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可以随意选择一个标准来给机器下定义、分类和研究机器的演变：可以选择机器的动力、机器的复杂性以及机器如何运用自然原理等标准。但从一开始，就必须在两种本质上不同的思想方式中选择其一。第一种是从工程技术的角度看问题，主要探讨机器工艺的内部联系，给机器下定义时，倾向于就机器论机器，说它是一种技术事实。另一种是从社会的角度看问题，探讨机器工艺和人类的关系，给机器下定义时，把它和人类劳动联系起来，说它是一种社会制品。
我们可以用艾博特·佩森·厄谢尔所著《机械发明史》一书来说明第一种看法。厄谢尔在此书开始时讲到给机器分类的十九世纪两位学者罗伯特·威利斯和弗朗兹·勒洛，引用了他们给机器下的定义。威利斯的定义是：
每台机器都是由一系列的零件组成的。这些零件用各种方式相互连接起来，因而推动其中的某一个零件，所有的零件也都得到一种运动，而这些运动和第一个零件的运动之间的关系则是为连接的性质所制约的。
勒洛的定义是：
机器是一些有抵抗力的物体的组合，通过这些物体的作用，能够迫使自然的机械力随着某些有规律的运动而进行工作。
按照这种看法，厄谢尔自己描述机器的演变如下：
机器零件的连接，精益求精，逐渐排除了产生任何不合乎要求的运动的可能性。随着强制过程愈加完备，机器的机械性能也愈加完善。……这种改革的结果是对运动能够完全和不断地加以控制。……按照勒洛的分析，对运动的强制是否完全乃是机器是否完善的标准。严格调整的、能够细致地加以控制的机器取代了未经严格调整的、难以控制的机器。（1）
从技术观点来看，这一种定义的重要性乃是一目了然的。机器结构是否精密及其自动性的程度如何，取决于设计师在排除“任何不合乎要求的运动”并“对运动能够完全和不断地加以控制”方面所获得的成就。*但是这种定义没有说明（或者仅仅暗示）机器和劳动过程以及工人的关系。我们可以引用马克思的看法来对比一下。马克思从可以用来鉴别机器的许多标准中，找出机器的这一方面：
因此，工具机是这样一种机构，它在取得适当的运动后，用自己的工具来完成过去工人用类似的工具所完成的那些操作。至于动力是来自人还是来自另一台机器，这并不改变问题的实质。在真正的工具从人那里转移到机构上以后，机器就代替了单纯的工具。即使人本身仍然是原动力，机器和工具之间的区别也是一目了然的。（2）
把工具从工人手里转移到机构上去，这是第一步，对马克思来说，这是从简单的机器开始并持续发展到自动机器体系这一番演化的起点。这一起点，正如马克思著作中论述的一切起点一样，并不是偶然的。马克思从许许多多技术特点中选出了成为人类与机器的接合点的这个特点：机器对劳动过程的作用。马克思决不单纯从技术的内部联系来考察技术，而是把技术与工人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用单纯技术特点，诸如机器的动力来源、机器所应用的科学原理等等来对机器进行分析，可以得到很多对工程师有用的资料，但是，如要理解机器在社会中的作用，这种对机器“本身”的研究就没有什么直接的好处。可是，一旦我们开始从劳动过程着眼来评价机器的演变，机器的技术特点就会聚集到这一轴线的周围，一些发展路线也就开始浮现在我们的眼前。马克思说过，这样一部“批判的工艺史”，直到他那个时代还没有；在我们这个时代也还是没有。如果有的话，一部批判的工艺史不仅可以为按照技术特点（被资本利用、据以组织和控制劳动的技术特点）来对机器进行分类提供依据，而且可以为按照机器在生产上使用的情况来对它们进行分类提供依据。
有些社会学家试图对“生产体系”或“多种多样的工艺”加以概括的叙述。琼·伍德沃德把生产分为制造“完整产品”（一件一件地、小批地、大批地以及大规模地生产），制造“线度产品”（成批地并用持续不断地流水作业法生产，如化工厂的产品）和“联合体系”（大批地制造标准元件，然后经由连续不断的流水作业，装配为成品，或者相反地，以流水作业制成一件产品，然后将产品拆散为较小的组件，以备装箱，出售）。（4）罗伯特·布劳纳把生产工艺分为四种：手工艺、看管机器、装配线和连续作业。（5）哈佛大学企业管理研究院的詹姆斯·R.布赖特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和上述笼统的看法不同。他把机器和劳动联系起来，对机器的特点进行了比上述两人要仔细得多的考察。（6）他提出了一个十七级的“机械化侧面图”（本章下文还要详加叙述），用它来说明许多生产过程以及生产过程从头至尾按常规进行时利用各级机械化的情况。“机器在机械性能方面的完备程度”要根据下一问题来加以判断：“一台机器是怎样补充人的体力、脑力、判断力和控制程度的？”（7）布赖特（在1966年）评论说，“就我所知，这仍然是把机器的演变和工人的贡献二者相互连接起来的唯一理论。”（8）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机器愈加自动化，机器实际在干什么以及工人被指定要知道什么和做什么，在对这些问题进行这种详尽的研究方面，布赖特在学术界显然是独树一帜的，布赖特所作出的结论也显然不同于那些让自己光靠模糊的印象从事研究的人所作出的结论。
从布赖特的观点来看，机器演变的关键性因素不是机器的大小、机器的复杂性或机器的运转速度，而是对机器运转的控制方式。在第一架打字机和今天的电动球式打字机之间，有一整段机械上的发展时期，但是任何改变都没有影响到打字机的全部活动的操纵方式，因此，打字员与打字机之间的关系现在和过去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尽管对打字机作了许多精心的改进，劳动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与过去一样。把动力应用于各种手工工具，诸如锥、锯、磨、扳子、凿、铆钉锤、钉书机、砂磨机、缓冲器等等，并没有改变工人与机器的关系——尽管这些有动力装置的手工工具属于近代机器的一个部门，也是如此，因为它们还必须等待专门的电动系统或气动系统发展之后，才有可能改变工人与机器的关系。上述各种工具，不管增添了什么性能或能量，仍然完全由工人来操纵。
只是在机器本身结构使工具和（或）工件有了确定不变的运动路线时，从现代意义上说的机器才开始发展起来。钻床、装配了刀架的车床以及缝纫机或针织机，都使切削工具或织针沿着机框上或机器部件上刻好的槽子进行运动。砂轮按照轮轴和轴承所规定的路线旋转；剪床的活动叶片和杵锤或打桩机的锤头分别按照器械的结构降落和捶打下来。
但这只是机器发展的第一步。有了确定不变的运动路线，就有可能通过内部的齿轮和凸轮等等来进一步控制工具或工件的运动。在这方面，就像布赖特指出的那样，最初采用的形式是固定的或单一的循环。例如，车床的刀具或钻床的钻头可以与电源连接得只要接上接头，刀具就以固定的速度和事先规定的深度撞击工件，然后撤回到它原来的位置。这种单一的循环也可以是反复进行的循环，如刨床，它把全部工件平伸地拉过来，并使工件和刨刀接触，刨去工件表面薄薄的一层，然后把工件推回原处，再拉过来并重复刨削过程；同时，刨刀也移动，以便进行下一次刨削。如此周而复始，无需外来的干预，直到工件表面全部刨好为止。
一旦掌握了这种类型的循环，只要在机械方面再进一步就能制造多用机床了。多用机床的机构按照预定的型式在整个操作程序中分度转位。这就是自动转塔车床的原理。这种车床的刀具都装在一座转塔刀架上，一把刀具完成一次循环之后，刀架就转动，使第二把刀具接着进行工作。这种机器要么是一劳永逸地把操作程序固定在机械装置以内，不可更改（例如家用洗衣机就是这样，全部操作程序所需时间可以改变，或者有几道工序可以略而不做，但基本上只能按照机器的设计和构造进行工作），要么是可以通过改变内部（凸轮或齿轮）装置，使机器适于执行有限的若干种不同职能。机器演变到这个阶段时，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机器的动作型式在机械装置内部固定下来，和外部的控制装置或机器自己的工作结果都无联系。机器的运动与其说是自动的，不如说是预先决定了的。*
按照这个概念建造的机器，它们所代表的机器发展阶段和下一个发展阶段有着重要的差别。下一阶段是：根据来自直接作业机械装置以外的信息对机器进行控制。这种控制可以采取测量机器输出本身的形式。在印刷机上安装一个计数器，用以记录通过机器的纸张数量；之后，只要再进一步，就能把计数器装置得使它在纸张达到一定的数量时就切断机器的电源，或者振铃为号。飞球调节器利用重体在加速时向外甩、减速时向内落的运动来控制发动机的节流阀，这个典型的例证再好不过地说明以测量自己的输出来调节自己的步速的机器。机器在校验自己的工作结果时，可以干脆停止运转，发出信号，或进行拒斥，例如键控穿孔检验器：只要卡片上已经打出的孔洞和操作工人打压的键盘有了差异，检验器就发出信号并作出标志。更加精致的机器则在进行工作的同时，能够测量自己的工作结果，把这些结果和合乎要求的成品的图象进行比较，在整个操作过程中作出调整，使结果和计划一致。
上述从外部来源或从机器自己操作过程中吸取信息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机器发展的趋势。在此以前，机器的演变是由万能演变为专用。早先的各种机器都是综合性设备，不适于制造一种特殊产品或进行一种专门操作，而适于进行各种操作。车床是车削金属的，不是专门制造某一种尺寸和类别的螺钉或轴的。压床能够适用于许多不同的造型操作，而不适用于某一部分的操作。在加强机器的控制机能的第一个发展阶段中，采取的形式是，用一些固定的装置使机器适于制造一种特殊的产品，或进行一种专门的操作。在更为先进的情况下，例如用机床加工汽车发动机铸件，用一台机床从不同的角度钻成几十个孔，铣削工件表面使之光滑，打好埋头孔，刻出螺纹，等等，这些操作都是同时进行或迅速地前后相继进行的。此类机器没有别的用途；它们是在持续不断的生产能够补偿精心制作的设备的成本时问世的。于是许多生产线上有了精心制作的装置——有动力装置的装配架、专用压印机、专门进行一种运动并有固定方位的切削工具、焊接或铆接刀架等等——这些装置离开了它们那种生产线就起不了有用的作用。但是，后来人们能用一个外部的控制源来操纵机器，这在许多情况下恢复了机器的万能性。这时机器能够重新适合许多用途，而不会失去控制，因为控制机能不再取决于机器内部的专门结构了。车床能用穿孔纸带或磁带更有效地加以控制，也能迅速地使之适应与车床的大小和功率相称的每一种工作。
使机器与机器互相适应的过程也自有其重要性，和改进各台机器的控制机能同样重要。这一过程开始时是工厂里面一台台机器的布局问题，要按照操作程序部署机器，使每台机器能把生产过程中的工件移交给下一道工序。再进一步就是装上斜槽、传送机等设备，以便把工件从一台机器挪动到另一台机器。汽车工业发动机生产线上的连续自动工作机床就是此类机器最发达的一种。如果这样一套机器包括一个按工件需要而能调整机器的装置，从而更进一步减少了对直接劳动的需要，那么生产线就成为“自动的”了。但是，生产线发展到这种连续和自动的状态时，它就差不多成为单独一台机器，而不是一整套连接起来的机器。例如一架兼作印刷、折页、集拢、加封皮并装订成平装书工作的机器，外行人简直认不出它就是几台机器经过上述演变过程而连接起来的结合体。要做到这一步，只要把连接起来的机器所构成的生产系统设想为一个单独的、巨大的、结合起来的整体并重新设计就行了。照此办理，对各种机器过程的控制逐渐加强，直到这些过程在一整套连锁装置起来的机器范围内，或是在单独一台机器（它包含一整套生产过程，并在大大缩减了人力干涉的情况下进行这套过程）范围内，能够更接近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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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从其原始状态（简单固定的构架取代人的双手去操纵工具的运动）演变到现代的复杂结构（整个工艺过程从头至尾不仅用机械而且用电力、化学和其他自然力来操纵）——这一番演变可以说成是人对工具动作的控制的加强。控制这些工具的活动，使工具如同人类工作器官（包括感觉器官在内）的延长部分一样。取得这一成就，靠的是人对物质性质的认识日益加深，换句话说，靠的是合乎科学地运用自然原理的能力日益增长。对自然的研究和认识在人类文明中的首要表现是，用机器和机器体系不断加强人对劳动过程的控制。
但是，到此为止，我们所理解的人对劳动过程的控制还只是抽象的观念。这种抽象观念在机器不断发展的社会环境中必然有其具体的形态，而这种社会环境是、并且自从机器以其近代形式开始发展以来一向是这样一种环境，即人类在其中被截然划分开来了，而且在劳动过程本身方面划分得最为鲜明。人类的大多数屈从劳动过程的支配是为了那些控制劳动过程的人的需要，而不是为了“人类”本身的普遍需要。既然如此，人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所呈现的具体形态就走到它的对立面，成为劳动过程控制大多数人了。机器不是作为“人类”的仆人，而是作为由于积累了资本从而占有机器的那些人的工具而产生出来的。人用机器来控制劳动过程的能力，从资本主义的初期就被管理部门作为可以不由直接生产者而由资本所有人和资本代理人来控制生产的重要手段。因此，机器除了具有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技术职能——这是机器在任何社会制度下都具有的特征——之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还具有使工人群众不能控制他们自己的劳动的职能。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一功绩的取得，是由于利用了那些加强人类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力的科技发展所体现的人类的巨大进步。尤其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那些身受二百年资本拜物教的支配、实际上把机器当作征服人类的外来力量的人看来，这竟然是完全“合乎自然”的事情！
机器的演变过程表明人类能力扩展了，表明人类由于能从生产工具中得到范围越来越宽广、精确度越来越高的反应，而日益加强其对环境的控制力。但是，机器的本性以及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没有必要再让直接操纵机器的人具有对机器的控制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抓住了这一可能性，并加以充分利用。过去只不过是技术上可能的事物，自从工业革命以后，变成一种以自然灾害般的威力大肆进行破坏的必然的事物，尽管它并不比其他任何劳动组织形式更加“合乎自然”。在人类控制机器的能力能够转化为它的对立面之前，必须应付一系列和机器的物理性质毫不相干的特殊情况。机器必须是一支外来力量的财产，而不是生产者的财产，也不是联合生产者的财产。生产者和这支外来力量的利害关系必然是对抗性的关系。如何围绕着机器部署劳动——从设计、建造、修理和控制机器所需要的劳动到给机器进料和操纵机器所需要的劳动——这不能按照生产者凡人皆有的需要来决定，而要按照既占有机器又占有劳动力、其利益所在是要以特殊方式把机器和劳动力结合起来的那些人的特殊需要来决定。与此同时，还必须有与机器的物理演变相对应的社会演变：逐步形成一支“劳动力”来取代自主的人类劳动；这就是说，逐步形成符合这样一种社会劳动组织需要的劳动人口，在此组织中，有关机器的知识成为一部分人的专长和禁脔，别人无法染指，而劳动大众只是越来越愚昧无能，从而越来越宜于从事机器上面的苦役。这样，对大多数劳动者来说，机器的非凡的发展，不是使他们自由而是使他们成为奴隶，不是使他们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而是使他们毫无办法，不是开拓劳动的领域而是把他们限制在一些奴性工作的密不透风的圈子里，在此圈子里，看来机器是科学的体现，而工人则是微不足道的东西。但这并不是机器技术上的必然，正如食欲并不是（用安布罗斯·比尔斯的挖苦说法）“上帝经过周密思考而培养出来的用以解决劳动问题的一种本能”一样。
机器使管理部门有机会完全用机械手段来做过去打算用组织手段和纪律手段去做的事。许多机器可以按照集中起来的各项决定调节速度，得到控制，而这些控制手段可以掌握在管理部门手中，并从生产场所转移到办公室里——这些技术上可能做到的事，正像机器能成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一样，对管理部门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要做到这一步，并不一定需要在同类机器中采用发达的或是尖端的机器。装配线上使用的活动传送带尽管是极其简单的机器部件，却能妥善地满足资本在组织非用传送带就不能机械化的那种作业时的需要。传送带的速度是由管理部门掌握的，并且是由一种机械装置来决定的，这种机械装置虽然在结构上是再简单不过的，却是使管理部门能够利用劳动过程中一种必要的控制要素的装置。
为了用新近的事例来较为详细地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试以机器车间的作业为例。机器车间现在还是一切工业的基本部门，不仅因为机床在许多生产领域里起着重大作用，而且因为工业机械本身就是在机器车间里制造出来的。机器车间特别重要，还因为近来在机器控制方面有了种种技术革新；它们正在变革机器车间的生产方法，并已创建了一些控制系统，在许多不同的工业部门推广采用。对我们的讨论来说，机器车间还有一层重要性，因为我们可以从机器制造工业中看到如何利用机器来解决泰罗探讨了那么多年的有关机器车间的问题。
对管理部门来说，控制机床的问题主要是一件一件地生产或是小批生产的问题。在这方面，适用于大规模生产或连续不断流水作业的高度自动化机器体系，不会带来什么好处，因为此类机器体系体现了巨额的固定投资，这种投资必须用于大量生产才能收回其成本。据估计，美国金属加工工业全部生产的四分之三是分批生产，每批五十件或不到五十件。（10）每批的产量如此之少，就必须在万能或普通机床上制造；机器运转期短，分配到每次运转的安装车床、工件夹具和安装工具的成本必然是有限的。因此，直到最近为止，金属加工这一广阔领域一直是熟练机工的活动范围。如果说管理部门找到了如何降低劳动价格和如何控制生产这些问题的答案，那么答案就是，一方面，把机工的手艺分为若干部分，分给专门操纵车床、铣床和其他机床的工人去做，并使机器安装工作本身成为一种专长；另一方面，按照泰罗传统的管理标准，把各种操作预先规定下来。
从机械方面解决控制机器的问题，采取了数字控制*的形式。数字控制据说“很可能是亨利·福特采用了活动装配线的概念以后，在制造工艺方面取得的最有意义的新发展。”（11）这一概念仅仅应用到机床上时，就使工业发生了变革。但是数字控制的应用正推广到机床范围以外，有可能应用到多种多样的机器和手工操作上去。因此，数字控制这一概念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管理部门如何利用机器、从而如何影响了工人和劳动过程的首要例证，是值得详加考察的。
用数字控制机器的概念已经追溯到两项法国人的发明：一项是1725年法尔孔制造的用穿孔卡控制的一台针织机，另一项是1804年雅卡尔制造的用同样方法控制的一台针织和纺织机。这两台机器的原理就像自动演奏的钢琴的原理一样，后者利用一个纸辊上的孔洞来弹奏。后来又有一位美国发明家运用这一概念，他在1916年取得服装工业裁衣用的连续剪裁机的专利权。1930年又有人取得应用这一方法控制车床的专利权。但是这一概念尽管由来已久，却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真正开始得到发展和运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得到美国空军的资助，先由约翰·帕森斯公司进行，后由麻省理工学院进行，该学院于1952年提出了一台样机，这是一台在数字控制下运转的立式铣床。（12）
数字控制和其他许多控制系统在工业上广泛应用的可能性随着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电子革命而成为现实。因为电子革命给控制仪表提供了价廉而可靠的电路系统。电子革命从晶体管开始，最初只是一个换一个地以晶体管取代真空管。到六十年代初就有集成电路，把晶体管和其他元件组合在若干很小的硅晶体片上，最后把一些具有成百件既昂贵又较笨重的部件的功能的大型集成电路组合在一个集成电路块上。随着成批生产过程的产量不断上升，按电路功能单位（一个晶体管）计算的平均成本从1965年两块钱降到1971年不到三分钱。工作可靠，用制成标准尺寸的新部件取代旧部件因而修理方便，加上日益复杂的电路系统的价格越来越低，这些构成了控制工艺发生变革的基础。这种新工业技术及其广泛应用的根源必须从这个基础而不从早先的一些试验中寻找。*
到1968年为止，在工业上使用的机床中，用数字控制的机床只占百分之一，但在1968年装运的新机床中，配备了数字控制附件的新机床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从这一点可以看到此后的发展情况。如今在机器贸易展览会上展出的以及从工业杂志广告上见到的机器，绝大部分都是用数字控制的。
采用数字控制时，机器的工艺过程由另外一个部件控制，此部件接受来自两方面的指令：一方面是采取数字形式的一个外源；另一方面是采取信号形式的、在工具与工件接触时对于正在进行的工艺过程进行检验的一些监视装置。利用这种信息，控制部件发出信号，信号开动动力传动装置，控制工件、工具、冷却剂等等。
从技术观点来看，数字控制系统有几个优点。复杂的金属切削——例如用机床在金属表面削出复式曲线——如在切削过程中进行计算，切削起来，既缓慢，又费劲。使用数字控制系统，就可以比较容易地把此类工作编成代码，准确地进行切削；这是使空军感到兴趣的数字控制特点之一，因为它可以用来制造飞机生产所用的螺丝钢板和其他部件。任何一项工作，如果从机器作业中分离出来，都能很快编成代码，一旦编成代码，这项工作就再也不需要重新分析了：纸（磁）带可以归档，需要再做这项工作时，随时可以取用。金属切削过程实际上已经自动化，进行切削时，工人无需靠近机器去进行控制。概念化和计算都从机器那里分离开来，这就意味着工具本身更加经常不断地用来切削金属；同时，工具按照它的连续切削线进行切削，毫不中断，这也使这些昂贵的设备使用起来效率更高。
把金属切削过程统一在熟练机工手里是完全做得到的，而且也确实有许多可取之处，因为机工已经掌握了程序设计所需要的关于金属切削的实际知识。因此，毫无疑问，从实践的观点来看，并不存在什么东西能使数字控制下的机械过程不再是总体工匠的活动范围。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其原因自然是数字控制下的机械过程提供了机会，可借以破坏手艺从而降低从手艺分解出来的各部分劳动的价格。因此，当这种过程在工程师心目中形成的时候，进行这种过程的劳动结构同时也在这种过程的设计师心目中形成，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劳动结构本身就形成了这种设计。设备是要人操纵的，除了机器本身的成本以外，业务成本还包括按时间计算的劳动成本，这是设计机器时必须进行的计算工作的一部分。能把操作分解为若干部分，并分给工资较低的操作工人去做的设计，是管理部门和工程师所追求的设计。他们使这种设计的价值如此重大，以致在他们看来，它具有自然法则的威力，或者说科学的必然的威力。*
于是数字控制就用来将劳动过程划分给各别的操作工人去做，他们每个人受过的训练和具备的能力，以及每小时的劳动成本，都比能干的机工要低得多。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巴贝奇原理，不过这是在技术革命的背景下的巴贝奇原理。劳动过程比过去更加复杂，而工人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工人并不随着劳动过程一起提高，而是降低到劳动过程的水平以下。他们每人需要知道和理解的比过去单独干活的工人不是多些，而是少得多。熟练机工被这种革新故意弄得像吹玻璃工人或是使用摩尔斯电码报务员一样过时。一般说来，熟练机工由三种操作人员代替了。
首先是各部件的程序设计人员。把工程图上各项规格看清楚并记录到设计图纸上，这个过程和过去机工所做的基本上相同，那时，机工拿着图纸，着手去做一份工作。但是各部件程序设计人员并不需要知道机工所知道的一切：这就是说，并不需要懂得在机床上如何进行具体的金属切削。他所懂得的仅仅是列成表格和标准化了的那一点点过程，他的学问就到此为止。他学的是把这份资料弄得适宜于编成代码。
有人描写道：“设计者要模拟车间里机器作的工作。……他要极其详尽地考虑每一步骤，一切决定都预先做好，不留到机器开动以后再做。设计者决定进刀量和速度、需要的刀具，甚至诸如何时使用或不使用冷却剂这样杂七杂八的事情。重要的是，他决定进刀速度和切削应达到的深度。”（16）把工程图上的规格变成设计图表，就数字控制的大部分设备而言，只需要具备像手艺人在其学徒期内头几个月所学到的那种看懂蓝图的知识，加上基本的加减法演算知识，再加上使用机器性能的标准数据的知识。由于所用设备的类型不同以及正在设计的工作的复杂性，把工程图变为设计图表可能多少有点困难。最近的发展是，机械的规格本身都记在计算机带上，程序设计员只须说明（粗制的和精制的）那一部件，把工程图变成尺寸一览表，表上使用的只是机械车间使用的简单术语。计算机提供一个机器控制带、带上的记录的印出、一张工具表和计算出来的工作循环时间。据说这种系统把一个部件的程序设计所需要的时间从过去的四、五个小时减少到只有二、三十分钟。有一个公司为采用“十个字程序词汇”的另一种系统做广告，广告说：“车间工人能在一星期以内卓有成效地把程序设计出来。”（17）《劳工每月评论》刊载的一篇文章说，“熟练机工的职能多半已经转移给部件程序设计员。因此，熟练机工往往担任了部件程序设计员的职务。”（18）在开始时情况可能是这样，现在，部件程序设计工作越来越落到技术学院毕业生（往往是二年制初级大学毕业生）的手里，他们比机工更符合这种办公室工作的“劳动能力测验图”上的条件，特别是因为他们的工资比机工低。
第二种工作是把设计图表变为机器可读的形式——通常是用简单的编码机制成穿孔纸带。这个职位的候选人马上可以毫无异议地被选拔出来，即那种“少女”机器操作者。她们只要几天工夫就学会自己那份工作，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内就能发挥最佳效率，而且几乎只要机工工资的半数就能从很大一个后备库里雇用她们。
最后，就机床工人而言，现在有可能从他胜任工作的资格中取消经历了四分之三世纪的“合理化”之后仍然保存下来的不管什么样的技能了。过去，泰罗企图以组织手段把机床工人应该做出的决定和判断以及应该具备的知识统统抽掉，现在，机床工人肯定不再需要做出这些决定和判断，也不再需要具备这些知识了。真正的“指令卡”——莉莲·吉尔布雷思的“一件预定产品的自动产生器”——终于以程序带的形式充分显示出来。一位权威人士告诉我们说：“数字控制的机器基本上是比较容易操纵的机器。操纵这种机器的工人必须具有的技能比操纵常规机器的工人要少些，后者必须是受过训练的机工。当然，操纵数字控制的设备的工人必须了解他的设备。他必须受过应有的训练，懂得如何进行几种相当简易的规定好了的例行工作，但他并不具备熟练机工的技能。数字控制带上有相当于这些技能的信息。”（19）
受过训练的机工——哪怕是只能操纵一台机器的技艺有限的机工——和操纵数字控制的机器的工人，这二者之间的差别，不论是管理人员还是工会往往都不把实际情况充分地讲出来。为了顺利地从常规设备过渡到数字控制的设备，同时也出于社会关系方面的理由，管理人员（至少在公开场合）总是要把机工走下坡路的情况隐瞒起来；而对工会来说，夸大这种新劳动过程的“苛刻性”和“增加了的责任”，乃是工会在订合同，讲价还价时的一桩例行公事。但是从下面援引的一个答复中可以多少知道管理人员是如何看待这个差别的。这是密执安大学对于采用数字控制的公司进行调查时得到的一个答复：“培养和训练一个用常规方法和常规机器来制造部件的工人所需成本，与培养和训练一个用数字控制的机器系统来制造同样部件的工人所需成本，二者大约是十二与一之比。”（20）这就好比说，如果机工的基本训练需要四年，数字控制的机床所需要的那种操作工人只要训练四个月就行了。经验证实了这一点。*
这种控制方式以及由此而发展出来的其他控制方式，决不只限于金属切削机器；这种原理可以运用到多种工艺中去。在这一方面，锅炉车间和其他重型钢板建造业的演变是值得注意的。在这些行业中，报酬最高的工艺长期以来一直是设计的工艺。设计员把蓝图上各个部件的规格写到钢板备料上，还写下有关火焰切削或火焰剪切、冲孔或钻孔、折弯或滚扎等等的说明。有人曾经指出，设计员的一部分工作时间只是用于在他的设计图案上标出一些相隔很近的中心冲孔符号。在工作量多得足以把设计部门的任务再行分工的车间里，这一任务就从设计员那里分出来，交给“标记员”去做，后者的工资级别要低得多。然后，在五十年代，有人想出了一种方法，在制图室里把每一工件精确地画在幻灯片上，再从高高地安装在支架上的滑动放映机放映到钢板上。这时设计员本人就变成了一个标记员。他调好焦距，弄准尺寸之后，除了作出标记以外就没有别的事要做。但是，采用数字控制之后，钢板就直接放到火焰切削工作台上，切削喷灯由控制带控制，这样一来，不但设计工作取消了——或者不如说转移到办公室里——而且火焰切削工的所谓半技能也取消了。
同样，在薄钢板车间里，现在也用数字控制的机器，把金属薄板（用“步冲轮廓”刀具、多刀转台等等）切成需要的形状，不需要车间设计员、也不需要熟练的薄板工人。有个家具制造厂采用所谓斜面折叠制作法，用数字控制把塑料面纤维板制成食橱和卧室家具。纤维板要切割得使它们能够装配成完整的家具，并用“木纹塑料涂料”把它们连在一起；折叠好，胶合好，每一“件”都完整无缺。把这样一件家具装配出来只要一小时劳动，等于木工劳动时间的三分之一（我们的原始资料要求读者自己去想象这些非常新式的产品的质量和外貌）。（21）此外，还需要提一下的是，绘制工程图的过程本身也受到同样的冲击，结果有了用数字控制带来绘图的制图机。在上述各个事例中，新的装置公诸于众时，总是伴随着很多自吹自擂的说法和有慈善心的论调，说工人的劳役减轻了，费劲的工作能够舒舒服服地完成了，等等。关于各种职务如何分配及其对劳动界正在产生的影响，几乎没有人像蒂利埃在其技术著作《机器的数字控制》（1967）一书中记得那样坦率。蒂利埃是给雷诺汽车厂引进数字控制的工程师。他在书中写道：
但是，数字控制技术对于企业的组织哲学的水平还有一种可算是非常巨大的影响。它使脑力工作和执行工作相分离，正像长期以来在专用机器上进行制造使脑力工作和执行工作相分离一样。这种分离使得脑力工作和执行工作这两种职能可以在最适合高级组织的技术条件下实行，因而归根结底是最有利可图的。（22）
“脑力工作和执行工作”的这样一种分离，的确是一种“技术条件”，它最适合等级森严的组织，最适合控制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最适合谋财图利，对什么都合适，就是不适合人民的需要。然而用经济学家的语言来说，人民的需要乃是“外部事物”。这个概念从人的角度来看，绝对不可理解，但从资本家的角度来看，却极其明确，因为它完全是资产负债表以外的东西。
1．艾博特·佩森·厄谢尔（Abbott Payson Usher）：《机械发明史》（A History of Mechanical Inventions, 1929; Boston, 1959），第117－118页。
2．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第1卷，第411页。
3．厄谢尔：《机械发明史》，第116页；引用马克思的话，《资本论》，中文版，第1卷，第410页。
4．琼·伍德沃德（Joan Woodward）：《工业组织：理论与实践》（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1965），第3章，特别是第37－42页。另参见威廉·L.兹沃曼（William L. Zwerman）：《组织理论方面的新观点》（New Perspectives on Organization Theory, Westport, Conn., 1970），第5－9页。
5．罗伯特·布劳纳（Robert Blauner）：《厌倦和自由：工厂工人和他的工业》（Alienation and Freedom: The Factory Worker and His Industry, Chicago, 1964），第8页。
6．詹姆斯·R.布赖特：《自动化与管理》；《不断加强的自动化与技艺条件的关系》，载全国工业技术、自动化和经济发展委员会：《工业技术变革对就业的影响》，附录第2卷——《工业技术和美国经济》，第201－221页。
7．同上书，第210页。
8．同上书，第207页注。
9．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论机器和制造业的经济》（On the Economy of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es, London, 1832; reprint ed., New York, 1963），第54页。
10．弗兰克·林、托马斯·罗斯伯里和维克托·巴比奇（Frank Lynn, Thomas Rosberry, and Victor Babich）：《近代工业技术革新史》（"A History of Recen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载全国工业技术、自动化和经济发展委员会：《工业技术变革对就业的影响》，第88页。
11．同上书，第89页。
12．同上。
13．《商业周刊》，1972年9月9日，第93－94页。
14．亨利·R.汤（Henry R. Towne），《工厂管理》前言，载弗雷德里克·泰罗：《科学管理》，第5－6页。
15．斯潘塞·克劳（Spencer Klaw）：《新文人雅士：美国的科学生活》（The New Brahmins: Scientific Life in America, New York 1968），第192页。
16．威廉·C.莱昂（William C. Leone）：《生产自动化和数字控制》（Production Automation and Numerical Control, New York, 1967），第71－73页 。
17．计算机机械技术公司的广告，载《美国机械师》杂志，1972年11月13日，第33页。
18．劳埃德·T.奥卡罗尔（Lloyd T. O'Carroll）：《非电机械的工艺和人力》（"Technology and Manpower in Nonelectrical Machinery"），载《劳工每月评论》，1971年6月号，第61页。
19．莱昂：《生产自动化和数字控制》，第81页。
20．唐纳德·N.史密斯（Donald N. Smith）：《利润和生产率的数字控制》（"NC for Profit and Productivity"），载《美国机械师》杂志，1972年10月16日，第71页。
21．《商业周刊》，1972年9月9日，第94页。
22．《五月手册》（Cahiers du Mai），第38期（1972年11月）第15页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