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克里斯·哈曼 次贷危机与世界资本主义危机 （2008）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7期。译者：嵇飞（上海社会科学院）
英刊《国际社会主义》2008年春季号刊登了克里斯·哈曼题为《从信贷吃紧到全球危机的幽灵》的文章，认为当前由美国蔓延到全球的次贷危机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资本主义利润率持续低迷的最新恶果。美国曾先后利用广场协定向德、日，利用新自由主义向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利用金融化向全球转嫁这一利润率危机。现在面临次贷危机，美国可能在国内依靠高额的军事支出，在国外加强对有战略地位的国家的意识形态、经济和军事进攻来应对这一场危机。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对于金融危机有不同层次的先例可以援引。8月份，当危机开始显露的时候，一开始是把它与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崩盘进行比较。也就是说，这是一件反常的事件，少数几个人的罪恶之举暂时打击了市场的信心。后来，随着银行开始明显陷于痛苦之中，比较的对象成了20世纪80和90年代的储蓄信贷机构危机，在那场危机之中，银行的损失价值相当于美国经济产出的3％。现在，在市场经历了极为不堪的一周时间之后，有人在小声说这次甚至可能搞大了：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危机。 《金融时报》的莱克斯专栏显示了那些本应为这个体系提供某种指导的那些人所遭受的惊慌失措，他们时而极度慌张，时而盲目乐观，时而只能寄希望于事情会好起来。 指责银行人士对这次危机最为容易的解释是指责那些银行人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肯·罗格夫（Ken Rogoff）指出：这次危机“是对几个世纪以来金融领域屡见不鲜的荒唐行径的亦步亦趋”。IMF的另一位前首席经济学家拉格胡拉姆·拉加斯（Raghuram Rajas）认为，问题在于银行人士在进行借贷时获得的巨额奖金。亿万富豪金融家乔治·索罗斯指责“金融当局”，说它们“为刺激经济……注入了流动性”，这“促使信贷扩张不断加大”。甚至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也加入到这一片指责之声当中，宣称金融体系“某个方面看来处于失控状态”。他应该是知道的，因为他那与他有一半血缘关系的兄弟领导着卡莱尔集团（Carlisle Group）的欧洲分部，而这个集团的对冲基金已经崩盘。 大部分的主流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现在认为，在被打入冷宫30年后，他们重见天日的机会已经到来。 深层次的不平衡可以简单地指责银行人士的贪婪和短视，但这并不能解释他们是如何轻易地得到了他们豪赌的那些资金的。这样做还避开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如果没有这些借贷的话，世界经济原本会表现出何种形态。 有些强烈亲资本主义的评论人士在惊慌失措之中提出了这些问题。例如，《金融时报》的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写道：这次危机源自“全球宏观经济的失序”，而非简单的“金融脆弱性”或者“重要的央行所犯下的错误”。如沃尔夫这样的评论人士注意到，在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中，有些国家“储蓄”相对于投资有盈余。他们指责的对象通常是东亚。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曾经咒骂这种“充斥于世界其余地方的储蓄”推动了对美国借贷的高涨。但盈余也在较为靠近本土的地方形成：“几乎所有工业国地区的投资率普遍都有下降”。按一份报告的说法： “这种充斥于各地的储蓄的真正推动者是公司部门。2000年到2004年间，6国集团（法国、德国、美国、日本、英国和意大利）全部经济体之中公司储蓄由负转正的金额超过了一万亿美元……公司储蓄的这一增长是真正全球性的，它涵盖了三大主要的区域——北美、欧洲和日本。”
换言之，“（美国）企业现在不是在支出它们过去的利润，而是在把这些利润作为现金积累起来”。 这样的一种储蓄过剩所具有的效果，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20世纪30年代——而且卡尔·马克思在这之前60年——就曾指出过。只有生产出来的每一件东西都能卖出去，资本主义经济才能正常运转。这只有在人们支出生产商品的所有收入——工人的工资、资本家的利润——用于购买这些商品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但是，如果资本家并不支出其全部的利润（或者用于他们自己的消费，或者更为重要的，进行投资），那么生产过剩的全面危机就会扩散到整个体系。无力卖出其产品的企业的反应是解雇工人和取消订单，而这反过来造成市场的进一步收缩。一开始是储蓄相对于投资的过剩，最终以可能会滑入萧条的衰退收场。 凯恩斯及其追随者们认为，有一种方法可以防止它的发生。政府可以进行干预，鼓励资本家支出他们的储蓄——途径是改变税率和利率，这使得投资对于企业而言更为有利可图；或者是政府借钱自己进行投资；再或者是向消费者发钱，鼓励他们进行消费。这些方法在短期内偶尔起到了作用。政府的投资或者给消费者发的钱马上为没有售出的商品提供了一个市场，鼓励企业增加其产出，而作为一个副产品，这样做增加了税收收入，它足以支付政府的额外支出。 但是，当面临着严重的衰退时，这些措施的长期效果具有内在的限度。政府借的钱最终必须要偿还。否则币值会下降，通胀随之而来。如果以向利润征税来偿还支出，这会削弱对于投资的激励；如果以向消费者征税来偿还，这会降低他们的购买力。凯恩斯本人在20世纪30年代向英国政府推荐的措施原本并不完全足以结束当时的大规模失业，而以这种方式应付20世纪70年代那场危机的尝试，只不过在不断增加的失业之上又加上了不断增加的通胀。 最近几年来，政府的借贷和支出在吸收储蓄与投资之差造成的盈余方面发挥着作用——尤其是在美国军事预算领域。“2000年至2005年官方的军事开支平均达……非居民私人投资总额的42％”，尽管“官方的数字……排除了大量本应包括在军事支出之中的开支”。但与政府支出同样重要的，是美国的消费者为购买他们以其工薪无力负担的东西，迅猛增加借款。次级抵押债务就是其中的主要部分。 2001年，当“9·11”造成的恐慌可能会加剧已经不断在加深的衰退时，美联储当时的主席格林斯潘鼓励金融市场变本加厉地提供这种借贷。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里卡多·贝罗费奥里（Riccado Bellofiore）恰当地指出，这种反应是“私有化了的凯恩斯主义”。这还不仅是一个中央银行行长为其经营着私人大银行的朋友提供照顾的问题。正如马丁·沃尔夫所认识到的，“多余的储蓄”产生了“一种需要，即需要形成大量的抵消性需求”，而向穷人借钱则提供了这种需求。“美国家庭的支出必须超过它们的收入。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那么除非其它方面有所改变，否则经济将会陷入衰退”。“只有美联储愿意接受长期的衰退，也有可能是一次萧条，它才能在一开始就避免采取看来是过度扩张性的货币政策”。 换句话说，只有金融泡沫才阻止了衰退较早就发生。这其中的含义是这个体系整体上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危机，它不会简单地由金融监管者们解除。中期而言，美联储和布什政府所采取的那类行动也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它们以降低利率和减税来刺激消费。马丁·沃尔夫以凯恩斯的一个隐喻称这种做法是“从直升机上”向下扔钱。但这类措施所能做到的最多也就是再次导致借贷泡沫的膨胀，直到它在一两年的时间里再一次地破裂。甚至很可能连这一点也做不到。 不平衡的根源储蓄投资之差本身源自何处？企业为什么没有以已往的规模对它们过去的利润进行投资？ 对发达工业经济体所做的研究显示，自20世纪60年代末直至20世纪80年代的早期，平均利润率出现了很大的下降。20世纪80年代的中期至末期和20世纪90年代反复出现了突发的复苏。但直至 2000年，利润率仍未升回到在“二战”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现在经常被称为“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维持着资本主义最长的一次繁荣的那个水平。利润率在美国的最高点是在 1997年左右达到的，但这个最高点仅仅比1973—1974年的战后首次大衰退开始之时的利润率水平稍高一点。 正如我过去在本杂志上所指出的，确实出现了的那个部分复苏基于三个原因。较低的利润率造成了投资的放缓，导致投资没有如以前那样相对于新增利润快速增加。有些企业破产了，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那次衰退期间和之后，这让余下的企业得以从中渔利。最为重要的是，资本相对于劳动力从产出之中所得的份额有了普遍提高——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剥削率增加了。 剥削率的增加并不局限于发达的工业国。它也是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一个特征。比如说，中国的真实工资并没有完全跟上产出的增长，而农民阶层的很大一部分在过去的10年里很可能遭受了生活水准的下降。与工业化国家一样，最近几年的大部分储蓄都是来自于企业，尽管人们储蓄仍需平均达到其收入的16％左右，如果他们要能支付医疗保健账单或者为他们的老年生活做准备的话。 世界范围内剥削率的增加减少了全部产出之中工人能够购买消费品的那个部分。经济因而依赖于投资，如果生产出来的所有产品全都要售出，而资本未能用于投资则造成了一种潜在的衰退情形，它可以被金融和其它泡沫所隐匿起来。 这些泡沫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对利润没有进行生产性的投资，相反，通过金融体系，利润从一个流向另一个投机性的冒险活动。每一次冒险似乎都在一段时间里提供了超过平均值的利润——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股市和房地产繁荣，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互联网繁荣，2002年至2006年的次贷繁荣。尽管这些没有一个直接地是生产性的，但它们在一段时间里能够提供对支出的刺激（通过写字楼方面的开支、投机活动管理者的支出、吸引投机基金所需的炫耀性消费等等）。这导致了真实经济产出的短期增加。 正如鲍伊尔（Boyer）和阿格列塔（Aglietta）这两位经济学家所解释的，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的繁荣取决于“这样一种增长方式，它的总体需求和供给受到对于资产价格的预期的推动，这造成了出现自我实现的恶性循环的可能性。在全球经济之中，对于利润的高预期引发了资产价格的上升，这促发了消费者需求的增加，这又印证了对于利润的预期……它们给人的印象是这种由财富引发增长的方式取决于对永无止境的资产价格升值的预期”。 这就是今天所发生的。最具逻辑性的解释看来是长期利润率的持续低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使用美国官方统计数字形成的数据显示，2000年至 2005年制造业的利润率水平既低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也低于20世纪90年代（尽管高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20世纪80年代）。他针对所有非金融性公司所做的计算显示，2000年至2006年的利润率水平比20世纪50年代和20世纪60年代低三分之一左右，比20世纪70年代早期也低18％左右。 有些评论人士对于利润率的长期趋势持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利润率由于增加剥削已经得到完全恢复。在美国这被认为尤其如此，那里过去7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伴随着的是工资的停滞和六分之一制造业工作岗位的失去。马丁·沃尔夫断言：“平均而言，美国的公司状态相当不错”。经合组织的《世界展望》（World Outlook）杂志断言：“非金融性的公司部门是健康的”。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米歇尔·胡桑（Michel Husson）在8年以前就接受了这样一个观点，即“利润率处于高水平”。时至今日，他写道：“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已经蔚为壮观地再次取得了平均的利润率”。另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弗雷德·摩斯利（Fred Moseley）最近写道：“利润率看来或多或少得以完全恢复”，而没有出现“以会造成资本显着贬值的大范围破产为标志的深度衰退”，而马克思认为这是恢复利润率“往往所需要的”。 然而，有理由相信布伦纳对于利润率的说法是正确的。近年来，为了增强它们在证券交易所的地位，防止被其它公司收购以及增加其给予其高层管理人员的“股票期权”的价值，各家公司往往夸大它们的利润。因而，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美国上一次繁荣之中，对外公布的利润比实际的利润要高50％。有迹象表明，在过去的4到5年里，同样的事情也在发生着，各家公司隐匿它们的负债水平，与此同时则在它们对外公布的利润之中包括进来了最终发现只是虚幻的源自金融泡沫的收入。 公司提供的盈利数据夸大了真实的情况，主流经济学家安德鲁·史密瑟斯（Andrew Smithers）引起了人们对此的注意。他指出：“资金流量”账户中显示的美国官方的数字涉及到这样一些调整，它们具有“通过加入‘各种统计非连续性’和不断上升的地产价值而大幅增加美国的净价值”的效果。事实上，资金流量账户显示，仅仅“房地产价值”的增加一项，就占了2005年整个非农业、非金融公司部门“净值”所增加的12390亿美元之中的7570亿美元（而“各种非连续性”则占了另外的5060亿美元）。按美国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普华永道的首席执行官塞缪尔·迪皮亚札（Samuel DiPiazza）的说法，美国的许多任务业企业最近几年指望着靠金融手段增大它们的利润，对“资产支持的和抵押贷款支持的证券进行着投资”。 换言之，美国公司表面上的盈利的很大一部分，依赖于泡沫将它们的金融和房地产资产的账面价值增加到远超出其本质性的真实价值的程度。 弗雷德·摩斯利指出，公司“越来越多地将债务从非金融性公司业务的账簿上转移到‘特殊目的载体’”而隐匿它们的债务水平。但这类隐匿的债务表明，过去投资所获利润并没有声称的那么高，而布伦纳有关相对较低的利润率的说法看来是正确的。 最后，即使平均盈利的增加确如有时声称的那么多，这并不必然足以提高投资水平。换一种说法，即使有些公司的利润高到足以从事大规模的生产性投资，但还是有许多公司并不是这样（它们之中有通用汽车和福特这样的巨型公司）。这会使经济体之中的投资处于低水平，从而导致反复出现衰退趋势。 接着会发生什么？当前的金融危机是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困扰着世界资本主义的那同一个本质问题的一个症状。加重的剥削得以阻止利润率进一步下滑，甚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使其恢复到从前的水平。但它不能让其回归到这样一个水平，这个水平会说服资本进行充分的投资，避免再三出现的衰退。这一次的征兆看来不妙。 甚至在那些视这次危机由金融失控所致的人当中，有许多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认为，只有最强烈的挽救措施才能对其有所遏制，但这样的措施可能会加剧严重的衰退。例如，索罗斯指出：“现在，信贷扩张之后必须紧接着一段时期的收缩，因为部分新的信贷工具和做法是不成熟的、不可持续的”，但他又担心其结果可能不仅是美国的衰退，而且是世界性的萧条。 衰退的扩散增加了金融部门的问题，并将这些问题扩散到部分生产性部门。它使得所有类型的规模很大的借款人无法收回足够的借款，以此偿还它们所欠下的款项，纽约大学斯登商学院的诺瑞尔·饶比尼（Nouriel Roubini）认为，由于存在着“一个恶性的循环：严重衰退使得金融领域的损失更为严重，而金融领域大量且不断增加的损失以及金融体系的崩溃反过来又使得衰退甚至更加严重”，所以“（出现）‘灾难性的’金融和经济后果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这些忧虑可以解释美联储和布什政府的做法。他们害怕危机会加深，因此他们以一系列的利率削减以及减税政策——除了最富的那批人之外，它对谁都没有好处——而在向经济体系大量地注钱。这种做法已经导致华尔街指责伯南克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 这样一种政策实际上等于以吹起另一个泡沫来试图应对这一个泡沫的破灭。但是，当世界范围的粮食价格正在疯长以及石油价格创下历史纪录之时，这有可能会增加通胀压力。在美元币值相对于如欧元这样一些货币的币值已经在下降之时，它还有引发人们丧失对于美元币值信心的风险。美国当局愿意承担这一风险，愿意接受它将导致的对美国全球霸权的潜在损害，这些都表明了美国当局认为情况已经十分危急。 然而，这种方法有失败的迹象。它面临着主流凯恩斯主义过去在试图应对危机时所困扰着它的所有那些问题。削减的税收与人们现在面临极大偿还压力的私人贷款根本不在同一个规模，而利率的降低也没有产生效果。正如沃尔夫冈·门采尔（Wolfgang Muncher）所指出的：“美联储已经将短期利率一共降低了225个基点，但美国消费者和公司的借款成本却上升了。欧洲央行坚持将短期利率维持在4％，但向消费者和公司收取的利率也已经提高了。” 要有不限于短期的效果，美国政府就要在人们的口袋里放进足够多的钱，不仅足以吸收世界范围内储蓄超过投资的剩余部分，还能让他们放心地无需为了在萧条的打击下自保而存钱。给予银行或者人们花钱的动机与确保他们会花钱并不是同一件事情。这就是主流经济学家们为什么在引用着凯恩斯的这句警言：你“无法推一根绳子”。 这也是为什么主流的评论人士确信美国政府将被迫采取更大的动作的原因。因此，瑞银集团下属金融服务公司的首席经济顾问乔治·马格内斯（George Magnus）指出：国有化诺森罗克银行 （Northern Rock）的成本“与我认为美国将要采取的那些动作相比较而言只是小菜一碟……向美国的房屋所有者们施以援手是我能想象的几乎完全肯定会发生的事情。房产抵押贷款上的损失是如此巨大，人们对房产市场上房屋回收率和债务拖欠率……说得如此之多和估计如此之高，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总统大选之年，我觉得完全不可避免地会采取强有力的行动”。 但马格内斯还是认为，与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对冲基金崩盘、1987年的股市崩溃和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相比，这次危机要严重得多。“这次危机不同于它们：（1）因为它规模大：（2）因为它波及面广；（3）因为它事关清偿力而不仅仅是流动性。清偿力与仅仅是流动性问题相比要求有完全不同的政策方法”。当企业有盈利但缺乏现金支付马上要付的账单时，会发生流动性危机；当它们在经营中遭受损失时，出现的是清偿力危机。 门采尔视这次危机为“具有高度传染性的清偿力危机”，他觉得，“我们最终将只得在一定程度上结合采取如下行动：监管方面的救济、财政上的施以援手、国有化的行动，还有那些并没有大到不能破产的金融机构的大量破产”。 两个噩梦困扰着这个体系的捍卫者们。一个是1929年至1933年的大萧条。这次萧条并没有完全失去比较意义。20世纪20年代所发生的事情与最近几年发生的事情之间存在着相似之处。它们的利润率都因剥削的加重而暂时没有从此前相当低的水平上降下去，但这造成了生产和消费之间根本性的不平衡，在一段时间里靠的是投机、资源的非生产性使用和对金融消费的放贷来加以填补的。当时和现在一样，只有泡沫破裂，人们才感觉到这种根本性不平衡的存在。 然而，有一个重要的不同。美国的政府开支，尤其是军事开支，今天要远高于当时。正如此前所指出的，这在最近几年与私人借贷一起在维持需求方面发挥着作用。只要美国这个国家不破产，这种政府开支就提供了一个下限，美国经济水平就不会低于此下限。不过，较弱的资本主义国家可能就不会如此幸运了。 第二个相对不是那么太可怕的情形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日本。建立在房地产泡沫基础上的繁荣破灭了，导致了经济长时期近乎停滞，在16年后尚未走到尽头。日本银行遭受的损失与美国迄今为止所遭受的损失大致处于同一水平（但美国的损失在几个月里很有可能会翻番）。尽管如此，大部分的主流评论人士都是急切地强调今天的美国不同于当年的日本——特别是美联储没有犯日本央行所谓的“错误”。但这取决于这样一个假设，即这两次危机的根源都纯粹限于金融领域，而不影响到经济体中生产性部门。事实上，生产性部门中的盈利性问题在日本的危机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些问题对于现在所发生的也是关键性的。 当然，虽然增长极其缓慢，但日本的资本主义存活了下来。但与此类似的长时间停滞对于美国会有重创性的影响，加剧在其工人阶级之中可以感受到的、迄今为止尚属分散的怨恨情绪，并且会进一步动摇美国的全球霸权。面对着这样的可能性，掌管美国的那些人正在抛开他们对世界其它地方鼓吹的那些新自由主义信条，他们这么做就真的不那么让人感到奇怪了。 政治影响现代世界里的经济危机总是具有政治上的影响。这是因为尽管对于全球化有着大肆的宣扬，但最大的那些资本主义企业仍然以国家为基地开展经营。每一家企业都依赖于它自己的民族国家保护其利益，对抗以其它民族国家为基地的跨国公司对手的利益。这在危机之时尤其如此。 因为危机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各个部门的影响各不相同，所以各国政府和央行的应对政策有着不同的方向。因此，在过去的8个月里，美联储一直在向经济体之中注钱及大幅削减利率；英国政府、英格兰银行和欧洲央行在试图限制公共开支并保持高利率；中国则因担心通胀（以及民众的骚乱）而在努力放缓其经济增长。 如果危机变得更为严重，各国政策的导向会变得严重不一致，每一个国家为了使自己得偿所愿都力图向其它国家施压。过去，美国往往能利用它对欧洲和日本政府的影响，让它们接受它在解决自己的问题时所带来的部分痛苦。最有名的例子是23年前的“广场协定”，通过这份协定，欧洲人和日本人同意共同采取行动，降低美元的国际价值。美国能够得偿所愿的一个原因是，其它国家当时依赖于美国的金融力量和军事力量。 美国这次将试图施加类似的压力，但它的地位已经不如从前。增长最为迅速的国家经济体己经不再是日本而是中国——而中国完全不像日本过去（现在仍然如此）那样在经济、金融和军事上依赖于美国。可以预见的是，美国政府将运用它所掌握的其它工具，从而力图弥补它目前在经济方面的弱势。这意味着美国将表明，它拥有决定世界上许多地方事态的军事力量，这还意味着针对那些可能会挡住它的路的其它大国，美国密集的意识形态攻击将会升级。还可以预见，他们将制造更多战争。 我们可以预见英国将出现进一步的政治动荡，这恰恰是因为：其经济在过去的20年里已经变得比其它任何一个发达工业国都更加依赖于金融作为利润的一个来源（以及就业的一个核心）。沃尔夫冈·门采尔甚至认为：“英国的经济即将遭遇至少和美国经济一样大的——甚至可能更大的——下滑，这是因为它的住房市场的泡沫甚至更大，而且因为它的金融部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更大”。 英格兰银行行长默文·金（Mervyn King）对这些问题所做出的反应是，号召大家“要真正地降低我们的生活水准”。当然，新工党想通过继续减少公共部门的真实工资在至少两年时间中做到这一点，即使现在的粮食和能源价格高涨，即使那些最近几年凭着抵押贷款利率下降而买房的人面临着住房成本的大幅上升。 不可避免的怨恨情绪可能会对意识形态造成巨大的影响。对于在持续时间不管多短的繁荣期里提出的资本主义有多么神奇的说法，任何一次衰退都会暴露出它们是无稽之谈。这个体系的坚定捍卫者马丁·沃尔夫担心“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与它给内部人带来的巨额回报彼此结合，将会在全球范围内摧毁甚至更为重要的一点——市场经济本身的政治合法性”。 对于“合法性”的这种担忧，说明了新工党为什么试图避免对诺森罗克银行实行国有化，而且即使已经很明显，这是防止会对金融体系其余部分造成损害的崩盘的惟一办法，但它还是极力避免这样做。这样的国有化并不必然有害于资本主义。从20世纪30年代早期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甚至对于部分最为右翼的政权来说，部分国有化都是一个典型的特征。在目前这个时期，它也并非某种罕见的反常行为。在过去的20年里，各国政府，包括那些被称作“新自由主义”的政府，都曾一再地在资本家的掌声之中把处于危险中的国家银行体系的某些部分拿过来，由自己进行经营管理（比如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智利、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美国和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 然而，这样的行为与利用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试图将当前阶段的资本主义合法化形成了鲜明的矛盾。这一意识形态将市场描绘为一种效率超群的机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对其进行干预。每一次实行国有化，甚至是最为彻底的资本主义形式的国有化，都受到了挑战。实行国有化就表明了人类有意识的行为可以取代市场的所谓自然的法则——而且它让人们不禁发问：这种行为为什么不能从人民大众的利益而不是资本的利益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