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贝尔·胡克斯 -> 《反抗的文化：拒绝表征》（1994）
前言
文化革命的心跳
从我回归小镇生活那一刻起，孩子们就再次进入了我的日常生活。我在一个严格实行种族隔离的南方城镇出生、长大。离开家乡以前，我无法想象那种没有孩子一直伴随左右的生活。我是单身，没有孩子，但在那个世界里这并不意味着我没有机会与孩子们为伴。身处贫穷工人阶级黑人文化中，生活在大家庭大社区里，不跟孩子交谈，不了解孩子，不热爱孩子，这样的人在别人眼里可能是另类。我离开家乡后，进入以白人学生为主的大学上本科和研究生，在职场的阶梯每往上爬一步，比如拿到终身教职，获得今天的杰出教授头衔，都让我离孩子们的生活越来越远。
在以白人为主的资产阶级学术社会关系中，孩子往往被视为“私有财产”，人们很少有机会形成亲密热情、能跨越代沟并且不是以家庭为基础的友谊。然而，六年前我搬到了一个小镇，租了一座宽敞的老屋，老屋里有很多蝙蝠，还带一个小小的卫生间（在厨房外面，没有门），这时，孩子们又回到了我的生活。我做了一扇颜色鲜红的门，通向一间小屋。这间小屋天花板很低，对小孩子来说是再美不过了。这消息不知怎么在附近传开了。孩子们一步步爬上门廊，要看那扇门。于是有一天不知怎么我跟两个黑人小女孩一起坐在客厅，谈论教书写书，给她们讲文化批评。
开始时我很难解释文化研究是什么意思，文化批评实践该怎么做。但是，雅各布·劳伦斯[1]的《恋人》这幅画让我豁然开朗。这幅画挂在墙上，前面是一把红色摇椅，我们都面墙而坐。我的两位新来的小女友们已经让我知道，她们认为我“对红色情有独钟”。郑明哈[2]在那本令人激动的关于表征的书《盈盈红月亮》中，解释了红色的诱惑：“红色是一种主观感很强的颜色，既无拘无束又广袤深沉。在生理上和心理上它既能表示封闭，又能表示开放。它既指向个人内心无拘无束的旅程，也指向外部世界燃烧、不定的战争。几百年来，它一直都是革命的徽章。”我的确告诉这些女孩，“我喜欢红色，因为红色很革命”。这个评论让她们哈哈大笑。
我们从红色开始谈论文化研究，谈论红色在黑人生活中的意思。她们已经知道红色是象征诱惑和欲望的颜色。我们谈到劳伦斯的那幅画，她们真正观看那幅画——很认真很认真地看时，能够看到什么。我们谈论看到的每一个最喜欢的细节，恋人们如何坐在沙发上，录音机放在旁边，他们看起来像在跳舞，但实际上却是坐着的。我们试着模仿他们。我们谈论他们墨玉般黑色的身躯，还有他们旁边那张红艳艳的桌子。她们已经知道色系，知道深黑色会减弱对别人的吸引力。将这些点点滴滴联系起来，我们发现了一种理解雅各布·劳伦斯的方式，一种理解黑人生活中欲望与激情的方式。我们进行了文化批评实践，通过日常生活体会到学习的乐趣和精彩，运用已经掌握的知识来探索更多知识，并且体会其中的乐趣和精彩。
将书本和研究中学到的东西与日常生活中的批判与思考融合在一起，这就是理论联系实践，也是我文化研究工作的全部。为了激发生活热情，为了解放思想，挑战种族歧视、性别歧视、阶级精英等各种统治方式，我热切地关注批判意识的培养，不断寻求思考、教育和写作的方式。我刚开始在耶鲁大学做英语和黑人研究助理教授时，那里强调专业和阶段的传统教学方式让我感到极受限制。我做研究生时做跨学科研究，很多人对这样的做法表示怀疑，觉得不合情理。我要一边忙着写关于黑人妇女和女性主义的论文，一边还要学习中世纪文学。这让许多人觉得可怕。随着我在学术金字塔上越往上走，跨越界线似乎就越艰难。每个权威人士似乎都想让我们呆在一个地方不要挪动。当那种越界跟左翼政治的进步责任感相连时，当我想要自己写出的东西能被学术界以外的世界接受时，我越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激进的圈外人，一个只有位于边缘才觉得自在的人——在女性研究和黑人研究中，跨学科研究才受到鼓励和肯定。
当白人男性学术界“发现了”文化研究时，一切都改变了。忽然间，许多曾经非法的东西风靡一时。我所做的工作具有兼收并蓄、跨学科的特点，并且受到革命政治理想的激发。这些工作终于有了容身之地，有了另外一个家。它与英国黑人批评家斯图尔特·霍尔[3]提出的文化研究框架相吻合。霍尔宣称：“我们现在的生活和我们所居住的社会从本质上来讲是反人性的。文化研究要做的工作就是调动一切可能的学术资源去理解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文化研究不仅是我找到的一个可供我自由穿越的领域，它还是一个可以供学生充满激情地进入学习过程的地方，那种过程深深根植于学习和培养批判意识，学生在那里能获得认同，能融入进去，能将教室里学到的知识与教室以外的生活联系起来。
理论联系实践是我经常采用的教学方法，它给了我的教学灵感和动力。能通过拓展界线、转换位置而获得知识，并在一个大家都接受的框架内共享这些知识，是件大快人心的事。在《界线之间：教学与文化研究政治》一书的前言中，亨利·吉鲁[4]和彼得·麦克拉伦[5]强调：“为了肯定和展示教学实践，文化研究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些教学实践创造了新语言，打破了学科界线，去除了权威中心，并对体制和话语的接壤地带进行了重写。在那个接壤地带，政治成为重新诉求主体、权力与斗争之间关系的条件。”在课堂上，文化批评是一种激发学生兴趣的学习方法，能让学生跨越种族、阶级、性别、性行为以及许多其他“差异”，使自己深入进去。当批评的焦点转向大众文化时，文化批评更加令人兴奋。我在学术圈以外运用同样的教学方法，发现来自各行各业的寻常百姓热切地想与他人交流对大众文化的看法，批判地谈论大众文化。文化研究跟黑人研究和妇女研究类似。它肯定跨学科研究，证明教育在政治上不是中立的。但文化研究也有不同的地方，它肯定了我们作为学者，有权力与责任对大众文化进行严肃的研究。批判性地谈论大众文化，可以使学术圈内外的人超越差异，以一种对立和颠覆的方式共享知识。这是一种强有力的知识共享的方式。
即使以大众文化为着眼点的文化研究有能力让学者走出学术圈进入社会，让更多的人分享我们的作品，但许多文化批评思想家仍然害怕迈出这一步。他们宁可呆在学术世界里经营，在那里表现激进时尚。如果将文化研究学术实践与激进政治相连，学者们会觉得不那么清高，此时的情况尤为如此。为了“显得清高”或“入时”，美国产生出一大批文化研究作品。这些作品利用和改写大众文化的文本和意义，赋予不同的文化实践以颠覆、激进、越界的意图和力量，尽管没有什么证据表明的确存在这种意图和力量。关于大众偶像（如麦当娜）的学术研究尤其如此。当文化批评家纯粹出于猎奇的意图对大众文化进行窥淫和吞噬时，毫无疑问，这是危险之举。然而，如果我们有意要将思维和想象去殖民化，以大众文化为中心的文化研究就能够成为一个实现干预、挑战和改变的有力场所，而且它的确也是这样一个场所。
《反抗的文化：拒绝表征》一书中所有的文章和对话都是实际参与文化实践以及与文化偶像交往的产物。那些文化偶像具有位处边缘、挤压极限、扰乱常规表征政治的特点。这本书不仅仅只是为了被动地肯定那些已经被定义为激进或越界的文化实践。基于这个立脚点，我越过界线是为了反观、质疑、深究，有时候是为了康复和拯救。这些论文反映出构建框架的欲望，跨越边界在这个框架里不会简单地理解为意淫。意淫这种思维活动纵容反叛的学术思想跨越新的疆界（另外一个版本的丛林远征），或者为从中心到边缘的运动辩解，这种运动不过是用新的方式模仿了陈旧的文化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跟来自不同阶级背景的学生和家庭打交道时，白人至上资本主义男权社会（white supremacist，capitalist，patriarchal society）里跨越界线之艰难常常让我感到吃惊。显然，最困难的是那些物质匮乏或者没有受过较高教育的个人，他们最难在地位、思想和生活经验方面作出复杂的改变。而在文化批评家的言谈和作品中，这种改变好像是个人意志就能决定似的。若要将跨越界线、雅俗共存、文化杂糅视为最深刻地表达了多元文化民主中人们最向往的文化实践，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勇于想象出一种方式，让每个人都能体会到这种自由行动。越界不是对陈旧模式的简单重复，既然越界必定少不了要破坏被殖民者/殖民者这种思维模式，我们需要一套去殖民化策略，旨在对每个文化批评参与者的思维和习惯进行改造。批评意识是去殖民化过程的根本，许多阶级特权的结构妨碍了物质匮乏的人们以多种方式获得批评意识的培养。在这些文章中，我呼唤人们关注这一点。如果我们教育来自特权阶层的以白人为主的年轻学生要抛弃白人至上，却缺乏与之配套的工作，没有对戕害有色人种的内化了的种族主义加以干预和改变；如果我们赞同女性主义思想和实践，却没有配之以激烈的行动，在各个方面张扬女性主义思想，改变性别歧视，这种教育于我们又有何意义？那些能够占据殖民地位的人有自我拷问、挑战和改变的自由，而大多数被殖民者却缺乏这种自由，创造这样一种文化不过是原封不动地保持了现存的统治结构。从政治上来讲，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后殖民世界，因为新殖民主义的思维模式塑造的白人至上资本主义男权制思想表现在深层。只要我们一开始便保持一种思维模式和进步的政治观，从根本上反对殖民主义，否定形形色色的文化帝国主义表现形式，文化批评就能够成为变化的动因，能够以各种解放的方式培养批判意识。
我穿梭于学术界的多个边界，往来于黑人研究、妇女研究、传统英语系和文化研究之间，一直让我感到沮丧的是，某群人一方面愿意对某种形式的统治进行谴责，另一方面却对另一种形式的统治表示支持。白人男性一方面对性别歧视很重视，另一方面却对种族歧视不以为然，或者反之；黑人男性可以一方面想终结种族歧视，另一方面却不想对性别歧视提出挑战；白人女性一方面想要挑战性别歧视，另一方面却紧抱着种族歧视不放；黑人女性一方面想挑战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另一方面却主张阶级有等级。斯图尔特·霍尔想象中的文化研究能帮助创造一个公正、更具人性的世界，对于那些我们能从中享有个人特权和集体特权的等级压迫统治，我们必须要有勇气，心甘情愿地放弃，不介入其中，不管它出现在哪个领域。越界文化使得资源共享成为可能，使得集体互助互利互惠成为可能。但由于文化法西斯主义正在抬头，分裂政治大有市场，所以如果一些人抱成团却把另一些人排斥在外，这个想法（不管是基于共同的性别、种族还是民族）会严重妨碍创造这种进步文化。对压迫从全方位进行激烈谴责的意愿是进步文化革命的起点。文化批评能够是而且的确是交流知识、构成新认知的关键场所。
当我思考着那些来自不同性别、种族、民族、阶级以及尚未公开表明自己性行为的孩子们对那扇红门表现出的迷恋时，我开始思考空间政治。这扇门通向一个专为娇小身躯设计的房间：一切都伸手可及，没有任何胁迫、恐吓人的东西。尽管不能清晰地记起，我尝试着去想起我还是个孩子时与空间的关系。打破对大人的依赖，或者对大哥哥大姐姐的依赖，显示自己的主体性，这是一个自由和力量的宣言。我记得我想过——就像所有那些还是孩子的文化批评家一样，他们和我对周围世界的观察有着相同的看法——如果我能办得到，我会让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儿童的尺码，每件事的做法都将会不同，大人们必须学习如何去做。在许多方面，只有当我们学着以不同的方式去做每一件事时，进步文化革命才能够发生。在将思维和想象去殖民化的过程中，我们学着以不同的方式去思考。如果我们意欲作为主体而不是客体参与斗争，我们就要有马尔科姆X[6]所说的“新的眼光”，我们需要以此来看待每一件事。这些文章和对话代表着我作为艺术家、文化批评家、女性主义理论家、作家、探索者的不断成长的轨迹。跟常规不同的是，我几乎总是首先想象出我想写的系列文章，然后再把它们创作出来，因为文化事件激发起我的想象。我渴望传递信息，渴望获得批评反馈，想与不同的读者交流，而让作品在不同的地方发表能达到这个目的。所以，我的一些文章曾出现在杂志上。《反抗的文化》常常始于先前发表的作品所停止的地方，为了强调和回顾，有时候这些作品可能有重复。尽管我认为这些文章相互都有联系，但是每篇文章对文化和现实都有不同的看法。这些复调作品构成了我讲话的许多声音——学术话语、标准英语、方言土语和市井行话。这些作品赞美、肯定了反叛的文化知识实践，它象征着一扇红色的门——邀请人们进入一个变化着的思想空间，这个开放的思维就是文化革命的心脏的跳动。
[1] 雅各布·劳伦斯（Jacob Lawrence，1917—2000）：非裔美国画家，称自己的风格是“动态立体主义”。——原著无脚注、译文脚注为译者注。
[2] 郑明哈（Trinh T. Minh-ha，1952—）：生于越南河内，1970年移居美国，世界知名独立影片制作人，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家。代表作有充满先锋精神的纪录片《重新组合》（Reassemblage. 1982）。
[3] 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1932—）：生于牙买加，英国文化理论家，社会学家，伯明翰文化研究的主要人物。
[4] 亨利·吉鲁（Henry Giroux，1943—）：美国文化批评家，劳特利奇出版社称其为五十名最有影响的现代教育思想家之一。
[5] 彼得·麦克拉伦（Peter McLaran，1948—）：教育学专家，任教于洛杉矶加州大学教育与信息研究研究生院。
[6] 马尔科姆X（Malcolm X，1925—1965），原名马尔科姆·利特尔，“伊斯兰民族”（the Nation of Islam）重要领导人之一，公共演讲家，人权活动家，最有影响力的非裔黑人领袖之一。曾犯罪入狱并在狱中加入“伊斯兰民族”。由于与“伊斯兰民族”领袖伊莱贾·穆罕默德（Elijah Muhammad）关系不和，马尔科姆X于1964年3月离开该组织，另建美国黑人统一组织（Organization of Afro-American Unity）。他主张种族分离，在黑人返回非洲之前，建立黑人国家作为过渡。他反对民权运动的非暴力策略，倡导黑人使用一切必要手段自我保护。马尔科姆1965年在纽约发表演讲时遇刺身亡。仰慕他的人认为他严厉控诉了美国白人对黑人犯下的罪行，倡导了非裔美国人的权利；反对他的人认为他宣扬了种族主义、黑人至上和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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