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克里斯·哈曼 -> 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第八章 世纪的午夜
“世纪的午夜”是维克多·塞尔吉1939年出版的一部小说的名字。这部小说表达了他对其生活中怀抱的种种希望所经历的事情的感悟，及其对整体人性的感悟。
塞尔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因身为无政府主义者而一直被囚禁在法国，战争结束后他在巴塞罗那参加了正在兴起的工人运动，然后前往俄国为革命政府服务，后于1923年在德国为共产国际工作。回到俄国后，他于1920年代中期加入了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阵营，因而在早期的古拉格集中营系统中被关了三年。多亏了安德烈·马尔罗等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的不懈努力，塞尔吉才得以在1930年代中期流血屠杀开始前离开俄国；在他离开后，他的许多朋友和同志都遭受了残酷的折磨甚至被处决。他的其他一些朋友和同志则落入希特勒的盖世太保手中，同样遭受了残酷的折磨和被处决。在西班牙，塞尔吉的朋友华金·毛林在佛朗哥的监狱中服刑二十年；他的另一位朋友、同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党员的安德烈斯·宁，在巴塞罗那被斯大林派出的特务暗杀。这样或者那样的极权主义在整个欧洲蔓延。
塞尔吉并非唯一一个必须面对这一可怕现实的人。数以千计为了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而奋斗的人士，都发现自己陷入了彼此竞争的国家间的政治阴谋：1940年，德国共产党被斯大林的政策送交到了盖世太保手中；1939年，波兰犹太人躲避逼近的德军向东逃亡，最后却被关进了俄国的古拉格集中营；纳粹德国的难民在英国被视为可能的间谍而被拘禁；逃离共和西班牙的士兵，却在共和法国被扔进了集中营；前往西班牙共和国的俄国顾问，回到莫斯科后却背上“法西斯间谍”的罪名被处决。
作为1917年革命健在的亲历者，托洛茨基象征着所有形式的政府都痛恨的一切。托洛茨基被斯大林流放到土耳其，之后先是被激进派政府从法国赶走，后又被社会民主政府从挪威驱逐。就在纳粹接管城市的几周前，他的女儿在柏林被逼自杀。他的一个儿子在古拉格集中营中死去，另一个儿子在巴黎被斯大林的特务毒死。托洛茨基本人则于1940年在墨西哥被斯大林派出的特务暗杀。对托洛茨基而言，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两者之间的对称再清晰不过：单一执政党、〔极权国家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举行的〕摆样子公审、秘密警察、巨大的集中营，以及对独立思想或独立艺术表达空间的否定。
然而，托洛茨基并不同意今天非常流行的一个观点：“斯大林主义与纳粹主义本质上都一样”，这一观点很容易令人为纳粹寻找被原谅的借口，依据就是他们并不比那些在德国或西班牙的街道上与他们作战的那些人糟糕多少。[1]托洛茨基认为，“对称的”政治结构，主导着不同的社会内容。
托洛茨基相信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于，由于工业国有化，某种程度上苏联依然是一个“工人国家”，尽管“官僚化衰退”情况严重。但是，他的这一观点不足为信。如果工人并没有掌控政治制度（正是托洛茨基自己正确地坚称工人没有掌握政治制度），他们就不可能是那些制度下工业的“主人”。他们不过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工人一样遭受剥削而已。1917年革命已经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被扼杀。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托洛茨基坚持认为斯大杯主义与纳粹主义之间存在差异的观点就是错误的。斯大林的国家资本主义由一个新的统治阶层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基础上建构起来，这个国家急切地想要在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上与比其更加发达的对手相匹配，致力于在短时间内完成伴随资本主义崛起的“原始资本积累”。这就是斯大林主义奴役、处决、囚禁、驱逐人民，使人民忍饥挨饿的原因。这就是对斯大林的偏执和野蛮的合理解释。
相比之下，纳粹主义是一个成熟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的产物。德国统治阶级看到，唯一逃脱深刻经济危机的方法，只能是将政治权力交到极权主义运动手上，这场运动建立在被危机逼得走投无路的中产阶级的不理性和狂热的基础之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一过程在进行种族屠杀的“最后解决”方案中加速抵达了巅峰——这一解决方案有组织地使用最先进的工业技术抹杀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只因他们疑似属于某一种族。斯大林也将数百万人投入劳动集中营，其中十分之一的人劳作至死。希特勒设立了类似的集中营，但与此同时他还设立了甚至规模更大的死亡集中营，数百万人直接被毒气毒死。这两者都野蛮得令人发指，但它们是不同种类的野蛮，对应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数百万人在斯大林用以维护统治的国家沙文主义和反犹主义下忍受痛苦，但是大部分人都活了下来，今天还能再论这段历史。而在希特勒手下，数百万犹太人和吉卜赛人却是鲜有生还者。“种族灭绝”一词适用于希特勒主义，而非斯大林主义。
当然，对那些在两者暴政中死去的人们而言，这并没有什么区别。但是，这一区分的确具有更加广阔的含义，尤其是对那些在世界上其他地区支持竞争思想意识的人们而言。纳粹主义运动的核心人物，由热衷于其野蛮特征、种族主义和种族灭绝狂热，以及膜拜“鲜血和荣耀”的人们组成。在西方和第三世界国家中，斯大林主义运动的核心人物，则由那些试图隐藏自己对极权主义的依赖、乐于诉诸国家沙文主义和反犹主义的人们组成。他们与苏联所需不谋而合，因为他们希望找到一些比资本主义非人性的野蛮更好的东西，并被劝服这些东西在苏联的确存在。
这一点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在西方和第三世界国家兴起的各种纳粹和法西斯运动，都旨在打破工人阶级组织。相比之下，共产主义运动则试图将为工人利益而斗争（这也正是人民通常加入斗争行列的原因）与捍卫苏联统治者的政策要求结合到一起。他们的领袖试图在这两者之间维护彼此平衡。而这则一次又一次导致灾难性后果，并使斗争最终走向失败——就像社会民主党领袖的所作所为一样。但是，这与纳粹主义典型的粉碎工人运动的行为绝不相同。
“美国梦”的危机
对自由主义者而言，1930年代中期的确看到了某种希望的信号。那就是在1932年年底举行的美国大选，正值全世界经济危机最为深重之时，带来了全新的民主党国会和一位新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这些人当然不是革命者，甚至都谈不上是欧洲那种社会民主派改革者。民主党过去一直是奴隶主的党派，在当时仍是一个由南方白人隔离主义者、北方政界大佬和一些大资本家组成的联盟。
但在1932年年底，美国资本主义和广大美国人民的心情却是最为绝望的。整个美国社会都弥散着一种不论采取什么样的手段，不论它有多么非正统，都必须做些什么来恢复经济发展的氛围。国会甚至严肃考虑立法将工人的每周工作时间减少到三十个小时，这一绝望的举动不过是希望能够借此创造更多工作机会。最后，罗斯福动用了紧急时期权力，推行国家调控资本主义的政策。这包括通过联邦储备系统保证银行的资金；利用政府资金收购并销毁部分粮食，以抬高剩余粮食的价格；大兴民用设施建设从而为“劳动营”中二百三十万失业年轻人提供工作机会；通过卡特尔要求工业进行某种形式的自我约束，控制产品价格和产量；通过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创造有限的直属国家的产品；甚至还包括任何能让工人们更加便利地组建工会、提高工资的措施，从而刺激消费需求。这些措施实施的速度和大胆程度，令饱受经济衰退之苦的人们激动万分，也令寻找替代法西斯主义或社会革命的其他选择的政治自由主义分子欣喜不已。美国政府推行的举措，看上去似乎与此前政府大相径庭。此前政府应对民众大量失业的措施是派出两万五千名上了刺刀的士兵组成军队，在坐在白色座驾上的麦克阿瑟将军的领导下，驱散镇压失业老兵的抗议活动。罗斯福政府至少看上去是在给人们提供一些工作机会，尽管这些工作的工资低得可怜，工作环境也是惊人的恶劣。
然而，罗斯福的措施既没有什么创新，也不像很多人认为的那么有效。罗斯福在一个方面依然保持高度正统——他没有利用政府支出来打破危机。实际上，罗斯福削减了老兵的养老金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正如金德尔伯格所写的那样：“扩大就业的财政措施依然有限，因为罗斯福的民主党政府依然致力于对平衡预算担负责任。”[2]他还指出，投资一定会从已经跌落到不可思议的低水平（从1929年的一百六十亿到1932年的十亿）上反弹；等到银行破产达到巅峰，投资确实开始反弹。罗斯福政府的举措使美国工业产量从1933年3月的20年代中期产量的59%，到7月恢复为20年代中期产量的100%，失业人数则从1933年的一千三百七十万降至1934年的一千二百四十万，1935年为一千二百万。许多人都相信，罗斯福的“新政”创造了奇迹，这是一个直至今天依然普遍相信和流传的神话。然而，当1937年的产量终于恢复到八年前的水平时，每七个人中依然有一个人失业。
1937年8月，发生了“美国历史上最深重的经济衰落”，失去了“自1932年以来的半数指数”。[3]钢铁产量在四个月内下跌超过三分之二，棉纺织品产量下跌约40%，农作物价格下跌25%。
经济复苏非常短暂。但因它令工会权利得到些微改善，这次经济复苏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意外后果。它令许多工人拥有了新的斗争信心。加入工会的工人开始增加，尽管工人罢工依然遭到雇主和警察的猛烈打击。在罗斯福新政的前六个月里，镇压了超过十五场罢工，二百名工人受伤，数百人被捕。[4]但是，1934年的三次罢工表明：经济衰退带来的苦难，如何点燃了工人的信心，呈现出自1919年钢铁工人大罢工失败后再未有过的战斗热情。托莱多的汽车流水线装配工人、明尼阿波利斯的卡车司机，以及旧金山的码头工人，以饱满的战斗热情，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激烈罢工，违抗法院禁令，抵抗破坏罢工的工贼和警察，赢得了辉煌的胜利。而且在这些罢工中，担任领导的都是激进的社会主义者——明尼阿波利斯的托洛茨基派、旧金山的共产党人，以及托莱多激进的前牧师 A. J. 穆斯特的信众。在几经争论之后，在日益重要的汽车行业，工会主义者开始广泛招募会员，提出建设一个基于整个行业的工会，来取代现有的按照不同技能组织起来的行业工会。
一些主流工会领袖吸取了过往的教训。数年来他们一直在失去会员：工会会员从1920年的四百万跌至1933年的二百万略多；由于会员缩水，导致他们对政府和统治阶层圈子的影响力大幅下跌。如今，有些人看到了重新恢复影响力的方法。在矿工工会领袖约翰·路易斯的领导下，部分会员建立了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CIO）组织委员会，致力于重新吸收数以百万计的生产工人进入产业工会。
新的组织形式激发了许多地区的工人模仿带来1934年胜利成果的激进方法。1935年12月和1936年1月，俄亥俄州亚克朗市的固特异和费尔斯通橡胶厂的工人在工厂内静坐，阻止管理层破坏罢工。众多工人纠察队的队员在固特异工厂周边巡逻，以防警察派出的破坏罢工者伺机混入其中。[5]那一年爆发了四十多起静坐罢工。其中规模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一次罢工，发生在12月的密歇根州弗林特的通用汽车公司。在罢工结束前，通用汽车公司十五万名工人有十四万人都投入了战斗，他们要么静坐示威，要么巡逻放哨。与同时期的其他罢工一样，他们也受到了法院禁令的威胁，而且不得不奋起抵御武装警察的进攻。但到最后，当时这家美国最大的制造公司不得不认可工会的存在。当时的工会活跃分子阿特·普莱斯回忆道：
阶级斗争的闸门打开了。“坐下！”的高呼回响在大地上的每个角落。通用汽车公司罢工结束一个月后，十九万三千名工人参与了二百四十七场静坐罢工；1937年结束前，已有近五十万工人拿起了武器……静坐罢工传播到每个行业……包括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的工人、商店的销售人员、西联电报公司的邮递员、餐厅和旅馆的工作人员、女帽制造商、装订工人、仓库管理员、玻璃制造工和轮胎工。
[6]
大约一百八十万名工人参与了罢工，在委员会的支持下，“妇女援助团”为静坐示威者提供食物，还有乐队提供娱乐节目。1937年年底，工会会员的总人数超过七百万人，比四年前增加了五百多万。
通过挑战普遍存在的个人主义——人人都能实现“美国梦”的神话——以及应对种族主义，这些罢工拥有改变整个美国资本主义体制的潜力。在工会夺取了胜利的地区，它们开始在工人中缔造一种新的集体行动文化——工会在静坐罢工中高声歌唱的“永远团结”就是其形象的总结——并且开始在底特律等城市削弱种族主义。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是美国社会中唯一一个黑人能与白人一起“真正参与”[7]运动的大型组织。
但有一个核心问题阻止了这种潜力的完全释放，那就是工会运动发展时期的主流政治。1936年之前的行业工会主义是“非政治性的”。大部分工会领袖都接受美国资本主义体制是组织社会的最完美方式，与主流政党的本地政客达成了协议。例如，约翰·路易斯就是“政治上的共和党人、经济上的亚当·斯密追随者、自己工会中的独裁者”[8]。新的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领袖认为，与罗斯福及民主党结盟，是推动工会事业发展的途径。
对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发起运动帮助其当选，罗斯福当然表示欢迎，但他却并不准备因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而令同样支持他的资本家感到不安。1937年末，当路易斯在钢铁业发起组织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运动时，这一点非常突出地表现出来。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指示四百三十三名全职和兼职的组织者，在三十五个地区办公室发起运动。在通用汽车公司大罢工后，已有许多钢铁公司承认钢铁组织委员会为工会，尽管新加入的成员并不多。但许多大公司依然拒绝承认工会，组织委员会于是在5月末号召开展一场七万五千人参与的大罢工。那些大公司则以曾在1919年钢铁工人大罢工中使用过的所有暴力手段进行回应。它们以“公司的武装暴徒、代理人、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向工人纠察队发起了进攻……十八名罢工工人被杀，数十人受伤，数百人被捕”[9]。组织委员会并未想到工人会惨遭屠戮，因为它相信民主党州长和市长对组织工人运动一直持同情态度。它还“告诉工人，所有实行’新政’的政府官员都是‘劳工的朋友’”，罢工工人应当“欢迎”接受派遣前来的国民警卫队、州警察和地方警察“维持秩序”。[10]当这些“朋友们”以棍棒和子弹向他们发动攻击时，工人们完全丧失了信心。在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州长四十四年来首次宣布钢铁城约翰斯顿进行戒严。州警察重新开放了工厂，将岗哨限制在六个，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武装暴徒云集工厂。在俄亥俄州的扬斯敦，俄亥俄州长也是民主党人，他的代理人射杀了两名工人纠察队队员。在芝加哥，民主党市长派遣警察镇压罢工，并杀死了十名罢工工人。当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领袖向罗斯福寻求帮助时，罗斯福却宣称：“你们双方都该死。”[11]工会最大的组织运动被击溃，随着经济陷入新一轮衰退，工会运动日益下滑。
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在最初二十二个月的发展中累积了大批会员，但在接下来两年却只吸收了四十万会员。1939年的罢工次数只有1937年的一半。工会领袖越来越倾向于与雇主合作，限制工会会员的运动激进程度。在汽车产业工会，甚至试图严禁发表任何未经领袖许可的文章和言论；在新成立的钢铁行业工会，五年间从未进行过选举。1934-1936年间自发的基层战斗，让位于上层领导的紧密控制。
许多活跃分子试图抵抗这股潮流。但就像在法国和西班牙一样，他们的努力由于共产党的行为而饱受阻挠。在1934-1937年的战斗中，共产党担起了领导角色，与许多工会活跃分子一道在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发起的工会运动中担任组织者的重要角色，他们的勇气和胆量吸引了许多新成员加入战斗。在1935年之前，共产党坚称罗斯福是一位资产阶级政客，“新政”是一场骗局；但在那之后却又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欢迎罗斯福和推行“新政”的民主党人实行他们自己的“人民阵线”政治。共产党与工会领袖一并传播这些政治家角色重要性的假象，并限制那些可能会打破与民主党人舒适关系的广大工会主义者。这种举动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始终如一，除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初“希特勒-斯大林联盟”时期曾被短暂打破过。它帮助工会领袖对大多数工会建立了官僚体制控制——他们将会在1940年代利用这种控制，摧毁所有共产党的影响。
这种行为产生了深远的意识形态影响。作家、艺术家、电影制作人和音乐家，突然发现自己处于一个被华尔街大崩溃和经济衰退撼动了根基的社会。所有旧日的价值观都遭到质疑，因为统治阶级暂时失去了发展的方向，包括广大中产阶级在内的人民群众则不再信任统治阶级。从1934年起，罢工运动和工联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推动了一整套新的价值体系。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高雅艺术和文学上，也体现在通俗音乐和好莱坞梦工厂制作的大众文化上，大众文化此时正在开始统治全球。
多斯·帕索斯、理查德·赖特、拉尔夫·埃里森、达希尔·哈米特和约翰·斯坦贝克等作家的作品；查理·卓别林、约瑟夫·洛塞、尼古拉斯·雷、伊利亚·卡赞和年轻的奥森·威尔斯等电影制作人的作品；艾伦·科普兰、伍迪·格思里、保罗·罗伯逊、迪兹·吉莱斯皮，甚至是年轻的弗兰克·辛纳屈等音乐家的作品，都反映出这些趋势。但是，随着“新政”的推行，不同意见的思潮也得到了回归主流的机会。他们在联邦政府项目中得到工作机会，在新闻杂志和广播节目中得到发挥空间，在好莱坞电影中得以发声露脸。“新政”民主党人将知识分子与管理新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工会的官僚们同等看待，视为可以帮助他们用一种新形式对整个社会进行剥削的同一群人。
在1936年之前，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抵御了这一诱惑，在他们的目标和罗斯福的目标之间划出了清晰的界限。重点在于“无产阶级艺术”，因为它所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都涉及工人阶级运动和工人阶级听众。一旦共产党开始支持罗斯福，“无产阶级艺术”就发生了变化。它不再试图引导知识分子自发的激进行动来推翻社会，而是在现存社会体制内部施加压力。这一思路的一个方面就是，采用右派传统上使用的词汇“美国精神”（Americanism）——党的口号变成“共产主义是20世纪的美国精神”。另一方面就是鼓励富有同情心的作家和电影制作人，采用温和的中间姿态发展事业，在好莱坞收获影响力。这削弱了许多激进左派艺术家的力量，鼓励他们简单地选择向主流好莱坞文化或流行歌曲出版界作出让步。
1930年代初最有才华的小说家之一詹姆斯·法雷尔指出，
“新政”的文化氛围（它在1930年代的美国蔓延，战时的许多电影、广播剧和小说都是明显例证）帮助缔造了一种普通人的伪民粹主义文学。这种新民粹主义艺术和文学强调“美国精神”这一概念是团结所有种族、教派和阶级的方法。这些文学并非深入而尖锐地描写阶级差异的文学……而是普遍强调并感伤于“普通人是人”这一主题；同时它也采用富人也是美国人这一主题，以及他们也像普通人一样这一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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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对罗斯福的拥护，同时也导致像拉尔夫·埃里森的小说《隐形人》中黑人英雄的反应。当党派（明显伪装成“兄弟会”）告诉他必须抑制哈莱姆的黑人斗争，因为“我们与其他政治团体达成了暂时性的同盟，兄弟团体的利益必须为了整体利益作出牺牲”[13]时，他对社会主义的幻想破灭了。埃里森和赖特等作家的幻灭，令许多后来的黑人活跃分子认为，社会主义者不过是另一群利用他们的白人。与此同时，经历过幻灭的白人知识分子通常都开始相信，社会主义者与其他政治团体一样懂得操纵人。有些愤世嫉俗者甚至反过来支持1940年代和1950年代的反共产主义的迫害运动。
无论如何，随着“美国梦”通过流行音乐和电影迷惑了整个世界，挑战“美国梦”这一神话的思想潮流，也就按照与削弱美国工人运动几乎相同的方式被截断。
从经济萧条到战争
经济萧条导致国家之间和阶级之间产生了紧张的情绪。每个国家的统治者都在寻找以消耗国外竞争对手为代价，消除加诸己身压力的方法。几乎每个国家都试图通过本国货币贬值和提高关税壁垒的方法来扩大本国产品的销售。普遍的趋势就是朝向“自给自足”发展：在一国境内尽可能多地生产产品。
国家比从前更多地（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直接参与经济活动：通过强迫关闭低效的公司来实现产业合理化，建立直接隶属国家的某些产业部门从而提高其他部门的发展前景。就连英国保守党的“国民”政府，也将电力供应、国家航空和煤矿开采权收归国有。
在拉美和欧洲部分工业化欠发达国家，这一进程更加深入。巴西的瓦尔加斯“平民主义”政府，以及后来阿根廷的皮隆政府，都建立了大型国有经济部门。波兰的右翼政府制定了长期的经济计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成立了国营公司，试图抑制世界经济危机给意大利带来的冲击。
然而，在尝试利用国家的力量来支撑各个国家的资本家群体，与所有资本家都想超越各自国家狭义的边界获取资源的愿望之间，却是存在着自相矛盾之处。唯一能够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就是，扩大国家控制的领域范围。正式的帝国及其非正式的“影响范围”变得非常重要。“自给自足”指的是主要强国主宰的“货币区域”，这些区域包括美元区、英镑区、黄金区（以法国及其帝国为中心）、马克区，以及苏联的货币区。1932年，经济学家阿尔文·汉森指出，
每个国家都努力在其他国家资本家的入侵令人感到愤恨的地方扩大自身的影响范围。美国有时会通过海军封锁阻止欧洲各国在拉美收取债务……与其相似，欧洲各国争夺非洲、近东地区，以及间接地通过经济、财政和军事资助来控制巴尔干各国的长期斗争（依然还没有结束），则是一份外国资本渗透导致的国际冲突和摩擦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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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的范围并不对称。英法美苏的统治者各自掌控着广袤的地区。德国这个欧陆最强大的工业国家则没有殖民地，并被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签订《凡尔赛和约》的列强强行赋予的狭窄国界所限制。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危机的结果就是导致德国的大工业积极行动起来，想要打破《凡尔赛和约》加诸德国身上的束缚。他们希望德国能够收回一战时丢掉的波兰领土，吞并讲德语的奥地利邦国和捷克边境土地（即苏台德区），在欧洲东南部恢复德国的霸权。希特勒的胜利不仅是资本家击败工人的胜利。它也是那些希望通过武力扩张同时削弱其他强国的方式来解决德国资本主义危机的力量的胜利。
德国的主要工业团体或多或少都愿意并同意彼此协作努力，接受日益集中化的投资分配、国家控制外贸，以及国家分配原材料。一位重要的资本家蒂森（他是第一批资助希特勒的资本家之一）对此表示强烈反对，结果其财产被纳粹党强行没收，被迫逃亡海外。其他资本家则继续并始终与纳粹保持着高度有利可图的合作，直至1945年德国军队彻底垮台。
建立在军国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自给自足经济，反过来则鼓励武装扩张。军工业需要原材料和资源。纳粹政权依然记得1918-1920年革命起义的近期回忆，不愿向德国工人施加太大压力。虽然延长了工作时间、加大了工作量，但它也试图增加消费品的产量，从而降低工人和社会地位较为低下的中产阶级的不满情绪。[15]唯一能够获取资源的方法就是夺取更多的土地。奥地利的农业产量、捷克土地上的军工业、阿尔萨斯-洛林的铁矿和钢产量、波兰的煤炭，以及罗马尼亚的石油，可以填满德国经济的鸿沟——与此同时，这些土地上的工人收取的报酬则要比德国工人低很多，并能忍受奴隶一般的劳动环境。大工业需求与纳粹思想之间在一个方面趋于一致，那就是“生存空间”概念（指国土以外可以控制的领土和属地），以及“非德意志裔的下等人”概念。
东亚的日本釆取了与德国同样的方法。日本将中国台湾和朝鲜占为殖民地，并在实质上控制了中国北部的广袤领土为租界。1931年，为了应对经济危机，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继而在1930年代末，在军事政变后组建而成的东京政府的授意下，日本大举入侵中国，并开始将目光投向西方帝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荷属东印度群岛，英属马来西亚、婆罗洲和新加坡，法属印度支那，以及美国控制的菲律宾。
相比之下，墨索里尼控制的意大利，则在较小规模的范围内寻求扩张意大利的殖民帝国，在原有的索马里兰、厄立特里亚和利比亚基础上夺取埃塞俄比亚，并希望能有机会夺取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的亚得里亚海沿岸地区，以扩大帝国版图。
已经成熟的帝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和美国，对该如何应对这种情况感到迷惑。这些帝国之间的利益并不相同：英国和法国正在为了争夺中东霸权而相互排挤；部分美国统治阶层热衷于取代英国成为掌控世界的霸权国家，并已在盛产石油的沙特阿拉伯地区确立了决定性的影响；法国的主要注意力集中于在东欧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拉拢同盟，借此转移德国望向法国边境那虎视眈眈的觊觎目光。上述国家的统治阶层中，都有势力强大的群体，将纳粹主义视为可以合作的积极联盟，让后者去屠杀国际工人阶级及其组织和左翼力量。此时他们将苏俄而非德国、意大利或日本视为敌人。西班牙内战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当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藐视“不干涉”协议时，西方“民主”国家的统治者表现出默许之态，因为佛朗哥对他们的帝国并无威胁。
意大利在1935年进攻埃塞俄比亚时就利用了西方国家的这种情绪，日本占领中国东三省进攻华北时同样利用了这种情绪。1938年，这次轮到了希特勒。当希特勒于3月吞并奥地利，继而在夏天要求得到捷克边境德裔居住地时，英法两国的统治阶层感到没有任何理由冒着引发战争的危险去反对他。
希特勒是一个冷血的种族主义精神病患者，他有很大的野心：建立一个种族“纯净”的德国，让德国成为欧洲的中心，拥有统治世界的力量。但是，希特勒1930年代末的策略在德国资本主义看来却是合理的。他十分实用主义地试探了其他帝国能够允许德国扩张势力范围到何种程度。
希特勒与斯大林秘密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同意瓜分波兰后于1939年夏天进攻波兰，此举展现出同样的合理性。希特勒知道德国没有发动且维持数月全面战争的资源，但他认为英法给予波兰的支持决不会比给予捷克更多。毕竟，英国政府就在近期的1938年12月还承认波兰应当成为德国的卫星国，而且英国军方大多数人的意见都认为波兰无法防守。希特勒知道自己几天内就能征服这个国家。同时他也相信，如果英法出面干预，他也能迅速击败法国，然后只要他承诺不会撼动英法帝国，英法两国的统治者就会立即与他进行和谈。
希特勒唯独算错了一件事。在英国统治阶层中崛起了一股新生力量，这股力量以两位强硬的帝国主义者温斯顿·丘吉尔和安东尼·艾登为核心，他们认为德国在欧陆的统治对大英帝国是一个重大威胁。例如，旧日德国的霸权梦通过巴尔干半岛延展到中东地区，威胁着连接英国与其印度属国之间的油田和苏伊士运河的安全。希特勒的举动令其他人也开始感到恐慌，从而给予英法足够的压力在德国突袭波兰之后向其宣战，并在九个月后也阻止了英国政府接受德国对欧洲的征服。
希特勒其他方面的算计都一一变为现实。法国统治阶级，以及英国统治阶级中的一些重要成员，都不情愿地加入了战争。他们根本没有作出什么实质性举措来帮助波兰人——尽管他们后来确曾出于自己的目的疏散了一部分波兰军队。在接下来的1939年至1940年的冬天，英国忙于支持由德国扶持的芬兰政府与苏俄作战。由此德国得以利用“虚假战争”时期，为其穿越荷兰和比利时进而突袭法国的“闪电战”做好准备，目标在于在德国有限的资源耗尽之前击败法军。
希特勒预期对法战争必须釆取“闪电战”才能夺取胜利的策略无疑也是正确的。1940年5月，只用了两周时间，德军的突袭就打破了比利时和法国北部“联军”的背后防线，迫使英军在月底之前从敦刻尔克撤退；德军于6月14日占领了巴黎。
德军的胜利是墨索里尼加入德军阵营作战的有效刺激，使希特勒毫无争议地得到了西欧和中欧的控制权。在发动下一轮进攻之前，希特勒可以等待更好的时机，尽管德国空军在对南英格兰发动的“不列颠之战”中表现糟糕，令德军入侵英国变得困难重重。就在德国占领法国一年后，希特勒作出了一个不同的选择，他决定集中其绝对优势兵力向苏联发起“闪电战”，希望在冬天结束之前轻而易举地拿下苏联。
战争的性质
欧洲和北美的左翼及自由主义观点，将这场战争视为民主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一场战斗。在英国，这一观点由《每日先驱报》（工会拥有一半所有权）、《每日镜报》、《标准晚报》（由最热切的帝国主义者比弗布鲁克拥有，但很快就由工党左翼分子迈克尔·福特掌握话语权）、左翼自由主义的《新闻纪事》等报纸，以及最流行的图片杂志《图画邮报》来传播。直至今天，这种观点依然是大多数人认同的传统观点。例如，霍布斯鲍姆在他所著的20世纪历史中，称这场战争“在19世纪会被称为‘进步和反动’两方之间爆发的战争”[16]。
然而，这并非推动盟军方面领袖人物的主要动力。要求毫无保留和阻碍地开战的丘吉尔，与乌姆杜尔曼（苏丹中部城市）屠杀时期的丘吉尔是同一个丘吉尔——他曾于1910年派兵射杀罢工矿工；曾在英国控制的伊拉克命令英国皇家空军使用毒气弹镇压反抗的库尔德人；曾经盛赞墨索里尼。丘吉尔于1930年代攻击保守党政府允许印度少数地区组建地方自治政府，在整个战争期间，他都坚持绝不对大英殖民地内的反殖民主义运动作出任何让步，尽管此举可能会对英国赢得战争助上一臂之力。丘吉尔宣称：“我不是监管大英帝国解体的首相。”丘吉尔在雅尔塔告诉罗斯福和斯大林：“只要我还有命在，就决不允许英国的主权发生转移。”[17]
加入“反法西斯”联盟的第二大强国的领袖斯大林与丘吉尔一样，既非民主主义者，也非自由主义者。斯大林屠杀了大部分曾经参与革命、曾经见识过集体化的恐怖，以及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大饥荒的布尔什维克。1939年，斯大林与希特勒达成秘密协议，瓜分波兰，重新夺回对波罗的海共和国的控制权，这片土地于1917年在布尔什维克的允许下宣布独立。这并非只是外交上赢得时间的权宜之计，因为协议中的确包含将流亡苏联的德国共产党员移交给盖世太保，以及向德军提供战争物资等实质内容。1941年6月，在忽视了情报机构和柏林大使馆关于希特勒企图的警告之后，面对德国的入侵，斯大林不得不向其宣战。面对德军入侵最初几周苏军连连败退的情势，斯大林感到十分恐慌，试图通过思想上倒退回1917年之前的大国沙文主义来巩固他的地位。他赞扬征服了沙俄帝国非俄罗斯裔人民的俄罗斯将军，将反抗希特勒的战争宗教化为“伟大的爱国战争”而不是“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许多非俄罗斯裔民族主义者为斯大林转向沙文主义付出了惨痛代价。斯大林驱逐了诸如克里米亚鞑靼人、车臣人，以及距离中亚和东亚数千英里的伏尔加德意志人。
第三位“反法西斯”领袖是罗斯福。在参战前，美国政府遵循了利用机会建立“非正式”美帝国、使欧洲帝国相形失色的政策。历史学家 A.J.P.泰勒这样解释道：
1941年3月，罗斯福通过了《租借法案》，这可能是战争时期最引人注目的一项政治举措。美国成为“民主的兵工厂”，而且不问回报。不过，换取美国的援助依然要付出重大代价。美国政府剥夺了大不列颠的黄金储备及其海外投资。他们限制了英国的出口，美国商人得以进入此前由英国商人掌控的市场。
[18]
英国外相安东尼·艾登后来曾坦率地抱怨，罗斯福希望前殖民地“一旦从主人那里得到自由，就从政治上和经济上依赖美国”[19]。
殖民帝国在远东的争夺，令美国直接投入战争。日本急切地想要在损害其他殖民帝国的情况下（那些殖民帝国的实力随着战争进程而受到极大的削弱）去扩张自己帝国的领土，它开始从中国向南推进到法属印度支那。但是，美国在印度支那拥有自己的利益。它控制着菲律宾，将依然在中国西南坚持抗日的蒋介石，视为对美国资本表示友好的代理人。在中间人出面代表美国与日本协商划分势力范围的尝试失败之后，美国封锁了日本进口急需原材料的一切通道。日本则以偷袭停靠在珍珠港的美军舰队来进行回击，想要除掉日军向南夺取法属、荷属和英属东南亚殖民地的主要障碍。
普通民众奋起反抗纳粹的动机，与丘吉尔、斯大林和罗斯福等人大为不同。他们真心憎恨法西斯，尤其是当大众媒体通常第一次解释了法西斯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时候。“三大领袖”无法避免地利用了这些民众的态度。1940年夏，丘吉尔一派的统治阶层感到十分绝望。英军丢掉了大部分军事装备，它（错误地）估计将会遭遇一场难以抵御的入侵，一半的统治阶层支持与希特勒签订和解条约，而其中的条款令丘吉尔一派感到异常屈辱。丘吉尔一派能够在政治上存活下来的唯一途径就是向工党和工人运动倾斜。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因此当上了副首相，最重要的工会领袖欧内斯特·贝文则负责监管战时经济中的劳工需求。如果不是抛弃了战前托利党的帝国主义阶级战争辞藻，就无法将这样的政府凝结在一起。相反，新政府谈论的是“自由”“民主”和“民族自决”。除此之外，政府还不得不利用定量配给方法来分配稀缺的食物供给（这的确改善了部分穷苦工人的餐饮，虽然富人依然锦衣玉食），承诺战后对社会福利制度作出大幅改革。正如冉冉升起的保守党新星昆廷·霍格（后来的海尔什姆勋爵）承认的那样，如果政府不给予人民一定程度的“改善”，人民就会冒险“革命”。
美国也进行了类似的考量，政府使用了反法西斯和反帝国主义的语言（以及埃莉诺·罗斯福为各种各样的自由主义事业发声），好莱坞则遗忘了自己在战前对诸如卓别林的《大独裁者》等反纳粹电影的厌恶。
甚至是在苏联，战争岁月中的恐怖主义似乎也有所减轻，虽然少数民族依然被大量驱逐。至少在知识分子界，产生了一种战后一切都将会变得不同的短暂感受——这种感受贯穿瓦西里·格罗斯曼以斯大林格勒和希特勒死亡集中营为主题的巨著《生存与命运》始终。
然而，统治者们的动机与人民的动机依然迥然不同。这一点从战争的进程就可以看得出来。从1940年春巴黎陷落到1943年盟军在意大利南部登陆，英军所进行的大部分战斗都发生在非洲北部。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丘吉尔决心将这一地区紧紧攥在自己手中，以保卫苏伊士运河和该地区的油田。他不仅担心德国，同样也在提防美国，这一点反映在丘吉尔与罗斯福在沙特阿拉伯问题上进行的激烈的外交争夺上。
丘吉尔执著追求在地中海地区建立英国霸权的梦想，导致他作出了入侵意大利的决定。当大部分重要战役都发生在苏联西部时，他拒绝了苏联和美国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的请求。相反，丘吉尔声称，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组成了“欧洲柔软的腹部”，最易受到攻击——尽管那里的高山地形势必意味着血腥的战斗和极慢速度的进军。
丘吉尔拒绝承认印度独立，这意味着，在1942年决定性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正在打响的关键时刻，数千名英军却在印度残忍地镇压民族起义，而不是投入与纳粹的作战之中；这也意味着，一支由印度人组成的“自由军”却在与日本人并肩作战。此举同时也给孟加拉带来了一场饥荒，饿死了三百万人民。
斯大林希望能与希特勒瓜分东欧的野心，令他蒙蔽了双眼，忽略了德国对苏联的威胁，因此苏军在1941年德军发动突袭时毫无准备。为了使苏联在势力范围内再增加新的属地，当德军于1941年在华沙镇压波兰人民的起义时，斯大林下令苏军退后。直到城市被摧毁，苏军才跨过维斯瓦河控制住了局面。
遵循同样的思路，尽管日本政府已经露出种种投降的征兆，美国政府依然在战争最后的日子里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此举能够逼迫日本在苏联军队迅速穿越日本占领的中国东北地区之前投降，不给苏联任何插手战后日本事务的实权。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事件也以最恐怖的方式展现出美国实施全球统治的能力。
这三个大国的所作所为，使得希特勒更容易在德国维持自己的控制力。它们将所有德国人而不仅仅是纳粹视为敌人。英国高级官员罗伯特·范西塔特制订计划，打算摧毁所有德国的工业，将其变为一个贫穷的农业国。英美空军遵循在平民区地毯式投放炸弹的政策，毁灭性的爆炸令汉堡、科隆和德累斯顿（一座毫无军事重要性或战略意义的城市）的十万平民死于烧伤和窒息。在苏联，小说家爱伦堡透过广播宣传，号召人们“杀死德国人！杀死德国人！杀死德国人！”类似这样的方式根本无法鼓动德国工人起来反对其统治者，反而只会使得希特勒更容易维持德军直至战争的最后一刻。
终极野蛮
德国统治者的野蛮毫无异议。他们占领西欧的举动十分野蛮，他们在占领波兰、进攻苏联时十分血腥，他们对待欧洲犹太人的残忍手段更是达到了人类20世纪历史上最令人发指的恐怖巅峰。但是，我们还是有必要弄清楚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纳粹在西欧和大部分东欧的政策，受到两个主要考量的驱使：以尽可能少的军队持续控制占领国，最大限度地向德国输送粮食和军用物资。实现这些目标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与本地政权联手使其按照德国的意愿做足准备工作，利用本地警察铲除反对派，监管粮食和货物的运输。这并不难实现，因为欧洲大部分统治阶层都认为，与革命或者持续战争造成的财产损失相比，德国的占领并没有那么罪恶。甚至就连那些从原则上反对德国的群体，也看到了从为德国人工作中可以谋利的实际好处。
劫掠被占领国家令德国资本主义得以利用欧洲大部分的劳动力，在维持德军作战的同时又获取了利润。同时这也使德国避免了过于猛烈地打击他们最惧怕的工人力量——德国工人阶级曾在1918-1923年间掀起革命，危及国家政权（尽管德国工人几乎很难被描述为“享有特权”，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在战争期间一落千丈，而且他们还被征兵派往苏联前线，那里的死亡率极高）。德国资本主义能够依靠被占领国愿意协作的政客和商人去让他们自己的工人遵守统治秩序，因而无需配备昂贵的德国警力尽管他们不得不声称“这样做是为了安抚德国人，否则一旦德国人再回来，局面只会变得更糟”。这是完美的“分而治之”策略。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问题开始显现出来。向德国运送物资的负担，不成比例地落在了被占领国的工人身上。最终他们只能得到维持生存每日必需能量一半的食物。他们变得越来越愤怒，尤其是因为他们冒着被征用派遣到德国如同奴隶般做工的风险，而他们的统治者却与侵略者和平共处。在被占领三年后，爆发了罢工运动，工人逃往偏远地区以躲避征兵，有组织的反抗行动日益增加。德国对此作出的回应是，不断增援军事占领当局——它不必非得由效忠的纳粹组成，而是由盖世太保等纳粹组织组成，后者不遗余力地使用暴力手段。在法国、斯洛伐克、克罗地亚和匈牙利等国家，希特勒日益依赖本地法西斯和纳粹团体，这些团体执行狂热驱逐犹太人的政策。通过推行本地反犹主义传统，纳粹将部分人民的痛苦转移到替罪羊犹太人身上，将犹太人的家和物品作为贿赂提供给本地协作者。
对波兰的占领，遵循一种与众不同甚至更加激烈的方式。纳粹致力于消灭这个国家，将西里西亚西部土地合并到德国境内，将非德意志裔人口驱逐出境，同时将波兰中心地区作为“劳动力后备军”始终置于军事控制之下（1939-1941年波兰东部置于苏联统治之下）。这意味着清算旧日波兰的传统领袖。与德国合作的波兰人有数千人，但他们在德国人的监督下做着公务员的工作。纳粹警察拥有生死大权，他们也不遗余力地利用这种权力。正如加布里埃尔·科尔克指出的那样，“纳粹在波兰的恐怖统治，从一开始就是压倒性的和反复无常的”，“在城市里，生活完全缺乏可预见性，随时都有迫在眉睫的危险”。[20]五百七十万人（占总人口的16%）丧生。这些人中有一半是犹太人，他们于1939年被赶到拥挤挨饿的犹太人贫民区，继而从1942年开始被遣送到死亡集中营。犹太人贫民区的设立，符合统治波兰就是为了掠夺它的目标——而波兰人（后来的立陶宛人、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遭受痛苦，就是为了保证德国能够得到充足的食物和劳动力补给，战前的偏见被利用来将他们的部分痛苦转移到作为少数民族的犹太人身上，而犹太人遭受的苦难实际上比他们要更加深重。这样做是沿循了古老的“分而治之”策略。但它同时也符合纳粹党血腥的种族主义神话。德国占领军（雅利安）被告知自己是雅利安人的后代，波兰人是下等人，而犹太人则是下等人中的下等人，是必须要从欧洲抹去的外来族群。
德国于1941年夏天进攻苏联（代号“巴巴罗萨”），将恐怖提升到更高水平。前进的德军就像在波兰一样开始摧毁敌国的结构，但是这一次的范围更加广泛，波及地域也要更大。这一切还伴随着纳粹党卫军在后方的活动，刺杀所有共产党代表和一切与“犹太-布尔什维克”有关的人员。
有史以来第一次，集体屠杀成为战争的内在组成部分。但这依然是号称具有军事功能的集体屠杀——阻止支持苏联的力量集结起来进行游击战和破坏活动。所以首先惨遭毒手的犹太人，都是处于战斗年纪的成年男性。
德军并没能像希特勒期待的那样成功突进莫斯科，征服苏联。德军被困在冰天雪地的中欧平原，此后在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遭遇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最血腥的战斗。最初的“巴巴罗萨”军拥有三百万士兵。到了1945年，德军在东部战线的伤亡已达六百万，苏军方面的死亡则达到一千三百万，另有七百万平民丧生。[21]
德军面临的困境是他们的司令官万万没有想到的，也因此毫无准备。战争展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残忍嗜血，残暴的士兵默许（如果不是主动加入的话）对俄罗斯人和犹太平民进行大屠杀，借口是他们可能会帮助抵抗运动。资本主义战争缔造出这些事件发生的环境，而就其骇人听闻的恐怖标准而言，这一切依然是合理的。这种氛围使纳粹领导者得以实施即使以上述标准来看也极不合理的政策——秘密灭绝欧洲所有的犹太人和吉卜赛人。党卫军别动队在屠杀成年犹太男性的同时也开始屠杀犹太妇女和儿童：1941年9月，他们在基辅附近的娘子谷屠杀了四万三千名犹太人；此时的德国将军们依然期待能够收获一场速胜。在1942年1月的万湖会议上，十四位纳粹党和德国的核心领导人物聚集一堂，正式确定了对待犹太人的屠杀政策。他们启动了一套精密的机制，在德国控制的欧洲，用来确认每一个拥有犹太血统的人（大约五百万或六百万人），将他们成批扣留，然后将其遣送到几百英里外伪装成“定居点”的特殊集中营中，劝说他们进入其实很快就会释放毒气的特殊大楼，接下来处理犹太人的尸体，如同他们不过是工业装配线上冷冰冰的部件。
从德国资本主义经济或战争需求的角度来说，这种做法无疑是疯狂的和不合情理的。许多遇害的犹太人都是熟练工人或职业人士，他们本可为战时经济出力，或者为德国创造利益。然而，实际情况正相反，他们在被杀之前被迫进行劳动，而他们所从事的奴隶般的劳动与他们的技能并不匹配。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从欧洲的一端被遣送到另一端，此举严重阻碍了铁路线的运输，占用了运送军队、武器和工业部件本就极度匮乏的铁路车厢。原本可以更加有效地实行战时各项计划的政府机关人员，不得不被运输犹太人占去大量精力。然而，这项工作却一直持续着，日复一日，直至战争终结。
这一行径甚至在意识形态思想方面也显得荒谬：犹太人原本是转移德国大众注意力、代替政府承受民众因饱受战争痛苦而所生愤怒的替罪羊。但是德国民众并不知晓这项行动，犹太人全都是被秘密地处决。肯定有数千人知道犹太人大屠杀的相关细节。而且还会有更多人怀疑正有什么令人不快的事情在发生，不过他们却故意不去想这些。[22]但无论如何，这都不是赢取德国民众支持政权的方法。
实际上这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纳粹领袖多年来已经发现，虽然他们可以利用长久以来在德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反犹太人情绪，但是这种利用也是有局限的。例如，1938年11月在“水晶之夜”，冲锋队使用暴力手段袭击犹太人的商店和商业时，他们发现这种举动实际上引起了民众的广泛敌视。许多原本从整体上不认同犹太人、责备犹太人的人们，也不愿看到他们认识的人遭受痛苦。虽然反犹主义思想广泛存在，但同时也有一批挑战反犹主义思想的思潮存在。这就是犹太裔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领导（从马克思到罗莎·卢森堡）能够得到数量庞大的德国工人效忠的原因，尽管也有一些工人受到了反犹主义传统和宣传的影响。这也是我们审视魏玛共和国末期的纳粹宣传时可以发现希特勒无法只依靠反犹主义的原因，他还必须时不时地压制反犹主义以获得更多支持。甚至是在纳粹掌握实权、镇压公开挑战反犹主义思想观点之后，他们也发现，将注意力集中在降低失业率、致力于废除《凡尔赛和约》、将希特勒的形象打造为国际人物上，其实可以从民众那里收取更好的效果。
反犹主义非常重要之处在于，它将纳粹党的内在核心力量冲锋队和党卫军紧密团结在一起，并且不断地激励他们，保证他们一直处于积极主动的状态之中，防止他们陷入懈怠和保守。正是这种荒谬的想法鼓动他们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冒险面对左翼势力，一旦“第三帝国”建立后就积极执行希特勒的命令。对他们来说，犹太人是造成德国不幸的最大敌人。随着德军东进，消灭犹太人被视为保卫被征服领土的唯一方法。甚至是在1944年末和1945年初德军即将战败之时，杀死犹太人似乎仍能令德国人感到赢得了战争。
德国统治阶层需要抱有如此疯狂观点的人们来应对1930年代初的危机。他们的疯狂为统治阶层提供了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征服工人阶级组织，进而还能令德国维持欧洲霸权。作为回报，纳粹得到许可去实现他们疯狂的幻想：他们消灭了超过六百万的犹太人、吉卜赛人和残疾人。军工企业克虏伯和化工企业法本公司等大公司，很高兴可以帮助组织死亡集中营，使用集中营的奴隶劳役，尽管种族灭绝从经济角度来看毫无理性可言。罗莎·卢森堡曾经预言：社会主义的替代是野蛮，纳粹主义就是这一预言最可怕一面的实现。
希望重生
年轻的英军上尉丹尼斯·希利于1945年向工党会议汇报了正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欧洲地区的情况，他刚刚从那里返回英国：
每个国家的上层阶层都自私自利，腐化堕落，荒淫放荡，颓废衰败。这些上层阶层希望英军和英国人民来保护他们免遭在过去四年间始终坚持地下反抗运动的人们的怒火焚烧。我们必须明白，这是不可能发生的。
[23]
战争并非简单地带来恐怖和绝望。战争期间，它还在那些战败者和士气低落者中间产生了连锁反应。欧洲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似乎预示着革命变化的抵抗运动。
除了波兰和苏俄，希腊是二战中遭受苦难最多的国家。它先是被意大利占领，继而又被德国占领，导致其全国人口有十分之一丧生——其中一半都是饿死的。[24]抵抗组织最初自发出现，后来结成了松散的全国性组织“国家社会解放组织”（EAM-ELAS），对乡村地区行使着日益有效的控制，威胁着德军的交通线，拖住了数千名德军。当德军准备于1944年末向北撤退时，解放运动似乎注定将要控制整个国家。君主制的右翼独裁统治遵循亲纳粹政策，一直维持到1940年意大利入侵。主要的抵抗力量希望终结君主制和旧统治阶层，很高兴看到希腊共产党在“国家社会解放组织”中担任主要角色。
在意大利，工业家和地主于1920年代帮助墨索里尼上位并一直与其政府合作，直至1943年夏天意军惨败，失去了海外殖民帝国。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只有共产党零星集结了地下反抗组织；社会党的支持者虽有抵抗，但是范围更小也更加松散，他们试图维持某种程度上的全国组织。伊尼亚齐奥·西洛内的小说《面包与酒》，就描写了一位地下社会主义者绝望地试图建立联系网的故事，反映出那个年代的艰难困苦。第一次公开反抗出现在1943年3月，都灵的罢工迅速蔓延成潮，遍及整个意大利北部，尽管要冒着被逮捕的危险，参与罢工的工人依然达到十万人。导致罢工的直接原因来自飙升的物价和被轰炸后的灾难给人民造成的直接困难。但是，少数依然记得1918-1920年斗争的共产党武装分子，站在了反抗的最前线。墨索里尼对法西斯领导们说罢工使他的运动倒退二十年，希特勒则提出疑问：怎么能够容许这样的违抗发生？[25]实际上，罢工不过显示出战争造成的这场社会危机令众多中低产阶级陷入贫困，而经济衰退本身就会令政权无法持久。
截至英美联军于7月初登陆西西里岛并开始非常缓慢地向北推进，大多数上层阶层都担忧政权危机也将吞噬他们。他们认为，唯一能够保住他们手中权力的方法，就是抛弃墨索里尼，与英美和谈。“法西斯大委员会”中墨索里尼最亲密的战友们也是这样想的。在英美登陆两周后举行的一次特别会议上，“法西斯大委员会”投票通过，让墨索里尼交出权力。第二天，曾于1922年将大权交给墨索里尼的同一位国王，起用1935年劫掠埃塞俄比亚的意军司令官巴多利奥元帅取代了墨索里尼，并将墨索里尼软禁起来。
人们蜂拥上罗马的大街小巷，欢庆法西斯主义的噩梦终于结束。不过他们未免高兴得太早了。巴多利奧政府与德国的同盟又维持了一个月，在此期间它则秘密与盟军进行协商。与此同时，意大利政府使用武力镇压示威游行，在巴里广场射杀了二十三名示威者。政府的举动令德军得到喘息的时机，最终倾兵意大利。当巴多利奥政府最终宣布与盟军达成协议时，德国已经占领了那不勒斯以北的意大利，迫使当局逃离罗马。德军士兵解救了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北部建起了一个傀儡政府（史称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又称萨洛共和国）。
德国的占领激起了层出不穷的大规模反抗运动。这些运动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活跃在乡间的武装游击队员：游击队人数在1943年年底为九千人，1944年春超过两万人，一年后更是达到十万人。第二种是活跃在城市里的地下武装“爱国者团体”，他们刺杀官员，向德军投放炸弹。第三种是工厂里展开的日益蓬勃的抵抗运动：1944年1月射杀政治犯后，热那亚掀起了大规模罢工；3月，米兰又有三十万人爆发罢工，紧接着，罢工浪潮很快就蔓延到了威尼托、博洛尼亚和佛罗伦萨。低收入工人和女工在这些罢工中冲在最前面，而德军则以逮捕和大规模驱逐来应对罢工。
1944年8月，当抵抗运动在盟军抵达之前就从德军手中控制了大部分的佛罗伦萨时，三股力量合而为一。八个月后，他们再次联合起来形成一股强大力量，控制了意大利三大重要工业城市：热那亚、都灵和米兰。在热那亚，武装起来的城市群众团体领导的起义夺取了市政大楼，包围了德军，俘虏了军营中的士兵，继而在乡间游击队员的协助下，迫使德军将领和一万五千名德军士兵投降。在都灵，
城市群众，尤其是工厂工人，认定自己面对攻击应当首当其冲……工人们占领了蓝旗亚、Spa、Grandi Motori、菲亚特米拉菲奥里、费列雷和许多其他工厂，战斗就在这些工厂周边激烈展开。工人们意志坚定地进行反抗……〔直至武装起来的城市群众团体〕也开始进行回击，从而扫荡了法西斯残余力量。
[26]
在米兰，武装团体对法西斯兵营展开了狂风骤雨般的进攻。在主要的工厂都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尤其是在倍耐力公司；武装团体、游击队和工人接管了城市，从市郊进驻城市。
最初的反抗团体通常都是自发组织而成，德军占领的残忍野蛮及其带来的困苦生活，激发了他们的战斗热情。许多年轻人逃往山里以躲避德国人的征兵或强迫劳役。但是，抵抗运动将他们吸收到了左翼政治中。每个意大利人都知道统治阶层支持墨索里尼。每个人都知道工业家或多或少都会与德国占领军合作。每个人都亲眼见证了国王和巴多利奥几乎什么也没做，导致德军于1943年夏天占领了意大利。
选择反击的人们几乎都拥有如下这种共同感受：意大利社会必须从根基上进行改变。就这一点而言，控制抵抗运动的政治力量已经达成了共识。1943年6月，共产党拥有五千名党员，到了1945年3月，党员人数猛增到四十一万，它甚至还吸引了大量根本不明白何为党派阵线纲领但却希望意大利发生革命变化的人们，他们也希望能够获取斯大林格勒保卫战那样的苏军胜利。与之并肩的是传统的社会党：该党人数少，组织性略差，而且依然包含胆怯的改良主义者群体，但它仍像在1918-1920年间那样使用革命语言。最后，在中产阶级领导下由成分混杂的党员组成的“行动党”坚称，必须激烈地斩断过往。丘吉尔对“狂暴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感到忧虑并不足为奇，他将国王和巴多利奥视为抵抗布尔什维克唯一的屏障。[27]
法国在一个方面与希腊和意大利都不同。那就是，并非是左翼力量首先号召建立地下抵抗组织，因为社会党的国会议员大都将选票投给了贝当政府，共产党（在苏德结盟期间遵循莫斯科方面的指令）在1941年夏天之前都反对抵抗运动。建立抵抗组织的号召来自旧日统治阶层代表、中级军官戴高乐，他曾逃亡英国。但是，由于戴高乐以英国为大本营的“自由法国”的力量和规模都较小，美国不愿承认他；直至1943年底，美国依然试图与亲德的维希政府达成协议。德国一入侵苏联，法国共产党就建立了自己的抵抗组织游击队（FTP）。共产党的发展速度很快就超过了戴高乐主义者，因为抵抗运动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有一个阶级属性问题。旧统治阶层曾于1940年半推半就地欢迎德军，并一直全心全意地与之合作。与在希腊和意大利一样，较低阶层承受了被占领的痛苦。在加莱海峡和诺尔，被逮捕者中有88%来自工人阶级。铁路工人只占布列塔尼人口的1%，却在抵抗组织中占据7%的成员比例。当抵抗组织于1944年随着盟军的推进从德军手中夺回巴黎时，人人都知道核心的控制力量是共产党。唯一的问题（与在希腊和意大利一样）就是，它是会利用其地位推动社会革命，还是会与戴高乐合作维持资本主义的运行。
再次被扼制的希望
丘吉尔曾在一段著名的段落中记载了他于1944年10月在莫斯科会见斯大林的情景，丘吉尔对斯大林说：“就英国和苏联而言，苏联拥有罗马尼亚90%的控制权，英国拥有希腊90%的控制权，英苏两国平分南斯拉夫的控制权，如何？”
丘吉尔写下了一连串国家的名字，并在每个国家名字旁边注以相应的控制权百分比，斯大林同意的话就会打上一个大大的对勾。
最后我说：“我们以看上去如此随意的方式来处理数百万人民的命运，不会被视为玩世不恭吧？我们还是把这张纸烧掉吧！”斯大林却说：“不，你留着它吧。”
[28]
然而，事实上，决定欧洲命运的并非希腊、意大利和法国的抵抗运动斗士，而是如下几次会议。在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召开的会议上，斯大林同意与丘吉尔和罗斯福在欧洲划分势力范围。美国最初对划分方案并不满意。它希望利用其工业霸权地位将整个世界置于其一国控制之下，自由贸易可以为其提供全球各地的开放市场。[29]丘吉尔一直致力于维持大英帝国在全球的影响力，当然不愿答应美国的要求，斯大林同样表示反对（苏联拥有庞大的军队，能与美国的经济实力相对抗）。他们劝说罗斯福接受英苏两国提出的划分方案。
三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协议，给心存一线希望的抵抗运动造成了致命打击。抵抗运动曾在东欧帮助苏军赢得胜利。然而，不论当地民众如何支持革命，斯大林都不打算令其他地区共产党试图展开的革命举动打乱他的计划。斯大林的前外交部长利特维诺夫于1944年9月在意大利对美国代表直白地说道：“我们不想西方发生革命。”[30]
这句话可不是光嘴上说说而已。1944年春，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陶里亚蒂从莫斯科返回意大利。他宣布意大利共产党加入被鄙视的巴多利奥政府，并准备直至战争结束都不触动君主制政体。[31]法国领导人多列士根据莫斯科的意见坚持认为，最大的抵抗组织、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应当与戴高乐规模较小的抵抗组织法国内政部队（FFI）整合，并接受戴高乐的领导。1945年1月，多列士回到巴黎，号召武装分子放弃所有对旧国家体制的抵抗。他坚称，必须实现“一个国家、一支军队、一套警察 〔系统〕”[32]。
在意大利和法国，恢复旧秩序的过程基本上都是和平的。但在希腊，结果却引发了一场内战，尽管这并非出于抵抗运动领导人任何实现革命的严肃企图。
1944年末德军的撤退令国家社会解放组织实际上掌控了整个国家。它只需略施武力就可占领雅典。它很清楚，英国的意图是在希腊恢复旧日君主制，并由毫无信用的原统治阶层政客组建政府。它也看到，数千名流亡埃及的希腊士兵组成的军队举行起义反抗这种安排，却惨遭英军武力镇压。然而，它还是允许英军和新政府接管了城市。[33]政府唯一能够依赖的武装力量就是警察和右翼组织，他们曾与纳粹合作，令抵抗运动蒙羞。12月初，政府要求全国抵抗组织立即解除武装，政府武装还在雅典举行的大规模示威活动中向群众开火，杀死了二十八人，伤者无数。[34]国家社会解放组织别无选择，只能反击，英国将军们感到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陆军元帅亚历山大警告丘吉尔，他无法再次征服超出雅典-比雷埃夫斯地区之外的地方。
丘吉尔已经告知安东尼·艾登“我希望希腊政府军能够开火就不要犹豫”，他命令驻当地英军司令斯科比“该镇压就镇压，不要手软，就像身处一座发生当地叛乱的被征服城市”。[35]就在这一紧要关头，丘吉尔飞去雅典，宣布英军的行动“已经得到罗斯福总统和斯大林元帅的批准”[36]。国家社会解放组织的军队撤出了首都，一个月后正式宣布解散，以换取一纸政府根本无意遵守的协议。3月8日，斯大林在雅尔塔告诉丘吉尔：“我对英国在希腊实施的政策很有信心。”[37]
政府军很快便肃清了抵抗运动力量。1945年，至少五万名国家社会解放组织的支持者被关押或拘禁，在此期间，右翼力量的准军事武装则协助政府军实施“保护”措施。日后成为托利党国会议员的 C. M. 伍德豪斯，当时作为英国代表派驻希腊，他后来写道：“直至1945年年底……应当为这场嗜血屠杀承担责任的主要是右翼力量。”[38]
直至今天依然有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这三个国家的抵抗运动组织领袖别无选择，只能接受战前统治阶层的统治复辟。这些历史学家争辩道，如果抵抗组织试图推翻旧日统治阶层的复辟，他们将会被强大的英美联军消灭。从事意大利研究的保罗·金斯伯格接受这一观点，霍布斯鲍姆则给出了更具概括性的结论：“共产党……在的里亚斯特以西没有任何可能……建立革命政权。”[39]然而，就像加布里埃尔·科尔克恰当指出的那样，上述判断“完全没有考虑到此时对德战争的大历史环境，继续反革命战争不仅会令英美面临纯粹军事上的问题，还会带来巨大的政治困难。”[40]
1944-1945年间英美两国民众的意愿，并非轻易就会听凭政府进行大规模镇压。英国在希腊的行动在英美两国都引发了巨大的政治风暴，英军和美军士兵希望能够尽早返乡的愿望非常强烈——驻扎埃及的英军发生兵变就是这种情绪的明确表达。总之，革命运动被限制在一国之内是不可能的。丘吉尔最大的恐惧是希腊革命将会激起意大利爆发同样性质的革命——一旦意大利爆发革命，革命浪潮是否会蔓延到法国就很难预料。事实上，甚至是在德国，1945年5月纳粹政权倒台后，工人们也是迅速云集到旧日社会党和共产党的旗帜下，建立民众反纳粹委员会，从逃走的亲纳粹管理者手中接管工厂——直至占领军在流放归来的政客的协助下恢复了“秩序”。
希腊、意大利和法国的旧秩序复辟，意味着那些曾在法西斯及其合作者政权下大富大贵之人很快便又飞黄腾达起来。在希腊，政府与抵抗运动斗士之间的“休战协议”很快就被遗忘。政府在军队和警察的每个层级中搜寻同情法西斯者和此前与法西斯合作者，他们开始系统地迫害左翼力量，直至内战正式爆发。美国提供的武器保证右翼力量赢得了内战，并于1950年代至1960年代初通过操控选举的方法来管理国家。1967年，军队中的法西斯同情者和曾经的合作者通过军事政变夺取政权，而非通过冒险与中左翼政治家进行选举较量而获胜。在1970年代中期军事政权倒台之前，希腊根本不存在任何正式的资本主义民主成分。
意大利建立了真正的议会政体，但是作为议会政体根基的国家机器的组成，依然与从前一样。1970年代初，当特务机关和武装部队与法西斯分子合作埋下炸弹，希望挑起一场政变时，这一点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
在法国，旧日国家机器依然在延续的明证，表现在1990年代中期对前维希政府波尔多警察总长莫里斯·帕庞的审判中他曾将数千名犹太人赶入死亡集中营。战后，帕庞升任巴黎警察总长，并下令警察武装攻击阿尔及利亚示威活动，造成一百多人死亡。然而，延续旧日法国国家机器的最恐怖后果却出现在法国之外。在二战欧洲胜利日，阿拉伯人占领了阿尔及利亚塞提夫的街道，挥舞着反对法国统治的抵抗组织的白绿色旗帜。法国警察开了火，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至少五百名阿尔及利亚人和法国移民被杀。[41]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里，法国决意控制殖民地的做法，导致一百万人丧生。在越南，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抵抗运动“越南独立同盟”在日本投降后控制了全国。蒙巴顿勋爵领导的英军在西贡南部登陆，给日本战犯提供武装，利用他们解除了“越南独立同盟”的武装，继而将西贡交给了法国殖民当局。短暂的平静过后——这段时间越南共产党试图实施斯大林的总体路线与法国合作——爆发了一场战争，这场战争持续了将近三十年，令二百多万越南人命丧黄泉。
西欧和南欧解放运动的命运，与东欧苏俄势力范围内发生的一切相匹配。西方国家同意将东部波兰并入苏联，称为“西乌克兰”，当斯大林允许德军粉碎华沙起义时，西方国家也按兵不动，继而接受斯大林任命的“人民政府”为国家统治机构。西方国家以同样的方式允许斯大林在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为所欲为。他们大肆宣传斯大林令这些国家遭受的痛苦，正如斯大林大肆宣传西方的罪恶一般，但是西方国家没有作出任何举动来阻止斯大林的行动。直至1989年苏联由于内部问题导致崩塌之时，双方都还在遵守着战时协议的主要方面。
欧洲有一个重要国家没有加入任何一方阵营，那就是南斯拉夫。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成功地建立起多民族抵抗运动（铁托本人拥有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血统），反抗德国占领和克罗地亚法西斯组织“乌斯特谢”的法西斯分子。南斯拉夫共产党由于愿意抗击德军而从盟军那里得到了武器支援，保皇主义的塞尔维亚“切特尼克”则拒绝对抗德军。游击队员控制了全国，建立了政权（尽管最初野蛮地复制了斯大林在苏联的政权形式），拥有自己强大的独立基础。这一点在1948年铁托突然与斯大林决裂，决定采取中立政策并将该政策保持了四十年中得到明确体现。
西方国家与苏联之间的协议并未局限在欧洲范围。二战期间，英国和苏联将伊朗分为两半，双方在其各自势力范围内维持驻军长达数年时间。1945年夏天，苏联和美国在朝鲜半岛划分势力范围的活动则持续得要更加长久——双方以美国将军麦克阿瑟划下的“三八线”为界，分割朝鲜半岛。苏美双方各自选取一位独裁者分别统治朝鲜和南韩：苏联选择的是一支小规模游击队的领导人金日成，他曾在苏联参战；美国选择的是右翼民族主义者李承晚，美国人可以依靠他在南韩达成所需。分割朝鲜半岛是战时盟军协作的最后一项行动。然而，在接下来的五年间，这却成为双方最大的冲突来源。
[1] 例如，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就利用该观点为自己加入纳粹党而辩护：”对于‘一个处决了数百万犹太人、将恐怖视为常规的政权’，人们进行严厉的谴责，而我只能说，我们实际上可以将‘犹太人’一词换成‘东德人’”。[1948年1月20日写给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信]参见理查德·沃林（Richard Wolin），《海德格尔争论：批判读本》（The Heidegger Controversy:A Critical Reader,London,1993），第163页。
[2] 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大萧条中的世界：1929-1939》，第233页。
[3] 同上书，第272页。
[4] 美国民权同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的报告，引自阿特·普莱斯（Art Preis），《劳工大跃步：产联二十年》（Labor’s Giant Step-Twenty years of the CIO,New York,1982），第17页。
[5] 同上书，第45页。
[6] 同上书，第61页。
[7] 例参布兰科·威迪克（Branko Widick），《底特律：种族和阶级暴力之城》（Detroit City of Race and Class Violence,Chicago,1972），第74页。
[8] 同上书，第64页。
[9] 阿特·普莱斯，《劳工大跃步：产联二十年》，第67页。
[10] 阿特·普莱斯，《劳工大跃步：产联二十年》，第67页。
[11] 同上书，第70页。
[12] 詹姆斯·法雷尔（James Farrell），《文选》（Selected Essays,New York,1964）。
[13] 拉尔夫·埃里森（Ralph Ellison），《看不见的人》（Invisible Man, Harmondsworth,1965），第404页。[《看不见的人》，殷维本、任绍曾、张德中、黄云鹤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14] 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稳定经济的工作》（Economic Stabilisation,New York,1971），第76页。
[15] 蒂莫西·梅森（Timothy Mason），《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与工人阶级》（Nazism,Fascism and the Working Class,Cambridge,1995），第114页。
[16] 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第144页。
[17] 特里·安德森（Terry Anderson），《美国、英国与1944-11947年冷战》（The United States,Great Britain and the Cold War:1944-1947,Missouri,1981），第6页。
[18] 艾伦·泰勒（Alan.J.P.Taylor），《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Harmondsworth,1976），第86页。
[19] 特里·安德森，《美国、英国与1944-11947年冷战》，第6页。
[20] 加布里埃尔·科尔科（Gabriel Kolko），《战争的世纪：1914年以来的政治、冲突与社会》（Century of War:Politics,Conflicts,and Society since 1914,New York,1994 ），第253页。
[21] 同上书，第207页。
[22] 这一再次思索的怀疑过程在君特·格拉斯（Gunter Grass）的小说《狗年月》（The Dog Years）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23] 引自如米尔班德的《议会制社会主义》第281页。
[24] 加布里埃尔·科尔科，《战争的世纪：1914年以来的政治、冲突与社会》，第200页。
[25] 保罗·金斯伯格（Paul Ginsborg），《意大利当代史》（A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Italy,London,1990），第10页。
[26] 同上书，第67页。
[27] 加布里埃尔·科尔科，《战争的世纪：1914年以来的政治、冲突与社会》，第294页。
[28] 加布里埃尔·科尔科，《战争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War,New York,1970），第114-115页。
[29] 关于这些讨论的详细论述，参见加布里埃尔·科尔科，《战争政治学》，第346-347页。
[30] 加布里埃尔·科尔科，《战争的世纪：1914年以来的政治、冲突与社会》，第297页。
[31] 关于其新闻发布会的描述，参见加布里埃尔·科尔科，《战争的世纪：1914年以来的政治、冲突与社会》，第297页。
[32] 加布里埃尔·科尔科，《战争的世纪：1914年以来的政治、冲突与社会》，第187-188页。
[33] 多米尼克·欧德斯（Dominique Eudes），《卡普塔尼奥斯：游击队与希腊内战，1943-1949》（The Kaperanios:Partisans and Civil War in Greece,1943-1949,London,1972），第172页。
[34] 关于详细的描述，参见上条注释所引书第190-191页。
[35] 例参加布里埃尔·科尔科，《战争的世纪：1914年以来的政治、冲突与社会》，第278-179页；《战争政治学》，第185-192页。
[36] 他作出这一发言的会议的相关情况，参见多米尼克·欧德斯，《卡普塔尼奥斯：游击队与希腊内战，1943-1949》，第216页。
[37] 同上书，第229页。
[38] 加布里埃尔·科尔科，《战争的世纪：1914年以来的政治、冲突与社会》，第375页。
[39] 保罗·金斯伯格，《意大利当代史》，第46页；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第168页。
[40] 加布里埃尔·科尔科，《战争的世纪：1914年以来的政治、冲突与社会》，第306页。
[41] 阿利斯泰尔·霍恩，《野蛮的和平战争：1954-1962年间的阿尔及利亚》（A Savage War of Peace:Algeria 1954-62,Harmondsworth,1979），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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