能与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建立友好关系。
　　社会民主党的柏林组织在1932年7月31日的国会选举前所提出的两党之间应当有“内部和平”，这个建议被德共拒绝，德共中央委员会在选举之前三天宣称，投社会民主党一票，就是投加強希特勒—巴本专政的一票。选举结果（同1930年9月的结果相比）表明，社会民主党的票数从占总数百分之二十四点五降到二十一点六；德共的票数从占百分之十三点一增到十四点三，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票数增加了一倍还多，即从百分之十八点三增到三十七点三。《国际新闻通讯》评论说，“主要的趋向是社会民主党的进一步衰落”。它的票数自从1930年9月以来减少了一百万（纳粹的票数增加了七百多万）。克诺林在8月写道，选举结果表明革命浪潮的继续高涨。捷克的社会主义报刊上的评论，多是催促两党改善关系的，受到哥特瓦尔德的注意：社会法西斯报刊的神经紧张表明，"我们击中了它们的痛处有多么成功”。
　　在全会上皮亚特尼茨基说，法国党落在后面，尽管它得到共产国际的经常帮助，在最近两年，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和政治书记处给予法共的关注多于其他任何党：有过五次会议讨论法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六次讨论法国选举，三次研究法国农民工作，两次讨论工会工作，还有其他会议。“在多数会议上，当这些问题被讨论时法国同志都在场。”这个党的党员数目在减少，《人道报》的发行量在下降，国会党团的工作很差；虽曾协议应有一名政治局委员参加《人道报》编辑委员会，但这并未实行；实际上政治局同编辑委员会之间并无联系。法国共产党这种“跟不上步子”在中央委员会1931年5月一次会议上，曾讨论过，会议一致赞成第十一次全会决议。报告提到，许多党员对“阶级反对阶级”这条路线的正确性缺乏信心。1932年3月法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议会策略的报告提到，许多党员不理解这项政策，而另外的人则反对它。许多工人不理解法共侯选人在第二轮选举中的自愿抑制。
　　1931年12月法共中央委员会一份决议概述了中央委员会内“阴谋分子集团”的真相，他们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要为党的衰落负责，虽然客观条件有利：这个集团，由巴贝、塞洛和洛泽雷组织起来的，在许多人中包括有比尤和居约，向党和共产国际隐瞒了它的存在。自1928年以来它一直在反对党和共产国际，并已占据许多主要职位；它是宗派性的，又害怕群众；它所作所为完全是个按照自已纪律的有组织的派别；中央委员会对此情况反应很不迅速，因此部分地自负其咎。1931年夏天费拉特同这个集团决裂了，居约则帮助党和共产国际揭露它的活动。他在1931年7月政治局会议上谴责了这个集团。巴贝和塞洛被开除出政治局，并且同洛泽雷、比尤一道受到公开遣责；塞洛被从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岗位上召回，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法国倡议下作出的撤销巴贝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职务、撤销塞洛的主席团和政治书记处侯补书记职务的决定，得到了批准。在全会之后塞洛被从法共开除出去。
　　在1932年5月的选举中，共产党的票数从1928年所达到过的一百零六万七千降到七十九万，激进派和社会党的票数的增加，伯利奥兹写道，反映出群众的不满情绪；法共不懂得如何利用这一点，它的宣传全是抽象原则；群众并不把法共看作是自己的领导人，他们也不理解法共的布尔什维克路线。这部分地归咎于巴贝—塞洛集团的宗派主义政策。加香、马蒂、杜克洛都失去了他们的席位。
　　共产党关于阿尔萨斯—洛林的主张，曾于1929年在席尔廷海姆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讨论过，其结论是赞成阿尔萨斯—洛林作为一个被压迫民族有自决权，后来1930年10月，又在斯特拉斯堡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德共和共产国际执委会西欧局的代表都参加了会议。阿尔萨斯—洛林就是受到法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的一例；会议发表了该地的“社会和民族解放”宣言，号召建立一个独立的工农共和国。在1931年5月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多列士批评了那些怀疑自治运动是否得到群众拥护的人；运动削弱了法帝国主义，斯大林在前个6月称这个国家为“世界上所有侵略的、军国主义的国家中最富于侵略性和最军国主义的国家”。这个问题在多列士于1932年3月向法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作的报告中再次提出；正是法国的政策要使德国投入反苏战线；因此法共必须战斗去反对凡尔赛条约，去支持阿尔萨斯—洛林的自决权斗争。在选举中，阿尔萨斯—洛林的共产党候选人在第二轮选举中可以撤回，以利于一些反对法帝国主义的候选人，只要他们同意为自决权工作直到脱离并包括脱离以后，同意反对一切支持法帝国主义压迫阿尔萨斯—洛林实行的政党，包括社会党人，还同意支持工人和农民的经济要求。《共产国际》上在选举期间的一篇文章批评了法共对阿尔萨斯—洛林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漠不关心”。
　　法国统一总工会的局面也不能令人满意。发表于1931年11月工会第六次代表大会举行之前的一篇文章中，报道了自1929年第五次代表大会以来会员人数的锐减情况——仅巴黎一地就减少了二万多名，而同时法国总工会则在壮大。法国统一总工会“非常危险地远离”群众。法国统一总工会中反共少数派曾于1931年7月被召去莫斯科，同红色工会国际执行委员会商谈，在那里他们被谴责为革命工人运动的“瓦解者和分裂者”，因为他们曾经主张依靠“自上”的直接谈判的重建工会统一，还曾经打乱了立足阶级基础上的统一运动。共产国际一份期刊1931年11月的一篇文章上，某位B·华西里也夫论证，工人们已开始背弃法国总工会，工会因此把它的“左翼少数”推到前沿。这些人，“代表着法国资产阶级的最切身利益”，正在开始“策划各工会之间的统一”，并与法国统一总工会少数派串通工作，这个少数派反对共产党控制，厌恶红色工会国际干涉法国内部事务，怀疑战争的迫近和向苏联进攻的危险。在全会上皮亚特尼茨基说，法共对法国统一总工会少数派这些造成混乱的活动没能作出正确反应：“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跟法国同志和法国统一总工会一道拟订一个文件”。这一年晚些时候又举行过多次会议，但形势仍然不能令人满意。“法国那么多次罢工失败，在不小程度上是由于，有三十万会员的红色工会未能揭露改良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的花招，未能建立自下的统一战线。”
　　在1931年的议会选举中，英共提出二十五名候选人；他们共得票七万五千张。该党受到了严厉批评，因为它没能提供中央政治领导，没能奉行第十一次全会的决定，没能向群众讲明工党“在欺骗他们而支持保守党人”。得票如此之少，曼努伊尔斯基和库西宁12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英国委员会上所作的解释是，工人们仍然相信，工党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我们面临揭露工党这个十分严肃、重大的任务。”次年3月《共产国际》上一篇文章断言，有些共产党人实际上相信，保守党将在选举中毁掉工党；英共曾经散布“两害权其轻”这个幻想，曾经企图同独立工党建立自上的统一战线，还曾经让这个党的某些党员在共产党会议上发言。同期的另一篇文章说，英共脱离群众，而群众日益激进。
　　1932年5月，J·T·麦尔菲，他不同意共产党关于选举的正式分析，辞去了英共的职务。他还曾想要求英共制造向苏联提供贷款的群众压力，以缓和失业，他的论据是，英苏贸易的扩大将有助于五年计划，将使英国工人与之联系更加紧密，使他们的命运同苏联的命运连结一起，从而可起阻止战争的作用。英共政治局的声明说，这就使他成为“资本主义和平使命的宣传员，成为社会主义不能战胜资本主义理论的解说员”。麦尔菲那个“幼稚论调，什么国际贸易关系能够减少战争危险，只不过是拙劣的资本主义宣传，定期在资本主义报刊上编造出来，目的在于解除工人们的武装，妨止他们同战争贩子作斗争”。
　　王明代表中共出席了全会。他已在1931年底离开中国去担任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在那里一直留到1937年）。虽然被任命为中共主席（在前任主席被处决后），他并没有得到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的任何职位，该政府中毛泽东是主席，是由1931年11月举行的苏区代表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确立的。《国际新闻通讯》第一次报道这次代表大会是在1931年12月17日从东京发出的一条电讯：“在耽误很久之后，11月7日在江西举行第一次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消息才传到此地”。在临时政府成立之后，中共中央委员会从经常受国民党威胁的上海移到了苏区。周恩来被任命为军事工作的负责人。〔注：据中共党史资料，当时周恩来同志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译者〕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也在上海，当它的班子里两名主要成员，某位诺伦斯和夫人被捕时，遭到破坏。王明向全会报告说，中国红军现有二十六个军团，十五个“独立师”，以及“一个装备良好的国家政治保安局”。中国的运动，曼努伊尔斯基说，由于在印度、印度支那、马来亚和其他地方的影响，“是世界帝国主义的整个殖民体系的不稳定中心”。中国的胜利证明了，“苏维埃制度不但对中国，而且一般地对殖民地各国人民是可行的、适合的”。1932年2月中华苏维埃政府对日本宣战。
　　虽然，早些时候一篇文章中，印度共产党成立的日期被说成是1930年，中国、英国、德国共产党给印度共产党人的一封“公开信”，1932年6月发表在共产国际的一份期刊上，呼吁他们“着手建立共产党”。到那时为止只存在着少数力量单薄的小组，它们之间毫无联系，在各项问题上与民族改良主义者都没有多大区别。他们没有参加过反帝运动；这事已让国大党做了。共产党人应该进行这种战斗，并使国大党孤立于群众。“印度共产党人的作用巨大。印度的反帝和土地革命能给英帝国主义以致命打击”。下个月在《国际新闻通讯》上的一篇文章，署名拉滕·辛格，详细讨论了策略路线。要把群众争取到反帝革命中来，并且摆脱改良主义影响，就非要“有一个独立的、非法的无产阶级政党”才行；要建成这样的党，又必需共产党人大力参加各种形式的群众斗争，还要在所有群众组织中建立共产党的党团；迄今群众组织中都没有党团。这些都是统一的政策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必不可少的。工人农民党的存在，该党被描绘成“领导人的一个组织”，客观上妨碍了共产党的建立。地方性的合法工人党派为共产党人提供了有用的机会，它们的建立是可以赞同的，只要在这种党内非法共产党能够存在以从事有组织的革命活动，只要这种党并不取代共产党的地位，只要这种党有一个阶级纲领，只要这种党不把工人从革命的活动引向改良主义的活动。这些以及其他一些条件必须满足，“然后我们才能承担起建立这样的工人党派”。
　　甘地、博塞等人，以及“孟什维克叛徒左翼民族改良主义者M·N·罗易”的被捕，被马亚尔解释为英国当局想煽动印度群众走上街头，以便于他们被“机关枪、大炮和飞机”击毙。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人抗议逮捕，虽然罗易是“印共最险恶的敌人”和英帝国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和辩护士”。罗易在1930年12月回到印度，他热衷于促进与国大党的合作，于1931年7月被捕，并被判处十二年徒刑。共产国际印度书记处是由C·P·杜德（英共）和查托帕迪阿亚在柏林建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