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共产党因其一些领导人和党员被捕受到严重损害；在满洲被侵时据说日共有二千名党员在监狱里；1932年10月，它认为有一万四千人因同情共产党罪被捕。革命工会的会员在日本由1928年的三万五千名，到1930年年中降到三千名。上述二者和日本共产党都被共产国际执委会谴责为“极左偏向”，在红色工会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这些工会被说成只不过是“同情者或党的候补者的团体”。
　　这提纲的原稿是1930年由风间（当时他在莫斯科）起草的，用以代替1927年那份“布哈林式”提纲；草稿在他回到日本后作了修改（在日本1931年初组成了一个新的中央委员会来代替已被逮捕的人），并在1931年5月17日发表。提纲受到共产国际执委会谴责，因为提纲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已经过去为理由贬低了反对君主制和土地革命的斗争（提纲还说，“保卫苏联”这一口号“尚难为群众理解”）；这些错误在目前的提纲中，已经纠正。“手中有此武器”，中央委员会写道，“我们可以开始高速进展的第二阶段了”。“这份提纲”，叶山写道，“打开了日本共产党历史的一个新时代”。佐野和锅山，据说在狱中已被警察招降过去，警察用迫害的方法并未能使党破裂；在1933年发表的一封信中，他们呼吁脱离共产国际，因为共产国际关心保卫苏联多，关心革命利益少；他们还谴责反对君主制度的斗争，说那是“教条主义的恐怖行为”，在外表上很革命，而实际上极为有害，因为它使群众疏远党，并且使群众的注意力离开反对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斗争，而资产阶级和地主可以躲在君主制后面，那是日本统一和独立的象征。他们说，未来的太平洋战争将是亚洲各国人民同“白色帝国主义者”之间的战争，这个预言被共产国际执委会说成是法西斯主义观念，旨在赢得人们支持满洲战争。风间本人于1932年10月被捕；M·山本被派从莫斯科回国去代替他；山本也被捕了，风间和其中央委员会两名前任委员、佐野和锅山（他们曾说日本共产党只不过是“苏联的一个朋友团体”罢了），退出了共产党，另外两名著名党员高桥和田中也退出了。
　　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资料》认为这提纲是在克服党的“严重内部缺陷”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党的弱点，据《共产国际》1932年3月一篇文章（署名“秋”）的看法，是低估农民，没能强调君主制度的罪恶，呼吁日本军队和中国军队之间的和睦。这非常错误，是因为，这两支军队中，一支是帝国主义的，另一支是殖民地的。它本应号召日本士兵拒绝作战，号召国内工人破坏工业。该作者在同一期刊的随后两期讨论了“日本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性质：有两种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党，即右翼社会民主党和左翼党，“还有叫做‘日本共产党工人小组’的职业坐探和内奸的组织”。过去日本共产党的不正确战略使敌人有机可乘；它低估了君主制的力量和土地问题的重要性；它关于法西斯专政的见解是粗糙的；它在自下的统一战线的应用上，没能在社会法西斯组织中区别领导人和群众。
　　莫斯科在共产党人被捕后审问中的表现很感担心，也不限于在日本；在保加利亚有过几起自杀的事件，而其他的被捕共产党人则向警察透露所知情况。
　　1932年底，在《国际新闻通讯》中一些庆祝日本共产党成立十周年的文章中说过，日共中央委员会“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西欧局的这提纲，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而且以布尔什维克方式批评和纠正了包含在1931年4月的政治提纲草稿中关于未来革命的性质和党的任务的不正确提法和估计”。这些错误被归咎于“共产国际执委会和红色工会国际的某些个别工作人员”；日共中央委员会和整个党无需负责。党已揭露了取消派、宗派主义者以及左倾机会主义者；它现在立足于日本无产阶级最先进的阶层。“宗派主义者”是以福本为首的集团，他退出了日本共产党，并组成了“日本共产党工人小组”；他们被共产国际执委会说成是“党最危险的敌人”，还被说成窝藏了不少警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