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夫斯东的领导（1956年2月3日）

洛夫斯东的领导

（1956年2月3日）

　　1928年的2月全会所以有名，与其说是由于全会的形式上的决定，不如说是由于它在党的领导的发展中是一个新的转折点。鲁登堡逝世的全部影响在这次全会上第一次表现出来。
　　在1927年8月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洛夫斯东和沃尔夫根据他们继承鲁登堡的权利，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获得了多数。他们由于保证要统一全党和解散各派，也博得一些选票。在之间的六个月中，洛夫斯东分子完全控制着党，二月全会提供了一个机会，来对成绩加以检查。
　　当时已经十分明显，党内这个领导是一个新东西，同过去有所不同。鲁登堡从来也不是党的“唯一领袖”，甚至也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是那一派的“唯一”领袖；他只是所谓鲁登堡集团的一部分。尽管这样，鲁登堡集团仍然带有他的个人品质的标记。他是一个忠心的共产主义者，完全献身于事业——我认为，任何人都没有怀疑过这一点。而且，他是很负责的人，关心各部门党的工作的进展。他的政治倾向有些过左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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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领导是洛夫斯东领导——那就同过去不一样了。政治和组织政策方面的改变逐渐明显了。在过去，洛夫斯东和沃尔夫处处适应鲁登堡，为的是在他的个人影响和权威的盾牌后面前进。现在，原来的限制解除了，他们开始实行他们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组织方法。他们的政治主张显然比鲁登堡要保守，而他们的组织方法则远远没有鲁登堡那样负责。
　　美国资本主义的不断扩展的力量把他们迷住了。他们说美国资本主义进入了它的“维多利亚时代”，并且从这个观点得出“美国例外论”的理论。他们认为在美国地平线上不会有经济危机，因此美国工人阶级也没有激进化的希望。
　　在党的组织方面，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洛夫斯东分子继续高唱团结。但是，在这种论调的掩护下，他们又在组织上到处钻空子，加强他们对党的机构的宗派控制，比在鲁登堡时代还要积极得多。
　　“鲁登堡领导”（党内的）在实际上是各派的联合领导。鲁登堡集团占据了支配地位，但是其他派别对于党的重要决议总是能够施加强大影响的，而且在他们各自的工作部门也有充分行动自由。福斯特分子在工会实际事务中就有充分自由，坎农派在国际劳工保卫组织中也有充分自由——这是党的群众工作的两个主要领域。现在，鲁登堡不在了，洛夫斯东分子就开始在党的各个部门和角落来圆滑地但无情地打破这种联合领导的方式，而代之以清一色的洛夫斯东派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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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反对派集团经过几个月密切注意，开始注意到洛夫斯东分子的新的政治倾向，并且对它进行斗争。在2月全会上，反对派就开始对“美国例外论”和洛夫斯东分子一般的右倾进行批评。
　　到2月全会的时候，我们也开始看出，洛夫斯东关于和平和团结问题的叫嚷只是把反对派集团中的怯弱分子拉到洛夫斯东派中去，以便孤立并且最后消灭其他派别的一个公式。除了起而应战外，别无他法。与2月会议上从政治上开始反对洛夫斯东政策同时，反对派各集团在组织上也开始重新统一起来。
　　一切以为有可能在统一的领导下取消各派的幻想都在2月全会上化为泡影。伟恩斯东和巴兰在全会上回到洛夫斯东集团中去，但是，这并没有能大大改变力量对比。在1927年8月代表大会上站在反对派阵营中的所有其他领导人，都开始在政治方面和组织方面不调和地反对洛夫斯东领导。
　　我们不能相信洛夫斯东。在这次全会上，并没有作出任何肯定的决定，也没有求得任何肯定的解决；它仅仅是新的宗派战争中的头几次小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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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月全会的议程上，有一个项目是沃尔夫关于俄国党开除左派反对派的报告。沃尔夫是这个问题的“专家”。这个问题处理得相当马虎，因为这些问题好像是已经解决了和死亡了的问题。没有一个人为这件事激动，很快就通过决议，列入记录。我在《美国托洛茨基主义史》中说过，我在2月全会上没有就这个问题发言。这使毕尔·邓恩和我们这一派的其他一些成员感到不安。他们担心人家可能注意到我的沉默，并且利用这一点来反对我们。洛夫斯东分子如果猜到我沉默的原因，几乎一定会利用这一点来反对我。但是，我的沉默在全会的混乱局面中似乎并没有引起注意，我没有听到我们自己一派以外的人提到这件事。
　　莫里斯·斯佩克特作为加拿大党的代表参加了这次全会。他和我一样对俄国党开除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措施，感到不满。我们在一块化了整整一个晚上来讨论这个问题。我向他吐露了我自己的感觉。我们谁也想不出什么办法，也没有制订任何行动计划。
　　后来，我们又在共产国际六大期间互相接近并且最后约定在回国以后出来推护托洛茨基的事业，而为这一切铺平道路的则是那次秘密谈话。在六大以前，我只向斯佩克特一个人坦率表达过我对俄国问题的观感。
　　据我记忆所及，1928年的5月全会没有讨论俄国问题。在中央委员会中也没有人反对遴选我为出席六大的代表。如果他们猜到我有托洛茨基主义倾向的话，他们无疑会提出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