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斯特—坎农集团（1955年3月17日）

福斯特—坎农集团

（1955年3月17日）

　　福斯特—坎农集团是由于1923年7月3日在芝加哥举行劳工党代表大会的直接结果而成为党内一个确定派别的。这次大会的最高峰是同费兹帕特里克派分裂和在共产党领导和控制下成立联合农工党，这个党刚一成立就流产了。但是，如果把这一个“政治问题”与它的背景割裂开来，并且完全从劳工党问题分歧的角度来判断后来的斗争，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引起冲突的原因要深刻和复杂得多。命运不佳的联合农工党的成立只不过是党内整个局面所逐渐形成的一场爆炸的导火线而已。
　　站在芝加哥这起不幸事件后尚的是佩帕尔，“佩帕尔主义”才是这场长期斗争的初期阶段的真正争执点。造成芝加哥这场大失败的政策的制订人是佩帕尔，新反对派的火力最初就是针对他的冒险政策和他对党的独裁统治而发的。新的反对派只是在鲁登堡肯定地和佩帕尔站在一边以后，只是在福斯特—再设法和他取得协议都没有成功以后，才和鲁登堡发生冲突的。鲁登堡和佩帕尔站在一边以及我们所采取的立场都有深刻的原因，这些原因驾凌于当时的政治争执之上。
　　劳工党问题——更具体地说，联合农工党的问题——是在派系斗争最初阶段引起争执的最直接的中心政策问题。但是，在争执的深处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参加争执的每一派在从前的不同经验和传统中都有很深的根子，在这场“权力斗争”中每一边的队伍非常迅速地就形成了，而且由于形成得非常迅速而显得更加“自然”。
　　应当指出，在俄国革命以前，这个国家的革命运动，也像其他某些国家，特别是法国那样，是分裂成为两翼的，一翼是政党政治派，他们心目中的“政治行动”是狭义的政治行动即选举和议会活动，另一翼是根本不问“政治”的工团主义派。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两种倾向在组织上是互相分隔的。因此，它们的活动和它们的工作．范围也有明确的划分。“政治派”主要从事于社会主义宣传和竞选活动，工团主义派集中力量从事经济斗争方面的“直接行动”——组织工会和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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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国际把这两种流派合并到一起组成新的共产主义政党，这种努力在美国取得的成就比在其他地方为大。原来的运动中这两方面的杰出活动分子都加入了共产党，随着也带来了他们一部分旧行头。“政治派’开始认识到工会工作的重要性，但是这在当时对他们还是一个陌生的天地；他们对这方面没有真正的了解，没有“感觉”。前工团主义者和做实际工作的工会工作者也开始认识到成立政党的必要性和采取“政治行动”的重要性，但是在当时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工会工作。
　　当然，也有例外，但是整个来说，旧的偏好决定了党内活动分子参加这一派还是参加那一派；他们要同和自己一样的人在一起才习惯。这种出身和癖好上的不同——这也在不同的社交习惯和社会关系以及不同的工作方式上得到反映——形成了领袖之间个人关系上的不融洽。即使在1923年7月的破裂以前的那个时期，这种情况就很明显了，虽然在那个时期，他们在当时的主要问题上——争取党的合法化，扩大党的公开活动，要党来支持工会教育同盟——是合作得极有效的。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治方面，我们全都是新学生，要把这两种流派合并到一起成为一个和谐的工作整体，在最好的情况下，也需要作进一步的学习，需要有更多的时间和共同工作的经验。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融合的愿望，只要事情正常地发展下去，本来融合是会实现的。但是，佩帕尔以他自己的政策、方法和意图进行了强制的干预，于是把这个进程打断了，破坏了彼此间的合作，加深了彼此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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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明白佩帕尔在党内的一般做法和计谋——我敢说，比福斯特和另外一些芝加哥的人要知道得多得多，——我不喜欢那种办事的方式。我最初觉得我的反对意见只适用于党内的事情。经过7月3日大会的震动之后，我才确信佩帕尔的政策都是同样的一套，他的党内政策的惊人的不现实也表现在他对外的冒险主义上。
　　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当7月3日的代表大会在造成灾难的政策上公开发生冲突的时候，我并不满足于单单停留在那一个问题上。从这场斗争的一开头起，我就把它看作是推翻佩帕尔领导的全面斗争。福斯特很快也得出了和我相同的结论，问题就是这样提出的。在随后的斗争中，双方的营垒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佩帕尔的劳工党政策只不过是这个总目录中的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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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个背景来说，如果说福斯特—坎农集团的形成是对7月3日芝加哥代表大会的一个反应。那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没有公开承认的佩帕尔派却在这以前很久就已经存在了。企图为联合农工党辩护的鲁登堡—佩帕尔“提纲”的提出，福斯特、毕特尔曼和坎农在1923年8月24日政治委员会会议上对这个提纲所投的反对票，也许可以看作是内部斗争的正式起点。
　　在这以前，导致这次合作的是我在1954年5月28日信中所谈到的我与福斯特在德卢斯的谈话和1923年夏季我在《工人》上发表的对党的官方政策提出了间接批评的几篇文章。其他的背景材料以及我对于1923年12月党代表大会以前的斗争和这次大会上的斗争的叙述都载在我1954年5月19日、27日和28日的信件中。我再一次审核过我这些信件，发现没有什么需要修改的地方。事情就是那个样子，至少在我看来是那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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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问到我，我对自己在福斯特—坎农集团的形成中所起的作用怎样看。我想，我在这些信件中的叙述就表现了我的看法。我对福斯特的能力，特别是对于他作为一个群众工作者的敏锐和熟练——这是另一派别的领袖们似乎欠缺的最不可缺少的素质——有最大的尊敬，但是我从来不曾置身于福斯特个人助手的班底中，在任何意义上都从来不曾是他个人的追随者。我和福斯特之间的关系从头到尾一直是有同样的基础的。党内事务上的合作取决于事先就政策问题达成的协议。在192 年，这方面没有出什么困难，我们的想法是按着同样的路线发展的。
　　福斯特是党的杰出群众领袖，是最有威望的人物，他自己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但是他并不像人家常常把他描写的那样是个政治上的婴儿，他知道他在追求什么。他象征着党所需要所希望的无产阶级—美国方向，我认为，作为党的领袖和公开的代言人，他坐第一把交椅是当之无愧的。
　　但是，对于当时的党来说，他还是一个较新的人，他仍然在谨慎地探索着前进。作为开创时代的共产党员之一，我对党更熟悉一些。我和许多起决定作用的干部有比较密切的联系，而且对其中的一些人有更大的影响。我们的结合——在这种结合没有终结以前——是一种有效的分工，并没有内部斗争，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我们每人都对这个结合作了独立的贡献，我们每人都有自己的分量。
　　白劳德在很晚的时候才说，主持与费兹帕特里克领导集团在芝加哥举行的劳工党问题谈判的是他，而不是福斯特，这种说法只有从形式上来说才是真实的。在白劳德的后面站着福斯特，白劳德是代理人，而且像往常样是个聪明能干的代理人，但决不是“主角”。福斯特在芝加哥劳工联合会中的影响，他依靠组织屠宰工人和钢铁工人的巨大工作所稳稳奠定的权威（在这个组织工作中，他得到了费兹帕特里克的有力合作，赢得了他的信任）决定和支配了费兹帕特里克与工人党力量的关系，从第一次接头到7月3日的代表大会破裂时为止，始终是如此。
　　此外，白劳德关于他在当时党内局面中的活动的报告在事实方面也许是正确的，但是这种活动并没有他所说的那种意义。他企图把自己说得好像在1923—1924年的党内斗争中起了独立的作用，这在我听来像是历史的“颠倒”——随意编排那个时期的事实，使之适应他后来在福斯特丧失了自己当初的影响和佩帕尔、卢登堡、洛夫斯东和坎农这些碍手碍脚的障碍都已扫除之后，由于斯大林的恩典才能够在党内起的那种作用。
　　如果说白劳德在1923年起过任何独立的作用的活，我是一点也不知道的，我肯定是应当会知道的，因为我当时生活在作出决定的漩涡中心，而且我的地位也使我能够知道这些决定是如何作出和由谁作出的。毫无疑问，他像别的许多人一样对佩帕尔的政策和这种政策的结果是极其不满的。这样一种普遍的情绪很可以称之为不高兴，它为一个有力的并且终于取得了胜利的反对派提供了现成的材料。但是这样一个反对派首先必须由具有必要的影响和权威、能够领导党的人物来组织；而且他们必须懂得从什么地方着手，从谁着手。
　　我先前已经说过，1923年的反对派作为一个以取得党的控制权为目的的明确的党内运动是从福斯特和我之间达成的协议开始的。这是第一个决定性的步骤。下一步是与毕特尔曼达成的协议。芝加哥的首要人物——白劳德、约翰斯顿、斯沃贝克和克隆本——和青年组织领导机构的优秀人物——阿勃恩、沙赫特曼和威廉逊——以及威廉·邓恩等其他许许多多有影响的党员都从开头起就是这个新反对派的重要支持者。但是开创者却是上面所提到的那三个人，从开头到1925年这个派别破裂为止，在领导机构中起主要影响的都是他们三个人。这种情况是十分肯定的而且是普遍公认的，白劳德这个报告提出的新说法我还是第一次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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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白劳德当时脑子里是怎徉想的，也不知道在他的想像中他是在做什么，但是我确实知道他近来在回忆录中说他作为一支独立力量，进行了猛烈活动，这种说法与实际情况是很少有什么关系的。我觉得，白劳德关于他在1923年与鲁登堡的谈话和协议的报道和解释，无意之中流露了他自己的天真。他同鲁登堡很可能有过这样一次谈话，可是，他竟然得到一种印象，以为鲁登堡不问佩帕尔和福斯特如何——且不说洛夫斯东和坎农了——都同意和他联合，这种印象可以绝对肯定是白劳德的一种误解。
　　对于党内力量对比，鲁登堡知道得太清楚了，他不会同意这样做。鲁登堡很狡猾，他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他自视甚高，关注自己的问题，我不认为他对白劳德作为一个党的领袖有很高的评价。而且，鲁登堡没有表现出有反对佩帕尔的政策的意思。情形正好相反——鲁登堡—佩帕尔提纲正好是在白劳德以为他使得鲁登堡同意和佩帕尔脱离关系的时侯——在1923年8月24日提出的！
　　事情多半是这样：讲话的是白劳德，鲁登堡只是听着，白劳德在离开的时候却以为得到了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谅解”。我记得，大约在那个时候，白劳德对我税，鲁登堡曾经表示了与洛夫斯东对立的情绪，原因是他加剧了宗派扮争，破坏了整个的气氛。洛夫斯东的情况的的确确是如此，对他那种合人生厌的好与人吵架的态度有反感也是合乎鲁登堡的性格的，鲁登堡在与委员会的同事每次讨论问题和相处当中始终总是有礼貌、客客气气和“规规矩矩的”，我总觉得他是太“规矩”了。白劳德可能把鲁登堡对于洛夫斯东的评语看成是关于党内局面的“谅解”了。
　　但是，像常有的情形一样，随着内部斗争的展开，深刻的政治分歧就压倒了并消除了双方障营内部小小的不痛快。事情的发展已经表明而且后来还继续表明，鲁登堡实质上是同意佩帕尔的政治路线的，如果以为他会受白劳德的影响而在次要的问题上决定他在党内的方针，那就是傻瓜。我不认为鲁登堡对白劳德“食言背信”。更可能的情况是，白劳德同他的“谅解”是白劳德方面的误解。
　　鲁登堡是个自负的人，有一股凛然的傲气，他和福斯特不同，看来他不屑于干公然说谎、耍两面派和不守信用这类下流的小手腕。要是他也想过这些事的话，他并不是认为这种手腕根本不对，而是有失他的尊严，这是更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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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早期的时候，福斯特对工会运动的了解和敏锐感觉超过了党内所有其他领袖，但是他在这方面的经验并不全都是好的东西。他在劳工骗子手的学校里学来的东西太多了，这些人不管一切指导理论和原则，不讲手段来取得他们所想要的东西，福斯特错误地以为这种手段在共产主义政治运动中也可以行之有效。浅薄的美国实用主义在简单的情况里“管用”，但是在复杂的革命政治活动中却是一种不中用的工具。
　　福斯特的思想多少有些机械和折衷主义色彩，这往往使他对一些需要作出有条件的答案的复杂问题作出仓促的判断。他片面地而且几乎是拜物教式地一心要在劳联中来一个“内部突破”，把这当作使劳工运动激进化和发展劳工运动的唯一办法——这种观念在1928年就不能不抛弃，而且已经由于产联的兴起而为生活所无情地驳斥。这种拜物教就是他作为一个思想家的局限性的突出例子。
　　但是，和美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其他领导人物相比较，福斯特在许多方面是个突出的人物，我认为，只有把他和其他人加以比较，才是从历史上评断他的适当方法。从福斯特和我联合在一起组成福斯特—坎农集团开始，在党的整个历史上一再有人企图把他说成是一个不懂事的丛林中的婴儿，被更狡猾的人引入了迷途，这种说法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福斯特是个精明强干的人，他的一切行动都比表面上看来和他有意表现出来的要城府更深。福斯特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从第一件到最后一件，都是事前就心中有数的。实际上，他在作出决定的时候是太精明，太有城府了，而且太没有顾忌了；反而给自已制造了失败。在悲剧的进程中使他在个人名位上一再不体面地摔跟斗的行动，不是因为他的才智上有毛病或者意志力不足而产生的，而是因为他性格上的缺陷而产生的。
　　福斯特是他的野心和他的个人名位的奴隶；这是他的弱点所在。我在我的书里对他作出了这种肯定的判断，但是在这样判断的同时必须承认，他是尽力在劳工运动而不是在其他的领域里来实现他的野心和追求个人名位的。在这个领域里，他崇拜“成功”的婊子女神不下于任何企业家、野心勃勃的投机家和资产阶级政客。
　　福斯特是一个有杰出的才能、精力和旺盛的意志力的人，在他那时候的美国的条件下，他可以在任何其他一行职业中闯出天下来。但是他是在劳工运动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他在青年时代就有意识地选定了这一行，而且顽强地坚持这一行，以致对任何其他事物都没有兴趣。在这个范围之内——他除了劳工运动就没有生活——福斯特使一切东西都服从于他的疯狂的野心和他对于名誉和地位的近乎病态的热爱。为了这些，他以一种确是骇人的坚毅牺牲了他的自负和自尊，牺牲了一切忠于个和忠于原则的考虑，最后，也牺牲了忠于他当初决定献身的运动的利盆的一切考虑。
　　莎士比亚的葛莱西安诺*说过，他们失去了“费了许多心血换来的”天地。福斯特一心一意不惜任何代价过分坚持追求名誉和地位的结果，不能不自招失败。他为了取得斯大林主义“力量”的欢心而心甘情愿地屈身事人和放弃自己的意见，这只是使自己在一再的勒索面前解除武装，一直到最后连一点独立性也都丧失净尽。他对别人的不忠实使得他自己丧失了一切要求别人对他忠实的权利，使自己在最紧要的转折关头得不到支持。他随时可以为了一时的方便表白一些他自己并不相信的看法，为了得到一点好处而撒谎和欺骗，这些行为使他丧失了同事们的零敬，最后并且毁掉了他在党的干部中的道义上的威信。他早在1928年就已是举目无亲的孤家寡人。他再也不能用自己的名字来争取领导地位，而只能担任傀儡领袖的角色了。
　　但是，即使为了保持这点可怜的名誉和地位，福斯特也始终得摇尾乞怜，年复一年地在二十五年以上的时间内有系统地贡献自己一份力量，帮助大大地出卖他曾经宣称是他自己的事业的工人事业。他在斯大林主义世界中取得的“成功”，代价的确是太大了——如果人们由于可惊的误解把福斯特对名誉地位的追求叫做成功的话！

　　*见莎士比亚的戏剧《威尼斯商人》。——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