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尼·克里夫 -> 《马克思主义在千禧年》（2000年）
第六章 偏离的不断革命
革命的三种观念
托洛茨基以1905年革命为背景，对他的理论进行了发展。实际上，从考茨基到普列汉诺夫再到列宁，当时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相信只有发达的工业国才做好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简单来说，他们认为各国将严格按照其技术进步的程度来实现工人权力。落后国家能够以发达国家为鉴，看到他们的前景。只有在长期工业化发展进程和通过议会资产阶级政权的过渡后，工人阶级才能成熟到足以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
当时所有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都假定俄国正走向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这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力与专制制度、地主所有制和其他封建制结构残余之间的冲突所决定的。孟什维克的结论是，资产阶级将必然领导革命，并且会将政治权力夺到自己手中。他们认为社会民主党人应该支持在革命中支持资产阶级的自由派，同时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通过为八小时工作制和其他社会改革斗争，以此保卫工人的特殊利益。
列宁和其他布尔什维克赞同革命性质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其目的不会超过资产阶级革命的界限。列宁在1905年再次写道：“民主革命不会超出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关系的范围……这场民主革命不会削弱，而是会加强资产阶级的统治。”[1]
直到1917年2月列宁才放弃这种观点。比如在1914年9月，他还写到俄国革命必须将其限制在三个基本条件内：“建立民主共和国（各民族享有完全平等和自决），没收地主的土地，实行八小时工作制。”[2]
列宁与孟什维克的根本不同点在于，他坚持工人运动应独立于自由资产阶级，坚持将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以取得对资产阶级抵抗的胜利。
托洛茨基和列宁一样，坚信自由资产阶级不能将任何革命任务坚持下去，而土地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基本要素，只能够由一个工农联盟来执行。但他不同意列宁认为有建立一个独立的农民党的可能性的观点，他坚持认为农民直接的贫富差距过于悬殊，无法建立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统一、独立的政党。
他写道：“一切历史经验……都表明农民绝对不可能起
独立的政治作用。”
[3]如果说在从德国宗教改革以来的所有革命中，农民都支持了这样或那样的资产阶级阵营，在俄国，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保守主义将迫使农民支持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自身不会限制执行资产阶级民主任务，但会立即执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措施。托洛茨基写到：
“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成长和日益壮大。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就是无产阶级向专政的发展。但是，政权转到工人阶级手中的时日，并不直接决定于生产力所达到的水平，而是决定于阶级斗争中的关系，决定于国际形势，最后还决定于许多主观因素，如传统、首创精神和战斗的准备……
“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有可能比发展得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更早地取得政权。在1871年，无产阶级有意识地在小资产阶级的巴黎把政权拿到了手，虽然只掌握了两个月，但是在英美那样的资本主义中心，无产阶级却连一个小时也没能掌握政权。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在某种程度上机械地有赖于一个国家的技术力量和资源，是一种简化到极点的「经济」唯物主义的成见。这种观点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我们认为，俄国革命将创造出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之下，政权有可能（在革命胜利时应该）在资产阶级自由派政客们把革命通通搞砸之前转到无产阶级手中。”
[4]
但是，在俄国经济条件下的工人阶级社会主义政策能走多远呢？我们对此只能确定一件事：早在它被这个国家的技术落后所束缚之前，就会陷入政治上的障碍。没有来自欧洲无产阶级的直接国家支持，俄国无产阶级既不能继续掌权，也不能将其临时统治转化为长期的社会主义专政。
托洛茨基理论的基本要素可以被归纳为以下六点：
1．一个迟到的资产阶级集团与它一两百年前的祖先有着本质区别。它不能为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带来的问题提供一个一致的、民主的和革命的解决方案。它不能彻底摧毁封建主义，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落后国家，它都不再具有革命性。它是一股绝对保守的力量。
2．决定性的革命任务落在无产阶级肩上，尽管它可能非常稚嫩且人数较少。
3．由于缺乏独立行动的能力，无地的农民会跟随城市，必定会跟随工业无产阶级的领导。
4．要解决土地问题、民族问题并打破阻碍经济迅速发展的社会与帝国主义枷锁，就必须超越资产阶级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界限。民主革命将立刻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从而成为一场不断的革命。
5．“在一国的范围内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想象的……这样，社会主义革命在一种新的、更广泛的意义上成为不断革命；只有到了新社会在我们整个地球上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候，社会主义革命才完成。”[5]“一国社会主义”的实践是一种反动、狭隘的可怖之物。
6．结果是，在落后国家的革命将导致在发达国家的政治突变。
毛泽东的崛起
工业无产阶级在毛泽东的胜利中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就连中共的社会构成也完全不是工人阶级的。毛泽东在党内的崛起恰逢其从一个工人政党的转型。到1926年末，至少66％的党员都是工人，另外22％是知识分子，只有5％是农民。到1928年11月，工人占比下降超过五分之四，一份官方报告承认党“在产业工人内部没有一个健康的政党核心”[6]党承认，1928年工人仅占党员的10%，1929年为3%，1930年3月为2.5%，同年9月为1.6%，最后几乎完全没有。从那时起，直到毛泽东的最终胜利，党没有任何工业工人可言。
在毛泽东作为党领导人期间，工人在中共策略中的无足轻重导致了在1929年召开的全国总工会大会之后的19年[7]里，中共都认为没有必要召开全国工会大会。正如其在声明中所证实，在1937-45年的关键时期，它不打算在国统区维持任何党组织，也不打算为寻求工人支持而困扰。在1937年12月，国民政府下令对在战争期间罢工甚至鼓动罢工的工人判处死刑，一位共产党发言人告诉采访者称，党对政府的战时政策“完全满意”。即使在国共内战爆发后，包括全国所有工业中心在内的国统区几乎不存在任何党组织。
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最揭示了共产党与工业工人阶级的彻底分裂。共产党领导人在城镇被占领前夕尽力阻止任何工人起义。例如，在天津和北京被攻占之前，前线指挥官林彪将军发布了一份公告：
“〔号召人民〕保持秩序，继续当前的工作。国民党官员、警察或省、市、国家或其他级别的政府机构、区、镇、村或保甲人员……将被责成留在岗位上……”
[8]
“希望各业员工照常生产，各行商店照常营业……凡属国民党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国大”代表，立法、监察委员，参议员，警察人员，区镇乡保甲人员……各安职守，服从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命令。”
[9]
“南京民众没有表现出激动迹象。今天早上，好奇的民众聚集在河岸边观看河对岸的枪战。生意照常进行。一些商店关门了，但这是由于缺乏生意……电影院依然人满为患。”
[10]
“红军开始张贴中文海报，指示人民保持冷静，并向他们承诺不必害怕。”
[11]
“共产党人进城后与警察局取得了联系，并指示警员们留在自己的岗位上维持秩序。”
[12]
卡斯特罗的革命
在菲德尔·卡斯特罗上台的例子中，不论工人阶级还是农民都没有扮演重要角色，而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填补了整个斗争领域。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的《听好了美国佬》（Listen Yankee）或多或少是古巴领导人的真实独白，首先讲述了革命不是什么：
“……革命本身不是一场工薪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斗争……我们的革命不是一场由工会、城市工薪工人、劳工政党或是任何城市工薪工人以无意识的革命方式发起的革命……”
[13]
卡斯特罗的行动是中产阶级性质的。卡斯特罗麾下在1956年十二月从墨西哥进攻古巴的82个人和在马埃斯特拉山脉战斗中幸存下来的12人都来自这个阶级。
从一开始，卡斯特罗的计划就没有超出中产阶级可以接受的广泛自由主义改革的范围。在1958年2月给《皇冠》（Coronet）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卡斯特罗宣称他没有计划征用或国有化外国投资：
“我个人觉得国有化最多是一种麻烦的手段，它似乎并没有使国家变得更强大，却削弱了私营企业。更重要的是，任何对于大规模国有化的尝试显然都会阻碍我们在经济方面的重点工作——以最快的速度进行工业化。对此，这里将永远欢迎外国投资并保证其安全。”
1958年5月，他向他的传记作者杜波依斯（Dubois）保证：
“‘七·二六运动’[14]从来没有谈到任何将工业社会化或是国有化的内容。这仅仅是对我们革命的愚昧恐惧。我们从第一天就宣布，我们为1940年宪法的全面执行而斗争，这部宪法的准则为参与生产的所有要素提供了保障、权利和义务。其中包括自由企业和投资资本以及许多其他经济、公民和政治权利。”[15]
直到1959年5月2日，卡斯特罗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仍在向美洲国家组织经济委员会宣告：
“我们不是要压迫私人投资……我们相信私人投资者的效用、经验与热情……持有国际投资的公司将得到与国内公司相同的保障和权利。”
[16]
理论出了什么问题
虽然晚期资产阶级保守、懦弱的天性（托洛茨基的第一个观点）是一条铁律，但稚嫩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第二点）既不是绝对的也不是不可避免的。原因不难理解。工人阶级组成的社会中的主流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许多情况下一只脚在农村的流动的、无定形的占多数的新工人的存在给自主的无产阶级组织带来了困难；缺乏经验和知识增加了他们的劣势。这导向了另一个劣势：对非工人的领导依赖。落后国家的工会几乎总是由“局外人”领导。因此，据印度报道：
“几乎所有的印度工会都是由不具备该产业背景的人领导的，即‘局外人’……许多‘局外人’都与一个以上工会有联系。一位具有相当地位的国家领导人表示，他是大约30个工会的主席，但他补充说，显然他对这些工会的工作不能做出任何贡献！”
[17]
在许多落后国家劳工运动的另一个弱点是依赖政府。同样是一份来自印度的报道：
“政府已经承担了在自由社会里通常属于工会的职能。就目前情况来看，政府而不是雇主和雇员之间的集体谈判，在决定工资和其他工作条件方面起着主要作用。由于经济的背景条件和工人及其工会的弱点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
[19]
“……工会对抗雇主的直接努力很少给非洲劳工带来实际的工资增长；近年反而是社会立法和劳工运动的政治影响力带来了大部分实际工资增长。”
[20]
“工会代表试图通过政府干预命令来实现利益。”
[21]
国内和国际环的相互作用使得生产力迫切需要冲破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桎梏，农民起义变得比以往更为深入和广泛。在其中，既植根着对于帝国主义带来的经济破坏的反抗，也包含着对于更高的生活水平的要求。
对生产力的需要加上农民起义本身不足以打破地主所有制和帝国主义的束缚。还有三个因素也加强了这种局面：
1. 世界帝国主义由于两个阵营的争霸而削弱，氢弹的存在则导致了干预的无力。
2．国家机器的重要性在落后国家中日益显著。历史的诡计之一即是，当社会面临某种历史任务，而本应执行这一任务的阶级不在场时，其他集团的一些人——通常作为一种国家力量——将会代为执行。国家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反映了本国的国家经济基础，也反映了当今世界经济的超国家性质。
3．知识阶层作为国家的领导者和团结者——更重要的是，作为群众的操纵者——的重要性日益显著。这最后一点也需要单独的解释。
知识阶层
革命的知识阶层表明自己在新兴国家比在沙皇俄国更具凝聚力。不难理解，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已丧失殆尽；帝国主义是不可容忍的；国家资本主义——通过削弱帝国主义，提高国家计划的重要性，加上俄国这一范例，以及共产党有组织、有纪律的工作——给予他们以新的凝聚力。作为社会中唯一的非专业化部分，知识阶层显然是“专业革命精英”的来源，它似乎代表着民族的利益，而非相互冲突的部门利益和阶级利益。此外，它是社会上最充满民族文化的部门，而农民和工人既没有闲暇，又缺乏教育。
知识分子也对国家的技术落后高度敏感。正如他们在20世纪的科技世界中所做的那样，他们被自己国家的落后所窒息。这些国家普遍存在的“智力失业”病加剧了这种感觉。由于经济普遍落后，大多数学生的唯一希望是一份政府里的工作，但没法做到让他们人人皆成为公务员。
他们信奉效率，包括社会工程的效率。他们希望自上而下的改革，无比希望将新世界移交给感激的人民，而不是看到自觉的、不受限制地联合的人民通过自己的解放斗争创造一个新世界。他们对于使自己的国家脱离停滞状态十分关心，对于民主却不甚关心。他们代表了工业化、资本积累和民族复兴的动力。他们的力量与其他阶级的虚弱不堪和缺乏政治权力直接相关。
所有这些使得极权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成为了一个对知识分子有极大吸引力的目标。实际上，他们是新兴国家中共产主义的主要旗手。“共产主义在拉丁美洲的学生和中产阶级中被广泛接受。”[22]一名来自拉美的专家如是说。在印度的阿里姆则召开的共产党代表大会上（1958年3月4日），“大约67%的代表来自无产阶级和农民以外的阶级（中产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和‘小商业者’）。72%的人接受过大学教育。”
偏离的不断革命
根据托洛茨基的理论，那些本应导向一场社会主义工人革命的力量，在革命主体无产阶级缺席的情况下可以导向其对立面——国家资本主义。使用理论中具有普遍有效性的和依情况而变（取决于无产阶级的主观活动）的东西，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变体，由于没有更好的名称，或许可以称之为“偏离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不断革命”
俄罗斯和东欧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崩溃，毛泽东的中国走上市场资本主义的轨道，国际上斯大林主义和毛主义运动的解体，都为托洛茨基所描述的真正的不断革命开辟了道路。
我们正处在第三世界一个长期、缓慢的工人阶级觉醒运动中。
我们看到伊朗工人阶级参与了一场大罢工，并在设拉子（工人委员会）中组织起来，导致沙阿下台。我们看到南非的工人阶级粉碎了种族隔离制度。我们见证了韩国出现的激进工人阶级运动。我们还见证了巴西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大规模大罢工。
要克服几十年来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反动留下的萧条还需要时间。但真正通向不断革命的道路是开放的。
[1] 似乎出自《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译者注
[2] 列宁：《列宁选集 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0，P0573
[3] 托洛茨基著，陈泰编校，《总结与前瞻》，蔡汉敖译，第四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06book/trotsky-1906book05.htm
[4] 托洛茨基著，陈泰编校，《总结与前瞻》，蔡汉敖译，第四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06book/trotsky-1906book05.htm
[5] 托洛茨基著，《不断革命论》，林骧华、伊阳明、范毓民译，不断革命是什么？（基本论点）（向青译）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8a/10.htm
[6] H.R. Isaacs,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London 1938, p. 333.
[7] 即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第六次则召开于19年后的1948年——译者注
[8] New China News Agency, 11 January 1949.
[9] 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1459-1461
[10] North China Daily News, 23 April 1949
[11] New York Times, 25 May 1949.
[12]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7 October 1949.
[13] C. Wright Mills, Listen Yankee, New York 1960
[14] 即卡斯特罗在1955年创建的以攻打蒙卡达兵营的日期（1953.7.26）命名的组织——译者注
[15] Quoted by Draper, ibid
[16] Pla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Latin America, Havana 1959, p. 32
[17] C.A. Mayers, India, in W Galenson （ed.）, Labor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York 1959, pp. 41–2
[18] V.B. Karnik, Indian Trade Unionism: A Survey, Bombay 1960, pp. 227–8.
[19] Ibid., p. 236
[20] E. Berg, French West Africa, in Galenson. op. cit., p. 227.
[21] United States Senate, United States-Latin American Relations, 86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Washington 1960, p. 645.
[22] V. Alba, The Middle Class Revolution, New Politics, New York, Winter 1962, p.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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