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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潭虎穴中的克拉拉·蔡特金
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的工人团结和女权主义
﹝加拿大﹞约翰·里德尔（John Riddell）
2013年11月8日
宋京 翻译、Moses 校对
1921年，当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召开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时，克拉拉·蔡特金是俄罗斯以外最受尊敬的共产主义者。然而，虽不是来自某个运动，但在大会召开前夕她遭到了猛烈的诋毁，并被赶出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层。尽管如此，她仍与列宁和托洛茨基一起，跻身于大会的主要知识分子的行列。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蔡特金在伟大的意识形态斗争中的角色，并与她参与其中的妇女解放运动联系起来。
在1914年之前，作为国际社会主义妇女运动的主要领袖，蔡特金赢得了广泛的声誉。她在战争期间成为社会主义国际化的积极倡导者之一。她曾帮助组建了德国共产党，是该党最杰出的领导人之一。
然而在1921年初，蔡特金的政党突然转向极左主义。这一点首先表现在一次失败了的大罢工中——“三月行动”——该党独自实施了罢工，而没有得到党外人士的大力支持。在共产国际领导层的同意之下，对这次冒险的最直言不讳的反对者保罗·列维（Paul Levi）于4月被开除出党。蔡特金强烈反对该党的极左路线，并为列维辩护。她因此而受到了指责，党领袖保罗·佛罗利希（Paul Frölich）后来告诉列宁，除非有来自莫斯科的反对，否则她会被开除出党。[1]
拒绝之墙
蔡特金在其党内孤立无援，被其传记作家路易丝·多尔纳曼（Louise Dornemann）称为被“一堵充满排斥、不信任和敌意的冰冷的墙”包围着，被打上“机会主义者”和“叛徒”的烙印。蔡特金“感到自己非常的孤独，这是她一生从未经历过的”。[2]
蔡特金的反对者组织起来，阻挠她影响6月将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代表大会。被派往德国帮助调整当地党组织的共产国际极左翼领导贝拉·库恩（Béla Kun），在1921年5月6日写信给列宁，警告他提防蔡特金。他声称，“列维（Levi）和蔡特金完全歇斯底里了，他们现在在德国党内所说的都是一派胡言乱语。”歇斯底里当时被认为主要是一种女性的精神障碍，其特征就是假装生病的症状以获取个人的利益。库恩说道，“至于上了年纪的蔡特金同志的言论……尽管我对这位年老战士充满了感情……这位老妇人已经备受老年性痴呆的折磨了。她活生生地证明了拉法格夫妇行为的完全正确性。”库恩指的是马克思的女儿——社会主义领袖劳拉·拉法格和她的丈夫保罗·拉法格。到蔡特金的年纪时，劳拉·拉法格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因为她确信自己无法再为这场运动贡献什么了。[3]
三个星期后，参加世界代表大会的德国代表团向列宁发出了一份集体的警告：
“在决定与三月行动有关的战术和组织问题时，对克拉拉·蔡特金本人的考虑，绝对没有客观依据。”
“对克拉拉·蔡特金同志的任何让步都将会严重损害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行动能力和纪律。”执行委员会和俄国代表团必须“不能对克拉拉·蔡特金本人表现出任何情感上的考虑”。
[4]
偷袭
在世界代表大会之前召开的共产国际妇女大会上，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再次对蔡特金发起了攻击，动员柯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和其他的一些妇女领袖，目的是把蔡特金从共产主义妇女运动主席的位置上赶下台。我们有一段列宁有关于蔡特金的描述：
“昨日，在妇女大会上，你（蔡特金）遭遇了一场精心组织的攻击，指责你是最恶劣的机会主义的化身。而这是由我们优秀的〔恩尼斯〕路特（〔Ernst〕 Reuter）领导的，据我所知，这是他第一次介入到妇女的共产国际工作中。这是愚蠢的行为，非常愚蠢。想象一下：他认为他可以通过在妇女大会上对你发动偷袭，拯救进攻理论。”
据蔡特金描述，列宁随后叙述到“偷袭”是如何准备的，并讽刺道“……大人物们都忙着搞后门和琐碎的女性政治。”[5]
“琐碎的女性政治”——这样通过措辞贬低女性的方式深深根植在语言中。因此在一篇纪念列宁的文章中，蔡特金毫不犹豫地把这些话语归因于列宁。同样的道理，当柯伦泰公开反对在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政策时，列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讽刺地称她为“亚马逊”；卡尔·拉狄克（Karl Radek）称她是位“瓦尔基里（女武神）”。在其他的地方，拉狄克告诉代表团“我们不是歇斯底里的女人，是歇斯底里的男人。”蔡特金的支持者之一，波兰共产党员阿道夫·瓦斯扎维斯基（Adolf Warszawski）抗议对她的持续攻击。他说“有时年轻人表现的像个老妇女，德国代表团中唯一的男性就是蔡特金同志”。这引起了一片哗然。[6]
蔡特金并没有被这些话左右。后来在代表大会上，她对男同志们说：“感谢上帝，我们不是像你们那样猿猴般的模仿者，不是失败、低劣的复制品。在革命斗争和革命建设中，我们倾注了我们独特的思想和道德观。”[7]
蔡特金与列宁的讨论，帮助她赢得了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的支持。从而支持她对由贝拉·库恩和其党派发起的灾难性的“三月行动”的批评。
德国代表团的领导人对此反应强烈。后来成为冷战时期西柏林市市长的路特（Reuter）呼吁驱逐蔡特金，除非她收回自己的言论。弗里茨·赫克特（Fritz Heckert）指责她动员共产国际反对德国共产党。路特的传记作家告诉我们，德国代表团对俄国同志的拒绝感到义愤填膺，他补充道：“他们把这一切都归咎于克拉拉·蔡特金对列宁的影响。她向列宁汇报了〔三月行动〕每个方面的细节。”[8]
辩护
但是共产国际大会驳回了路特和赫克特的观点。最终，在共产国际大会为蔡特金64岁生日举行的盛大庆祝活动上，赫克特被说服向她献上了热情洋溢的祝词，并送上了一大束玫瑰花。
蔡特金确实在一系列精彩的演讲中，面对着咄咄逼人的诘问，对党的领导行为提出了指控。她反对小部分激进分子的挑衅性攻击，坚持共产党需要赢得广大工人群众的支持。最终，这成为了整个大会的主导性主题。这个决定是一种妥协，为了避免公开谴责德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行为。但是代表大会采纳了蔡特金和保罗·列维对三月行动是错误的战略观点，并在莫斯科会议上得到了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支持，做出的决定为六个月后采取联合阵线政策（united front policy）开辟了道路。（参见《克拉拉·蔡特金的联合阵线斗争》（Clara Zetkin’s struggle for the united front））[9]
赢得“中间层”
但是蔡特金关于赢得大众革命的观点比代表大会的决定走的更远。事实上，仔细研究她的言论就会发现，她很可能受到了其在共产主义妇女运动经历的影响。
以她在1921年4月7日向党中央委员会会议提出的关于三月行动的决议为例，其中说道：
“共产党需要同广大无产阶级群众保持十分密切的联系……要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中间最先进的力量吸收到斗争中来。腐朽的资本主义剥夺了这些中间阶层有关于生活本质与目的的安全感。结果，他们与资本主义政权的冲突日渐增加。”
[10]
1921年，蔡特金担任了第三国际（Comintern）新成立的妇女工作秘书处的负责人。该秘书处被要求组织成立由国家、地区和各级地方成员组成的国际化委员会。这一组织非正式地被称为“共产主义妇女运动”（ Communist Women’s Movement）；据此诞生了其令人骄傲的杂志名称：《共产主义妇女国际》。（Communist Women’s International）（见：《共产主义妇女运动〔1921—26〕》（The Communist Women’s Movement (1921-26)））[11]
共产国际早期的妇女运动工作由一群杰出的妇女领袖领导，她们是第三国际中最具韧性的国际团队，后来她们中的大多数反对崛起的斯大林主义。这些女性现在几乎都被遗忘了——正如一些人所说的，“缺席了”——除了克拉拉·蔡特金，人们记得她主要是因为她早期的工作。蔡特金在第三国际中发挥的作用在第三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现已出版）[12]中、以及第三次代表大会（今年晚些时候将会付印）中得到了很好的记载。
蔡特金关于女性角色重要性的观点在共产主义运动中远未被普遍地接受。即使在第三国际，蔡特金在1921年写道，“领导人也常常低估”共产主义妇女运动的“重要性”，因为“他们认为这只是‘妇女的事儿’”。[13]
有特别的“妇女问题”吗？
在第三国际发表讲话时，她试图避开怀疑环境下的偏见。因此，她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妇女的决议是如此陈述的：“不存在‘特别的妇女问题’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的基本假设。因为劳动妇女与资本主义女权主义的联合削弱了无产阶级的斗争。”[14]
蔡特金和她那个时代的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只把“女权主义”一词用于运动中的资产阶级派别。在这个演讲中，我将使用其当下的含义：女权主义是妇女争取解放和反对性别歧视的斗争。如果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这个词，共产主义妇女运动的确是女权主义巨大且有效的国际性组成部分，直到其被兴起的斯大林主义边缘化。
正如蔡特金决议中的建议那样“没有特别的妇女问题”吗？在刚刚所引用的决议里，五句话之后，她写道：“女性受到了来自资本主义和对其家庭生活依赖的双重压迫。”在一次代表大会的演讲中，她谈到了进入就业市场的资产阶级妇女所面临的困境。她们必须与男性竞争工作。而且，“只要资本主义处于统治地位，强者就会剥夺到弱者一方的生计与谋生手段。”[15] 这显而易见指的是妇女受到了特殊的压迫。
事实上，蔡特金写了三种不同形式的资本主义者的奴役——剥削、异化和压迫——即使在今天，这一陈述方法在马克思主义者中并不普遍。与这一观点一致的是，她认为共产党人应吸引所有阶级的妇女。蔡特金“不仅仅想赢得女性﹝产业﹞工人的支持，还想赢得（女性）办公室职员、农民、公务员和知识分子的支持，”传记作家吉尔伯特·巴迪亚（Gilbert Badia）写道。“她倾向于争取社会民主党妇女的支持，为了争取到发表意见的机会，她把抨击抛在脑后。”[16] 1922年，延续这一风格的蔡特金在第四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发言到：
“因此，女性雇员，特别是知识分子，如教师和各种类型的办公室职员，越来越反叛……越来越多的家庭主妇，包括资产阶级的家庭主妇，也开始意识到目前的状况——资本主义的持续存在——与她们生活中的最基本利益不相共荣。同志们，兄弟姐妹们，我们必须要利用这动荡。”
[17]
工人阶级：包容性方法
蔡特金的包容性方法体现在她对工人阶级的描述中。这里是她编辑的来自于《共产主义妇女国际》一文中的一段短文——一首发现的诗歌：
“那些收庄稼和烤面包的人食不果腹。
那些在编织和缝纫的人却衣不遮体。
那些创造所有文化营养基础的人日渐衰弱，
被剥夺了知识与美貌。”
[18]
在我看来，她所说的话受到了女权主义新视角的影响。本着同样的精神，蔡特金和她团队的其他成员经常使用一个独特的短语来描述劳动人民：die Schaffenden ——这个词的德语意思结合了“生产”和“创造”。[19]
蔡特金将这一方法应用于建立反法西斯主义广泛团体的任务中，为此她担任了1923年共产国际会议的通讯员。同年，蔡特金在一次反法西斯联合阵线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解释说“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广大阶层已经失去了战前的生活条件。他们不是无产阶级化了，而是贫困化了。”他们对资本主义民主的希望遭到了背叛；它不再产生改良。但是无产阶级为他们提供了前进的道路，因为“只有革命的阶级斗争才能赢得改良”。[20]
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
在这些公开言论中有一个共同的主题：蔡特金正在绘制一条道路；沿着这条道路，革命的无产阶级可以赢得社会支配权，领导一个由工人、农民、妇女和所有资本主义异化、剥削和压迫受害者组成的广泛联盟。在当时的德国共产主义运动中，她是最明确、最有力主张这一方法的人——比譬如保罗·列维（Paul Levi）也更全面。
她在这一点上的观点似乎和她与马克思主义、以及我们今天所说的女权主义的结合有关。蔡特金认为，支持妇女解放是马克思主义固有的。然而她的文字却表明，与女权主义的密接接触形成并扩展了她的马克思主义，发展成为一种包容的方法，并对压迫、异化以及结盟的被压迫者有了深刻的理解。
尽管蔡特金拒绝将“女权主义”视为资产阶级概念，但对其作品的分析表明，并不支持“马克思主义是严父、女权主义是任性女儿”的概念。当然有些女权主义思想也是错误的、倒退的，但是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此。无论如何优先将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思想的基本框架，仍须以学习的方式对待女权主义。
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的衔接以及向女权主义学习的能力将会受到考验。而且，这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目标必须是同一切非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思想和行动流派相衔接、并向其学习。在我看来，这是蔡特金思想在共产国际早期的深刻教训。
[1] 露丝·斯托亚洛娃（Ruth Stoljarowa）和彼得·施纳尔福斯（Peter Schmalfuss）编：《德文列宁简介1917-1923》，1990年，第236-237页。
[2] 路易丝·多纳曼（Louise Dornemann）：《克拉拉·蔡特金：生活和工作》，柏林：狄茨出版社（Dietz Verlag），1973年，第423页。
[3] 巴比琴科（Babichenko），L.G.，Ia.S.，德拉布金（Drabkin），以及什里尼亚（K.K.Shirinia）：《共产国际和世界革命的思想》，莫斯科：国家科学出版社（Nauka），1998年，第266-269页。
[4] 斯托亚洛娃（Stoljarowa）和施纳尔福斯（Schmalfuss）编：《德文列宁简介1917-1923》，1990年，第264-266页。
[5] 蔡特金：《列宁的回忆》，柏林：狄茨出版社，1985年，第39-40页。有一版英译本（《列宁回忆录》，纽约：国际出版社，1934年），但是其中省略了这段话。
[6] 共产国际：《共产国际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纪要》，汉堡：共产国际出版社，1921年，第785、520和220页。
[7] 同上，第922页。
[8] 共产国际：《共产国际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纪要》，1921年，第306、542页；布兰特（Brandt）、威利（Willi）和理查德·洛文塔尔（Richard Lowenthal）：《恩尼斯·路特：追求自由的人生》，慕尼黑：金德勒出版社（Kindler），1957年，第169页。
[9] https://johnriddell.com/2011/05/03/clara-zetkins-struggle-for-the-united-front/
[10] 苏联：《共产主义杂志》，第3卷第1期，第4-9页。
[11] https://johnriddell.com/2011/06/12/the-communist-womens-movement-1921-26/
[12] 约翰·里德尔编：《走向统一战线》，芝加哥：干草市场出版社（Chicago: Haymarket），2012年。
[13] 《共产主义妇女国际》（KFI（德文缩写，译者注）），第1卷第2-3期，1921年，第55页。
[14] 艾伦·阿德勒（Alan Adler）编：《第三国际前四次代表大会的提纲、决议和宣言》，伦敦：英联出版社（Ink Links），1980年，第152页。
[15] 共产国际1922：《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彼得堡，1922年，第912页。
[16] 吉尔伯特·巴迪亚（Gilbert Badia）：《克拉拉·蔡特金：无国界女权主义者》，巴黎：Éditions ouvrières出版社，1993年，第256页。
[17] 里德尔，2012年，第847页。
[18] 《共产主义妇女国际》（KFI），第2卷第5-6期，1922年，第519页。
[19] 蔡特金对“die Schaffenden”含义的说明：“所有那些在不剥削他人劳动的情况下，用双手或用大脑增加人类物质和文化遗产的人。”（摘自1923年3月7日在德国联邦议院（议会）的讲话，由德国共产党于当年发表，引自：塔尼亚·普什纳拉奇（Tânia Puschnerat）：《克拉拉·蔡特金：资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埃森：克拉尔维拉（Essen: Klartext Verlag）出版社，2003年，第346页。）应该指出的是，“Schaffenden”的概念也被一些反对共产主义的改良派用于不同的目的。
[20] 克拉拉·蔡特金：《反对国际法西斯主义》，《国际新闻通讯》，第52期，1923年，第4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