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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斯大林主义以及我们对它的态度
﹝美﹞詹姆斯·坎农（James Patrick Cannon）
（1953年5月）
伯尔尼库斯 译 五叶 校
以下这篇决议由坎农起草、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委员会于1953年5月通过 。
原文载于《第四国际》，第十四卷，第三期，1953年五六月合刊。
I
美国共产党与它在意大利、法国这类国家中的姐妹党不一样。它有着它们所有的缺点——犬儒主义、不被任何阶级原则考虑所约束的机会主义、时刻准备着背叛——却没有它们的优势：拥有由最具斗争性的工人组成的群众运动的坚实支持基础，这剥夺了它们的领导随心所欲的权利，并迫使它们在每个关头，尤其是在战争、社会危机与群众革命高潮时在政策上顾及工人的情感。
相比之下，美国共产党与活生生的工人运动主体相隔绝，对其影响甚微，在任何时候，它的政策都没有受到工人利益或他们的情感的控制或约束。
美国斯大林主义的领导干部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工人官僚：即群众组织的官员，在组织中他们作为领导去施加独立的影响力，并且他们的政策受到群众关系的约束，在特定情况下受到控制。美国共产党的高层干部是克里姆林宫的工作人员，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以贯彻它的外交政策目标为任务。他们没有一个组织或者运动的真正领导所具有的独立的权力或者影响。
他们的地位取决于苏维埃官僚的支持，他们可能被随意撤职，与解雇一个全国商业公司的地方分公司的经理与文员相比，还更不用担心后果。曾被长期指派为“领导”的白劳德（Browder），在他的服务不再被需要后就被轻松地撤职并处理，他的例子仅仅是党的正式领导人与党以及与莫斯科“老板”与“金主”们的真实关系的最广为人知和最戏剧性的说明。
由于缺乏任何严肃的独立影响或他们不得不为之负责的群众基础、不受党自己的普通成员的实际控制，美国斯大林主义的领导事务员被迫为满足苏联外交政策的一时利益而做出一切政策转变，同时也不用考虑代价。
II
美共最开始的干部源自反一战的斗争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党左翼，并且在1917年11月胜利的布尔什维克俄国革命后获得了强劲的动力。社会党左翼采取了列宁与托洛茨基的纲领，在1919年三月第三国际成立时立即表示支持，并且在1919年十二月因这个问题而与社会党内的改良主义者与中派主义者分道扬镳。
年轻的共产党在一战后的帕尔默（Palmer）搜捕中遭受了比现在的政治迫害更加严重的镇压，几乎所有最杰出的领导人都被起诉，一部分遭定罪与关押。上千名普通成员在大规模的搜捕中被逮捕。这个党在其建立后就被赶入地下，直到1923年才重回地上，成为公开活动的合法政党。
早期的迫害将党的队伍打散，但是它的领导与干部继续坚持着，并且在所有有激进倾向的工人与知识分子眼中获得了强大的道德权威。共产党用俄国革命的纲领武装自己，增强了自身威望，很快将所有激进运动领域中的竞争者打败——世界产业工人联盟（IWW），无政府主义者，社会党——同时吸收了他们中最优秀的成员，遇到1929年的经济危机时，它在美国激进运动的整个领域中处于垄断性的领导地位。
III
党的领导与干部的堕落——他们虽然未曾公然说出口，但实际已经放弃了美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自然而然地凭借“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将他们引向了斯大林主义。属于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元老于1928年十月被开除出党，标志着美共从一个革命组织变为受克里姆林宫外交政策控制的工具，这个组织同时将其全部工作者从自己缔造的组织的独立领袖转变为俄国斯大林官僚体系温顺的事务员。党的性质与角色的根本性转变，在经济危机开始时一直没有被刚开始接受激进主义的工人与知识分子大众所注意到。美国斯大林派是看起来最激进，甚至是唯一 “革命” 的团体。他们同时也从苏联因为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进步而逐渐增长的威望中收获巨大。当巨大的激进化浪潮的群众力量集结时，托洛茨基主义的先驱分子遭到孤立，并且他们在大萧条前几年的批评被忽视，。
僵化的美国劳联（AFL）官僚和与社会民主党的的无力，以及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孤立与缺乏力量，给共产党留下了一个没有实际障碍或竞争的空间。它在新组建的先锋队——先是在失业运动中，以及因大萧条而变得激进化的学生与知识分子的庞大群体中；而后在以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CIO）的建立而达到顶点的巨大工潮中——获得了垄断性的领导权；即使是在这个时期获得实力增长的社会党与米斯蒂（Muste）组织等虚弱的对手都受到斯大林主义严重影响，并且没有怎么抵抗它。
IV
为了克里姆林宫外交政策的利益，美国斯大林派犬儒般地利用了受他们影响与主导的新兴群众激进运动，背叛了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与工人的直接利益，并且对这富有前途的运动的消沉与迷失负有直接责任。罗斯福的社会项目是遏止群众运动并将其带到改良主义方向上去的决定因素。但是为了克里姆林的外交政策而去支持罗斯福的斯大林派教坏了、背叛了、腐化消沉了这个运动的先锋队——这是一个拥有着上万最优秀、最勇敢的年轻激进分子的先锋队——因而摧毁了在美国建立一个拥有群众基础的真正的革命政党的第一个伟大的前景。
美国共产党在产联早期的时候达到了其人员数量、群众力量与影响的巅峰。它的影响在之后的战争时期开始下降，并且从此开始稳步下滑。斯大林派几乎完全丧失了他们曾经在工会中拥有的影响力与控制力。现在他们就是工人运动中的一个孤立的宗派，并且他们孤立的程度与日俱增。
V
战时与战后的某些事变将某些国家中拥有群众基础的斯大林党推向了阶级斗争甚至是革命行动，但它们对美国斯大林党却没有产生同样的效果。在克里姆林宫为寻求美国民意对“共存（co-existence）”交易的支持的授意下，美国斯大林派的政策变成了非暴力异见与施压团体的政策。战后的一系列事变并没有为美国斯大林主义的官僚领袖带来任何革命者的优点。他们战后的整个围绕着背叛性的“共存”公式的政策路线——它意味着支持美国资本主义以和他们达成协议——一直都是阶级合作的政策。其实质并没有因激进的辞藻而改变，也不会因美帝国主义至今拒绝接受这笔交易而摆脱或减轻了罪名。
最近美国斯大林主义者转向他们在战争时期曾热心支持的民主党，以及它们对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党的反对，并非革命性的展示，而是他们阶级背叛政策的继续。这也不能以寻求“掩护”为借口，因为一个真诚的工人阶级政党是不会向资产阶级政党去寻求“掩护”的。
美国斯大林主义者对拒绝支持托洛茨基主义者公民权利的行为——表现为要求起诉和监禁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人、反对为库切（Kutcher）辩护、在1949年的民权会议上以这些议题扰乱会议——所做的形式上的修正，从任何方面说都不能被视为“托洛茨基主义调和主义”。这只不过是为了争取自由派支持他们自己的辩护案而做的暂时的口头让步。而这种口头让步是社会主义工人党争取自身公民权利的独立斗争，以及社工党为补充这一独立斗争而对共产党实施的有效的联合阵线政策迫使它接受的。
VI
随冷战而开始的政治迫害的恐吓、起诉与其领导干部的入狱让斯大林主义者损失惨重。但是迫害绝不是他们骤然衰弱的唯一原因。共产党早年所遭遇的迫害更为广泛和严重，虽然导致了其成员数量锐减，但反而增强了他们本身的士气，并且在更广的圈子内增加了他们的道德影响力。在一战时期被野蛮迫害的世产联及其后来的发展也是同样的情况。在那段时间入狱的世产联领导人比美共至今为止的还要多。但是世产联带着更高的声望走出了泥潭，并且在社会主义者、自由派与进步劳工界中获得了空前的同情。尽管其干部拥有着让人敬佩的勇气与自我牺牲的精神，却还是世产联本身的理论与策略失误而不是迫害让它渐渐丧失了曾经的人气，并最终黯然失色。
美国斯大林主义者的衰弱早在政治迫害开始之前就开始了。它在二战后期就已经开始走上了下坡路——当他们享受着政府的宠爱，并为它做着诸如支持战争、不罢工承诺、推行计件激励工资、增速方案、为联邦调查局（FBI）指认激进分子、为社工党领导的入狱而鼓噪等等脏活时。
首先，斯大林主义者在工会关于不罢工承诺的斗争中过度干涉，导致真正的激进分子起而反对他们。其次，战争刚结束后由鲁瑟派（Reutherites）发起的通用公司罢工中，斯大林主义者进行了破坏，结果被鲁塞派打败。第三，我们在战时与战后成功开展的曝光与揭露运动让很多的激进分子都对斯大林主义者真正的角色与本质产生了警觉。
我们对他们在明尼阿波利斯案中扮演的奸细角色——它被普遍认为是对传统劳工精神的违背——的曝光和揭露使得他们在上千名自由主义者与工会成员的眼中颜面扫地，并且给他们烙上了永远洗刷不掉的耻辱记号。斯大林主义者也因他们对各种陷害、大屠杀、和奴工营的支持而名声受损，因为这些事物是觉悟的美国工人所痛恨和不齿的。
美国共产党的衰落——从某些方面来说是崩溃——主要是因为其自身的道德腐败。斯大林主义者犬儒式地提拔无个性的野心家，却对真诚的激进分子进行驱赶与诽谤，最终让他们自食恶果。当出现危险的信号时，这些野心家们——他们存在于斯大林派的工会、外围组织与党的内部——便立刻逃进人群，并且把自己手头的零碎情报交给联邦调查局。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哪个激进组织出过那么多急于出卖组织的线人。从来没有如此之多渴望成为革命者的普通工人落到灰心腐化，变成见利忘义的逃兵与变节者。最积极、最得力于参与迫害工会、学校与其他领域中的斯大林主义者的人，竟是前斯大林主义者或前同路人。
美共的腐败让其丧失了被迫害团体通常会得到的同情，更让自己失去了信心。
VII
美国下一场劳工激进化高潮的领导权并非注定属于劳工官僚或斯大林主义者。它们二者都没有进步的历史使命，都必须被视为美国工人前进道路——它要经过斗争、背叛和失败，直到在一个自觉的领导之下最终夺取政权——上的短暂障碍。只有凭借一个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才能想象在这个世界资本主义的堡垒中夺取政权。
至于美国斯大林主义者，我们与他们的分歧是原则上的分歧，这一点任何时候都不能妥协或者模糊。我们与他们的基本关系，从现在到未来阶级斗争的各个发展阶段，都是且一直会是不可调和的对立、争夺对新的工人激进运动的领导权的关系。
对待斯大林派工人的必要方法，已经在大会决议中被正确地规定了出来，作为我们针对工会中无党派的激进工人的主要工作方针的战术补充和次要方针。它要求在符合我们原则的具体事件上采取一种行动联合阵线政策，以及当机会合适且有余力时，在斯大林派的组织和外围圈子中进行分化工作。
有效介入共产党的持续性危机以及其他相同领域工作的必要条件是清晰明确地辨明我们党与背信弃义的斯大林派之间的原则性分歧，并在与它斗争时采取不可调和的态度。我们在斯大林主义环境下的工作属于对敌工作（opponents’ work），即列宁主义理论和实践传统所理解和定义的那种对敌工作。
在斯大林派的组织和圈子内开展此类工作，如同在其他由政治敌人主导的环境中一样，需要具体负责该工作的党员同志方面采取一定的战术变通。但是必须时刻牢记：战术变通不是路线，而是一种服务于路线的手段。
在符合我们纲领的具体事件上与斯大林派结成联合阵线并不是一种友好合作的形式，并不是说两个政治组织间的纲领分歧减小到了可以考虑合并的地步。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者与慕斯（Muste）组织在1934年的联合阵线活动就是这样的。与美国斯大林主义者的联合阵线，如同列宁在反对社会民主党时所揭示的那样，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是在迫切关乎工人利益的具体问题上反对资产阶级的联合行动，或者说联合行动的倡议。另一方面，它是一种与腐败的、背信弃义的斯大林主义事务员作斗争，影响参与行动与倡议的工人的方式。
在该领域成功开展工作的必要条件，是对纲领清晰明确的认识，以及我们党组织的独立性。
VIII
各个派别在下一次劳工激进化高潮中的斗争将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将是争取广泛性群众运动领导权的持续性斗争；同时，它还将是争取先锋队——即更年轻、更激进、更勇敢、更有文化的下层工人，他们将会为自己的本能反抗寻找纲领性的表达——的持续性斗争。
在这一未来的斗争中已经可以预见的三个主要竞争者是：新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官僚（neo-Social-Democratic labor bureaucracy）、社会主义工人党还有共产党。很可能工人官僚（或者是它的一部分）会引领高潮的最初阶段。然而，即便如此，这也不是注定的；它还取决于激进化的深度、广度以及速度，而这些条件反过来又是由客观环境决定的。无论如何，不忘初心、对自己的历史使命和领导权有信心的社工党会自运动的开端就成为一个重要因素，并且会在工人激进化推广和深化的过程中获得扩大自身组织和影响力的一切可能性。
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将会是争取先锋队领导权的斗争，而先锋队将逐渐领导群众整体。在这一至关重要的领域，至少从目前可以预见的情况来说，我们最直接的、最近迫的对手最可能是共产党。（那种认为本来默默无闻、藉藉无名，没有意识形态主体、缺乏经验和干部的派别或党能够突然成为先锋队的领导的看法，在美国30年代的大激进浪潮和欧洲战后浪潮的经验中都找不到支持。）
在争取新兴的先锋队的领导权的斗争中，共产党绝非具有先天优势，即使在最初阶段也一样。并且，只要社工党勇敢坚持独立的政策，那么在未来斗争进一步发展和展开的过程中战胜斯大林主义者就有可能。
在30年代的激进浪潮中，斯大林主义者由于从一开始就垄断了先锋队的领导权而得以掌握各领域激进运动（工人、黑人、知识分子）的每个发展阶段的关键。但如果假设这种情况能轻易地在下一次浪潮中得到重复则是荒谬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绝不能说他们的优势是先天的——因为那等于说斯大林主义者具有进步的历史使命；等于说他们代表了美国“未来的浪潮”，而我们必须提前接受它、适应它；因而社工党存在的权利则是个疑问了。
确实，斯大林主义者在数量上胜过我们，他们有更多的资金、更多的受薪干事，也有一份受众更广的刊物。这无疑给了他们不容忽视的物质和技术优势。也不能不考虑政府迫害的继续在以后可能会唤起许多不熟悉斯大林主义者过去的罪行和背叛的工人对他们的同情，虽然迫害在目前还没有明显造成这种结果。
在（未来的）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斯大林主义者可能会因为战争造成的困苦而在反战者的行列中获得一定声誉。另一方面，也不排除克里姆林宫对美国共产党的命令——无论是在战前时期的哪个阶段，甚至在战争期间——可能使它公开采取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政策，进而进一步败坏它的名声、加深它的孤立。
共产党作为新先锋队的领导权的竞争者的弱点在于它的斑斑劣迹，它们已经被社工党有效地揭露、曝光了（莫斯科审判、在自己控制的公会中丑恶的官僚主义以及对工人利益的背叛、二战期间对罢工的破坏以及奸细行为、在对社工党领袖的迫害中积极支持政府、工党的背叛，等等）。这一臭名昭著的记录深深地记在了广大工人的心中，而当新的高潮来临时他们是不会忘记的。
由于我们不懈而全面的曝光和揭露，斯大林主义者已经声名狼藉，它的劣迹已被大众铭记在心，使得它处处尝到恶果。我们对斯大林主义者的劣迹的曝光和揭露在这个国家做得比其他地方都要成功。例如，正是在这个国家——并且最先是由于我党的工作——莫斯科审判才得以被公之于众。
斯大林主义者与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力量对比关系，对我们来说在美国要比在世界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有利。我们的干部在质量上要比斯大林派的干部好得多，我们在工人运动中的名声与它们相比可以说是熠熠生辉。如果认为我们广泛揭露和传播的斯大林主义者的犯罪记录在某些方面能够使得他们在新的激进化浪潮中赢得先锋队的信任，而我们毫无污点的革命记录却一文不值、不能在我们与他们的直接斗争帮助我们，那无疑是对新的激进化浪潮中将要涌现出来的工人们的智力的侮辱——如果不是犬儒般的不忠的话。
说美国斯大林主义者现在与我们“同属一个阶级阵营”、已经成为我们反抗美帝国主义的可靠盟友的指控不仅犯了事实上的错误，也对美国斯大林主义者的真实面目作了不可靠的描绘。事实上，美国斯大林主义者目前正在宣扬“共存”的阶级合作政策；在工会里遵循着极端保守、懦弱和背叛性的政策；并且通过把他们的党员和同情者引入美帝国主义者的民主党里，用工党的方式来背叛独立政治行动的原则。
声称美国斯大林主义者“已经无法再进行背叛”是对现实情况的歪曲，它只会帮助背信弃义的斯大林主义。这种看法表现出了一种对美国斯大林主义的调和主义态度，这种态度是异于、敌对于我们的传统的。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强调，迫切需要对党进行托洛茨基主义对于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的基本原则的教育以及再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