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1929年8月23日爆发于耶路撤冷哭墙的战斗，引起共产主义报刊就卷入势力的性质进行了很多的讨论。犹太复国运动从一开始就被共产国际斥为英帝国主义的代理和工具；犹太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运动，受到德国、法国、联合王国、美国的金融巨头的操纵。战斗爆发后不久，《共产国际》的一篇文章断言：“祝太复国主义移民……已将这个国家变成了英帝国主义的合适的战略基地，而且……他们势将充当避雷针，英国代理人一旦需要，就可以把阿拉伯群众反对占领当局的叛乱导向他们”。每当出现革命的民族主义迹象，英国代理人就挑动屠杀和血洗，从而暂时瘫痪革命运动。8月间爆发的战斗“无疑是英国代理人组织的，犹太复国—法西斯主义的资产阶级挑动的，阿拉伯—伊斯兰的反动派安排的”；但是运动已经无法控制，变成真正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起义了。英国的目的是要加强自己的阵地以反对美国资本的渗透，并且挫败阿拉伯—犹太群众的团结。阿拉伯群众已不再相信资产阶级的领导人了，这些人，被来自犹太复国主义渠道的金钱所收买，对帝国主义十分亲善，但群众本身的运动却被泛伊斯兰反动势力所攫取。
　　共产国际的官方态度受到巴勒斯坦共产党中一些犹太党员的怀疑，他们否认阿拉伯革命运动的存在；工人运动差不多全部都是犹太人的。在《新东方》的一篇文章中阿布兹安〔阿韦尔巴赫〕断言，农民们和贝督因族群众正在积极开展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可是他们不善于服从阶级的政治纪律，因而有可能变成帝国主义代理人的工具。“在阿拉伯东方，革命运动的基本问题是，怎样利用贝督因族巨大的革命精力去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本国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者的革命阶级斗争，并且将斗争同贫困农民和无产阶级的运动结合起来”。犹太社会主义党（锡安山工人世界联合会），包括它的左翼在内，已经变成保护大农场主和殖民者的民族沙文主义组织；工会则把工人的利益牺牲在犹太复国主义的祭坛上。
　　四年后一篇刊登在《革命的东方》上署名纳达卜写的文章论证，既然犹太复国主义是反革命的，巴勒斯坦的反帝运动就应该把矛头指向少数民族犹太人，因为其中犹太复国主义占压倒优势，文章声称，那些坚持1929年事件是屠杀而不是造反的巴勒斯坦共产党员已被开除出党。
　　反帝同盟把这次战斗说成是被帝国主义者涂上了宗教色彩的反帝斗争；犹太复国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都曾阻挠阿拉伯工人和犹太工人组成统一战线。帝国主义者欢迎这个事件，是想把它作为将巴勒斯坦并入大英帝国的借口。《国际新闻通讯》的一篇文章说，阿拉伯执行委员会现在不把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看作是敌人，而看作是争夺英国宠幸时候的对手。一起发表的另一篇文章（署名J.B.）说，8月23日开始的“巷战”是“阿拉伯总起义的信号”。英国政府“每当火苗要熄灭的时候就浇上油”，总在打算破坏这些年来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和睦状态。共产党的力量过于薄弱，未能“对群众运动施加影响，运动每时每刻都在壮大，并受到盲目宗教狂热的影响。”共产党的海法市委员会，它声称所发生的事情就是简单、纯粹的屠杀，扣压了中央委员会的一份声明，该声明把事件解释为帝国主义走狗所干的勾当，他们把反帝的起义歪曲成一场屠杀。在给巴勒斯坦的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中，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谈到党内机会主义的危险以及对锡安山工人世界联合会的调和态度。
　　1930年10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再一次建议，应该进行准备建立包括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的阿拉伯共产党联盟。在巴勒斯坦共产党于1930年12月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阿拉伯代表和犹太代表的数目相等——而过去阿拉伯代表是占少数的；党所面临的两个主要危险被认为是犹太人的犹太复国沙文主义和阿拉伯人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代表大会所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中阿拉伯人占多数。《国际新闻通讯》一篇报道这次代表大会的文章说，情况不断好转，因为犹太工人已在转向反对他们的资产阶级，而阿拉伯的资产阶级也在脱离民族主义运动。1931年夏天在耶路撒冷举行的泛伊斯兰代表大会被描写成加强反动势力和迷误群众的企图；它的反动性表现在大会所通过的抗议伊斯兰教徒在苏联受到压迫的决议。1932年初曾公布过埃及共产党的一份纲领草案。纲领把埃及描绘成一个靠奴隶劳动的英国棉花种植园，君主政体和地主都充当奴隶驱使者。所有埃及的政党都屈从英国，华夫脱党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民族改良主义”。《国际新闻通讯》1932年5月的一篇文章指出，“作为埃及工人运动的暂时微弱的结果，警察坐探和小资产阶级冒险家瓦解埃及共产党的活动获得成功，他们使党同工人分离，同革命的群众斗争疏远”。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资料》说，在一段时间内，埃及共产党内一个由警察隐藏在背后的“无原则集团”，曾使共产党各组织完全处于无所作为状态。就在代表大会上，一位代表说，由于内部的不和与阴谋，党曾一度被共产国际开除；1931年共产国际执委会任命了一个新的领导班子。
　　提到1929年事件时《资料》指出，曾经有人强烈反对共产国际执委会使巴勒斯坦共产党阿拉伯化的指示；这些机会主义分子已被撤职，其立场在巴勒斯坦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已经纠正，但党直到现在（1935年）才开始布尔什维克化，这是一个同阿拉伯化不能分隔的进程。
　　这项决议的一个脚注说：“这项决议只能以删节过的形式发表。特别是，它删去了有关巴勒斯坦共产党对于民族革命倾向的态度那些段落。”
　　在1929年1月于科隆举行的反帝同盟执委会的会议上，亥克尔特（代表红色工会国际）和麦尔尼昌斯基（代表苏联工会）攻击执行委员会的一个成员A.J.库克，库克抗议同盟中有外来干涉，抗议给工会领导人加上“叛徒”标签，还说他无意支持一个打算变成新的红色国际的反帝同盟。库克不久之后即退出了反帝同盟。反帝同盟1929年7月在法兰克福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共有二百六十名代表，其中八十四名代表殖民地，虽然许多人并非直接来自殖民地本身。明岑堡报告说，曾出席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有如中国国民党，已经投靠帝国主义，也就没有出席法兰克福会议；那里知识分子少了一些，但工人和农民组织的代表增加了。《共产国际》十一月号的一篇谈论代表大会的文章说，在所有的殖民地国家中，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已向右转。独立工党和印度国民大会党行为不忠；锡安山工人世界联合会则是英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左翼社会改良主义者（诸如马克斯顿和菲门）已同民族改良主义者（诸如哈达和格普塔）合作，他们本应由代表大会更彻底地揭露。（马克斯顿后来被反帝同盟英国支部开除。）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革命运动都没有代表出席，因此代表大会上发生了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这个大会根本没能揭露左翼社会民主党人，这些人是“殖民地人民最凶恶的仇敌，是殖民地革命最危险的仇敌”。代表大会的决议关于印度国民大会党的“叛卖和背信”一字不提。“现在是时候了，应该提出把反帝同盟中那些明显的背叛分子清除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