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女性受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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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女性受压迫

　　随着社会阶级的两极分化和国家的崛起，世界各地的女性都陷入了一败涂地的困境。女性地位发生了转变，恩格斯在一个多世纪之前将其描述为“女性在世界历史范围内的惨败”。女性从与男性共同作出决策的重要位置，被拋弃到附属和服从于男性的位置上。从一个阶级社会到另一个阶级社会，从同一个社会中的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这种从属的本质含义也有很大不同。但只要阶级存在，女性的从属地位就一直在全世界范围内存在。这种状况是如此普遍，以至于时至今日人们还将其视为“人类本性”自然的产物。
　　这一变化植根于人们与剩余生产之间的新关系之上。集中的新生产技术，第一次将男性劳动置于优于女性劳动的位置上。采集活动曾是狩猎采集社会中最主要的生计来源，如今完全可与喂养幼儿和畜养家畜同时进行。早期农业完全依靠锄头，但是使用重型犁耕地、饲养牛群和马群可是另一回事。在女性从事这些繁重劳动的社会中，出生率较低并且人口增长停滞，显然不如那些女性被排除在上述角色之外的社会。戈登·柴尔德在很久之前就曾指出，在“野蛮人”中，即纯粹的农业人群中，“尽管女性通常使用锄头锄地，但犁地的却始终是男性。即便在最古老的苏美尔和埃及文献中，也记载着拉犁者的确为男性”。^[1]他指出，“犁的使用……将女性从大部分筋疲力尽的辛苦劳作中解放出来，但与此同时也剥夺了她们对农作物耕种的垄断权，更重要的是，使她们失去了垄断耕种所带来的社会地位。”^[2]因而，男性开始独立作出关乎家庭或氏族未来的关键性决定，原因之一也来自男性必须负责实施这些决定。伴随着社会盈余增多，其他变化也带来了类似的影响。女性可以参与当地交易，在有些情况下，女性甚至也可以参与战事。但是，远距离贸易交换和重大军事行动则被男性所垄断。战士和商人几乎全为男性——而且随着他们对社会剩余价值的控制不断加强，男性开始占有更多物品，攫取更多权力，男性的特权变得日益强大。而古老部落血缘氏族的打破，更是加速了这一趋势的发展。独立的成年女性不再是更广大社会关系中的一分子，原有的地位既曾给予她如何使用生产所得的某种话语权，也曾为她提供保护免受残暴对待。相反，如今的她仅仅是一名“妻子”，沦为一种奇怪的家庭关系中的附属品。^[3]统治阶级中的女性越来越被当成掌握了社会剩余价值的男性的另一件所属物，她的价值就像一件装饰品，是能够提供性愉悦和为男性繁衍后代的源泉而已。女性被保护起来，免遭困苦和外部危险，但这同时也将她们紧紧裹住，阻隔了她们与外部社会之间的互动。在以农业和工匠技艺维生的家庭中，女性的生活与从前相比也是翻天覆地。她们依然需要承担生儿育女的任务，在永无止境的辛苦劳作中忙碌不停。然而，她们的丈夫却掌握着家庭与社会的关联，将确保家庭存在延续的方法强加在妇女和儿童身上（包括妻子必须不断怀孕）。^[4]无论在剥削阶级还是在被剥削阶级中，都存在着事实上的“等级”——父亲对家庭中所有其他成员拥有绝对的统治权。这一印记很快就可以在所有地区的所有意识形态中发现。女性神灵和祭司的重要性不断下降，退居次要位置，仅作为母亲的形象或美的代表而保留下来，不再扮演积极参与缔造和组织世界的角色。
　　在各个社会及各个社会阶层中，女性的角色也并非就是一成不变、始终如一。农民阶层的女性遭受的压迫，与贵族阶层女性遭受的压迫，在形式上截然不同——女性奴隶所遭受的苦楚就更加迥异，因为奴隶不论男女，都不许与其家人生活在一起。由于年轻成年男性的死亡率相对较高，寡妇四处可见，她们最后通常都会负担起整个农户家庭或匠人家庭的生活，甚至承担起管理国家的重任，就像男人能够做到的那样。在某些社会，女性被剥夺了所有权利；在另一些社会里，她们则被允许拥有和继承财产，也可以提出离婚请求，并可推动离婚进程。无论哪里的女性都受到压迫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她们所受的压迫都如出一辙，就像1980年代女权主义学者常常提出的“父权制”理论所暗示的那样。然而，无论如何，事实都证明，此时女性的社会地位比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时期要低下得多。
　　最早的剥削阶级的壮大，进一步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发展。剥削者用来稳固统治的方法，开始耗尽大部分社会资源。在仆从上的支出、在专职警察或军队上的开销，以及在建造巨大神庙、宫殿或陵墓以彰显权力上的不菲花费，促使剥削阶级必须更进一步地去剥削和压迫大众——同时也促使这种剥削和压迫进一步合理化，因为这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唯一途径。此外还有一种方法也为剥削阶级提供了额外的动力，那就是对外战争——这是一种从其他社会夺取资源的方式。然而，地方性的战争给广大民众带来了更多的苦难。战争同时也在邻里百姓间催生了统治阶级和国家，因为人们开始接受下面这一观念：在战争中，只有将社会剩余集中到少数人手中，才能作出有效防御和保护民众。^[5]总之，统治集团的兴起或许曾对整个社会具有“功能性”，然而，一旦越过某条界限，它们就开始变成社会的拖累。在最初的文明崛起后的一千年至一千五百年间，中东、印度河流域和地中海东部地区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都颇具戏剧性地证明了这一点。

^[1] 戈登·柴尔德，《历史发生了什么》，第72页。

^[2] 戈登·柴尔德，《历史发生了什么》，第72页。

^[3] 次观点参见萨克斯（K.Sachs）所著《姐妹们与妻子们》（Sisters and Wives, London, 1979）第117、121页。

^[4] 关于对女性压迫不断加强的详尽论述，参见我的文章：“恩格斯与人类社会的起源”第129-142页。

^[5] I.M.Diakhanov, ‘ The Structure of Near Eastern Society Before the Middle of the 2nd Millennium BC’, Oikumene 3:1 (Budapest, 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