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开始在我的头脑中形成时，仅仅是作为对美国职业变化情况的一种研究。我深感兴趣的是工人阶级的结构及其变化情况。一段时间以来，从事于制造业和各有关工业部门的那部分人口——所谓产业工人阶级——在比例上显然一直在减少，即使不是绝对数字的减少，按相对数字来说无论如何是这样的。因为我不清楚这个过程的详情细节，特别是它的历史转折点，以及取代旧职业的新职业的形成过程，所以我就着手进一步去了解它们。还因为，如我很快就发现的那样，这些事情现在还没有比较全面地搞清楚，我觉得有必要对职业的变化过程作一比过去出版物中所发表的更有内容的历史叙述和分析。
我越是阅读关于职业问题的官方的与非官方的文献，我就越觉得在这方面的许多现代著作中存在着矛盾。一方面，人们强调说，现代的工作，由于科学技术革命和“自动化”，需要越来越高的教育和训练水平，一般都需要运用更多的知识和智力。然而，对工业中和办公室里的劳动条件的日益不满，似乎是同这一观点相矛盾的，因为也有人说——有时说这话的就是在另外一些时候支持第一种观点的那些人——工作已越来越细地分为一些微小的操作，以致不能使具有目前教育程度的人保持对工作的兴趣，也不能使这些人发挥他们的才能；说这些微小的操作所需要的技能和训练越来越少；说现代工作由于“无所用心”和“官僚主义化”，其趋势是使越来越多的劳动人民“感到厌倦”。概括地说，这两种观点是不容易调和的。另一方面，我也未能在大量文献中找到任何想通过详述各种职业演变情况而在互相对比之下使它们协调起来的尝试。
因此，我的兴趣便开始扩大到包括各种劳动过程在各种职业内部的演变以及劳动在各种职业之间的转移。随着这种种变化在我的头脑中逐渐清晰起来，我就去探讨工作之所以在现代不断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及其动力。尤其是，这使我把管理的演变和技术的演变，以及现代公司的演变和社会生活的演变包括在我的调查研究之中。很久以前我就觉得，我在打算研究过去百年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情况。
为一般读者说明技术和管理的发展趋势的文献主要有两种形式：报刊文章和社会科学书刊。在相当广泛的阅读这种文献的过程中，我特别感到其中对于所讨论的具体问题的叙述措辞含糊、笼统，有时有异乎寻常的错误。我觉得许多为人广泛接受的结论都不是以真实资料为根据的，不是把十分复杂的现实情况简单化了，便是完全误解了它。由于本书中所谈到的大部分问题都将对这种关于工作和劳动人民的传统描绘提出异议，我觉得我应把我的背景，就其在本书中起作用的部分，向读者作一说明。因为虽然我在这一研究著作上只花费了过去四年多的极大部分空闲时间，但我对其中讨论的许多问题，是在更早的许多年之前就开始发生兴趣的。
我开始我的劳动生活是在铜匠行业里当四年学徒，在这个行业里，我总共工作了七年之久。这七年是在一家海军造船厂里度过的，当时这类工业企业大概是持续两个世纪之久的工业革命的最完美的产物。在这两个世纪中兴起的几乎所有的机器工艺（其中有些，例如我自己的那一行，都是植根于更早的古老时代的手工工艺的）都在这样一个造船厂里密切结合在一起使用着。由于一些行业性质这样接近，并且各种劳动过程连结在一起，又因为各个行业的学徒都集中在一个每周上两次课的专业学校里学习，所以我不仅学得我本行的知识，而且也学得了大部分其他行业的具体知识。
由于我这一行业的就业机会极为有限，而且在一些新的操作法和材料取代了传统的铜匠业的操作方式之后，我所从事的行业就迅速地衰微了，这就使我在移居其他地方或调动工作时难以继续做铜匠的工作。但是因为铜匠这一行业乃是许多其他行业的工作的基础，所以我常能在诸如管道安装、钢板和工业设备等行业中找到工作。我在铁道修配厂、钢板厂，特别是两家把钢板和结构钢加工成为基础钢铁工业用的设备（包括鼓风炉）的工厂里，做这一类工作也做了七年之久。
这种关于技艺的背景，可能使一些读者在读了本书之后，作出结论说，我对古老的劳动方式的陈腐条件还怀有深厚的感情。我意识到这种可能性，但我力图不让我的任何结论根据这样一种浪漫精神来作出，同时从总的说来，我不认为这个批评是有理由的。的确，我过去乐于，现在还乐于以一个手艺工人的身份进行工作，但是因为我是在机械技术急剧变化的年代里长大的，所以我一直意识到以科学为根据的技术变革在不屈不挠地进展着；而且，在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里，在我所参加过的工匠们关于“新”与“旧”的许多次辩论中，我总是一个主张现代化的人。我当时认为，现在仍然认为，劳动过程之从以传统为根据转变到以科学为根据，这对人类的进步和使人类免于饥饿和其他穷困来说，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必需的。更重要的是，在整个那些年中，我在社会主义运动中是一个积极分子，我已经吸收了马克思主义观点，这种观点所敌视的并不是科学和技术本身，而只是把科学和技术用作造成社会各阶级之间的鸿沟并使其永存和深化的武器的那种做法。
我在那些年中不仅有机会亲自看到各种工业劳动过程的变化，而且还看到了这些劳动过程是如何重新组织的，而被有系统地剥夺了一种手艺遗产的工人又如何得不到代替这种遗产的东西。我像所有的手艺工人，甚至最不善于表达内心思想的手艺工人一样，老是忿恨这种事；当我重新阅读本书时，我感到其中不仅有一种社会的义愤感（那是我故意写出的），而且也许还有个人的受侮辱的感觉。如果确是如此，那我说，这并不是我故意写出的，但我并不认为它有什么害处。然而，我重复说一句，我希望没有人从此得出结论说，我的观点是由于缅怀一个一去不复返的时代而形成的。恰恰相反，我的关于工作的一些观点都是由于怀念一个尚未诞生的时代而形成的，在那个时代里，对工人来说，由于自觉地有目的地掌握了劳动过程而产生出来的技艺上的满足，将与科学上的奇迹和工程上的独创性结合起来；在那个时代里，每一个人都将在某种程度上从这种结合中得到好处。
在后来的几年中，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中某些最典型的办公室劳动过程开始经受急剧变化的时刻，我能得到关于它们的第一手经验。干了几年社会主义报刊工作之后，我就在书籍出版方面当了一个编辑。后来又在两家出版社当了十多年的业务管理人员。在这里，我能够了解到、事实上也能够设计出某些涉及现代销售、分配、会计和书籍出版日常工作的管理过程。而这个经验又包括从传统的办公室体系到计算机化的办公室体系的转变。我并不自认为这一背景同许多长期在大机关里工作的人的背景一样广泛，但它至少使我能相当详细而具体地了解现代办公室据以组织劳动过程的那些原则。
读者们将在适当的章节中看到，我已努力在本书中利用这一经验。我还得益于许多朋友、熟人和在公开集会上或旅行时所遇到的陌生人所进行的关于他们的工作的谈话（现在其中某些人如果偶然读到本书的话，可能会了解为什么我那时竟那样直率无礼地爱打听这类事情）。但是，虽然这种职业的和谈话的背景材料是有用的，我还必须强调说，本书中任何材料都不是依靠个人经验或个人回忆而提出的；我纳入本书的那些实际材料，几乎没有一件我不能提出出处来，使读者可以自己去核对——这是任何科学作品都应作到的。
在整个研究和编著的过程中，我曾和一些朋友讨论了那时正在我头脑中形成的一些看法，我要在这里为他们的关心和耐心向他们道谢。手稿也曾由一些朋友、熟人和关心的人们读过，我得感谢他们的一切宝贵的建议，这些建议使我对于有时是很复杂的题材表达得较清晰些，并使我免去了某些概念和表达上的错误。我要特别感谢保罗·斯威齐和哈里·马格多夫，他们提醒我注意一些我可能会忽略的线索，并建议我阅读一些我可能会漏掉的材料；但我还要加上一句话，我从他们那里得到的主要好处，也是我最深切感到的好处，乃是他们为我树立了作为企图掌握现代社会真实情况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榜样。我对那些其著作具有特别价值的作者的谢忱，俱见于本书正文以及脚注和出处注释中。本书是在马克思的精神影响下写成的，但是，读者将会看到，马克思以后的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所写的书，都没有在本书的有关劳动过程的那些章节中发生直接的作用，其所以如此的原因，我现在必须设法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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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占中心地位的是在资本控制下进行的劳动过程，副标题正确地把它称作“对资本生产的批判分析”*。这一卷是马克思对于他所能充分了解的资本主义说明了其特点的研究著作的唯一部分；在这一卷中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的诸过程是怎样在那个社会的主要动力，即资本积累的推动之下，不断地转变的。对劳动人民来说，这种转变首先表现为各工业部门的劳动过程的不断变化，其次表现为劳动在各种职业和各个工业部门之间的再分配。
马克思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完成了这一著作。在过去一个世纪中，这种动力已比马克思生前所目睹、并据以进行其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批判分析的这种动力的表现形式远为有力。然而使人惊奇的是，马克思主义者们在这方面并没有对马克思的著作增加什么新东西。无论是这整个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的世纪中生产过程的变化，或是劳动人民的职业结构和工业结构的变化，从马克思去世以来，都没有得到任何全面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像我已说过的那样，我不能把对本书的有力的精神影响归诸马克思本人以外的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根本没有一本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按照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方法来论述这个问题的后继著作。既然此事的原因必然是饶有兴趣的，我们一定要问它个究竟。
答案大概要从马克思用以完成其工作的非凡的透彻性和预见性开始。他对劳动过程及其在工厂制度中的发展，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最渊博而有系统的研究。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各种趋势有十分透彻的了解，他根据在他那个时代还很不充分的一些事例作出了十分精确的概括，因而在他完成了他的著作之后的几十年中，他的分析对劳动过程每一个特殊问题看来都是适当的，而且对于全面的生产运动也是非常正确的。因此，开始时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问题没有什么论述，可能就是由于马克思的分析的这种预见的力量。工厂制度的发展看来在每一点上都证实了马克思的看法，并使任何想再作他已作完的事情的企图成为多余。的确，二十世纪初期，商业方面、管理方面和技术方面劳动之增加，似乎破坏了马克思的两极的阶级结构，并引进了一个使问题复杂化的因素；这曾在第二国际、特别在其德国支部中引起了讨论。但是，部分因为这些趋势当时尚未充分成熟，这次讨论流产了，而且甚至在问题的实质已扩大范围的时候，没有明确的结果就烟消云散了。
当时，本世纪的一些大事情——两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资本主义经济在战后和大萧条时期的不断的崩溃和复归稳定，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主义革命——支配着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工作。占领着这个暴力舞台的前部的是垄断、军国主义、帝国主义、民族主义、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或“崩溃”趋势，革命的战略和关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种种问题。
本世纪中科学技术、劳动生产率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工人阶级通常的消费水平的不寻常的发展，正像我们屡次指出的那样，对整个工人运动具有深刻的影响。已加入工会的工人阶级，慑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规模和复杂性，同时由于生产率急剧增长所提供的好处而削弱了他们原来的革命动力，他们越来越丧失从资本家手中夺取对生产的控制权的意志和抱负，越来越把注意力转到对劳动在产品中应占份额的讨价还价上去了。这种工人运动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直接环境，而马克思主义者们在不同程度上不得不使自己适应于这个环境。
这种适应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其中有许多现在可以看作是在意识形态上非常有害的。这种马克思主义的行动哲学，不同于假期声明#，其注意力已越来越不集中于资本主义的深刻的内在性质和工人在其中所处的地位，而集中于它的各种多事之秋的事态和危机。尤其是，对生产方式的批判已让位于对作为一种分配方式的资本主义的批判。马克思主义者们感到这种劳动过程有极高的生产率，也许甚至被它所吓倒，同时又不能理解其越来越甚的科学错综复杂性，所以他们在参与工人争取改善工资、工作时间和工作条件的斗争时，往往使自己适应那种认为现代工厂是劳动过程的一种不可避免的虽然是有待改善的组织形式的看法。在社会民主党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工会和马克思主义政党都是作为密切相联的双方之一，并肩演变，一起奔向一个完全不革命的前景。
俄国革命以后，共产主义运动中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复兴了，这遏止了许多其他领域里的改良主义趋势，但在这一方面似乎只是使这种趋势恶化了。苏联共产党人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所未曾料想到的一个历史转折中，在一个刚刚算得上是资本主义的国家里掌了权，当时在那个国家里，除了少数几个工业中心之外，技术、生产、甚至有组织的和有纪律的劳动过程都是很弱的。苏联面临着奇灾大祸，除非它能够发展生产，并以有条理的社会劳动习惯代替俄国农民的根深蒂固的传统。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者对发达的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生产制度和有组织有规律的劳动过程的重视和羡慕心理比过去增高了。如果昔日的社会民主党倾向于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是一种它必须与之妥协的有巨大力量而成功的事业的话，那么共产党人也倾向于以同样的敬畏心情把它看作是它必须去学习和借鉴的榜样，而且如果苏联要赶上资本主义并为社会主义打下基础的话，它就得模仿这一榜样。
我们只要回忆一下下列事实就行了：列宁本人就曾多次催促人们研究弗雷德里克·W.泰罗的“科学管理”，以便在苏联工业中利用它。他说：泰罗制“也同资本主义其他一切进步的东西一样，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另一方面是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即按科学来分析人在劳动中的机械动作，省去多于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精确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计算和监督制等等。苏维埃共和国在这方面无论如何都要采用科学和技术上一切宝贵的成就。社会主义实现得如何，取决于我们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机构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的好坏。应该在俄国研究与传授泰罗制，有系统地试行这种制度，并且使它适应下来。”（1）实际上，苏联的工业化是模仿资本主义模式的；随着工业化的进展，工业结构丧失了它的临时的性质，同时，苏联决定采用一种仅仅在一些细节方面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组织，因此，苏联劳动人民的身上都有西方工人阶级的烙印。在此过程中，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感到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马克思以谨慎的保留态度论述的资本主义技术，和他以激烈的敌对态度论述的劳动组织和劳动管理，现在都成为相当可以接受的东西了。现在，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越来越被看作是一件从高产的资本主义结构中铲除某些“赘疣”、改进工作条件、在工厂组织上加上一个正式的“工人管理”机构、以社会主义计划工作代替资本主义的积累和分配的结构。
不管真正起作用的是一些什么因素，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锐利武器，现在由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阶级结构分析跟不上迅速的变革进程而逐渐丧失其锋芒了。现在已成为老生常谈的说法是：马克思主义只适合于给“产业无产阶级”下定义，而随着这种无产阶级的人数和社会重要性的相对缩小，马克思主义至少在这一方面已经变得“过时了”。由于这种逐渐过时的情况未经改正，马克思主义在它原来是最强的一点上变成最弱的了。
在过去十年中，左派人士对劳动过程和组织劳动过程的方法又有了兴趣。这可能有许多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西欧、美国和日本一往直前的资本积累几乎没有受到什么阻碍，这使得那些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几十年里统治着激进思想的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即将“倒台”和“崩溃”的说法，不再为激进派所重视。苏联共产党意识形态的破产，已为一种要重新研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的新马克思主义开辟了道路。特别是，六十年代中期在古巴进行的关于劳动组织的讨论，和此后不久在中国发生的文化革命，都超出了关于平均分配社会劳动产品的成见，并把在社会生产组织方面进行一场革命的思想放在重要地位。最后，六十年代激进主义者的新浪潮，由于它自己所特别关心的、在某些方面是没有前例的事情而活跃起来。由于青年、知识分子、妇女运动者、少数民族等等的不满情绪，并不是为资本主义的“崩溃”所造成的，而是为登峰造极的、或者可以说以最快最有力的步调运转着的资本主义所造成，所以反抗的集中点现在和过去有些不一样了。至少有一部分不满情绪，与其说是集中在资本主义之不能提供工作上，不如说是集中在它所提供的工作上，与其说是集中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崩溃上，不如说是集中在最“成功”的生产过程的骇人听闻的效果上。贫困、失业和匮乏的压力并未被消除——远没有消除——，而是在这些压力之外又加上了一种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不是提供更大的繁荣和更多的工作岗位所能消除的，因为这些正是首先造成这种不满情绪的东西。
技术和社会
在本书中，我们将完全讨论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过程和一般的劳动过程的发展。这马上就产生了苏联集团各国在这一分析中的地位问题。我已简要地说明了我的观点：苏联（我为方便起见，单说到苏联，虽然其特点在苏联集团的所有国家里，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在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已被推翻的一切国家里，都可以找到）的劳动组织跟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组织没有什么不同。长期研究工作剖析的法国社会学家乔治·弗里德曼在评论苏联生活的这一方面时写道：
……看来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包括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并且越来越包括共产党中国*的计划经济，都包含着这样一些大的部门，在这些部门里，技术进步已使简单化了的工作的数量大大增加了……从而引起了并且正在发展着计划工作和实际执行之间的分离，而这在我们的时代，看来是一种使一切工业社会联结在一切的共同特征，不管这些社会的人口和结构是多么不同。（2）
一个美国社会学家报告说：“我在莫斯科遇到的一些苏联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坚持说，在生产资料归工人所有的国家里，是无需研究工作是否满意的问题的。”（3）然而，在苏联有越来越多西方化了的社会学的和关于管理的文献，企图说明苏联社会从资本主义工业的实践中吸收了哪些东西。*这些被吸收的东西是无须加以说明的，因为这种叙述苏联社会情况并为它辩护的文献，虽然认为就工人“拥有”生产资料、保健和安全设施、合理的计划工作等等方面来说，苏联的做法要比资本主义的做法优越，但就劳动组织、劳动分工方面来说，并不认为这两者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
苏联的做法和传统的资本主义做法非常相似这一点，有力地支持了这样一个结论：现代工业再也没有别的组织方法了。这一结论早已得到现代社会科学的一种趋势的有力支持，这种趋势认为一切实际的事物都是必然的，一切存在着的事物都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现在的生产方式是永存的。这种看法的最完全的形式似乎是一种十足的技术决定论：把现代社会的各种特征都看作是直接从大烟囱、机器工具和计算机发生出来的。结果，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机器社会论，不仅是一种机器“决定论”，而且是一种机器专制主义。在一本由四位社会科学家（其中有克拉克·克尔）写的书里，我们读到：“任何国家的工业化都表现出许多同样的特点。各个正在工业化的国家，与其说它们像商业经济，或是农业经济，或是渔猎经济，不如说它们彼此之间非常相似，不管它们多么互不相同。……主要的特点之一是从事工业的人不可避免地和永恒地被分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5）这段话说得非常明确，让人没有丝毫怀疑。对抗的生产关系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人们用十分严谨的语言告诉我们说，是永恒的。*
对于这样一本著作来说，这里提出的问题显然是一个重要问题；但这个问题未必能够通过给它加上一些只靠崇拜现存现实而说得好像有理的结论就得到说明或解决。我觉得这个问题，只有通过一方面对技术和机器，另一方面对各种社会关系，同时对这两者在现存社会中搞在一起的方式，从历史上逐一加以具体分析，才能有效地着手去解决。这样一种分析，一开始就应好好研究，现在的劳动组织和劳动管理方式，是否可能由于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原因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并被移入苏联社会，由于苏联社会为了与那个社会所特有的性质有关的理由而加以模仿。由于认识到人类社会组织中没有什么抽象意义上的“永恒的”或“不可避免的”特点，这样一种分析应通过了解产生现代社会形式的历史演变来进行。而最重要的是，这样一种分析切不可简单地接受机器的设计者、所有者和经理人员所告诉我们的关于机器的话，而必须在工厂里和办公室里对机器和现代工业作出自己的独立的评价；否则它所创立的就不是一种社会科学而只是管理科学的一个部门。
我在这里必须用一些篇幅先讨论一下马克思关于技术与社会关系的观点，然后再谈一些关于苏联的事情。澄清一下马克思关于这一关系的观点是必要的，因为正统的社会科学，虽然它本身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具有最庸俗而肤浅的技术决定论的倾向，可是往往就在这一点上误解马克思，指责马克思犯了这种错误。
马克思在1846－1847年写了一部回答蒲鲁东的题名为《哲学的贫困》的著作，在这一最初发表的概述自己对历史和社会的看法的论文中，他写道：
经济学家蒲鲁东先生非常明白，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范围内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7）
最后这句话具有马克思最好的警句所特有的引人注目的性质和明显的历史正确性。但不幸的是，吸引了许多人注意力，使他们试图用来作为马克思对这个问题进行历史分析时所付出巨大努力的代替品的，却是它的另一种性质，即显得好像是一个现成的公式的那种性质。马克思在仅仅几页之后说到蒲鲁东时说：“而科学在他的观念里已成为某种微不足道的科学公式了；他无休止地追逐公式。”（8）虽有这样一些警告，但仍有一些人力图把马克思理解为公式的提供者，从而在他身上贴上一张“技术决定论者”的标签。
当然，马克思确实认为“生产资料”在社会演化中居于首要的地位。但这从来没有被想象为一种“使”某种生产方式自动地从某种技术中产生出来的简单而片面的决定论。这样一种决定论不符合于一般历史情况，而且对于马克思所特别关心的那段革命的转变时期，是特别无用的。显然，在那段时期里，呈现着各种不同形式的社会关系的各种社会，是在基本上同样的技术的基础上并存着。马克思对于转变问题的答案，关键在于他认为生产力在一种社会关系体系内部是发展着的，一直到生产力发展得超过了这一体系，和它发生矛盾，并冲破了它的界限。这有两种重要的含意，这两种含意都是和那种认为马克思是一个舞弄简单公式的“技术决定论者”的说法相矛盾的。一方面，这意味着，社会关系的一个时期结束时所特有的那些生产力，也就是接着来的后一时期开始时所特有的生产力；诚然，这怎么会不一样呢，因为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虽然归根到底可能会由于生产力的逐渐演变而发生，但决不会在革命的第二天就给社会提供崭新的技术。另一方面，它为生产力在一种社会制度范围内部的发展和演进作了准备，这是一切社会制度的但对资本主义特别有重大意义的特点。因此，如果蒸汽动力“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那么工业资本主义转过来“产生的是”电力、内燃机动力和原子动力。
根据这一描述，我们可以认为资本主义早期的技术和生产组织更接近于封建主义晚期的技术和生产组织，资本主义晚期的技术和生产组织更接近于社会主义早期的技术和生产组织，而资本主义早期的技术和生产组织与资本主义晚期的技术和生产组织相互之间并不那么接近。这一点当然是正确的，并且基本上证明了这一事实，即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决不是任何简单的“决定论”所能解释的。马克思几乎在他的全部历史著作中都论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虽然毫无疑问，他认为生产力在历史长河中居于首要地位，但是他大概从来没有想到过，在日常的历史分析中，这个首要地位可能被公式主义地加以利用。*
那些只根据少数分散的警句来了解马克思的历史方法的人，要想知道他怎样论述作为一种社会形式的资本与作为一种技术组织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那就得好好研究《资本论》。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在资本主义的历史的和分析的范围内，技术产生着社会关系，但它也是由资本所代表的社会关系所产生。马克思探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是从初期的工场手工业——它“除了同一资本同时雇用的工人较多以外，和行会手工业几乎没有什么区别。”（10）——一直到家庭工业，制造业的分工，机器和现代工业，以及工厂制度，在这种工厂制度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后完全建立起来，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所固有的劳动的社会形式“才取得了在技术上很明显的现实性”（11）。根据这一观点，《资本论》第一卷可以说是一部很伟大的著作，它论述了商品形式如何在适当的社会和技术的背景下，成熟成为资本的形式；以及资本的社会形式，为了自己的存在不得不进行不断积累，又如何彻底地改变了技术。*
在这一分析中，常常引用的警句中的那些条件都被颠倒了。如果说马克思对于社会形式和物质生产过程之间的这种交替作用丝毫不感到为难，而恰恰相反是应付裕如的话，这是因为——除了他的辩证法的天才之外——他从来不对历史采取一种公式主义的看法，从来不随意玩弄无遮无盖的相互关系，“一对一的关系”，也不愚蠢地打算通过极度简单化的做法来掌握历史。社会的确定性并不具备化学反应的固定性，而是一种历史过程。社会的具体而确定的形式确实是“确定的”而不是偶然的，但这是一条线一条线地把历史这块织物编织起来的那种确定性，而不是硬塞进一些外来的公式。
这些意见切合本书主题之处就在于：正像读者可能已经知道的那样，我们将要表明，我们在我们周围看到的“生产方式”，即组织和进行劳动过程的方式，是我们称为资本主义的那种社会关系的“产物”。但是，我们社会的形态，任何特定社会的形态，并不是在我们眼前立即产生那个社会的那些“法则”的一种同时发生的创造物。每个社会都是历史过程的一个瞬间，而只能作为那个过程的一部分而被人们所掌握。资本主义这种社会形式，当它存在于时间、空间、人口和历史中的时候，织出了一块由无数线条组成的织物；它的存在的诸条件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网，其中每一条件都必需以许多其他条件为先决条件。就是由于这种坚固而确实的存在，历史所产生的这个具体形式，其任何部分都不能用一些人为的假定加以改变，而不歪曲它的实际存在方式——正因为如此，它在我们看来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和“永恒的”。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在作为一块织了许多世纪才织成的织物的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说资本主义“产生了”现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同那种使我们能从一种特定技术状况“推断出”一种特定的社会组织方式的现成公式是大不相同的。
关于资本主义的这些说法，也可以用来说“社会主义”，因为按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意义来说，这种社会主义在任何地方都还没有存在过。苏联发生了革命，但这个革命是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发生的，而且在革命后的几乎全部历史中，技术和生产的进步是和放弃一些原来的革命目标结合在一起的。这种特殊的结合，需要作非常细致而具体的分析。在苏联社会中，我们看到了一个转变时期的不同寻常的形式，这个转变时期很可能持续若干世纪之久，而且毫无疑问会呈现出许多矛盾的、复杂的和过渡的形式。不论人们对苏联的工业化抱什么观点，谁也不能把它的历史，甚至它最初和最革命时期的历史，认真地看作是要用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方法来组织劳动过程的一种尝试——因而也是一种要在克拉克·克尔的永恒真理的岩石上撞得头破血流的尝试##。人们很难提出证明说，哪一届苏联领导人曾经主张说，应该在苏联历史的这一阶段进行这样一种尝试。*（这里，在苏联的和中国近来的纲领性文献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别。赫鲁晓夫嘲笑中国要把建设共产主义的工作体现在工业化过程之中的计划是试图“用锥子来喝汤”。他的俏皮话在过去一种正统的共产主义想法的范围之内是有趣的###，正统共产主义的想法是属于列宁和列宁以前的时期的想法；但他的话现在已毫无趣味，因为中国人已把他们值得注意的想法说得更明白了。）
## 原文：And thus as an attempt that came to grief on the rocks of clark kerr's eternal verities.本人这样理解：作者在说完人们不能把苏联“认真地看作是要用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方法来组织劳动过程的一种尝试”后（作者也这样看），马上转过来说，肯定这些人中有人（而非作者）认为这根本就是“要在克拉克·克尔的永恒真理的岩石上撞得头破血流的尝试”。所以他接下来说，没有任何一届苏联领导人曾有尝试的打算。——赵小明
* 斯蒂芬·A.马戈林在一篇论资本主义生产的等级制度之起源与作用的论文中说：“为了优先考虑资本积累，苏联重复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至少在男女工人和他们的工作的关系方面是如此。……苏联人自觉地有意地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现在，苏联人只逮住了‘赶上并超过美国’这只老虎的尾巴，因为，要把那个社会的劳动组织改变得像我们社会里那样，可能要经历一场革命。”（13）
### 原文：his wit was engaging within the limits of an orthodox communist conception that dates back.原译文：“他的俏皮话在一种正统的共产主义想法的范围之内是有趣的”。——左言
如果生产方式不会由于社会形式的变化而自动地立即发生变化，那么像我们在苏联看到的那种混合的结构就不足为奇了。资本主义用了几个世纪的时间来发展自己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我们在下文中将会看到，现在还在改进和发展之中。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并不像资本主义跟着盲目的有机的市场力量而成长起来那样，“自动地”成长起来，它必得在一种适当的技术基础上，由人类集体的自觉而有目的活动产生出来。这种活动不仅要克服前一生产方式的习惯条件，而且还要克服存在过各种阶级社会的几千年中的那些习惯条件，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的衰微，我们结束的不仅是一个社会形式，而且也是如马克思所说的“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14）根据这种观点来考虑，那种认为本书中所要讨论的劳动过程，只靠以苏联为例这一简单办法就可以取消其资本主义性质的想法，在我看来是最坏的一种伪科学。
无论如何，本书的目的是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过程，及其如何通过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而形成的具体情况。在这里，我不能对苏联集团的混合型社会如何模仿这种结构的具体情况进行同样的研究。后面这种研究具有其自己的很不相同的主题，而且它本身也具有巨大重要性。但是，既然这一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而不是苏维埃制度所创立的，而它在苏联只是一种反射的、模仿的和（但愿是）过渡的形式，所以研究劳动过程必须从资本主义开始。
“新工人阶级”
“工人阶级”这个词，严格地说，从来不是精确地描绘特定的某一批人，不如说是用以说明一个不断地发展着的社会过程的名词。虽然如此，但在大多数人看来，它在一个很长的时期中，代表着资本主义国家中相当确定的一部分人。但是由于发生了广泛的职业变化（这将在后面几章中加以叙述），和最近几十年来人们越来越感觉到这种变化，这个名词已丧失了它的大部分说明能力。因此，我对那些要我先给“工人阶级”这个名词下一个简明而合乎时宜的定义的读者，颇表同情。这样一个定义，如果可以容易地作出的话，对作者和读者都是有益的；但我觉得，如果一开始就努力去下这样一个定义，那结果会使问题得不到澄清，反而引起混乱。我们所处理的不是只要求填上数量的代数方程中的静态项目，而是以人口的各个部分的变化为标志的动态过程。许多这种部分在阶级定义中的地位还是比较复杂，在没有作出大量说明并把分析的准则弄明白之前，是不能贸然加以决定的。
说得稍微具体一些：我对于把工人阶级，根据其“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定义为不占有劳动手段或对劳动手段没有所有权、而必须把它的劳动力出卖给占有劳动手段的人的那个阶级，没有争论。但是在现在的情况下，当几乎所有的人都已被置于这种境地，以致这个定义包括了各种各样的职业阶层时，重要的并不是单纯的定义，而是定义的应用。在这里我只能说，我希望从这个研究中浮现出一副关于工人阶级结构的合理而有用的图画。如果读者们容许我扯得这样远的话，我想他们以后在这种说明中会明白这个过程的必要性，正像我在研究的过程中明白这一必要性那样。*
可是，为了明确起见，我要在一开始就指出，虽然我将论述工人阶级形象在上个世纪中的巨大变化，但我不能接受过去十年中由某些作者发明出来的“新工人阶级”这一武断的概念。按照这个概念，“新工人阶级”包括这样一些具有许多生产和管理方面专门知识的职业：工程师、技术人员、科学家、低级行政管理助手和专家、教师等等。这些分析家不去研究整个劳动人民，不去了解它是如何改变的，哪一部分已经增长，哪一部分已经衰微或停止增长，而是选择一部分职业作为他们分析的中心。这个做法在其实际作者看来所以不显得完全武断，是因为他们是在双重意义上使用这个“新”字：它既指那些在新近建立起来或广义上说是新的职业，也指那些在被认为比旧职业先进和“优越”的意义上说是新的职业。
根据这样一个假设进行的研究，其结果就预先包含在这个被选中的定义中了。因此，“新工人阶级”就是“受过教育的工人”，工资较高、有些特权等等。按照这些定义，体力劳动者是“老工人阶级”，不管各种职业的实际变动如何，也不管这种劳动的各种类别增加了多少。就因为这些作者受他们的定义的支配，他们看不到，例如，工程师的职业和勤杂人员的职业从本世纪开始以来有相似的增长，都是在五万到十万的水平上开始（1900年在美国），到1970年发展到一百二十五万左右。这两种职业目前都是美国最大的职业，两者都是适应工商业的发展和城市化的要求而发展起来的。那么为什么一个应看作是“新工人阶级”，而另一个就不是呢？任何研究各资本主义国家中各种职业的长期趋势的人都会明白，这一个例子决不是偶然的。这些长期趋势从一开始——如果人们一定要为某种实际上是一种连续不断的过程的东西找出一个起点的话，这个起点要回溯到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就表明，必须加以研究的是整个阶级，而不是从这个阶级中任意选择出来的一部分。
我已经把研究的范围扩大了，现在让我赶快给它定个轮廓分明的界限。我不打算讨论现代工人阶级的觉悟、组织或活动的水平。这是一本关于作为一个自在阶级而不是作为一个自为阶级的工人阶级的书。我明白，在许多读者看来，似乎我已把这一主题中最紧要的部分略去了。有些人希望用某种简捷的方法发现一种代替物，代替“蓝领工人”作为一种“社会变革力量”（借用这两个通俗的名词）。直截了当地说，我觉得这是一种想导出“科学之前的科学”的企图；我力图根据下列原理把这种成见从我头脑中驱逐出去：首先需要的是，按照资本积累过程给劳动人民造成的形象，如实地描绘工人阶级。*
我担心这种使自己只讨论“客观的”阶级内容而不谈“主观的”东西的做法，在某些沉湎于传统的社会科学的人们看来，将无可救药地损害这一研究。由于长时期的习惯和坚持的理论，在这些人看来，阶级在其主观表现之外实际上是不存在的。阶级，“地位”，“阶层”，甚至毫不理解其意义而从马克思那里取来的、近年来常讲的“厌倦”*——所有这些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来说，都是思想意识的赝象，只有当它们在作为主体的人的头脑中出现时才能加以研究。
至少有两代学究式社会学家已把这种研究方法提升为一种教条，所以很少有人感到需要证实它。这种教条要求通过填写调查表的办法来描绘出各种不同的社会阶层的外形来；这种调查表往往使填写答案的人能选择他们自己的阶级，从而使社会学家们免除了责任。调查的结果是变化无常的。例如，在盖洛普民意测验所和《幸福》杂志在1940年按照劳埃德·沃纳的概念进行的许多民意测验中，人被分为“上等”“中等”和“下等”阶级，并被进一步分成许多阶层；在这些测验中，百分之九十的绝大多数都自愿列为“中等阶级”。但当理查德·森特斯把调查表改变得包括了人们所喜欢选择的“工人阶级”时，工人阶级就突然变成了大多数答案填写者所选择的类别。（17）这里我们看到社会学家们所测验的并不是公众的意识而是他们自己的意识。然而，调查表作为测验社会现象的手段具有优越性，仍然是一种信条。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克罗泽在批评赖特·米尔斯的《白领工人》时说：
不幸的是，米尔斯的著作……并不是一种真正的调查研究。其实，使米尔斯感到兴趣的，并不是女售货员或在广告社工作的知识分子实际上可能感受到的那种疏离的感觉，而是这些人的客观疏离感。但这客观疏离感，乃是透过分析对他们施加压力的力量而重新建构出来的#。这种态度自认为比民意测验更加科学，但这仅仅在表面上是如此罢了。（18）
根据米尔斯的研究，克罗泽争辩说：“没有厌倦的社会生活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个人必然总是受他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的限制。”这是罗伯特·布劳纳的一个更直率的论点的斯文说法，布劳纳说:“一般工人是能够适应那种在知识分子看来是极为单调而沉闷的工作的。”（19）据此推论，我们看到，社会学承认现代的劳动过程的确是退化了；社会学家和管理人员都有这种先见之明，也都确信劳动过程的这种组织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这使社会学和人事管理部门都具有不分析工作的性质而分析工人的适应程度的任务。显然，对工业社会学来说，问题似乎不在于工作的退化，而只在于工人不满情绪的明显迹象。从这个观点看来，唯一重要的问题，唯一值得研究的事物，并不是工作本身，而是工人对工作的反应，而就在这一点上社会学是具有意义的。
在这些评论中，我的目的并不是否认研究工人阶级觉悟程度的重要性，因为只有通过觉悟，一个阶级才能成为历史舞台上的一个角色。我也不认为用调查表进行调查的社会学所取得的微弱成果说明工人阶级的心理是不可知的，而只是认为用以了解这种心理的这种方法是肤浅的、间接的、机械的。阶级觉悟是反应在一个阶级或一个阶级的某一部分的理解力和活动之中的那种社会内聚性。其绝对表现是一个阶级对其社会地位的一种普遍而持久的态度。其长期相对表现可以在这个阶级的缓慢变化着的传统、经验、教育和组织中找到。其短期相对表现是受环境影响、并在紧张和冲突时期往往每天随着环境而变化的各种心情和情绪的一种能动的复合体。阶级觉悟的这三种表现是互相联系的：心情的变化既来自各种阶级态度的基本贮水池，又反应这个贮水池；这个贮水池虽然可能很浅，但永远不会完全枯竭。
因此，一个阶级如果没有在某种程度上表示出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具有共同的问题、利益和前途的集团的话，就不能在社会中存在——尽管这种表示在长时期中可能是微弱的、混乱的，而且是易受其他阶级操纵的。那些了解某个集团的历史，熟悉其环境、背景和与工人阶级的其他部分的关系，并根据亲身接触和详细资料而作出判断的有经验的观察家和实际工作者，最能解释工人阶级的意见、情绪、感情和不断变化着的心情。就因为这个原因，对那些默默无闻的下层人民的心境的最敏锐的解释者往往是工会组织者、鼓动家、有经验的革命家和警局密探。虽然这些人中有一些蠢人、幻想家和别的易犯错误的人，但是这些由于他们的实践而丰富了他们的解释的活跃的有关当事人，在最好的状态下，对于不断变化的心境，往往有一种可靠的、深刻而敏锐的观察和一种预测，而且有社会学表格中所完全没有的那种分清持久的和短暂的东西的能力。可是，还得说一句，如果某些社会学家不论是作为职业锻炼的一部分还是出于必要，自己到工厂里去工作，或是如果他们有时偶尔丢开调查表而亲自去倾听工人们的意见，那他们就会建立起互相信任的关系，知道去了解社会环境，并写出可信的报告了。
七十年代中对工作的不满情绪
本书开始写作以来的几年中，对工作不满已成为所谓的“时髦题目”了。几乎每一种美国重要刊物中都有关于“蓝领的忧郁”或“白领的悲哀”的特写文章。关于这一问题，出版了一些书籍，建立了一些委员会，组织了一些会议，进行了一些试验。社会学家们抓住了这阵风头，重新解释他们的调查表的统计数字，对于昨天他们还认为小的使人宽慰的有不满情绪的工人所占的百分比，现在却感到吃惊了。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部长所选定的一个专门工作组，编写了一个题名为《美国的工作》的报告，报告认为“美国工人中有很大一部分不满意他们的劳动生活”：
结果，根据旷工、人员流动、未经工会同意的罢工、怠工、次品率和工人不愿尽力工作的情况来衡量，工人的生产率是很低的。而且，日益增多的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工作问题的增多，身心健康、家庭稳定性、社会活动和社会凝聚力，以及对社会政治的“公正”看法，都可能衰退；而吸毒、酗酒、违法和少年犯罪行为也都有所增加。
报告谈到了它所谓的“工作问题在我们社会里各部分的人身上所产生的影响”：
这里，我们发现，蓝领工人的“忧郁”是和他们对工作的不满密切相联的，白领工人的不起劲和管理人员的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也是如此。从事各种职业的许多工人都感到受到封锁，他们的活动受到限制，他们的工作缺乏发展的机会，也没有鞭策他们努力的东西。青年工人似乎也像老工人一样遵守工作制度，但有许多人是反对其工作场所的不合时代潮流的权力主义的。少数民族工人也把权力主义的工作环境看作是社会日益丧失其民主理想的证据。把工作看作是可以提高身份的一种来源的妇女们，都由于她们只能从事有损于她们自尊心的工作而感到灰心丧气。年老的美国人对工作最为不满：人们不让他们担任较有意义的工作，即使他们具有很明显的才能，而体力上也是有生产能力的。（20）
被引来作为“工人新态度”的证据的旷工和退职率，往往随着谋得工作的难易程度而不同，可能也部分地反映了六十年代末失业率的下降。但在那个时期的不满气氛中，这两者被认为是（毫无问题其中有些道理）一种迹象，说明对某些工作有了新的反感。人们引用汽车工人，特别是汽车工厂的装配线作为主要的例子，《幸福》杂志在1970年报道说：
对管理部门来说，关于工人新态度的真正令人沮丧的证据是工作表现很差。旷工率急剧增长了；事实上，在过去十年中，在通用汽车公司和福特汽车公司所属各厂里，旷工率增长了一倍，而在去年一年中增长得最快。通用汽车公司的按小时计算工资的工人中平均每天都有百分之五的工人没有说明理由而离开工作岗位。……有几天，特别是星期五和星期一，旷工率高达百分之十。迟到的现象也增加了，这使得在一班工作时间开始时——在领班勉强拼凑了人手来代替失踪的工人之后——更加难以把生产线立刻开动起来。关于产品质量低劣的怨言急剧增多了。同领班的争论更多了，关于劳动纪律和加班加点的怨言更多了，提出的申诉更多了。工人的调动也更加频繁了。去年福特厂的退职率达百分之二十五点二。……管理人员惊愕地报告说，有些装配线工人竟是这样离厂的，以致他们在当班时间中途走开了，甚至不再回厂来领取他们已做的工作的工资。（21）
克莱斯勒汽车公司设在底特律杰斐逊大街的工厂，1971年中期每天平均旷工率达百分之六，而年平均人员调动率几达百分之三十。克莱斯勒公司在1970年与工会举行谈判时报告说，在1969年内，它的几乎半数的工人在第一季度终了之前就退职了。同年，福特公司设在底特律郊区威克塞姆的装配厂，每月的退职率达百分之八，必须雇进四千八百名新工人来维持五千人的劳动力。整个汽车工业在六十年代后半期，旷工率增加了一倍，人员调动率也增加了一倍。*只是由于1971年以及其后的失业的增加，情况才稍稍稳定。（23）
通过1972年1月在俄亥俄州洛兹城发生的一次人们津津乐道的罢工，通用汽车公司让全世界看到了这个被它看作是一个试验厂的汽车工业中“最先进”和“自动化”的工厂的概貌。按照它的设计速度，洛兹城的装配线每小时能生产一百辆维加斯牌汽车，只给每个工人三十六秒钟来完成每辆车的装配工作、并为下一辆车做好准备。当前争执的问题是提高去年10月规定的操作速度的问题。公司发现的情况是，工人们不仅要求恢复去年10月以前的速度，而且许多人觉得，汽车工业总得做些事情来改变装配线工作的讨厌而重复的性质，否则工厂里就会继续有不安定的情况。熟悉这几次会议情况的一个官员说：“他们是说你总得做些事。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事，但你总得做些事。”（24）
这种说法不仅仅限于装配线，甚至也不仅限于工厂。专门工作组的报告对办公室的趋势作了以下的概括：
汽车工业是常常被用来说明令人不满的工作情况的一种工业；而装配线则是这种令人不满的情况的典型体现。但是令人吃惊的是，装配线工人和蓝领工人的不满情绪也反映在白领工人甚至管理人员的身上。在现在的办公室里，工作也被分割开来，而且也是权力主义的；今天的办公室实际上就是一个工厂。就越来越多的工作来说，除了工人衣领颜色不同之外，它们之间简直没有什么区别：计算机键控操作和文书处理系统跟汽车装配线差不多是完全一样的。
秘书、办事员和官僚们曾经由于不必过工厂里使人失去人性的枯燥生活而感到高兴。白领工作很少，它们的社会地位比蓝领工作高。但是今天，典型的美国工人是办事员而不是装配线工人，而这种职位也不提供什么声望。
在传统上，政府和工业中的低级白领工作都由中学毕业生担任。今天，越来越多的这种工作属于高等院校毕业生。但是要求高等院校毕业证书，并没有提高这种工作的声望、社会地位、工资或困难程度。例如，1969年办公室工作员的平均工资是每周一百零五美元，而蓝领生产工人是每周一百三十美元。因此，难怪《工作条件调查》发现，我国对工作最不满意的人，大部分是从事工资低、单调而琐碎的日常办公室工作的受过很好教育的青年人。这些人有不满情绪的另一些迹象，包括每年人员调动率高达百分之三十的，和1958年至1968年之间参加工会的白领工人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六。……这些不断改变的态度……也许正在影响这些工人的生产率：一些管理部门顾问对一部分有代表性的办公室工作人员进行了调查，发现他们的生产潜力只发挥了百分之五十五。其原因之一是他们对于重复性工作感到厌烦。（25）
不满情绪的显著增加有许多原因，有些与工人的特点有关——比较年轻，多上几年学，受到了新的一代的不安定情绪的“感染”——另一些则与工作本身性质的改变有关。一个记者援引了这一说法：“美国工业在某些场合过分地推行工艺技术，把工作中的技能完全抛弃了，以致达到了使人反感的地步。”他引述凯斯西部预备大学的一位工作设计顾问的话，这位顾问极其坦率地说：“我们也许设置了太多的哑巴工作，没有这么多哑巴来担当这些工作。”（26）
已经提出了各种补救办法和改革措施，有些已由有特别迫切问题的公司在一些工人小组中加以试验。其中包括扩大工作范围，丰富工作内容，或实行工作轮换制，组织工作组，协商或工人“参加管理”，集体奖金和分红，放弃装配线技术，取消生产计时钟，以及“自己的工作由自己处理”计划等。
这些办法已经成为一时的风尚，透过这种风尚，我们可以感觉到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深切关心。所以如此关心的理由是很容易明白的。西欧和美国的统治集团刚刚在自己边界内经历了一段被青年学生和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的激烈反抗吓得口呆目瞪的时期，他们必然会问自己，如果在这些之外再加上对工厂里工作条件的反抗运动，那将会发生什么事呢。这种前景所引起的害怕心理，使人们要对“工作的质量”进行讨论，其目的一方面在于弄明白工人的不满情绪是停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所特有的那种通常水平上呢，还是正越来越惊人地高涨起来；另一方面在于促进改革，以期防止不满情绪的这种增长。但正像几乎一切关于公共政策主要问题的讨论一样，这一讨论也有某种空洞而不切实际的气氛，反映出作为政治家的资本家与控制着公司企业的资本家之间有很大的不同。
工业、商业和金融业管理人员心目中的问题与学术界或新闻界心目中的问题是很不相同的。管理部门往往习惯于在一个社会对抗的环境中进行劳动过程，而且事实上，从来不熟悉不是那样的环境。公司经理们既不希望也不期待一下子改变这种情况，而只有当这种情况妨碍他们的工厂、办公室、栈房和仓库的正常运行时，才会注意到去改进它。在公司的管理部门看来，这是一个成本和管理的问题，而不是“使工作人性化”的问题。这个问题迫使他们注意，因为它以旷工、人员流动和不符合他们的打算和期望的生产率水平的形式表现出来。他们所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只有那些能降低劳动成本和改善在国内市场和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地位的解决办法。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关于丰富工作内容、扩大工作范围等等的讨论开始时是关于工厂工作的，但大部分实际应用是在办公室里进行的（据管理部门顾问和“丰富工作内容”的创始人罗伊·沃尔特斯估计，为其中的四分之三）。（27）工业设施代表投在固定设备方面的大量资金，而现在的工业劳动过程乃是一种长期发展的产物，目的在于使劳动成本降低到最低限度。相反，在办公室和服务行业的劳动过程中，最近发展起来的大量工作还没有经受像工厂中那种极端的合理化和机械化，虽然这种合理化和机械化也在进行中。由于这些原因，在办公室里，管理部门往往乐于自动地作出改组劳动过程的决定，而在工厂里，则只有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才会作出这种决定。公司管理部门认为，职工“过多”、生产率低而最需要加以改组的地方主要是在工厂以外。
在最近一个时期，办公室的合理化已在扩大工作范围和使工作人性化的旗帜下，部分地进行着。我们只要看一看例如1972年夏《华尔街日报》刊载的那份报告，就可看出这一运动带有骗人的味道：文章的标题是“工作的质量”，但内容几乎完全是一些关于在银行、保险公司和经纪人事务所中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率、减少人员的讨论。（28）在一个典型的事例中，一个银行出纳员，当他柜台上的工作清闲时，就会被派去处理例如清理收回的支票那样的日常工作。印地安纳州里奇蒙市第一国民银行在一个叫做科学管理社的咨询机构的指导下实施了这样一个计划，“仅仅第一年节省的钱就超过了费用的百分之四十左右。”该银行的从业人员从一百二十三人减少到一百零四人，而留下的人中，也有一部分被改为零工。论述“人性化”这一方面时，引用了一个工人所说的话：“没有片刻时间是沉闷的。它使工作更有兴趣了。”（29）
有些管理部门咨询机构认为研究这种“人性化”是它们的本行，硬要经理们接受它们的方案。不管它们的话说得如何好听，这些咨询机构只有一种功用：降低成本，增进“效率”，提高生产率。和管理部门交谈时，别的话是没有用处的，除非它和公众关系部门有关系。*那时，这些顾问拥有丰富的知识，知道在许多大办公室、银行、保险公司，零售业和服务行业中已得到应用的分工原则，是被如此狂热地加以实行，因而各种工作已被拆得零零碎碎，并可以部分地重新集合拢来，而无损于劳动过程的目前组织方式，同时还可以节省劳动成本。完成这种业绩的精明而讲实际的做法，同从一种到两三种经常的日常工作接二连三地进行这些可怜的“扩大工作范围”的笨拙做法，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对照。
既然现时关于工作的讨论，集中注意于资本主义社会中长期受到忽视的这一个方面，因此这一讨论必然是有益的，不管它的成果是多么微小。但是，大多数这样的讨论都是“发现”了我们社会的一个基本特点，作了肤浅的“分析”，提出了容易做到的“解决办法”，接着又把它忘却了，这次讨论和大多数这种讨论一样，也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根源。我们正在讨论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之一，这就是说，虽然大公司接受了一些微小的改进措施，但资本主义的结构和运行方式都成千倍更加迅速、更加大规模、更加广泛地再造成目前的劳动过程。
现在提出的一些改革办法，决不是什么新东西，都是在过去二三十年中已为某些大公司（例如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和某些管理理论家所喜欢使用的方法了。它们表现管理部门的一种作风，而不是工人地位的真正改变。它们的特点是装模作样地让工人“参加管理”，慷慨大方地让工人调节机器，更换电灯泡，从这一零星工作转到另一零星工作；让工人在一些固定而有限的可供选择之道中进行选择，以造成工人可以做出决定的错觉，其实这些可供选择之道是管理部门设计出来的，管理部门故意留出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让工人进行选择。人们可以把管理部门的这种作风同这样一些人所采用的销售策略很好地加以对比，这些人发现主妇们抱怨烘烤面包的配料不好，在使用这种配料时感到内疚，他们就不在配料里放蛋粉，而使顾客恢复配料里有打鲜蛋的感觉，从而造成烘焙技术高、产品有益卫生等等的印象。扩大工作范围的早期宣传者之一彼得·F.德鲁克1954年在一篇评论科学管理的文章中写道：“工作分析中设计与执行分离开来了，但不能因此就说设计者和执行者应该是两个人。工业世界并不因此就得分成两类人：少数人决定应做什么事，设计工作，规定步调、节奏和动作并命令别人去做；而多数人按照人家告诉他们的方法去做人家要他们做的事。”这是很大胆的说法，一位管理部门的顾问说这种话尤其是大胆的；可是德鲁克先生向我们提出的改变世界的建议并没有这样大胆：“……即使人类最低级的工作也得有某种计划；只是这应该是简单的计划，也不应该有太多的计划。”（31）亚当·斯密正是这样做的；马克思说，“为了防止由于分工而造成的人民群众的完全萎缩，亚当·斯密建议由国家来实行国民教育，虽然是在极小的范围内进行。”（32）
1．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选集》，中文版，第3卷，第511页。
2．乔治·弗里德曼（Georges Friedmann）:《工作的剖析》（The Anatomy of Work, London, 1961, and Glencoe，Ⅲ., 1964），前言。
3．哈罗德·L.谢泼德和尼尔·Q.赫里克（Harold L.Sheppard and Neal Q.Herrick）：《机器人都到哪里去了？七十年代工人的不满情绪》（Where Have All the Robots Gone? Worker Dissatisfaction in the' 70s, New York and London, 1972），第96页。
4．D.格威希阿尼（D. Gvishiani）：《组织与管理：对西方理论的社会学分析》（Organisation and Management: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Western Theories, Moscow, 1972），第144－146页。
5．克拉克·克尔，约翰·T.邓洛普，弗雷德里克·哈比森和查尔斯·A.迈尔斯（Clark Kerr, John T. Dunlop, Frederick Harbison, and Charles A. Myers）：《工业主义和从事工业的人》（Industrialism and Industrial Man, Cambridge Mass., 1960），第15页。
6．恩格斯：《论权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552页。
7．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108页。
8．同上书，第122页。
9．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111－112页。
10．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第1卷，第358页。
11．同上书，第464页。
12．威廉·L.兹维曼（William L. Zwerman）：《组织理论的新观点：从经验主义角度重新考虑马克思的和经典的分析》（New Perspectives on Organization Terory: An Empirical Reconsideration of the Marxian and Classical Analyses, Westport, Conn, 1970），第1页。
13．斯蒂芬·A.马格林（Stephen A. Marglin）：《领班是干什么的？资本主义生产中等级制度的起源和作用》（油印品）（What Do Bosses Do? The Origins and Functions of Hierarchy in Capitalist Production, mimeographe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1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83页。
15．伊登和塞达·保罗（Eden and Cedar Paul）：《资本论》译者前言（"Translators' Preface to Capital", London and New York, 1930），ⅩⅩⅩⅣ页。
16．艾尔福雷德·施密特（Alfred Schmidt）：《马克思的自然观》（The Concept of Nature in Marx, London, 1971），第129页、228页。
17．参看约瑟·A.卡尔（Joseph A. Kahl）：《美国的阶级结构》（The American Class Structure, Ner York, 1957），第六章。
18．米歇尔·克罗泽（Michel Crozier）：《办公室工作人员的世界》（The World of the Office Worker, Chicago and London, 1971），第27－28页。
19．罗伯特·布劳纳（Robert Blauner）：《异化和自由：工厂工人与其劳作》（Alienation and Freedom: The Factory Worker and His Industry, Chicago, 1964），第117页。
20．卫生、教育和福利部专门工作组：《美国的工作》（Work in America, Cambridge, Mass., 1973），第xvi－xvii页。
21．贾德森·古丁（Judson Gooding）：《装配线上蓝领工人的忧郁》（"Blue-Collar Blues on the Assembly Line"），见《幸福》杂志，1970年7月号第70页。
22．《纽约时报》，1972年8月23日。
23．《华尔街日报》，1971年7月16日；《纽约时报》，1972年4月2日。
24．《纽约时报》，1972年2月3日。
25．专门工作组：《美国的工作》，第38－40页。
26．《纽约时报》，1972年4月2日。
27．《华尔街日报》，1972年8月21日。
28．同上。
29．同上，1972年4月25日。
30．专门工作组：《美国的工作》，第94页。
31．彼得·F.德鲁克（Peter F. Drucker）：《管理的实施》（The Practice of Manaegement, New York, 1954），第284、296页。
32．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第1卷，4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