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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ion Policy of 1948
1948年选举政策
（在全国委员会二月全体会议上所作的报告）
詹姆斯·P. 坎农
1948年
谷书存 译、白萌 校
面对1948年全国选举的临近，党有必要在选举策略上做出决断。由了出现了新的发展形势——尤其是华莱士一党的出现——我们的党员在观念上产生了分歧。这些分歧有必要加以讨论和澄清。我认为，如果我们对指导我们处理整个工人阶级政治运动问题的基本考量重新表述，并从这一表述中推得我们的结论，我们最好可以在1948年选举政策上达成正确的决定。
我们从原则性的路线出发，基本目标是协助工人开展独立的政治行动，并且将其推向革命高潮。
在这场工人运动中，工人作为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参与其中不仅可取而且是必需的，持有这一观点的不仅仅是我们这一种派别。独立的工人阶级政治的问题，在国内被具象化为组建独立的工党的提议，存在两个基本的设想。
一种是改良主义的设想，一个工党，就其本质而言，必须必然是一个改良主义的政党，而且在工人阶级政治运动的发展过程中改良主义是一个必需且无法避免的阶段。反对这一观点的则是马克思主义的设想，它认为一个工人阶级政治上的改良主义阶段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合适的；在通往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的道路上我们不主张工人们要经历改良主义阶段。
我们所支持的恰恰是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它要制定符合它历史利益的纲领。我们的路线——主张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政治——绝不会改变。它在运动的所有发展阶段都保持不变。当并且如果工人们沿着这条政治行动路线的发展转向不同的方向，一个改良主义的迂回路线，我们绝不会认为这是正确的，但我们可以对其采取一个策略上的态度。我们绝不会在工人的改良主义政治运动中迷失自我并且满足于此。
哪怕工党可能开始于一个改良主义计划，我们对工党采取策略性态度（“批判地支持”），但我们的目标依旧保持不变；也就是说，去推进工人阶级的革命纲领并组建革命的政党。
三十年代危机早期，工人阶级政治前景的本质与节奏依然晦暗不明。对于当时的问题，我们认为，主要存在两种可能性：（1）劳动激进主义可能会有一个猛烈的发展，它在广泛的革命工人政党的成长中找到自己的表现形式；或者是（2） 发展可能会以一个更慢的速度进行，并经历一个社会改良主义的过程。但是无论哪种情况托洛茨基都毫不犹豫地预言，一个广泛的工人的政党正在形成中；这将会成为三十年代危机的一个成果，而这场危机第一次震动了美国的工人阶级并且在政治思想与政治行动上驱使他们前进。
在那时候，洛夫斯通派（Lovestoneites）欢欣鼓舞，牢牢抓住托洛茨基的预言不放，认为它可以证实自己理论；他们将工党与改良主义政党混为一谈，还引用托洛茨基的预测来证明他们的理论，即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发展过程。托洛茨基反对这种解读。他说，并不必需要遵循这一预测。他认为，从危机而来的广泛的工人政党是否会在一开始成为革命的政党或是改良主义的政党，仍旧有待观察。他坚持认为，我们的任务是去支持一个革命的工人政党，并且要反对改良主义工人政党的设想。
这场危机产生了马克思主义者所要求和期待的一切，甚至是所预测的确切形式和期待与希望的发展速度。毫无疑问，这场危机催生了产业工会联合会（CIO）；也就是说，它以改善生产周期作为开端，为产业联合会运动的激烈发展准备好了所有条件。在美国人眼里，产业工会联合会（CIO）不是传统的贸易联合运动——那种基于手艺人和他们的保守主义以及特殊利益的运动——而是基于工厂工人，最基本的无产阶级广泛的阶级运动。它是一个半政治性的运动，有着深刻的革命倾向。正确地看待它，我们可以说，CIO从它开始呈现群众运动形式之时，一个早期的工党就蕴含于其中了。
工党运动
革命的工人政党的发展速度虽与产业工会联合会（CIO）的发展速度相关系， 但产业工会联合会（CIO）发展的速度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先锋队运动的规模与范围和觉醒群众的规模与范围之间的鸿沟。产业工会联合会（CIO）的规模风暴般增长，接纳了数以万计的人，而马克思主义政党仍旧一英寸一英寸地缓慢前行，一个一个地招募成员。正是以托洛茨基主义骨干为代表的革命政党的发展，与以产业工会联合会（CIO）为代表的群众半政治性运动发展之间的不平衡，迫使我们在1938年改变对待工党问题的策略，这也是年迈的托洛茨基的建议。我们不得不根据现实情况调整我们的策略。
正如托洛茨基在1938年与我们的对话中设想的那样，工党在它的早期阶段，以产业工会联合会（CIO）和它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等形式逐渐在我们眼前成形。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为了避免革命先锋队脱离群众运动，我们必须深入到它的政治表现形式中，它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等等。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们加入的目的都是加速产业工会联合会（CIO）在政治上的发展并为我们的纲领而奋斗。
我们过去没有，现在也不会无条件地支持“工党”。未来我们也不会这样做。我们“审慎地”支持它。这一点，我认为在向党做说明的这一关键节点，需要着重说明。我们最根本的目标，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因为我们对工党、工党竞选纲领审慎支持的这种战术性操作而改变的，他们的纲领仍未决定下来。我们的根本目标一直以来都是推进我们自己的纲领，并且组建为一个革命的政党。这些基本的考量，对我们来讲已经是自明之理，它们介绍了我们对美国政治形式中出现的新情况的思考，应该被重新表述。
工党运动比它正式的表现更加强烈。对于美国工党，运动的不可战胜的力量首先来源于这一发展进程的客观必要性。这种客观必要性是以工人队伍，尤其是在产业工会运动产业工会联合会（CIO）中更先进的那一部分中持续扩散的情绪表现出来的。这场运动，这场真正的运动，稳定且快速地进步着。但是，如我们所知，强大的保守主义和上层官僚的软弱才是真正形成一个工党，一个正式组织的绊脚石。
这一反常现象——一方面，客观前提条件和工人们对工党的情绪，二者间存在很大的时间差，另一方面，官僚的联合阻碍了它的有组织的表现——给我们党带来了危险。危险在于，我们会变得缺乏耐心；被孤立的恐惧可能会影响我们对具体情况的判断，并且迫使我们越过正式的工会运动，追求一条通往工党的捷径，或者是一些低劣的替代品；错误地认为我们应该抓住任何一个利用工人激进情绪的资产阶级投机政客，这非常危险，因为当下官僚主义的官方政策在法律上禁止工人的这种情绪。
这种愚蠢的想法只能有一种结果，也就是做出妥协并损害建立在工会基础上的独立的工党运动。我们会败坏自己的名声，最糟的是，我们会让自己的队伍士气低落，迷失方向。这才是最危险的。我们有效参与工人的群众政治运动的必要条件是，我们自己的队伍要有序；我们的党员要理解他们正在做什么，并且调整他们的战术策略使其总是服从于原则上的考量。我们的队伍不需要在徒劳的追逐中得到锻炼。相反，他们需要在与资产阶级政客和斯大林主义的背信弃义的斗争中受到教育和锤炼。
讨论的目标
早在1948年选举中初露端倪的华莱士运动给党带来了第一个严峻的考验，即能否承受我所提到的这些危险的考验。讨论已经越过了这段插曲——在我看来，华莱士运动不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运动，而是美国工人阶级走向独立的政治行动曲折进程中的一段插曲——我们的讨论应该服务于更深刻的目标，而不是简单地在1948年选举政策中做出决定。它应该服务于纯洁党的队伍并为未来做准备。这次讨论给我们一次非常好的机会。超过一半的党员是新党员，他们缺乏经验，也不曾参与工党问题的讨论并从中受益。他们仍然需要接受教育，了解主导我党政治策略的基本原则。在这几点上我们一些老党员也恰恰可能需要一点再教育。
让我们重申一下我们的基本前提：当我们谈及发展工人的独立政治行动时，我们的根本目标是建立一个工人的革命政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真实地代表工人阶级的独立性。我们的工党政策绝不是一个政治纲领而是一种策略，用来服务于更大的政治纲领，是促进阶级意识、扩大发展革命党并宣传政治纲领的手段，还为之提供活动的舞台。
之前我提到过广为知晓的一个事实，即我们对工党的支持（暂时不管它未定的纲领）并不是无条件的。对它的支持是批判的。在关于工党政策的主题下，我们明确两条最低要求：第一，我们要求工会发展受自己控制的独立政党。那是第一个要求。第二，我们建议这个政党采取我们的过渡革命纲领。但是就算在这些条件下我们仍将保持自己的党的所有纲领。
因此我们绝不是狂热的工党分子。当我们声称打算支持工党时，我们有非常严格的限制和条件。在当下的发展阶段，我们将接受什么作为我们支持工党或者它的竞选纲领的最低条件呢？最低条件是，工党真正的基础必须是工会并依靠工会，至少在竞选纲领和候选人上要完全受工会的控制。那是一条准则，也是现在的情况，即使工党在最开始并没有接受我们所主张的纲领，我们将在选举中给予候选人审慎的支持。在有限的最低条件下——即真正代表工会投入独立政治行动中，而不是一些工人支持的资产阶级政治行动的变体，我们才会在选举中给予候选人重要支持。但我们着重强调我们给予重要支持的本值，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没有义务预先给予我们的支持。这通常取决于各方势力的关系。你们可以简单设想这样一种情况，即我们自身的力量，或者在某些条件或问题中，使得我们提名自己的候选人同其他候选人竞选是可行的，哪怕是“真正的”工党的候选人。
与官僚主义的斗争
我们必须牢记，我们的工党政策是与工会官僚主义做斗争的一种手段，我们在所有的支部与其斗争，同所谓的进步派以及反动分子斗争，同斯大林主义者以及乱扣“赤色分子”帽子的迫害者斗争。除非革命斗士取代全部的帮派分子，否则这场针对工会官僚主义及其各个支部的斗争将永远不会停止或减缓。有时我们会将重点从我们的政策的一边转向另一边。这并不会改变我们的基本路线；这只会使得保持我们思想的基本路线变得更加重要，并以此调整我们政策的策略运用。战术必须服务于基本路线，并且永远不能替代基本路线。
这些年来我们争论不休的焦点是需要组建一个独立工党，而不是这样一个政党的纲领。但是以这种方式所呈现出的工党的问题在发展的特定阶段才是有效和可行的。我们不会一直这么做。在斗争的当前阶段，从守旧的美国劳工联合会（AFL）反动分子到斯大林主义者，当整个官僚系统无一例外地阻碍独立政治行动有组织地发展时，最有效地办法是把我们的重点放在一个需求：“组建一个独立工党并推选出独立工党候选人。”在当前条件下，将注意力集中于这一的口号，是与官僚主义做斗争，推进阶级独立事业最有效的方法。
但是即使这个口号实现了，假如在现实条件地压力和工人情绪的双重作用下，工党在工会地基础上组建而成，或者即将组建而成——我们与官僚主义的斗争依旧没有放松的余地。届时我们就将我们的重点从组建政党转向政党纲领的问题上来。我们将毫不犹豫地攻击不可信任的官僚主义，并要求这个党的纲领并不是资产阶级政治一个简单的翻新版本，而是独立的工人阶级政治纲领，这也就意味着是一个革命的纲领。我们的工党政策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考虑与官僚主义妥协。
局部地区的工党实验
自1938年我们采取了工党政策以来，我们已经经历了一些实验，并且应用这一政策在当地开展了许多项目。决不可将这些实验当做是权威，不能将其视作是“律法和预言”。它们应当时不时地经受客观分析和剖析，以便检验我们在每一种情况下是否完全正确。在这些局部情形中，并没有必须遵守或不可改变的先例。在每一个案例中，无论当时的计划具体为何，我们关注的主要任务是将工会带入独立政治行动中而且，我们通常的态度是将事物的本质置于其形式之上。
在纽约，我们支持阿尔方奇（Alfange），塔马尼帮（Tammany hack）作为美国工党的候选人。在底特律，我们支持弗兰肯斯汀（Frankensteen）作为劳工候选人，这其中混杂着一些可疑的政客。我们支持由工会赞助的奥克兰公民候选人。在这些案例中我们认为主要的依据是独立劳工政治，尽管这其中发现了很多缺陷。我们将其视为细小案例。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内部并未完全达成一致。在每一个案例中我们都可以以各种方式轻松做出决定并且为其找到很好的论据。
考虑到这些细小案例，党的大部分领导成员决定相信任何一个初期的工党运动。虽然他们并没有如我们所展望和要求的那样是纯粹和真正的工党形式，但他们的基本主旨是符合要求的。我们决定不对早期运动报以怀疑态度。
但是正如我所说的，这些当地的实验并不意味着很多东西。在纽约的阿尔方奇，我们给予了一些支持。在弗兰肯斯汀那里我们也许给予了过多的支持。尽管本质上弗兰肯斯汀是产业工会联合会推举的候选人，但他也是民主党的党员，民主党在当地的机构混杂其中。而奥克兰事件则是一个有着主要劳工基础，但稍显混乱无序的运动。我们在那里给予一点支持，是想着“公民候选人”得到好的票数，可以促进独立政治运动的发展。
但是，给予一些支持是一回事；给予太多支持则是另一回事；而倾其所有——那就要另当别论了。在我们的工党抗议活动中我们已经说过，实际上：“我们要求一个名副其实的工党，它建基于工会并由它控制，有着革命性的过渡纲领。但是目前，我们暂时接受，并审慎支持一个由工会发起的工党，搁置纲领的问题并留待党内讨论。”但是我们决不能因为焦急和缺乏耐心，使我们从受到严格限制的让步跳到另一个境地，让人误以为：“我们要求一个真正的工党，但我们会将就于任何我们能得到的东西。”
华莱士党的本质
华莱士党必须在每一条阶级原则上都被反对和谴责。首先在纲领上它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正如所有同志们所认识到的。它与共和党以及民主党的区别纯粹是策略性的。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原则性的区别。所谓原则性的区别，我当然是指阶级区别。
在美国资本主义的任何一个圈子里都可以找到支持华莱士运动的合理理由。而他所提出的根本性的议题是关于对苏政策的问题。华莱士的政策在战争准备上可能与杜鲁门-马歇尔计划无异。别无二致。这仅仅是关于用哪一种方式准备对苏战争更有效的观点问题——要么对外努力，以让步达成协议，从而在战争开始前更好地做准备并把责任推到苏联身上；要么用杜鲁门和马歇尔粗糙而混乱的“强硬”政策。无论如何这只是资产阶级阵营内部的战术上的区别。
如果我们暂时允许华莱士关于反战的政治蛊惑被我们党内的任何党员视作是比杜鲁门和马歇尔公然的侵略性更好的选项，那将会非常非常糟糕，令人沮丧。那简直是让我们的党员为“两害取其轻”的政治做思想准备——基于这种理论，即某种美帝国主义扩张的资本主义策略要比另一种更可取，并且工人们应该介入其中去支持其中一个而反对另一个。
如果我对这些文件理解正确的话，芝加哥的同志们所提出的论据是说，资本家们不支持华莱士，因此它不是一个资本主义政党。当下，所有的，或者几乎所有的垄断资本家都反对华莱士，我认为这一判断是相当正确的。涉及到党的阶级特征，这一点却完全不具有决定性。党的阶级性并不取决于现在哪个阶级支持它，而是取决于这个党派支持哪个阶级。换句话说，是它的纲领所决定的。这才是决定性的界线。
一百年前，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无与伦比地写就出《共产党宣言》时，他们宣布，他们代表了整个地球上的工人阶级。的确如此，即使工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如果我们这样阐述评判标准：“哪几部分的工人阶级现在支持它？”那社会主义工人党究竟是哪种政党呢？毫无疑问华莱士现在能够比我们召集更广大的工人阶级。杜鲁门，有了劳动官僚的帮助，可以召集更多。然而我们仍坚持我们是一个工人阶级政党。我们进一步说，我们是唯一的工人阶级政党，因为我们是唯一在其纲领中代表着工人阶级的历史性利益。法西斯分子们在得到来自垄断资本的足够支持之前，不得不在很长一段时间急速前进。那并没有改变他们的本质。那并没有改变他们是资本家的代理人这一阶级属性。
政党的阶级属性首先取决于它的纲领；第二取决于它实际实行的政策；第三取决于它的构成和控制权。华莱士党在以上所有方面都是资产阶级的；它的纲领，它的政策和实践，以及它的构成和控制权。有观点认为此党被斯大林主义分子和斯大林主义联盟所控制，在我看来是极其错误的。那只是事物欺骗性的表象。这一指控是那些反对华莱士的媒体提出来的，并且被那些恐斯大林者所过分强调。如果我没错的话，关于那种观点的一些报道已经滑向了激进主义。我相信我们一些主张审慎支持华莱士的同志赞同这种观点。我认为这一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华莱士运动的控制权落在华莱士以及他支持的人手中。他决定候选人，他决定纲领。要是谈论什么参与到这一运动中去改变它的纲领并且推举另一个候选人——那简直荒谬！纲领和候选人以一个完备的一揽子计划呈现给你：华莱士作为总统候选人，华莱士的纲领。他在辛辛那提做了一个演讲，在那里他接受了挑战。他说：“是的，我接受共产主义者的支持，但是当他们加入我们的运动中时，他们并不是来支持他们的纲领的——他们支持我们的纲领。”他说得太对了。
当然，你只需四处转转就可以看到，现在那些华莱士有组织的支持者都是斯大林主义分子——斯大林主义政党，斯大林主义分子主导的联合会，斯大林主义前线组织等等。但是华莱士运动中的这些斯大林主义联盟是作为支持组织来运作的，而不是控制者。他们对于华莱士包装好的、预先确定的纲领所大致扮演的角色，同杜鲁门运动中政治行动委员会（PAC）和美国劳工联合会政治委员会将会扮演的角色一模一样。候选人并不是由PAC或者AFL委员会决定。候选人已经决定好了。就将是杜鲁门，或者另一个什么杜鲁门。纲领和政策也已决定好了。AFL政治委员会和CIO仅仅是民主党的支持组织。他们代表的工人远比华莱士阵营斯大林主义分子们代表的多，但是这依旧没有让民主党成为一个工党。
华莱士运动也是一样的。加入华莱士的竞选活动并且改变它的纲领和候选人？就算是从实际的角度上来讲这看上去也是完全乌托邦式的空想。整个运动的组织是建立在华莱士作为候选人和他自己的纲领的基础上的。加入他们的队伍并且呼吁提名一个不同的纲领和候选人——这看上去与这场运动的预设相矛盾。他们可能会对你说：“如果你不是一个华莱士支持者，你为什么要加入到华莱士的竞选活动中呢？”这可是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
华莱士运动有着其丑陋的另一面。它看上去像是一场人造弥赛亚的运动。他是“基甸军队”的头头，朝他的敌人扔圣经。在我看来，这是工人们自己的组织所发起的独立政治运动最糟糕的替代品。华莱士的弥赛亚运动是工党路上的弯路和阻碍。目前我们是不考虑支持它的。正相反，它必须被揭穿，我们必须与其斗争。
与其担心斯大林主义分子通过赶华莱士的时髦来洗白他们自己，我们更应该开展针对斯大林主义者又一对工人阶级运动的背叛行为的攻击。他们与CIO和AFL的头目一样是劳工运动的背叛者。他们出卖了工人的阶级利益和工人们为他们自己的独立政党而开展的自发的运动，而去为与苏联外交相关联的目的服务，这一目的目前与华莱士的纲领相一致。
将来的政治发展
我读了来自芝加哥的一份文件，对于华莱士运动的影响，他们断言，在某一过程中华莱士运动可以，必须，或者说将要朝一个真正的工党发展。这一断言的理论依据是，在垄断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一个第三政党要么是一个工党，要么是一个法西斯政党。这一观点在我看来是纯然武断的。为什么一定会这样？在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危机下许多变化都是可能的。你需要做的就是观察法国的例子。
法国的形势，如果不是几十年，也已稳定多年了。他们在某种传统的政党政治模式中稳定了下来，其中有一个出色的激进社会主义政党，对那些小气的资产阶级有着蛊惑人心的吸引力，而它在实践中则服务于法国帝国主义的利益。在“正常”情况下这个政党已经足够好了。但是面临战争的压力，以及随之而来的战败和危机，这个政党就分崩离析了。一套新的资产阶级政党出现了，“民主的”同时也是前法西斯式的。
那种情况为什么不能发生在美国呢？美国的传统两党政治体制非常适用于正常时期。处于统治地位的资本家们对这套体制再满意不过了，它通过将人们从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转移到另一个来消解惊愕与牢骚。但是在危机时刻这套系统将会崩溃。我们所预见的危机的恶化能够震动整个美国政治形势，以至于旧有的两党体制将再也不足以满足美国资产阶级的需要。
民主党的根基已经严重动摇了，整个组织结构将会在危机中解体。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AFL-CIO将劳工选票再次投给民主党的计划正遇到强大的阻力，尽管这一阻力更加被动。那似乎是当下政治情况中其中一个无可置疑的影响因素。AFL和CIO的头目也许会给选举活动募集五百万、一千万甚至是一千五百万的选票。但是他们并没有信心给杜鲁门拿到劳工的选票，像他们曾经为罗斯福做的那样。
动员工人们将票投给这两个陈腐的资产阶级政党中的任意一个变得越不可能，工人们组建他们自己的政党来取而代之的冲动将越不可阻挡、越有力。工人们的这种情绪将创造出一种情势，这其中美国资本主义将客观地需要一个伪激进政党来转移工人们组建自己政党的需要。这一发展，我认为，将非常可能先于一个群体法西斯政党的发展。在群众性的美国法西斯主义发展之前，美国将非常可能看到一个新的激进资产阶级改良政党。
那其实在三十年代以一种古怪扭曲的形式真实发生过。罗斯福翻修了民主党以充当伪激进、“几乎是工人的”政党的角色。以此他在一段时间里完全扼住了向独立工党发展的进程。罗斯福的“新政”成为了某种美国的替代品，以此代替旧的社会民主派的社会纲领。在民主党的框架内这种表现有可能重复发生吗？我非常怀疑。我认为只会有一次罗斯福式插曲。整个大的趋势，自他去世后就走上了另一个方向。
下一次，罗斯福所扮演的角色——一个拯救美国资本主义的角色——将十分可能需要一个新的党。这就是华莱士党的本质。华莱士就是（到现在尚未被承认）这样一个候选人，为了将工人运动从独立政治行动转向激进而蛊惑人心的毫无成本的伪装的资产阶级政治。那就是我们必须说的，那就是我们必须去抗争的——果断地、公开地、无条件地。我们必须百分百反对华莱士一派。我们必须挑起工人们对这个骗子的反对，并向他们解释接受一个替代品他们将永远不会得到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政党。
我们在1948年的任务
关于加入华莱士运动，以及给予华莱士作为候选人审慎支持，同志们所呈现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我认识到，正如我们每个人都认识到的，他们的提议是由一种雄心所激起的，为了避免孤立，为了更深地渗入到群众运动中，以及为了给我们党和党的纲领获得些什么。我们都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从原则的角度出发，以及实际的可能性，他们的意见是不能被认可的。
相似地，还有一种观点，一些工会的同志想加入到新的党中，希望可以在那里找到从事革命工作的舞台。这种情绪必须被认真对待，但是以我们的思考方式来说，这些本身并不是一个让党决定参与到华莱士运动中去的充分的理由。最好的托洛茨基工会主义者有时也会犯错，并且在这个事情上他们确实犯错了。
许多来自那些深度参与到工会运动的同志们的第一反应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害怕孤立，想要深入到群众运动中的志向——这当然是正面的品质。但是，工会的同志们一点一点，甚至过多地将就于群众运动的当前阶段，这种趋势，这种日常压力下表现在工会工作中的趋势，是负面的。它需要党的政治领导层的纠正，而不是默许。党的政治领袖的任务是要站在更高的地方，高于那些次要的，局域的，短暂的因素；在整体的角度看问题，以最根本的考量做决断。
我们在1948年遇到的问题是严峻的。如果我们拒绝支持华莱士运动，而且没有提竞选我们自己的候选人，我们的批评将不会非常有效。我们可能看上去没有什么可以提供。对于我们这种体量的党派来说，竞选我们自己的候选人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它需要投入巨大的努力，去足够多的州参加投票来展现我们自己。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克服了这些困难，我认为我们可以克服这些困难；如果我们提名了我们自己的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以及其他政府部门的候选人——我们会有很好的机会将我们党提升至一个更高的阶段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将其置入政治版图中。
我们面临着决定问题的必要性，并且不从已做的决定回头。如果我们提名自己的候选人，对抗华莱士，对抗其他所有人，我们也将拥有一个极佳的机会去进行最有效的关于阶级政治真正意义上的党内教育。从所有这些考量来看，我们应该重申我们八月全体会议的决议，并且坚定地决定，无论什么代价，无论需要多少可能的努力和牺牲，我们将在1948年竞选中拥有我们自己的总统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