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在上海的生活与学习

　　在一九二三年的暑假结束，包慧僧同我一起去上海，他带我到上海把我交给党中央也是他这次去上海的重要任务之一。我们在天津住了一夜，当晚包主张利用空余的时间去欣赏天津有名的京戏，但我对此无甚兴趣。翌晨即乘轮，经过四天之后，抵达沪滨，我们上岸后，乘着一辆马车直到蔡和森的住所。这是党中央的机关，我们就在这里住下。蔡和森为法国勤工俭学生之一，当时党中央委员，《响导》机关报的主编。他的外表有点与众不同，身材高而不大，头小而尖，两肩甚宽，看来同他的瘦长的身材颇不相称；面容憔悴，举止呆板，谈吐枯燥，使人一见便感觉索然无味。

　　他的妻子向警予是一个身材矮小，面貌尚清秀的妇人；态度严肃，有点超乎寻常；口齿清爽，但不喜和同志们交谈，缺乏一般的和蔼和热情，清教徒的色彩很浓厚。她在法国时便同蔡同森结合在一起，为当时党里年龄较长资格较老的女同志。

　　当天下午，包带我去访问邓中夏，他原为北京大学的学生，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之一，同时也是初期共产党作工人运动的重要干部之一。他的主要工作是铁路工人运动，但自一九二三年「二七」京汉铁路总罢工失败后，他流亡上海。当时他为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者，上海大学的事务主任。他的态度诚恳、热忱，不亢不卑。经过包将我的履历约略介绍之后，他便建议要我在他所主持的机关工作，我当时未置可否；因为我要等待中央的决定。

　　第二天晚上，包慧僧已约好党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在瞿秋白的家里会谈，我们按时便到宝山路三德里瞿的住宅。那时一座小型的西式楼房，清洁而欧化，他身材瘦弱，背有点屈，面色青癯；学者的气氛很浓厚。他对文学和社会科学据说都有修养，俄文甚好。为党中央委员，兼编新青年季刊，上海大学的教授兼社会科学系的主任。

　　陈独秀不但是人所共知的「五四」运动的权威领袖，而且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和总书记。这位在中国历史上起过巨大作用而且正在起着作用的人物，每一个革命的青年，对他自然发生一种敬仰。我一见面，对他便肃然起敬。他的头部，顶平额宽，头发到顶，两眼放射着光芒，表现他有充分的智慧；他的精神饱满，风度潇洒，谈吐饶有风趣。当包把我的履历和在武汉的一切斗争过程择要介绍之后，他们对我这次来沪，表示欢迎。陈独秀首先对瞿秋白说：

　　「从陈碧兰同志的历史和斗争的经过看来，她是一个很有希望的女同志，上海方面就缺少能够接近群众的女同志。她最好一方面学习；同时做点女工运动。」

　　瞿秋白接着说：

　　「她的确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女同志，我想还是让她在上海大学读书；另一方学习俄文，将来再送她到苏联去学习一个时期，那么，将来的作用还会更大些。」

　　独秀毫不犹疑地回答他说：

　　「这样很好，暂时她就住在蔡和森夫妇那里比较方便，生活费用由中央负担；学校方面就由你负责去办好了。」

　　瞿秋白面对着我说：

　　「就这样决定好了，明天我就去替你办入学手续，过两天你就到青云路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去找我和施存统。他的家就在学校隔壁。」

　　我兴奋地对他们说：

　　「那真好极了！我来上海的愿望就是希望达到这两个目的，尤其希望将来能到苏联去学习，因我现在无论在任何方面还是很幼稚，需要认真的学习。」

　　关于安排我的问题谈完之后，包慧僧向他们报告关于北京党内所发生的一些事情，随后又谈了某些党内的工作问题。

　　我们离开瞿秋白的寓所，已是深夜了，我们漫步走回来。我觉得自己好像长着轻翼一般，心身轻快，脑子里充满着对于自己前途的希望和喜悦！不但到上海大学的目的已经达到，将来到苏联学习的愿望也有确定的把握了。当晚，我简直兴奋得不能成寐。

　　住在这里只有几天，我便随同蔡和森夫妇搬到另一座规模较小的房屋里。他们把我安置在楼下客厅后面楼梯旁边的一块地方，既无窗户，也没有房门，只有一张床和一张小桌子，连一张椅子都没有，我的衣箱便只好放在桌子上。由于我住的地方没有光线，他们便在楼上，即他们所住的前楼后面临窗摆一张小桌子和一张椅子，作为我读书写字之用。此外，楼上还有一间方正的光线足够的小房间（上海称为亭子间，建筑于厨房之上），作为女佣的居室。我倒觉得：那间完整而光线充足的小房间对我居住和读书更适合，因它有很大的窗户和房门，我可以把门关起来安静地作我的功课或看书。但既然由他们安排已定，而且我和他们刚认识不久，当然不表示任何意见。

　　次日清晨，我便到青云路去找上海大学，因初次来上海，边走边问，终于找到了。从上大的门房那里得知了施存统的住宅，当我去拜访他们时，瞿秋白也在那里，他告诉我：「你的入学手续已办好了，明天你就到社会科学系来上课好了。」

　　施存统初次给我的印象：朴素，诚恳，但有点书生气。他是日本留学生。在五四运动后，他作了一些反封建的文章，尤其提倡「非孝」，颇著盛名；随后又作了许多关于讨论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问题的文章，因而在初期共产党里取得了相当重要的地位，他曾作过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总书记。但当我到上海时，他已不负党或团的任何责任，而只是在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当教授，主要的课程是教经济学。

　　他的妻子王一知也是同志，中等身材，眉目清秀，可称「小家碧玉」。除了略嫌肥胖而无曲线外，算是一个具有相当吸引力的女子；对人的态度和蔼自然，这便是我初次对她的印象。

　　在他们家里来往最密的，要算是瞿秋白和我以及丁冰之（即后来成名的文艺女作家丁玲）和好女友王剑虹。这里便成为我们几个人的休息室了。经过了一个时期，由于我常到瞿的住所，我觉得他不但有社会科学修养，而且还有文学的修养，俄文很好，他也是我们社会科学系的俄文教师。当时，由于他对我的关怀和期望，我对他不但很尊敬，而且还有相当的友谊。

　　丁和王都是文学系的学生，当时还谈不到有很好的文学修养，不过爱好吧了。她俩是一对形影不离的变态同性恋爱者，都具有极浓厚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极端的主观主义和极端的自由主义。她们高兴怎样就怎样，丝毫不顾客观的环境。她俩往后都一同狂热地恋爱着瞿秋白。他们在恋爱的过程中，无论浏览或娱乐总是三人联在一起。从外表看来，她们二人都说不上漂亮。丁虽然身材肥而不够高，但她却有一双迷人的大眼睛和两个酒窝；王则身材矮小，瘦弱，头发稀疏，看得见头皮，像一个发育不全的女子。从她们的个性上说，丁的风度潇洒，浪漫豪放不羁；王则孤僻，傲慢，但她具有某些旧文学的修养，能作旧诗词等。也许正由于王的这种孤僻傲慢的性格和懂得旧文学的原故吧，才吸引了病态革命家瞿秋白的怜爱。每一个接近和关心瞿秋白的朋友和同志，都以为他所选择的是丁冰之。当他宣布王剑虹为他所恋爱的对象时，大家都出乎意外。丁从此情感失常，时哭时笑，狂放不羁。

　　我同蔡和森、向警予住在一起，虽然经过了几个月，但同他们之间的情感始终不能联系起来。除了每天两次同桌吃饭外，差不多没有机会见到他们，更没有机会同他们谈话。因为他们整天关在自己的房间里；即在一起吃饭，大家也不开口说话，在每次吃完饭时，总是向警予连声说：「好恰！好恰！」（湖南人读吃作恰音）的寒喧称赞来击破沉闷的气氛，但这并不能削除我内心里的窒息。在性格方面，我觉得和他们相处宛如冰炭之不相投。我一向爱朋友，热情，喜欢谈笑，但同他们简直无话可话。他们的生活是异常之单调而不合乎人情和卫生。蔡除了写作和每星期一次出席上海大学教职员支部会议外，整天躺在床上看报，不出门一步，也没有任何朋友和同志的私人来往。陈独秀和瞿秋白虽然照例每星期来一次，但都是开中央党务委员会，而不是私人的来往。我对他说不上有多少尊敬和好感，只觉得他是一个古怪的革命者，一个同志而已。

　　向警予最初给我的印象还不算坏，朴实、态度严肃，虽然严肃之中有些呆板，我仍旧是相当敬重她的。但相处了几个月之后，我觉得她虽然比我年长得多，而且到过法国勤工俭学，但她从没有给我任何教益，没有同我谈过任何问题，也没有问过武汉和北京党内的情形，尤其是曾经在武汉轰动一时的湖北女子师范的学潮（这一段故事，北京的某些男同习听起来都很有兴趣）。虽然我有时趁机片段地告诉她一些情形，但她却不感兴趣，我当然无法多谈。经过一个相当时期的细小观察之后，我对她的尊敬之心便逐渐减退。我觉得她的个性古怪，不合人情，心胸不开阔，拟男主义和清教徒的色彩很浓厚。她的年龄当时还不过二十七八岁，但已经像一个尼姑或老太婆型。她和任何同志的关系都很坏，尤其是陈独秀、瞿秋白和施存统等，都很讨厌她的那种清教徒式的态度。有时他们同她争论甚至冲突（当然她对陈客气些，陈批评她时她不抵抗；但以陈的性格和风度来说，对她更看不惯）。她和我之间虽然从未冲突过，但她对我是漠不关心，冷冰冰地丝毫没有同志间的关怀和友谊。

　　从我当时的境况说，摆脱了家庭的关系（母亲逝世不久），离开了旧有的朋友和同志，只身来到上海，在举目无亲、人地生疏的情景之下，虽然党中央对我的安排是超乎寻常的（我是唯一享受这种特权的党员，以前没有过，往后也没有），但在生活方面，由于唯一接近的人是如此的冷漠无情，难免感到凄凉和寂寞！每当清晨从梦中苏醒时，躺在楼梯底下罩着一顶蓝灰色的破帐子的床上，感到一阵一阵的心酸！尤其当我同向警予商量把女佣人住的楼上的小房间和我楼梯底下的床铺换而遭到她的拒绝时，真出乎我的意外！因我所需要的只是一间有光线的房间，便于读书和写字，生活比较方便些，而女佣人只需要一张床睡觉，她白天里根本不到她的房间里去。像这样的要求竟被拒绝，我只好忍气吞声地住下去，不愿意将这种生活上的小事情向任何同志申诉，只是自己暗自伤心而已。

　　此外，最不合卫生和感到痛苦的，便是早晨和傍晚女佣在厨房里烧早餐和晚饭时木材的浓烟（烧午饭时我上课去了），像催泪弹一样，每一个人的眼泪都不停地往下流，至少需一小时以上之久，陈独秀每次遭逢这种滋味时，他总是说：

　　「警予！你要想个办法呀！这很不卫生，尤其对和森气管炎和咳嗽更不相宜，我看别人家没有这样烟的。」

　　尽管他时常这样劝告，但向仍旧不管，她也不到厨房里去看一看，把那个原始的烧饭炉子换一个有烟筒的就没有问题了。事后想来，她的这种顽强和固执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一种强烈的妇女主义倾向，不屑管理家事的心理所致。一般的家庭佣人都称女主人为「太太」，但她却要她的女佣人叫她「向先生」，同叫她的丈夫「蔡先生」一样称呼。假如有人叫她「蔡太太」，她会当面斥责人家说：「下次不要这样称呼我。」这是反映中国妇女长期受封建制度的压迫一种幼稚的初步解放的意识形态，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妇女解放的正确观点和态度。

　　像蔡和森和向警予这种畸形的生活态度：一方面具有坚强的革命意志，把革命当作职业；另一方面又表现极端孤僻、主观、甚至竟不近人情，他们都具有一种与其他同志不同的僻性，这自然是个人的特殊性格；但最主要的还是由于落后国家的传统习惯与前进思想混合的结在一起，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与革命家的正确生活态度溶成一片，以致形成他们生活上的畸形发展。

　　我一向与同学、同志或朋友相处，相互之间总是热情亲切、和谐与喜悦，尤其和同志相处更是不分彼此，没有一丝的隔膜。这次和他们住在一起，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遭到的冷漠无情的难堪待遇，过着枯燥无味的生活。虽然除了蔡和森之外罗章龙每天两次来这里吃饭，但他们和罗之间也不交谈。他们一吃完饭就一同上楼去了。有时晚餐后罗同我谈谈武汉和北京运动的情形。但由于我和他的性格不同，他的谈吐和拘泥的态度，除了谈公务之外，引不起谈其他问题的兴趣，因而丝毫不能消除我的孤寂和烦闷。他是北京大学的毕业生，为当时党中央委员之一，也常在向导周刊上写文章。

　　一个热情善感的少女，离开了一切家庭的关系和有深切友谊的同志和朋友，生活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新的友谊尚未建立起来，住在如此枯燥冷漠的家庭里，虽然有坚定的人生奋斗的目标，但在情感方面难免感到凄凉和寂寞！我在这种精神状态之下，黄日葵每星期寄来一封隐隐约约地表露情感的信（当然我也回答），便不知不觉地成为我精神上的一种安慰了。

　　经过一个相当的时期，除了在上海大学的青年同志（大多数是团员，很少党员）间建立了一些普通的友谊之外，尤其是同瞿秋白、施存统夫妇间建立了亲密的友谊之后，这便把我从凄凉寂寞的精神状态中挽救出来，重新恢复了我的热情和青春的朝气。他们尤其是瞿很同情我而不满向警予的那种不合人情作风；他认为向的这种态度，对于一个年轻的女同志曾给予一种不良的影响和痛苦。

　　正在这个时候，上海大学的校址已决定迁移，瞿秋白和施存统在慕尔鸣路彬兴里307号合租了一座两楼两底规模较大的房屋。他们相互商量的结果，都一致主张我立即离开蔡和森夫妇而搬到他们那里。由瞿和施共同分担我的生活及其他一切费用，而不需要党中央的津贴。他们为我布置了一个小房间，小铁床，风琴式的写字台和一张滕椅。虽然设备很简单，但却也清洁舒适，适宜于读书生活。瞿和他的妻子、弟弟以及丁冰之住在楼上；施同他的妻子同我则住在楼下。

　　自从我同他们住在一起，不但生活有兴趣得多，而且友谊也一天一天地增长起来，他们都把我当作自己的妹妹一样看待。尤其是施存统夫妇，由于生活特别接近的原故，友情更加深刻，我们都以兄妹相称呼。施的妻子王一知虽然她个人缺乏追求上进的精神，但她同某些女同志不同，她较超脱，不嫉妬任何女同志各方面的优点。我和他们自至终保持良好的友谊。这不但把我从寂寞的精神状态中解放出来，而且在物质生活方面，也改善得多，过着像人一样的生活。关于这一点，我内心里一直是感谢瞿秋白对我的同情和体贴；尤其使我感激和获得鼓励的，就是他很看重我，对我的前途抱着很大的希望。例如有一次，大家一起谈话，当他批评了施太重感情而缺乏了理智之后，他着重的说：

　　「在我们这一批人之中，丁冰之将来在文学方面有希望（丁冰之即后来著名的文艺女作家丁玲）；碧兰在政治方面有希望。」这句简单估计个人远景的话语，曾给予我很大的鼓励，因是出于我当时所敬佩的人之口当我的面说出来的。

　　但相处的日子渐久，施存统夫妇和我对瞿的私生活便开始有些不满，我们觉得他追求物质的享受，充满着破落贵族和小布尔乔亚的气氛（他出身于一个破落的小官僚家庭）。像丁冰之和他的妻子的极端自由和浪漫的作风，这是由于她们受了五四运动反封建思想的影响，这在当时还算是一种进步的表现（虽然从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来看是不正确的）。但作为一个共产党的领袖之一的瞿秋白，他不但没有纠正他的妻子和丁冰之的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和行为，而且自己也和她们打成一片，跟随着她们的那种极端的自己主义和及时行乐的颓废堕落的倾向走。他们当时也不追求上进，终日以看戏、饮酒、谈爱为消遣。有时一起抱头大哭，情感极不正常。虽然瞿的弟弟热烈地追求丁冰之，而且已经同居，但丁却公开的说并不爱他，不过在寂寞无聊中一种消遣而已，她实际上是恋爱着瞿秋白。总之他们的生活完全陷于颓废、浪漫、三角恋爱和变态恋爱的状态之中。

　　在对同志的态度方面，瞿秋白高高在上，骄傲，看不起人。不但不喜欢接近下层同志，即连干部也不愿意接触。假如有同志来访问他时，他在楼上一定派人下来问是什么人，如属上层，他便接待，如果是干部或普通同志，不管来自远近，则概不见面。例如有一次，当李震瀛和陈为人（做铁路工人运动的）从北方来上海至他家访问他时，他不但不请他们上楼，而且自己也不来和他们谈谈，仅仅吩咐施存统（施当时没有负党的任何责任，而瞿则为中常委之一）同他们谈谈就算了。因为他一向看不起做工人运动的同志，这件事使我很反感。过了不久当阮永钊（北大的学生）特来访问他时，我正在楼上，女佣人将阮的字条拿上来时，瞿秋白一看名字便怒气冲冲地说：「什么人都到家里来找。」他的妻子（非同志）接着也以一种轻视的口气对女佣人说：「你说先生不在家」。瞿秋白一声不响，就这样把一个同志打发走了。这件事使我更加反感。但过了几天当沈玄庐（又名沈定一，曾任浙江省议会议长、大地主，五四运动后写了一些新思想的短文，成为名流，去过苏联，曾一度加入共产党）带着他的儿媳杨之华到他的家里来访问他时，他却把他们当上宾看待，佳肴美酒，谈笑风生。这恰同上面所叙对待那几个同志的态度形成了一个对照。

　　施存统与瞿完全不同，他出身于贫苦的农家，生活简朴，在对同志的态度方面也比瞿不同，只要是来访问他的，不管是上层或下层，他都一样地热诚接待，就是被瞿拒而不见的同志，他也表示欢迎，他对瞿的骄傲态度，也像我一样反感。因此，楼上和楼下仿佛形成了两个阶层似的。在我们的下意识里，好像楼上是属于贵族阶层，而我们楼下则属于平民阶层一样。我们的这种意识，有时甚至相互从口中说出来了。

　　虽然我对瞿生活方面的贵族倾向和对待同志的骄傲态度，以及对社会名流和国民党要人极感兴趣的态度深为反感，但对他的理论和文学方面的修养的敬佩却仍旧保持着的。

　　当时党和团的力量还十分薄弱，除了党中央的几位上层领袖和某些知识份子之外，主要的基础是上海大学。当然其中主要的学生青年，以及一些教授，包括中学部的教员等等。除此之外，只有商务印书馆有几位编辑和职员，如沈雁冰（即后来的文学家茅盾），杨贤江（当当商务印书馆办的学生杂志主编）和丁晓生（职员）等。此外还有几个工人同志如郭某（我忘记了他的名字，他为上海书店创始人，后为毛泽东之弟毛泽民所代替）和他的妻子黄玉衡等。我是属于上大的教授和职员支部，即：瞿秋白、施存统、邓中夏，卜世畸和我五个人。蔡和森每星期出席这个支部会议。也许由于我是学生的原故，对他们所讨论的问题，不甚感兴趣，因而我觉得这个支部并没有给我很好的教育。上大教授和职员同志间的情感并不十分融洽。瞿和施能合作的，但邓中夏与瞿秋白之间始终不合谐，因瞿对他总是采取一种藐视的态度。瞿曾亲自对我说：

　　「邓中夏没有理论修养，是一个实际主义者。」因邓当时任上大的事务主任。至于其他在上大中学部教书的同志，那他更不在眼内了。

　　自1923年初，共产国际认为中国的革命是各阶级的民族民主革命，因而指令中国共产党员全体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政策后，如前面所述，中共经过慎重的考虑，各地的党员和团员全都参加讨论，曾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但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威望和共产国际的权威，因而中国共产党在1923年7月初所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这个决议。这便意味着代表无产阶级的共产党不能担负领导国民革命的使命，必须加入国民党同它合作。因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便改变了原有的无产阶级的立场，产生了一种极右的倾向。这种倾向首先表现在思想方面。例如毛泽东（他在第三次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在他所写的一篇题为《北京政变与商人》一文中（发表于1923年7月11日出版的向导周刊上）。他说：

　　「中国现在的政治问题，不是别的问题，是简单一个国民革命问题，用国民的力量打倒军阀并打倒和军阀狼狈为奸的外国帝国主义。这是中国国民的历史使命。这个革命是国民全体的任务，全国国民中的商人、工人、农人、学生、教职员都同样应该挺身出来担负一部份的革命工作；但历史的必然和目前事实的指示，商人在国民革命中应该担负的工作较之其他国民所应该担负的工作，尤为迫切而重要。我们知道，半殖民地的中国政治，是军阀外力互相勾结箝制全国国民二重压迫政治，全国国民在这种二重压迫的政治下，自然同受很深的痛苦，但是最敏锐迫切感觉这种痛苦的还要以商人为最……商人迫切要求裁厘加税，但裁厘有损于军阀的利益，加税又有损于外国帝国主义的利益。」

　　上面便是毛泽东对于商人在国民革命中站着主要地位的理论根据，因而他的结论是：

　　「上海的商人起来了，而且行动了，我们希望天津、北京两地的商人一齐起来和上海的商人取一致的革命行动。商人的团结越广，声势越壮，领袖全国国民的力量就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重点为我所知）

　　毛泽东在这里所指的商人，即资产阶级，这便明显地意味着资产阶级是国民革命的主要领袖。

　　随后，在1923年末，陈独秀又写了一篇题为「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的文章，发表于1923年12月出版的《前锋》月刊（第二号）上。在这篇文章中，他从中国各阶级的分析和力量的对比之后，作出了如下的结论：

　　「中国的国民革命，是民族民主革命，即是说为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同时，中国的工人阶级数量既不大，贫穷而又无知识，因而不能领导这个反帝国主义和反军阀的民族民主革命，必须同资产阶级合作才能完成这个革命。」

　　陈独秀的这种思想，是异常之明显的把中国国民革命领导的任务寄托于资产阶级，即他所认为的「革命的资产阶级」。这便完全改变了他原来的无产阶级的立场，这同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全国第二次大会宣言」（该宣言为陈独秀和其他领袖共同起草的）的宗旨完全相矛盾，该宣言的结论中说：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它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工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中国共产党为工人和贫农的利益计，引导工人们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使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但是工人们要在这个民主主义联合战线里，不至为小资产阶级的附属物，而必须为自己阶级的利益斗争，那么工人们要组织在共产党和工会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工人们时常要记得他们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训练自己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准备与贫农联合组织苏维埃，达到完全解放的目的。」

　　「中国共产党是国际共产党的一个支部……它号召全中国的工人和贫农，集合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之下，一齐来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并肩前进，达到全世界的解放。」（见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

　　这个宣言，明白地指示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它的目的，是要建立工农专政，渐次达到共产主义的社会。这是继承俄国十月革命列宁时代的传统，它不但排除了资产阶级；就是工人阶级在民主联合阵线中同小资产阶级联盟还要注意不要做了它的附属物，而要保持工人阶级的独立，在共产党的旗帜之下同贫农共同斗争。这同后来斯大林领导的共产国际的「四个阶级联盟」毫无共同之点。

　　在同年12月，即国民党改组的前夕，瞿秋白写了一篇题为《国民党改造与中国革命运动》（发表于1923年12月19日的向导周报）。在这篇文章里，他对于国民党的评价和对它改组所怀抱的美丽幻想，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尤其作为一个领袖来说，是令人惊奇的。他说：

　　「辛亥革命造成中华民国的是国民党，历年以来任劳任怨为平民争权利，反对北洋军阀的，也只有国民党，这次国民党的改组有重要的如下三点：

　　（一）从此平民的政治运动与军事的革命行动并进。

　　（二）从此组织群众的民主的真正政党肃清腐败分子。

　　（三）从此实行严格的纪律，作全国有组织有系统的运动，处处时时代表平民而反对军阀和列强。」

　　由于瞿秋白对国民党的改组抱着极大的信心和幻想，因而他便更进一步地大声疾呼：

　　「全国的平民呵！……联合起来，应该赶快组织国民党，集中我们的政治势力……现在的国民党便是我们集中势力运用势力的中心。我们若要脱离列强和军阀的压迫，自己建设真正的平民共和国，真正的独立国家，真正能发展自己的国民党……这正是我们平民自己的国民党，我们必须自己参加，商人、农民、工人、学生和教育界，凡是平民都应该加入国民党。」

　　瞿秋白称国民党为「我们平民自己的国民党」，但他却忘记了一件重大的事情，那就是忘记了「自己的共产党」，也忘记了他自己还是当时共产党的领袖之一呢。他把商人（即资产阶级），工人和农民都放在一个平面上算作「平民」，这便表现他阶级观念的混乱；同时，也就表明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的根本错误。虽然他在当时写了不少关于唯物论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但那些文章从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溶化于实际问题中，使它成为符合于实际问题的理论根据或分析的方法，他当时写作的产量很多，但同志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他很渊博，但从他的文章中，得不到一个中心观念，也找不出他的思想线索和逻辑结论。同志们都以为是由于自己的社会科学程度太差，不能领略其中要义的原故，我当时也是这样想，但后来才发现，他的文章没有中心思想和逻辑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那些文章不是经过他自己的思想创作出来；而是从俄文中翻译出来，东拼西凑前后颠倒而写成的。

　　上述这些表现在共产党领袖之间的右倾思想，尤其是陈独秀和瞿秋白的思想，在干部中引起了一种混乱和疑惑。但一般下层党员群众仍旧反映无产阶级的意识，以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不过是共产国际的一种「策略」，在国民党的名义掩护之下，发展自己的力量，朝着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前进，而不是把国民党当作自己的党，宁可说对它是怀着某种界限的。例如有一次，当我同一群共产党员去参加上海国民党区党部的党员大会时，我们对那些所谓国民党的领袖们，如汪精卫、廖仲恺等的演说，不但不感兴趣，而且还怀着另外一种心理。这就足够证明：一般共产党员仍旧保持着原有的共产主义的信念，而不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思想。

　　至于党当时在实际的行动方面，由于中共上层领袖思想的右倾，另方面，由于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工人总罢工的失败，因而某些干部甚至领袖都纷纷转向到国民党去工作（在国民党工作薪金比在党内工作要多两倍乃至三倍以上），单以上海来说，毛泽东、邓中夏、向警予、沈泽民等一同到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

　　毛泽东当时本为共产党中央委员之一，但他并没有参加党的工作，而到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担任宣传部的干事。从那时起，尤其自1924年1月国民党改组，他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后，他便专门从事于国民党的工作一直到1927年为止。他初次给我的印象：沉默寡言，态度文雅而严肃。但看来缺乏一般湖南人的豪爽和热情，虽然他是湖南人。

　　邓中夏也是湖南人，前面已经简略地提到他的历史。当我于1923年秋到上海时，他仍旧是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负责者之一，又是上海大学的事务主任，但自1924年1月国民党改组后，他便离开上大而到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任劳工部的干事。虽然环龙路44号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离我们的住所很近，但他从不来我们这里（只有一次来找施存统）；同时，由于他的工作的调动，他就不属于上大支部了，因而我们之间便很少接触。直至1927年4月末，我们才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新相见，双方甚为喜悦。但自此以后，我们就再没有见面了。他于1928年去苏联参加国际第六次大会，以及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后，便留在职工国际，因他被选为红色职工国际委员，他在那里写了《中国职工运动》小册子。回国后，在上海作地下工作，于1933年在上海被捕送往南京枪决。他是我于1923年在上海以及1927年5月在武汉所接触的同志中留下良好印象者之一。

　　向警予前面已经说过，她本为共产党中央妇女部的负责者（非中央委员），但从1923年末，她便和毛泽东等一同到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他任妇女部的干事。该部部长为一个男性国民党的老党员叶楚伧，他的举止庸俗，面貌可憎，语言无味。由于国民党找不出一位适当的女党员作妇女部部长，宁可以一个客串的男角来充当。由此可见国民党一开始同共产党合作，就把持重要地位而对共产党人深存戒心，限制共产党人的地位了。

　　沈泽民和沈雁冰（即后来的文艺作家茅盾）的胞弟。他的性格温和，面上经常堆满着笑容，身材短小精悍，颇有文艺家的潇洒风度。对同志很热情，但自然而不过份。他爱好文艺，曾从英文翻译一些新诗和短篇小说在前进的刊物上发表。他常来我们的住所，不但同我很谈得来，而且在各方面的兴趣也很相投，因而我们之间建立了一种同志的良好友谊，这种友情一直保持到我去苏联离开上海的最后一分钟。

　　他的未婚妻张琴秋当时也在上海读书，但尚未入党。当我于1925年秋，从苏联回上海时，张已经加入了共产党；而且而「五卅」运动中作女工运动很努力，因而被党派她到苏联去学习，沈泽民也要求同去。在他们动身之前夕，我还在他们家里见过他们一次。但从此以后，我就没有机会和他们见面了。沈泽民回国后约于1931年在安徽省游击队中牺牲了。他的妻子张琴秋在中共取得政权后，曾一度作过轻工业副部长（我曾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此消息和她的照片在一起）。但由于他和张闻天、沈泽民……等在苏联中山大学时为王明派，即所谓二十八个布尔塞维克之一，故后来就无消息，恐被毛清算了。

　　在1924年2月的一个清晨，黄日葵忽然从北京一直来到我的住所，他把行李寄放在我处，立即就去找上海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他是为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而来的（他当时为北京SY的书记）。他每天下午散会后即来看我；而我亦于此时从上大放学回来，我们同游或闲谈。我们经过半年以上的通信，显然双方都不知不觉地被一种微妙的力量吸引着；施存统夫妇常当面开我们的玩笑；瞿秋白则以冷淡和藐视黄的态度对之。这一暗示，曾给予我深刻的影响（因我当时还是很钦佩瞿的）；同时，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便是我坚持在求学期间决不恋爱的宗旨。因有了上面这两个因素，使我和黄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我自觉地控制自己的感情而不致为情感所蒙蔽，得以较冷静地观察他的谈吐为人以及交友的态度。在两个星期的接触中，虽然他尽可能地表现他的聪明与活泼，适当而文雅地表达他的情感；但我却从他的谈吐和某些片断的生活叙述中发现他的某些弱点，如不沉着、爱虚荣和喜与女性交游等等。当我一经发现这些弱点之后，将近一年由于在北京的接触和往后的通信所发生的情感起了波动和矛盾。我觉得这种已经超过一般友谊的倾向，有当机立断之必要。

　　当然，已经建立起来的情感，要由理智来抑制和摧毁它，自然要经历一番内心的矛盾和痛苦；但为了未来的前途着想，就终于决定了。我当即告诉施夫妇，叮嘱他们从此不要再当着黄的面开玩笑，我向他们说明了理由和表明了态度之后，他们认为我的态度很对。自此以后，当黄日葵来我这里时，我们都改变了态度，以对一般同志的态度对他。当他离开上海回北京时，我因故意表示冷淡，没有到火车站去送行，这使「某些送他到车站的同志感到惊奇」。这话是他回到北京后的第一封信告诉我的。他是借用同志的话间接表示不满于我不够交情之意。往后仅仅通过一二封普通的信，就断绝关系了。曾经因孤寂一度掀起的情波，完全平静下去了。

　　在1924年春，我同瞿秋白，施存统夫妇住在一起已经半年以上了，我的情绪便开始有点不安，他们对我如兄弟姐妹般的友情，对我全部生活乃至零用各方面费用的帮助，使我感到不安。他们时常安慰我说：「不要时感不安，我们这里多一个人生活也是一样，并不增加多少开支，你专心读书好了。」这些体贴人情的诚恳话语，使我深深感激。尤其在同年一月瞿秋白为参加国民党的改组会议到广东后，他曾写了一封长信给我，除了鼓励和表达他对我的友谊和期望外，最后特别着重的说：

　　「你安心读书，尤其对俄文多用功夫，不要觉得长期接受同志私人的帮助而时感不安，我们是乐意帮助你的；不必急着马上就去苏联，先把俄文的基础弄好一点再去，比较便利，而且学习也将收效更快得多……」。

　　瞿秋白的这封诚恳而富于人情和鼓励的信，曾给予我很大的安慰，使我能够安心学习；尤其是施存统和王一知对我当亲妹妹般的情感，使我感到生活一点也不孤寂。这种良好气氛的关系一直保持到当我把到苏联去的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在离开这座房子的最后一分钟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