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陈碧兰 相关链接：彭述之 回顾我和彭述之的岁月[1] （1965年12月） 这里我不想在这篇短文中为彭述之作传记，而只是试图将我从一九二五年认识他的时候起，迄至今日整整四十年中，他的思想，他在中国共产党中的作用与活动，以及三十六年来他在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的作用和艰苦斗争的情形，作一个轮廓性的叙述。 我认识彭述之是在一九二五年秋，但我认识他的思想早在认识他本人之前。当一九二四年末，我还在莫斯科东方共产大学学习时，就从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向导）周刊和理论杂志（新青年）上读到他的文章。他的第一篇题为（帝国主义和义和团运动） （发表于一九二四年九月三日出版的（向导）周刊上），有系统地分析和阐述了从鸦片战争以来，即从英帝国主义以大炮轰破了中国的万里长城后 （一八四○一四二年鸦片战争），中国如何逐渐成为国际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详细地引证了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军事、经济、政治和文化侵略的历史事实。由此给义和团运动确定了一个观念：「它是中国农民群众受了帝国主义过分压迫而起的一种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因而驳斥了近代史家所谓「拳匪之乱」和一般人称之为「野蛮排外」等污蔑的传统观念。这不但在中国共产党内对义和团确定了一个正确的观念，而且在社会上，尤其在文化界掀起了一个风浪，那些有名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教授们 （如北京大学名教授胡适之等），都高声叫喊：「这是推翻了中国历史的传统观念，这是翻案了！」 其次，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谁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者》一文 （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上），自一九二三年初，共产国际认定中国革命是各阶级的民族民主革命，因而指令中国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政策后，在党内便发生了哪一个阶级是这个革命的领导者的问题。因为依照国际的指示，显然暗示着代表无产阶级的共产党不能单独担负领导国民革命的使命，因而必须加入国民党，同国民党合作。当时共产党的领导层，在接受了国际训令之后，便改变了原有的无产阶级立场，发生了一种极右的倾向。例如毛泽东在他的《北京政变与商人》一文中（发表于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一日出版的向导报上），他曾公然号召天津和北京的商人 （即资产阶级）「一齐起来和上海的商人采取一致的革命行动，商人的团结越广，声势越大，领导全国国民的力量也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重点为我所加）这明显地认为资产阶级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随后，陈独秀写了一篇题为《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的文章 （发表于一九二三年十二月的《前锋》月刊第二号）。在此文中，他从中国各阶级的分析和力量的对比中，所得出的结论是：只有资产阶级才能领导国民革命。因一方面，这个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同时，工人阶级的数量和知识还不够领导这个革命。这种思想在党内引起了很多同志的混乱和迷惑。因而彭述之便针对着陈独秀的文章，写了（谁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者）。他虽没有提到陈独秀的名字，但实际上是批评他的观点的。[2] 彭述之在这篇文章中，把中国各阶级的经济基础和利益，从银行、商业、工业资产阶级，一直到工人、农民、手工业者，以及一般的小资产阶级，按照它们的经济基础和利益加以详细的分析，从分析中指出：中国的资产阶级，包括工业资产阶级，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因而绝不能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而领导国民革命。而且由于害怕站在他们背后的无产阶级，不可免地是反动的。因此，他得出的结论说： 「我们分析了以上各种阶级……我们现在可以断定，在物质的基础上，在革命的觉悟上，在世界革命的环境上，以及中国各阶级的利益和意识的趋向上，中国的国民革命，只有中国的工人阶级配作领导者，也只有它能作领导者。」
彭述之于一九二○年秋加入共产党，一九二一年春到莫斯科东方共产大学学习，并被选为中国共产党旅莫支部的书记，一直到一九二四年七月他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回国时为止。据同志们说，他在旅莫支部作过很好的贡献，曾经为他们作过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许多报告，同他们讨论各种问题，因而同志们对他很尊重。当我在那里时，继任的书记为罗亦农 （他于一九二五年春回国，不久即任上海区委书记，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死于蒋介石之手）。那时同志约近百人，有些是从法国和德国转到那里的，但多半是从中国派去的。我们除了正式上课外，晚上或星期日常举行演讲会或讨论会。当我们讨论了彭述之的《帝国主义和义和团运动》和《谁是国民革命之领导者》这两篇长文之后，大家都一致推崇和同意他的意见。因此，在一九二五年初欢送李大钊[3]回国的晚会上，主席刘伯坚 （后为冯玉祥政治部主任，亦被蒋枪毙）的致词中，他微微地带着骄傲的神情说：「我们这里已经回去了一枝笔，那就是彭述之同志，相信现在李大钊同志回去，对我们党定有重大的贡献」。「一枝笔」这几个字在我的脑中刻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 （因我对这方面有兴趣）。这也就是我在本文开始时所说的：我认识彭述之的思想早在认识他本人之前的真实情形。彭述之自一九二四年夏回国后，除了在《向导》报和《新青年》上写文章外，并参加上海地方的实际工作。当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四次大会，他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常务委员会 （即政治局）的委员，并主编党机关报《向导》和理论杂志《新青年》。当我于一九二五年秋到上海后，参加上海全体女同志会议时，经过中央妇女部的负责者向警予的简单介绍，我才知道准备在这个会议上作政治报告的便是我在莫斯科时曾经读过他的许多文章的彭述之同志。他的态度沉静而严肃，但对同志很热诚，这便是我初次对他的印象。 在第二次革命时期当时中常委为五人即：陈独秀、彭述之、瞿秋白、蔡和森和张国焘，但实际上经常只有三人，蔡去莫斯科，张经常不在上海，陈独秀经常在中央办事处和各地来的同志接头（述之也常去），瞿秋白由于俄文较好，经常同国际代表接触，同时他不喜欢参加上海区委 （包括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在内）地方性的会议，也不喜欢和同志们接触。因而参加上海区委会议的就只有彭述之。他不但代表中央常务委员出席上海区委的各种会议，而且还经常出席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中央常务委员会。 由于彭述之经常参加上海区委常务委员会的会议 （我亦其中委员之一）以及其它的各种干部会议，我和他接近的机会很多；同时，因文字工作的关系，我常到他的住所去，因他是中央宣传部的主任，我所主编的《中国妇女》（党中央办的）有些重要的文章，政治的或理论的，我都要拿去给他看或者经过他修改。这样，我和他接近的机会也就更多，经过一个相当的时期，双方相互了解，我们便决定生活在一起。 在一九二五－－二六年初，由于五卅运动所掀起的普遍全国的反帝国主义和军阀运动，广大的群众、工人、农民、学生、妇女以及一般的小资产阶级的分子，都卷入于革命的浪潮中。因而，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运动，以惊人的速度在全国的范围内蓬勃地生长着。单以上海来说，在每一次事件发生后，如反奉战争，反对日本出兵满洲和北京「三一八」惨案等，都曾举行十万人以上的庞大的巿民大会与游行示威，以及街头演讲，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侵略与压迫。恰在愤怒与激昂的情绪之下举行了规模宏大的对北京「三一八」惨案的市民大会与游行示威之后，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在广州发动政变的消息传到上海，这是国共合作以来代表资产阶级的蒋介石所发出打击共产党的第一个信号。这个事变，有如晴天霹雳一般震撼着整个共产党。从中央到上海区委乃至每一个共产党员，都感到震惊、愤怒和疑虑。区委常委会严肃地讨论了这一政变之后，次日便召集活动分子会议，到会者百余人，都盘坐在地板上，倾听中央代表彭述之报告广州政变的情形和中央的意见。报告完毕，群情愤慨，一致认为这次政变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资产阶级的反动行为，我们共产党也应该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土来重新考虑国共合作问题，以便确定本党的工作方同，并要求中央迅速采取办法以对付蒋介石。 中央委员会经过慎重的考虑，决定联合国民党左派及其武装力量，并扩充共产党员叶挺所指挥的队伍和武装一部分工农，准备以实力反攻蒋介石。因此，在一九二六年四月尾，中央决定彭述之以中央特派员的资格到广东去组织特别委员会，同鲍罗庭商讨如何对付蒋介石三月二十日政变的具体办法，并表达中央的意见 （我亦同去，因区委派我协助参加第三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的上海工会代表团的工作）。由于彭述之所代表的中央反蒋的意见，以及他临时提出的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由国共的党内合作改为党外合作的意见与鲍罗庭所代表的共产国际继续国共合作，支持蒋介石的政策完全不同，在彭述之与鲍罗庭之间便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和斗争。结果彭述之处于孤立地位。 鲍罗庭是一个典型的善于诡辩词令和玩弄手腕的官僚，他佩戴着十月革命和共产国际的威望，拥有大量的物质 （军火与金钱），这便更加强了他在国民党中和南方共产党里的权威。因而广东整个省委 （那时周恩来即该省委的委员之一）及其它中央委员如谭平山、张国焘等都遵从了他的意见。这样，我们党中央的反蒋政策，便被鲍罗庭转变成为拥蒋的政策；彭述之所提出的退出国民党的主张，被鲍罗庭转变为接受蒋介石的「党务整理案」，更进一步地把共产党变成国民党的附属物了！因该案公然规定 ：共产党不得批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不得当国民党中央党部部长；在各地方党委员会，共产党员不得超过委员三分之一；共产党中央应将所有加入国民党的共党名单交国民党中央党部保存。像这种对共产党无异于一副枷锁的「党务整理案」是预先得到鲍罗庭的同意的。当然，鲍罗庭对蒋介石采取这种可耻的投降政策，也是由于共产国际的指示。 鲍罗庭为了要顺利执行他所代表的共产国际，即斯大林的政策，便对广东省委书记陈延年说：「假如彭述之不离开广州，我不能进行任何工作。」陈延年在他的授意之下，立即写信给上海中央总书记陈独秀 （他的父亲），要求尽速把彭述之调回上海。这是彭述之第一次受到国际代表的一次痛苦经历。 当彭述之于一九二六年六月初从广州回到上海后，中共中央虽然被迫接受了国际对蒋介石的投降政策，但活生生的事实表明 ：蒋介石利用鲍罗庭的支持，他在广东便顺利地建立了他的军事独裁，把持了一切党政、军事的大权，并自任总司令准备北伐。在这种严重的局势威胁之下，中共中央感到党必须修正这个妥协投降的路线。因此，于一九二六年七月，中央委员会召开了扩大会议，陈独秀和彭述之提出了以国民党外之两党合作代替国民党内之合作的决议，试图摆脱国民党的束缚而实行共产党独立领导工农群众的革命方针。这个决议虽没有正式被会议通过，但大多数同意把它呈给国际要求考虑，结果遭到了拒绝。因而中共中央只有服从共产国际的命令而继续执行它的机会主义政策了。依照这个政策的逻辑，共产党必须以全力动员工农群众，支持蒋介石领导的北伐，但限制工人不要过份侵犯资本家的利益；农民不要过早侵犯地主的地产 ；不要在国民党军队中进行共产主义的宣传和组织，尤其不要组织工农兵苏维埃，准备自己的政权，因为这一切都会破坏国共合作的政策，都是超过「国民革命的阶段」的「极左冒险」。这样，就把中国革命一步一步地引导走同毁灭的死巷中去了。 但彭述之始终觉得把中国革命限制于「国民革命的阶段」，限制于「国共合作的范围」是不合乎十月革命的历史经验的。因此，他在一九二○初写了一篇题为《列宁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的所谓国情》一文 （载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廿一日的《向导》上）。在该文中，他除了驳斥那些认为中国的国情与俄国不同，列宁主义不适宜于中国的谬论外，他详细地分析中国社会经济阶级关系及其在国际的地位，认为同俄国十月革命前的情形相类似，因而中国革命应当沿着俄国革命的路线走，列宁主义是完全可以适用于中国的。他承认「中国目前的革命是民族民主革命。但这个革命绝不限于民族民主，必然很快的转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来。」 所以他提出了「永续革命」（PERMANENT REVOLUTION）的口号，他的结论是： 「最后要明白国民革命并不是中国最后的革命阶段，国民革命只是到社会主义革命之路，人类最后的真正解放只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建立人类共产制度的社会。列宁主义的极终理想，便是要领导全人类由各种被压迫的社会到共产主义的社会。所以我们应了解「永续革命」的意义， 要从国民革命走到无产阶级革命。 」（着重点为我所加）
随后，彭述之又在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出版的《向导》周刊上写了一篇题为《目前革命右倾的危险》。他在这篇文章中，首先指出：「中国革命全部局面已很明显地表现出来，一方面革命势力，特别是革命军和工农群众的势力异常发展，革命的潮流愈加普遍而深入，……但另一方面……在革命队伍中发生了一种妥协甚至反动的倾向……已公开地或秘密地企图与敌人妥协，反对革命民众的利益」。「这是目前革命中极危险的现象，足以毁坏全部革命而有余」。他在这里所指的「妥协甚至反动的倾向」，是蒋介石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反动倾向。他说：现时国民党内所谓稳健派便完全表现其资产阶级的倾向，他们「…已经看见工人农民起来不仅为一般革命的利益斗争，而且为自己的阶级利益斗争，已经看见帝国主义和军阀向他们表示让步，如是便想停止革命的进行」，实行联合一切买办官僚、地主豪绅和革命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军阀妥协，转过来打击工农群众。因此，他强调指出：「中国革命应该创造一个革命的民主政制，而绝不应该创造个人军事独裁（蒋介石）……目前革命已经很迫切地需要一个革命的民主独裁政治」广大的工人和农民小资产阶级直接参加政权和支配政权的民主政治，为工农小资产阶级谋利益的政治，打击一切反革命派并对一切反革命派施行独裁的政治。」（重点为我所加）彭述之上面所指出的这些意见是在上海工人武装暴动（一九二七年三月廿一日）胜利两个星期以前提出的，也就是蒋介石四月十二日在上海发动政变大肆屠杀革命群众五个星期之前提出的。虽然他的「革命民主独裁政制」还不能算是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专政，但显然是排除了资产阶级于革命政权之外，而是一个工农政府的公式，这和共产国际坚持工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四个阶级联盟」，准备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联合政府的政策，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彭述之在他的《读了蒋介石二月廿一日的演讲以后》（载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日的《向导》上），尽量暴露了蒋介石的全部反工农、反共产党和苏俄的反革命思想和行为。他严重地指出：「中国将来的斗争便是这种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蒋所代表的）的决死战」。（重点及括号内五字为我所加）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彭述之早在一九二五年十月五日的向导上发表了一篇《上海总工会被封与上海工人今后的责任》。他在此文中说： 「要想达到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只有中国工人起来奋斗，起来作领导才有可能。上海是…俄罗斯的彼德格勒，俄罗斯的二月革命以及十月革命都是彼德格勒的工人为领导」。最后，他并预言：
彭述之的预言是实现了！上海的工人为了响应北伐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廿一日举行了武装暴动，翌日便夺取了上海租界以外的整个市区，成立了武装纠察队二千余人，维持治安与秩序，工人大批地涌进工会和共产党，呈现一幅新兴无产阶级政权的景象。假如当时的共产党没有共产国际的干涉，按照他们自己的思想 （如彭述之在前面所表示的），根据俄国十月革命的教训和他们亲身所经历的经验，领导上海工人群众进一步地联合北伐军队中同情工人的军队 （当时在上海北伐军队中同情共产党的占绝大多数），同反革命的蒋介石作坚决的进攻，组织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对反革命资产阶级施行独裁。那么，上海的工人是有可能执行彼德格勒工人的历史任务的。「上海数十万工人，在五卅运动中，在上海总工会指导之下，已经学到了许多经验，许多革命的初步方法，将来再进一步就要走上武装暴动的道路…就要学彼德格勒工人的榜样，由二月革命而至十月革命。」（重点为我所加） 但异常之不幸，中国共产党由于被迫遵守共产国际必须同蒋介石合作的机会主义政策，因而恰好在共产党领导工人群众武装暴动胜利之后，他们在政治上却完全解除了武装，束手无策；只好按照共产国际所划定的图式，同资产阶级一起组织上海的「临时政府」。某些参加这个政府的资产阶级分子则用尽怠工和破坏的手段，使得它陷于完全瘫痪，等待蒋介石的处置。在这种情形下，共产党人不能采取有利于工人阶级的任何措施。这样，共产党和工人群众的手足都被共产国际的政策捆绑起来，等待蒋介石的任意摆布！当蒋介石把镇压革命的一切阴谋布置就绪之后，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的清晨，发动了他的第二次政变，流血的惨剧便在上海开演了！这便是斯大林顽强地命令中国共产党必须按照国共合作政策，同蒋介石合作，拚命帮助他北伐的结果：无数的共产党人和工人群众倒卧于血泊中，革命的果实落于蒋介石的怀抱中了！！ 斯大林对于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的政变既没有任何警觉,仍旧继续国共合作政策，支持蒋介石，因而酿成了上海四月十二日的大流血，但这次的流血还没有冲醒他的脑袋，获得任何教训，只是把以前的「国共合作」改为「同国民党左派的合作」；把以前寄托于蒋介石的希望，转移于汪精卫吧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便是在斯大林这种政策的转移之下召开的 （一九二七年四月末至五月初），因而这次大会的一切决议，还是和以前一样抑制农民的土地要求和工人的生活改善，尤其反对武装工农，唯恐妨碍与国民党左派合作。因斯大林认为「武汉是革命的中心」，而汪精卫的国民党政府自会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和改善工人的生活，这便替汪精卫所领导的所谓「国民党左派」对七月十五日「清共」铺平了道路！ 恰在中共第五次大会前后，托洛茨基提出了共产党必须退出国民党，保存自己的完全独立，组织工、农、兵苏维埃来准备代替汪精卫的国民政府。但托洛茨基所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见，都被斯大林封锁起来，不让中国共产党人知道，因恐他们根据他们亲身经历的经验，把托洛茨基的意见与斯大林意见比较一下，可能选择前者，那就会根本推翻斯大林对中共革命机会主义的领导，可能把革命推上胜利的道路。这反过来会掘毁斯大林在苏共的垄断地位，这是代表苏联官僚特权反动利益的斯大林绝对不能容许的，因而中国第二次革命便成为保存苏联官僚特权利益的牺牲品！ 此外，值得指出的，就是瞿秋白在第五次代表大会前私自先到武汉刊印了一个名为《中国革命争论问题》的小册子 （这小册子事先不让中常委知道）。它的内容，除了关于上海暴动的时间问题和暴动胜利后上海临时政府的人选问题的争论外，主要是攻击彭述之的基本思想，即前面所叙述的彭述之所主张的「永续革命」的思想。那时瞿秋白从某些国际代表那里嗅到了斯大林正在激烈地反对托洛茨基的一切主张，尤其反对他的《不断革命论》。因此，瞿秋白在他的小册子中引证了彭述之的「永续革命」这句话后，他说：「彭述之把托洛茨基主义复写到中国来了。」实际上，彭述之当时还不知道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只是依照自己所了解的马克思曾经指出过的不断革命的观点，俄国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教训，以及他当时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亲身经历的经验，从而得出中国革命是「永续革命」的结论。瞿秋白把托洛茨主义的帽子扣在彭述之的头上，显然是企图以此摧毁他，并博取斯大林的眷宠。同时这个小册子虽然以攻击彭述之为名，但实际上暗中也是攻击陈独秀的。他想以此作为一枝锋利的箭而一射双雕：把彭述之排除于领导机关之外；把陈独秀的总书记职撤除，好让自己起而代之，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他同时进行小组织，拉拢干部，运动和联络国际代表。由于绝大多数干部的反对，尤其是国际主席代表路易对瞿秋白这种阴谋诡计的行为加以干涉，陈独秀才得以仍旧被选为总书记，但彭述之是被排除于新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之外了。 在第五次大会后的一段时期内 （约从五月初至六月末），彭述之仍旧留在武汉，他一方面写小册子，名为（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替所谓工农「过火」行为解释和辩护。同时，他经常和陈独秀接触，谈论当时愈来愈恶劣的局势。有时我也在座，看到他们极感困恼。因他们从痛苦的经验中，已深深感到共产国际对于蒋介石所采取的政策已完全破产，对于当时支持汪精卫的政策更由事实证明正在日渐走向绝路。尤其是陈独秀，由于他处于党的总书记地位，不得不执行莫斯科的政策。但在执行这种机会主义政策的过程中，他亲自看到汪精卫的「国民党左派政府」，越来越袒护反革命的军人，打击工农群众运动，排斥共产党。因此，他最后一次提出共产党退出汪精卫的国民党，从事独立领导工农革命运动。但最后又遭到国际的反对。从而他便陷于消沉态度 ；不久他便辞职了 （由瞿秋白代理）。差不多同时，汪精卫发动了政变，这便是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的「清共」，中国第二次革命从此便悲惨地失败了！ 在汪精卫实行「清共」的前夕，彭述之被派到北方区去担任书记，当他在北方正从事调整北京、天津及各地方党部组织，实施防卫政策，重新设法接近工农群众时，却接到上海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命令，叫北京和天津举行武装暴动。因自汪精卫「清共」后，共产国际便从极右的机会主义跳跃到极左的盲动主义政策；同时，召开中共中央的「八七会议」（即一九三七年八月七日的会议），为了卸脱国际领导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便把陈独秀当作代罪羔羊，瞿秋白正式作了总书记，俯首帖耳的执行国际盲动主义政策。不管客观的局势如何，就命令贺龙、叶挺的军队于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举行南昌暴动，随即发动了湖北、湖南的秋收暴动……等。彭述之对于共产国际在武汉革命失败之后，反而训令中共到处举行武装暴动的政策，认为不但不合乎马克思主义，而且离开了常识。他虽然无法干预这种反常和荒谬的政策，但他和北方区委的委员商议：决定采取「拖延政策」。因为他们十分清楚地看到：当时的天津和北京，在反动军阀的严厉统治之下，根本没有群众的组织和运动，除了命令少数党员人工地制造暴动，徒然牺牲干部和党员外，绝无任何结果。因此，他们只好借口暴动的条件不成熟，需要时间准备，以此拖延下去。但瞿秋白的中央认为彭述之领导的北方区委有意抵抗国际的暴动政策，撤销了他的书记，派蔡和森去建立北方局疯狂地进行「暴动准备」。但暴动尚末开始，北京六十多个干部一同被捕和枪决了 ！这便是共产国际的暴动政策在华北试验的唯一后果！！ 彭述之被撤职后，从北方调回上海时，正值广州暴动失败之后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举行的），也就是斯大林的盲动主义政策在中国完全破产之后。上海的情形异常恐怖，差不多每天都有同志被捕和被枪决。党在当时由于革命失败，主要的财政来源只有依靠共产国际支持，而斯大林操纵的国际便更加利用财政来控制中国共产党，支持那些俯首帖耳的领袖和干部；而这些受国际眷宠的官僚们，尤其是瞿秋白也就利用国际的物质来控制其它的领袖和干部。凡是表示驯服的，都可在物质方面获得优厚的待遇，而较少危险；假如谁对当时的盲动主义政策表示怀疑，或对瞿秋白的官僚措施怀抱不满，那就会遭到极难堪的待遇，最后则停止其工作和生活费，这对于那些以革命为职业的干部是一个致命的威胁。因他们一向把党当作生命寄托之所，全心全意为党工作，把社会关系和朋友都抛弃了，甚至连家属关系也断绝了，因而得不到任何的援助。同时，在白色恐怖的情况之下，凡是在革命运动中曾经积极活动的知名共产党人，绝不能到社会上去找职业，即是译书和投稿都要化名，这又反过来加强了官僚机关利用物质来控制干部的力量。 在上叙的情形下，彭述之所受到的待遇当然更为难堪和险恶 （我和半岁的女儿也在内）。他当时还是中央委员，但瞿秋白把持的中央并不派他任何工作，甚至中央委员会所召开的会议，也不让他参加，尽可能地把他孤立起来，惟恐他的反冒险主义和反官僚主义的思想影响其它干部。不久，即连对我们极微薄的生活费也停止了，述之只好化名靠译书维持生活。 自我们从天津回到上海后，彭述之又得以重新会晤陈独秀，从他得悉汪精卫反共后党内发生的一切情形，并得知他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和九月间曾二次写信给党中央，批评盲动主义的暴动政策。因此，彭和陈的政治意见不约而同地达到一致。他们对当时的中共中央，也就是对国际的冒险主义政策采取批评和反对的态度。当然，瞿秋白的中央把这种情形报告了莫斯科。因此，在一九二八年七月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前，斯大林和布哈林联名打电报给陈独秀和彭述之 （此电报还是周恩来亲自送到陈独秀的家里的），邀请他们去莫斯科参加国际大会，企图「说服」他们 ，否则便「扣留」他们，免使他们在中共内部发生影响。但他们对于共产国际已经失去信心和希望，而且了解它的用意，因而毅然决然地谢绝了斯大林和布哈林的邀请。 在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一九二九年春，彭述之同几个从莫斯科回来的学生作了一次长谈，得悉苏联共产党内部托洛茨基领导的左派反对派和斯大林派斗争的经过情形，以及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问题所发表的许多意见。同时，他们把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问题的两个重要文件送给彭述之，即：《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和《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 当彭述之研究了托的文件后，他立即确定了他的态度，准备在中共党内进行为托洛茨基所领导的反对派路线而斗争。他之所以如此迅速地接受托的思想决不是偶然的。一方面，由于他对马克思和列宁主义的理解，以及他对于中国革命所形成的一些正确观念，如前面所引叙的；另方面，他在革命过程中亲身经历的失败经验，尤其是革命失败后盲动主义政策所造成的悲惨教训，所以当他看到托洛茨基精确地批评斯大林和布哈林，领导中国革命惨败的机会主义路线和革命失败后所采取的盲动主义政策，特别是他提出了以国民会议的总口号的防御政策来代替当时党陷于无出路的冒险政策时，他深深感到托洛茨基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有许多意见已经被血淋淋的事实证明是正确的预言。因此，他第二天便将托的文件送给陈独秀研究。次日，陈独秀来我们家里，他说托洛茨基对于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尤其是他所提出的以国民会议口号为中心的防御政策来代替盲动主义的政策，更合乎目前客观局势的实际需要。因此，陈独秀和彭述之便进一步地讨论如何在党内进行左派反对派的计划，准备集合所有不满党的盲动主义的干部，来讨论这两个文件的意见，并积极进行组织左派反对派。 同时，陈独秀和彭述之各自写信给中央，要求在党内发动全体党员讨论过去革命失败的教训和当前的政策，并要求把托洛次基所写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文件全部公布出来，作为党员讨论的参考。 我们在党内进行左派反对派的工作很顺利，不到两个月，就团结了四、五十个干部，正式通过接受托的立场，选出了临时领导机关三人委员会 （陈独秀、彭述之、尹宽），将所有的成员编成小组，经常集会讨论各种问题及在党内的活动等等。随即出版一个刊物，名为《无产者》，并将托着关于中国问题的一些重要文件集成专书出版。 由于我们在党内外的积极活动，以及陈独秀和彭述之写给党中央信中意见的传播，当时在党内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使许多干都发生了剧烈的动摇。因此，党的领导机关在国际的指使之下，迫不及待地把我们一批一批地开除出党，首先是开除陈独秀和彭述之，随即轮到尹实，郑超麟和我及其它干部。这些开除的消息，都公布于党的机关报《红旗》上。但这种开除，并没有稳定党员的动摇，宁可说是更加剧了党内的震动。因此，接着又有一批干部加入我们反对派的队伍。到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当我们公开发表《左派反对派宣言》[4]时，已有八十一个干部签名，这可说是中国共产党史上托洛茨基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破天荒和最大的一次斗争和分裂。它不仅在中国共产党内兴起了巨大的震撼，而且也引起了中国社会和世界各国共产党的注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那些留在党内的老干部，由于他们亲身经历了革命失败和盲动主义的破产，以及官僚主义任意压制的种种痛苦，而这时看到以陈独秀和彭述之为首的大批干部，曾经同他们一道在革命运动中坚苦战斗过的老伙伴，现在站立起来拿着托洛茨基的政纲，勇敢而坚决地同党的领导机关进行斗争了。他们抚今思昔，对于这种反对派的运动不胜同情，因而党的领导机关称这一大批老干部为「调和派」，意即指他们在党的路线与陈独秀派主张之间的调和 （当时刘少奇也属于调和派，因此将他送往莫斯科）。据完全拥护国际路线的陈绍禹 （后来改名为王明）说：「当时的调和派曾主张：那些因反对六次大会路线被开除的托陈取消派，陈独秀和彭述之应请回到党的领导机关中来。」（见陈绍禹着《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175页）。从他的这几句话中，便可证明陈独秀和彭述之等所发动的左派反对派运动在党内影响之巨大了。 但正当陈独秀和彭述之领导的左派反对派运动震撼着整个党，影响了大多数的老干部时，从莫斯科回来的一些学生，也组织了好几个托派的组织，各自出版小刊物，它们除了互相争吵外，便是攻击陈独秀和彭述之，说他们要替过去机会主义政策负责，这就意味着只有他们因没有参加过革命失败政策的年轻分子才配作托派。这就给党的斯大林主义领导机关利用，大肆攻击陈独秀和彭述之，使那些调和派的干都感到左派反对派的意见分歧和混乱，因而对于托洛茨基的思想也就冷淡下去了。这对于正在开始的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当托洛茨基知道了这种情形，因而他在一九三一年初向中国左派反对派各组织建议 ：谋取统一。结果于一九三一年五月召开了统一会议，中国各派左派反对派的小组织才统一起来，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 但恰当统一会议后，由于一个叛徒的告密，一大批领导干部被捕了。彭述之和我连同四岁的女儿仅在捕探到来几小时之前匆忙地脱逃出来，但我们家里的全部东西、书籍和文件，包括衣物和家具等，都被捕房没收了。这就给我们往后的多年生活，增加了无限的痛苦和麻烦。陈独秀这次没有被捕，只因叛徒不知道他的住址。最可怕的，是那些叛徒们和国民党的特务一起，经常在公园、游戏场所、大公司门口和重要的马路口厮守着猎获共产党人。假如谁遇到这种叛徒，他便把你的肩膀一拍，说：「老朋友 ！」那些跟随着的便衣侦探便围拢来把手镣扣在你的手上，带到附近等待着的黑色囚车上，那么死神便会来照顾你了！ 我们反对派虽然由于一批干部被捕而遭受了挫折，有的同志因此而消沉，甚至有的离开了，但不久客观的局势来了一个新的转变，那便是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帝国主义大肆侵犯东三省，以及一九三二年一月廿八日进攻上海，引起的反日运动和反对国民党政府不抵抗主义。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在这个反日和反国民党的群众运动中，第一次出版了公开周刊（热潮）鼓动群众武装起来抗日。我们的这种鼓动和宣传，在学生和工人群众中发生了相当的影响，特别在党内的下层干部中获得了广大的回声。 当时正是王明在莫斯科支持之下，排除了李立三和瞿秋白，夺取了党的领导机关。他在政治上对「九一八」事变的群众反日运动，以及随后对十九路军 （国民党左派领导的军队）自动抗日的行动都采取了荒唐的教派主义立场，在党报《红旗》上宣传红军抗日，而不号召群众武装抗日和支持十九路军抗日的行动；在组织方面，把以何孟雄为首的大批的积极干部 （即「调和派」）排除于组织之外，让他们因得不到党的经济援助而牺牲 （他们二十余人在一间小旅馆集会被捕一起枪决）；有的离开了党。因而党在当时呈现一种解体的状态，这便替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扩展开辟了新的园地。 在这个时期，党内许多下层干部，看了我们的《热潮》发表的抗日主张和对党的斯大林主义政策的批评以及托的文件，都自动的找托派负责人，经过述之多次和他们讨论后，便加入了托派，他们带来了几十个重要的产业支部，如邮政、电力、纱厂。这些支部所包含的人数占上海的共产党员半数以上。因而左派反对派在上海的工人运动中取得了领导的地位，领导了好几次重要的罢工，并得到了相当的胜利。 在同一时期内，除上海外，北京、武汉、南京以及华南的广东、香港等地的托派运动，都有新的发展。 同时，在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方面，我们托派也作出了很有价值的贡献，首先是述之受一个左倾出版公司委托主编一个名为《动力》的学术杂志、以托洛茨基的观点解释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其它的哲学政治问题等，发生了相当的影响。随后这个杂志改名为《读书杂志》，由另一人主编，但述之介绍了一批托派分子在该杂志上写稿，继续讨论中国社会性质和批评斯大林派断言中国社会为封建经济占优势的思想，这便掀起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一些革命理论问题的论战，广泛地反映了托派思想与斯派思想的分歧。在这次论战中，托派的观点是占着上风的。因而托派思想在一般左倾的分子中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外，述之又介绍了一批托派分子翻译关于社会科学、哲学、马克恩和列宁的某些著作以及托洛茨基的自传 （前一部分）等，在一些左倾的书店出版，当时大多数左倾的书店都围绕于我们的周围。 但从我们私人生活方面说，由于述之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消耗在运动上，以致把维持生活的唯一手段一一译书的工作经常停顿下来，同时我也不能到社会上去找职业，因而我们的生活便陷于狼狈不堪的境地。我常常到米店去赊米，经常踏当铺的门坎。有时述之因整天和同志们谈话或开会，只是买一个没有夹心的小面包来充饥；深夜回来时因身上没有钱买电车票，往往从很远的地方步行回来。这样的生活延长了好几年。 正当我们的运动已经获得如上的成果，而且正在同前迈进时，在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陈独秀和彭述之等十余人一同被捕了！这对于我们的运动几乎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尤其是在精神方面，同志们都陷于异常痛苦和颓丧的深渊。随后不久，跟踵而来的灾祸又降临了，从党里转过来的那些重要干部全都被捕了，因而差不多所有的工人支部都和组织脱了节。于是我们在上海的工人基础完结了！剩下来的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不是自动离开另谋生活出路，便是陷于痛苦消沉的状态，只有极少数的干部来维持残局。因此，中国的托派运动，在往后的数年中，完全陷于孤立和停滞的状态之中。 自陈独秀和彭述之等被捕后，全国各大报都登载他们的消息，尤其当他们被一列专车戒备森严地从上海送往南京的军法处的消息传出后，许多名人 （如前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孙中山遗孀宋庆龄及其它一些著名教授等）纷纷打电报给蒋介石及其政府，要求将陈彭等送往司法机关公开审判，因恐军事法庭将他们秘密处死。结果，他们被移交南京地方法院准备公开审判，他们的审讯，差不多经过了两年，各大报经常刊载关于他们的消息。 国民党政府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控告陈独秀和彭述之，因而他们各自写了一个辩诉状，并聘请了几位律师。彭述之在他的辩诉状中，除了指责国民党政府对日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是「真正危害民国」，以及它对人民任意压迫，剥夺人民应享的民主和自由的权利外，并宣称「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挽救中日免危亡」。在公开审判的那一天 （这是国民党政府所捕共产党人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公开审判），审判厅里挤满了人，国民党的统治者如陈立夫等则在幕后窃听。彭述之在他为自己辩护的演辞中，勇敢地毫无顾忌地攻击了国民党的对内对外政策，宣传他所信仰的共产主义思想。因此，国民党的统治者如陈立夫之流，特别仇恨他。在第一审中，陈独秀和彭述之被判徒刑十三年，其它的人五年。经过上诉后，陈彭的徒刑减为八年。（事实上因中日战争监狱被炸毁，只有整整五年）送在南京模范监狱。 彭述之在监狱的整整五年中，由于「生活的安定」，他把监房当作「研究室」，他阅读了无数本有价值的书籍，从马、恩、列、托的著作乃至历史 （中国史和西方史），哲学自然科学和文学等著作无不研读。因他一向对于各种学问都感兴趣，甚至研究基督教和佛教的起源及其中所包含的社会思想。因此，他在五年监狱中的生活，完全是阅读和研究学术的生活，但在监狱的第二年，由于苏联问题和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的问题，彭述之同陈独秀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关于这些问题述之曾写了一些文件），以致他们多年来亲密合作和私人最好的友谊破裂了；差不多同时，同他一起被捕的弟弟彭道之 （从莫斯科留学回来的托派最积极的干部之一）又病逝于狱中（因无钱医治）。这两件事给了他精神上以沉重的打击 （从他当时写给我的信中表现出来）。幸而他的性格坚强，冷静而又具有极大的耐心，，能够忍受一切痛苦。他除了把全副精神寄托于研究工作，以消除痛苦外，从我和他的经常通信中也获得了一些安慰。 在述之被监禁整整五年的悠长岁月中，就我个人来说，饱受了「伴侣生离」的痛苦和生活上的重压 （我要养育两个孩子）；抵抗了各种各式的威胁和诱惑。但最感痛苦的便是政治方面的孤立，无论我参加任何左派的团体或政治学术的研究会议，所碰到的全是斯大林主义者和他们的同情者，很少有一个托派。他们始而对我采取同情和友好的态度，甚至在职业方面帮助我，企图争取我。但当他们派人公开同我谈判，向我建议重新回到党里面去，我坦白地表明我的政治立场而拒绝他们的建议后，他们在一切群众活动的场所就把我封锁起来了。 当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日帝国主义进攻中国时，以大批飞机轰炸南京，模范监狱亦被炸毁，有一颗炸弹落在彭述之所住的监房侧面，他几乎毕命，失去知觉好久才清醒过来。由于监狱被毁，监狱当局得到司法部的允许，将所有的政治犯释放。陈独秀和其它几个同志都释放了，但陈立夫主张把彭述之留下（因彭的辩诉状和审判时的演说最激烈地攻击国民党当时的对内对外政策），准备送到安徽的监狱去，实际上是准备把他秘密处死。但监狱长认为：既已释放同他一起被捕的陈独秀等，只留下彭述之一人太不合理，于是他立即请示司法院长。结果彭述之在陈独秀等出狱数日之后，才被释放出来。但当他从南京到上海的途中，火车又被日机轰炸，他又几乎炸死，爬到稻田里躺下，然后再设法转乘火车到上海。 彭述之回到上海时，正值全国抗日运动高潮时期，但留在上海的托派还不到一打人。虽然名义上还保存一个组织，但同各地方星散的托派没有联系。述之为了适应当前抗日运动的潮流，重新整理组织，召集曾经留在上海和从监狱出来的几个干部的临时会议，通过抗日战争的决议案，主张以全力支持国民党的武装抗日，但在政治上批评它的反动政策，并选出了临时的中央领导机关，秘密出版《斗争》机关报。在一个相当的时期，把各地方的小组织联系起来了。由于客观局势有利于群众运动，托洛茨基主义的影响，在上海、北京、广东、广西和浙江等地逐渐扩展起来，组织日有发展，因而我们的运动又开始复兴起来了。但当我们的运动正在开始复兴时，发生了两件极重要的事件： 第一，斯大林党公然在它的报纸上造谣说陈独秀和彭述之领取日帝国主义的金钱为它服务，从此称托派为「托派汉奸」；随后，斯大林党在上海所控制的四家日报同日登载消息，说彭述之和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大汉奸李国杰是密友，企图唆使国民党的特务或它自己的特务以汉奸的名义暗杀彭述之，经过法律的控诉，才迫使斯大林党的报纸申明所载消息并非事实。 第二，陈独秀主张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领导的抗战，因而反对我们的机关报在政治上批评国民党，这便在我们的组织内部引起了严重的纠纷。彭述之不得不批评陈独秀的立场，因而使他们之间的关系完全破裂，这对于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不管斯大林党的造谣污蔑和陈独秀的错误主张，彭述之和从监狱释放出来的干部如刘家良、王凡西……以及留在上海的少数干部合作，还是把运动推向前进，特别是在一九三九年八月，我们又出版了一个公开刊物，名为《动向》，销行颇广。在批评国民党的消极抗战政策和斯大林的「德苏协议」等重大问题上，在一部分工人知识分子中发生了相当的影响。 同时，由于彭述之得到几位同情者大量财政上的帮助，我们自己出版了托洛茨基的巨著：《俄国革命史》、《背叛了的革命》以及其它的小册子；同时，由书店公开出版了莫斯科审判案和彭述之写的关于中国抗战、西班牙革命失败、和奥国革命失败等几个小册子。托洛茨基的著作和那些小册子，在知识分子、学生和前进的工人中，发生了广泛的影响，因而我们的运动又向前跨进了一步。 但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美在太平洋的战争行将爆发前，中国托派内部发生了最严重的斗争。一方面，陈独秀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民主集团反对轴心国的战争，因而主张在英、法等民主国家内放弃「失败主义」政策，同时，他看到莫斯科审判案的悲剧，和斯大林同希特勒签订「德苏协议」，认为苏联已不是工人国家，不值得无条件地支持它。另方面，王凡西认为如果日美战争爆发，中国势必卷入这个帝国主义的战争中，那时中国的抗日战争一定变质，因而主张对国民党领导的抗战采取「失败主义」。这两种极右和极左的倾向，尤其是后一种倾向，在我们组织内引起了很大的混乱。因而彭述之写了《对两条路线的斗争》的长文，抨击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和王凡西的极左教派主义的危险性，保卫了托洛次基主义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抗日战争 （即令日美战争爆发后）的基本立场。经过一个时期的内部普遍的讨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于一九四一年八月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彭述之所提出的决议案。结果，没有任何人支持陈独秀的立场，赞成王凡西的也只有几个人。 自这次会议后，陈独秀的思想完全同托洛次基主义破裂了！他在一九四二年五月病逝于四川。至于王凡西所领导的少数派不但仍旧坚持它在政治上的教派主义，而且在组织上完全是夏克曼的中文翻版。他破坏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独立出版对外刊物，在日美战争爆发后不久，他便带着几个人从「共产主义同盟」分裂出去了。其结果，恰如托洛次基曾经预言夏克曼派的命运一样，是「瘦死」了。今天，只有一个人支持他。 当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美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占上海租界，这便给了中国托洛次基运动最沉重的打击，首先是把我们驻在上海的领导机关和各地方组织的联系截断了，跟着而来的是许多干部的被捕。彭述之在一个同志的住所，正当那个同志被捕时，他趁着暗淡光线的掩护，轻轻地从日警和捕探身旁溜走，爬上楼顶，冒着生命的危险越墙脱逃出来。其它的活动分子，由于生活的艰难和敌人的追逐，不得不离开上海。这样，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中心－－上海的组织和群众的关系几乎解体了。从此，便投进了日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极端恐怖和生活异常艰苦的时期。 虽然在如此恐怖的情形之下，彭述之除了集合少数青年同志进行教育外，他还在上海两个大学化名当教授，讲授中国史、西洋历史和哲学，虽然他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但他巧妙地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讲授，影响了一些左倾的学生，他们当中有些人在下课后便围绕着他要求到我们家里来，希望从他学到更多的知识，这样一批一批的男女青年往我们家里跑，不管他们是斯大林党的分子或同情者，我们都一样热情接待和他们讨论各种问题。同志们认为我们这样「开放门户」，在当时是异常之危险的，但我们却吸住了他们，影响了一批青年加入托派，其中有些是从斯大林党方面转变过来的，这便替未来的运动奠定了一个新的基础。差不多同时，我们又结识了几个有知识和左倾的商人，由于相互来往，便变成我们私人最好的朋友进而成为同情者。他们往后在财政方面给了我们的运动，特别在出版方面以巨大的帮助。 当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日本在美国原子弹轰炸广岛后，表示最后投降，中日战争连同世界大战同时结束，蒋介石的反动政府，在各方面的巨大压力之下，迫不得已稍微放松它的专横压迫的魔手，这便给了战后中国的群众以某种限度的民主自由的活动余地。我们立即抓住这个机会，开始活跃起来。首先准备出版公开刊物，进行广泛的宣传和鼓动。 在一九四六年五月一日，托洛茨基主义的两个公开刊物诞生了，一是彭述之主编的理论和政治性的月刊《求真》，它是和平后最引人注意的杂志，在理论和政治上宣传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 ；另一个是我所主编的《青年与妇女》，随后不久，改名为《新声》，变成为政治性的托派机关报，一直出到我们离开上海为止 （一九四八年末）。由于这两个刊物散布于全国各大城市，因而在知识分子、学生和青年工人中发生了广大的影响；同时，把所有被战争截断了的组织和个别分子都联系起来了。因此，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不但恢复了已经失去的力量，而且迅速地生长起来，在上海和香港等城市某些产业工人和许多大学的学生中，重新建立它的基地。此外，我们尽力教育青年干部，除训练班外，每星期举行讨论会，经常到会的同志和同情者在百人以上，这种讨论会继续了两年半，吸收了许多职业青年，包括工人和知识分子到我们的运动里来。彭述之是这些训练班和讨论会的主要讲演者和指导者，他常常因赶写杂志的文章而睡眠不足，但白天里总是整天参加各种会议或训练班和讨论会等，表现了他稀有的精力。 由于我们运动迅速的发展，中共同盟于一九四八年八月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已有代表三百五十成员的代表参加。在这次大会上通过了新的纲领，并将中共同盟改为「中国革命共产党」。但正当我们的运动继续向前迈进时，客观的局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便是中共对蒋介石的反攻不断胜利，中共解放军于一九四八年末已达到杨子江北岸，迫近南京和上海。在这种局势下，中国革命共产党，召开了紧急会议，根据苏联对付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经验和教训，采取了紧急的措施，所有成员一致建议并决定我们的政治局必须迁移至香港，上海成立一个临时委员会，负责与各地方的组织联络，并随时予以指示，同时决定所有的党员和团员都设法加入中共及其青年团或各种工人和农民群众的组织，在政治上支持中共一切进步的措施。其中有些为中共所熟知的干部则离开上海，而其它地方的则转到上海相互调换。一切安排妥当之后，中央政治局的成员彭述之、刘家良和我于一九四八年末从上海到了香港。 流亡我们到香港后，即重新建立印刷机关，恢复党报。此外便是帮助香港地方的组织整顿组织和教育工作，并准备出版托着的：《斯大林传》和 伊罗生（ISACS）的 《中国革命的悲剧》 （此书已出版），但香港政府早已注视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活动。因托派在香港的工人群众中曾领导了好几次罢工，这是香港政府最讨厌的，因而常有同志被捕和驱逐出境。自中国革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移到香港后，香港政府已获得情报，因而更加注视我们的活动。首先是破获了我们的印刷机关，两个同志被捕并驱逐出境。随后，又查到我们接收欧美托洛茨基主义的刊物和文件的两个地址，因而逮捕了那两个地址的收件人 （他们都是同情者），根据这个线索，又严厉搜寻托洛茨基主义者，结果，被捕者达十余人，绝大多数被驱逐出境。随后，我们的住所亦被搜查，由于事先逃开，述之和我才没有被捕，但逃到一个朋友家里住了两天，又被密探发觉，我们立即迁到另一朋友家里，但我们迁移后不久，住过的朋友家里又被搜查并追问我们．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已弄得无法在香港继续居留。同志们认为我们的政治局必须离开香港，尤其是述之已被香港当局视为猎获的目标。因此，述之和我们一家人以及刘家良，在朋友的大力帮助之下，得以离开香港而赴越南。 在一九五○年一月末，我们一家人和刘一同踏上了越南的国土。除刘外，我们和女儿都找到教职，生活可以维持，但过了几个月，意外的灾祸又降临了，就是当时越南托派的两个领袖（叶内和越南刘）被一个参加托派组织的越盟分子引诱到越盟军队所控制的区域中去，说是和那里的一个托派参谋长举行会议，商讨展开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和军事问题。中国同志刘家良由于越南同志的要求也一同去。会议开完后，便把他们逮捕起来，刘不久死于狱中。至于越南同志的命运，当我们离开越南时，据说还活着，但往后就杳无消息了。自这件事发生后，不但越南托派的组织完全趋于瓦解，刘家良同志被牺牲了，就是述之的安全也受到严重的威胁，因越盟已知道他在西贡，随时都有被暗算的可能。香港的同志和其它的朋友听到刘家良被牺牲的消息后，立即向我们提出习告；同时积极筹款，建议我们应尽速离开越南，当一切手续办妥之后，我们便开始向欧洲流亡了。 自述之和我们一同来到欧洲后，虽然经历了困苦与艰难，贫穷和疾病，然而从另一方面说，是富有意义的。因述之一到欧洲便参加了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他有可能更具体地了解世界局势的动态，尤其重要的是他能够更具体地了解我们整个运动的情形，因而他在过去将近十五年中，对于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曾作了某些贡献。首先，他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第三次革命胜利，它在国际上的影响和它取得胜利的各种原因以及它初期的演变，都作了详细的分析和阐述。他认定：这个革命是「变态的革命」。它推翻了资产阶级的蒋介石政权，实行了某些革命的措施，如取得民族独立和土地改革……，这无疑地是一个革命，但它的政权是一种官僚主义的专政，中国的远景，将和东欧各国相类似，将会走向「变态的工人国家」的道路 （见一九五一年向第四国际世界大会作的《关于中国局势的报告》）；其次，当一九五八年中国共产党疯狂地进行人民公社运动，在世界各国某些激进分子中，引起了混乱和幻想时，彭述之根据恩格斯、列宁和托洛茨基关于农业集体化的原则，以及苏联和东欧各国农业集体化的经验，尤其根据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因而他指出：用命令强迫农民加入人民公社会引起农民的反感，其结果一定产生农业的后退 （见《对拥护公社意见的批评和我们的态度》1960年1月出版）；随后某些极少数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把中共及其政权加以理想化，认为它们可以和列宁时代布尔塞维克党及其政权相比拟时，彭述之根据理论和事实驳斥了他们，证明中共仍旧是一个斯大林主义的党，它的政权是官僚主义的专政。因而，中国和苏联及东欧各国一样，政治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见一九六○年四月写的《关于中共及其政权的性质－－政治革命还是民主改良？》；此外，在反巴布洛（BABLO）的亲斯大林主义的思想和白恩斯 （BERNS）主义，极左教派主义的斗争中，他也作了相当的贡献。（见《评巴布洛主义》和 《希利带领社会主义劳工联盟往那里去？》以上提及各文已分别编入彭述之选集第三第四卷中－－编者） 最后，彭述之对于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重新统一，也尽了他所能够作到的努力。自一九五三年末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分裂后不久，他就主张重新统一。为了这个目的，他写了不少的文件和信件为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必须重新统一辩护，并在「国际委员会」会议上同坚决反对统一的白思斯孤军苦斗了几年。因而，当他亲眼看到一九六三年六月统一大会实现了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重新统一时，他说：「这是我来欧洲十余年来最兴奋的一件事。」 回顾与前瞻彭述之已整整七十岁了，他觉得他能够活到今天，已是异常之侥幸而满意。因自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失败后，同他一起并肩奋斗的整代战士，差不多都牺牲于蒋介石的屠刀之下了！！ 自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直到今日的整整三十八年的悠长岁月中，彭述之的生活经常陷于贫穷、惊险、恐怖与逃亡的状态之中！从国民党的追逐、逮捕相监禁，斯大林党的造谣、污蔑乃至企图迫害；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恐怖、追逐和迫害，曾有数次都是在千钧一发的死亡在线逃脱出来的。他活像一个扮演惊险影片的主角。假如单从这一点来说，他是一个「幸运儿」！ 彭述之自一九二○年加入共产党后，他便准备将他的全部时间和精力连同他的生命贡献于革命，因而自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的卅八年中，虽然经历了惊险和迫害，遭受了不断的沉重打击和挫折，忍受了人生难于忍受的艰苦和磨难，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和壮年时代，完全消耗于上述的这种生活状态之中，但他从未惋惜过，从未因此而颓丧消沉。因他深深懂得：真理与现实生活的矛盾。凡是为崇高的理想而奋斗的人，在真理还没有获得最后胜利之前，他们的命运总是坎坷的。因此，每当他遭到任何打击和痛苦时，他总是抱着这种「宿命观」的态度，总是以极大的耐心和铁一般的意志去面对着它。他知道，「一个人越是缺少担负痛苦的勇气，痛苦压在心头越是沉重」（莎士比亚语）。因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必须从痛苦中去磨炼自己的德性，鍜炼自己的意志。只有这样，才能平衡自己的精神，才不致为痛苦所压倒，而卒至减轻痛苦。 当然，任何具有优良的德性和坚强意志的革命者，假如没有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是经不起大事变的考验，抵抗不住不断挫折所带来的痛苦的压力的。就中国来说，有许多原来意志坚强和本质优良的革命者，但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在东方式的那种稀有的恐怖和残酷的迫害之下，在事变不断地打击和生活经常困苦的情形之下，便逐渐消沉下去了。因此，述之常对同志们说：「必须不断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来提高自己，这不仅对领导革命运动绝对需要，即抵抗反革命压迫所给予的痛苦，也是最有效的武器。」由于彭述之不断地研究马、恩、列、托的思想和世界革命运动的经验与教训，和他本身所具有的性格配合起来，他使变成为革命的乐观主义者。他坚决地相信，继承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托洛茨主主义一定完成世界革命的任务，把人类从现时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和压迫，以及从毁灭全人类的核子战争的威胁之下解脱出来；把障碍世界革命的「制动机」－－斯大林主义放进历史的博物馆里去。 自斯大休的继承者赫鲁晓夫在一九五六年联共第二十次大会的秘密报告中，把斯大林的一部分罪恶，就是以前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者所不断指责的那些罪恶暴露出来后，尤其是在一九六一年联共第廿二次大会上，斯大林的罪恶，更公开地被揭露出来后，斯大林的那种最卑鄙和丑恶的自我荣耀，人工制造的历史荣誉以及一切光荣的标志，如铜像和纪念物等，都被他的继承者摧毁了，即连他的尸体也从列宁墓旁搬走了。所有这些便足够证明托洛次基和托洛茨基主义者暴露斯大林罪恶的一部分，已经由他的继承者证实了。 跟随着苏共第二十次大会对斯大林个人独裁罪恶暴露而来的波兰和匈牙利工人阶级和革命方子，反斯大林主义官僚独裁的革命，以及中苏冲突所产生的斯大林主义盘石（MONOLITHISM）的破碎和全世界斯大林党的分崩离析，所有这些都进一步地证明了托洛茨基主义者对于斯大林主义的衰落和灭亡的分析和预测的正确。因而更加强了彭述之和全世界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信心。 最后，我坚决地相信：自一九五六年苏共第二十次大会上，由斯大林的继承者在苏联群众的压力之下，清算斯大林的罪恶时起，人类已经开始走向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已经开始转向托洛茨基主义所代表的真理这一方向了。这个真理的种子，已播散于整个星球，它正孕育在时间的胚胎内，随着时间的进展，它会发育生长，我们准备着来做历史的产婆吧！ 我同彭述之生活在一起已整整四十年，我对于他的思想的演变，追求真理的热诚，信仰马克思、列宁和托洛茨基主义的坚定 ；他在中国共产党里的作用与活动，以及卅六年来，他在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所经历的异常坚苦的斗争情形，他的性格和做人的态度，我相信，我是最了解他的一个人。因而写了这篇文章作为对他七十岁生日的一个礼物，以表示我对他的敬意和祝贺！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 [1] 本文为纪念彭述之七十岁生日而写，初发表于一九七○年十一月二日及十一月廿三日的（洲际通讯）,后收入《彭述之选集》第一卷,由十月书屋出版。 [2] 据述之后来告诉我，当他这篇文章写好之后，即将原稿交给陈独秀看，希望和他取得一致的意见。结果，陈独秀在新青年同一期上作了一篇题为《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的教训）。在这文章中，表明他已放弃了以前的意见，而接受了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的观点。 [3] 李大钊为中共创始者之一，他因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而留在莫斯科研究。于一九二七年四月为北洋军阀张作霖所绞杀。 [4] 即《我们的政治意见书》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