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克里斯·哈曼 -> 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第三章 最初的中华帝国
传统欧洲历史学家认为，世界历史始于中东地区，继而从希腊和罗马文明走向西欧文明。但在中国北方土地上崛起的文明超越了所有欧洲文明，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走过了两千年的漫长历史，并奉献出人类历史上一些最重要的技术进步和发明。
公元前221年，统一的秦帝国屹立在中国的土地上，它治下的子民比罗马帝国治下的人口更多。秦帝国境内拥有六千八百公里长的道路（罗马帝国境内的道路总长为近六千公里），道路的宽度经过统一设计，以方便战车和标准轴长的运输车通过。秦帝国还投入三十万人力筑造了绵延三千公里的长城[1]，组织了最多时达到七十万人力来兴建秦始皇的陵墓，更仿造真人大小打造陪葬的兵马俑军队。秦帝国开凿运河，连通主要河流，缔造了四通八达的内河水路，这是世界上其他文明所无可匹敌的。
经过数百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秦帝国是中华文明攀上巅峰的表现。在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几乎同一时间，这里的人们开始转向农业生产：北方的人们开始种植谷物，驯养猪狗；生活在长江以南地区的人们则掌握了完全不同的技术，学会了种植稻米和驯养水牛。
公元前2000年后，使用新石器时代技术的人们建立了城市和国家。到了公元前17世纪末，人们开始学着在冶炼铜矿石时加入锡和铅，从而生产出青铜。贵族武士使用青铜打造的武器开疆扩土，在中国北方的黄河河畔缔造了商王朝。商王朝似乎由融合了军事、祭祀和行政功能等角色于一身的贵族来统治。这是一个等级社会，贵族死去时经常用仆人殉葬，但是私有财产在这一阶段似乎还未发展起来。[2]从公元前11世纪的周王朝开始，周王将土地和权力分封给一百多个属地诸侯，被后人称为“分封制”（与中世纪欧洲类似）[3]，不过有些历史学家表示，周王朝的分封制只是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社会”，而非标准意义上的封建主义，因为相关史料记载表明，此时的农业组织并不以农民个人的土地为基础。而且，周王朝的立法管制着“普通农民的日常生活”：不仅仅是他们的劳作，还包括他们的“婚姻、节庆和聚会”等。[4]每年行政部门都会通告农民应当种植什么庄稼，何时播种，以及何时收获。农民可能会被命令离开冬季的家，投入土地的劳作；抑或无须在田间忙碌，而是待在家中。[5]不过，无论如何，周王朝的历史都充满了诸侯之间连年不断的混战。
经过数百年的战乱，大量诸侯小国逐渐合并为几个大国，因为此时技术的发展已能使各国更加高效地发动战争。战车的数量不断增加，围城的新战术层出不穷，精良的剑弩使被征入伍的农民步兵第一次面对冲过来的战车也能稳稳地站立。反过来，这样的战争也刺激了统治者进一步发展军事应用技术的决心。公元前4世纪和前3世纪（战国时代），这些统治者在北方平原和河谷开辟耕地，排干沼泽地带，建起并大力推广灌溉系统，这些举措的规模通常都很大。冶铁业也飞速发展起来，其组织规模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无可匹敌，铸铁工具和武器得到大量生产，不仅包括刀剑、匕首，还包括“锹、锄、镰、犁、斧和凿”。[6]
新的农业方法：实行以牛牵引的深犁为基础的密集农业耕种；应用动物和人类的粪便作为肥料；种植小麦、大豆和谷子；栽培豆类作物以恢复地力；逐渐掌握了每年播种的最佳时机，促进了农业产量的增长。[7]社会生产盈余的规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写道：“〔中国〕战国时代是人类技术革新史上最丰富的时期之一”，“大规模商业发展起来，涉及大众消费品（布料、粮食、食盐）、金属、木材、毛皮等。富贾巨商将这类贸易与开办大型手工工场（尤其是矿山与铸铁工厂）结合起来，雇用大量工匠与商业代理人，配备名副其实的内河船队与马车商队……大工商主已构成社会集团，以其捐税活动令国家大大富裕起来……各国京都……愈来愈成为大型商业与手工业中心……事实上公元前3世纪时的战争，其目标往往是夺取这类大型经济中心。”[8]
但是，统治者要想打破旧贵族手中的权力，就必须成功地釆纳新的生产方法。“与农业技术革新平行发展的是……社会经济上的变化”和“在一些国家内进行的各种方式的政治改革尝试”。[9]
秦国能够最终吞并其他六国的原因在于，它最为系统化地实施了上述新生产方式带来的变化。这一切的实现，得益于以武士和官员组成的新中央集权政府，粉碎了旧有的贵族体制。作为秦朝社会基础单元的个体农民家庭，在此期间担当了农业生产中的核心角色，新政权允许他们拥有自己的土地，直接向国家而非地方贵族上缴赋税和服劳役。“正是小农形成的新兴生产力，支持了新政权的建立。”[10]
这是一次社会革命，一次新生剥削阶级从上而下取代旧有剥削阶级的权力交接。这场革命通过军队的武力推进，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史料记载表明（或许有些夸张）：前364—前234年这一百五十年间，死于战乱的人数达到148.9万人。[11]在秦帝国建立前的最后几年中，“史书中写满了千篇一律的军事战役和胜利，别无其他”，其中一场胜利据称砍下了十万人的头颅。[12]与帝国崛起相伴的是，不少于十二万旧有“豪强”家族的倾覆。[13]
这种剧烈转变绝非仅由几位统治者指挥强大的军队就能达成。技术和农业上的革新，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动力，而这些则是统治者无法控制通常也不愿发生的事情。
随着农民积累的生产盈余不断增长，统治者（无论新君还是旧主）的欲望也在不断膨胀，他们想要更加奢华的物品、金属武器、马匹、战车，以及为军队配备更好的弓箭和装备。与此同时，农民也需要持续的农耕工具供应。所有这些需求，只能通过规模日益壮大的手工艺人施展他们自己钻研的新技术来实现，还需要商人在各个诸侯国为供需双方穿针引线、行商走贾。统一的度量衡及货币也慢慢流通起来，从而进一步鼓励了贸易的繁荣。
公元前250年，当最有实力的富商成为未来秦皇的心腹大臣时，商人的影响力得到了明确的展现，他被赐予包含十万户的广袤土地，更有三千谋士前呼后拥，为他出谋划策。[14]
许倬云的观点甚至更加激进：“在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的动乱年代中，始终存在着一种强大的可能性，即发展一种占主导地位的、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生活，而不是一种以农村为基础的经济。当时，庞大繁荣的市场中心四处可见，赚钱盈利和契约互惠的市井心态也盛极一时。”[15]
对中国史研究颇有建树的德裔美籍历史学家卡尔·魏特夫（1930年代的他依然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一时期的中国与两千年后欧洲封建主义的晚期阶段十分相似。[16]中国本可以从商业“资本主义”，发展为主要以市场性的雇佣劳动生产为基础的新社会形态。然而，实际上的中国历史发展，陷入了国家官僚体系的掌控之下，官僚体系成功地从商人和旧贵族手中夺走了社会剩余价值，将其集中在自己手中。商人为了反抗贵族压迫而支持国家，但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胜利果实被官僚机构夺走。
毫无疑问，不仅在秦帝国时期，就是在承接秦朝的大汉帝国（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时期，国家政权也在持续不断地打击商人阶层。汉朝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就曾发布政令，“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17]。国家掌握了两大核心行业：盐与冶铁，就像汉代文献中记载的那样，以保证“ 〖帝国〗笼天下盐、铁诸利，以排富商大贾”[18]。与农业相比，行商需要向国家上缴更高的赋税，想要逃税的商人财产将被无情地没收充公。公元前141年至公元前87年，在汉武帝统治的五十四年间，“国家政权强行掠夺了商人的财产。为了生存，商人经常不得不与官僚甚至朝廷建立关系。”[19]对商人的打击经常以保护农民作为虚伪的借口。这一时期的许多历史记载都抱怨商业和手工业摧毁了农业，造成频繁的饥荒和乡村暴乱，与此同时又给予商人威胁国家的武器。这反过来也令贫苦阶层变得愈发危险。公元9年，新朝皇帝王莽作出论断：“富者骄而为邪，贫者穷而为奸。”[20]
不同剥削阶层彼此倾轧谋求权力的这数百年，也见证了社会思想的空前活跃。不同社会阶层的成员看待世界的方式各有不同。彼此竞争的哲学和宗教学派，作为不同社会群体的代表，纷纷涌现出来，试图对发生在身边的变化作出合理的解释。孔子（生于公元前6世纪）及其后继者孟子（公元前4世纪）倡导尊重传统和礼仪，同时注重自身的诚实修养与自我控制。在中国历史接下来的数个世纪中，孔孟思想成为开明政府推崇的传统思想意识，推动社会沿着传统道路发展下去，求得安稳舒适的民生。然而，在孟子那个时代，这种思想也意味着对贪婪王公的批判和否定。在批判现实这一点上，墨子的思想更加深入，他活跃在孔子去世六十年后。墨子创建了属于自己的学派，试图通过官方努力，在普遍勤俭节约的基础上建立起人人平等的社会，反对自私自利、奢侈浪费和战争。相比之下，后来发展成为道教的思潮，则宣扬个人的救赎并非源于集体行动，而是需要修习技艺，帮助个体从繁乱的世界中全身而退，进而最终掌握它。在中国历史后来的发展演进中，各种版本的儒教、道教与佛教，激烈地争夺着人们的信仰；各种平等主义流派也反复频繁出现，表达穷人的悲苦。
但在公元前最后这几个世纪的思想混战中，取得暂时性胜利的却是法家思想。法家思想将重心放在国家力量和官僚机构的功能之上。它坚持认为，国家官员只应关心国家法律是否得到有效施行，而不应为孔孟之道追随者口中的个人道德而分心。
法家思想将国家官僚体系视为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体现。这一点与商人的想法相符，商人注重理性的计算，惧怕武断的政治决定——因为那将会扰乱他们赚钱的脚步。法家思想的信条得到广泛推广，例如在某些流传的赞歌中，就将官员和国家法令视为保护整体社会的重要卫士。
统治者并不仅仅依靠思想劝导来使民众接受他们的极权世界观。他们还竭尽全力使民众别无选择。秦始皇焚书坑儒（书本就是旧传统的象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21]
最初，膨胀的国家权力并未阻挡贸易与手工业生产的持续发展。事实上，商人们从政府的诸多举措中还受益匪浅，例如，修建道路和运河，拓展国土直至中国南方、中亚、中印半岛及朝鲜半岛等。除此之外，此时的中国还实现了更加重要的技术进步：2世纪，中国人学会了炼钢（比钢铁出现在欧洲要早了一千五百年）；发明了世界历史上第一座水车；到了3世纪，独轮手推车得到普遍应用，可以使人们搬运达到自身体重两倍的货物（西欧于一千年后才开始使用独轮手推车）。但是，商人阶层的独立性却被大大削弱。商人无法集中力量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权力中心，就像中世纪晚期欧洲城市中的商贾那样。相反，他们日益依附于国家官僚体制。
虽然国家采取了打击商人阶层的措施，但是农民的命运也并未得到改善。国家沉重的赋税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压力，丰年时还能勉强糊口，饥年时就难免挨饿。生活永远充满了看不到尽头的苦工劳作。中国北方平原的耕地，要求农民在播种和收获之间持续不断地照料庄稼：避免土地干旱，铲除杂草，或者防止病虫害侵袭等。[22]然而，最终辛苦收获的成果中，却有三分之一甚至一半都要交到他人手中。
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所有所谓的帝国奇观：长城、运河、帝王陵墓及宫殿，都饱含着数百万小时的辛苦劳作，都是以无情地剥夺了社会的整体利益为代价。秦始皇相信术士所言，远离人群就可长生不老，“乃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有言其处者，罪死。”[23]有一次，秦始皇发觉在他的随从中有一名告密者，由于无从知晓是哪一个，他竟然杀死了所有四百六十名随从。[24]
无论是劳力上还是生命上的浪费，势必都要以维持对农民的高压政策为代价。古代中国的农民暴乱层出不穷。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古印度或古罗马的历史中，都很少提及下级阶层反抗统治者的暴乱，而这在古代中国的历史记载中却是一再上演。
就是这样的一次暴乱诱发了秦王朝的覆灭。故事源自从前是雇农的陈胜，他带领九百名戍卒前往戍边。由于被大雨所阻，不能如期抵达目的地，情急之下，陈胜喊道：“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起义很快便席卷全国，“演变成了广泛的杀戮”[25]，皇廷掀起了轩然大波，皇帝的主要谋臣被诛杀，秦二世最终也被暗杀。经过四年的动乱，其中一位起义首领最终攻进首都夺取了皇权，建立了新的大汉王朝。
广大民众在这场起义暴动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他们却并未从中获取分毫利益。新的大汉帝国与前朝几乎没有什么不同。随着时间的流逝，汉王朝不久就也开始面临着愤怒的农民起义。公元17年，洪水冲垮了黄河下游的堤防，受灾的饥民在号称“吕母”的巫女领导下，举起了起义的大旗。由于起义者均涂抹脸庞，染红眉毛，故得名“赤眉军”。“赤眉军”的起义领袖在两个地区建立起了独立的王国。
这样的农民起义为日后历史上不断揭竿而起的农民暴动提供了参考模式。帝国税收与地主的强取豪夺迫使农民不得不反。叛乱者征服了整个地区，攻占了地区都城，甚至危及帝国都城，此后更有许多不得朝廷重用的帝国军队将领、政府官员和一些地主也加入起义军行列。成功的起义拥立了新的皇帝，建立起新的王朝，然而新朝剥削农民大众的力度，却是与旧朝一样严苛。
这绝非个别统治者腐败堕落之故。农民无法建立起一种持久的中央集权体系，以实施并达成农民阶层自己的社会目标。农民以田地维生，为了维持生计，他们无法长久离开自家的耕地。离开田地的人们则不再是农民，他们依靠抢劫或受贿维生，雇主很容易就能对他们施加影响。那些依然坚守土地的农民，或许还在梦想着一个更好的世界，一个没有辛劳、困苦和饥荒的世界。但在耕地灌溉和防治洪水、提供铁制工具，以及获取他们无法自己生产的其他物品等事务上，他们不得不依靠国家行政官员。在他们设想的世界中，行政官员的行为举止要比现实中更亲善，地主也不会极力榨取他们。但无论如何，他们都无法想象一个由自己主宰的完全不同的社会。
然而，接连不断的农民起义逐渐削弱了大汉帝国。大汉帝国的存在时间，与西欧现代史的时间一样绵长。但是，汉朝越来越难以控制各地崛起的大地主。除了变本加厉地压榨农民，政府再无他法筹措维持帝国运转的各项资源。因此，间歇性的农民暴动时有发生。184年，爆发了带有宗教救世色彩的“黄巾起义”。“黄巾起义”的领袖是太平道的创始人张角，他聚集了三十六万人的起义军。汉朝派去绞杀叛军的将军们很快就自相残杀起来，致使时局变得更加动荡混乱。
在此过程中，都城被焚烧，全国上下都遭到劫掠，商贸路线被截断，城市中心迅速衰落，这些情况又进一步扰乱了乡间的生活。彼此竞争的地主们很快便各自占据一方土地，将区域内的政治和经济权力紧紧攥在手中，经营田产，接管组织农民劳工以维护运河、大坝和灌溉工程，开始补征由于连年战乱未上缴的国家赋税（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26]在新的经济安排下，农民继续在土地上耕作，许多手工业行当也得以继续发展。不过，发展的目标只在于纯粹满足地方所需，因此很难达到真正繁荣。长期的技术进步就此停滞下来，在接下来的三个世纪中，中华帝国的发展步伐也相对缓慢，而其周边小国则在此期间走向了繁盛。
某种程度上，这一时期的中国与5世纪的印度及大约同时代崩塌的西罗马帝国颇有相似之处。但它们之间又存在本质上的重要差异。中华文明的连贯发展并未被打破，与印度和罗马相比，这一结果来自经济和城市生活更加迅速的复兴。
无论如何，曾经极大地促进了技术进步和经济扩张的政治结构，如今已经无法发挥功效，导致旧有社会的部分崩塌。旧有官僚统治阶层已经无法使用老方法来维持统治，推动社会发展。如今，拥有土地的贵族只能监管自己呈碎片化的土地。商人阶层不愿与其他社会阶层决裂，因而他们提出了一种能够安抚反叛农民的社会转型计划，包括接受来自印度最安静祥和的佛教。彼此竞争的各个阶层并未走向毁灭，但毫无疑问，在相互之间的牵制下，他们也无法施展出其各自最大的力量。
[1] 正如我们常说的那样，秦始皇建造长城并非从零开始，而是连接了部分已经存在的城墙。今天的长城经过多次重修，17世纪的明朝也大兴修建，延长了长城的长度。
[2] 马伯乐（Henri Maspero），《古代中国》（China in Antiquity，[1927年法文原版]Folkestone, 1978），第26页。
[3] 参见卜德（Derk Bodde）所写的“秦国和秦帝国”（The State and Empire of Ch’in），收入崔瑞德和鲁惟一主编的《剑桥中国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Cambridge, 1986）第一卷，第21页。[《剑桥中国史》，第一卷《剑桥中国秦汉史》，杨品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4] 马伯乐，《古代中国》，第45页。关于现代中国学者对古代中国社会特征的探讨，参见吴大琨（“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研究的一些问题”）、柯昌基（“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古代社会”）、赵俪生（“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角度看西周的井田制度”）三人的文章，收入卜正明（Timothy Brook）主编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中国》（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in China, New York, 1989）。
[5] 马伯乐，《古代中国》，第70页。
[6] 许倬云（Cho-yun Hsu），《汉代农业》（Han Agriculture, Washington, 1980），第4页。谢和耐（Jacques Gernet），《中国社会史》（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sation, Cambridge, 1982），第67-69页；卜德，“秦国和秦帝国”，第22-23页。[许倬云，《汉代农业》，程农、张鸣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谢和耐，《中国社会文化史》，黄建华、黄迅余译，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和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2008、2010年版均改名为《中国社会史》。]
[7] 许倬云，《汉代农业》，第6页。
[8] 谢和耐，《中国社会文化史》，第72页。[译文参见该书中文版第64-65页。]
[9] 许倬云，《汉代农业》，第12页。
[10] 同上书，第13页。
[11] 卜德，“秦国和秦帝国”，第40页。
[12] 卜德，“秦国和秦帝国”，第45页。
[13] 谢和耐，《中国社会文化史》，第109页；卜德，“秦国和秦帝国”，第52页。
[14] 谢和耐，《中国社会文化史》，第109页。[《史记·吕不韦列传》“食河南雒阳十万户”“食客三千人”。]
[15] 许倬云，《汉代农业》，第3页。
[16] 卡尔·魏特夫（Karl Wittfogel）的文章“中国经济史的基础和阶段”（Foundations and Stages of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发表于《社会研究》（Zeitschriftfür Sozial Forschung），1935年4月号上。
[17] 许倬云，《汉代农业》，第39页。
[18] 《盐铁论》（公元前81年），节选自许倬云《汉代农业》第191页。
[19] 许倬云，《汉代农业》，第53页。
[20] 同上书，第165页。
[21] 卜德，“秦国和秦帝国”，第69页。
[22] 许倬云，《汉代农业》，第6-7页。
[23] 卜德，“秦国和秦帝国”，第71-72页。
[24] 同上。[《史记·始皇本纪》始皇帝幸梁山宫，从山上见丞相车骑众，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后损车骑。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语。”案问莫服。当是时，诏捕诸时在旁者，皆杀之。]
[25] 卜德，“秦国和秦帝国”，第83页。
[26] 许倬云，《汉代农业》，第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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