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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
（1924年12月20日）
现代中国国民运动，起源远在中日战争以后，当时所谓士大夫（即智识阶级与官僚），受战败之刺激，由反对李鸿章议和误国运动，一变而为维新自强运动，这个运动的中心人物，就是翁同龢、文廷式、张謇、康有为、梁启超等。当时政治思想分为二派。一是文人派，首领是在北京的大学士翁同龢；一是实力派，首领是在天津的北洋大臣李鸿章。隶属翁派的是些都下名士，是祟拜旧的中国文物制度的；隶属李派的是些办铁道、轮船、电报、海军等洋务人才，是主张采用西洋军事、交通制度的；在当时前一派属于守旧，后一派属于维新，两派在思想上，在政权上，中日战前即有不少的暗潮。战后维新自强运动起，两派思想互变，李派属于守旧，翁派属于维新，而暗斗愈烈，卒以翁派得清帝之助及时论同情，李遂失政权而入居北京。康有为入北京上书变法救亡并设保国会，而翁派势力大张，翁、康互相利用，结托清帝，遂造成戊戌变法的局面。
“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这四件事，都是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开始表现他的社会的势力以前，小资产阶级之重要的国民运动，而也只有这四件事配说是国民运动，因为在这四个运动中，都有广大民众参加，不象什么西南“护国”、“护法”都是南北军人间的互斗。不但没有民众参加，而且没有丝毫民族对外的意义。
“戊戌变法”运动，所谓变法，不过是一种方法，其目的乃是由变法而自强而御侮而救亡，其动机乃由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而起。这次运动的优点有二：（一）当时所谓变法维新，较前此老维新派李鸿章等采用西洋的军事、交通制度，更进一步主张采用西洋的行政、教育制度，因此李鸿章等退为当时之守旧派。（二）当时之变法维新运动，不但在政治思想上生了大变化，即学术思想上也生了大变化，所谓思想上的变化虽然不出孔教范围，而因为西洋学术思想之输入，遂使孔教教义起了新的分化：一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之改革派，一是张之洞、叶德辉等之护教派。张之洞著《劝学篇》，叶德辉著《翼教丛编》，均以明伦卫道之正统自居，斥康、梁为异端邪说，这种辩论，使远在此前汉学派今古文之争扩大到政治上学术思想上普遍的冲突。
这次变法运动的弱点亦有二：（一）变法维新的内容，只主张在现政治之下谋行政及教育制度的改革，并未想到政治的根本改革及其准备，因此，遂引起后来立宪派与革命派之争；（二）变法维新的方略，未曾在社会上坚筑改革派民众组织的基础，专思以清帝的威权行之，当时的改革派不但没有抓住社会势力，并没有看清包围清帝之亲贵——统治阶级对他们作战的力量，因此他们遂至为衰世凯所卖，一败涂地，几乎全军覆没。他们的妥协性，使他们忽略了民众的组织，使他们忽略了革命的准备，这是在国民运动中第一次给我们的教训！
戊戌政变后，清廷的反动，日甚一日，同时，外国帝国主义之政治的经济的侵略，也日甚一日。全国，尤其是北方穷苦的农民及手工业者之生活困难与失业增加和帝国主义经济的侵略（外货输入）成为正比例；同时，清廷一方面对内厉行反动政策，一方面图结外人之欢心和缓其责难，保护外人及教堂之严令，纷如雪片的颁布到各县各镇乡；因此，遂逼成“义和团”事件。
“义和团”事件的起因十分明白：一是经济上的原因一一农民对于帝国主义侵略的反抗，一是政治上的原因——清廷反动政局趋于极端之结果。
思想简单的北方农民及失业的游民无产阶级，凭了英法联军入京火烧圆明园，中日战争割地赔款，洋货充斥物价飞涨，教堂教徒势力薄天，政府因仿办洋学堂、洋船、洋枪炮等增加租税——这些多年的直觉，遂由白莲教的反清复明运动，一变而为义和团的扶清灭洋运动。恰当此时清廷反动的政局日趋极端，无论如何媚外，终不免外人借口要挟的责难，至外国容纳亡命的改革派，尤为清廷愤恨，及义和团运动起于山东，延及直隶、东三省，端、庄、毓贤、刚毅辈遂思利用之以铲除外人干涉，以偿其尽量反动之大欲。
义和团之蔑视条约，排斥外力外货及基督教，义和团之排斥二毛子三毛子——帝国主义者之走狗，都无可非难；义和团之信托神力，义和团之排斥一切科学与西洋文化，自然是他的缺点，然这些本来是一般落后的农业社会之缺点，我们不能拿这些特别非难义和团。义和团真正缺点是，（一）只是冲动的暴动之一群，而没有相当的组织，致一败而遂瓦解；（二）与反动派合作而为其利用，致失社会上进步分子的同情。这是在国民运动中第二次给我们的教训！
义和团运动之失败，在国民运动上遗下两个极大的影响：一是因此暴露了清廷之罪恶与昏庸，戊戌以来社会上所谓维新党，分化为立宪与革命二派，这是好的影响；一是因此一般富于妥协性的知识阶级，附和二毛子三毛子的宣传，以排外为野蛮为耻辱，损坏了民族革命即反抗外国帝国主义之精神，这是恶的影响。这个恶影响为害于国民运动至大，远及于辛亥革命一直到现在。
自义和团事件至辛亥革命十二年中，立宪与革命之辩论，纷起于侨居日本及上海之知识阶级；同时，内地之商业资产阶级及知识阶级的“权利收回”运动亦轰然特起，最著者，若对俄之东三省主权收回运动；若对美之粤汉铁路收回运动；若对英之山西、河南煤矿收回运动，安徽铜官山矿废约运动，沪杭甬路拒绝借款运动，苏、直、备，津铁路废约运动；若对法之滇矿收回运动，拒绝沪、绍航权运动；若对比之收回京汉路管理权运动；吉林、河南、四川都组织了保路会，成了大的群众运动。这些运动，遍于全国，明明是对于帝国主义者依辛丑条约向中国经济进攻之反抗。当时的革命党，应看清廷乃是当时革命运动之唯一动力。
当时立宪与革命两派之争，前者是希望清廷的宪政来改造中国，后者是主张以革命的势力来改造中国，立宪论实在是当时一部分妥协的知识阶级之愚妄，然而革命的结果，也未达到改造中国之目的，这并不是革命主张之错误，乃革命方法之错误。辛亥革命方法错误之点正多，最重要的有二：（一）单调的排满，虽然因此煽动了民族的情感，便革命易于成功，同时并未抓住社会上客观的革命势力，即当时商民之经济的要求，亦即反抗外国帝国主义收回权利的要求。因此，革命之目的不为商民所了解，革命运动遂不得不随清室退位而中止；因此，中国的产业未能随革命成功而发展；因此，封建余孽得勾结帝国主义者扑灭革命势力，而帝国主义之长驱直入，革命后反比前清更甚。这是辛亥革命之大失败。（二）单调的军事行动，这种军事行动之基础，不但不曾建筑在民众的力量上面，即参加革命的军队，也只是被少数党人权利的煽动，并非是普遍的受了革命的宣传与鼓励；因此，军人以争夺权利而互斗的内战，血污了十三年民国史。这不但是辛亥革命之失败，直是辛亥革命之罪恶。
专做军事行动而忽略了民众的政治宣传；专排满清而放松了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但放松了，而且满口尊重外人的条约权利，力避排外的恶名，军所行至，皆以冒犯外人为大戒，致使外力因中国革命而大伸，清末权利收回运动，无形消灭，借外债，送权利，成为民国史之特征；同时军人以兵乱政，亦为前清所未有，至如军阀与帝国主义者勾结为患的局面，亦可以说是辛亥革命方法错误所遗下的恶影响。这是在国民运动中第三次给我们的教训！
以武力排满的辛亥革命，失了国民革命的真面目。国民革命的目的物——外国帝国主义者与国内军阀——因而虐焰愈炽，在此虐焰之下忍受了八年（自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的中国青年，受了欧战后世界革命的潮流，遂发生“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重要的事实是，北京学生团三千余人，反对巴黎和约签字，民国八年五月四日，为外交的示威，火烧曹汝霖住宅，痛殴章宗祥；六月三日，北京学生讲演团被捕者千余人，上海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要求县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并释放被捕学生，同时，南京、杭州，武汉、天津、九江、山东、安徽、厦门、广州的学生及搬运苦工先后继起，一致声讨卖国贼及排斥日货；至十日北京政府下令罢免曹、陆、章，上海始开市、开工、开课。
此次运动的优点是：（一）纯粹的市民反抗外国帝国主义之压迫及以直接行动的手段惩罚帝国主义者之走狗——卖国贼；（二）随之而起的文化运动和社会运动，加［对］旧思想以重大的打击。
此次运动的弱点是：（一）民族运动的对象，只是当时感觉最甚的勾结国内军阀段祺瑞之帝国主义的日本，而忽略了国际帝国主义者对华侵略之全部情态，并且还有一部分领袖有求助于更险毒的敌人美国帝国主义者之倾向；此倾向，发展到华盛顿会议时，更恶化了全社会。（二）群众中无有力的组织与领袖将此运动继续扩大深入到社会各阶级中被压迫的群众，在欧战后世界革命的大潮中，失去了被压迫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大爆发的机会，当时在南方的国民党均囚在“以武力和北方争地盘”的旧政策内，或更周旋于分赃的南北和平会议，并未看清中国革命之真关键——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也未看清中国革命之新方向及新势力，他们对于学生运动取了旁观态度，甚至有一二领袖还加以怀疑或非难；在北方的青年领袖们根本上没有革命性，不但临事脱逃，并且公然提出回避革命的口号“读书求学不问政治”。因此，在革命时机有革命倾向的“五四”运动，变成了秀才造反，中国儒弱的智识阶级，在此次运动中可谓原形毕露！这是在国民运动中第四次给我们的教训！
以上四个国民运动，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包含在内）独唱的舞台，也就是屡次失败之根本原因。
可是最后的“五四”运动乃是在欧战后世界革命的怒潮中和中国城市工业开始发展中（民国八年西历一九一九年）发生的，因此，“五四”运动虽然未能达到理想的成功，而在此运动中最努力的革命青年，遂接受世界的革命思潮，由空想而实际运动，开始了中国革命之新的方向。这新方向便是社会中泛有革命要求的无产阶级参加革命，开始表现他的社会势力。
开始表现他的社会势力之无产阶级，无论在阶级争斗或民族争斗，他的力量虽然还幼稚，而在“只有失败而无妥协”这一点看来，这一个“革命阶级”的根性已充分表现出来。因此，这新方向的运动不过才开始进行，即已做出几个使帝国主义者惊心动魄的运动：自海员罢工至镇压商团反革命（民国十一年一月十二日——民国十三年十月十五日）。
香港中华海员联合会，因要求加薪不遂，全体罢工，前后加入罢工之海员二万余人，全市搬运工人、煤炭苦力、公私佣工等同情罢工者数万人，罢工凡五十四日（一月十二日——三月五日），以达到加薪要求而解决。
在此次罢工中，我们可以看出同情援助者由全香港工人以至中国北方的铁路工人之阶级的觉悟；我们可以看出香港公私所雇华人全体罢工时之民族的觉悟；我们可以看出英国帝国主义者运输停止之恐慌及运输工人之威力；我们可以看出英政府保护英资本家（船公司）严厉的压迫罢工之一致（香港政府封禁海员工会，勒令各行船馆缴销牌照，以武力禁止海员及一切人民自由出境，上海英官则代船公司招工，并拘捕同情于香港罢工之工人数名）。
由海员罢工胜利起，至京汉路工“二七”惨剧止，这一年中，是中国工人阶级进攻时期。由香港、广东而上海而长沙而萍乡而武汉，沿京汉、津浦、京奉路而抵山海关，罢工与工会运动，轰动全国，使军阀、官僚、资本家侧目而视。
工会运动中，比较有力的是铁路工人，京汉、京绥、正太、粤汉、津浦、京奉各路都有了组织，京汉尤比较的完备，而军阀官僚对之也尤为嫉视。
当中国工会运动最高潮中（民国十一年西历一九二二年），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已镇住了世界革命的怒潮，重复向世界工人阶级及远东被压迫的民族进攻了；同时，新兴的直系军阀正抱了武力统一的野心，恰好和新兴的工人阶级统一全国铁路工会的运动相抵触，冤家狭路，分外眼明，复加以汉口帝国主义者之教唆，沿京汉路各埠商人对于罢工工人之非难，民国十二年二月七日京汉路工之惨剧乃起。
“二七”惨剧给我们的教训是：使我们认识外国帝国主义者和中国的军阀官僚商人，他们同立在一条反革命的联合战线。
“二七”失败后，帝国主义者、军阀、官僚、资本家同时向工人阶级进攻，各省（广东、湖南除外）工会或解散或改为秘密的小组，全国工潮一时遂低落下去。
广东虽无多产业工人，而一般劳动群众因为处在五六年来政治上反抗北方的南方政府统治之下，得到普通的集会结社之自由，较之有强固组织的资产阶级压迫下之大都市产业工人，反能发挥其革命性，因此，在全中国工潮低落之时，广东劳动群众不但能固守阵地，最近还能向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进攻——沙面罢工及镇压商团反革命都得到了胜利。
沙面英、法租界新定入界苛例，实际上只是取缔华人，这本是对于中国全民族的耻辱；然而罢工抗议者只是被雇的工人与警察，商人毫无表示，而国民党右派党员，反有和英捕房勾结欺骗工人妥协者，幸而广州市工人群起援助并力持不妥协态度，香港海员亦表示同情，英、法帝国主义者终至让步。
广东商团乡团，久有和工人、农民对抗的形势及冲突，最近各县商乡团且联合在广州商团团长陈廉伯（英国汇丰银行买办）指挥之下，阴谋推翻孙中山政府。他们曾勾结国民党右派军人以罢市要挟政府发还了私运的枪弹；他们自己说后面有英人援助；他们自己说奉了曹、吴的命令；他们居然以武力拦阻国庆日游行庆祝的市民，杀伤了工人、学生数十人；罢了市不算，还号召各属商乡团集中广州，对政府及工人取攻势；工团军、农民自卫军联合各校学生及陆军学生组织工、农、兵、学革命大同盟和商团对抗；孙中山因民众之奋起，遂毅然排弃国民党右派妥协政策，以武力击散商团军，没收其枪械。
此次商团反革命之镇压，时间虽只一日夜，地域虽只广州一隅，其实比民国十三年任何大的战争都有意义，因为他是中国的工人、农民、国民党左派的学生军人，对于外国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富商（商团）、乡绅大地主（乡团）、国民党右派的军人政客之战争，他是中国现在及将来革命与反革命争斗之缩影。
二十余年来国民运动给我们的总教训是，社会各阶级中，只有人类最后一阶级——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而且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天然对敌者；不但在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革命他是主力军，即在被资本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之国民革命，也须他做一个督战者，督促一切带有妥协性的友军——农民、手工业者、革命的知识阶级、游民无产者（兵与会匪）及小商人，不妥协的向外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内的军阀、官僚、富商、劣绅、大地主、反革命的知识阶级进攻，才能够达到国民革命之真正目的——民族解放。
1924年12月20日《新青年》（季刊）第四期 署名；陈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