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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振德
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
——关于中央特别委员会检查长江局、湖北省委工作的情况
蔡振德
（1927年12月23日）
〔
说明
〕录入自《中共中央长江局文件汇集（1927年-1930年）》，1985年11月出版，第164-169页。
中央政治局：
长江局已〔以〕往之各种会议和亦农巡视湖北工作以及最近湖北省委之扩大会议我统身历其境，同时C.Y代表曾在扩大会议提议予我以处罚，而特委更说我亦是犯有重大嫌疑之一人，因此我应当将我个人之意见以及搜罗的各种有关于此问题之材料和盘托出地供献中央：
1．我始终认为，如果特委真能很政治地很客观地检阅长江局及湖北省委之各种政治决议，则此问题早已水落石出。在特委认为，长江局及湖北省委错误之中心为唐生智溃退时停止暴动，甚至取消暴动，以外还硬说长江局曾经说过东南军阀尚可很稳定地统治湖北。事实怎么样呢？长江局的十月二十九日政治决议以及第二次通告中已经说过“新军阀战争的开始与扩大，革命潮流必然随之高涨，益愈促成军阀政权之崩溃”；又说“在群情汹涌时是可以发动夺取政权的暴动……创造一革命的大潮”（此统非原文。我只记得大意）。这些材料就是对特委很明显的答复，可是特委不在这些主要的文件中去检查，而只仅仅找着一封长江局致湖北省委书中的二、三句话，即认为是亦农错误指导的铁板证据。于是乎即将二、三句话在所谓查办长江局及湖北省委错误的政治决议中大书而特书，别的一概不提，在扩大会议中曾经三、四代表严重的抗议，特委始勉强在他们查办的决议案中所列之长江局致湖北省委书一段加了“及一切决议”的一句话。究竟长江局一切政治决议中有无所谓严重错误，特委大概是不愿指出。
在扩大会议尚未举行及他们的对于长江局及湖北省委错误的政治决议案尚未着手起草之前，我曾经致特委一函，兹录其原文于下：
特委：
顷读亦农的报告，中有关于十月三十日长江局致湖北省委的一封公函的问题，在这里我应有郑重声明之必要。
长江局系于十月三十日召集湖北省委常委会议，在这次会议中，亦农曾做一较长之结论，会毕之第三日又决定将此结论写为一公函致湖北省委。于是我才开始追忆及整理当日之记录，做成十月三十日长江局致湖北省委的那封公函。但此公函告成之日，即亦农匆匆赴沪之时，故此公函并未经亦农修改，即致诸湖北省委，因此这封公函在辞句上应完全由我负责。
党的敬礼！
十二月十二日晚
这就是当日公函发出之实际情形，现仍有原稿可据。但特委却在扩大会议中郑重地报告此声明书有严重的政治嫌疑。可是又不明白宣布，耐人寻味。愈想愈有趣，而C.Y代表更据此提议处罚我，更令我莫名其妙，特委的权威已是不小，真使人有动辄得咎之感慨呢！
2．我以为特委此次之行动及言论太不政治了，本来查办湖北省委及长江局是一个策略问题，但在特委（当然不是全体）的行动及言论使旁观者看来很像是私人的情感问题，中央不信，请看下列之事实：
A．特委的勇先锋贺昌同志抵汉之次日即找我谈话，首先即再三问我“亦农受处罚后是否态度表示不高兴？”以外在谈话中更似有探察亦农在长江局经过中有无私弊之意。他这一段谈话，不客气地说，反引起了我对他的怀疑，尤其不能不抚今追昔，中国的C.P究竟脱不了中国人的气味。
B．刘昌群曾经参加及同意长江局及湖北省委的各种政治决议，扩大会议中的代表曾提议吕群应与鄂省常委同样处罚，而贺昌同志则郑重地说：“对于吕群中央并未决定，故特委亦不能给以处罚。”后又经三四代表抗议，兆征同志始正式宣布取消了吕群的表决权以外，在各代表提议处罚吕群时，只有C.Y代表关向应、万嘉福首先反对，也就决定不能处罚了。C.Y同志玩的这一套把戏，真使识者笑掉了牙齿！
C．我始终怀疑特委的权威太太了。亦农同志系中央政治局委员，乔年系中央委员，以及其他省委委员，他们并未有反党之行动，为何既剥夺其大会表决权，又处处监视及禁止与其他同志接近，以外更于选举新省委时，贺昌同志即迫令乔年等出场。更可怪者，特委对于亦农之不能出席大会及匆匆令其返沪有三副面孔及三种语调：（一）对亦农说此问题现牵涉到中央之责任问题，你可以早日回去；（二）在大会宣布则为犯了了重大政治嫌疑；（三）内幕里则为恐亦农出席一争论则得不到他们所谓的好的结果。尤其可怪者，特委于十二日早即将船票买好，可是延至十三日晚七时半始面告亦农，并迫令即刻上船。特委的行动真有点神出鬼没！
D．特委曾发通告向各级党部搜集被查办人的罪状，于是应了中国人的一句古话，“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各级党部中有一些即抛开问题的中心而将个人骂得狗血喷头，什么唐生智的走狗，大知识分子，卖阶级的衣服，甚至有人提议应当枪毙陈乔年……这种非政治的口号及提议竟出之于C.P的机关，推其祸始，应当归咎于特委。
3．特委此次对于湖北各级党部真有“凡是反对长江局及湖北省委者，即是好同志”之倾向，更真正才有“一朝天子一朝臣”之倾向。这些都是由旁观而得出的材料，情愿负责说出。
4．在此次扩大会议中，完全没有讨论湖北以后的工作问题，即郭亮同志的一个中央政治决议的报告亦报告得一塌糊涂，使各处代表头昏眼花，莫明其妙，可以说大会给予各处代表好的教训很少，可是给了很多的不好的影响：
A．大会充满了工学界限的空气。有代表提议取缔知识分子入党，甚至完全不准大知识分子入党，更说党的中央党权纯由知识分子霸占，应当起而推翻，知识分子只准做技术工作。
B．特委对于选举新省委，事前并无准备，临时大都由贺昌手拿一个本子只拣曾发言反对省委及长江局者七凑八凑集拢来一大些人，至于所提之代表的能力好坏及占的区域重要与否统在所不顾。很明显的，凡是说公道话的——即一方面指出省委之缺点，别方面又代省委辩护者，统未被其提出（只有余茂怀是临尾被人提出）。如黄赤光系鄂中特委书记，亦系前鄂南特委负责人之一，曹祥华系汉口二区书记，张继渠系鄂西特委书记，熊映楚系蒲圻书记，这几人曾竭力代旧省委举出很多事实辩护，结果辩脱了三种罪名：一是军事投机，二是不相信群众，三是无“八七”精神。
C．大会中有些人大发怪论，尤其使出席的新入党的工农同志莫名其妙。
以上略举几种事实，除兆征同志很正确地对于工学界限解释几句外，整个的特委对于这些不好的倾向概未加以一字的批评。
5．我很替湖北担心，因为湖北固然有很好的革命环境，但是新省委目前具有下述之五大特点：
A．从十四日早直至十五日早，一栋楼房中装满四十余人，唧唧哝哝闹了一日一夜后，又经过二天，新省委仍坦坦然地将大会全部记录原文、各种决议案以及所有大会之文件存放该楼内，结果被官厅检剿得扫净无余。
B．特委曾大嚷长江局及省委经济不清，可是没有举出实据，不料想现在的新省委反将经济弄得一塌糊涂。例如两湖巡视费移交与特委之一千四百四十元美金，新省委却当作上海票大用而特用，我们曾亲眼看到付汉阳县委一百元即是如此。
C．新省委的接头处被官厅破获了，开扩大会议的四十号亦破获了，也许还有其他的。
D．新省委只顾搜求旧省委之错误，实际上耽误与停顿了不少的工作。
E．新省委以及常委固然有很多新的工农分子参加，但是马上即令其指挥全盘工作，恐无此可能，因之实际上只是贺昌、郭亮二头会议，别的实际上不过是配角而已！
听说文件被剿去及经济之紊乱二事，贺昌、郭亮统不让兆征同志知道。也许还有诸如此类之事实。
我这篇报告完全是根据亲眼看到的现实事实，和盘托出地写成。因之负责地贡献中央。
党的敬礼！
蔡振德
此篇报告请登载《中央通讯》湖北问题特刊中。我过去系长江局的秘书长，又系两湖巡视员之秘书。与湖北问题统有关系，故负责报告，并非旁观者空口说白话。
振德又及
感谢 先知在1917 收集、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