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坎农
The Problem of Party Leadership
关于党的领导的问题
詹姆斯·坎农（James P. Cannon）
1943年10月
彭星铭 译、志愿者 校
这是坎农在纽约举办的社会主义工人党（SWP）全国委员会第十五届全体会议（1943.10.29-11.1）上发表的一次讲话，全文由一份未经出版的速记抄本原文删减而成。
同志们，根据我的理解，目前我们正在讨论中的问题完全是党该如何领导的问题。总体上讲，这并不是有关个人的过错或者不足。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们本可以不用如此重视该问题的讨论，甚至可以将其下放给下属委员会进行。但在批评个别同志的时候，无论是莫里森（Morrison Goldman）同志的提问还是随后其他同志的讨论，我认为关注点很明显是在大家选择党领导的方式的不同意见上的。我相信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们需要在这基础上展开讨论，对于个人的优缺点的意见也需要放在这一框架之下。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党该如何领导的问题与党自身息息相关。我一直坚持这个意见。我十分不希望在这一讨论中掺杂任何个人因素，但我也十分欢迎大家对这个问题本身的讨论。自从我变成一个自信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后，我就一直坚持并重复向同志们灌输这一概念：如果当今革命中无产阶级兴衰的决定性因素是在党身上，那么同样我们就可以说党的问题就出在领导上。党的领导不是自动产生的，而是必须有意识地培养的，正如托派分子必须自觉地建设党一样。
我们首先应该讲讲组织和领导班子的概念。这些概念，不管自觉形成与否，在所有的工人运动中都存在的。第一次锤炼我的工人运动，那些战前的社会主义与工团主义运动，都对领导班子的选择、功能与发展没有一个清晰有意识的概念。领导的产生是一个自动的、混乱的过程。我们党从那些战前无意识的运动发展到现在，在这方面很久以前就产生了质变。我们现在最重点关注的就是选择党的领导班子的问题。我相信如果谁要来评价在我们的发展中我做出的贡献，如果谁真的有兴趣来做这件事的话，他会很轻易地发现我最重要的贡献便是让大家意识到需要自觉选择领导班子，意识到要以特定的方法来训练、教育他们，并将其发展成为一群专业的革命者。这也让我在这十五年的运动中相比于其他人更加突出。驱动我继续前进的始终是这一意识问题。我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
这便是我在今天讨论中想说的主题。我非常清楚的知道我要的是什么，这也与我脑海中形成的一个概念相吻合。我在不断的学习试验的过程中校准这一概念，并坚信这是正确的。今天我将把这个我称之为我自己的概念与莫里森同志提出的进行对比，从这个角度来进行我们今天的讨论我们将收益颇丰。我个人认为，他提出的概念与我的相比不够慎重，也不够完整。
我们不是一个自我教育的小圈子，不是一个只管讨论的俱乐部，也不是一个像社会民主党那样杂乱无章的选举机器，也不是像世界产业工人组织（IWW）那样毫无领导的运动。我们是一个战斗组织（combat organization），也正因如此我们发展出民主集中制的理念，并认定其为我们的基本信条。民主集中制是列宁提出的一个非常深刻的概念——一个政党必须包含这双重品格：民主让其普通成员行使意志，而铁一般的集中制保证领导下达命令，政党齐心协力。但我们不能花太多时间来教育党及新成员们这一理念的重大意义。
我们必须重新检视这一列宁做出的巨大贡献，来看看我们现有的处理党和领导问题的办法是否真正理解了民主和集中这二者的辩证统一关系，是否让它们二者融为一体，并根据特定发展阶段、特殊情况中党的要求向对方妥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了解什么时候民主应该占据统治地位。
民主集中制不是简单的50%民主，50%集中。民主应该如过去数年一样，在平常占有统治地位，而当需要有所作为时，比如当需要密集行动时、危机出现时，或是像上次分裂之后我们选择走无产化道路，党因此出现摇摆时，集中制必须占上风。
现在党定下的所有项目、任务和目标中，这一列宁主义方法以及组织形态都是以极其和谐的姿态存在的。看起来这就是一个完全和谐的理念。
莫里森同志的讲话和他捍卫的理念中包含着一些他自己的推论和暗示，而我将基于自己对它们的理解来继续下面的演说。如果我夸大了它们抑或是看起来夸大了它们，我向你们保证这并不是我有意为之的。抛开那些性格上的和其他方面的原因，我知道莫里森同志和我们意见不同的主要来由。而这就是我们冲突的根源。莫里森同志对布尔什维克政策思想的支持不比我们少。这一点也在我们关于政治决议的讨论中有力地证明了，当时他关于革命能否引起震动以至于影响到苏维埃组织以及其影响概率几何的问题对决议做的修订工作有力巩固了布尔什维克的政治思想，这点贝尔同志（Bell）也曾提到过。
上面我说的是莫里森同志对这一计划的总体倾向，但他跟我们不同的地方则在于——这里我重申一遍，我说的是我的推断而不是他曾发布的任何具体声明——虽然他坚定支持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伟大计划，认为不管采用什么方法，无产阶级终将在这个时代革命成功，但他却对列宁组织方法的正当性存有疑虑。这是我的看法。虽然并不能推断他不相信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伟大计划，但我有理由认为他已经对列宁的组织方法和原则产生了怀疑。在他的演讲中他曾讲到，以后必将出现一些小说家，将一些人在献身于党的工作之中从坦率的革命家转变成拘泥于条条框框的这一心理过程记录下来，那些曾经能够承受压力的革命者，现在则臣服于他们自己党派带来的压力并站在了革命的对立面，正如那些斯大林主义者一般。列宁主义政党将在发展过程中变成斯大林主义政党，他认为这便是问题所在。这是我从他的讲话，和我们一系列的争论及其他事件中延申出来的意思。
在我看来，凯勒同志（Keller）的讲话则是完全不在点子上，他将问题过度简单化了，并夸大了莫里森同志与我们的意见分歧，即我所说的在组织方法范畴内部的分歧。凯勒同志至少是将其理解成：莫里森同志已经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计划发生分歧了，而这很明显是没有依据的。我们的争论是严格限定在我刚刚提出的范畴里的，即列宁的组织方法是否正确，抑或是它是否已经造成了巨大威胁，让我们需要通过捍卫民主、削弱集中制及调整我们现有顽固的选择骨干的方法来保护我们免受其侵害。
现在，我们必须开展自我批评，每个人都应该在我刚刚提出的这个框架内好好审视自己，进行自我检讨。这是我准备跟大家说的事情。
在组织层面，特别是在选择领导班子及其工作方法等问题上，我们是否正确应用了我们的理论和概念？如果其中一些批评是正当的，那么我最多可以妥协说我们必须改变自己并且提升自己践行伟大列宁主义理论的方法。
为了继续缩小这一争论的范围，有关选择领导班子的任务要求在我们看来是可以这样来表述的：其一，我们的任务是将那些最有能力、思想最独立的人选为党的领导者。我认可这一前提条件。其二，我们的任务是教育全党并使之践行批判性思考与客观思维，并将其变成一种习惯。毫无疑问，批判性思考是离不开客观性的，虽然有些同志并不这么想。所以我将这两者放在一起来消除各位同志的困惑。
我们要对世上任何事情、任何人，包括领导以及各类被披露的事件保持一个客观、批判的态度。但这不是事情的全部。我将其认为是完成任务的前提之一。我想补充一点，我们要考虑布尔什维克现实主义的因素。为了完成我们的目标，我们只能利用我们手头上有的材料与资源，而非一些存在于我们想象中的、我们希望在别处能找到的东西。这便是我要补充的东西，我认为你们也会同意这一观点：我们需要选择那些最有能力的、最独立思考的同志们来教育全党养成客观、批判的思维模式，但我们只能靠现有的资源来实现它。
那我们现在的进展如何呢？在过去十五年的斗争中，我们是如何选出坐在这个房间里的骨干的呢？我认为大家都不会不同意这是在一年前举行的一次民主集会上自由选举出来的。没有人会否认这一点，我很确定。我也不相信有人会否认这之后大家的一个观点——我想我之前听到过弗兰克同志（Frank）和其他人提到过这句话——如果我们明天还要再举行一次大会的话，正如上次一样，不需要任何压力或操控，选举出来的委员会将与现在基本一致。虽然有极少数的人员变动，但中间的核心力量——不只是核心，而是绝大多数，90%以上在座的同志们将被再次选中。
但这只是从正式的一面阐述了领导骨干的真正代表性。他们在上次集会中被选上并不是巧合，也不是破天荒头一次。他们在十五年间的竞争、缠斗中脱颖而出，成为候选人，而且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从一开始或者开始不久起，就一直是领导班子中的一员。所以你可以这么说：这个骨干群体已经在党中扎根了，他们完全有权利来代表党发声。而这就是我们这里的全国委员会，我不相信会有任何经过批判、客观思考后的同志会否认我的这一主张：这个委员会本身就是党的代表者。
但这个全国委员会并不会进行日常工作。那我们的政治委员会是怎么选出来的呢？我们目前的做法与先前不同时期的不一样，政治委员会不在全国委员会中选出。我们现在的系统是所有居住在纽约或临近纽约地区的同志自动成为政治委员会中的一员。所以不存在什么操控或者诡计来组建一个不能代表全国委员会的政治委员会。我认为有理由认定，总体上来讲，我们现在在纽约的政治委员会代表全体会议的意志，同时也接受全体会议有关底线问题提出的特定批评与警告。但它们二者的思想模式是如此统一，以至于你可以认为政治委员会就是全党的真正代表。这便是我们选择我们领导班子的办法——完全的自由、民主，让同志们不受阻碍就能跻身党顶端的圈子中。
进一步讲，我们不仅仅有集会的自由选举和同志们在十五年工作与斗争中的锤炼，还有一个在我们这一组织办法中应用的系统，来为那些最优秀的同志打通道路、促进他们的学习进步，而非阻碍这一过程。那些有能力的同志们一步步晋升，从一般等级进入到候补者的行列，再最终成为全国委员会的一员。我们有着完全的自由，也有意培养那些有领导力潜质的个人。现在这就成了我们党的代表。我们党有哪位有能力的同志被全国委员会排除在外了吗？有任何被其他成员认定可以胜任全国领袖的同志不在我们这里吗？我从没听说过这样的指责。
你们有可能会说在底特律的约翰或者谁也是一块好材料，但你们不会认为他被人为排挤在领导班子之外。因为当你认定有一个芝加哥或者底特律的同志前途光明的时候，你就非常清楚在下次集会时这里的门将会对他敞开，他也非常有可能被吸纳进来成为一名候补者。我从没听过任何指责说我们对有能力的、成长中的或者有领导潜质的人保持排外的态度。
在座的各位，你们看到过任何像我们党这样的政党吗？你们在哪里有幸能见到这样的一个领导班子——我现在是从民主层面来讲这个问题，我之后会讲到另一个层面——哪里的领导班子会是用我们这样连贯的、纯粹的民主办法选出来的呢？你们见到过吗？没有，因为这种政党不曾存在。那些参与过其他工人组织的同志们对这个问题最有发言权。我们已经发展出了一套该如何选出而且只选出最优秀的、最有资质的同志的办法，这已经成为了一种艺术，我们是极其有意识地做到这一点的。我们也将其不加动摇地应用在我们对领导班子的选择当中。这是我们用来帮助权力机关选出其领导委员会的一种方式，也保证如果在我们党的队伍里我们一些有潜在才能或者其他领导力品质的人没有被挖掘出来的话，那么他们会通过正常渠道晋升至委员会中，并为进一步巩固、提升委员会水平做出贡献。
在这里我引用一段莉迪亚（Lydia Beidel）同志的讲话，我为她不在这里感到遗憾。我不想谈论她在纽约的经历，因为这些经历都只是关于她个人的适应问题等等，与我们今天的主题和当前存在的问题毫不相关。她非常关注如何唤醒我们党的成员，如何通过讨论、争辩以及其他方法来激励他们的精神，且她反对将讨论与实际活动对立看待。这些观点当然是百分百正确的，但我相信在莉迪亚同志的关切中有一个核心论点是具备正当性的。我自己也花了些时间进行思考，因为我们的党已经今非昔比了，有些特定的方法——我说的不是整体上的所有方法，而是特定的、我们昨天刚采用过的，用以塑造党的方法——可能需要今天的我们以一种略有不同的方式来应用它。我将从以下几个理由来论证，为什么党已今非昔比：
我党经历了很大变动，已非四年前的模样。在1939年这里还是一个疯人院，我们在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之间摇摆，冲突与矛盾四处充斥。许久以来，这是那些疯狂论战的避难所。党当时的系统矫枉过正，表达个人的观点以及驳斥反对者的做法已经严重到了某种程度，以至于它正在吞噬这个政党，阻止其无产化进程，并将其拉近小资产阶级的范畴。这些小资产阶级适应了党内这种氛围，而无产阶级因为与这种夸夸其谈的组织格格不入而被排斥在外。所以我们与他们打了一场历史性的战斗来捍卫我们的计划。自然而然，在全党这样的氛围和成分下，我们最终打响了决定党派、民主集中制等等事情走向的殊死搏斗——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在我们的运动历程中还没有见到过任何如此大规模的斗争，不管是在理论论战上，在议题的重大程度、定义的清晰程度与讨论的彻底程度上，还是在我们之后针对该斗争编写的党员教育材料的丰富度上均是如此。
现在，你们知道这个斗争的结果了——一次党内的巨大清洗。我们无产阶级派系的胜利清洗了党内不少于40%-45%的成员。我看过许许多多的政党分裂，但在任何其他的条件下，分裂40%-45%的成员将让政党失去大量血液并打击其成员积极性，从而致使其长时间的瘫痪。当然你们知道在我们这不是这样。我们带着全新的能量与信念从清洗中崛起。你们可以说，我们没有丢掉哪怕任何一天的时间来加速党的工作。党员们厌倦了讨论，对那些狂热于讨论的分子与专家更是嫌恶至极，以至于他们立刻全体投身于无产化的工作，并集中精力处理实际问题。我本应好好了解我们党的队伍的，但因为我最近并未到访全国各地，我现在并没有掌握很多信息。但我确实看到，我们正在拨乱反正，即 “扭曲的棍子”（bending the stick backwards），如此强力、受无产者拥护、正如我们在分裂中所做的那样的工作，其实际效果可能或多或少给夸大了。
除此之外，自明尼阿波利斯审判（Minneapolis trial）以来，我们吸纳了230个新成员。他们并不是从什么SP讨论俱乐部或者是其他的讨论组之中选出来的，他们是直接脱胎于阶级斗争之中的白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正在我们党内学习政治生涯的第一课。所以现在我们党与从前不再是一种类型了，它组织进行的活动也不尽相同。而我很愿意在党内开展一次客观的调查，看看我们是否需要做些什么来促进有教育意义的讨论，并再次将这方面内容归入重点工作之中。
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在上面投入了很多精力。上次阿克伦支部来函询问在他们那也发生了的问题：什么内容允许在政治委员会上讨论——不，应该是在费城，当时的问题是是否允许讨论在明尼阿波利斯审判中使用的策略……（支部中有一些同志认为某提出批评的同志违背了组织纪律，应该禁止其参加支部议院组织的讨论）自然，我们委员会拒绝了这一提议，并告诉该同志他可以发表自己内心的意见，自由参与讨论并批评。我及时抓住了那个机会，提议我们将这一通告分送至全国各支部，告诉他们只要想的话所有现存的问题都可以讨论，我们也欢迎、鼓励他们这么做，但前提是不允许讨论上次会议定下的原则性问题。
我不知道发出的通告是否促进了各个支部的讨论工作。在阿克伦...他们禁止讨论上次大会中所做出的安排，他们认为这是官僚主义作风。我完美解释了为什么某些人完全无法理解布尔什维克党到底是什么，以及民主的终点、集中制的起点在哪里的问题。这是我从贝德尔同志（Beidel）的讲话中得出的前提，我将在此前提下提出问题并加以考虑。我不是要做出一个武断的决定，说我们要开展许许多多讨论——也许这并不是必须的。但如果这是必须的话，如果存在某种停滞，一边倒向实践性工作上而缺少政治教育的话，那我们必须介入并纠正这一现象。因为我们不仅仅想要活动，我们想要致力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人（communist worker），而这需要一些其他的条件。
现在我将进一步论述——关于那些对政治委员会中大多数人的指责的问题。经过我的整理，这些指责可以大致归为以下几类：其一，绝大多数同志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其二，某个人、某种领袖崇拜或是其初期形态的独断地位；其三，部分同志工作方法与作风不正确——假设我稍微修饰一下的话——显露出了斯大林主义的苗头。换句话说，工作方法与作风不正确，缺乏正义感。
我会从宏观与具体层面上就这些问题分别进行讨论，来看看我们究竟能同意其中多少观点，又必须否决多少。首先来看看独立思考这方面。我个人很难不支持独立思考，我绝不会反对它的。我会投票支持它，我也相信各位都会投票支持它的。正如我一开始讲的那样，我希望更准确地定义独立思考这一概念。独立思考意味着我们需要对任何人和事保持一个客观、批判的态度，没有例外。这是我们希望教给我们党的东西。
但是究竟何种程度的独立思考才可能在我党存在呢？它又应该融入哪种框架体系之中呢？这些问题是我们需要进一步定义的，而在此过程中我们将碰到另一现实因素的制约——这一因素对党内列宁主义者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关乎党本身的问题上——我们必须看菜吃饭，利用好现有资源，而非好高骛远。我们必须用好我们现有的，以及在不久的将来预计将得到的一切人手。在上次党内斗争驳斥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时候，汉森同志（Hansen）在回答这一问题上做出了显著的贡献。他在墨西哥的时候将他的见解诉诸纸上，而我相信，假若托洛茨基同志并未帮助他完成这篇著作，他也无论如何必定会对汉森同志的看法大加赞赏。
汉森同志指出，对大多数人而言，他们的行动极其缺乏原创性。我们会模仿，从其他人那里获得经验，我们自己独立的创造是被严格限制了；甚至对开辟了我们理论的人们来说，他们的独立创造也只限于某个特定的框架之内，而并非如我们过去被要求的一样，是完全而彻底的独立创造。他们被时代、环境、文化等因素所限制，他们的成就是以这些要素为基础的。同样地，在我们的国际运动（international movement）中我们只培养出来了两位独立的理论家。据我所知，从共产党宣言发布至今只有这两位，没有别人。他们便是列宁与托洛茨基。
我知道许多伟大的、卓越的革命家与政治家，他们能炉火纯青地应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但除了列宁与托洛茨基，我不知道还有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做出了新的、原创性的贡献。我确实知道有许多其他人贡献了原创的东西，但并无用处，所以我将它们排除在讨论外。所以，经过观察——我已经苦思冥想这个问题好多年了——我得出的结论是，理论方面的原创性是不可多得的东西，而造物主显然没有给我这方面的天赋。但我的这点不足在全世界其他献身于这一运动的人身上都很常见，我知道无论如何都是这样，所以这个事实并没有让我多受打击。这也是为什么我极力否认别人叫我理论家的原因之一。
我认为我是一个煽动者（agitator），我也不会因此故作谦卑。因为我不认为所谓煽动是个问题。我认为在我能力范围内我可以将我师父（master）教给我的东西加以应用。你可以说，对一个领导者的最大要求便是希望他能吸收所有师父的教诲，并做出自己的独立贡献。但能熟练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与方法，从而摆正自己的政治位置并不多迟疑给出解答，这也是有价值且必要的。不仅在领导班子内如此，在普通成员中也是如此。但请不要泛化这句话的意思。
普通成员的思想倾向比专业讨论者更谨慎。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对政治问题的思考是与党的方向密切相关的。他们也不想仅仅局限于表达观点，这与他们心中对党的概念不一致。他们认为党是要对阶级敌人有所行动的，他们并不想在这上面犯错误从而蒙受巨大损失。所以这些普通成员的思想倾向于审慎，等待领导的指示才做进一步行动。
他们的谨慎态度表现在他们会先看看好战分子（The Militant）说了些什么，然后再做出决定。他们会讨论这一言论并从中商定他们行动的大方向。不管全体会议说了党内的领导集体需要什么样的思想，这都将是我们党内绝大多数人目前及以后的思想倾向。
我是很支持独立思考的，我也很重视每位能独立思考、提出问题、与他人辩论以至于愿意被他人说服的同志，不管他是属于领导班子还是普通成员。这些同志们会努力去客观地思考问题，也不会为了假装同意他人的意见而违背自己的意志。在我看来，这跟服从并不冲突。工人阶级自然是会服从大局的。
你们会发现，普通工人会思考阶级斗争这一主题，他们或许有自己的意见，但他们会看党的中央委员会如何表态。若中央委员会说：“不，这是底线”，他即便并不完全信服，也会服从大局。因为他认为党不可以犯错误，同时，在他们眼里，党有更多的资源、信息以及更丰富的经验，考虑得更为周祥——所以普通工人不想冒险……害怕会对党造成伤害。这样的服从在任何政党里都是必要的，不然的话革命性政党（combat party）永远不会出现。即便在领导班子内部，这样的服从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无法避免的。（……领导党的责任是落在各种各样、术业各有专攻的人们身上的。一个有能力的领导者）会服从更有经验的人。托洛茨基和列宁就做到了这一点。你们可能觉得我夸张了，托洛茨基怎么会服从呢？实际上，他在布列斯特一立托夫斯克和约问题上就遵从了列宁的意见……（他有他自己的立场，）但为了让列宁能赢取多数支持并实行其计划，他在投票时弃权了。
我会说我是绝对支持独立、批判性思考的，我也绝对支持业余的独立思想者。我过去到现在所一直反对的，是专业的独立思想者。跟我之前共事过的人会证明，我从未觉得这些人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专业的独立思想者，我们过去有太多这样的人，而现在这样的苗头又再次出现。我说这话并不是在针对莫里森，说独立思考就意味着不同意我的观点。我所指的与独立的反对党人恰恰相反。我不鼓励这个趋势，这些人在过去从未为我们的运动做出什么贡献，未来也不会如此。
我刚刚说到托洛茨基是会服从他人的。我知道这一点，因为他不止一次地服从于我。这可能对你们这些同志来说很令人震惊，因为你们经常听到的言论是托洛茨基一张嘴，我就自动举起手。我不会说他服从我的次数比我服从他的次数多，但我会说这整体而言并不是一边倒的。
邓恩、戈登、莫里斯·斯坦、科林斯·乔治·克拉克同志都记得我们就菲尔德案（case of Field）上引发的大型论战。菲尔德原先是我们党中的一员——一个小资产阶级分子，但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同事，一位统计学家——在几个月的时间内他在自己的房子里组织起了一个班来学习马克思主义，一群年轻的同志伴其左右，听其教诲。党当地的支部与国家委员会都无权插足这件事。纽约的支部不喜欢这种独立的行动，他们告诉菲尔德，他可以开设班级，但必须进行正式注册，并对所有想要参与其中的同志开放。我在这里不讨论该要求公允与否，但政治组织本身就是这样，它不希望有人另立门户 （operating on a pinwheel）。我很抱歉莫罗没有听到这句话。之后，菲尔德拒绝遵守这一决定，所以纽约当地的组织就这样把他开除了。你们可以看到，即使那个时候，我们组织中都还有一些做得好的地方。他们知道如果有人蔑视纪律，他们就应该开出这些人。菲尔德镇静下来后就去拜访托洛茨基了。...（接着我们就开始收到）菲尔德写的文章，上面有托洛茨基对世界局势的介绍。他坐在那开始写了起来。接着，我这个托洛茨基在纽约的奴才便向委员会申请我们一起写信给托洛茨基，告诉他我们不能容忍这个被开除的成员（在世界另一边继续参与我们的运动）。
在那时我还不够了解托洛茨基。我必须承认，当时那些声势浩大的，关于托洛茨基如何统领整个运动、如何无情地驱逐那些不遵照其意愿行事的人的宣传，在某种程度上让我印象深刻。这个老人家有点专横。他有他自己的一套指令，也没有等待事情慢慢完成的耐心，他甚至比我更频繁地利用组织便利缩短办事流程（making a shortcut through organization）。我当时下定决心，绝不允许我们的权利受到侵犯，于是我跟托洛茨基同志、邓恩同志和其他同志说...我记得那段焦灼的时光，当时我内心很焦虑，我知道我无论如何都不会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如果托洛茨基同志仍固执己见，他就需要另外找人来办这些事了。我当时寝食难安，想到最糟糕的情况下他会怎么回复我，他应该会讽刺我...那样的话一切都将结束。
然而，他却回了一封表示退让的道歉信，信中同意了我们的观点，并请求我们宽宏大量，多多包涵——他认为这确实是他的过失。这位同事（菲尔德）确实想以非正式的身份回来工作，他（托洛茨基）恳求我们问他是否可以将菲尔德派到他的秘书处，承担撰写邮件的工作，条件如下：当菲尔德过几个月回到美国时，还不会被组织接纳，需要进一步学习纪律。菲尔德会被认定为是一个拥护者（sympathizer），为期六个月，假使他在六个月结束时展示出学习到了一些东西的迹象，那么我们便可以考虑重新接纳他。你可以说，这次托洛茨基确实让步了。
托洛茨基也在党的命名问题上服从了坎农的意愿。我之前没有跟任何人说过这件事。托洛茨基不喜欢这个党的名字。他不喜欢“‘社会主义’这个妥协性的名字”。我想要继续采用“社会主义”这个名字，我认为这对于我们在工会运动（trade union movement）中的同志们来说是个更好的伪装。所以我并没有解释，而是直接告诉他不行。于是老人家放下了这个问题。他屈服了，也不再关注它了。他并没有写一篇关于这问题的文章，也并未冲进《新国际》（New International）长篇大论。几年之后他重新提起了这个问题。
第三次托洛茨基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是服从于我，是在1940年夏天他过世前几个月的时候。不仅是我，他也服从于其他跟我一起的人——山姆（·戈登）、法雷尔、乔（·汉森），以及（安东瓦内特·）科尼科（Konikow）同志。你们都知道，在那次会议上托洛茨基同志向我们提议，让我们为布劳德（Browder）在共产党中的竞选给予关键支持。他当时说这个事情的时候也很坚决。但我们不同意这一点，我尤其强烈对此提出反对。他并没有多认同我们的观点，但他并不担心独立思考的行为本身，因为他自己就是独立思想者。他不需要担心这一点，他也知道如果你没有独立思考能力，没人能帮你。
托洛茨基十分器重我，他认为我比我想象的能干得多——他曾明确且不止一次地这样说过。和这个会议或者政治委员会（PC）相比，托洛茨基都更重用我。我认为这就是因为，当我组织领导起一帮骨干中的骨干时，我也努力去了解这些人究竟如何。我努力去了解这些人的品格与特质，也在这过程中了解自己。我不知道我成功了多少，但我认为我已经如其他所有人一样知道了我的不足。这也是为什么我不愿意尸位素餐，沽名钓誉，也不想其他任何人要求我做任何我做不了的事。你们需要接受我的本来面目，就像我接受你们的那样。我之前就说过这个问题了。
当政治事件出现时，坚信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工人们的首要考量便是为党找到正确的答案。这是他们的关注点。假使在找寻答案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他们的结论与全国委员会，抑或是一些领导者的结论相左，即便他们并不清楚原因，他们也通常会服从。他们并非奴颜事主，也并不愚蠢，他们只是对党有高度的责任感，不希望其因为自己不成熟的决定而犯错。他们不希望承担这个后果。这不仅仅是这些工人的首要关注点，也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领导者要考虑的第一要务。当他们初步了解了一项重要议题，并有了自己的想法，但仍摇摆不定时，他们便会服从其他对此更肯定、更积极的人。在我每天的实践中，我也遵从这一逻辑，好比现在我就在服从党之前定下的汽车政策（auto policy）。我并不知道弗兰克（Frank）定下的规矩是否完全正确，但我现在并不熟悉汽车行业的发展，所以我相信他的判断。换句话说，我服从了他的意见。领导班子中必须存在这样的相互服从...不是看谁发展了这个政策亦或者政策起源于何处，而是看它是否是正确的。它若是错误的，党便会蒙受损失；若是正确的，党则自然受益。那些所谓独立的态度和那些专搞独立思考的风气（professional independence），比起服从更具破坏性，也毁了更多人。事实上，我并未见到很多人是因服从而被毁掉的，至少在我所在的这个领导班子里并非如此，因为我并不鼓励服从。我希望身边围绕着一些反动分子，我喜欢有精气神的人，而非阿谀奉承者，即便他们会缠着我一段时间。我希望能建立起这样一批骨干，即便有一天坎农在街上被一部车碾碎了，他们也可以领导党前进。所以，我现在以上帝的名义敦促你们，仔细想想我们的领导班子里的各位是否能胜任这一职责。我重申一遍，这个领导班子是由党员们自由选举出来的，他们是筛选后的结果。在各种情况制约下，这些人被选中了，而另一些人则被淘汰了。
据我所知，有些同志因为受到指责，说他们依赖坎农，因此生气恼火。在我看来这种表现并不是一个无产者该有的胸襟，反倒像个小资产阶级。他们过于关注自己，对其他人的评价感到过度焦虑，他们为了证明其他人的指责是错误的，而做了不明智的事情。沙赫曼（Shachtman）曾与我共事许多年，我未曾见过他有任何独立思考的倾向，不管是在他被称为坎农心腹的时候，还是要撰写分析性文章的时候。这不是他的错，你们不能责怪他。沙赫曼是一位能理解、宣扬并修正其他人观点的人。他曾同时负责处理托洛茨基的伟大思想和我的想法，他曾是我们极为珍贵的伙伴...（直到他开始担心自己的想法不受重视的时候）
我也看到过其他人因这个原因身败名裂。我在这里建议所有人，做你们自己，你们就是你们，而不是什么其他事物。你们一定要好好记住，重要的不是你有没有机会随时、充分表达自己，而是你手头上在做的事情是否帮助到了党，是否让党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虽然斯坦（Stein）同志在他的讲话中已经讲透了这一点，但我还是想花功夫重申一次——我还记得之前出现过的一个问题，我相信你们中的很多人也都还记得：你们中的一位同志在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比其他人经验更为丰富（于是他便开始左右其他人的意见）……
在芝加哥、底特律或者其他任何地方，只要有人在当地党员群体中有较大影响力，这个问题就会出现。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们大概都没机会代表你们区被选进国家委员会。但我也记得德意志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 Workers Party of Germany）在国际运动（international movement）中发表的，令人作呕且毫无价值的言论：第四国际本身差强人意，但有一个致命缺陷——托洛茨基在其中占统治地位。劳夫斯通派曾经反复颂扬此观点。他们宣称不加入第四国际是因为托洛茨基权力过大，能决定太多事项了。在我向托洛茨基写的信中，其中一封有所提及，它附在了我所著的书中。在信中我对这个言论做出了评价。即使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它也从未打动过我，从来没有。
但我做不了什么，我只能通过信件表达我的意见。我确实同意，十个有威望的领导者肯定比一个强，两个领导者也比一个好，但如果我找不到那么多人，我再把这剩下的一个丢了,那就是傻子了。这便是委员会现在的问题，发展才是我们工作的重点。这些有才华的人就在我们政治委员会中，但你们因为被主观臆测蒙蔽了双眼，所以没有看到他们，你们无法完全客观、公正地欣赏委员会里同志们的才华。这不就是之前大家嘲笑列宁，嘲笑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地方吗？从列宁、托洛茨基的年代到底特律、明尼苏达的党组织，都是如此，这个现象在所有的工人组织中，都或多或少存在着。托洛茨基曾经表示反对，但他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目睹了列宁如何靠他的方法来建立政党后，他也光明磊落地服从了列宁的决定，这对于工人阶级来说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时刻。
我们只能借助现有条件来建立领导层。别再谈论，也别再想什么理想的委员会形态了，这只能是空中楼阁，无法实现。到哪去找这样的领导者呢？现在不是重新培养骨干的时候，好好想想我们花了多长时间才争取到了现有的条件吧。打磨现在这批骨干花了我们整整十五年。他们不是随便从街上捡来的，也不是一夜之间变成现在这样的。十五年的斗争，才把他们磨砺成现在这副模样。他们之中的有识之士，和我们一道构成了整个委员会，一直以来都是如此。如果你们还想着更新领导层的话，那我认为你们就是在出一道无解的难题。在我看来，这对党没有半点好处，只能打击党员士气。
看在老天爷的份上，好好读读列宁，从他身上学点什么吧。不只是那些宏大的议题，你们更应该学习他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别忘了，如果列宁都不知道如何建立政党，如何选择领导团体的话，他绝不可能做出其他任何贡献。革命甚至都不会成功...德国同志沃特·赫尔德（Walter Held）曾就列维（Paul Levi）事件进行质疑，这事是有关列维、德国共产党与三月行动（March action）的。赫尔德批评了列宁，因为他驱逐了列维，还支持中央委员会中党的多数派。范（Jean van Heijenoort）同志从纪律方面反驳了赫尔德，他认为列宁是在执行党纪...虽然他们（列宁与布尔什维克主义领导人）觉得列维的政治立场是正确的，但总体上他们还是支持中央委员会，同意开除他。
我则认为纪律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如果列宁能巧妙避开其他问题的话，他肯定有法子绕开纪律处罚。真正对党造成灾难性影响的是那些主导三月行动的人，他们犯下了大错。但是，列宁现有的领导团体只有这些人，列维那边却一个这样的人都没有。于是，他只能利用好这些犯了错误的人，支持他们，并期望从他们身上收获点什么。列宁是从现有人员里选拔，而非凭想象捏造出领导骨干的。这便是列宁给我们上的宝贵一课。这也是我处理这类问题的范本。
我坚信，委员会中都是我们现今的最佳人选。我们很困惑，这次战争从两个方面对我们打击惨重。查尔斯（Charles Curtiss）同志已经成为了我们中的重要一员，他前途无量，天赋异禀，从不是一个唯唯诺诺的人。布雷特曼（Breitman）同志还仅仅是个孩子，他在飞速发展着，有希望成为一个优秀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他们俩都必须去参军。伯特（Bert Cochran）下月参加空军，乔、山姆和乔治都得留在海军里，所以我们已经没有其他人手了。如果这些我提到的人都能到场，如果斯坦能呆在纽约，我们的委员会在各个方面都将得到改善，我们独立、批判性的思考能力也将得到加强。
如果这些人战死沙场，或是被捕入狱，我们就只能采用备选方案。这不会是最出色的方案，但这是当下最好的方案，它会将全党团结在一起。你们应将此铭记于心。我会从现有人选之中选出政治委员会的成员，再从他们之中选出党的领导团体，挑选范围甚至包括文职部门与纽约分部。我组建的政治委员会，也许不是最出色的，但它有能力将党凝聚在一起。
现在我希望谈谈有关领袖崇拜（leadership cult）的问题。不得不说，我厌恶讨论这一话题，我不仅不喜欢听到那些批评我的话，更讨厌听到那些为我辩护的同志的言论。这个问题本身就十分恼人。我认为就长期来看，一个人在运动中获得的影响力与权威并不由他人的褒贬决定，也与拥护或打击之声无关。不管你们是否相信，我总是秉持着这样一个态度：顺其自然，从一开始就是如此。我既没有逼迫自己，也没有故作谦卑。让事情顺势发展吧。我仔细观察了每一个进入政治委员会的人。我重点看他们是如何发展的，在此过程中是否有“风动旛动，我心不动”的定力，即接受分配给他们的职位，不感到压力也不暗箱操作，在其位谋其事，顺势而为，来之则安。我觉得这才是正确的态度，任何人都应该学习一下。
我不喜欢人们太勉强自己。如果他们只想着自己的事业，这是弊大于利的。因为虽然我不决定党内的所有事务，我竭力阻止任何野心家（careerist）进入我们的一线阵地，或者说，如果有任何此类人出现的话，我肯定会竭力阻止的。在这方面我有很大的发言权。我不觉得在我们党内，追名逐利的风气有多严重。但同时，我也不认为可以在无领导状态下开展运动，开展斗争。我们必须武装好我们的领导者，武器的其中一种就是宪章，它允许领导者依照习俗定夺事务，但这还不够。威望应该也成为他们的武器。他们不仅应该在党内声威赫赫，在党外也应声名远扬，从而协助党的业务发展。
自然而然，那些有一定威信、证明了自己忠诚的领导者们，理应受到相应的奖赏。他们需要有这样的威望与公众认可度，才能有效开展工作。我说这个，是想讲讲之前我写《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Struggle for a Proletarian Party）这本书的事。有人援引了一些证据，说我通过推广这本书来自我吹嘘。就在这里，莫里森反对我发表这本书，这话从他嘴里说出时，我都不敢相信我的耳朵。接着，年轻的奥斯卡（Oscar Schoenfeld）也进行了批评。我本已经准备好要听卡西迪（Cassidy Morrow）说这些话的，但我猜他那时没找到他的笔记。我要说的是，你们对待这件事就像对待其他任何事情一样，太主观了。
关于这本书的重点是，你们认为它如何？它是否有价值？我相信它是有的。我认为委员会里绝大多数人会这么觉得，党内普通成员会这么觉得，也就是说党内多数都会这么觉得。所以，为什么它不能出版呢？仅仅因为莫里森不认为它有价值吗？这种衡量标准非常糟糕。莫里森不觉得他同事写的任何东西是值得发表的，他根本不尊敬他的同事们。但如果这本书值得出版，它就该出版。本来就该如此，但现实是，我创造出来的东西反过来害了我。我们的刊物《战士报战士报》（Militant）并不宣传我们出版的东西，所以我许多月前就开始纠缠它的编辑。只要我打开一份反对派的报刊，上面就会用两到三页来宣传他们自己的出版物，附上具体描述等。为什么我们不能宣传宣传托洛茨基的思想呢？我要求写评论，不仅是书评，小册子也得写。每次先驱出版者（Pioneer Publisher）写了些什么后，我都坚持要求编辑们推广、宣传，赚一些钱来出版其他的东西。怀特（Wright）之前去了纽约市执行委员会那大闹了一场，因为他们并没有花多少精力去宣传托洛茨基同志《保卫马克思主义》（In Defense of Marxism）这本书。我建立起了这样的一个宣传环境，后来我这本书写好了，相关的宣传工作做得是最好的，不仅有书评，还不止一个。我向你们保证，如果出现了任何对我溜须拍马，或者是吹嘘这本书的言论，我肯定会反对的。但我觉得没有。我觉得这本书我写的不错，也值得这样的宣传。
《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我党成员第一次出版的书。如果这本书是其他同志写成的话，你就不会看到我在这，站在真实的对立面受到批评了。这件事就是这样，没别的。我为这件事闹得这么大感到很抱歉。我并不惊讶于沙赫曼的态度，这本书对他没有任何好处。沙赫曼肯定能了解到这本书，但他却不能写任何评价。因为他要是写了，他就得就“战争与官僚保守主义”这一章、领导崇拜那一章以及其他章节发表观点。这会引火烧身。同时，沙赫曼知道这本书是一个极有力的武器，不仅对现在是这样，对未来而言也是如此。觉醒了的工人阶级向往着共产主义，渴求了解开展过的运动，但在阅读这种书的时候，他们将受到打击，这对于沙赫曼没有任何好处。但这对我们是有利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应该推广它。如果你们能在推广它的时候避免提到我的名字，我也同意。
别再纠结于坎农是否太受推崇，或是否知名度太高了。除此之外，你们有没有认真想过领导者这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能拎出来孤立看待的，你们必须把它放在具体的形势之中。你们不明白最近几年我们党的领导阶级发生了什么变化吗？你们也许不清楚，但事实上，所有的领导者，特别是最优秀的几个，声望都水涨船高。我也是他们之中的一员，可能比他们稍多一点，但所有人都是如此。沙赫曼对此表示反对完全可以理解。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党内的人也该如此。我们为什么更有威望了呢？这是因为，当党受到攻击，生死攸关之时，领导者们便会齐心协力来保护它。
于是，领导者们在党内空前受到推崇，党员们看到了，大战到来，生死存亡时，是我们站了出来，像布尔什维克主义者那样行动着。领导集体内部发生了质变，党员们对我们态度也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转变。之后的审判中，这些同志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受到成员们赞同的。他们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有意识地接受领导。我并不赞成助长这种风气，但我也不同意压制它。在这段时间中，我们成长为了党员眼中真正的领袖，我们引以为荣，在危急时刻保卫了全党，在资产阶级法庭前为党辩护而骄傲。我们的党员也为坎农的书而骄傲，因为他们认可他。
如果你们担心我会受其他人摆布，或者在助长党内情绪中，为自己或其他人谋高位，那你们就大错特错了，你们不了解我。我只想事情正常发展。要是需要把一个同志的图片放在报纸上宣传，那就放吧。我采取的是最普遍，最诚实的方法。
老天啊，有些同志认为这些麻烦事会动摇党内人心。为什么呢？你们没人能做到这一点，甚至连莫里森这样有威望的同志都无法动党一丝一毫。那些人只会看到整个委员会，或者他们中的大多数，站出来呼吁将莫里森绳之以法。我不敢保证莫里森最终都没机会赢得多数，若是他走运的话还是有可能的。但遇到麻烦时，第一个站出来的肯定是委员会，也就是我们的领导集体。这个集体肯定是不能散掉的。他们是维护稳定的重要因素。这就是为什么纺织工（spinners）、水手（maritime）那边，以及底特律分部里产生的不愉快能迅速被控制、平息。我们的领导团体有足够的权力来做到这个。这能帮助维持党内稳定。
我是在残酷的政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我在1919-1928年受到共产党教育，你们知道，那九年中派系冲突未曾休止。只有短暂停顿过，让各派缓一缓，重新组织力量。九年时间，吞噬了党的全部能量。这便是我们缺少权威领导的一大主要原因。在开始时，没有任何个人有足够的权威，没有任何团体德才兼备，能够号召起全党。一个人总是被另一个声讨，党派内部的权力斗争成了斗争的全部主题。外界对这些事情的报道完全是负面的。唯一的区别就是，这样的斗争在任何领导团体不够稳固的党派中都会发生。直到1928年，我们被开除的时候，我们党都没有一个稳固的、有威信的领导层，也没有任何类似的迹象。我们当时只是不同派系的联盟而已，福斯特，洛夫斯通，坎农，还有其他的领导者们，都只在自己的派系中有话语权。每个派系都很强大，不会被其他派系击垮。所以每次，我们都是组成一个联盟团体——有时候这个团体占多数，有时候又是另一个。
在十五年的斗争中，我们组成了一支团结、强权的领导团体，这便是为什么派系之争再难以发生了。我说的强权，并不是说把下级的头砍掉的这种威权。
但之前我们并不知道能这样。我们在成为了领导人之后，还得学习如何当合格的领导人，上天当然明白，我们的运动会受此掣肘。我认为我们必须重视领导骨干，他们是我们一手建成的，我们也应该靠这批骨干来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我保证，如果有人知道个人矛盾及在此基础上的党内斗争是多么无益的话，我肯定是其中的一员，我亲眼目睹了这些，也因此受到了折磨。从一开始到1933、1934年，这一直是美国社会主义阵营中斗争的基本特征。为什么呢？我们为社会主义运动做的最大的贡献，就是在这些无意义的内斗之中流了血，我相信牵扯其中的同志们肯定会有这样的感受，因为我也感同身受。沙赫曼·阿本站一队，坎农站另一队。出现了什么问题呢？坎农在委员会中刚愎自用，我们必须保卫独立思想，保卫思想者。这有什么政治上的问题吗？并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都没有。年轻的同志们对社会主义运动完全没有经验，也选边站队：“独立思考听起来不错，我们支持这个吧，集体领导总比一人领导好。”
他们并不知道他们站了队，然后他们便在其他成员面前大打出手。鲁伊特（Lewitt）和韦伯（Weber）代表一派，我、克拉克（Clarke）、邓恩（Dunn）、戈登（Gordon）站另一派，我们跺着脚互相争论谁是更好的领导者。
回想起这一段噩梦，我还是战栗不已。我发誓，我在运动中最困难的时刻不是迫害当权者的时候，也不是对抗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时候，而是卷入这些该死、无用的、充满人身攻击的争斗之时。在托洛茨基帮助下，我们终于从中脱身。为什么我了解这么多，而其他同志不知情呢，因为我必须独立承担。
这样的斗争毫无意义，成员们从中学不到任何东西。他们只能评判哪位领导人更好，然后根据自己的喜恶来站队。这样的斗争，缺乏严谨的态度，没有程序，没有原则，它不可避免地引发了最...
一群人开始吹嘘，诋毁另一群人。所有领导人都失去了威信，整个领导团体也失去了权力。我不想这类情况死灰复燃，我也希望之后不会看到。我希望我们能在个人问题上各让一步，做出妥协，来共同度过这段困难时期。我在方式与原则问题上无法做太多让步，实际上，我不会退让一分一毫，因为这已经刻在我骨子里了。我相信，如果你们在培养骨干这个问题上过度妥协的话，这个党将不复存在——它将土崩瓦解。
但我愿意跟你们一同相信——实际上，这是有目共睹的——委员会中有其他的同志在进步着，也有了自己的影响力。我听过六个人在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众所周知，他们已经有了独立的影响力，已经不再需要看坎农脸色说话了。所以，我在这个问题上讲的东西完全是多余的。其他的同志们在基层已经充分讨论，也充分了解了这个问题。但是随着经验增长，他们不仅扩大了自己影响力，也更有能力影响他人的决策了。看看柯林斯吧，显然他已经进步了。十五年是一段漫长的时光，他学习了许多，成长了一些，但仍然有进步的空间。他不再是曾经的自己了，正如我也不是曾经的坎农了。我学习了许多，只是以一种曲折、残酷的方式...
你们最有资格议论的是我的过去。经过了那九年后，我成为了自己派系里的头号流氓。如果我当时不是那样，我怎么可能活下来呢？我当时的观念是，如果有人挑起了事端，那就打吧。生存是我的唯一信念。在坎农和阿本之间展开拉锯战时，托洛茨基曾说，历史将站在坎农这边。我觉得他说的是正确的，但这并不代表我的所作所为都是正确的。不，我在许多事情上做了错误的决定，这包括我解决问题的方式，对其他同志的排斥以及我粗鲁、不耐烦的态度。但这是陈年旧账了。我现在不是这样了。我不会侮辱同志们，不会迫害他们，甚至不会给他们这样想我的机会。不用这些方式，我也知道如何领导我党。我身负重任，那位老人悉心教导过我，有一天我会整理、出版他有关这一问题的信件，它们是我很重要的学习资料，是我转变观念的一大重要原因。我改变了自我，洁身自好，你们要记住，士别三日，即当刮目相看。
我们要做的，是继续走我们目前的道路。我觉得这条路是无可指摘的，我希望的只是当更有能力的人到来的时候，他能在我们的成果上再接再厉，而不是从零开始。
我说过，在这间屋子里的，我们的全国委员会，是全党最有能力的成员，所有人都同意这一点，难道不是吗？你们之前有听说过任何组织，是由身边最有才干的人担任领导的吗？没有人做到过这一点。只有列宁主义使之成为可能。矿工联合会（United Mine Workers）是被什么样的人领导的呢？他们的领导团体对约翰·L·路易斯（John.L.Lewis）俯首帖耳，他的心腹全是他个人的追随者。这便是这个国家所有工会主义者的运作方式，这也是这个国家所有社会主义组织的运作方式。
当在路易斯权力之上的人，比如罗斯福，出手干预时，他便瞬间失去了他的左膀右臂。接着，范·比特纳（Van Bittner）也离开了他的组织，这个机构虽然看上去坚不可摧、铁板一块，实际上却并非如此。但我们的机构却好得多，因为我们并不会在压力下瓦解。假使我真想搞内幕，栽培自己的喉舌心腹的话，我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做到。党的领导者有一定的优势，我之前也有机会进行暗箱操作...
这样的委员会肯定会土崩瓦解。要建立一个无所畏惧的政党，唯一方法就是托洛茨基说过的：以理想和信念铸成党的筋骨，将其根植于人民的血肉，这样一来，即使创始先驱离去，政党亦能存续。这就是为什么在托洛茨基之后，我们也能在某种程度上继续工作下去。这里的所有人也都相信，当我们被捕入狱后，他们会继续工作下去。你们有没有停下来，认真想过这一点呢？
我们现在准备换一个领导团体了，那我们该如何找到这批新人呢？就在这二十五个人里剩下的挑，而不是从街上随便抓。我们有足够的信心，虽然这些同志会遇到一些小困难，但只要坚持理念，并利用好在斗争中学到的知识，他们就一定能完成任务。
卡西迪同志今天在这长篇大论了一番，我之前就听过他说这样的话。所以今天我并不惊讶。他之前跟我说过这个，但他说服不了我。我是个守旧的人，特别是对这样的新理念。他的证据是，我们因为自己是工人，现在就只能动员工人。我们不是理论家，不是作家，也不是记者，所以我们吸引的人只能是我们的同类，他们和我们有着一样的局限。他认为，我们党现在的体系和策略，没有办法打造理论派的、政治能力强的人才。他计划的又是什么呢？他计划打造一个温室，招募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人，让他们坐下，安心受训，靠这样把他们教育成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者。
我见过他试图开展这个计划，你在党内看到的是我和卡西迪同志在培养写手的问题上无声的竞争。一切都是合法的。 他把任何找上门来的年轻大学生，都当作潜在的写手、运动的领导者，他沉迷于这个问题。我有一个不同的想法。我希望每个年轻的知识分子都被扔进水里，边参与运动边做粗活累活。我希望他用尽所能，努力成为一个领导者，即使还身处分部，直到他展示出自身的价值。让他在这段时间里学习、再学习，然后我们也自然会看到。但我意识到我们需要这些写手。
我认为，将一个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培养成记者，比把记者培养成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容易。基于此，我在党中寻找那些最有天赋的工人，并有意想把他们打造成文字工作者。你们觉得乔治·布莱特曼是怎么变成编辑的呢？你们觉得这是潜移默化而成的吗？你们要怪就怪我。是我出的这个主意。这个人，曾经从事...我觉得，是时候让他翻篇了，就在报社给了他一个职位——一开始当副手，最终成为一位编辑——而没有招募毫无经验的大学生。
我举荐了多布斯（Dobbs）同志。所有人好像都跟我一样，将他看作未来我们运动的领袖。他具有一些领导人必需的特质。他不仅在教育方面达到了要求，还在经验、性格、贡献、骨气等方面令人满意，他有能力站起来抗争。他向丹·托宾（Dan Tobin）证明了自己，我也相信他也会向别人证明的。他和这里的其他人，比如伯特（Bert），都是如此。你们如此轻视这些人，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有认真看过他们的性格分析报告（analysis of character）。我对他们有不同的评价，我认为我更了解他们。但我提到的这些人，只要你们觉得他们是别人的走狗，又或者觉得能随意污蔑、指摘他们，你们就会给予蔑视的态度。
而我的结论是，多布斯应该到出版《战士报战士报》的报社工作。为什么呢？因为我一直在思考，如何才能培养出能力全面、经验充分的领导者。我不想让他只在组织内工作，一生忙于琐事，而无法涉足理论。这就是他去《战士报战士报》工作的原因。你们觉得凭他的能力不足以评论政治问题吗？你们等着看吧，从这些你们轻视的人身上，你们会得到一些教训的。
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稍稍帮助了一下这些写手同志们，不只是理念上的帮助，也不只是帮他们决定将哪句话放在社论中，我甚至在字母、标点等技术性错误上都下了功夫。我觉得这是我的职责。如果我不能将我在每个部门学到的每件事都传授给年轻的同志们，我当这个全国总书记（national secretary of the party）又有什么用呢？这是学习的一种方式。在此之后，我才会评价他们写的内容如何。
我很愿意让菲力克斯（Felix）采取另一种培养方法试一试。他最终会有一些成果。但我斗胆说，我这里培养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将比你的更加扎实，因为当你的人学会怎么写作之后，他们得学习如何当一个革命者，这可不容易。他们待在温室里可学不到这个。
我不想让你们觉得我说的太绝对。我在这里谈论的只是一种方法，没有别的。我一点都没有给自己开脱的意思。我坚定认为，培养最好的领导人的方法就是让他获得全面的经验。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让任何同志在一个地方待太久，因为当你学会了一个城市能带给你的所有东西时，你若还不走，那你就不可能成长。举个例子，查尔斯同志，在洛杉矶生活得不错。他在那工作，也是党在那个地区的领导之一。他做的事情都很有用，很有价值，他的老婆也是个积极的党员，他们俩在那待得很舒服。加利福尼亚也没什么大风大浪。但我认定他在那里待太久了，他已经成了一个洛杉矶佬。是时候让他来纽约了，把他炸出来吧。与此同时我们也希望将穆雷·韦斯（Murray Weiss）从那里带出来，接下来还计划把泰德·格兰特带回东部，让他在新环境中工作，得到新的经验。在这几件事上我们最后都成功了。
你知道查尔斯之前在这里担任的职位...（也就是利利安·柯蒂斯现在在做的）是先驱出版者的业务经理，他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做的不错。不仅我们从他们的工作中获益，他们也得到了在政治委员会中工作的宝贵经验。只要是有学习能力的同志都能从这其中获益。我也提议继续以哄骗的方式，来帮助其他所有同志，不管他们能力如何。所以你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如果我在党内独揽大权，有一群狂热信众的话，那我就是自掘坟墓……
我并不了解卡西迪同志。他提出的东西相当局限。他并没有像莫里森一样，较为清晰地提出他的问题。他所说的都是关于一些个人遇到的困难，包括我遇到的，这相当有局限性。所以，我不会用那么长的篇幅回答他。如果他认为我对提出反对方案的同志抱有敌意的话，我只会说他错了。我一点都没有。我反对你的提案，完全是因为提案里的内容。它不仅比不上其他那些提案，而且完全是错误的。面对这样一个东西，我又该表明什么样的态度呢？
我不希望卡西迪把这本刊物变成纸上谈兵的秀场，也不希望它来者不拒，什么都写。这本刊物需要成为执行党意志的武器，它只容许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进行设想等事情。我希望让莫罗（Morrow）讲讲我们之间的一些不愉快，莫里森也是这么想的——他说他们间也吵了一次架。我没有就个人问题吵过架，我也不想这么做。这样的争论一点好处都没有，特别是在同事之间。但我跟卡西迪之间的矛盾并非如此——我认为他不能进行独立、客观的思考。他过于主观了，在人际交往、处理问题的过程中，无法得到最理想的结果。这应该不是你们给的解释，我认为得从这方面解释他的问题。卡西迪老早就知道我的局限，也知道我犯的错误，他完美地利用了这些东西，正如其他同志觊觎的那样。我不再像以前那样看待他了，我对他的评价并不基于一时印象，而是基于确切的理由。
我希望卡西迪写点东西，我和其他人一样，欣赏他的文学禀赋。他之前既要负责编辑周报，也要负责月刊。我当时提议的是，当审判结束后，他不再担任《战士报》编辑一职，只负责刊物编辑，这样他就有时间加强理论研究与学习了。你们也知道，我自己并没有时间写太多东西，这个错误我承认，我希望之后改正这一缺点。
除此之外，我还希望卡西迪完成一项明确的任务。我之前说过，我们应该处理完西德尼·霍克（Sidney Hook）等人的事情。这还悬而未决。只有在这个问题上受过充分教育的人有资格处理这件事。当然，我不属于这种人。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上还只是个门外汉，虽然想处理这事，但我的教育程度还不够格。我知道该做些什么，但我没有做这事的本事。我认为卡西迪是唯一有资格的人。我让他针对这伙人写一些文章，捋一捋他们是怎么放弃社会主义，转投美帝国主义阵营的。工作做彻底，然后把成果印刷成册。我当时要求了这个，我也觉得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一致。但卡西迪没有完成这事。卡西迪，除非你给我一个充分的理由，解释为什么没完成，不然我将永远另眼看待你。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别人在做这件事，但事实上并没有。
〔莫罗：我当时觉得有其他更紧要的事情。〕
行吧，但我不这么认为。我尤其不认同的是，你们自诩关心共产主义纯洁性，但事实上更在乎这个的是我。我觉得让我们的领导者们阐述自己的过去，并自证清白是很有必要的。卡西迪在纽约接受过学院派哲学教育，在我看来，他并没有对此作出充分解释。你可能觉得这是我个人的猜测，那就请打消我这个观念吧。别攻击沃德（Warde）了，将马克思主义的武器对准霍克、伊斯曼（Eastman）、孔帕尼（Company）这些人吧，若如此我将十分欣慰。我觉得你们没有借口不这么做。这就像我们让格蕾丝·卡尔森（Grace Carlson）写一些反对天主教皇的文章，然后她说她写不了一样...
我不认为卡西迪对纽约党组织的干涉给党带来了任何好处。我觉得它们都是虚假的。我们为了给他改正自己的机会，对他已经很克制了。他并不了解（1942年12月举行的）城市大会（city convention），实际上他对它有严重的误解。我不想在和同志们的争论中追根究底，我从托洛茨基等人那，学会了如何温和、克制地与同志们交流，我相信这会让我们更加轻松地达成一致。
然而，我认为莫里森同志对我的指控有一定对的地方，大意是我很谨慎，太谨慎了。我相信这确实有一定根据。但另一方面，我认为作为党的领导人，莫里森需要更谨慎，更克制。接下来我会尝试分析我们的不同心理，来解释我与莫里森为何选择不同的道路。我认为我比莫里森更有党派意识，因为我倾向于从党的大局做出判断——我一直在想我所做的事情会对党产生什么影响，因为我知道我做的任何事情都会影响党。如果我曾经无拘无束，充满幻想，我现在则必须更加小心。我不敢写猜测性的文章，但我并非榆木脑袋，我脑海中经常源源不断地冒出想法我脑袋里常常冒出各种想法，有些想法甚至能和卡西迪的一样糟。但我不敢写相关的猜测性文章，因为一旦我的想法被证实毫无根据、居心不轨，不仅我会被嘲笑，整个党都会被嘲笑。
我们在处理问题做出决定时，总是担忧决定造成的后果。如果我们犯了错误，党就会受苦。这让我明白我需要谨慎，也许我过于谨慎了——我愿意改正。但我不确定莫里森同志在公众面前是否有像我一样审慎。我认为，他写文章时太武断了，想的全是“我就是这么想的，我为什么不能一吐为快”。
如果我们在这方面合作的话，我会毫不留情地对这些文章进行修改。但我们没有这种合作关系。我觉得他有时候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他制造了一些困惑...
如果莫里森会试着更克制一点的话，我完全愿意改进自己，对任何有新想法的人都更宽容一些。也许我们可以以这种方式作出妥协。当然，我会有点困扰，因为所有这些新想法在我看来都是错误的。若能想出一些好法子，我肯定就不会这样过度谨慎了；想出一些好点子，我们才能进步。
看到卡西迪同志过去几天的状态，我很遗憾。他没有做出任何努力改正自己的主观臆断，或减少自我关注，而这正是他的致命缺陷，是他迈向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最大障碍。。我想对卡西迪同志说，你必须客观地批评，必须是一个独立的思想家，当你允许自己或多或少从主观角度来思考问题时，我只能说，我不能放心让你领导全党。你会捅出大篓子的...
你（卡西迪）和莫里森的提议并不相同。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将你的提议和莫里森的修正案相提并论，相对而言，他修正案的一部分是符合我们方向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觉得在组织问题上，你和莫里森站在一边。据我所知，你从没有亮出证据，来支撑你对列宁领导方法的质疑，但莫里森做到了这一点。我有印象他做到了这点，但你却没有。我认为你应该单独发表观点。同时，在政治问题上，修正案中略掉了许多你的基本观点，你应当作出回应。
若你之前不随便拉帮结派，你在会中地位应当更高。这一直以来都是你处理政治问题的方式。你从主观出发，这只会让你走向毁灭。那一次我到城市大会上是真心实意，想拯救你的灵魂。你在纽约分部做的工作都是徒劳的。但不管你清不清楚这一点，结果是你肯定会撮合起一个小团体，但这个团体却没有任何纲领性基础。我希望你改正这个错误，但我不像以前那样对你有信心了。我希望你不要因为我现在说的话损害了你的声誉，就觉得我是在跟你作对。我只想尽我所能告诉你，你必须换一种方法解决问题，不然的话你在领导群体里剩下的好名声也将消失殆尽。
在审查开始前，卡西迪的影响力还在不断扩张。我认为，在那次审判中，党的领导层第一次把他看作一位核心领导人。但在这之后，他成功让党转变了看法，至少领导圈子是这么想的。你没有学会变通，总把逆耳忠言看成打压你的工具。
怀特有一次在这提出了个很有趣的理论，他说世界上有两种学习的方法，一种简单，一种困难。而我想加一种，那就是卡西迪的方法，他既学不会简单的法子，也学不会困难的。这就是迄今为止，卡西迪给我的印象……
你们觉得托洛茨基是在最后一次派系斗争中，才对沙赫曼做出评价的吗？1933年，斗争还在早期时，托洛茨基就对他盖棺定论了。那时，沙赫曼耍了西班牙的同志们，在法国斗争进入关键阶段时故弄玄虚，又做墙头草，见风使舵，把欧洲跑了个遍，造成了恶劣影响。于是，托洛茨基向葛洛泽尔（A.Glotzer）写了一封信，其严厉程度我见所未见。当时，托洛茨基还在督促各派系退让妥协，他的提议对各派系都是非常公正、大度的。他并不想任何同志受到伤害，或是有意的迫害，他也对我进行了限制，但是他却给葛洛泽尔写道：“我把我们之间的事挑明了讲，我跟你说，我跟魏斯波尔德（Weisbord）吵了很多次，我们针锋相对，意见大相径庭，但我更讨厌跟沙赫曼吵架。魏斯波尔德直言不讳，而沙赫曼则喜欢巧舌诡辩。”到今天为止，这就是对沙赫曼最贴切的评价——他玩弄思想，这对于革命领导人来说是致命的缺点。
莫里森同志希求的政党从未出现过，也不会出现。同志们，我觉得就此做出设想，或者考虑若身处这种政党，我们会怎么做，都纯属浪费时间。我们只能靠现有资源，尽力而为。
莫里森同志提到说，我在讨论过程中攻击了他，还“当头棒喝”奥斯卡·威廉姆斯（Oscar Williams Schoenfeld），他声称这是他提出反对意见的动机。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我唯一能从中理解的东西是，他们可以畅所欲言，而我不能回答他们。我没有任何攻击奥斯卡的意图。我试着给他一个警告。在他的第二次演讲之后，我只能重申我以前说过的话。你在这里说的话不像年轻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说的，而是主观臆断，你被卡西迪的小阴谋迷惑了，而没有意识到已经偏离了轨道。你必须停下来，自我审视一番，更认真地对待事情。你在政治委员会待了几年了，但我昨天才第一次知道你心怀不满。我以前不知道这个，也不知道你在城市大会上的贡献。如果时间允许，我可以告诉你，那件事的唯一悲剧是你没有了解那里发生的事实，如果你没有了解它，那么你将在党中受苦。我不会对你进行任何迫害，但如果你继续这样做，你将失去你在党内的威望和权威。
令我惊讶的是，有了前车之鉴，竟然有人还不放在心上，甚至在收到提醒后仍然执迷不悟。我想告诉你，我真诚地希望你不要再胡闹了，最重要的是，不要跟着卡西迪胡闹了，否则你只会堕落。
现在，回到领导体系这件事上。以前就谈论过这件事，但不要忘记，它不仅已经被讨论过，而且它必须在不同地方，经受不同的检验。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方法与我们的南辕北辙。双方的方法不仅在政治领域，而且在组织领域都得到了检验。这两方面紧密相连，但这不是个机械、呆板的过程。我们可以有一个完全正确的程序，也可以找回以前拥有的那种组织，到时候，我们就会区别对待这两个领域。
经过三年的独立思考、集体领导、无尽的讨论、对集中制的诋毁，沙赫曼的组织现在就是个疯人院。你们能想象它有多混乱吗？无论是政治偏离还是组织建设，都走入了死胡同，毫无希望。此处政治与组织，两者仍然结合在一起。
与其谈论他们，不如讲讲在整个欧洲建立第四国际组织的惨痛经历。在选拔干部和建设组织的问题上，我们学到了什么经验。我认可之前（应该是邓恩）说的，我们是第四国际中最强大的政党，至少在战争之前是如此,因为我不知道同志们在战争阴影下都做了些什么。我想谈谈法国社会主义组织的合法性时期。
法国组织和我们一样具备合法性，他们的政治条件甚至比我们的更好，但他们在组织问题上做了太多蠢事，缺乏纪律、谨慎、克制、不了解凝聚干部的价值、总是进行不必要的分裂和愚蠢的结盟，总的来说，他们对组织问题持一种轻率的、肤浅的、浅薄的态度。结果就是，我们的法国同志不得不在没有领导的情况下实际地面对战争。他们只能在法西斯恐怖下建成现有领导团体。我在法国的经历令人难忘。在英国也是如此。这些经验消极也好，积极也罢，它们都让我相信，我们的方法是建立党的唯一出路，你无法改变我这个信念。这并非死板的信条，而是基于我们活生生的经验，以及其他组织失败的经历，而得出的结论。
我快要讲完了。经过讨论，若我们之间的分歧是系统和方法的问题，而不是方法错误或私人问题，我认为我们是不会达成一致的。我不认为这是私人问题，我们的方法是对的。我们必须践行这种方法与理念，不仅用它保护自己，更用它武装自己。我们必须将我们对党组织方式的传达给我们的普通成员。
我们能向党组织汇报在这里的争论吗？不，不能。因为你们不敢在全党注视下，争论个别成员的优缺点。党员们不允许。他们接受过基础政治培训和教育，也想知道来龙去脉。你们必须亮明自己的〔政治〕路线。
我们不想在这里争论他们的好坏。事实上，根本不可能这样做。如果你如此，它必然会引起政治性问题。看看阿伯恩（Abern）怎么了吧。他是一个正统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他只想要一件事，那就是他不想要坎农。但每次反对派出现，他的逻辑总是告诉他对此加以反对。当然，我没有说莫里森也是如此。但正如斯坦所指出的那样，这种讨论会带来事态升级。你不能召集党员大会，给他们讲一个故事，说你犯错了，然后让他们忘记这个故事。不，他们会开始讨论的。然后事态就控制不住了。他们开始偏袒一方，或者认为委员会不如想象中的好。只有当这种在组织领域和个性上的不和导致严重的政治分歧——每一方立场、意图清晰；没有必要再加以解释——这时你们才能向党员们坦明。而我们这里的问题并非如此。〔……〕
你们甚至不该想让党员们了解这些事。党的领导团体必须内部解决、或者就此进行讨论——至少做过这方面的努力；至少还必须再努力一次。
我同意莫里森的这种不同意见。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在什么基础上我们才能进行合作？我的意见是，如果莫里森同志愿意尊重全国委员会和政治委员会，合作就是可能的，我们也将促进合作。除了尊重其中成员以外，也尊重委员会的决定权。这是至高无上的机构，任何人必须保证绝对服从，不敢掉以轻心。这就是我们对此的感受，我们强烈地憎恨任何其他态度。我长久以来都有一个印象，那就是，莫里森并不支持我们严格的等级观念。
我想说一件事。当时莫里森在邀请洛里斯同志参加全会这件事情上，和我们的态度截然相反，从而发生了巨大的分歧。我们召集了全体会议，把3000英里外的同志在星期五上午召集到一起，然后我们被告知，住在附近的洛里斯同志在星期六下午前都没有时间。我们拒绝推迟全会举办，而[莫里森]认为这非常愚蠢，目中无人。我对此有不同想法。一想到他提了这样意见，我就义愤填膺。
当全国委员会定于星期五上午举行会议时，所有人都应该做好准备，调整自己的日程，不管他住在西雅图还是附近的新泽西。这只是诸多事情中的其中一件。但你们能看到，我是从完全相反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的：委员会主导着个人，个人必须学会服从于它。〔……〕
除了第四国际的执行委员会，这里就是你们能供职的最高机构。你们能见到最优秀的人——最独立、最有能力、最忠诚的人——都在党的全国领导团体中。如果你不尊重他们，你就不尊重党，你的眼光也真的太差了。我个人不能容忍莫里森过去的态度，这有两个理由：首先，就我个人来说，我不能接受任何人的侮辱。我一辈子都没侮辱过别人，任何人侮辱了我，我必须以牙还牙，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常常这么干。这是其一。但最严重的是他对年轻一代的态度。年轻一代将成为下一代领导人，或许不得不承担美国革命的重任。（但莫里森）毫不犹豫地斥责他们是傻瓜、白痴。这样的批评都成了政治委员会的必备节目。我没有无缘无故地在纽约州北部呆了整整一个夏天。我需要暂时离开那样的氛围。我不敢再去参加政治委员会会议，因为我不认为这是一个私人争吵的场合。个人争吵向来百无一用。但是，莫里森同志说，这种争吵是因我在全会上攻击他而造成的。他有一点说对了：我却是在全会上表明，如果莫里森同志在政治委员会中还是一意孤行，不思悔改。我会马上依规处置他，并让全会知晓处分结果。
莫里森先打断了我的演讲，我才开口回击。他对我讥讽嘲笑，好像我是个傻瓜，甚至不知道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东西，后来，他的其他感叹也基本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他在那里做出的行为作出回应，加速了事态的发展。他对我有很深误解，他说我们的体系就是这样，并宣称“他们要给我一个教训。”好吧，如果你说的教训，是针对你独立的地位而攻击你，我们并没有这么做，这样的论断对我们真的很不公平。如果你说的是给你上共产主义理念课，教给你基本的礼仪，是的，我们确实这么做了。在共产主义集会中，不允许侮辱或诋毁同志，也不允许搞坏气氛，做出虚假指控，这点的确存在争议，或可一辩。。
赖特同志之前给我看过旧的中央委员会或布尔什维克党的会议，速记只是简单地揭示了在受斯大林影响、变得冷血之前，布尔什维克党在列宁统治下是什么样的。这对我对之前派系对手的态度有很大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与韦伯、斯坦、赖特和其他人进行了最激烈的战斗，但对他们却是如此友好。一个人必须学会训练自己成为一个布尔什维克主义者，超越主体性和欲望，以一种值得我们运动的方式行事。去掉自己的粗俗，停止侮辱他人。不只是站在莫里森那边的同志们，我认为，我们这边也有一些同志需要学习这一点。
我认为，如果我们能了解这些问题，在事态发展前，我们的讨论将是有利的，合作也将成为可能。正如我所说，我将努力在讨论问题时变得更宽容、更有耐心。你们若试着克制一点，也许我们可以解决一些事情，因为，毕竟，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必须时刻牢记，我们片面理解了托洛茨基的离开对我们造成的影响。确实，我们再也没有托洛茨基了，也没有像他这样的人了。但同时，我们必须在没有他的情况下领导聚会。这是托洛茨基辞世那天，我脑海中闪现的可怕的想法。哀叹惋惜、比较我们有和没有托洛茨基有何不同，都是徒劳的，因为我们无法改变现状。我们只是我们自己，批评和不满不会使我们改头换面，因为我们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差异不在数量，而在性质。
托洛茨基是真正的天才。你甚至不能幻想另一个托洛茨基会出现。很可能托洛茨基自己都没抱这样的希望，在他与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的讨论中，他在讨论辩证法时提及，下一个时代无疑会产生伟大的革命行动主义者，但几乎不可能是另一个马克思。我想他的言外之意是，另一个托洛茨基也几乎不会出现。
如果在革命发展过程中，有才华接近青年托洛茨基的人出现，那将是一个巨大的收获。我相信这是更现实的，而不是寄希望于在欧洲革命中寻找下一个托洛茨基。我们将不得不以更多的方式帮助欧洲同志，不仅通过遥远的决议，也通过个人干预，直接参与。托洛茨基是一个发起人，一个创新者。正如赖特引述的那样，在老人去世时，我的纪念演讲中提到：“我们只是黏土捏成的芸芸众生。”和托洛茨基相比，我们有明显且巨大的不足，但你不能通过某种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你不能造出某种人，你只能稍微改进他们一点。这就是我们可以尝试做的——改进、学习，忘记个人的存在。要记住，众人拾柴火焰高。这就是弥补我们这一明显缺陷的方法。
我们凝聚在一起，才能爆发出最强大的力量；我们团结在托洛茨基教导的基本理念周围，我们挑选、帮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来壮大领导团体。我们的分工体系也有意识地统筹组织、优化人力配置。而这些人则是与你一同工作的骨干成员，莫里森同志。这不是走后门选出的团体。它不是随意选出的。它是真正的党的代表。你找不到另一个，至少现在不行。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如何改进和加强这一工作，并共同努力，如果全会，来自城外的同志，对我或你有一些批评，我们必须注意这种批评，因为这是你晋升的唯一方法。
我们政治委员会，在说完自己的意见之后，就不得不服从于普通同志们的感情和情绪，不管他们是通过直接的决议提出还是仅仅表明态度。我知道，他们希望我们避免任何不必要的争吵或个人分歧。我将向你们保证这一点，你们放心，就我而言，我将尽我所能，在我刚才说的这些方面，重拾合作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