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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论替代主义

托尼·克里夫

（1960年秋）
黄胜利 译



　　20年前，托洛茨基被暗杀了。对这位伟大的革命家——他鄙视一切伪善——最高的敬意，就是对他的一些思想进行批判性研究。我们将研究一个他还是年轻人时就出色地提出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的余生，也一直困扰着我们：党和阶级的关系问题，党取代阶级的危险。
　　当时只有24岁的他已经开始了政治活动，托洛茨基预言列宁的党组织概念必然导致这样一种情况，即党将“取代工人阶级”，以他们的名义和代表他们行事，而不管工人们的想法与要求。
　　列宁的观点会导致这样一种情况，即“党的组织取代党，尔后是中央委员会取代党的组织；最后是一个独裁者取代中央委员会。”[1]
　　针对列宁式的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中央集权政党，托洛茨基提出了一个基于西欧社会民主党模式的“广泛性政党”他看到了反对“替代主义”——他创造的术语——的唯一保证，那就是在无产阶级民主管理和控制下的群众党。
　　他用下列反对集中的抗辩来结束他的辩论：

　　新制度的任务是很复杂的，只有通过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的各种不同方法的竞争，通过长久的“争论谈判”，通过不断的斗争，不仅是社会主义世界同资本主义世界的斗争，而且是社会主义内部各种派别之间的相互斗争（当无产阶级专政将提出几十个、几百个新的、谁也无法预先解决的问题时，这些派别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出来）……任何一个“坚强有力的组织”都不能为了加快这一过程和使它简单化而压制这些流派和意见分歧……当无产阶级能够对社会实行专政时，就不会再容许对它自己实行专政，这是非常清楚的……掌握政权的工人阶级无疑会把许多政治残废包括到自己的行列中去，在它的行装里会带着许多思想包袱。在专政时代，工人阶级将绝对必须使自己的思想意识摆脱错误理论和资产阶级思想方式，并且把政治空谈家和抱着陈腐观点的人从自己队伍中清除出去，正像它在今天绝对必须这样做一样……但是，不能通过把经过精心挑选的、拥有“解散”和降级的权力的一批人，或者更恰当地说，把这样的一个人置于群众之上，来代替这一复杂的工作。[2]

　　托洛茨基在谈到列宁党组织概念中固有的“替代主义”的危险以及他反对集中的主张时，我们可以看到他预言的天才、他向前看的能力，他把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带入一个统一的体系。
　　1917年以来的布尔什维主义史似乎完全证明了托洛茨基1904年的警告是正确的。

替代主义的问题


　　替代主义是俄国革命运动的传统。在19世纪60和70年代，一小撮知识分子同强大的独裁政权针锋相对，然而，为这些英勇的民粹主义者所代表的广大农民却对他们漠不关心，甚至怀有敌意。
　　在普遍冷漠的泥沼中，在任何形式的群众运动出现之前，这一小撮叛逆的知识分子发挥了重要的进步作用。马克思给予他们极大的赞扬与钦佩。例如，在人民意志被粉碎的那一年，他写信给他的大女儿：

　　这些都是令人钦佩的人，没有任何夸张的姿态，纯朴的、真正的英雄。大声疾呼和采取行动是两件完全相反、不可调和的事情。

　　但是，当群众运动已经兴起，党又试图用它来取代的时候，替代主义就变成了危险的反动因素。托洛茨基是一位非常科学的思想家，他不相信这个概念，无论如何，党在工人政治运动中的作用及其与阶级的关系，是防止替代主义和实现真正民主的充分保证。
　　托洛茨基在写上述作品的几个月前，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伦敦，1903年）上说，避免这种情况所需具备的客观条件是明确的：

　　只有当工人阶级中的大部分人团结起来共同渴望自己的统治时，工人阶级的统治才是可以想象的。到那时，他们将成为压倒性多数。这不是一小撮阴谋家的专政，也不是一个少数党的专政，而是绝大多数人的专政，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防止反革命。简而言之，这将代表真正民主的胜利。

　　对《共产党宣言》所做的这番诠释与托洛茨基反对替代主义的斗争完全一致。如果多数人说了算，那就没有让少数人充当代理人的余地。
　　在同一时期，列宁还强调说，无产阶级在社会中占少数时，任何专政都必然导致反民主的结果，用他的话说就是“反动的结论”。
　　当托洛茨基把自己的话放在一边，呼吁建立工人政府作为俄国革命运动的直接目标时，列宁尖锐地回答道：

　　不可能！因为革命专政只有依靠绝大多数人民，才能持续一段时间……无产阶级是少数……任何不经过民主政治阶段而采取其他途径来实现社会主义的人，必然会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得出最荒谬、最反动的结论。[3]

　　托洛茨基对替代主义的警告以及他对“绝大多数人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作为反对替代主义的唯一保证的强调，实际上同他在1905年和1917年提出的建立工人政府的呼吁完全矛盾。托洛茨基一贯的、社会主义的、民主的观念反对任何形式的替代主义，而他的不断革命论中，却是无产阶级少数作为所有劳动者的代理人和社会的统治者，他在这矛盾中挣扎着。不过，这个矛盾不是托洛茨基思想失败的结果，也不是任何不一致的结果，而是现实矛盾在客观条件下的反映。
　　革命的性质，包括革命的时间，都不仅取决于工人阶级的人数，甚至也不仅取决于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与组织程度，而且取决于许多混合的、矛盾的因素。导致革命的因素——经济压力、战争或其他政治和社会动荡——和无产阶级的启蒙并不同步。许多客观因素促使工人进行革命，而工人阶级中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意识不平衡是很明显的。在一个落后国家，比如沙俄，工人的总体文化水平低，群众的组织和自发活动传统薄弱，这种不平衡尤其明显。作为一个整体的工人阶级是如此的小，以至于它的统治，无产阶级的统治，必须是少数人的、但并不是对大多数人的专政。
　　为了克服俄国革命面临的实际困境——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少数人的统治，另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孟什维克消极的弃权态度（“只要无产阶级是社会中的少数，那就不应该夺取权力”）——托洛茨基考察了两个主观因素：俄国工人的革命动力与活动，革命向无产阶级占社会大多数的发达国家蔓延。
　　然而，随着俄国自身革命动力的衰退，以及被资本主义岩石砸碎的西方革命斗争，替代主义的命运如何？

替代主义在俄国


　　党与阶级的关系受到工人阶级的文化水平、革命意识的影响，还有工人在社会中的比重：取决于这个阶级的规模和它同其他阶级的关系，尤其是——在俄国——同农民的关系。
　　如果俄国革命是纯粹的资产阶级革命——正如孟什维克认为的那样——或者的纯粹的社会主义——正如那些不区分工人和农民的安那其主义者和社会革命党人所说的那样——这个问题本来很简单。革命阶级的相对同质化会构成一个相当大的铁砧，在这上面可以消灭任何马克思主义政党取代无产阶级的趋势。
　　然而，十月革命是两种革命的融合：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是成熟资本主义的产物，而农民是新兴资本主义同旧封建制度冲突的产物。农民早已经准备好没收大地主的财产，但他们希望保留自己的小型私有财产。虽然他们准备反抗封建主义，但并不因此支持社会主义。
　　因此，工农联盟在在十月革命中取得胜利之后，紧接着迎来的是非常紧张的关系，也就不足为奇了。一旦白军以及地主卷土重来的危险被克服，农民对工人的忠诚就所剩无几了。对农民来说，支持一个分配土地的政府是一回事，但当这个政府开始征用农民的农产品来满足城市中的饥民时，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冲突从十月革命开始就表现出来了，早在1918年，列宁就被迫采取反民主措施来寻求安慰，在苏维埃选举中，每5个农民的票才等于1个工人的。
　　革命本身损害了工人阶级，改变了它相对于农民的比重。
　　首先，内战导致工人阶级的比重急剧下降。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胜利矛盾地导致了工人阶级的规模和质量的下降。
　　许多城市工人阶级同农村有密切的联系，革命一结束，就有相当一部分人跑回农村去参加土地分配。粮食短缺进一步助长了这种趋势，城市自然是粮食短缺的最大受害者。而且，与旧沙俄军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红军里的产业工人比农民多。由于这些原因，城镇人口，特别是产业工人的数量，在1917到1920年间急剧下降。彼得格勒人口减少了57. 5%，莫斯科减少了44. 5%，另外50个大城市减少了16%。城市越大，人口的相对损失就越大。产业工人的数量从1917年的300万下降到1921-1922的124万，下降了58. 7%，这进一步说明了下降的幅度有多大。产业工人的数量因此减少了五分之三。这些工人的生产率下降的幅度甚至比他们的人数还要大。（1920年俄国工业产值只有1913年的13左右！）
　　余下的大部分是最落后的工人，他们不需要为不同的军事战线或国家行政部门、工会和党工作。国家行政部门和军队自然从社会传统最悠久、政治经验最丰富、文化最高的那部分工人中招募新人。
　　工人阶级的分裂产生了更坏的影响。剩余的工人阶级由于食物短缺被迫表现地像个人主义的小商人一样，而不像一个集体，一个团结的阶级。据计算，1919-1920年，国家供应的粮食只占城镇消费的42%，其他食物的比例更小，比例外的都是在黑市上买的[4]。工人出售家具和衣服，还有他们工作的工厂生产的皮带和工具，这很常见[5]。产业无产阶级是多么的原子化和堕落！
　　他们的生活方式——依靠个体非法贸易——个体工人与农民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正如鲁祖塔克在1919年1月的第二次工会大会上所说的，“我们在许多工业中心看到，由于工厂生产的收缩，工人被吸收到农民群体中去了，我们得到的不是工业人口，而是半农村人口，有时甚至是纯农村人口。”[6]
　　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党的阶级基础瓦解了——不是因为布尔什维主义政策的一些错误，也不是因为布尔什维主义对于党的作用和其与阶级的关系的构想——因为更强大的历史因素。工人阶级的丧失了社会地位。
　　的确，1921年5月的列宁绝望地，或者说不顾一切地说，“即使当无产阶级必须经历一段丧失其社会地位的时期时，它仍然能够完成夺取和保持权力的任务。”[7]这是多么极端的替代主义的表述！他废除了工人阶级的统治——柴郡猫消失后的微笑！
　　在民粹派的案例中，主要原因不是替代主义的观念，而是植根于客观社会条件下人们普遍的冷漠和麻木的结果。现在，就布尔什维克的替代主义而言，这并不是列宁的想法，密涅瓦作为宙斯之子，却诞生于一个有着内战客观条件的农业国，在那里，人数原本就少的工人阶级的地位下降了，变得支离破碎，融入了农民群众中。
　　一个类比可能有助于阐明替代主义在十月革命后的兴起。我们只需要想象一场大规模的罢工，在长时间罢工后，大多数工人变得疲惫不堪，士气低落，只有少数人继续站在警戒线上，受到老板的攻击和大多数工人的嘲笑与怨恨。这种悲惨的情况在阶级斗争的战场上一再重复。面对白军，他们知道如果布尔什维克放弃斗争，那么会有一场威胁到人民的可怕大屠杀，并且知道自己孤立无援，布尔什维克没有找到出路。替代主义就像所有的拜物教一样，是社会僵局的反映。

党内的替代主义


　　从这里开始，这是废除党内民主和建立官僚制度的一小步。
　　与斯大林主义的神话相反——以及孟什维克等其他布尔什维克的反对者——布尔什维克党从来就不是一个铁板一块的极权主义政党。远非如此。党内民主在党的生活中一直是最重要的，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点在大多数有关这个主题的著作中都被掩盖了。因此，有必要说明，用一点篇幅来列举一些例子，说明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上党内民主的程度和所谓的“铁板一块”。
　　1907年，在革命最终失败后，该党遭遇了一次危机，问题是对沙皇的杜马持何种态度。在有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代表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会议（1907年7月举行）上，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情况：除列宁外的所有布尔什维克代表都支持抵制杜马选举；列宁投票支持孟什维克[8]。三年后，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一项决议，呼吁于孟什维克团结一致；唯一反对的声音来自列宁。[9]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没有一个党支部采取列宁提倡的革命失败主义立场[10]，在1915年对一些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审判中，加米涅夫和两名布尔什维克杜马代表在法庭上公开否认列宁的革命失败主义立场。[11]
　　二月革命后，绝大多数党的领导人不支持革命的苏维埃，而是支持临时政府。1917年3月2日，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苏维埃有40名成员，但当就把权力移交给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决议进行表决时，只有19人投了反对票[12]。在该党彼得格勒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1917年3月5日），关于建立革命苏维埃政府的决议只获得一票[13]。当时由斯大林任编辑的《真理报》站在绝不能称之为革命的立场上。它断然宣布支持临时政府，“只要它进行反对反动和反革命的斗争。”[14]
　　同样，当列宁回国发表他著名的《四月提纲》——指引党走向十月革命的明灯——时，在一段时间内，他在自己的党内是少数派。《真理报》对《四月提纲》的评论是，这是“列宁的个人观点”并且是“不可接受的”[15]。在4月8日举行的彼得格勒委员会会议上，提纲只获得2票，13票反对，1票弃权[16]。但是，在22日举行的党的会议上，提纲获得多数：71票赞成，39票反对，8票弃权[17]。同一个会议在另一个重要的问题上也击败了列宁，即布尔什维克党是否应该参加提议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社会民主党会议。又一次，他被反对了，委员会决定赞成全员参加。[18]
　　9月14日，克伦斯基再次召开“民主会议”，列宁发表了强烈的反对意见。中央委员会以9：8的票数支持他，但由于票数几乎相等，最后的决定权留给了由“民主会议”中的布尔什维克组成的党代会。这次会议以77：55的票数决定不抵制。[19]
　　当10月起义成为最重要的问题时，党的领导层再次出现严重的分裂：一个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皮达可夫、米柳亭和诺根组成的强大派系反对起义。然而，当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政治局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都没有被排除在外。
　　布尔什维克上台后，领导层的分歧仍然像以前一样尖锐。革命后没几天，一些领导人提出与其他社会主义政党联合的要求。坚持这个要求的包括内务人民委员李可夫；人民工贸委员米柳亭；劳动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注：原文如此，卢那察尔斯基事实上是教育部部长——译者注〕；共和国元首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他们甚至从政府辞职，迫使列宁与其支持者同其他党派展开谈判。（谈判破裂是因为孟什维克坚持要将列宁和托洛茨基排挤出联合政府）
　　关于举行或推迟立宪会议选举（1917年12月）的问题，列宁又一次发现自己在中央委员会中处于少数，于是他的建议被反对：举行了选举[20]。不久之后，他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同德国的和平谈判问题上再次受挫。他主张立即实现和平。但在1918年1月21日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和职工会议上，布哈林的“革命战争”动议获得32票，托洛茨基的“不战不和”获得了16票，而列宁只得到15票[21]。第二天，在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列宁再次被打败。但是，在事态的压力下，他终于成功地使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相信了他，在2月24日的会议上，他提出的和平动议获7票，4票反对，4票弃权。[22]
　　但是，在上述客观情况的压力下，党内民主有所减弱。由于处于孤立状态，党不敢出声思考，不敢提出异议。他们好像是坐在一艘在激流中摇晃的小船上一样。自由讨论的气氛必然会消失。
　　对党内民主的破坏越来越严重。例如，K·K·尤雷涅夫（Yurenev）在第九届大会（1920年4月）上谈到中央镇压批评的方法，包括流放批评人士：“一个去了克里斯蒂安尼亚〔注：即奥斯陆——译者注〕，一个去了乌拉尔，一个去了西伯利亚”。[23]他说，在对待党的态度上，中央委员会已经变成了“不是负责的部门，而是不负责的政府”。在同一次大会上，V·N·马克西莫夫斯基（Maximovsky）提出了“民主集中制”和由中央负责的“官僚集中制”的对立。“据说”，他评论道，“鱼从头部开始腐烂。党的高层开始受到官僚集中制的影响”[24]。萨普龙诺夫宣称，“不管你怎么谈论选举权，无产阶级专政，或者中央委员会对党的专政的渴望，事实上这导致了党的官僚机构的专政。”[25]
　　在十一大上，梁赞诺夫说：

　　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是一个重要的机构。据说英国议会是无所不能的：它只是无法把男人变成女人。我们的中央更有权力，它已经把一个很有革命精神的男人变成了老女人，而且老女人数量的增加得令人难以置信。[26]

　　他进一步指责它干涉党的生活的各个方面。V·柯秀尔列举了许多党的地方领导和工会领导因政治局或组织的决定而被撤销的例子：

　　许多工人正在离开党。这该如何解释呢？亲爱的同志们，这要用在我们中间培养起来的高压的制度来解释，它和真正的党的纪律没有什么共同之处。[27]

　　在第十二届代表大会上，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抱怨说，党的省委中有30%的书记是由党的中央委员会“推荐”担任的，这违反了选举所有党的行政人员的原则[28]。从这里到总书记的最高统治只有一步之遥。
　　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替代了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统治——资本主义还处于萌芽阶段，当时大多数人都是小资产阶级（农民）——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取代工人阶级的原因，这导致官僚取代政党，最终导致了总书记的个人专政。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取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前提还没有出现之前就夺取了政权，会发生什么情况。他们的结论是，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将开辟一条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恩格斯写道：

　　这是一个极端党派的领袖所难于应付的最糟的事情了。如果这样一个领袖在自己所代表的阶级进行统治的时机还未成熟，为了这个阶级统治必需贯彻一些措施的时机还未成熟，而这个领袖在这种时期中被迫出来掌握政权，这是最糟不过的事了。……于是他就不可免地陷入一种无可救药的进退维谷之境：他所能做的事，是和他一向的整个主张、他的原则、他的党的直接利益不相容的；他所应做的事，则是无法实行的。总而言之，他是被迫而不代表自己的党，自己的阶级，却去代表当时运动使其统治条件已成熟的那一阶级。他不得不为运动本身的利益而保护异己阶级的利益，他不得不以一些空话、诺言来应付自己的阶级，硬说那个异己阶级的利益就是自己的利益。任何人陷入这样的苦境，都是无可救药，注定要失败的。[29]

　　只有革命的扩张，才能使布尔什维主义免遭这种悲惨命运。布尔什维主义的命运就是基于这种可能性而定的。只有弃权主义者和懦夫才会建议布尔什维克不要达到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潜力的极限，因为他们担心自己会走到死胡同的尽头。革命推动力和国际视野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核心。

替代主义的固有危险


　　然而，如果布尔什维克党建立的国家不仅反映了该党的意愿，而且反映了执政的布尔什维克发现自己身处的整个社会现实，我们不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基于职业革命家等级制度的布尔什维克集中制与未来的斯大林主义之间完全没有因果关系。
　　社会主义革命完全需要一个革命党，这就说明不同阶层、不同工人群体的文化和觉悟程度是不平衡的。如果工人阶级在意识形态上是一个同质的阶级，那就没有任何领导的需要。可惜的是，革命不能等到所有群众都达到一定的知识水平或阶级意识水平才开始进行。由于受到资本主义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压迫，不同阶层的工人表现出不同程度的阶级自主性。如果没有工人阶级不同阶层的这种意识差异，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就很难找到自己的社会基础。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将是最平稳的渐进行动。实际上，几乎没有什么阶级斗争可言：工人们要面对其他工人的对抗——破坏罢工者（工人）、警察和士兵（穿制服的工人）的威胁。如果工人阶级是同质的，那么也就不需要一个工人国家了：革命后，强制的力量就没有必要了。可惜的是，这场革命与这种无政府自由主义者的白日梦毫无共同之处。工人阶级的纪律假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和无产阶级革命刚结束时，不仅存在较先进和较不先进的工人，即领导阶层的存在，而且存在自觉与强制的结合——工人阶级不可能一下子摆脱资本主义野蛮主义的胎记。
　　在资本主义纪律下，工人面对的是一种外部强制力量，一种资本控制工人的力量。在社会主义下，纪律是自觉的结果。这将成为自由人民的习惯。在转型时期，它将是意识和强制两种要素统一的结果。工人集体拥有生产资料，即工人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状态，将是劳动纪律的自觉因素的基础。同时，作为一个整体的工人阶级通过其机构——苏维埃、工会等等——将作为一种对生产中的个别工人进行纪律约束的强制性权力出现。
　　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冲突、自觉与它丑陋的反面——强制——结合的必要性、强迫工人阶级使用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野蛮方法来反对资本主义的野蛮，都只是另一种肯定，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们并没有得到精神上的解放，需要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才能成长为完全的人的高度。
　　无政府主义者同意国家，甚至工人的国家，都是阶级社会丑陋的产物的观点，而真正的人类历史只有从一个真正一致的工人国家开始，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国家才会最终消亡。
　　工人阶级需要一个或多个政党的事实，本身就是工人阶级分裂的证据。文化上越落后，工人的组织和自我管理能力就越弱，这个阶级与它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之间的知识鸿沟就越大。工人阶级的这种参差不齐产生了党及其机器自主发展的巨大危险，直至党不再是阶级的仆人，而是阶级的主人。这种不平衡是“替代主义”危险的主要来源。
　　革命前的布尔什维主义历史雄辩地说明了列宁与这种危险的斗争。他多次向广大工人求助——特别是在1917年风雨飘摇的几个月里——反对优柔寡断、妥协的政党领导层及其机器
　　托洛茨基如此正确地总结了列宁、群众和党的机器之间的关系：

　　列宁所以强而有力，不仅因为他了解阶级斗争的法则，而且还因为他善于倾听在行动中的群众的意见。他所代表的与其说是党机器，不如说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肯定相信，在担负支持地下党的重责的那些工人中，现在有数以千计的人会支持他。当时，群众比党更富革命性，党比它的机器更富革命性。早在3月间，工人和士兵的真正态度在许多情况下已变得非常清楚，这种态度同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的各党发出的指示完全不同。列宁的权威并不是绝对的，然而是巨大的，因为过去的一切经验都证实他有先见之明。另一方面，党机器的权威，像它的保守主义一样，当时只是在形成之中。列宁并不是作为个人产生影响的，而是因为他体现了阶级对党的一下以及党对它的机器的影响。[30]

　　人创造历史，如果这些人在组织为一个政党，那么他们对历史影响的比重就更大，然而仅有他们并不能创造历史，无论好坏，他们单独并不造成更大比重，既不是这个阶级的一般历史，更不是在阶级内的他们自己，归根到底，唯一的武器是同革命党对阶级的“替代主义”的斗争，因此，前者转化为保守力量就是阶级本身的活动，阶级不仅对它的社会敌人施加压力，而且也对它自己的代理人，它的政党施加压力。
　　这里并不是要指出托洛茨基在将必要性转化为美德的实践中走了多远，也不是要指出他为了证明反民主、反工人阶级、“替代主义者”的做法是正确的而采取的极端概括。
　　只要提到他在1921年提出的“劳动军事化”（即国家强制推行的强制性劳动）的主张就足够了。他声称，工会应该被中央集权化。我们需要“一种新型的工会成员：精力充沛、富有想象力的经济组织者，不是从分配和消费的角度而是从扩大生产的角度来处理经济问题，不用习惯于与苏联政府针锋相对、讨价还价的人的眼光来看待它们，而用真正的经济组织者的眼光来看待它们。”[31]
　　如何保护工人免受国家，甚至工人国家的侵害呢？工会能忽视这一点吗？托洛茨基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甚至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军事化”，他在第九届大会上如是说：

　　……如果没有工会本身的军事化，没有建立一个让每个工人都觉得自己是劳动大军、不能自由处置自己的制度，这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下达了转移他的命令，他必须执行；如果他不执行，他将作为一个逃兵受到惩罚。谁来做这些？工会。它创造了新制度。这就是工人阶级的军事化。[32]

　　为了节制他的“替代主义”态度，托洛茨基在1924年说：

　　我们谁也不希望，也不能对党的意志提出异议。党说到底始终是对的，因为党是无产阶级解决其根本问题的唯一的历史工具。我已经说过，在自己的政党面前，没有什么比承认错误更容易，没有什么比说“我所有的批评，我的声明，我的警告，我的抗议——整个事情只是一个错误”更容易。但是，同志们，我不能这样说，因为我不这样认为。我知道反对党必定是不对的。只有同党在一起，通过党才能正确，因为历史没有其他正确的道路。英国人有句谚语：“我的国家——对或错。”我们有更多的历史理由可以说：我的党——在某些具体情况下——对或错……如果党作出了我们中间有人认为不公正的决定，他就会说：无论公正与否，这是我的党，我将支持这个决定的后果到最后。[33]

今天的替代主义


　　要评价革命党在其与工人阶级的关系中所起的作用，我们不能不回到《共产党宣言》的声明：

　　以前所有的历史运动都是少数人的运动，或者是为少数人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进行的自觉的、独立的运动。

　　工业国工人的文化水平远高于俄国的，他们更强大的自立能力和组织习惯，在这些国家中，劳动群众（没有被大批农民吞没）的社会同质性相对较强，我们可以推断出革命之前的情况，在革命期间和革命胜利后，人民群众意识上的参差不齐虽然不会完全消失，但比俄国要小得多。
　　由此可以得出一些结论。
　　第一，关于革命党同全体工人阶级的规模之比。1906年10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包括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人数达到7万人。同期的犹太崩得派有3.3万，波兰社会民主党有2.8万，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有1.3万。当时，非法的社会主义政党总共有14.4万成员[34]。1917年8月，布尔什维克党有20万党员。平均来看，在25个城镇中有5.4%的产业工人是布尔什维克党的成员[35]。如果发达国家工人阶级中党员的比例与1917年或1905年的俄国相同，那么这个党就必须有数百万党员。
　　由于意识和文化上的参差不齐在发达国家比在俄国小，党的相对规模应该比在俄国的大（工人党的合法性也是原因之一）。从改良主义政党的实际规模得出相反的结论的人，是不了解群众在革命斗争中的真正作用的。改革主义政党主要是一个在议会和其他选举中吸引选票的机构。因此，它不需要一批真正活跃的大众成员。总的来说，这样一个政党的支持者认为没有必要积极加入它，也没有必要阅读它的报纸。群众对革命政党的积极支持，必然会使参加党的工人人数多得多。
　　由此可见，小团体无论如何也不能代替群众革命党，更不能代替工人阶级群众。[36]
　　那么，革命党和阶级的关系呢？
　　每一个政党，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目的都是为了获得支持，从而实现一个或另一个目标。革命工人党也致力于领导。但相似之处就到此为止了。建立这种领导的方法和领导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可以想到出三种领导方式，由于没有更好的名称，我们可以称它们为老师、领班和斗争中的同伴。小宗派领导的第一种形式是“黑板社会主义”（在英国，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SPGB〔注：即大不列颠社会党——译者注〕），用说教的方法取代参与斗争。第二类是工头-工人或军官-士兵关系，是所有官僚改良派和斯大林主义政党的特征：领导层由一个核心组成，决定他们将告诉工人们做什么，而没有工人的积极参与。这两种领导方式的特点就是指示都是单向的：领导领着群众唱独角戏。
　　第三种类似于罢工委员会同罢工工人，或者类似于一个店员同他的伙伴之间的领导。革命党必须同党外工人进行对话[37]。因此，党不应凭空想出策略，而应把学习群众运动的经验作为首要任务，然后加以总结。工人阶级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已经证明了这种强调的正确性是毫无疑问的。1871年，在马克思开始概括工人国家的性质和结构之前，巴黎的工人们就建立了一种新的国家形式——没有常备军和官僚机构的国家，所有官员领取普通工人的工资，罢免任何官员的权利等等。1905年彼得格勒的工人们再次建立了一个独立于布尔什维克党之外的苏维埃——实际上是为了反对当地的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并且面对列宁本人的怀疑，如果不是敌意的话。因此，人们不得不同意罗莎·卢森堡在1904年写的：

　　社会民主主义斗争策略的主要特征不是被“发明”的，而是连续不断的一系列伟大的、创造性的基本的阶级斗争行动的结果。在这里无意识先于意识，客观历史过程的逻辑先于承载者的主观逻辑。[38]

　　马克思主义者的作用是概括阶级斗争活生生的、不断发展的经验，有意识地表达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基础上重组社会的本能动力。
　　由于工人阶级远非完全统一的，由于社会主义道路是未知的，革命党内可以而且应该存在战略和战术上的巨大差异。另一种选择是官僚主义政党或有“领袖”的宗派。在这里，人们不能不对托洛茨基的那句概括性的论断感到遗憾：“一个政党中任何严重的派别斗争，归根结底都是阶级斗争的反映”[39]。这接近于对人类思想直接从物质条件中成长的庸俗唯物主义的解释！是阶级施压把列宁和卢森堡、托洛茨基和列宁（1903-1917）区分开来吗？从普列汉诺夫的曲折——1903年和列宁在一起，1903年反对他，1905年反对他，再次和他在一起（确实，最后他同列宁与革命运动决裂，加入阶级敌人）——中可以看出阶级所施加压力发生的变化吗？从分析列宁和卢森堡在阶级社会中的地位，可以得出他们在帝国主义理论上的差异吗？科学社会主义必须在争议中生存和发展。那些从相同的基本假设出发，然后使用相同分析方法的科学家，在所有的研究领域都有所不同。
　　为了党能够同群众进行对话，党不仅要对工人阶级的巨大行动力有信心，而且要正确认识国家的形势和工人阶级的物质和精神条件。任何自我欺骗都必然打断对话，将它变成一段无聊的独白。
　　党必须服从全体。因此，革命党的内部制度必须服从党与阶级的关系。工厂经理可以私下讨论他们的业务，然后把既成事实摆在工人面前。如果没有广大工人的参与，寻求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党不能接受党内对政策的讨论——这些政策随后被“一致”地带到阶级中去。
　　革命党的利益是不能脱离阶级的，所以革命党的一切政策问题都是阶级的问题，都应该当着阶级的面公开讨论。工厂会议有讨论的自由，目的是在作出决定后统一行动，这种自由也适用于革命党。这意味着所有关于基本政策问题的讨论都应在亮光下，在公开的媒体上进行。让工人群众参加讨论，给党、机器和领导施加压力。[40]
　　最重要的是，革命党应该遵循《共产党宣言》的指导，它说：

　　共产党人同全体无产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共产党人不是同其它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
　　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
　　共产党人同其它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整个工人阶级将不得不通过长期斗争，包括思想斗争，把自己的意识水平和组织性结合起来。正如马克思对当时奉承德国工人的革命者所说，“我们对工人们说：你们要经历15年或20年的资产阶级战争和国家战争，不仅要改变条件，还要改变你自己，使自己适合掌握政治权力，而你们却告诉他们，要么立即接管政权，要么放弃一切希望。”


英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cliff/works/1960/xx/trotsub.htm



[1] N. Trotsky, Nashi Politicheskye Zadachi（Geneva, 1904）, p. 54.

[2] N. Trotsky, Nashi Politicheskye, p. 105, quoted in I. Deutscher, The Prophet Armed（London, 1954）, pp. 92–93.

[3] V.I. Lenin, Sochinenya, ix, p. 14.

[4] L. Kritsman, Geroicheskii Period Velikoi Russkoi Revolutsii, （Moscow, 1924）, pp. 133–136.

[5] Chetvertye Vserossiikii Sezd Professionalnykh Soyuzov, Vol. 1 （1921）, pp. 66, 119.

[6] Vtoroi Vserossiikii Sezd Professionalnykh Soyuzou （1921）, p. 138.

[7] V.I. Lenin, Sochinenya, xxvi, p. 394.

[8] VKP, （b） v Rezoliutsiakh, 4th edn., Vol. 1, p. 126.

[9] VKP, （b） v Rezoliutsiakh, 6th edn., Vol. 1, pp. 154–160.

[10] L. Trotsky,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London, 1932）, Vol. 1, p. 59.

[11] L. Trotsky, History; V.I. Lenin, Sochinenya, xxi, p. 432.

[12] A Shliapnikov, The Year Seventeen（Moscow, 1924）, Vol. 1, p. 197.

[13] A.S. Bubnov and others, VPK （b）, （Moscow-Leningrad, 1931）, p. 113.

[14] Pravda, 15 March 1917, quoted in L. Trotsky, History, p. 305.

[15] Pravda, 8 April 1917.

[16] A.S. Bubnov and others, VPK （b）, p. 114.

[17] VKP （b） v Rezoliutsiakh, 4th edn., Vol. 1, p. 258.

[18] V.I. Lenin, Sochinenya, 3rd edn., xx, p. 652.

[19] V.I. Lenin, Sochinenya, 3rd edn, xx, p. 526.

[20] L. Trotsky, Stalin （London, 1947）, pp. 341-342.

[21] A.S. Bubnov and others, VPK （b）, p. 511.

[22] A.S. Bubnov and others, VPK （b）, p. 512.

[23] 9 Sezd RKP （b）, p. 52.

[24] 9 Sezd RKP （b）, pp. 62–63.

[25] 9 Sezd RKP （b）, pp. 56–57.

[26] 11 Sezd RKP （b）, p. 83.

[27] 11 Sezd RKP （b）, p. 134.

[28] 12 Sezd RKP （b）, p. 133.

[29] F. Engels, The Peasant War in Germany（London 1927）, pp. 135–136.

[30] L. Trotsky, Stalin, p. 204. 可悲的是，当托洛茨基在处理托洛茨基主义组织中官僚保守主义的危险时，他对这个想法嗤之以鼻，对官僚主义进行了简单的唯物主义解释。当J·P·坎农，这位美国托洛茨基主义领袖被指责为官僚保守主义时，托洛茨基表示，这种指责是“纯粹的心理抽象，这种‘保守主义’没有体现出任何具体的社会利益。”（L. Trotsky, In Defense of Marxism （New York, 1942）, p. 81.） 以斯大林为原型的1917年以前的“委员们”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特殊社会利益”？托洛茨基在他的最后一部作品《斯大林》中并没有试图表现出这一点。《斯大林》的中心主题是“委员们”保守、反民主的本质。

[31] L. Trotsky quoted in I. Deutscher, Soviet Trade Unions （London, 1950）, p. 42.

[32] 9 Sezd RKP （b）, p. 101.

[33] 13 Sezd RKP （b）, pp. 165–166.托洛茨基和列宁对喀琅施塔得叛乱的态度经常被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其他一些批评托洛茨基和列宁的左派人士引用，作为官僚压迫的一个例子。实际上，喀琅施塔得的主要表现是农民和半农民对城镇的反抗。因此，所有党内反对派——包括施略普尼柯夫和柯伦泰的工人反对派——积极参与了对它的镇压，并采取了向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让步的政策——新经济政策（NEP）。然而，喀琅施塔得问题以及在托洛茨基反对派之前所存在的不同的反对团体在1923年加入了托洛茨基领导的阵营，这是一个值得单独研究的有趣的研究。

[34] V.I. Lenin, Sochinenya, x, p. 483.

[35] 6 Sezd RKP （b）, （Moscow, 1958）, p. 390.

[36] 在俄国，没有人怀疑托洛茨基的小组织（1917年8月时只有4000名成员）——“区联派”——可以独自地严重影响事态发展。同样，当托洛茨基在1921年谈到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KAPD）时，人们可以理解他的轻蔑：“成员不超过3-4万”。 （L. Trotsky, The First Five Year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London 1953）, Vol. 2, p. 26）

[37] 罗莎·卢森堡是这样说的：“当然，通过对社会斗争条件的理论分析，社会民主主义把意识因素引入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它为阶级斗争确立了明确的目标，第一次建立了一个永久性的群众工人组织，从而为阶级斗争锻造了坚实的脊梁。然而，如果我们认为从现在起，所有人民的历史创举都只掌握在社会民主主义组织手中，那就大错特错了，没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群众已经变成了一把无形的锉刀，锉掉历史的重负。相反，即使在社会民主主义存在的情况下，人民群众仍然是世界历史的活物质；只有在有组织的核心和大众之间存在血液循环，只有让一次心跳让两颗心充满活力，社会民主主义才能证明自己有能力创造伟大的历史功绩。”（Leipziger Volkszeitung, June 1913, pp. 26–28.）

[38] Die Neue Zeit, 1904, p. 491.

[39] L. Trotsky, In Defense of Marxism （New York, 1942）, p. 60.

[40] 有些情况下保密是合理的，每个工人都会理解这一点。就像工厂会议一样，他对资本家、资本家的新闻记者和其他代理人关闭大门，因此，在一个革命党的生命中，有些时刻是必须保密的。但在所有情况下，党都应该能够向工人证明这一点，并让他们相信，没有什么基本的政策决定瞒着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