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的五届四中全会——1924年（1955年3月31日）

共产国际的五届四中全会——1924年

（1955年3月31日）

　　我没有出席1924年春天的共产国际第四次全会。关于这次会议，除了福斯特的报告以外，我们没有得到其他的报告。这与其说是一个关于全会的报告，不如说是一个关于“美国问题”上的决定的报告。至少，这是我们关心的主要方面，我所能记得的也就是这些。由于先前接到了福斯特的几封信，还得到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直接拍来的一封电报，我们对于不同意“第三党联盟”的决定已经有了精神准备。
　　在两派人之间，我记不得有任何人对这个决定有过任何不同意见。当时我们是坚决的“共产国际派”，共产国际的决定，特别是关于政治问题的决定，我们都看作是来自最高权威当局的决定，对所有人都有约束力。双方对于党的控制问题，对于莫斯科的决定在这方面可能有什么影响的关心，远远超过了对拉弗勒特问题的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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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如果断然肯定，在美国党里——或者因此也是在俄国党和在共产国际里——“反托洛茨基主义的开端同时也是亲斯大林主义的开端”，那就说得太冒失了。事情是这样演变的，但是斯大林取得完全的控制的过程是逐步的，不知不觉的，正因为如此，这种控制就更加有力。
　　根据我的记忆，我们在1924年的时候并没有把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等量齐观地看作是俄国多数派的领袖。季诺维也夫当时是共产国际的主席，我们党绝大部分情况下是同他直接打交道的。
　　人们对我们说，托洛茨基反对派是单独一个人对列宁的“老卫士”的反叛。而俄国党中央委员会这个正式领导机构就是由老卫士构成的。我们对当时的当权派内部的任何分歧一无所知。在我们看来，直到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决裂以后，斯大林才显赫起来的，而且就是在那个时候，斯大林看来也是和担任共产国际主席的布哈林结成联盟的。
　　也许，在俄国多数派阵营内部，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的倾轧在1924年就已经在酝酿了，有佩帕尔在莫斯科担任代表和通消息的鲁登堡派比我们更了解要发生什么事情，因此也更有准备在新班子还没有上台以前就搭上关系。但是，即令如此，他们也看得不够准，没有及时和布哈林决裂，这一下犹豫使洛夫斯东在1929年丢掉了脑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