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克里斯·哈曼 -> 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第五章 非洲文明
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欧洲殖民者将非洲描述为“黑暗的大陆”。在他们眼中，这片土地上没有文明，没有历史；而在牛津大学教授埃杰顿看来，这里的生活“一片空白，毫无趣味，乏善可陈，残忍野蛮”[1]。他们抱有的偏见如此强烈，以至于亲身考察12世纪大津巴布韦遗址的首批欧洲人之一、地理学家卡尔·毛奇认为，这座遗址绝无可能出自当地人之手，而是由来自北方的非黑人族裔，模仿耶路撒冷的所罗门神庙建造而成。[2]托利党历史学家休·特维罗伯于1965年写道：“在非洲，只有欧洲人的历史。其余的历史就是一片黑暗。” [3]
然而，所有导致欧亚大陆和美洲文明崛起的过程，也都曾在非洲萌发，而且还不止一次，而是数次。埃及就是最显著的例证。虽然埃及文明的某些方面或许受到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影响，但它实际上植根于南部埃及的独立发展，在从西部和南部前往尼罗河河谷定居的民众中开花结果。[4]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提及努比亚的库施文明（来自阿斯旺以北的尼罗河河谷），早在公元前1000年就征服了埃及，并且发展出了自己的注音字母。罗马人知道埃塞俄比亚的阿克苏姆文明，在文明崛起的初期就接受了基督教，与阿拉伯半岛的南部地区交流频繁（穆罕默德的一些早期追随者曾逃亡于此，以躲避麦加的迫害），也发展出了自己的字母表。沿着东非海岸向南直达莫桑比克这一区域的城市，曾与来自印度、穆斯林帝国甚至中国的商人都建立了紧密联系。1331年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描述基尔瓦岛（位于今坦桑尼亚）为“世界上最美丽、建筑最精美的城市之一”[5]。哈桑·阿尔-瓦赞（更为人知的是其意大利语名字利奥·阿非利加努斯）是被格拉纳达驱逐的摩尔人，他于15世纪初从摩洛哥穿越撒哈拉沙漠，沿着尼日尔河一路前行，他记下了沿途所见二十几个国家的景象。他写道，谭波（廷巴克图）是一座拥有数千居民的城市，“城中有许多法官、有学识的医生和传教者”，“这里有一个从柏柏尔人的国家传来的手稿书籍市场，卖书收获的利润比售卖任何其他商品都要高”。[6]西非沿海的森林地带还崛起了其他文明，恢弘的贝宁城令第一批抵达非洲的葡萄牙人震惊不已；这些文明跨越中非的广袤土地，从北部安哥拉的班图国一直延伸到今天乌干达的布甘达。
很重要的是，非洲文明崛起的顺序，与欧亚大陆和美洲文明崛起的顺序几乎一致。在一些特定地区，由于农耕为当地人民带来了丰富的生产盈余，在主要氏族与其他世系的旧有部群结构中开始出现两极分化的情况。继而，这些主要世系氏族中的一些开始转变为统治阶层，剥削社会中的其余阶层；与此同时，随着大批农民和牧民的发展，出现了具有特殊技艺的工匠和商人。
有时非洲社会的发展也会受到其他文明影响的外来推动。埃及无疑影响了努比亚；阿拉伯南部地区（自公元前1000年起就已出现城镇）与红海对面的埃塞俄比亚接触频繁；来自印度和阿拉伯的商人则影响了非洲东海岸地区。但实际上，这些影响都建立在下述条件之上：非洲各地已经独立崛起了文明，能够最大化地利用外来影响进一步发展壮大。商人们只会前往非洲东海岸等类似区域，因为那里已经存在着可以进行商贸买卖的复杂社会。
非洲人民谋生手段中最重要的变化完全独立于任何外部影响，那就是从本地野生植物中选取种植作物，这可能是由于欧亚大陆和尼罗河河谷地区的古代文明种植的作物，无法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热带和亚热带气候中存活。非洲人民发展出独具特色的农业模式。过了很久之后，他们也开始使用铁。公元前1000年左右，当冶铁技术在欧亚大陆广泛流传的时候，西非的铁匠几乎在同一时间学会了融化铁矿石。但他们的冶铁术与欧亚大陆的冶铁术完全不同，这表明非洲的冶铁术完全是独立发展出来的。[7]
农业的发展与铁的使用联合起来改变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面貌。从西非来的讲班图语的居民日益增多，他们最早采用了这些先进的生产方法，经过数个世纪的发展，最终于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500年之间取代了非洲中部和南部大部分人口赖以为生的采集狩猎谋生方式。大约在公元500年后，非洲社会拥有相当殷实的农业盈余，抑或由于发达的贸易而积累了不少盈余，开始向阶级分化和城市生活社会转化。非洲东海岸的城镇通过贸易开始与印度洋的其他文明频繁接触。西非城镇成为一方面延展至尼罗河河谷地带和埃及、另一方面从撒哈拉沙漠深入马格里布的广阔贸易网络中的一部分。这样的深入接触令非洲文明引进了阿拉伯字母表，从而缩短了发展自有文字的漫长旅程；与此同时也接受了伊斯兰教，相比古老的“异教”信仰而言，伊斯兰教显然更适合此时非洲的城市生活氛围。
本地化的发展依次催生了埃及、努比亚和埃塞俄比亚文明。到了15世纪，从非洲大陆的一端到另一端，星罗棋布着许多其他文明，尽管其间也时常点缀着依然处于前阶级社会的“原始”社群。在欧洲人踏上非洲海岸之前很久，非洲文明就已通过伊斯兰教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实际上，古老的非洲津巴布韦文明衰落的一个解释，正是由于15世纪的出口黄金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猛跌所致。[8]
非洲人民最终的确沦为崛起的新世界秩序的受害者：种族主义者将非洲文明从世界历史上抹去，并将非洲黑人视为“下等种族”。但这其中更深层次的原因，恐怕来自偶然的地理布局。
欧亚大陆从西向东绵延。广袤的土地拥有相同的气候条件，因此适合种植同一种作物：小麦、大麦和黑麦，从爱尔兰到中国北京都是如此，而且从朝鲜半岛、日本直到印度洋地区都种植稻米。与此同时，鲜有自然屏障阻止驯养家畜品种的传播。除了在某些荒漠地区，马、牛、绵羊和山羊几乎可以在欧亚大陆上的任何地方繁殖兴盛。农业耕作技术非常发达，传播速度也非常迅猛，人们很快就可以从邻居那里学会如何在同样的气候条件下种植同样的作物。接二连三的强人部族从欧亚大陆的一端扫荡到另一端，虽然带来了毁灭（好比匈奴人和蒙古人），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技术和知识。
与欧亚大陆相比，非洲大陆呈南北走向，拥有几个不同的气候带。在马格里布或埃及繁殖旺盛的作物，在萨瓦纳地区就不易生长，而在萨瓦纳地区生长的作物，对非洲靠近赤道的热带地区也是毫无用处。[9]因此，一个地区的农业技术发展只具有地区性的意义，直到具有革命性的交通运输新方法帮助非洲人跨越气候的鸿沟。不仅如此，畜牧业的向南发展也遭遇了自然界的巨大阻碍：在非洲中部地区飞舞的舌蝇。虽然非洲南部地区拥有发展畜牧业的理想条件，但是驱赶着家养奶牛的农业人口却很难抵达那里。在15世纪之前，从非洲西海岸出发进行深海航行还是一件无法想象的事情，因为当时在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发展出能够应对盛行风的航海技术。非洲东海岸比较容易抵达，但是继续前往内陆高地的旅程却是充满艰辛，随时都有可能与死神照面。此外还有广袤的撒哈拉沙漠将非洲大陆从大西洋到尼罗河切割成两半，即便在公元500年引入家养骆驼之后，除了意志极其坚定的少数行者之外，大部分人都无法逾越这道无情的屏障。
对其社会发展陷入停滞甚至后退的欧洲人（如大不列颠人、德意志人或斯堪的纳维亚人）来说，即便身处“黑暗时代”，最后依然可以从中国、印度或中东地区获得推动技术进步和农业发展的知识。欧洲人可以从这个地球上最广袤的土地上汲取进步力量，从而最终获益。然而在很大程度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文明只能依靠自有资源。他们的地理位置相对隔绝，身处只有欧亚大陆一半面积的土地上，人口是欧亚大陆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对社会发展而言，这并非一个无法克服的困难，就像连续不断的文明记录所显示的那样。但是，自然条件依然是非洲文明的致命弱点，尤其是在他们最终面对来自西欧社会发展后退期的贪婪造访者时，相比而言，那些西欧人更容易从亚洲的另一端去学习和发展先进的生产技术。
[1] 引自巴西尔·戴维森（Basil Davidson），《历史上的非洲》（Africa in History, London, 1992），第61页。
[2] 引自格雷厄姆·科纳（Graham Connah），《非洲文明，前殖民时期热带非洲的城市和国家：考古学的角度》（African Civilisations, Precolonial Cities and States in Tropical Africa: An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1987），第183页。
[3] 出自休·特雷弗-罗珀（戴克勋爵）[H. Trevor-Roper (Lord Dacre)]，转引自亚里克斯·卡利尼科斯（Alex Callinicos），《理论与叙事：历史哲学反思》（Theories and Narratives: Reflection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Cambridge, 1995），第167页。
[4] 例参Karl Butzer，《埃及早期水利文明：一种文化研究》（Early Hydraulic Civilisation in Egypt: A Cultural Study, Chicago, 1976），第9-12页；M. Stone[原书如此，前引同名书作者为迈克尔·赖斯，不知是否有误]，《埃及的形成》（Egypt’s Making, London, 1991），第27-29页；关于公元前4500左右埃及南部的巨石碑（megalith）的报告，参见1998年4月2日《卫报》上的文章：“Tribe in Sahara Were The First To Aim For The Stars”。
[5] 格雷厄姆·科纳，《非洲文明，前殖民时期热带非洲的城市和国家：考古学的角度》，第150页。
[6] 利奥·阿非利加努斯（Leo Africanus），《非洲的历史与发展》（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Africa, London, 1896）第一卷。关于阿非利加努斯奇妙旅程的绝佳描述，参见阿明·马洛夫（Armin Maalouf），《非洲人利奥》（Leo the African, London, 1994）。
[7] 戴维·菲利普森（David Phillipson），《非洲考古学》（African Archaeology, Cambridge, 1985），第170页；贾雷德·戴蒙德在这个问题上更为激进，他认为：“非洲的铁匠在乡村的熔炉中发现了如何能够达到高温，因此制造出了钢，要比19世纪欧洲和美洲的贝西默炼钢法早了两千年。”（《枪炮、病菌与钢铁》第394页）莫维（M.J. van der Merwe）和沃泰姆（T. A. Wertime）相信制铁知识最早是从地中海沿岸地区跨越撒哈拉沙漠扩散到了非洲，但也承认非洲铁匠发展出来的技术能够直接炼钢，而不是锻铁。参见两人在其合编的文集《铁器时代的到来》（The Coming of the Age of Iron, New Haven, 1980）中所写的文章。
[8] 格雷厄姆·科纳，《非洲文明，前殖民时期热带非洲的城市和国家：考古学的角度》，第213页。
[9] 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第177-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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