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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尼阿波利斯罢工及其意义
Minneapolis and its Meaning
詹姆斯·坎农（James P. Cannon）
1934年6月
感谢 赤心 译出，龚义哲 校对
坎农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刊物《新国际》(The New International)的首刊上（1934年7月）。
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的这场大罢工，将作为一场重大事件，在现代美国工人历史上留下光辉的篇章。它与全国复兴署成立后第二波横扫全国的工潮之间的联系，以及它位于当今工潮顶点的不容置疑的地位，使明尼阿波利斯的这一典范具有突出的重要性。因此，应该认真而专注地研究它，热烈地讨论它。在这种讨论中，尽管会有种种党派的偏见和误解，但总的来说，它肯定是有好处的。工会问题是美国革命政治的关键问题，而解决工会问题的最佳方法，就是研究和讨论具体例子。
全国复兴署成立后的第二波工潮，比第一波更加声势浩大，它标志着美国工人阶级前进了一大步。第二波工潮的进展，表明了它具有巨大的潜力，在未来还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在最近几个月里，工人在每一场罢工斗争中，都表现出了惊人的、与生俱来的战斗性，他们欠缺的只是一个真正的、能够把组织性、阶级觉悟与坚定的斗争精神带给运动的领导层。（明尼阿波利斯罢工就是两者成功结合的范例。它使这次卡车司机罢工从普通罢工中脱颖而出）。它的重大意义在于：在较小的、局部的范围内，指明了我国工人运动未来的发展方向）。在明尼阿波利斯斗争中，领导层和政策的关键作用表现得淋漓尽致。
目前的工潮的主要特点是很容易判明的，明尼阿波利斯的范例，应该结合这种背景中来考察。在去年的工运高潮期间，工人对全国复兴署抱有什么态度，是一个重大问题，现在的情况也是一样的。但现在的态度，与去年的态度稍有不同。在去年的罢工运动中，罢工工人信任罗斯福政府，把罗斯福政府当成了救世主，这是去年的罢工运动的重要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种信任是罢工运动的原动力之一；。然而，这种信任如今已经消失了一大半，变成了深深的怀疑。。然而，某些对革命抱有一厢情愿的想法的人断言，目前的工潮是自觉地针对全国复兴署的，这也是不正确的。这种观点是没有根据的无稽之谈。
比较符合事实的说法是：现在的罢工工人主要依靠自己的组织和自己的力量来战斗，去年曾得到他们信任的那些东西，如今已经几乎彻底失去了他们的信任，他们已对这些东西不抱什么期望了。但是他们还没有做好抛开全国复兴署的准备，更不用说直接同它斗争了。他们正在从信任全国复兴署，转为依靠自己的力量，这才是正在发生的剧变中的重点。
在这些重大的斗争中，美国各地的工人，都表现出了一个阶级刚开始觉醒时的那种无法抑制的战斗性。美国工人阶级不曾被打败过，相反，它的新一代正在觉醒，它才刚刚开始产生自我意识，并初次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在这些最初的试探性的冲突中，无产阶级巨人显示出它具有辉煌的前程。目前这一代工人依然忠于美国工人的传统；它一开始就是敢想敢干、敢打敢拼的。美国工人不是贵格会[1]教徒。阶级斗争的进一步发展会给美国带来层出不穷的斗争。
第二波工潮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凡是想了解这个运动的大势、并让自己适应这种大势的人，都应该好好记住这一点：除了少数偶然的例外情况之外，这波工潮中的组织工作和罢工，都是在劳联的框架内进行的。例外的情况也很重要，不能忽视它们。不管怎么说，运动都是从那里开始的。只有预见到了这种趋势，根据这种趋势调整了自己的活动的人，才能在最近的工潮中发挥作用，并从内部影响罢工。
工人的核心目标与渴望，也就是那些刚参加工会不久的工人（正在各条战线上推动斗争的就是他们）的核心目标与渴望，就是牢固地建立自己的组织。在每一场斗争中，承认工会都是头号的、也是最重要的要求。工人凭着本能，作出了正确的选择：首先要保护好组织。
明尼阿波利斯工会主席威廉·S·布朗（William S.Brown）说出了各行业所有罢工工人的心声）：“工会认为，工资协议无法给工会会员提供充分的保护，除非一开始就明确保证工会会员不会失去工作。”在全国复兴署成立后的第二年，工潮横扫全国，这次工潮本质上是争取组织权利的斗争。能否成功迫使老板承认工会，是评判每一场罢工的成果的主要依据。
从这个角度来看，总体情况不算太好。工人表现出了对组织的强烈渴望，在许多事例中，他们都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但他们还未能实现自己的首要目标。由汽车业协定制定的承认黄色工会而非工人自己的工会的制度，是压在工人身上的一座大山[2]。这个协议在汽车产业内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各地的工人不得不为之付出代价。一切迹象都表明钢铁工人也要遭到同样的推诿拖延。纽约旅馆工人罢工未能建立工会。纽约出租车司机未能使工会获得承认，也没有取得其它成果，工会统一联盟[3]旗下的“红色”工会也没有一个能获得承认。就连伟大的托莱多斗争，似乎也在未能实现这个主要诉求的情况下，就草草结束了。
美国工人正在前进。成千上万的工人正在参加工会组织。他们正在为牢固地建立自己的新工会、迫使老板承认工会而斗争。但在绝大多数的事例中，他们都未能实现这个基本要求。
在这种大环境下，明尼阿波利斯罢工的成果就显得难能可贵。与其它新成立的工会的斗争相比——这也是唯一的合理标准——明尼阿波利斯罢工的解决协议（它本身是一个妥协）应该作为一个重大胜利而载入史册。卡车司机总工会第574分会赢得了承认，并在协议签订的第二天就开始着手推动协议执行，它为我国所有新成立的工会奠定了基调。这个成果并不是偶然赢得的。政策、方法和领导层是明尼阿波利斯罢工获胜的关键因素，各地的积极工人都应当学习它们、仿效它们。
明尼阿波利斯罢工的组织媒介是劳联的行业工会，而且是劳联国际中最保守的工会之一。这场罢工的组织者绝不是劳联的崇拜者，但是，为了顺应运动的大势，他们特意选择了这条路线。尽管这种过时的组织形式明显存在着各种缺点，但由于对工会的管辖范围有自由的解释，所以在这次斗争中，这种组织形式还是够用的。参加劳联还提供了另一个补偿性的优点。这个新工会借此与整个工人运动建立了直接联系，并从中获得了支持。这是一个影响结局的关键因素。有组织的工人运动，与明尼阿波利斯的几乎全部的工人阶级，联合了起来，一同支持罢工。一个有着最保守的传统、有着过时的组织结构的工会，就这样搞出了最有战斗性、最成功的罢工。
这场罢工表现出的战斗性，震动了整个工人运动，这已广为人知，此处无需复述。它的结局也同样广为人知，其中，对方所遭受的沉重伤亡，是一个绝非不重要的细节。各地的罢工工人在斗争中，几乎都表现出了巨大的勇气，这的确是事实。但在这一方面，明尼阿波利斯罢工具有一些独特之处，它们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赋予了明尼阿波利斯罢工与众不同的特色。在其它地方的罢工中，战斗性一般都出现在基层工人身上，而又受到领导的压制）。而在明尼阿波利斯，战斗性得到了领导的组织与引导。在大多数罢工中，当领导不能完全阻止罢工的时候，他们就会想方设法削弱斗争的锋芒，他们在汽车工人罢工中就是这么干的——然后叫工人相信全国复兴署、相信约翰森[4]将军、相信总统。而在明尼阿波利斯，领导教导工人要为自己的权利而战，并和他们并肩作战。
只有通过罢工才能建立工会，这就是明尼阿波利斯罢工的领导层的想法，不仅在十天的罢工期间，而且在走向罢工的每一步中，这种想法都决定了斗争的进程。所以，这次罢工才能准备得如此充分，组织得如此认真。明尼阿波利斯从未有过组织得如此有力的罢工，从组织的角度来看，组织得如此有力的罢工，在北美大陆上恐怕也是不多见的。
明尼阿波利斯罢工的领导层并不幻想能跟老板讲道理，也不指望全国复兴署会大发善心，他们确信罢工必然会发生，并据此策划了整个运动，为之做好了一切准备。当时机到来时，工会已准备就绪，只剩下最后的组织细节了。《明尼阿波利斯论坛报》（Minneapolis Tribune）在冲突前夕写道：“如果他们的工会为应对罢工而做的准备预示着什么的话，那就是：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将是一个影响深远的事件。……甚至在星期二午夜十一点三十分，罢工正式开始的那一刻，设在芝加哥大街1900号的‘总指挥部’仍在像军队一样，一丝不苟地运转着。”
这种坚定的斗争精神，与对力量对比的客观判断，以及有限的斗争目标结合了起来。不把它们结合起来，罢工的全部准备工作，罢工工人的全部战斗性可能都会付诸东流，罢工可能会一败涂地。他们把罢工当作预备性的局部斗争，目标是建立工会，并迫使老板承认工会。当目标达成后，他们见好就收，结束了罢工。
从罢工中诞生的强大工会能够再次斗争，并保护会员的权益。这个成果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在工人运动中切实发挥作用，就必须牢记：美国工人阶级才刚刚开始走上阶级斗争的道路，绝大多数工人还没有完成他们的第一个任务——建立牢固的工会。这就是当前的任务，理解并完成了这个任务的人在为未来做准备。而其他人只是在喋喋不休。
在任何一场稍有重要性的罢工中，参加斗争的工人都有机会看到政府是如何运作的，学到政府的真正作用是什么，明尼阿波利斯罢工也不例外。共和党市长下令召集了一帮“特别协防队员”，用来补充市里的警力，他们坚定地站在老板一边。警察和协防队拼命保护工贼，让他们开动了一些卡车，但是，尽管他们已经竭尽全力，却还是于事无补。农工党州长[5]下令动员国民警卫队，虽然国民警卫队没有上街镇压，但这是对罢工的威胁。罢工工人会记住这个威胁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大部分罢工工人的政治教育就是从这种体验开始的。但是，如果以为罢工工人的政治教育已经完成，如果以为昨天几乎都把票投给了罗斯福和奥尔森[6]的他们，在承认工会这个初步诉求得到满足之后，会为了纯粹的政治目标，而继续进行罢工，那纯属妄想。
然而，斯大林派对罢工领导层的批评，却都是根据这个前提而进行的。比尔·邓恩[7]在《工人日报》上宣称，奥尔森州长是“头号敌人”。他在一点上自信不疑，继续写道：“明尼阿波利斯斗争的主要政治目的应该是揭露和打败奥尔森。”不仅如此，他被冲昏了头脑，身边又没有一个像哈珀·马克思[8]那样的朋友提醒他：脑子不清醒的时候最好还是闭紧嘴巴；于是他甚至提出：“这个工作（揭露和打败奥尔森）是卡车司机工会和其他工人赢得经济要求的基本必要条件。”
里普利先生，不管你信不信，事实就是这样。这就是《工人日报》给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定下的纲领，“政治路线”。根据这个纲领，它主张罢工工人应当拒绝接受谈判，除非州长撤回国民警卫队；它还主张应该“踢开中央劳工委员会和州劳联的干部”，发动总罢工。邓恩忘了加上一句：还要踢开包括卡车司机在内的工人。
明尼阿波利斯的工人，包括罢工的卡车司机在内，根本不会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形势，按照这种设想来行事的领导人，肯定不会得到工人的拥护。明尼阿波利斯的工人和全国的罢工工人一样，都懂得 “主要目标”应该是承认工会。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领导与他们完全一致；他们坚持这个目标；当这个目标达成以后，他们不会为了演练，或是为了“打败奥尔森州长”，而让工人去搞华而不实的总罢工。其中一个理由是现在还不到时候。况且，就算他们想这么做，也是做不到的。
只有那些以为革命形势已经到来、必须准备起义的人，才会认为比尔·邓恩所谓的明尼阿波利斯“背叛”的论调是合理的。我们当然赞成革命。但在眼下，在单单一座城市里，革命是搞不起来的。人们对明尼阿波利斯的“托派”提出了太多的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算是对他们的无意识的赞扬——而且这种赞扬也不能说是不恰当的。但比尔·邓恩更擅长背诵套话，对政治倒不怎么熟悉，他应该想起一句俗话：“所有蔬菜都各有其时。” 1933年初的德国，正是组织武装斗争的时候，而1934年的美国，正是组织工人、领导工人罢工、迫使老板承认工会的时候。所有斯大林派（包括比尔·邓恩在内）都错判了形势，这在1933年的德国是一场悲剧，而在1934年的美国就是一场闹剧。
去年的工潮只是我们今天目睹的汹涌澎湃的运动的前奏。当前的运动比第一波运动更深入、更有力，它也为第三波运动铺平了道路，第三波运动同样会在规模、进攻性和战斗性上超过它。工人对组织满怀渴望，但他们却错信了罗斯福政府，又遭到了正式的工会官僚的可耻叛卖，因而遭到了挫败，他们将怀着更加坚定的决心和更加明确的目标，再次踏上斗争的道路。他们会寻找更好的领导。
因此，工人运动中的新左翼就有崭露头角的机会了。如果革命战士懂得把握机会、理解自己的任务，就能取得重大进展，极大地改变运动的面貌。为此，他们必须在政治上组织起来，作为一个纪律严明的集体而共同工作；他们必须尽早锻造出第四国际的新党。无论正在发展的运动在刚开始时采用了什么样的形式，他们都必须打进去，在里面扎根，从内部影响它的进程。
为了履行职责和鼓舞战斗，他们必须表现出自己具有组织和鼓动的能力他们必须让工人相信，他们不仅能组织罢工、勇敢地领导罢工，也能在时机恰当的时候结束罢工，赢得有利的成果，并巩固成果。总之，工人运动的当代战士们的任务在于：让工人相信他们始终有能力领导运动，并且始终能够促进工人的利益。
只要能做到这一点，工会里的新左翼就能迅速成长壮大。这个左翼接下来就会成为新党——真正的共产主义政党的基础。明尼阿波利斯的同志在地方上，在工人运动的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内树立了榜样，指明了前路。国际共产主义者完全有理由为这个榜样而感到骄傲，并且还要坚持向它学习、向它看齐。
[1] 贵格会（Quakers）是基督教的一个教派，诞生于17世纪中叶的英国。该教派反对任何形式的战争和暴力，主张和平主义。——校对者注
[2] 1933年，在风起云涌的工潮影响下，汽车工人也开始建立工会，也就是技工教育协会（Mechanics Educational Society）。由于它成功地吸收了不少工人，劳联只能勉强地支持它的行动。技工教育协会准备在1934年3月20日举行罢工。在罢工即将进行之时，为了阻止工人的下一步行动，联邦政府进行了干预；罗斯福总统亲自与劳联主席威廉·格林进行谈判，然后，劳联领袖下令推迟罢工。3月25日，劳联接受了协议，根据这个协议，成立了由一名雇主代表、一名工会代表和一名“中立”的教授组成的三人委员会。这个“中立的”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协议，维持开放工厂制度，并给黄色工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原注
[3] 工会统一联盟（Trade Union Unity League）：在“第三时期”政策影响下，美国共产党改变了原先的在保守的劳联内开展工作的路线，转而建立独立的工会组织，美共为此以工会教育联盟（Trade Union Educational League）为基础，在1929年8月31日成立了独立的工会统一联盟，在成立时，它拥有大约五万名会员。但它未能取得较大的发展。“第三时期”政策被抛弃之后，美共解散了工会统一联盟，让原先属于工会统一联盟的各个工会参加了产联。——校对者注
[4] 休·塞缪尔·约翰森（Hugh Samuel Johnson，1881年8月5日—1942年4月15日），生于堪萨斯州斯科特堡（Fort Scott）。1899年入读西点军校。1903年毕业后服役于第1骑兵师。1916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法学博士学位。1918年4月15日晋升为准将，并出任总参谋部采购局局长。1919年退役。退役后担任莫林农具公司（Moline Implement Company）副总经理。1927年离开莫林农具公司。在1932年大选中支持罗斯福，1933年出任全国复兴署署长，1934年9月被罗斯福撤职。此后成为专栏作家。1942年于华盛顿逝世。——校对者注
[5] 当时的明尼苏达州州长是农工党人弗洛伊德·奥尔森。——校对者注
[6] 弗洛伊德·比约恩斯彻纳·奥尔森（Floyd Bjørnstjerne Olson，1891年11月13日——1936年8月22日），生于明尼阿波利斯，父母是北欧移民。1909年高中毕业后进入北太平洋铁路公司（Northern Pacific Railway）工作。1910年考入明尼苏达大学，1911年辍学。此后曾在加拿大、阿拉斯加和西雅图工作，在西雅图当搬运工期间参加了世界产业工会。1913年返回明尼苏达，入读威廉·米切尔法学院（William Mitchell College of Law），1915年获得学位后，成为律师。1919年出任明尼苏达州亨内平郡（Hennepin County）副检察官，1920年任郡检察官。1931年代表农工党竞选明尼苏达州州长成功。在1934年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期间，奥尔森于7月26日下令动员国民警卫队。1936年死于胃癌。——校对者注
[7] 威廉·弗兰西斯·邓恩（William Francis Dunne，1887年10月15日——1953年9月23日），绰号“比尔”（Bill），生于密苏里州堪萨斯市。曾在北太平洋铁路公司当过电工。1910年参加美国社会党。一战期间当选为蒙大拿劳工联合会（Montana Federation of Labor）副主席，并担任蒙大拿劳工联合会主办的《比尤特公报》（Butte Bulletin）编辑。1918年至1920年当选为蒙大拿州议员。1919年秋季，在社会党分裂后，参与创建美国共产主义工人党（Communist Labor Party of America），并率领社会党比尤特支部参加了美国共产主义工人党。1922年年底，美国共产党建立了合法组织美国工人党（Workers Party of America）后，比尔·邓恩担任美国工人党的周报《工人报》（The Worker）编辑，并当选为美国工人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3年因参加共产党而被劳联开除。1924年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1924年至1925年担任美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1925年回国后担任美国共产党机关报《工人日报》（The Daily Worker）编辑。1928年出席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1929年当选为美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1931年至1932年在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工作。在1934年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期间，他的几个兄弟（文森特、迈尔斯、格兰特）都参加了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并积极参加了卡车司机罢工，但他则代表美共，批判了他的兄弟们。二战期间在海军造船厂工作。1946年被指控进行派别活动，被开除出党。——校对者注
[8] 阿瑟·马克思（Arthur Marx，1888年11月23日——1964年9月28日），原名阿道夫（Adolph），艺名哈珀·马克思（Harpo Marx）。美国著名喜剧演员，是著名喜剧组合“马克思兄弟”中的老二，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红极一时。——校对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