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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革命的第五年
詹姆斯·坎农
1923年
张晨 译
龚义哲 校
1922年，坎农时任美国工人党（美国共产党的合法组织）的全国主席，作为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他于1922年五月到达俄国，一直待到年底才回美国。1923年初，他花了五个月的时间，进行全国巡讲。该演讲曾由工人党以小册子形式出版。
俄国走出了阴影
苏维埃俄国在革命之后的头四年里的故事，是一个在绝境中挣扎求生的故事。俄国工人的战斗并没有随着他们战胜了本国资产阶级而告终。全世界资产阶级都来帮助俄国资本主义。
工人共和国遭到了全世界的封锁和孤立。俄国国内的反革命阴谋和暴动得到了国外力量的资助和指挥。由全世界资本出资的雇佣军，从四面八方入侵苏维埃俄国。最为严重的则是可怕的饥荒，它是套在脖子上的最后一根绞索。
在这四年间，苏俄的确经历了磨难。但是现在，经过了五年的革命，我们可以看到光明的前途。1922年苏俄摆脱了阴影，并且走上了前进的道路。旷日持久而又造成了巨大破坏的内战终于结束了，反革命被打垮了。大饥荒得到了控制，最后一批外国侵略军被赶出了俄国（除了在远东的日本军队）。工人政府摆脱了沉重的压力和战争的需求，第一次把全部精力投入了在旧俄国的废墟上建设新俄国的伟业。
我在俄国的时侯，红军已经将日本人赶出符拉笛沃斯托克并再一次建立了苏维埃。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大会闭幕前，列宁同志向我们宣布了一个令人无比高兴的消息：俄国的全部领土，终于都能在苏维埃的红旗下过上和平的生活了。
我在六月一日到达莫斯科。很明显，俄国已经从痛苦中恢复。人们告诉我，五年来，街道头一次得到了修复，楼房也头一次得到了粉刷。战争期间，一切资源和精力都得用于满足艰难的战争需求，其他的一切都只能等待。就连克里姆林宫的房子也只是到了今年才能重新修缮。
在我抵达莫斯科后不久的一天，我同一位同志搭乘电车，这位同志曾在美国待过，如今在俄国政府担任要职。我称赞了这辆电车的外形和保养状况；那辆车才刚刚重新刷过漆，看起来很好看。他们比我们更懂调配颜料，也比我们更会保养车辆。他告诉我莫斯科的电车系统在去年得到了极大改善。铺设了更长的轨道，电车也比较准点了。莫斯科电车工人对他们的成就非常自豪，最让他们自豪的是，在他们自己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同时，他们也同样提高了服务质量。
劳合·乔治[1]为了解决欧洲问题而召开了热那亚会议，但这次会议除了断送了他的政治生命之外，什么都没有解决。你们也许会想起来，当时法国和比利时要求俄国将革命期间没收的财产归还给外国“原主”。当时俄国政府还没有给出最后的答复，为此我在电车上问了问我的朋友。
他说，“革命前，俄罗斯大多数的大工厂，甚至还有一部分铁路都是外国资本家的财产。俄国其实就是欧洲资本主义的殖民地。”。
他问我：“你知道莫斯科电车系统以前是谁的吗？是可怜的比利时资本家的，他们正企图在热那亚会议上夺回它。”
我问他比利时资本家们是否有机会得逞，他回答说，“完全不可能”。
他对我说，莫斯科电车工人——以及其他重要工业的工人——一听说这个消息，就纷纷召开大会，通过了这样的决议：“过去四年里，外国资本家企图用武力把这些工业从我们手中夺走，他们没能得逞。现在我们也绝不会在谈判桌上把这些工业拱手让出。”
我去俄国前读到过许多关于俄国政府即将倒台的消息。《纽约时报》或其他资产阶级报纸几乎每周都要刊登一次这样的传言，你们肯定都读过了。近来的资产阶级报刊都丢掉了这类传闻，但社会党和世界产业工人联盟的报刊又把它捡了起来。我在俄国住了七个月，我向你们保证，我曾仔细寻找过“垮台”的蛛丝马迹，却半点都没能找到。相反，我调查得越多，对俄国工人的态度了解得越深，我就越发相信共产党控制下的苏维埃政府要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为稳固和强大。
有一个党曾向俄国共产党的统治发起历史性的挑战，这对俄国共产党的力量是一次考验，我看见它经受住了考验。这就是所谓的社会革命党的领导人的受审。
这些社会革命党人是在无产阶级的法庭上接受审判的，法庭第一次在工人宫开庭时，我同一个翻译在场旁听，我也旁听了后来的多次开庭。审判是公正的——在美国从未有过如此公正的审判。被告人可以随意发言，他们可以自由地为自己辩护。他们的麻烦就在于他们没有什么可以辩护的。苏维埃政府给了他们宽大的条件。许多犯人对他们的反革命罪行表示忏悔，并为苏维埃政府出庭作证。
案情十分清楚。社会革命党的领导人在同共产党的政治斗争中遭到了失败，便发动了一系列的恐怖行动和暗杀。他们杀害了乌里茨基[2]和沃洛达尔斯基[3]。他们炸了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大楼，杀害了十四人。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也上了他们的暗杀名单。社会革命党射出的子弹击伤了列宁，至今仍使他痛苦万分。
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还同苏维埃制度的一切敌人合作。他们同白匪军勾结，拿着法国政府的钱，在俄国干着卑鄙的勾当。在这次审判中，这些情况都得到了证明；大部分证词都是叛乱的积极参加者亲口供认的。
沃洛达尔斯基是最受敬爱的革命领袖之一，他是被社会革命党杀害的，审判期间正好是他的祭日；共产党号召工人参加纪念游行，支持苏维埃政府，反对社会革命党。共产党的演说家前往各家工厂，要求工人只有在自愿的情况下才去参加游行。
我站在红场上观看了游行。莫斯科全部工人阶级几乎全都参加了那一天的游行，他们举着各种各样的旗帜，宣布自己同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团结一致，并要求处决反革命的、同白匪军合作的社会革命党的领导人。
我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们站在一起观看了游行。当时已经是晚上五点，游行是从中午开始的，而此时莫斯科的工人仍同潮水一般从四面八方涌入红场。俄国共产党的一位领导人转过来对我们说，“同志们，这就是俄国反革命的葬礼。”
没错。俄国的反革命已经跟埃及的法老一样死透了。他们只能在巴黎、伦敦和纽约东区苟且偷生。
经济复苏
过去一年里，苏维埃政权在共产党领导下大大加强了自身的力量。伴随着政治上的改善，经济也取得了进展。大部分的经济发展，以及在政治领域内的反映，都要归功于及时采取的新经济政策，它在俄语中简称为“耐普”。
1921年初，事实表明，苏维埃政府在政治和军事压力下采取的一些极端的经济措施已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俄国社会和工业的倒退，以及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迫使苏维埃政府在经济方面采取退却措施。
出于政治和军事的压力，苏维埃政府曾不得不采取了许多极端的经济措施。但列宁毫不犹豫地宣称，这些措施过火了。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允许直接转变为纯粹的社会主义经济。
当列宁作出这个直截了当的结论时，第二国际的黄色社会党人，以及俄国的那些反对革命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之所以反对革命，是因为革命没有按照他们的蓝图走），个个幸灾乐祸。他们说：“呵呵，早就跟你们说了，布尔什维克革命就是个错误！”他们的结论就是：俄国工人应该把政权拱手让出，倒回去搞资本主义。
当时，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是现实的。他们已经完成了一次革命，不想退回去再来一次。他们说：“不，革命不是错误。我们不会倒退回资本主义，我们会在经济方面作出让步，但我们要让无产阶级牢牢掌握政权，并利用政权来发展我们的工业，等到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我们就会以此为基础，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如果在书里找不到这么做的依据，那我们就自己来写一本。”
有人认为俄国已经倒退回了资本主义，但这是错误的。俄国人认为，“这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共产主义，这是‘新经济政策’！”。托洛茨基是这样来描述俄国现状的：
“工人控制着政府。工人政府控制着工业，并按照资本主义市场的方法、利用资本主义的计算方法来发展工业”。我认为这是对新经济政策最为准确的描述。
国家控制着商业，并垄断了外贸。国家拥有全部的土地，对在国有土地上耕作的农民征税，税率约为农作物的百分之十。自由贸易是允许的。农民在纳税后，可以将他们的剩余产品用于出售或交换。
私有企业与国有企业共存。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都用货币来支付工人的工资，货币也是结算和交换的媒介。这就是新经济政策。
新的经济政策于1921年春首度施行，直到1922年它的效果才广泛体现出来。这段时期我正居住在俄国，我亲眼看到了新经济政策在各个方面所带来的好处。
纸币在苏维埃俄国，就和所有饱受战争摧残的国家一样，被极大地贬值了。但在1921年，纸币稳定了三个月，而在1922年更是稳定了六个月。1922年农民终于能够克服饥荒，并自愿向政府的粮库上交粮食。只有在极个别情况下，政府才使用武力征税。
革命前农民受着地主的奴役。如今地主制度已经被消灭；全俄一个地主都没有了。农民在缴纳了约百分之十的农产品之后，剩下来的就都是他自己的了，他可以把余粮用在需要的地方。农民对苏维埃政府十分友善。
1922年标志着贸易与工业的全面复苏。革命从旧制度手中接过来的，是一个水平落后、管理混乱、并因帝国主义战争而严重低落的工业体系。旷日持久的内战、武装干涉和封锁，对俄国工业造成了更为严重的打击，几乎使它彻底毁灭。
要想改变这一切似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外国政府的代理人、工业专家来到俄国，对俄国工业做了调查，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国外的援助，俄国工业不可能复苏。此类报告鼓起了欧美资本家及他们的政治代理人的希望：苏维埃政府一定会垮台。
这些先生完全没有料到俄国工人阶级以及领导、鼓舞他们的共产党的巨大力量。
在革命中，以及革命后四年多的战争中，共产党向“不可能”发起了挑战，并战胜了一切的“不可能”。他们以同样的勇气和坚定，向工业问题发起了进攻。塞瓦尔·齐曼德（Seval Zimmand）跟我讲过一个故事。他曾出席过乌拉尔工业区的一次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都是些工程师、工厂经理和工会领袖，主持会议的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波格丹诺夫[4]。波格丹诺夫同工程师和经理们讨论了当前局势，并听取了他们的汇报，然后他说，“我知道提高乌拉尔的工业水平是非常困难的。但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也一定要做到这一点。”
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俄国共产党，那就是天不怕地不怕。每当别人说，“这是不可能的”，或者说“还是先等等再说”，或是“这没门”的时候，共产党就会说，“就得这么干！”——然后共产党人就会迎头而上，把事情做成了。
1922年俄国工业总体增产了超过100%。同战前相比增加了25%。这不算太好，但俄国工人曾经历过比这更糟的情况，他们已经开始摆脱困境，迈步前进了。
1922年俄国的出口额是前一年的六倍。在1921年出口额仅相当于进口额的5%。而去年出口额已经相当于进口额的25%。在去年，所有的轻工业——也就是为了市场而生产的工业——都得到了显著的增长，目前形势良好。重工业，也就是煤炭、钢铁和石油工业，它们的产品主要提供给其他国有工业企业，只有10%的产品在市场上出售，这些工业恢复得较慢。这里有个很明显的问题：在革命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所有的基础工业都被反革命军队控制着。乌拉尔的铁矿、顿巴斯盆地（俄国的宾夕法尼亚）的煤炭和钢铁，以及巴库一带的油田，都落入了白匪军手中。当红军夺回这些地方时，工业已被彻底破坏。
苏维埃政府为了这项任务使出了浑身解数，并在1922年赢得了可观的进展。同1921年相比，1922年的煤炭产量增长了25%，石油产量增长了20%，铸铁产量增长了42%，钢铁产量则翻了一番。1913年，就在帝国主义战争爆发之前，俄国铁路每日载货量为30,000节车皮。1918年，当革命处于低潮时，敌军牢牢封锁着俄国，铁路每日装货量下跌到了7590节车皮。到了1921年这一数字回升到了9500节车皮。1922年该数字继续回升至11500节车皮，超过了战前水平的三分之一。
俄国今天最大的问题，是重工业的问题。俄国革命的领袖对此非常重视，并集中全部精力来完成这项任务。
苏维埃政府为了发展重工业，收缩了其他开支。所有的国家拨款都因此而缩减，学校的开支也不例外。有些多愁善感的的人抱怨道，缩减教育拨款是一种倒退，列宁对此回答说，俄国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文明国家，就得发展重工业，这是发展的基础。
苏维埃政府去年通过商业交易获利两千万金卢布（相当于一千万美元），全部被政府用来补贴重工业。农民和耐普曼上交的税款中的一大部分也被用于补贴重工业。
所谓的“公私合营企业”是吸引外资的一种方式，并已获得一定程度的成功。在这种商业企业中，苏维埃政府同私人资本家合作经营，共同出资，共同管理，分享利润。列宁告诉我们，这意味着大量的工人能够向资本家学习如何开展经营活动。而苏维埃政府保留着解散企业的权利。
随着产量的增加，俄国工人的工资也得到了同等比例的提升。不过，他们的工资还没有恢复到战前水平。制鞋工人目前的工资是战前的33.3%，金属工人是42.9%，纺织工人是42.1%，伐木工人是57.9%。各行业的工资情况有所不同，食品工业发展较好，面包工人的工资已经达到战前的81.9%，而烟草行业只有13.1%。这些数字并不能代表全部情况，因为苏维埃政权给工人提供了许多优待，比如便宜的房租、低廉的食品支出等。
在革命五年之后，俄国工人的物质水平还没有恢复到革命前的水平，但这种情况正在得到稳步改善，而他们从革命中获得的政治和精神上的利益是不可估量的。工人一点也不想回到旧制度。有些人事事斤斤计较，只看得到眼前的物质利益，他们质问俄国工人：经过五年的革命之后，你们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东西？俄国工人对此回答道：“革命还没结束呢。”
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指出，法国大革命粉碎了封建制度，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然而在革命十年之后，法国的生活水平依然远不如革命之前。在创造新社会之前，革命首先得破坏旧社会，在这个过程中人民不得不忍受痛苦。但是，俄国革命的破坏阶段已经过去了。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再过五年，俄国工人的物质条件，以及他们的精神状态、智力水平和政治待遇，都将远比以前要好。
既然私人工商企业和国有企业同时存在，那么问题来了，两者之间的力量对比如何？这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可以通过两者雇佣的劳动力数量来进行衡量。国家控制着包括铁路在内的全部运输手段，而运输业雇佣了1,000,000人。为了管理各种工业，国家成立了各种托拉斯，管理工业的贸易和财务，这些托拉斯雇佣了1,300,000人。在不属于这些托拉斯管理的国有企业当中，又雇佣了五十万工人。这样一来，国有企业雇员的总数就达到了2,800,000人，而私有企业的雇员仅为70,000人。
从这样的比例，可以看出危险是非常小的。由于国家控制着所有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工业，而私人资本局限于小工厂和商业，这种危险就更小了。国有企业的平均雇员人数为250人，而私有企业仅为18人。
俄国的工会运动
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的几乎所有工人都参加了工会。工会是按照产业组织起来的，每个产业只有一个工会。俄国工会现有三百万会员。革命前俄国工会仅有1,385,000名会员。
工会在革命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战时共产主义”期间，它们同政府密切合作，并承担了部分政府职责。但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它们与国家机器完全分离，改组为独立的机构，其主要职能是维护工厂中工人的利益。
苏维埃政府从未立法禁止罢工，但在内战期间，工会代表大会自行决定放弃这种斗争方式。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罢工权重新得到了确立。罢工是不被鼓励的，也不经常发生。发生争议时，首先通过调解委员会、仲裁法庭和双边协议来解决，这些手段可以解决所有争议，这已经成为一项惯例了。
我在苏维埃俄国期间，从来没见过罢工，也从未听说哪里发生罢工。莫斯科工会的领导梅利尼昌斯基[5]跟我讲过他管辖下发生过的一些事情。在这些案例中，与欧美劳工运动类似的所有斗争形式都自动出现了，例如罢工委员会、纠察队、罢工基金等等。他告诉我，在极少的情况下，无良的雇主曾试图通过招募无知农民的方式解决工厂罢工的问题。在我们美国政府中非常受欢迎的“合同自由”，在俄国政府中是不受鼓励的。一般纠察队只要上门找工贼一趟，叫他们哪里来就回哪里去，就足以镇服他们。我问过梅利尼昌斯基同志是否有过任何禁止罢工的命令，他笑着回答说：“亲爱的同志，你必须明白，这不是美国！”
我出席了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这个大会类似于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全国大会，但在美国，衣着光鲜亮丽、体态臃肿肥胖的“工人代表”每年出席一次由龚帕斯[6]担任主席的大会；而在俄国，出席代表大会的一千多名代表当中，我好像只看见有一个人超重了。
大会在莫斯科工人宫举行，那里以前是贵族俱乐部。那儿有着大理石做的柱子，有水晶吊灯，还装饰有金箔，是一个豪华的地方。你可以想象“贵族”在这里的“好日子”。但是，用漫画家的话来说，“他们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了”。今天，工人是统治阶级，他们接管了最好的地方，用来服务自己。
我在这里看到了从没有在美国发生过的事情。季诺维也夫和李可夫来到大会做政府报告。在一个由工人统治的国家里，政府向工会作报告，我认为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这就像是美国政府向商会作报告，原则是一样的。政府实际上是哪些人的代表，政府就会向那些人作报告。就像谚语所说，“你吃的面包是谁给的，你就会为谁歌唱”。
苏维埃政府是工人政府，可以毫不掩饰地说，它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它从不假装公平中立。他们坦率地承认政府是专政的。他们对我说，“美国政府也不例外，只不过是专政的阶级不一样而已。”
他们说，“除此之外，两国政府都是一样的，它们都是专政的。但有一点不同的是，俄国政府承认自己是专政的，而且也不打算掩饰这一点；而美国政府则伪装公正民主，装出一副既代表工人也代表资本家的样子，然而一旦碰上罢工，美国政府的做派会暴露出谁是它真正的主子。”
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中， 98%的代表是共产党员。这些数据了回答另一个问题“共产党如何保持执政？”一千多名工会代表从俄国各地赶到这里，这些人里面98%以上是共产党员。我认为，这非常可靠地说明，共产党在工人的基层组织当中扎下了坚实的基础。
季诺维也夫在大会上制订共产党在工资和生产问题上的纲领。他提到，俄国工人工资在过去的一年里增加了100%，与生产增长水平保持一致，两者必须携手共进。
他说：“世界上其他国家通过牺牲穷人利益和剥削工人阶级建立起工业体系。资本主义国家建起了奇迹般的工业体系：工人阶级用钢铁、石头、水泥盖起了房子，积累起了难以计数的财富，自己却陷入饥饿、贫困之中。他们的辛劳和成就换来的是贫穷和苦难。”他说：“俄罗斯不能走那条路。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是工人阶级的国家，工人的利益一直是我们最关心的事情。我们要尽自己所能来扩大生产，但我们也要在未来工作中首先贯彻这样一条铁律：工人的生活水平都必须与工业的任何发展同步提升。我们希望能快速建立起大工业体系，我们也希望能够创造出更强大、更优秀的人。”
工人与红军
工会和红军密切团结，彼此友爱，这种关系在欧洲其他国家的工人与军队之间是不存在的。工会会员把红军战士当做工人运动的保卫者与捍卫者，并授予他们最高的荣誉。
这种态度是有原因的。当俄国的一些的工业区陷入反革命军队手中时，这些人在摧毁苏维埃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解散工会，射杀、监禁领导人，就像在美国西弗吉尼亚所发生的一样。当红军夺回这些领土后，他们立即用自己的刺刀来保护工会，这是工会和军队间如同兄弟般团结的原因。
因此，红军派代表参加工会代表大会也并不奇怪。著名的红军骑兵将领布琼尼在大会上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这让我想起了美国陆军的一位将军造访美国工会活动家的事情，也就是伍德将军造访加里的那次[7]。布琼尼得到了长达数分钟之久的热烈的欢呼与鼓掌。他有些窘迫，不好意思开口。他的发言只有一句话，但这就够了。他以军姿立正，向代表们敬了个礼，说道：“同志们，只要说一声，我们就会照你们说的做！”
红军是当前国际形势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新因素。外交官如今在划分地球时肯定要问：“红军会怎么办？”红军战士出现在所有战争决策者的会议上。他用拳头敲着桌子，说道：“从现在开始，欧洲所有的战争推演都少不了我！”
红军是新成长起来的事物，它是无产阶级的军队，仅由工人和农民组成，它的军官大部分来自于工人阶级。它同干涉军进行了漫长的斗争，最终击败了它，体现了自己的英勇气概。在欧洲军事史上，没有一支军队具有红军一般的士气、精神面貌和纪律。欧洲大陆上没有任何一支军队正面同红军对抗。
我还在俄国时，红军的兵力已削减为八十万人。我离开俄国后，红军进一步削减为六十万人。但这绝不是它的全部实力。六十万常备军仅是红军的骨架，它还拥有五百万训练有素的战士，可以迅速动员起来。
红军是一台强大的军事机器，但它不仅是一台军事机器，更是世界上最大的学校。它的士兵大多数是农民，而俄国农民有八成是文盲。但在参加红军后，他们都学会了读书写字。去年五一节他们对红军中的扫盲工作表示了祝贺。托洛茨基在当天发表的演讲中表示，红军战士当中没有一个不能读书写字的。俄国布尔什维克接过了用于破坏的工具，用它来进行伟大的建设。
我参观了一些红军营地，亲身体会了战士的精神面貌。此前我已经就此读过一些材料，我想亲眼去确认一下。我问托洛茨基，他说：“到军营去见一下战士，你就会明白了。”我问他，为什么红军对政府的态度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士兵对政府态度完全不一样，他回答说，“红军战士对苏维埃政府的态度，是由苏维埃政府对红军战士的态度决定的。”
这就是它的秘密所在。这就是红军战士无比忠于苏维埃政府的原因，而传统的军事学家是无法理解这个原因的。无论和平还是战争，红军战士都能享有尊重和荣誉。开赴战场时被当作英雄、退役回乡之后就饱受冷眼的事情不会发生在红军战士身上。当国家需要他的时候就发给他一枚奖章让他卖命，等战争一结束他就求职无门，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俄国。在俄国的工人阶级社会里，红军战士享有尊崇与荣耀。在俄国军人和工人都是真正的“重要的人”。
在一个军营里，我看见了另一阶段的军队教育工作。约二千名战士观看了介绍加拿大如何进行大规模收割谷物的幻灯片。观众中的大多数士兵都是农村小伙子。他们来自农村，他们关于农业生产能想到的就只有自己一直接触到的原始小农生产方式，大多数人都没有见过比马犁更大的农具。在他们面前的屏幕上展示的是大规模现代化农业生产的景象，农业拖拉机、带座多铧犁和巨大的脱粒机，一组机器可以一次完成数百亩农地的工作。
他们无比热切地观看着这些幻灯片。我观察着他们，仿佛看到另外一部幻灯片。那些农民服役完回家后，他们带着新获得的知识，带着他们在小村庄外的大世界的所见所闻，给他们的朋友、长辈介绍城市工人为农民生产出来的了不起的农业机械，这将带领他们走出小农生产，走向大规模的农业合作社，在不久的未来成为共产主义农民。
我发现，红军士兵对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了解。广播节目中对德国革命进行了大量的报道，他们也在讨论着德国革命的前途。这是对他们进行教育的一部分。托洛茨基使他们充分了解国际动态，每个团里都有专门的共产主义宣传小组不断进行国际主义的宣传。
资产阶级记者大肆渲染红军是一支具有高度的民族爱国主义的军队，这种报道通常是记者坐在莫斯科饭店里编造出来的。显然，他们的报道和真实情况相去甚远。事实上，红军中的共产主义宣传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要克服俄罗斯民族主义倾向，培养对国际无产阶级的忠诚与热爱。由于军队不再唱《天佑沙皇》，现在已经没有正式的国歌了。红军在正式的广播中播放的是《国际歌》，国际主义是他们的口号。
莫斯科红军骑兵指挥员学校的毕业典礼上的演讲，给我们留下了极为生动而深刻的印象。有许多国际代表参加了典礼，并同刚刚完成学业的学员一起度过了整整一天。我们观看了几个小时惊心动魄的骑术表演，下午晚些时候在食堂与他们共进晚餐。饭后各国代表向毕业学员致以简短的问候，并由一位毕业学员致答谢词。就在我们刚才吃饭的桌子旁边，他站起来向代表们致辞答谢。他是一位年轻的共产主义者，刚刚离开工厂不久，经过紧张的训练课程之后，在那一天成为了一位红军指挥员。
他说：“同志们，我们把你们当做是同一支队伍里的战友和兄弟，向你们致敬。我们不希望你们仅仅把我们当成俄国的战士，而是把我们当做国际无产阶级的战士。我们的军队是工人阶级的军队，我们的国家是世界工人阶级。当欧洲工人举行起义，并向我们求助时，我们会非常乐意伸出援手，当那一天到来时，他们会发现我们已准备就绪。”
工人与国际主义
红军战士并不是俄国唯一的国际主义者。国际主义已经渗透到了整个工人阶级中。五年前，俄国工人举行起义，摧毁了俄国资本主义。他们相信整个欧洲的工人运动都能像俄国一样蓬勃发展。他们等待国际革命已经等了五年，并且依然坚信革命会到来，没有什么事情能动摇这个信念。他们如同相信太阳一样相信欧洲的工人。
啊，俄国工人是何等坚定啊！这信念是如此强烈，也传递给了别人。我们亲眼目睹、亲身体会到了这种信念，当离开俄国时，我们的信念也就更加坚定、更加强大了。一天下午，我听到住宿的酒店外有一个乐队在弹奏，我向窗外望去，旗帜飘扬，人潮汹涌。我拉着一个俄国同志，一起参加了游行。游行队伍抵达工人宫，举行了群众大会。大会上有热情洋溢的演讲，乐队奏着国际歌，群众在跟唱。这是莫斯科的面包工人为了支持保加利亚面包工人进行总罢工而举行的游行。那些莫斯科的面包工人从自己微薄的工资收入中取出一部分建立起基金，交给他们远在保加利亚的同志，鼓励他们继续战斗。
革命五周年之际，彼得格勒无产阶级邀请各国共产党和各国红色工会的代表前来访问，大批工人群众在车站迎接了我们。对他们来说，我们就是国际工人运动的象征，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我们）。红军士兵站立在车站前，所有街道都挤满了前来迎接我们的工人。每一栋楼房、每一根电线杆上都挂着旗帜，庆祝俄国革命的第五周年与国际革命。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天我见到的彼得格勒工人的游行。他们在乌里茨基宫前建了一个特别的检阅台，我们就站在那里检阅了游行队伍。工人们按照各自工作的工厂分成方阵，从检阅台前一个个地走过。他们举着五年前的旗帜，有许多旗帜历经枪林弹雨，留下了累累弹痕。
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多的人，也没有见过如此高涨的热情。游行从上午十一点开始，接下来的数个小时，他们如同川流不息的河溪般从广场游行而去。下午慢慢过去，转眼已是黄昏，六点时我们在检阅台上站得有些累了，不得不离开。然而，数以千计的彼得格勒的工人还是不停地前来，举着革命的旗帜，唱着《国际歌》。所有彼得格勒的工人都参加了当天的游行，表示自己同国际无产阶级团结一致的决心，并向我们证明了他们依然忠于五年前他们发起的革命。
第二天，他们让我们观看了红军的阅兵式，表明俄国革命和共产国际不仅只有“精神”和“团结”，还有着强大的军事实力。
参加阅兵的红军战士背着步枪，刺刀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这样的景象是如此鼓舞人心。他们昂着头，伴随着整齐的步伐，用力向前迈去。通过检阅台时，他们齐声高呼：“共产国际万岁！”我们回喊道：“红军万岁！”
各国共产党的代表站在观礼台上检阅了红军。在我们身边还坐着外国政府驻俄国的外交官。每当红军举行阅兵时，都会邀请这些外交官，这已经成了惯例。据说，当外交官看见红军阅兵时，就会打消再次进犯苏维埃俄国的念头。
我们离开彼得格勒前，参拜了战神广场，在那里的公墓中，埋葬着十月革命的烈士。五年前这里曾发生过殊死的战斗。枪声和冒死举行起义的彼得格勒工人的厮杀声震天动地。五年前的十一月七日，彼得格勒工人为了人类、为了未来而战斗。许多人倒下了，再也没能起来。
我们站在那里，没有撑雨伞。天气冰冷，飘着微雨，曾经喧嚣的战场现在如此安静，只有《革命挽歌》的歌声轻轻飘扬。曾经鲜血四溅、尸横遍野的地面上，堆满了高高的鲜花。这些鲜花是各国共产党与红色工会为了表达感激与爱戴而敬献的。
那些彼得格勒的工人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这宏大的事业。他们的生活充满着苦难与压迫，但他们衷心期盼着一个光明的前景：在未来的社会，所有人都能过上更美好、更公平的生活。他们是新世界的先驱，那里不再有主人和奴隶。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取这一天的到来。
他们的劳动、斗争与牺牲，如今都结束了。他们安息在战神广场，埋葬于尘土之中。但是，他们的声音依然穿透了墓地，传向世界各地。整个世界都会看见他们点燃的长明火，并追随他们，走上他们的道路。
彼得格勒工人粉碎了俄国资本主义制度，并建立了工人阶级政权。但他们并没有就此止步，因为俄国革命没有止步于俄国国界。革命冲破了国境，突破了封锁，传向整个地球。俄国革命是国际革命的开端。
哪里有工人在斗争，哪里就有俄国革命。俄国革命的意义在全世界每一个造反工人的心里。这就是俄国革命的地位。
就在我们离开莫斯科之前，托洛茨基同志告诉我们：帮助苏维埃俄国的最好方法，就是建立起规模更大的工会运动，把我们的党建设得更为强大。得到其他国家的外交承认仅具有暂时的意义，苏维埃俄国真正想得到的承认，是工人阶级的承认。当它得到工人阶级的承认时，它也就不需要资产阶级政府的承认了。到时候苏维埃俄国还要拒绝承认资产阶级政府呢！
这是因为苏维埃俄国毕竟不是一个“国家”。苏维埃俄国是世界工人运动的一部分。苏维埃俄国是一个斗争——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斗争。当欧美工人阶级一起参加这个斗争时，就能终结资本主义。
注释：
[1] 劳合·乔治（Lloyd George，1863—1945），英国政治家，1916年至1922年间任首相。
[2] 莫伊塞·所罗门诺维奇·乌里茨基（Моисей Соломонович Урицкий，1873—1918），少年时即投身革命运动，就读基辅大学期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孟什维克。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二月革命后回国，参加了区联派。1917年7月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十月起义期间当选为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后担任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主席。1918年8月30日在社会革命党发动的暴乱中被暗杀。
[3] 莫伊塞·马尔科维奇·沃洛达尔斯基（Моисей Маркович Володарский，1891—1918），原姓戈尔德施泰因（Гольдштейн），1905年参加革命，接近孟什维克，曾多次入狱和流放。1913年获大赦后流亡美国。1917年5月返回俄国，在同年7月召开的布尔什维克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入党。十月革命后，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年6月20日被社会革命党暗杀。
[4] 彼得·阿列克塞耶维奇·波格丹诺夫（Пётр Алексеевич Богданов，1882—1938），大学时参加革命运动，1905年7月参加布尔什维克派。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被强征入伍。十月革命后长期担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56年平反。
[5] 格里高利·纳坦诺维奇·梅利尼昌斯基（Григорий Натанович Мельничанский，1886—1937），1902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参加布尔什维克。曾多次被捕和流放，1910年流亡美国。在美国流亡期间积极参加美国工人运动，1917年二月革命后回国，十月革命期间任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后，先后担任莫斯科工会主席、红色工会国际主席团委员、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等职。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59年平反。
[6] 塞缪尔·龚帕斯（Samuel Gompers，1850—1924），美国工会活动家，长期担任美国劳工联合会主席。
[7] 1919年美国钢铁工人罢工期间，少将伦纳德·伍德带领联邦军队占领了印第安纳州的加里，为了破坏罢工，军队颁布了戒严令，数百名罢工者遭逮捕驱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