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马尔科姆X:期待已久的女性主义男子气概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贝尔·胡克斯 -> 《反抗的文化：拒绝表征》（1994）

17
马尔科姆X
期待已久的女性主义男子气概

　　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对马尔科姆X进行批判性研究取得的实质性成果为数不多。由于我一向对用心理分析的方法理解个人主体建构颇有兴趣，所以最近新出的一本关于马尔科姆X的书让我感到兴奋。该书力图通过对马尔科姆X的自传性材料进行批评性的阐释，来剖析这位黑人解放斗争的激进代言人和活动家的个性发展历程。正因为如此，性别问题被摆在了非常显眼的位置。
　　眼下，黑人女性和男性正面临着艰难的时刻。性别冲突比比皆是，对性别角色本质的理解也充斥着谬误。在黑人通俗文化中，黑人男性常常指责黑人女性使他们陷入困境。黑人男性男权制的体制化常常被用来当做解决我们问题的答案。所以一点也不奇怪，像马尔科姆X这样的超级文化偶像一直是很多黑人眼中真正男性气质的化身，也始终是黑人男性身份建构的一个有影响力的榜样。既然如此，对我们而言，理解他性别观点的复杂性就显得至关重要。
　　马尔科姆过去常把黑人男性面临的很多问题归咎于女性。多年后，他才开始对那种带有厌女症和性别歧视色彩的思维方式进行批判质询。布鲁斯·佩里最近推出了一本传记式作品《改变了黑色美国的人：马尔科姆传记》，书中提供了大量人们期待已久的鲜为人知的史料。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试图用心理分析的方法批判性地“阅读”马尔科姆的一生，认为马尔科姆身边的女性要为他所有可能被称之为不恰当的行为负责。尽管佩里看起来对马尔科姆在不同时期性别歧视和厌女症思想的严重程度感到很震惊，他却没有尝试把马尔科姆的这种思想和男权制的体制化联系起来，和男权制文化中司空见惯的性别思维方式联系起来、他也没有去强调马尔科姆临终前在性别问题上有进步意义的思想转变。如果强调了这种思想转变，那他就得重新考虑这本书的一个前提是否合理，即马尔科姆身边出现的那些“专横的”或对他弃之不顾的黑人女性使他产生了一种畸形的男性气质，让感情上深受打击的他难以振作，因而在与别人相处时，表现出一副盛气凌人和颐指气使的架势。
　　在某种意义上，佩里的传记试图用一种挑刺的方式突出马尔科姆的谬误、缺点以及心理障碍，从而解构马克科姆，去除笼罩在他身上的神秘光环。他尤其就马尔科姆和女性的关系问题作了一番研究和探讨，并以这些资料为基础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强调（乃至于过分强调）了这样一个观点：马尔科姆并不具备作为榜样、英雄和文化偶像所应该具备的素质。将造成马尔科姆性别歧视和厌女倾向的背景抛开不谈，使他的所作所为看起来只是由不正常的家庭关系所导致，无异于使他脱离了历史的语境，把他描写成好像仅仅只是黑人文化的产物，从而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马尔科姆作为一个个体，他的身份和自我意识，尤其是他的男性意识，同样也是占主导地位的白人至上资本主义男权制社会风气的产物。用这种狭隘的观点去分析马尔科姆的生平只能导致曲解和过分简单化。毋庸讳言，佩里没有采用女性主义的分析手法去解释马尔科姆对待女性的态度以及他对于性别关系的看法。他几乎完全没有尝试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来探讨马尔科姆的生平以及政治态度。和佩里一样，女性主义思想家太多时候也是简单地只着眼于分析影响过马尔科姆大半生思想和行动的性别歧视和厌女倾向，并以此为由否认或拒绝考虑他的政治影响力。当代社会再度关注起马尔科姆的著作和言论，这有助于营造一种批评的氛围、使我们得以从不同的立场出发重新评价他的生平及贡献。一些黑人青年男女选择马尔科姆作为自己的偶像和导师，对他在性别问题上的认识提出了疑问。在我的班上，黑人女生们想知道我们该如何将他的性别歧视及厌女倾向与他在黑人解放运动中的进步政治学说两者协调起来。
　　要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重新评价马尔科姆的生平和贡献，就绝对有必要把他牢牢地嵌入男权制这个社会语境中。我们在理解他时必须要考虑他所处的历史环境。那时，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论是专制的表现形式，侵犯行为和侮辱人格都是通过带性别歧视的男权制话语得到言说和描述。也就是说，当人们谈论美国的白人统治黑人的残酷历史时——具体表现为黑人男性的去势化——他们通常把解放等同于建立黑人男权制，等同于让黑人男性凌驾于黑人女性和儿童之上。
　　显然，马尔科姆以“伊斯兰民族”代表的身份在其激情四射的演讲中所呼唤的“男子气概”秉承了上面提到的男权制思想。马尔科姆没有直接倡导建立黑人男权制，并用这种方式来赋予黑人男性主宰黑人女性的权力，他只是谈到有必要“保护”黑人女性，从而用一种更为隐晦的方式去促成黑人男权制的建立。他宣扬一种可以被称之为“仁慈的”男权制，在这种体制下，男权制父亲/统治者会承担起关怀家人的全部责任——包括他的女人和他的孩子。在他最著名的演讲之一“选票还是子弹”中，马尔科姆用男权制的雄辩言辞宣告了黑人民族主义的信条：“黑人民族主义的政治哲学就是黑人男性应当在他自己的社群内实现对政治和政治家的控制……”显然，黑人民族主义解放运动的话语将黑人妇女置于从属地位^[1]。重要的是，我们应当注意到马尔科姆不是发表这种言论的第一人。这种言论是保守的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无论是“黑人穆斯林”还是黑人解放运动中的改良派和激进派也都以这种意识形态为基石。
　　那种意识形态不仅得到了黑人男性也得到了黑人女性的推崇。很多黑人女性加入到“伊斯兰民族”是因为她们觉得在这个组织中，黑人的女性能够得到尊重，她们也能享有在主流文化中无法得到的家长式保护和关爱。以顺从为代价换来男性的关心，代价看起来也不是那么高昂。马尔科姆曾在早期的一次公开露面中严厉指责了黑人男性，认为他们没有保护好黑人妇女和儿童，使他们免遭种族主义暴行的伤害，当时和他在一起的是著名的黑人自由战士范妮·洛乌·哈默^[2]。
　　当我听到哈默夫人，一位黑人女性——可以把她看作是我的母亲、姐妹和女儿——描述他们（白人）在密西西比对她所做的一切时，我问我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当黑人女性被殴打而我们却无能为力时，我们怎么还能够指望自己作为男性而得到尊重？不，只要我们的女人还会遭受这位女士所描述的暴行，只要我们还对此束手无策，我们就不配被当做男人并得到应有的尊重……
　　大多数与马尔科姆同时代的黑人，在社会的影响下也带着性别歧视的眼光来看待性别角色的问题。他们相信男人应当工作并养家，而女人则得留在家里、做做家务，照看孩子（今天，大多数黑人则认为男女都应当走出家门去工作）。人们时常这么理解种族主义在就业领域的表现：它意味着黑人男性往往无法成为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意味着当黑人男性失业时黑人女性通常能找到低收入的工作。伊莱贾·穆罕默德倡导的伊斯兰教向黑人妇女作出的一个承诺就是：她们在这里能找到有经济来源的丈夫。无论马尔科姆在加入“伊斯兰民族”之前性别歧视和厌女倾向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在加入这个组织之后他的这种倾向更是变本加厉。在“伊斯兰民族”这个环境下，马尔科姆在当街头混混时形成的性别歧视和厌女恐惧在加入这个组织后有了合法的意识形态根据。然而有人认为，如果黑人女性显得盛气凌人的话，不是因为她们天生“邪恶”，而是因为黑人男性自我去势，变得脆弱。所以，任何有胆量的黑人男性都可以重振男权的雄风，把那些任性的黑人女性收拾得服服帖帖。当马尔科姆还是个街头混混时，那些比男人更为精明而且能够控制男人的女人常常让他感到愤怒。
　　马尔科姆对女性的不信任感缘于他对遭去势、失去控制权以及害怕受制于他人的恐惧。的确，马尔科姆对去势一说忧心忡忡，他关心的是黑人男性能否成为自己及他人生活的主宰。在他的自传中，马尔科姆解释了穆斯林教义对性别角色本质的理解他写道：
　　男人的真正本质是强壮、女人的真正本质是柔弱。一个男人必须每时每刻都尊重他的女人，但同时他也得明白，想得到女人的尊重，就必须成为她的主人。
　　这种性别歧视思想对当代的黑人穆斯林思想仍有影响，它在沙哈扎德·阿里最近出版的畅销书《黑人男性理解黑人女性指南》中再一次得到表露。阿里声称，黑人女性“对黑人男性的不尊重是导致黑人家庭解体的直接原因”。在很多方面，这本书是对马尔科姆1956年在费城清真寺就黑人女性问题所作演讲的重新阐释。在马尔科姆还没有退出“伊斯兰民族”之前^[3]，每当谈及性别问题，他总是指责黑人女性与白人男性勾结在一起。他称黑人女性是“邪恶最具破坏力的工具”，并且坚持认为阻碍黑人境遇得到改善的就是“这些北美的邪恶的黑人女性，她们自己不想走上正道，还成为黑人男性自救的绊脚石”。布鲁斯·佩里试图表明，马尔科姆给所有女性所下的结论，来自于他本人和黑人女性打交道的经历，这几位黑人女性本身在性别或种族问题的看法上就缺乏进步意识。
　　马尔科姆的性别歧视观点没有什么值得辩解的正当理由。詹姆斯·科恩^[4]在他的《马丁和马尔科姆：美梦还是噩梦》一书中把两人作了一番比较，在谈到性别歧视的问题时，他强调两人都“在很大程度上赞同典型的美国男性眼里的妇女观”。他进一步分析说：“两人都相信女性的位置在家庭，在私人领域；而男性的天地在社会，在公共领域，他们为了女人和儿童的正义而斗争。”至关重要的是，科恩坚持认为我们不应当忽视马丁和马尔科姆支持性别歧视的做法给黑人生活带来的消极后果。
　　尽管我们这些黑人男性可以理解马丁和马尔科姆或者我们自己的性别歧视倾向，但我们绝不能原谅这种做法或为其辩护，就好像我们不知道性别歧视过去是、如今依然是非裔美国人社群所面临的一个严肃的问题。正如我们黑人不允许白人为他们的种族主义提供冠冕堂皇的理由一样，我们也不能原谅自身存在的性别歧视。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一样都是自由的敌人，我们必须揭露它种种邪恶的表现形式，这样才能将它摧毁。
　　几乎没有黑人男性对科恩的这一质疑作出反应。今天的黑人男性仍时不时地搬出马尔科姆X的说法，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性别歧视思想是合理的，黑人男性对黑人女性一贯的统治是合法的。
　　事实上，尽管后来马尔科姆在性别问题上思想有所转变，他在后期的一些演讲和访谈中就这个问题所作的评论显示出他对性别角色的思考有了进步和发展，但相比之下，他在早期的公开演讲中所鼓吹的性别歧视观点对黑人意识的影响要大得多。所以在对马尔科姆对黑人解放斗争所作的贡献进行评价时，强调这种思想的转变就显得尤为重要，不要试图用任何方式来淡化他的性别歧视思想的影响，而要尝试营造一个批评的氛围，使这些改变得到应有的探讨和重视，这样才能给那些寻求政治进步的黑人带来积极的影响。马尔科姆在他的自传中声明他个人将坚持不懈地追求变革：“我自己的一生是一部由变革构成的编年史——我始终保持思想开放，这是灵活应变的必要条件，因为任何一种对真理的智性追求都少不了这种灵活应变的能力。”考虑到马尔科姆临终前在性别问题上转向进步，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他继续活下去的话完全可以成为性别平等的倡导者。在他去世前一年的演讲中，马尔科姆建议黑人女性也应当在黑人解放运动中扮演同样重要的角色，这是对性别歧视思想的一种含蓄的质疑。如果他还活着，马尔科姆可能也会用他支持性别歧视思想时那种强硬的态度，旗帜鲜明地反戈一击。科恩在探讨马尔科姆的性别歧视问题时做出了这一颇有洞察力的评论：
　　无论马尔科姆对哪个问题持有何种观点，他总是以尽可能极端的方式来呈现它们，所以人人都会很清楚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当他发现自己在某件事上犯了错时，他也会以同样极端的方式否定之前的做法。在与“伊斯兰民族”分道扬镳，接着又游历了中东和非洲之后，马尔科姆在妇女权利的问题上来了个彻底的转变。因为从那以后，他在考虑这一问题时不仅兼顾到宗教和道德的情况，更重要的是，他也开始把动员变革社会所需要的力量当做自己的出发点。
　　通常，那些持有性别歧视观点而且视马尔科姆为文化偶像的黑人男性和女性，会避而不谈他的这些思想转变，因为这些改变对他们自己的性别歧视行为毫无裨益。
　　女性主义者对马尔科姆的生平所进行的评价工作，还没能得到关注如何界定马尔科姆精神遗产和影响力的那些人士的鼓励。如果在某个地方召开关于马尔科姆及其贡献的会议或者座谈会，马尔科姆的遗孀贝蒂·沙巴兹通常是最有代表性的女性声音。很长时期以来，一直都是性别歧视观念来审查哪些女性有资格谈论马尔科姆并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由于沙巴兹几乎从未就马尔科姆在性别问题上的进步转变发表过评论，而且她一直被视为马尔科姆精神遗产的女性代言人，所以她在封杀讨论马尔科姆性别观这件事上也脱不了干系。显而易见，在他们实际的婚姻生活中，马尔科姆扮演的是慈爱的家长这一角色。这一点沙巴兹在其文章《作为丈夫和父亲的马尔科姆X》一文中有所提及。然而，单纯地把沙巴兹看做马尔科姆性别歧视做法的牺牲品又失之片面。她本身也有性别歧视思想。她同样完全相信“伊斯兰民族”所表述和倡导的那种关于性别角色问题的思维方式。尽管沙巴兹与“伊斯兰民族”决裂过，但是在她的采访和谈话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在性别问题的看法上有过大幅度的转变，或者她用任何方式倡导过女性主义。
　　虽然沙巴兹试图在丈夫去世后建构一个自主的身份和独立的存在，但是她自始至终认为，作为马尔科姆的遗孀，她有权（根据男权制）作为其丈夫主要和真正的代言人，让全世界都了解关于马尔科姆X这个男人的一切。在法律上，她是马尔科姆所有财产的监护人。然而，如果像某些报道所指出的那样，她和马尔科姆曾彼此疏远（也许甚至到了快要离婚的地步），那么尽管马尔科姆始终占据着家庭中的男权统治地位，他也很有可能在性别问题上的看法比他妻子进步得多。沙巴兹当然不愿意披露两人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因为这会导致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她是否还能继续作为马尔科姆、作为这个男人的代言人？
　　总之，任何一个女性主义者在评价马尔科姆的生平及贡献时，可能都得承认：考虑到两人家庭生活中存在的性别政治，沙巴兹不可能就马尔科姆在女性问题上的观点转变给出多少解释，而且如果她本人的观点的确不是特别进步或者具有女性主义倾向的话，那么对于马尔科姆思想上的变化她真的无从谈起。坦白地说，沙巴兹也许会倡导在工作领域实行男女平等，但她认为没有必要号召女人和男人一起旗帜鲜明地抵抗生活各个方面的性别歧视和性别压迫。她还没有公开表明过要转而接受女性主义政治，或是接受那种能让她在理论上对马尔科姆的进步改变（而且也包括对任何人在性别问题上的进步观点）拥有发言权的女性主义思想。然而仅仅因为她是马尔科姆的妻子这个事实，很多想要以马尔科姆的一生和贡献为学习榜样的黑人就把她当做了偶像。如果贝蒂·沙巴兹的做法使马尔科姆在性别问题上的进步思想改变显得无足轻重，那么她就成了那些有意无视和排斥这些改变的人的同谋者。
　　很多有机会见到沙巴兹本人的年轻一辈黑人女性（也包括我）都对她心怀敬意，钦佩她在自己和孩子因马尔科姆的政治选择和去世而陷人逆境时所表现出来的坚韧，也赞赏她努力打造一个与众不同的独立身份的那种做法。不过，这种钦佩之情并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大多数沙巴兹和男人们一起出现的公共场合，她都表现出性别歧视的立场（也就是说，她会认真倾听男性就马尔科姆的贡献所作的发言，而忽视或尽力贬低女性发言者的阐释）。尽管贝蒂·沙巴兹通常是支持女性的，但她对女性权利的问题没有表现出持久的关注。当然，她有权利决定自己的政治取向。不过，我在这里想要点明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沙巴兹对马尔科姆在性别问题上的思想转变能表现得更为直接，如果她能更为坦率地道出屈从于他在家庭生活中的性别专制有多么不易，如果她真的能说出让她自己感到“痛苦”的事（假如存在的话），也就是马尔科姆活着时没能让她体验到他在性别问题上进步的思想转变带给她的好处，那么我们本可以对马尔科姆在性别问题上不断发展变化的批评意识有一个更深入全面的了解。
　　佩里在为马尔科姆写的传记中，试图把他塑造成一个有性别歧视倾向的“施虐者”，所以他的妻子在某种程度上因为他的去世而得到了解放。
　　摆脱了马尔科姆的控制，贝蒂，这个因丈夫的遇刺而突然成了国家级知名人物的女人，活出了自己的精彩。和路易斯·利特尔（Louise Little）一样，她坚持认为和她有过7年婚姻的已故丈夫一直是个好人。她重返校园，拿到了博士学位，凭借自身的努力登上了公共舞台。她曾不无自豪地告诉一名记者：“我不仅仅是马尔科姆的遗孀。”在访谈中，她谈到了那些对女性施虐的男性并且指出，这种虐待心理的根源在于这些男性在童年时期与母亲或姐妹之间有过不愉快的关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佩里以沙巴兹为例来为自己的性别歧视做法开脱，也为自己对马尔科姆的批评式解读寻求支持。他批判马尔科姆的性别歧视思想，自己却同样从这一立场出发，认为男性的身份是在女性（比如母亲和姐妹）行为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的，他对马尔科姆的解读也因此而失之偏颇。沙巴兹的评论证实了这种对童年时期影响力的阐释带有性别歧视色彩。但是如何看待社会以及父亲和其他男性在构建马尔科姆对待女性的态度和行为中所起的作用？为什么佩里和沙巴兹两人都否认男权的影响，而只一厢情愿地把一切都归咎到母亲或女性的头上？
　　这看起来很滑稽，既然沙巴兹拒绝与佩里谈论马尔科姆，这就意味着她没有把他当做有资格解读马尔科姆生平和贡献的代言人。但是和佩里一样，她也没有从非性别歧视的观点对性别问题提出充分的质询。如果沙巴兹不能先对自己的性别歧视思想打个问号，她自然也就可能无法对马尔科姆带有性别歧视色彩的存在和习惯提出公开质疑。她可能不愿意公开探讨他的性别歧视作风，或是讨论这一事实：他态度上的转变也许并没有在他个人生活中有所体现。同样，对于马尔科姆对待女性的态度以及他在性别问题上的看法，马尔科姆的女儿们大概也难以对其进行公开的批评或自省，因为可能唯一残留在她们记忆中的那段时期，是马尔科姆充满慈爱的男权形象最为鲜明的那段时期，那时的他很少和家人们呆在一起。我们只能希望，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能在认清我们文化偶像消极面的同时，对他们所做出的个人的以及政治上的贡献仍致以深切的敬意，如果整个黑人群体都能完全接受这种做法的话，那么凡是熟知马尔科姆的人在谈及他的时候，都会更为直率和坦诚。到那时，沙巴兹也可以在批评黑人男性的统治时更为开诚布公了。
　　尽管马尔科姆有性别歧视思想，他还是帮助沙巴兹提高了自己的政治觉悟。沙巴兹曾接受过《显现》^[5]杂志1990年2月号的采访，采访的主题是“25年后缅怀马尔科姆”。沙巴兹坦承，与马尔科姆这个男人的婚姻关系使她走上了政治道路。
　　他使我的思想观念变得更开放。我还是小女孩时，出身在密歇根州底特律市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只有年迈的双亲，没有兄弟姐妹，我最初非常懵懂。马尔科姆教会我用广阔的视角看待问题——这拓宽了我的视野。……我想（如果没有遇见并嫁给马尔科姆），我可能仍然还是一个卫理公会派教徒，只关心我自己生活的社区，而对世界这个大社区则漠不关心。
　　值得注意的是，沙巴兹的这段话表明，性别歧视的思想并没有阻止她以马尔科姆为榜样，学会从政治的角度思考问题和采取行动。安吉拉·戴维斯也谈到了马尔科姆对她的社会和政治思想以及激进态度的形成和发展所起的作用。我自己也曾多次强调，马尔科姆的文章对我在政治方面的成长至关重要。对我们中的许多人而言，他对内化了的种族主义毫不含糊地批判，以及他对激进反抗义无反顾地支持，是一种改造我们的意识和存在习惯的政治干预手段。他的性别歧视的思想并没有成为一种障碍，变革已经成为现实。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马尔科姆与伊莱贾·穆罕默德这个男权制父亲的化身的决裂才给予他一定的社会空间，促使他在性别问题上发生思想转变。尽管他与贝蒂（她并不赞同对女性行为进行带有性别歧视色彩的僵化表述）的关系已经使他从个人生活上对厌女症的观点作一番重新思考，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他首先必须得“反叛”（disloyal）（用阿德里安娜·里奇的话来说）男权制，^[6]然后才可能换一种思路去认识女性，去了解女性在抵抗斗争中的角色以及女性运动的潜力。当代思想家们试图再次把他当做偶像放入他曾经英勇反抗过的男权语境，这对他无疑是一种极大的误读。马尔科姆对男权制的抵抗有事实为证：他与“伊斯兰民族”的决裂，他对自己在家庭事务中扮演角色的自我批评，以及他对待性别问题时思想上的进步转变。这些都表明他不再赞成下面这一性别歧视观点，即黑人男性的领导权在黑人解放运动中至关重要。
　　马尔科姆在遇害前不久，同样也是在范妮·洛乌·哈默的陪同下，发表了他在性别问题上最有影响的一次宣言。在奥杜邦演讲厅的这次演讲中，马尔科姆称哈默为“这个国家最杰出的自由斗士之一”，他宣称：“为自由而战，你不必身为男性。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成为一个有头脑的人。一个有头脑的人自然会极其渴望自由，而为了获得那种自由，你愿赴汤蹈火，使尽千方百计。”在这段演讲中，马尔科姆显然对自己和其他一些人认为黑人男性在反抗斗争中拥有特权的想法作了重新思考并提出了质疑。导致马尔科姆在女性问题上转变态度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在他与“伊斯兰民族”决裂后，黑人女性给予了他极大的支持；更为重要的是，他逐渐意识到，在很多激进和保守的黑人组织中，往往是黑人女性在发挥核心作用。
　　出于策略考虑，马尔科姆不得不在与“伊斯兰民族”决裂后培养一批摆脱前者影响的支持者。他已经更为明确地意识到女性能在领导抵抗运动时发挥巨大作用，意识到他将会需要女性同伴的支持，因此马尔科姆在思想上的这种转变便不足为奇。而且重要的是，马尔科姆与男权制、与以男权制为架构的“伊斯兰民族”决裂，以及他对任何社会及政治组织中等级制度地位进行的批判性思考，这两者要联系起来。在他去世前一个月，《纽约时报》曾引用了马尔科姆的这样一段话：“我感到自己曾一度有点昏头昏脑，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我觉得自己现在的所思所言才属于我自己。此前我所做的一切受制于伊莱贾·穆罕默德。现在我用自己的大脑思考。”不妨假设，这种自我批评促成了他在性别问题上的批判性质询。马尔科姆的这种重新思考正是佩里在传记中所不愿承认的，也不愿把它解释为一种绝佳的政治转向。佩里用他在书中大多数时候所采用的那种傲慢语气，对马尔科姆与沙巴兹的关系做了这样一番描述：
　　马尔科姆的婚姻不见得比其他公众人物好多少，公众人物会出于对大众的爱而牺牲自己私人的幸福。这段婚姻最终几乎解体，表面上是为了钱。但原因不只如此。马尔科姆不曾从母亲和埃拉（他的姐姐）那里得到过温暖和精神上的支持，于是他用同样冷漠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妻子。他曾落入别人的掌控，又以同样的方式来主宰妻子。他过去所受到的专制导致了他的大男子行为方式。
　　这个例子恰如其分地显示出佩里用他自己的性别歧视观点和做法给马尔科姆下定义，从心理层面曲解马尔科姆的企图。他拒绝承认马尔科姆在性别问题上发生的深刻转变，甚至不愿承认马尔科姆在家庭关系上所作的反思，因为一旦承认，他对马尔科姆的批评也就土崩瓦解了。这些变化表明，我们也许有理由认为，马尔科姆与其母亲和姐姐的失和加深了他对所有女性，尤其是黑人女性的性别歧视，但我们同样也可以这样说，当他开始与女性建立起新的关系以取代这些不和谐的亲属关系时，他就开始了一种自我发现，并因此而能够换一种眼光来审视女性。在与范妮·洛乌·哈默以及雪莉·格雷厄姆·杜波伊斯（Shirley Graham Dubois）这些睿智而有影响力的黑人女领袖合作共事的过程中，马尔科姆深受影响。考虑到他的很多厌恶女性的观点所针对的一直是女性身体和女性的性别，我们很有必要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马尔科姆在后期的一些演讲中，强调黑人女性的智慧和勤奋，试图以此来为黑人女性正名。因此他会坚定地声明：“我为女性所做出的贡献感到骄傲。我赞成给她们提供一切活动的空间。她们的贡献比很多男性所做出的还要大。”
　　有很多文献能够证明马尔科姆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上的这种进步转变。显而易见，他相信女性应当在抵抗斗争中占有一席之地（与男性占有同等地位）；他认为女性的贡献不应被抹杀；他也赞同女性应当享有同等的受教育机会。不过鲜有资料表明，他如何看待这些转变可能给家庭生活中的性别角色带来什么影响。虽然我们可以推测，马尔科姆本来也许会在性别问题上逐渐形成批评的意识，从而使他能够听取并借鉴黑人妇女所主张的女性主义思想，他本来或许可以成为这一运动的代言人，一个有影响力的盟友，但这一切都只是推测——仅此而已。尽管如此，对于他政治生涯晚期在性别问题上的意识转变所具有的意义，我们不应当轻描淡写。
　　今天，有些人一方面宣称马尔科姆是伟大的导师和领路人，一方面却不愿承认他在思想上的这些转变，其所作所为会给马尔科姆的名誉及其政治思想造成极大的伤害。性别歧视、性别压迫以及它最为阴险的表现方式——男性统治——仍然在危害着黑人解放运动，仍然在阻碍着黑人家庭生活中积极因素发挥作用，使能够让人休养生机、产生抵抗的家庭关系陷于瘫痪。因而，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培养大众的批评意识，使他们了解马尔科姆在性别问题上的思想转变。马尔科姆抛弃了原本的性别歧视和厌女立场，转而致力于追求性别平等，这种变化力量无穷。这足以成为当今很多男性，尤其是黑人男性效仿的榜样。仅仅把马尔科姆看成是一个皮条客和虐妻者，一个曾经利用和剥削过女性的人，这是对他真实面貌的歪曲，这种歪曲等于是在对马尔科姆进行残害。女性主义思想家不能一面要求男性改变，而当他们真的重新思考性别歧视问题并以实际行动作出改变时，却拒绝给予充分肯定和认可。
　　即使马尔科姆从未正视和改变过自己的性别歧视思想，他战斗的一生及杰出的贡献仍然值得我们去研究和借鉴，他仍然是重要的政治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然而，需要一再指出的是，他的确已经开始批评和改变自己的性别歧视思想，他确实转变了自己的意识。
　　当我听到马尔科姆在演讲中敦促我们“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去夺取自由时，我认为他不是在鼓励我们使用男性惯用的暴力手段，而是号召我们去思考，去解放思想，去采用策略和方法，使自己得以借助各种手段和武器去争取解放。我喜欢想起他在回应范妮·洛乌·哈默时的演讲，我们既然选择了为自由而战，就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我喜欢在给一位黑人男性写情书探讨我们该如何相互对待时提及马尔科姆的名字和他的名言，提到他所倡导的那种存在于黑人之间的救赎式的爱，并回忆起他曾对我们说过的那些话：
　　没有必要去改变白人的想法。我们必须改变的是我们自己的思想……我们必须改变我们对彼此的看法。我们必须用新的眼光审视彼此。我们应当视彼此为兄弟姐妹。我们要满怀热情地走到一起……
　　若要实现马尔科姆所呼唤的这种和谐局面，只有一个前提：女性主义在重新焕发的黑人解放斗争中拥有一席之地，铲除性别歧视被视为这场斗争的关键所在，被视为建立一个充满关爱的社会的关键所在。在这样一个人们能够和睦相处而且彼此相互联系的社会，面对彼此的黑人女性和男性是朋友而非敌人，我们心连心，肩并肩，为共同的胜利而欢喜。

^[1] 该讲话的原文是“black man”，既可泛指“黑人”，也可专指“黑人男性”。马尔科姆的原意估计是“黑人”，但显然他并没有刻意把黑人女性包括进来。

^[2] 范妮·洛乌·哈默（Fannie Lou Hamer，1917—1977）：美国黑人知名女政治家、民权活动家，曾担任过密西西比自由民主党副主席，为黑人权利奋斗了一生。

^[3] 马尔科姆X担任过黑人伊斯兰教阿訇和“伊斯兰民族”代言人。后来他和“伊斯兰民族”关系紧张，导致1964年脱离该组织。马尔科姆X被刺杀后，“伊斯兰民族”的三位成员被宣判有罪。

^[4] 詹姆斯·哈尔·科恩（James Hal Cone、1938—）：信奉“黑人解放神学”的著名美国神学家。他1969年出版的《黑人神学和黑人权力》（Black Theology and Black Power）一书为黑人解放神学建立了神学基础。他认为上帝必须认同“黑性”（blackness）。“黑”与“白”在这里指的不是肤色，而是其在社会文化层面的象征意义，“黑”代表被压迫者，“白”代表压迫者。胡克斯在这里所提到的科恩的代表作英文全名应该是：Martin and Malcolm and America：A Dream or a Nightmare，胡克斯在书中有所遗漏，写成了：Martin and Malcolm：A Dream or A Nightmare。

^[5] 《显现》杂志（Emerge），黑人杂志，总部设在华盛顿，主要刊登关于黑人文化与政治的激进文章，已于2000年停刊。

^[6] “disloyal”一词可能是借用阿德里安娜·里奇1979年发表的《论谎言、秘密和沉默》（On Lies，Secrets and Silence）中一篇文章的标题《对文明的不忠》（“Disloyal to Civil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