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前述，科学管理普遍实施的时期是与科学技术革命的时期相一致的。也是和资本主义的结构和作用以及工人阶级的构成方面发生许多根本性变化的时期相一致的。本章将初步讨论科学管理对工人阶级的某些影响。在更充分地了解科学管理的必要条件具备之后，后面几章将再进行这种讨论。
脑力工作和体力工作的分离，在任何一级生产水平上，使对直接从事生产的工人的需要减少了，因为它剥夺了他们耗费时间的用脑力的职务，而把这些职务分配到别的地方去了。不论这种分离是否引起生产率的增加，都是如此。如果生产率也增加了，那么对生产一定产量的体力工人的需要，就会进一步减少。
概念和执行分离的必然结果是，劳动过程要在不同的两种场所并由不同的两类劳动者来进行。在一种场所进行用体力的生产过程。在另一种场所则专门搞设计、计划、计算和登记工作。在劳动过程开始之前预先想好这一过程，在工人开始实际工作之前摹想每一个工人的各种活动，规定每一种职务的职责范围和完成任务的方式及其所需时间，自始至终控制和检查正在进行中的过程，估定劳动过程每一个阶段完成时的成果——生产的所有这些方面都从车间转移到了管理部门的办公室。现在，用体力的各个生产过程，不仅是由实际操作的工人，而且也常常是由低级监督人员或多或少盲目地进行的。各个生产单位都好像一只由一个远处的头脑监视着、纠正着和控制着的手那样进行活动。
现代管理部门所采用的控制概念，要求生产中的每一活动，在管理中心都有其若干平行的活动：每一活动在整个进行过程中和完成时都必须加以设计、预先计算、试验、布置、分配任务、发命令、核对、检验和登记。其结果是，每一生产过程在实际进行之前、之中和之后都要摹写成纸面上的东西。正像人类的劳动要求劳动过程既在工人的头脑中进行也在工人的体力活动中进行一样，现在，已经从生产中转移到一个独立的地方和一个独立的集团中的劳动过程的映象，也控制着劳动过程本身。过去一个世纪中的这种发展，其新奇之处不在于手与脑的分离，概念与执行的分离，而在于它们的分离达到了极为严格的程度，而且越来越细分，以致概念尽可能集中到管理部门内或与管理部门有密切联系的人数越来越有限的集团的手里。因此，在对抗的社会关系和被隔开的劳动的背景下，手和脑不仅分离开来，而且截然分开而互相敌对了；人类手和脑的统一变成它的对立面，成为不那么带有人性的东西了。
生产的这种纸上的摹写品，这种与实际情况相符的影象，产生出许多形形色色的职业，它们的特点是它们都不是存在于物的流动中而存在于书面文件的流动中。现在，生产已一分为二，并取决于两个集团的活动。因为生产方式已被资本主义弄成这样的分裂状态，它也把劳动的两个方面分裂了开来；但两者仍然都是生产所必需的，而就在这一点上，劳动过程仍然保持统一性。
手脑分离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劳动分工方面所采取的最决定性的一个步骤。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来就有的，而在资本主义整个历史时期中，在资本主义经营管理下得到了发展。但是，生产的规模，现代公司通过资本迅速积累而能取得的资源，以及概念机构和有训练人员可以用来有系统地正式地使这种分离制度化，则只是前一世纪中发生的事。*
现代公司的庞大的工业管理和负责记录的部门，都起源于随着科学管理运动而发展起来的那些计划、估算和设计部门。这些早期的部门必得冲破那些老是记着成本的经理们的恐惧心才能得到发展，泰罗曾想用以下说法来说服这些经理：“乍一看来，设置一个计划部门，再实行一些别的革新，似乎要作大量额外的工作和花费大量额外的费用；必然会有一个问题是：厂里增加的工作效率能抵消这种支出而有余吗？可是我们必须记住，除了对单位时间的研究之外，计划部门所做的工作，几乎没有一项不是车间里早已在做的。设置一个计划部门只不过是把计划工作和其他许多脑力工作，集中到少数特别适合于其任务并熟悉其专业的人身上，而不像过去那样，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让很适于做本行工作，但对多少有些办公室工作性质的工作缺乏锻炼的高工资的机工去做。”（2）但他还加上了下列的告诫：“毫无问题，生产成本会由于尽量使计划工作和脑力工作与体力劳动相分离而降低。可是，这样做了之后，显然必须给予脑力工作人员以足够的工作，使他们老是有事做。决不能像常有的那样，让他们长时间闲着，等待他们的那种工作上门。”（3）这就是让人注意，资本主义职业的任何一部分，都免不了要使用那些最初在车间里使用的方法。
乍一看来，按照在别处想出和控制的简化了的工作来组织劳动，用来代替过去的手工业式的劳动，这对工人的技术能力具有显著的降低作用。可是，在其对整个劳动人口的影响方面，这个问题由于如下原因而更变得复杂了：第一是专业化的行政人员和技术人员的工作急剧增加，第二是生产急剧增长，第三是大批大批的人都转移到新的工业中去，而在工业过程内部则是转移到新的工作岗位上去。
在泰罗时代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中，曾树立了一个此后为人仿效的榜样。他在《工厂管理》中写道：“有许多人不赞成关于设置一个替工人和许多领班进行思考以帮助并指导每个人工作的计划部门的整个方案，其理由是，这无助于促进个人的独立性、自力更生精神和独创性。可是，那些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一定会反对现代工业的整个发展趋势。”（4）在《科学管理的原则》中他说：“现在，由于所有这些教导和细致的指示，工作对工人来说显然已十分顺手而轻便，在这时，第一个印象是，所有这一切都会使他成为一个纯粹的机械般动作的人，一个木头人。正像工人刚在这种制度下工作时常说的那样：‘唉，没有人来过问我或照管我是不能自己来思考和行动的！’可是，对所有其他现代劳动细分工，也会有这种批评和反对意见。”（5）
可是，这些反应显然不能使泰罗感到满意，特别因为它们似乎责备他所喜爱的“现代劳动细分工”。因此，他在这两本书里接着又提出了另一些论点，在《工厂管理》中其论点如下：
的确，例如，计划室和职能领班制使一个聪明的杂工或助手总有一天能够担任现在机工所做的大部分工作。这对杂工和助手不是一件好事吗？让他做较高级的工作就能发挥他的才能，使他得到较多的工资。如果同情机工，就看不到杂工的问题。可是，这种对机工的同情是不必要的，因为在新制度的帮助下，机工会升上去担任他过去所不能做的更高级的工作，而且，分职领班制或职能领班制需要有大量这一级的人，因此，那些原来将终身当个机工的人，就可以有机会上升为领班。
对具有独创性和头脑的人的需求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大；现代的劳动细分工，不但不会阻碍工人的发展，而且能使工人沿着这条线上升到较高的效率水平，即做更多的脑力工作同时又减少了单调性。例如，过去当清洁工的那种人，现在就可以在制鞋厂里做鞋子了。脏土搬运工作现在是由意大利人或匈牙利人做的。（6）
在经济成长时期，在资本通过生产而以越来越大的规模迅速积累的时期，在不断在新工业中开辟资本积累的新领域的时期，或在资本征服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方式的时期，这个论点很是得势。这时，大批大批新工人走上了与早先手工艺劳动过程比起来已经退化的工作岗位；但因为他们是来自现存的工人阶级以外，主要是来自破了产的流亡农民，他们参加了他们过去经验中所没有的一种劳动过程，因此，他们把这种工作组织看作是天生如此的。当时，为某些工人提升到计划、设计、估算或制图部门或担任领班，提供了许多机会（特别在二三代的时间以前，做这些工作的人员习惯上仍然是由车间里提拔上去的）。这样，为迅速发展的工业部门的某些工人开辟晋升之路这种短期趋势，加上越来越低的技术要求（在第一次有大批工人被投入工业、营业所和销售工作的地方，其特点是录用的技术要求越来越低），完全掩盖了不断把整个工人阶级的技术和劳动条件降低到其过去水平以下的长期趋势。这种情况继续了若干代人的时间，据以判断这种趋势的一些标准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技能”本身的意义也降低了。
虽然如此，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仍继续在一个其绝大部分劳动人口已越来越缺乏任何技能或科学知识的劳工世界中重复泰罗的论点。例如，米歇尔·克罗泽在《办公室工作人员的世界》中承认，因为办公室工作已成为一个大大扩大了职业领域，它的工资和社会地位实际上已不比工厂工作高了：“一大批没有技能的工作人员担任一系列简单而没有变化的操作。”“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所预期的这种总的发展模式，成为支持白领雇员无产阶级化这一命题的主要论据。”他的反应和泰罗的反应极其相似，所不同的只是，他不用“意大利人和匈牙利人”而喜欢用妇女来作为做任何工作都适合的那类劳动力：“如果构成这个集团大多数的是妇女，而不是一家之主的话，那白领雇员的无产阶级化就根本没有这种意义了。”（7）他解释道：
另一方面，1920年的九十万法国办公室工作人员肯定比1962年的一百九十二万白领雇员有更为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但是现在相当于1920年六十万男性雇员的约三十五万监工和二十五万资格很老的雇员的社会地位，至少与其1920年的前辈相等。至于六十五万新进入职业界的女性，在三十年之前她们都是杂工、女裁缝或女仆。不管她们的装配线工作多么郁闷、多么令人厌倦，对她们来说，它也许是一种地位的提升。
……，白领雇员和小职员的职业，整个说来，其社会地位比起仅仅五十年前他们的社会地位来，的确是大大降低了。但是我们知道，随着大批工作岗位的社会地位的下降而来的是人员补充方面的更大的分化和变革。大部分白领工作都是很少趣味、不大受人尊敬而报酬较低的工作，但它们都是由没有什么大抱负的妇女来作的。……（8）
随着工匠技艺被摧毁或日益丧失其传统内容，劳动人民和科学之间早就很脆弱的残存的纽带也几乎完全裂断。这种联系在过去主要是通过工人阶级中的手艺人或工匠而形成的，而在资本主义的早期，这种联系是很紧密的。在管理部门对科学实行垄断之前，工匠技艺是当时存在着的那种科学生产技术的主要储存库；历史记载也强调科学起源于工艺技术。埃尔顿·梅奥说：“从历史上说，我认为可以这样说，一种科学一般是作为在某一活动范围内相当成熟了的技能的一种产品而出现的。某一个人，某一个熟练工人，在短暂的沉思中想使隐含在技术本身中的一些假设成为明确的东西。……科学深深地扎根于技术之中，它只能通过一种成功的技术的实验的和系统的发展而发展。因此，各种成功的科学，其出身都是很微贱的——在明确地得到理论上和实验上的发展之前，都是小心谨慎地发展的低级技术。”（9）
工程这一职业是一种比较新的发展。在工程师出现之前，概念的和设计的职务是工匠技艺的活动领域，正像通过革新而推进工业技术的各种职务一样。贝尔纳说：“现代工程师的出现是一种新的社会现象。他与其说是旧时军事工程师的直系后裔，倒不如说是工匠技艺时代水车设计人和五金工人的直系后裔。布拉默（1748－1814）、莫兹利（1771－1831）、米尔（1806－1888）、惠特沃思（1803－1887）和伟大的乔治·斯蒂芬森（1781－1848）都是这样的人。”（10）即使稍微知道一些技术发展史的那些人，都会承认这张名单上所列各人的重要性，此外还可以加上杰姆斯·瓦特，他所从事的是数学仪器制造者的行业；塞谬尔·克朗普顿，他本人从十四岁起就是一个纺纱工人，并在没有专利权保护的情况下，甚至在他的纺纱机已普遍使用时，也还是当一个纺纱工人来谋生。此外，还有许多人。*还应指出的是，在1824年之前，对一个英国技工来说，接受国外的工作是非法的，这种限制在我们的时代简直不可思议；只要工匠仍然是生产过程技术知识的储存库，这种作法的理由是很清楚的。
手艺人在他那一行手艺的日常操作中，所依赖的只是他那个时代的技术科学知识。学徒一般要学习数学（包括代数、几何、三角），要熟悉他那一行常用的材料的特性和出处，要学习物理学和机械制图。得到良好管理的学徒都有本行的书籍和技术杂志阅读，使他们的技艺得以进步。*但是，比正规或非正规的训练更为重要的是，手艺是科学与工作之间一种日常的联系物，因为手艺人在其实际做工作时经常需要使用基本科学知识，数学，图样等等。**
这种手艺人是他们那个时代科学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通常都对和他们的工作并没有直接关系的科学和文化也很有兴趣。十九世纪中期十分兴旺的机械学会，在英国约有一千二百所，成员人数超过二十万。这些学会大部分都致力于通过讲课和图书馆来满足这种兴趣。（15）为了推进科学及其在工业上的应用而在英国设立的皇家学会，在它成为时髦的观光场所并希望保持其排外性时，也不得不把它的后门用砖砌起，不让溜进走廊的技工们入内。（16）萨谬尔·冈珀斯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住在纽约下东区人口稠密的工人区的一个卷烟工人，他也了解并体验到工人阶级的这种兴趣：
制桶工人工会每星期六晚上设有许多正规学习班和讲座，常去上课的有二千五百到三千人。任何事情都不能阻止我去参加这种星期六晚上的讲座。我热切希望得到一些知识。精神上的饥饿跟肉体上的饥饿同样难受。每星期六晚上都有极好的学者在公开集会上报告极有启发性的实验与研究成果。有时普罗克特教授告诉我们天文方面的奇事，以及关于时间、距离、光和运动等等的科学知识。在这些讲课中搜集到的一些真理，成了我的必不可少的东西，并使这个世界具有十分鼓舞人心的意义。这些讲座都是一些可贵的机会，可以从中听到科学界权威们报告他们正在做的和想的事情。我参加这种讲座和学习班达二十年之久。（17）
我们也许还对斯皮塔尔菲尔兹的英国织绸工人感到惊奇，十九世纪中期，梅休看到他们都生活在难以置信的贫困和落魄的境况中，但不久之前，在熟练的手织机织工尚未过时的时候，他们已使他们所居住的伦敦的这一地区成为科学和文化的中心：
从前，这些织工几乎是伦敦仅有的植物学家，他们对花的爱好，直到今天都是这个阶级的十分显著的特点。我们听说，若干年之前，他们都在现今大部分已盖上了房子的伦敦郊区的小花园里消磨他们的闲暇时间，并且一般都是全家人星期天在那里吃饭。不太久之前，有一个昆虫学会，而他们就是国内最勤奋的昆虫学家。这种爱好，现在虽然远没有以前那样普遍，但仍然是这个阶级的一个标志。从前曾有一个花卉栽培学会、一个历史学会和一个数学学会，都是由织绸工人维持的；消色差望远镜的著名发明者多龙德是一个织工；数学家辛普森和爱德华兹，在没有被政府请去担任伍尔威治和查塔姆的军校的数学教师之前，也都是织工。（18）
E.P.汤普森指出，这段值得注意的历史叙述也说明了约克郡和兰开夏织工的特点，“每个纺织业地区都有它的织工诗人、织工生物学家、织工数学家、织工音乐家、织工地质学家、织工植物学家。……有些北方的博物院和自然历史学会现在还保存着织工所作的关于鳞翅目昆虫的记录和搜集的标本；还有一些关于孤寂乡村里的织工的记载，说他自己学习几何学，用粉笔在石板上作图，说他们热心研究微分学。”（19）
科学管理兴起时期手艺人技艺遭到破坏，这一点工人并不是没有看到。实际上，工人对于这样一种损失，在它正在出现时比在它已经发生和新生产条件已普遍化以后，都有远为深切的感受。泰罗制在本世纪初期在工会中引起了反抗的浪潮；关于这种初期的反抗，最值得注意的是，它并不是集中在诸如秒表和动作研究等等泰罗制的外部标志上，而是集中在它的主要作法上，这种作法要剥夺工人的工艺知识和自主的控制权，使工人面临一种经过郑重考虑想出的劳动过程，在这种过程中，工人只起轮齿和杠杆的作用。我们在《国际铸工杂志》的一篇社论中读到：
工资劳动者的一笔大财产是他的手艺。我们通常把工匠技能看作是巧妙地使用一种手艺行业的工具和材料的能力。但真正的工匠技能远远不止于此。其中真正重要的因素并不是手的技巧和灵敏程度，而是储藏在工人头脑中某种东西。这种东西部分是工人从传统和经验中得到的关于这项手艺所用的工具、材料的性质和用途以及这项手艺的操作方法的详尽知识。但是比这更为重要的，是使工人能了解并克服那些经常由于工具和材料以及工作条件不断变化而产生的困难的知识。
社论接着谈到在“越来越广阔的领域内；并以越来越快的加速度”进行着的“工艺知识”与“工艺技能”的分离，并把它描写为这种分离的最危险的形式。
把所有这种分散的工艺知识集拢起来，加以系统化并把它集中在雇主的手里，然后再以详细指示的形式分发出去，使每个工人只有完成某一极琐细的工作所需要的知识。显然，这一过程把技术和知识彻底地分离开来。在完成了这个过程之后，工人就再也不是一个手艺人，而只是管理部门的一个活工具。（20）
半个世纪以来关于科学管理的评论，没有能够对这个问题提出更好的说明。*
1．J. L.和巴巴拉·哈蒙德（J. L. and Barbara Hammond）：《现代工业的兴起》（The Rise of Morden Industry, London, 1925; reprint ed., New York, 1969），第119页。
2．弗雷德里克·W.泰罗：《工厂管理》，载《科学管理》，第65－66页。
3．同上书，第121页。
4．同上书，第146页。
5．弗雷德里克·W.泰罗：《科学管理的原则》，第125页。
6．泰罗：《工厂管理》，第146－147页。
7．米歇尔·克罗泽（Michel Crozier）：《办公室工作人员的世界》（The World of the Office Worker, Chicago and London, 1971），第13－17页。
8．同上书，第18－19页。
9．埃尔顿·梅奥（Elton Mayo）：《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The Social Problem of a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Boston, 1945），第17－18页。
10．J. D.贝尔纳（J. D. Bernal）：《科学史》（Science in History, London, 1954; revised ed., 1957），第389页。
11．罗伯特·霍克西（Robert F. Hoxie）：《科学管理与劳工》（Scientific Management and Labor, New York and London, 1918），第94页。
12．全国工业技术、自动化和经济发展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chnology, Automation, and Ecomomic Progress）：《工艺变革对就业的影响》（The Employment Impact of Technological Change），附录第二卷，《工艺与美国经济》（Technology and the American Economy, Washington, D. C. 1966），第109页。
13．霍克西：《科学管理与劳工》，第134页。
14．戴维·S.兰德斯（David S. Landes）：《解脱了枷锁的普罗米修斯：1750年迄今西欧的技术变化和工业发展》，第63页。
15．参看J. H.斯图尔特·里德（J. H. Stewart Reid）：《英国工党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British Labour Party, Minneapolis, Minn., 1955），第19页；和E. J.霍布斯鲍姆（E. J. Hobsbawm）：《革命的时代》（The Age of Revolution, New York, 1962），第213－214页。
16．贝尔纳：《科学史》，第383页。
17．塞缪尔·冈珀斯（Samuel Gompers）：《七十年的生活与劳动》（Seventy Years of Life and Labor, 1925; New York, 1957），第57页。
18．亨利·梅休（Henry Mayhew），载艾琳·约和E. P.汤普森（Eileen Yeo and E. P. Thompson）合编：《不著名的梅林》（The Unknown Mayhew, New York, 1964），第105－106页。
19．E. 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New York, 1964），第291－292页。
20．霍克西：《科学管理与劳工》，第131－132页。
21．乔治·弗里德曼：《工业社会》（Industrial Society, Glencoe, Ill., 1955），第41－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