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因为“托洛茨基主义”罪而受审（1956年2月3日）

我们因为“托洛茨基主义”罪而受审

（1956年2月3日）

　　1928年10月，我们在共产党的政治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因为“托洛茨基主义”罪而受审。在某种意义上说来，这是我们十三年后在明尼阿波利斯根据“史密斯法”受审的一次预演。在两次审讯中，所谓的罪行和起诉方法都是一模一样的。在两次审讯中，加在我们头上的罪名都不是说我们有公开的行为，而是说我们“阴谋鼓吹”某些犯禁的思想。
　　我在《美国托洛茨基主义史》一书（第240页）中叙述过我们在1928年受审的情况：

　　“直到长期的审讯结束时，我们才宣读了我们的宣言，结束了一切暧昧不明的局面。在这以前，他们一直企图用他们所能得到的各种‘旁证’来证明我们犯有‘托洛茨基主义’罪。（我已经解释过，为了策略原因，我们一直没有承认我们是一个托洛茨基主义派别）。他们找来了很多证人，就像我们不久以前在明尼阿波利斯受审时的检察官一样，提出确证和旁证，来证明我们的罪名。不时会有一个坐探跑进来说，他听见了这个，另一个密探又跑进来说，他听见了那个。主要的证人则是共产党书店的经理。他说，他可以发誓，沙赫特曼是一个托派。为什么呢？他怎么知道的呢？‘因为他总是到书店里来找中国问题的书籍，我知道中国问题是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的问题。’这个卑鄙的告密者还没有什么大错。中国问题像一切具有世界意义的问题一样，的确是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的问题。”

　　我们一直拖延着时间，我们用了很多时间盘问这个证人和别的证人。洛夫斯东分子为了他们自己的缘故，似乎也愿意让这场审讯没完没了地拖下去。他们想害福斯特分子，把他们说成是我们的同谋犯。福斯特分子对这一点特别不安，急于要结束审讯。
　　我记得在最后一天发生了两个小事件：福斯特理直气壮地、愤怒地说：“事情已经万分清楚了，党内有一个托洛茨基主义派，它的三个领袖就坐在这里。”这时候，怙恶不悛的最无耻的宗派活动家斯塔彻突然良心发视——也许他早已把良心吞掉了，也说不定——十分庄严地说：“这些同志参加运动已经很久了，我们在作出决定之前，必须十分慎重。”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决定摊牌。我站起来宣读了我们效忠于俄国反对派的声明。这个声明就登在《战斗者》第1卷第1期第1页上。几分钟以后，我们就被开除而离开了那里。“陪审员”在陪审席上动也没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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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答你的问题：
　　我对福斯特、毕特尔曼和其他福斯特分子在这个时期的行为，并不感到惊异或失望。到那个时候，像共产国际所属各党的一切其他干部一样，他们已经在斯大林的手心里生活。事情关系到他们自己的脑袋。
　　我和福斯特只有一次短时间的谈话——在审讯开始的那天早上。在前去开会的路上，我们在一家咖啡店一道喝咖啡。我们是偶然碰了头，还有一些别的人在场。福斯特和我坐在一个桌子上，面对着面。他告诉我，检举我们的就是他。我没有告诉他我要怎么来回答他。
　　当时，他心里想的事一定是摆在面前的局面和我的反叛对他的希望和梦想——在党内取得多数——的新打击。这一打击是加在一切其他打击之上的又一打击。我在1925年和他决裂，是粉碎了他的野心的唯一重大打击。在遭受那次打击之后，他从来没有能恢复元气。当时，我几乎要问他：“你觉得你今天报了仇吗？”但是，我没有说。我在瞻望着我们所开始了的新的伟大斗争，我没有那种闲心去跟他算这种宗派斗争的老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