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大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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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大萧条

　　1929年10月24日，“爵士时代”的希望在这个“黑色星期四”被击得粉碎。当天美国股票指数下跌近三分之一。将全部财富赌在股票上的富裕投机者变得一无所有，报纸上报道华尔街当天就有十一人自杀。无数人失去了终生的积蓄。对那些曾经认为“钱不是事儿”的人们来说，这一天意味着一个纪元的终结。
　　这次崩溃是资本主义体制更深层次缺陷的一个表现。在这次经济危机爆发时，德国、美国和英国的经济已经开始走下坡路。^[1]此时它们的工业产量开始陡然下降，尤其是美国的工业产量下降最为严重。到1930年年底，美国工业产量比一战刚结束时的经济衰退时期还要低。新任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声称繁荣“就在街角处等候”，但萧条境况却是愈演愈烈。如果1930年的情况称得上十分糟糕的话，1931年和1932年的形势就更加糟糕了：美国有五千家本地银行破产，德国和奥地利两家主要大银行也都先后宣告破产。到了1932年年底，世界工业总产量下跌了三分之一，美国的工业产量下跌了46%。
　　世界上还从来没有发生过波及范围如此广泛深远、持续时间如此之久的经济大萧条。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三年后，依然没有任何经济复苏的迹象。在美国和德国，三分之一的总劳动力人口失业，这个数字在英国是五分之一。在德国和美国，受到重创的还不仅仅是产业工人。自视为中产阶级的白领工人也被解雇；由于农作物价格猛跌，农民也遭遇银行的催逼。
　　就像欧洲战争自动升级为世界战争一样，美国和西欧的经济萧条，很快就演变成为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萧条。经济危机令第三世界国家陷入灭顶之灾，这些国家的经济被定位为食品和原材料生产国。突然之间，再也没有接受它们产出的市场。刚刚被扯进金钱世界的人们，如今被剥夺了进入的权利，然而他们已经没有其他任何办法继续谋生。
　　这场危机不只是打击了被剥削阶层。它还给统治阶层带来了一场巨大的浩劫，经营多年的公司也都相继宣告破产倒闭。金融家生怕自己加入破产行列，工业家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利润和市场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转而向国家发出请求，要求国家赶走外国竞争者；与此同时，货币则在不断贬值，因为每个国家的资本家都试图比其竞争者的定价更低。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都开始采取措施：设立关税壁垒，制定限额政策，增加税收和限制进口等。就连英国（自从1846年起便是自由贸易的堡垒）也倾向于使用这些措施自保。世界贸易跌落至1928年的三分之一。尽管有些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广泛传播这样的说法，但实际上却并不是对贸易的控制导致萧条（引进控制手段前很久萧条就已初露端倪），而是萧条导致釆用控制手段。
　　大萧条使得“黄金二十年代”中那些一贫如洗的旁观者们的生活陷入困境。人们可以在西部所有大城市的街道上看到他们：步履蹒跚，脸庞憔悴枯瘦写满疲惫，衣衫褴褛，走在往返施粥站的路上。这些人中还包括其余地区担心失去土地的农民，他们害怕农作物的价格永远不够支付地租和赋税，只能拼命种些什么，想法养活自己。此时，那些在资本主义语境中非常“落后”者，即略有余粮能糊口、几乎不曾融入资本主义金钱经济的自给农民却是存活最好的。依靠出卖劳动力维生的人们都没有回头的余地，无处可以求救。就连移民美洲这条老路，也都因大量失业而受阻。
　　在伦敦、芝加哥、柏林和巴黎；在格拉斯哥、马赛和巴塞罗那；在加尔各答、上海、里约、都柏林、开罗和哈瓦那——到处都是一样的荒芜凄凉，到处都充满痛苦，等待着要么点燃新希望，要么转入疯狂的绝望。
　　1930年代这十年，每座城市的每条街道上，希望与绝望每天都在奋力厮杀。这十年，革命与反革命互相扼住了彼此的咽喉。最终反革命力量获取了胜利，将整个世界推入另一场战争，这场战争中表现出来的野蛮和血腥，甚至令1914-1918年的大屠杀都相形见绌。

俄国：革命天翻地覆

　　共产主义是西方及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大萧条的受益者。资本主义的衰落确认了社会主义革命者十五年来始终坚称的理论，而且最积极反抗大萧条后果的也是共产党人。他们在纽约、芝加哥、伦敦、伯肯黑德、柏林和巴黎举行失业者示威游行，尽管遭到手握警棍的警察的殴打。他们在法夫和南威尔士的矿厂、加利福尼亚的水果农场、巴黎的汽车工厂，就缩减工资展开绝望的抵抗斗争。他们在英国控制的印度因试图组织工会而面临审判，他们在中国试图建立农民游击队，他们在白人统治的南非的小棚屋城镇中组织团结起来，他们在美国南部冒着生命危险对抗种族主义。
　　1930年代有时也被称为“红色十年”，因为共产主义吸引了很多知识分子。1933年，共产主义已经征服了约翰·斯坦贝克、多斯·帕索斯、西奥多·德莱塞、詹姆斯·法雷尔、理查德·怀特、达希尔·哈米特等美国小说家，苏格兰小说家刘易斯·格拉西克·吉本，W. H. 奥登和克里斯托弗·艾什伍德等英国作家，法国小说家安德烈·纪德，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等人。除了上述名人，还有许多没那么知名的人物也支持共产主义理论，试图撰写“无产阶级”小说，向大众展演带有“宣传鼓动性的”戏剧，在小型文学杂志上表达自己的观点。这场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刮起的风潮，实际上是人们试图找到替代大萧条恐怖选项的一种更广泛情绪的体现，一种少数工人和随处可见的排队领取救济金者的共同心态。大多数知识分子最终并没有加入共产党，但即便他们并非全心全意拥护共产主义思想，至少还是将共产主义视为另一种可能的社会选择。
　　对生活在1930年代的大多数人而言，共产主义与苏联是两个难以区分的概念，意味着在其他地方效仿俄国革命。然而，实际上，截至华尔街大崩溃为止，1917年革命的胜利成果在俄国已所剩无几。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列宁在1924年去世前就对令工人国家饱受侵扰的“变形”及官僚化进行了评论。变形和官僚化在1920年代发展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革命政权只能通过向国内的资本主义作出让步（遵循我们所知的“新经济政策”），才能从内战后的满目疮痍和极端困难的情形下复原。此后，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缓慢提升。但随之而来的是，一小部分资本家、一小部分“新经济政策”贸易商和一些雇用雇工的富农，对1917年革命精神越来越仇视。工业依然掌握在国家手中，但也屈从于市场压力，工业生产的恢复伴随着相当高的失业率。1922年，有65%的工业经理人员被正式归类于工人，但到1923年，这一比例只有36%。^[2]
　　如果说俄国政权在列宁去世时依然还具有社会主义性质，那并不是因为它拥有社会基础，而是因为政权的上层决策人员依然怀有社会主义理想。正如列宁所写的那样，“政党的无产阶级政策，如今并非由人民群众决定，而是由被称为政党‘旧卫士’的少数派那巨大且无法分割的权威所决定。”^[3]但就像列宁所说，就连“旧卫士”也被蚕食党内其余部分的影响所腐蚀而行将就木。列宁最后的政治动作就是起草了一份遗嘱，建议撤除斯大林的共产党总书记一职，因为斯大林以残酷的官僚主义对待党内其他人员。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和斯大林等领导核心人物选择忽略这份遗嘱，秘而不宣。^[4]
　　当下环境令他们感到当前发展日益远离1917年原则，渐行渐远。他们依赖官僚机构来管理国家，而官僚机构的人员设置反过来则有赖于向富农、大批“新经济政策”商人和新涌现的“红色资本家”作出让步而达成。比起促进广大革命工人群众的利益，他们更关注的是如何安抚上述这些集团的利益。

　　这在党内引发了异议，甚至在党的领导核心中也产生了不同意见。1920-1921年，一个自称“工人党反对派”的群体，在各种集会、党内刊物（当时依然对他们开放）和二十五万册宣传册（政党出版社印刷发行）中宣称，工人已经失败。但他们也无法就解决国家当前总体贫困问题提出任何切实可行的方案。1923-1924年，兴起了规模更大的反对运动，四十六名老布尔什维克发出公开信，公开批评党内的官僚化。这些“左翼反对派”团结在1905年圣彼得堡苏维埃主席、十月起义的组织者、红军的创建者托洛茨基周围。他们提出，唯一能够解决当前问题的方案就是综合以下三种举措：扩大工业规模从而增加工人阶级的力量，促进工人民主，在党内和全国范围内终结官僚化倾向。只有这样才能保存工人国家的健康发展，直至革命传播至全球。
　　由此掀起了一场苏联共产党史无前例的对“左翼”反对派的辱骂狂潮。政党出版物每刊登一篇左翼反对派观点的文章，就会有十篇领袖撰写的反对文章。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诽谤和恶骂层出不穷，托洛茨基本人也从红军的领导位置被放逐到科技部部长这种二流领导位置，而在此期间斯大林则不断坐大自己的权力。
　　至于党内的官僚化发展到了何种程度，从1926年斯大林和布哈林与季诺维耶夫之间产生的纠纷就可见一斑。此前一直毫无分歧地支持季诺维耶夫的彼得格勒地区组织，如今毫无异议地共同谴责他。季诺维耶夫及其支持者遭受了此前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受到的同样攻击。
　　就在此时，斯大林和布哈林表达了党内大部分官僚化保守主义者的意愿，提出了全新的原则：“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此前，所有布尔什维克主义领袖都同意，虽然工人能在一个国家建立属于自己的政权，但却无法在一国基础上发展为全面的社会主义。想要克服五千年阶级社会的遗留，只能通过利用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缔造的所有生产方式——这些生产方式存在于世界范围内，而非一个国家，当然更不可能在相对落后的俄国这样的国家。革命最终要么传播全球，要么销声匿迹。
　　不仅列宁曾在多个场合反复论述这一点，斯大林自己也在1924年出版的著作《列宁和列宁主义》中坚持这一观点：

　　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组织社会主义生产——依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这个任务能否完成？无需其他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协助，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能否取得最终胜利？不，那是不可能的……对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对组织社会主义生产来说，只依靠一个国家的努力，尤其是俄国这种农业国家，是远远不够的。^[5]

　　上述正是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的重要补充，但在他接下来的著作中，他却去掉了“不可能”和“不够”这样的字眼！
　　斯大林和布哈林代表着一个统治群体，该群体惧怕并打击一切可能会妨碍其官僚主义特权的因素。这个群体的典型特征是迟钝和自满。俄国可以忽视外部世界仅仅依靠自己的资源这一想法，正如布哈林的著名论断“以蜗牛的速度建设社会主义”，反映的正是这种情绪。这就是为什么每天都要与产业经理人、富农或快速致富的贸易商作出妥协的每一个党内公务人员，都会迫不及待地支持斯大林和布哈林，而攻击那些试图令他们想起工人民主和世界革命的人们。这令统治集团采取更具压迫性的措施来打击反对意见，动用警察力量镇压彼得格勒工人为纪念“十月革命”十周年、支持反对派意见而举行的示威游行^[6]，从党内驱逐反对势力，将他们放逐到遥远边区，最终则将托洛茨基赶出了苏联。
　　即便如此，直至1928年，俄国的氛围依然与1930年代的典型氛围迥然不同，这是一种许多以斯大林时期的古拉格集中营为主题的著作所忽略的气氛。内战后，红色恐怖逐渐平息。1928年，古拉格集中营只有三万名犯人，而且也没有强迫他们劳动改造。这时的俄国还不是一个极权主义政权。
　　正如迈克尔·雷曼基于对这一时期文献档案的研究所论述的那样：

　　虽然镇压、尤其是政治上的镇压，依然非常普遍，但实质上已经抛弃了大规模预防恐怖主义的手段。正式的和平时期法律框架，以及遵守司法程序的习惯，已经建立起来。日常市民生活再度出现。“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文化开始形成独特的特色，例如它的餐厅、糖果店和娱乐场所。更加丰富的艺术和思想生活也发展起来……工人……实际上体验到了新工会法的积极影响，享受到了劳工的新权利，以及更加自由的工厂监管条件……斯大林手上的权力依然有限。他的权力虽然很大，但却并不是无限的。^[7]

　　但是，斯大林和布哈林保卫的这套结构存在着内在缺陷，随着他们越来越激烈地驱逐反对派，这些缺陷显现得更加明显。政权的稳定有赖于农民持续向城市提供粮食，即便工业品的产出水平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还有赖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放弃武力推翻革命政权的想法。实际上，上述无论哪种条件都无法持久。因为部分农民越来越富裕，他们想要从国家那里得到更多，并决定采取行动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而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依然致力于瓜分世界，并未放弃染指俄国的希望。
　　1928年年中，这两个问题都摆上了桌面。农民开始拒绝向城市出售粮食；作为当时俄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英国，则突然终止了两国外交关系，实际上实行了贸易禁令。一场政治危机剧烈震荡着克里姆林宫。正如迈克尔·雷曼所说：

　　变化的国际形势极大地影响了苏联的内部关系。党内领袖的权力严重受损……政治圈子内感到了迷惑和迷失方向。党派领柚……被越来越多的紧张和焦虑所困扰。^[8]

　　统治集团分成了两派。布哈林绝望地希望此前的一切都能继续延续下去。但是，那样一来也就意味着，官僚机构必须交出部分国内的权力来安抚农民，意味着官僚机构必须放弃任何抵御未来国外需求的希望。最初斯大林有些不知所措，但他很快就出台政策，为官僚机构在国内外增强自身力量提供了可能性；这一政策就是实施工业化，通过强行从农民那里收取粮食来支付。这样的政策最适合那些经营工业工厂者。“继续扩张的动力，”关于这段时期的一项研究报告，“既来自官员和经理，其中很多人如今都是党员；也来自党的领袖。”^[9]“它还提供了生产与西方国家同样规模的坦克、战舰、飞机和机枪的方法，以及抵挡外国攻击的方法。”斯大林坚信：

　　工业化步伐的松懈就意味着落后，那些落后的人就要挨打……我们落后先进国家五十到一百年。我们必须在十年内追上，否则他们就会击溃我们。^[10]

　　官僚机构采取强迫工业化以与西方进行军备竞赛的方法自有其逻辑。“投资性产品”（可以用来生产更多机器、机械和原材料的机器、机械和原材料）生产的飙升是以牺牲消费产品为代价。有关生产方式方面的投资比例，从1927-1928年间的32.8%，上升至1932年的53.3%，到了1950年，这一比率更是上升为68.8%。^[11]但这同时也意味着，尽管农民竭尽所能，提供了喂饱日益庞大的产业工人所需的粮食，但他们自身却没有得到相应消费产品的回报。
　　唯一能够得到食物的方法，就是进一步加强对农民使用武力。斯大林遵循这一逻辑，从抢占粮食发展为抢占土地。土地集体化（实则是国家剥削农民）是强迫工业化的另一面。它使喂养城镇人口的粮食剩余增多，可以销往国外，换取外国机械。但是，这一举措同时也导致农业总产量大幅下降。
　　集体化令农民饱受苦楚，度过了一段极其艰难的岁月。数以百万计的小农和中农被打为富农，被成群结队地赶到牲畜车上，驱逐出境。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因粮食被夺而忍饥挨饿。产业工人也因生活水平降低而遭受苦难，据统计，六年间其生活水平迅速降低了50%。^[12]如果没有史无前例的警察政权的强力镇压，人民根本无法承受这样的重压。每一次反抗都被无情地镇压下去。工人或农民能够表达意见的每一种渠道都被紧紧关闭。工会完全屈服于国家政权。无数人被拖到劳改营，1930年劳改营中的人数竟然是1928年人数的二十倍。^[13]任何官僚机构部门只要流露出一丝对工人和农民的同情，就会受到惩罚，包括那些创作了或许表现出集中不满情绪的小说、诗歌或音乐的知识分子（哪怕他们是无心的）。党内争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对近来“背离倾向”的谴责。1920年代的艺术实验，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无聊的因循守旧所取代。在内战与1928年之间非常罕见的处决，如今变得十分普遍。1930年被处决者为20201人，这是1921年内战结束时被处决人数的两倍多。1937年被处决者更是达到了骇人的巅峰：353074人，几乎是1921年的四十倍。^[14]
　　公开审判（公开宣判被告人被处以死刑或者在劳改营中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并非仅仅是对他人的威慑。把被告描述为“托洛茨基主义的外国间谍”，还起到了将人民群众的痛苦从政权转移到所谓“怠工破坏者”身上的作用。1936-1937年，恐怖主义达到巅峰，除了斯大林、亚历山德拉·柯伦泰（当时是斯大林派驻瑞典的大使）和托洛茨基（在流放中保住性命，但却于1940年被斯大林派遣的间谍刺杀身亡）之外，1917年列宁中央委员会里的其余所有成员，都被判处了死刑。
　　数十年来，斯大林的支持者一直宣称斯大林是列宁的接班人，实现了1917年的热望。今天许多西方资本主义的支持者也重复这一声明，虽然里面包含的更多的是负面含义，而非正面含义。然而，斯大林却谨慎地令1917年布尔什维克分子在1930年代中期的恐怖浪潮中第一个遭受苦难。到了1939年，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成员中，十四个人中只有一个人依然留在苏联共产党内；在1920年的布尔什维克党员中，六个人中只有一个人依然留在苏联共产党内。^[15]其余很多人要么被处决，要么就是被送往劳改营。就像托洛茨基一再强调的那样，斯大林主义绝非列宁主义的简单延续，它们之间隔着一条赤红鲜血奔涌的河流。
　　斯大林的逻辑与任何一位资本家在面对更强大对手的竞争压力时所釆取的行动逻辑一模一样，那就是告诉他的工人作出一切可以想到的“牺牲”，以在竞争中争取胜利。对斯大林而言，“追上西方”的方法，就是模仿所有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使用过的“原始积累”方法。英国工业革命建立在通过圈地运动和清洗运动将农民赶离土地的基础上；斯大林通过“集体化”粉碎了农民对土地的控制，迫使数以百万计的农民迁入城市。英国资本主义通过加勒比海和北美洲殖民地的奴隶制积累财富；斯大林将百万人民赶入古拉格的奴隶集中营。英国抢劫了爱尔兰、印度和非洲；斯大林夺走了苏联非俄罗斯共和国的权利，将非俄罗斯人驱赶到数千英里之外。英国工业革命否定工人最基本的权利，迫使男人、女人和孩子每天工作十四到十六个小时；斯大林也一样，他废除了工会的独立性，命令部队向罢工群众开枪扫射。两者间唯一重大的区别在于，西方资本主义用了几百年时间来完成原始积累，斯大林则寻求在二十年间完成俄国的原始积累。因此，斯大林治下的残酷和野蛮也就显得更加突出。
　　仅仅模仿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小规模“市场”资本主义，斯大林的官僚体系根本无法“追上西方”。俄国工业的规模想要达到与西方类似，就只能通过武力手段。但在私人公司相互竞争的过程中，根本没有时间等待它们发展壮大。国家必须进行干预，以达到必要的生产规模。必须实行国有资本垄断，而非小型私营公司垄断；国家还必须协调全国总体经济，使所有产品的生产都服务于资本积累。
　　当时很多人都将这样的体制视为社会主义体制，很多人直至今天依然这样认为。因为斯大林主义的确打破了俄国私人资本主义的骨架，后来斯大林主义还在东欧和中国做了同样的事情。但其方法实际上与西方国家实施的战时经济政策非常类似——都实行计划，降低大众消费品的生产，以建设重工业，发展武器生产。
　　1930年代目睹苏联经济取得成功的西方人感到非常迷惑和吃惊，许多看到了1950年代和1960年代早期苏联工业高速发展的第三世界观察者同样是既感到困惑又为之惊叹。看起来，无论斯大林主义犯下什么样的错误，它似乎都找到了一条逃脱世界上其他地区经常深陷其中的市场资本主义危机的道路。终生反对革命的英国费边社成员韦伯夫妇（西德尼·韦伯和比阿特丽斯·韦伯）在1930年代访问了苏联。苏联的表现给他们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们写下了一本书，名为《苏联：一种新文明？》。在该书发行第二版时，他们对苏联的发展甚至更加信服，以至于去掉了书名中的问号。
　　然而，苏联最终还是无法逃脱创造了其自身的世界，哪怕是在1930年代。国家前进的方向致使工业扩张，与此同时，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工业则在收缩，但是，苏联人民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甚至世界范围内的衰退也对苏联产生了直接影响。斯大林通过出售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的粮食，来支撑进口外国机械装备。1929年粮食价格崩溃后，斯大林不得不出售此前双倍的粮食才能换回同等进口产品，而由于国家夺走了粮食，此举至少令三百万农民饿死。

放弃世界革命

　　斯大林主义并非仅仅是对隔离主义的一种回应。它还令这种隔离永存下去。“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理论，对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共产党产生了重大影响，破坏了革命机遇。
　　在斯大林-布哈林联盟的最初阶段，他们通过《英苏工会协议》在西方寻找令人尊敬的同盟，即便英国劳工联合会议（TUC）背叛了大罢工。英国工会被鼓励提出如下口号：“所有权力属于英国劳工联合会议总理事会”，尽管只需草草一瞥英国工会领导人的记录，就能看出他们是如何行使这些权力的。
　　与此同时，苏联向东寻求同盟的战略意图则意味着抬高中国的蒋介石。虽然蒋介石镇压过广州的工人组织，斯大林和布哈林还是通知上海和其他地方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信任蒋介石。^[16]
　　当“一国建设社会主义”从“以蜗牛的速度建设社会主义”变为强迫工业化，各国共产党期待中的政策也发生了变化。1928年，他们突然被告知目前处于革命发展新的“第三阶段”之中。如今的主要敌人就是仅仅几个月前苏联共产党还高度赞赏的那些社会民主党和工会中的左翼力量。斯大林及其追随者宣布，这些人是“社会主义法西斯分子”，与极右势力同样危险。各国共产党不得不调转枪口，集中火力攻击左翼力量，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拒绝与他们联合，如有必要就脱离工会组织。
　　在各国共产党内部，愿意接受这样的政策者被扶植为新领袖，那些不愿拥护新政策的老领袖则遭到驱逐。斯大林为何会突然实施这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政策？部分原因是为了掩盖在英国和中国犯下的错误。在禁止中国共产党党员批评蒋介石于1927年3月准备屠杀共产党员的行为后，斯大林和布哈林继而于11月推动共产党员试图夺取广州的政权。力量均衡完全对中国共产党员不利，结果制造了一场大屠杀，但却缔造了一种很难批评斯大林和布哈林过于保守的氛围。这次政策大转变还实现了其他功能。绝望的、英雄主义的国际共产主义斗争，与工业化苏联的绝望摸索前行相适应——不管这样做对人民群众的生活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这次转变还令斯大林铲除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可能会对俄国发生的一切提出质疑的人们。它确保各国共产党完成了成为苏联外交政策有机组成部分的最后转型。
　　对各国共产党来说，“第三阶段”是一场灾难。1929年爆发的危机，令一小部分工人变得激进起来，共产党对资本主义罪恶的宣传，也呈现出越来越浓重的同情情绪。但是，这令许多工人开始倾向于从成熟的社会民主党派和工会处寻求安全。年轻工人和失业者常常向着激进的方向前进，因为最终遭遇警察血腥镇压的示威游行，是失业者表达愤怒的唯一有效途径。相比之下，那些依然保有工作的工人则非常惧怕丢掉工作，他们听从温和议会派和工会领袖的“适中”号召。
　　这些工人也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当雇主令他们几乎别无选择，只能采取罢工的时候，他们也能以最暴力的方式进行反抗。但是，通常他们都会将痛苦埋藏心底，不予表达，直至他们感到等到了能够成功反抗的机会。危机在统治阶层中引发分歧，突然为工人斗争提供了新的机遇，能够令其经济情况有所好转（虽然为时甚短），令公司雇用更多工人。因此，1929年后，突然爆发了一系列采取激烈暴力手段的斗争和起义：革命推翻了西班牙君主制，工人运动大规模复兴；古巴掀起了革命高潮；法国左派势力倡议掀起反抗运动，组建了“人民阵线”政府，占领了主要的工厂；美国群众工会成立，并在斗争的巅峰时刻占领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制造商：通用汽车公司。
　　但是，无论在哪里，这一切的发生都不是在危机开始时瞬间发生——而是拖后两年、四年或六年时间；无论在哪里，也都不是在一夜之间就能消解原有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组织的影响。典型的情况是，社会民主党领袖通过采纳比从前更加偏左的革命语言，依然保留、甚至一度还增强了他们的影响力。即便只是谴责这些领袖是“社会主义法西斯分子”者，也会被从工人队伍中剪除。
　　这是一个各国共产党在斯大林的影响下犯下的几乎长达六年的错误。他们吸引了由于危机的出现而变得激进的人们。但接下来他们带领这些人进行的战斗，却因切断了与受到工会和社会民主组织影响的范围更广的工人之间的联系而无法取胜。尽管面临极大困难，身经百战的少数党员依然坚持战斗。不过，大多数党员都渐渐脱离斗争队伍，在困难、饥饿和雇主的迫害面前屈服。共产党员的人数变化就体现出这一点。1928-1931年，捷克共产党的党员人数从九万一千减至三万五千；法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从五万两千减至三万六千；美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从一万四千减至八千；英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从五千五百人减少到两千五百人。^[17]
　　不过，共产党在一个国家却壮大了起来，那就是德国。经济危机对德国的影响比美国还要严重，因为许多在经济萧条中丢掉工作的人，正是在七年前那场严重的通货膨胀中丟掉了全部储蓄的同一批人，高利率沉重打击了中产阶级、小商人和农民。伴随着“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很难克服”这种感受蔓延整个社会，共产党党员的人数从1928年的十二万多发展为1931年的近二十一万，共产党的选票从1928年的三百二十万张增长到1930年的四百六十万张，1932年11月更是达到了五百九十万张。
　　但是，比例众多的共产党员依然处于失业状态。1930年，51%的柏林共产党员没有工作，相比之下只有40%的党员在工厂工作；1931年，只有17%的党员能在工作地点参与党派活动。^[18]而且党员的流失率相当高，在柏林达到40%。^[19]与此同时，尽管社会民族党失去了很多选票，但在1932年11月，他们依然拥有七百二十万张选票，占据工厂委员会席位中的84%；与之相比，共产党只占据了4%的席位。^[20]
　　通过谴责社会民主党为“社会主义法西斯分子”，共产党员将自己与那些虽然感到十分疑惑但却依然想为挽救经济危机做些什么、抵制希特勒纳粹的工人大众区分开来。跟随斯大林指引的后果，不仅给共产党造成了严重损害，更是一场人道灾难。

希特勒通往权力之路

　　1929年10月华尔街崩溃之时，工党的社会民主党控制着欧洲最强大的两个国家。在英国，工党的拉姆齐·麦克唐纳在该年早些时候依靠自由党的支持，建立起少数派政府；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海尔曼·米勒，则在前一年与“温和”资产阶级政党组成了“大联合”。
　　但是，直至1930年，没有任何一个政府对该如何应对吞噬了他们的经济危机有任何办法。不断增长的失业率，意味着福利支出不断增加。工业产量的降低，意味着税收减少。政府预算开始出现赤字。两国的金融稳定性都受到了挑战：美国银行家要求偿还“道威斯计划”的贷款，这项计划推动了1920年代德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金融家也开始在英镑的国际汇率上下赌注。国家银行的领袖们：德国的亚尔马·沙赫特（五年前接受任命，作为统治阶层自由势力代表）和英国的蒙塔古·诺曼（巴林银行家族的成员）告诉他们的政府，必须减少提供失业金的保险金开销。政府在巨大的压力下四分五裂。在德国，财政部长（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前独立社会民主党首领）鲁道夫·希法亭也无法应对局势，德国政府于1930年初垮台。在英国，麦克唐纳及其财政大臣菲利普·斯诺登倾向于放弃工党，加入保守党全国政府。
　　与德国和美国相比，英国遭受经济危机的打击程度要略微轻些。由于大英帝国根基深厚，英国工业依然拥有进入巨大市场的优先权。与工资和薪水的跌幅相比，物价的跌幅要更加迅猛，即便英国北部、苏格兰和南威尔士等地的老工业区中有不少苦难深重的失业工人，中产阶级依然繁盛起来。政府砍掉了公共部门的救济和工资，激起了失业者的暴动，海军也爆发了一场历时不长的兵变，学校教师等群体也掀起了愤怒的浪潮。但是，英国轻松地从危机中存活下来，士气低落的工党在1931年和1935年的选举中步履蹒跚地赢得选举，最终说服了英国大多数资本主义派别：克服危机总有出路。那些准备好于1933年和1934年支持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的英国各种法西斯主义变体的统治阶层成员〔如罗瑟米尔家族，其所拥有的《每日邮报》上曾臭名昭著地宣称：“黑衫党万岁！”〕，到了1936年就基本上被全盘放弃了。
　　德国的形势则大为不同。德国的失业率比英国要高50%，大多数中产阶级都陷入了极度贫困之中。危机导致希特勒领导的国家社会党或称纳粹党的支持率直线上升。1930年，纳粹党的选票从八十一万张飙升到六百多万张；1932年更是翻倍为总选票的37.3%。但是，纳粹党并非只是一个选举党派（甚至其主要功能都不是为了蠃得选举）。其组织核心是准军事化的街头斗士冲锋队：1930年底，其人数达到十万人；到了1932年中，其人数增长至四十万人。这些武装暴徒专门针对他们口中造成社会危机的群体进行攻击——一方面攻击所谓的“犹太人”金融资本，另一方面攻击“犹太主义”“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运动。正是这支武装力量的存在，他们时刻准备着通过战斗控制街道、征服所有其他社会组织，将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与其他成熟的资产阶级政党区分开来。
　　墨索里尼于1920年在意大利缔造了第一个成功的此类组织。组织成员通过民族主义思想而非反犹主义思想紧密团结在一起（有些法西斯领袖，如1920年代的罗马市长就是犹太人；直至1930年代晚期与希特勒结成同盟后，反犹主义才成为意大利法西斯的主要思想）。但在其他方面，墨索里尼则是第一个开辟道路之人，希特勒紧随其后。
　　希特勒的党派于1923年危机时开始崛起，法国人占领了鲁尔区，发生了通货膨胀的巨大灾难。该党处于右翼恐怖组织、反犹主义团体，以及聚集在慕尼黑巴伐利亚城的前自由军团成员圈子的中心。但是，1923年11月，该党在巴伐利亚城试图夺取权力的行动失败了，随着危机条件逐渐解除，党派走向衰落。到了1927-1928年，希特勒的党派在选举中只是一股非常边缘的力量，只有几千名党员，党派领导始终争斗不休。直至世界经济危机爆发，才给它带来了巨大的发展动力。
　　史无前例的庞大人群离开“适中温和”的资产阶级政党，云集希特勒旗下，因为此前得到他们支持的政府在危机期间，不仅令工人，而且令许多支持政府的中产阶级自己人，都陷入了贫困和破产。例如，在小镇塔尔堡，纳粹的选票在三年间从一百二十三张一跃为四千二百张，牺牲掉的当然是其他资产阶级的选票。^[21]
　　与意大利法西斯分子一样，纳粹也是一个中产阶级政党。在希特勒夺取权力之前，许多纳粹党员都是自雇企业主（17.3%）、白领雇员（20.6%）和政府职员（6.5%）。上述所有群体在纳粹党中所占的比例为50%-80%，比这些群体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要高许多——而且这些人掌握的社会特权，也远比今天我们所知的同一称谓群体要多得多。也有工人加入纳粹党，但他们在党员中所占的比例不足50%，比工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要低。^[22]纳粹的确得到了一些工人阶级选票：这些选票大多来自普鲁士东部等农业工人活跃地区，在那里战后立即开展的工会化努力失败了，工人阶级的政治传统几乎不存在；也得到了来自小城镇的工人选票，那里中产阶级的影响是最大的；还得到了来自失业者的选票，他们的状态非常松散，经常被纳粹的福利所吸引，尤其是加入冲锋队的优渥条件。^[23]这些事实令试图否认纳粹带有中产阶级特性的企图变得毫无意义，例如，就像迈克尔·曼那样，他声称：“研究表明，纳粹投票与阶级之间的关联度很低。”^[24]
　　可是，为什么中产阶级会受到纳粹的吸引，而非投靠左翼力量？部分原因在于此前持续数十年的反社会主义教化。自雇企业主和白领工人在成长过程中始终被教导相信他们比体力劳动者优越，随着危机加深，他们一直试图与工人大众区分开来。他们在遭受政府和金融家政策给其带来的苦楚的同时，又对社会地位处于他们之下的工人大众十分恐惧。然而，这并未阻止他们中的许多人默许如下这样的想法：在1918-1920年的革命时期，出现某种社会变革是不可避免的。
　　造成这种形势的另一个因素在于左翼力量本身的行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并未从意大利先驱的经验中收获任何教训。相反，他们只是让人倒胃口地重复着“德国不是意大利”。考茨基于1927年坚持声称，在先进的工业国家中，法西斯主义完全无法重复它在意大利的“成功经验……诱引大多数失业流浪者都做好为资本主义目的服务的准备”^[25]。在希特勒于1933年1月就职之前，希法亭依然在重复同样的信息。他说道，通过坚持德国宪法，社会民主党人已经迫使纳粹进入了“合法”的领地，借此必能击溃他们——此前一年的夏天，兴登堡总统拒绝希特勒组建政府的请求就能充分证明这一点。“继意大利悲剧之后，迎来了德国闹剧……这标志着法西斯主义的倒塌”，希法亭坚持道。^[26]
　　立宪主义的压力令社会民主党领袖对在他们于1930年放弃并解散了政府内阁后、面对日益恶化的社会形势出现的一系列新政府，遵循一种“宽容”政策。这些政府首先由海因里希·布吕宁领导，接下来由冯·帕彭领导，最后由冯·施莱谢尔领导，他们的统治没有得到议会主要派别的支持，主要依靠得到总统认可的法令的权力来统治。他们的措施令工人和中产阶级中社会地位较低者的生活条件不断遭到打击——布吕宁颁布的一条法令宣布工资降低10%——但却仍然无法阻止经济恶化，以及伴随经济恶化而来的各种困难。通过社会民主党人所谓的“宽容”政策，实际上，他们能够提供的不过是困难和饥饿。他们听任权力的领地放任自流，任由纳粹前去争取那些抛弃了旧资产阶级政党者的支持。
　　社会民主党人似乎偏离了道路，这使得希特勒夺权的道路变得更容易。他们建立起了某种自我防御组织“帝国战旗”（一个支持共和国的基督教社会民主派的准军事组织），该组织由武装分子和社会主义运动协会和青年组织的成员组成。它具有动员数十万人的潜力。但他们坚持认为，这些力量只能用于防守，只有在纳粹打破宪法后才能使用——然而，这样的时刻从未到来。他们还控制着普鲁士州政府及其人员庞大武器精良的警察队伍。他们曾于1929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利用警察镇压共产党领导的示威游行，杀死了二十五名示威者，他们还于1930年和1931年禁止纳粹在普鲁士进行示威游行。但当纳粹的威胁于1932年夏天攀升至最高峰时，正是固守的立宪主义导致他们放弃了这一有力武器。在1932年的总统选举中，纳粹并没有提名本党候选人，而是敦促他们的支持者将选票投给年迈的兴登堡——作为回报，兴登堡总统签署了一项推翻普鲁士社会民主党政府的法令，并得到了与希特勒进行过秘密协商的冯·帕彭的首肯。社会民主党人逆来顺受地接受了这道法令，放弃了他们口中对抗纳粹最强大的堡垒。冲锋队此时可以自由公开地游行，创造出一种让人印象深刻的活力四射的全能运动，而这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消除令生活变得如此痛苦的那些因素，并把反对派从街上赶走。面对前所未有的经济大崩溃，社会民主党人的瘫痪与纳粹党人的活跃，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照和反差。
　　也难怪社会民主党的活跃分子会产生迷惑。研究纳粹主义崛起的历史学家，这样谈论直至1933年年初的社会民主党人：

　　……许多人都期待纳粹能够接管政府。他们计划作战，但却不再清楚他们为何而战。为了冯·施莱谢尔将军或冯·帕彭的共和国而战？为了通过总统法律统治的民主而战？在1933年的灰色1月间，塔尔堡的社会民主党人不再集会，不再发表公开演说。还有什么可说的呢？^[27]

　　社会民主党的停滞不动，令纳粹得到了发挥的战场。但仅仅凭借选举人的支持，纳粹根本无法掌握大权。他们在自由选举中获得的最高投票比例是37.1%，实际上他们在1932年7-11月间还丢失了二百万张选票。即便在希特勒就职成为总理、纳粹采取手段大规模恐吓反对派的情况下，他们在1933年3月的选举中也只得到43.9%的选票。戈培尔于1932年末在日记中抱怨，纳粹未能直接掌权，造成军队士气低落，数千人离开。
　　令纳粹最终得以掌权的是德国统治阶层的关键代表作出了将权力移交给纳粹的决定。部分大商人长久以来一直给予纳粹财政支持，将纳粹视为一种平衡左翼和工会的有用工具。新闻报纸巨头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曾在希特勒……早年未发迹时……缓解了……他的财政危机”^[28]。到了1931年，鲁尔区著名工业家弗里茨·蒂森已经成为一名“热切的纳粹支持者”^[29]，前国家银行主席沙赫特对待纳粹的态度则是日益同情。^[30]
　　但是，直至1932年之前，德国资本主义的大部分人士都或多或少地支持处于他们直接控制下的两大政党：大工业家支持德国人民党（即战前的国家自由党）；胡根贝格和大地主支持德国国家党。他们并不信任纳粹党，因为许多贫穷的中产阶级纳粹党员——甚至有些纳粹党领袖也持有同样态度——不仅攻击工人中的“马克思主义”组织，还号召掀起直接针对大商业的“全国革命”。
　　随着世界性经济大衰退不断打击他们的利润，资本家们的观点开始发生转变。即便大多数工业家并没有资助希特勒，也不信任一场由贫穷的中产阶级发起的、独立于他们发展的运动，但他们却也开始感到可以利用纳粹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正如一项调查研究总结的那样：

　　日益严重的衰退说服了上层阶级的大多数领袖：《凡尔赛和约》必须终止，赔偿必须取消，劳工的力量必须在克服萧条之前被打破……1931年夏天，大企业的领袖们采纳了将魏玛共和国描述为“耻辱的体制”的说法，号召“在全国范围内采取独裁统治”。^[31]

　　鲁尔区的工业家、大地主和军队中的大部分军官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他们的看法在许多方面都与希特勒提出的政策十分相近。这种接近在希特勒清洗奥托·斯特拉瑟（最坦率的“全国革命”方法的支持者）时得到进一步加强，斯特拉瑟参加了与国家党、人民党、工业家和地主集团于1931年9月在哈尔茨堡举行的联合会议，并于1932年1月发表了“鲁尔工业区的船长们”的演讲。^[32]
　　工业家们越来越肯定希特勒不会损害他们的利益，有些人还将他的冲锋队视为粉碎工人运动的有力武器。到了1932年秋天，大多数工业家都相信，为了使纳粹强大到足以继续贯彻他们所需的政策、削弱工人阶级的抵抗，就必须让纳粹入主政府。但对纳粹在政府中到底可以承担多重要的角色，他们依然存有意见分歧。冯·帕彭等大多数人希望政府的关键位置依然掌握在他们信任的老资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家手中。只有少数人当时就希望希特勒能够全权掌握政府。他们的态度是，他们需要希特勒作为一只看门狗来守护他们的财产，就像所有的看门狗一样，必须给他戴上一条紧紧攥在主人手中的锁链。但是，希特勒自然是不愿接受这样的安排；随着事实证明政府中的军事部长冯·施莱谢尔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大企业主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即便许多精英工业家对这位跳出来的前下士及其狂野言论并不感冒，他们还是开始接受如下做法：为了重塑资产阶级社会的稳定，只能让希特勒主持军队。冯·帕彭与希特勒在一位银行家的家中进行了会面。几天后，他告诉英国大使：“如果希特勒的运动崩塌或者被击溃，那将是一场巨大的灾难，毕竟纳粹是我们抵抗共产主义的最后一道壁垒。” ^[33]
　　大地主、希特勒既定的商业赞助者如沙赫特和蒂森，以及部分高级军官，已经在向兴登堡总统施加压力，解决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带来的政治危机。冯·帕彭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力，在这种压力背后是依赖他的重大的工业势力。工业家中部分重要人士依然对此政策怀有疑虑，但是他们并未抵制这一解决方案；一旦希特勒掌权，他们十分乐意对选举进行财政资助，为的是推动他在议会的力量（以及克服纳粹党内部的危机）。^[34]希特勒如果没有组织这样一场中产阶级群众运动，他就不会得到今天的一切，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他的党派也反对德国主要大企业主的政治特权。但是，到了最后，企业主们却认为希特勒的掌权要好过持续的政治混乱不稳状态——当然也要大大好过希特勒倒台而导致的德国政治向左转。
　　希特勒于1930年1月31日宣誓就职。许多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者都希望能够吹响战斗的号角。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这样写道：

　　……德国工人意愿最明确的表达就是进行反抗。1月30日下午和晚间，德国各个城市爆发了自发而激烈的工人群众大规模游行示威。来自工厂的代表……全国各地的代表都在同一天云集柏林，期待得到战斗的命令。^[35]

　　然而，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却作出决议，认为希特勒的掌权“符合宪法”，他们的追随者不应对他的当选作出任何反抗！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前迸报》上这样写道：“在面对政府及其政变威胁的时候，社会民主党和‘钢铁前线’（Iron Front）坚定地站在宪法和法律基础之上。” ^[36]政党将会竭尽全力阻止对新政权的“不成熟”抵抗。共产党原本可以在此前三年中利用这种社会民主党民众的反抗意愿和情绪。但从1929年直至1933年，共产党领袖都拒绝提出与社会民主党领袖建立联合阵线、阻止希特勒的要求，而这则要么出于愚蠢，要么出于对斯大林的顺从。党内任何对这种政策产生怀疑的人，都被清除出了重要位置。1931年夏天，最荒谬的一幕发生了。纳粹组织了一次公民投票，将社会民主党政府拉下了普鲁士的权力舞台，而共产党领袖则遵照斯大林的命令，宣布这是一场“红色革命的公民投票”，并敦促共产党员展开广泛宣传投出赞成票！实在难以想象还有什么更精于计算的姿态，会比这个更能阻止社会民主党人希望共产党人找到抵抗纳粹的方法！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共产党人就成了纳粹的某种同盟，就像纳粹时常宣称的那样。在柏林等地，共产党团体日复一日绝望地在街头战斗，想要击退纳粹。^[37]但是，他们的这种抵抗并未得到更加广泛的支持。
　　与社会民主党人的懦弱一样，甚至是在希特勒就职之后，共产党领袖的愚蠢行为依然在延续。他们非但没有从意大利发生的事件中汲取经验教训，反而还相信纳粹将会如同其他曾经当权的资产阶级政府一样进行统治。他们坚信，纳粹独裁的基础十分不稳，因此其存在时间将会十分短暂。^[38]他们的口号是：“希特勒之后就是我们！”在莫斯科，共产党机关报《真理报》谈到“德国共产党奋起的成功”，前左翼反对派卡尔·伯恩加尔多维奇·拉杰克〔中央委员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如今完全处于斯大林的控制之下，他在《消息报》上发表了纳粹“的溃败犹如在马恩河的溃败”的言论。^[39]
　　与这一观点相应的是，德国的共产党活动家被告知继续发动进攻，以大众传单和请愿的方式直接反抗新政府。但是，希特勒主义与其他资产阶级政府完全不同，因为它拥有众多支持者，早已准备好粉碎任何工人阶级的抵抗行为；他们搜寻武装分子，确保雇主解雇工会活跃分子，派出秘密警察部队围剿政府反对派的中心。任何签署请愿书者都会被冲锋队痛殴暴打，并被警察带走。
　　没过几天，纳粹的准军事预备部队就被整合进国家机器。冲锋队与警察携手迫害工人阶级政党。接下来在2月27日，纳粹以德国国会大厦的一场大火为借口取缔了共产党，废止了共产党的报纸，将万名共产党员押往集中营。
　　社会民主党领袖的怯懦和愚蠢一直持续到了最后。他们相信纳粹针对共产党的镇压根本不会波及他们，并开除了那些建议展开地下抵抗运动的党员。工会领袖甚至还承诺与纳粹进行合作，将5月1日设为“国家劳动节”。5月2日，纳粹挟持了这些领导人，将他们也都送进了集中营。
　　从希特勒就职到1939年战争爆发，共有二十二万五千人因犯下政治罪而被判入狱；据估计，有“一百万德国人或长或短地承受了集中营的酷刑折磨和屈辱经历”^[40]。
　　工人组织并非唯一遭到重创者。通过屠杀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会成员，希特勒得到了大企业主政党（国家党和人民党）的支持；如今，希特勒也转而背叛了它们，迫使它们解散并接受一个纳粹一党专政的国家。希特勒利用国家的高压手段摧毁了所有各种独立组织，哪怕是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组织（包括律师团体、职业协会）也不行，甚至连童子军也难逃魔掌。如果有人反抗，政治警察盖世太保立马就会拖走部分最活跃的抵抗分子，将他们扔进集中营。无处不在的恐惧，使得所有对极权政治的公开反对都沉默不语。
　　然而，纳粹的统治依然以大企业主与高级军官的直接首肯为基础。他们几乎没有受到纳粹暴力手段的影响，依然可以自由地获取利润，或者扩展军事势力；与此同时，纳粹则被授权可以控制镇压的方法和整个政治生活。这一联盟在一年之后的“长刀之夜”中以一场血洗告终，希特勒利用自己的亲卫部队“党卫军”谋杀了“冲锋队”的首领，因为后者的“二次革命”言论令将军们和工业家们感到忧虑。作为此举的回报，希特勒获得了德国总统职位，将所有政治权力都攥在了自己手中。

^[1] 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elberger），《大萧条中的世界：1929-1939》（The World in Depression,1929-1939,London,1973），第116-117、124页；刘易斯·科里（Lewis Corey），《美国资本主义的衰败》（The Decline of American Capitalism,London,1938），第184页。

^[2] 爱德华·卡尔，《苏俄史》（A History of Soviet Russia）第四卷《过渡期：1923-1924》（The Interregnum:1923-24,London,1984），第39页。

^[3] 莫希·莱文（Moshe Lewin），《列宁的最后斗争》（Lenin’s Last Struggle,London,1969），第12页。[《列宁的最后斗争》，叶林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4] 就连托洛茨基也没有马上对这一决定提出挑战。

^[5] 这段话引自赖特（J.G.Wright）翻译的托洛茨基所著的《列宁之后的第三国际》第36页。

^[6] 关于这些示威游行的具体描述，参见维克多·谢尔盖的《革命回忆录》和米查尔·赖曼（Michal Reiman）的《斯大林主义的诞生：“第二次革命”前夕的苏联》（The Birth of Stalinism:the USSR on the Eve of the ‘Second Revolution’,London,1987）。后来我也曾听哈里·威克斯（Harry Wicks）讲过他作为俄国一所共产国际培训学校的学生对这些事件的亲身经历。

^[7] 米查尔·赖曼,《斯大林主义的诞生：“第二次革命”前夕的苏联》，第2页。

^[8] 同上书，第12页。

^[9] 爱德华·卡尔与罗伯特·戴维斯（Robert Dacies），《1926-1929计划经济的基础》（Foundations of a Planned Economy,1926-29,London,1969），第一卷，第313页。

^[10] 伊萨克·多伊彻（Issac Deutscher），《斯大林政治传记》（Stalin:A Political Biography,London,1961），第328页。

^[11] 托尼·克里夫，《俄国：一种马克思主义分析》（Russia:A Marxist Analysis,London,1964），第33页。

^[12] 托尼·克里夫，《俄国的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 in Russia,London,1988），第53页。

^[13] 同上书，第42页。

^[14] 罗伯特·戴维斯的文章“斯大林时期的强制劳工：档案揭秘”（Forced Labour Under Stalin:The Archive Revelations），文载《薪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第214期（1995年11-12月）。

^[15] 托尼·克里夫，《俄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第130页。

^[16] 1927年4月5日斯大林在莫斯科的讲话，引自伊罗生，《中国革命的悲剧》，第162页。

^[17] P.Frank,Histoire de l’Internationale Communiste(Paris,1979),p.634.

^[18] 伊夫·罗森哈夫特（Eve Rosenhaft）所著的《抗击法西斯主义者？德国共产主义者与政治暴力，1929-1933》（Beating the Fascists?:The German Communists and Political Violence 1929-1933,Cambridge,1983），第44-45页。

^[19] 来自政党官方数据，引自上一注释所引书第45页。

^[20] 出自Rote Fahne (2 February 1932)，转引自托洛茨基，《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与统一战线1930-1934》（Fascism,Stalinism and the United Front,1930-34,London,1969），第39页。

^[21] 威廉·艾伦（William Allen），《纳粹攫取权力：一个德国小镇的经历1930-1935》（The Nazi Seizure of Power:The Experience of a Single German Town,1930-35,Chicago,1965），第292页。

^[22] 对纳粹成员阶级和年龄成分的详细分解，参见诺克斯（J.Noakes）和普里德姆（G.Pridham），《纳粹主义：1919-1945》（Nazism1919-45,Exeter,1983），第一卷“崛起：1919-1934”（The Rise to Power1919-34），第84-87页。

^[23] 例参M.H.Kele所著《纳粹与工人》（Nazis and Workers,North Carolina,1972），第210页。米尔贝格（Detlef Mühlberger）否认纳粹的中产阶级基础，承认纳粹吸引的工人主要是激进工人及失业工人。参见其所著《希特勒的追随者》（Hitler’s Followers,London,1991），第165、177、205页。

^[24] 参见迈克尔·曼的文章“As the Twentieth Century Ages”，文载《薪左派评论》第214期（1995年11-12月），第110页。

^[25] 参见考茨基的文章“暴力与民主”（Force and Democracy），译自戴维·毕瑟姆（David Beetham）主编，《面对法西斯主义的共产主义者》（Marxists in the Face of Fascism,Manchester,1983），第248页。

^[26] 参见希法亭的文章“在种种决定之间”（Between the Decisions），译自戴维·毕瑟姆主编，《面对法西斯主义的共产主义者》，第261页。

^[27] 威廉·艾伦，《纳粹攫取权力：一个德国小镇的经历1930-1935》，第142页。

^[28] 阿瑟·施韦泽（Arthur Schweitzer），《大企业与第三帝国》（Big Business in the Third Reich,Bloomington,1963），第107页。

^[29] 诺克斯与普里德姆，《纳粹主义：1919-1945》，第94页。

^[30] 亨利·特纳（Henry Turner）也承认这一点，尽管他对希特勒依靠商人的支持才登上权力巅峰这一观点表示怀疑。参见他所著的《德国大企业与希特勒的崛起》（German Big Business and the Rise of Hitler,New York,1985），第243页。

^[31] 同上书，第95页。

^[32] 同上书，第96-97、100页。特纳声称，鲁尔区的大工业家并不像新闻报道宣传的那样，对希特勒表现出热情万丈。但特纳也承认，希特勒的演讲的确拥有具有影响力的大商人听众。参见他所著的《德国大企业与希特勒的崛起》第172页。

^[33] 引自弗朗西斯·卡斯坦，《英国与魏玛共和国》（Britain and the Weimar Republic,London,1984），第270-271页。

^[34] 就连特纳也无法指出这样的逻辑和结果何错之有。关于更多相关资料，参见伊恩·克肖（Ian Kershaw）主编，《为什么魏玛共和国失败了？》（Why Did Weimar Fail?,London,1990）；彼得·斯塔胡拉（Peter Stachura），《纳粹党夺权》（The Nazi Machtergreifung,London,1983）。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切入，对所有观点进行概述，参见唐尼·格拉克斯坦（Donny Gluckstein）的佳作《纳粹、资本主义与工人阶级》（The Nazis,Capitalism and the Working Class,London,1999）第三章。

^[35] 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国际史》（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Lonond,1966），第二卷，第380页。[《国际史》（三卷本），杨寿国、孙秀民、汤成永、桂乾元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36] 参见Vorwärts evening edition,30 January1933，引自埃利奥特·惠顿（Eliot Wheaton），《灾难的序曲：纳粹革命1933-35》（Prelude to Calamity:The Nazi Revolution 1933-85,New York,1969），第223页。

^[37] 伊夫·罗森哈夫特的《抗击法西斯主义者？德国共产主义者与政治暴力，1929-1933》对这一情况做了上佳的描述。

^[38] 艾伦·默森（Allan Merson），《纳粹德国的共产主义抵抗》（Communist Resistance in Nazi Germany,London,1986），第29页。

^[39] 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国际史》，第383页。

^[40] 艾伦·默森，《纳粹德国的共产主义抵抗》，第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