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父母职责的革命性改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贝尔·胡克斯 -> 《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1984）

10 父母职责的革命性改变

　　在当代妇女解放运动的早期，女权主义对母性的分析体现了参加者的种族和阶级偏见。一些中产阶级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妇女争辩说母性是妇女解放的一个严重障碍，是一个把妇女限制在家中的陷阱，让她们只是打扫卫生、做饭和照顾孩子。其他人则简单地把母亲职责和抚养孩子看作是妇女压迫的场所。如果黑人妇女说出了她们对母性的观点，那么它就不会被认为是我们妇女解放的一个严重障碍。种族歧视、没有工作、缺乏技能或教育以及很多其他问题才是最严重的——而不是母性。黑人妇女不会说母性阻碍了我们进行有偿的工作，因为我们一直在工作。从奴隶制到今天，美国的黑人妇女一直在家庭之外的地方工作，在田里、在工厂、在洗衣店、在别人的家里。那样的工作在经济上得到的报酬极少，但却影响或妨碍了对孩子的抚育。从历史上说，黑人妇女把家庭中的工作看作是一种充满仁爱的工作，这种工作承认了她们作为女性、作为人类所表现出的关爱，这正是白人至上的思想声称黑人没有能力表达的东西。与在人道的家庭环境中所从事的工作相比，家庭之外的劳动常常被认为是有压力的、侮辱性的和非人的。
　　这些有关母性和家庭之外工作的观点与白人妇女解放主义者所表达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很多黑人妇女说：“我们想有很多的时间与家人在一起，我们希望离开那些边缘的工作。”很多白人妇女解放主义者说：“我们对独自呆在家里、只跟孩子和丈夫交流已经厌烦了，厌倦了情感和经济上的依赖；我们希望得到解放、参加工作。”（这些不是那些和黑人妇女劳动者一样厌倦了边缘工作的白人劳动妇女的声音。）希望成为劳动力的妇女解放主义者过去没有把这个世界看作一个边缘劳动的世界。现在她们看到了。在过去20年的女权运动中，很多中产阶级白人妇女成为有报酬的劳动力，并且发现在种族歧视仍然是规范的、存在着鼓励个人之间的嫉妒、猜忌、敌对和怨恨的不必要的竞争的环境中工作，使工作有压力、受挫并且常常完全不满意。同时，很多喜欢和享受带薪工作的妇女又的确感到它占用了太多的时间，使她们没有什么空间有其他令人满足的追求。虽然工作可能会帮助妇女得到某种程度的经济独立或者甚至完全的经济独立，但对大多数妇女来说这并没有充分满足其人性的需要。于是，妇女们寻求在关爱的环境中从事工作导致了再次强调家庭的重要性和母性的积极方面。加之多数积极的女权主义者的年龄都处于35岁到40岁之间，面临生物钟的变化，她们便把注意力集中在了母亲职责上。这种注意力的更新使很多对抚养孩子有兴趣的参加了女权运动的女性选择了生孩子。
　　虽然早期的女权主义者声称尊重和承认家务劳动和对孩子的照顾，但她们并没有给予女性抚养孩子和母性足够的重要性和价值。这是一个在女权运动开始的时候就应该表现出来的姿态。早期女权主义对母性的攻击使大量的妇女远离了这项运动，特别是贫穷的和（或）非白人妇女，她们发现抚养孩子是让她们得到肯定和欣赏的极少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一。不幸的是，最近女权主义对母性的积极关注的重点仍集中在有关性别歧视的陈词滥调上。母性被一些女权主义积极分子浪漫化了，就像19世纪的男男女女们赞美“崇拜家庭生活”的美德一样。她们方法中的一个重要的差别就是母性不再被视为首先发生在异性婚姻结构或甚至异性关系之中。与男性没有关系的妇女——异性恋或同性恋者——比过去更多地选择生育孩子。尽管单亲在这个社会中有很多的困难（特别是经济上的），但其焦点在于赋予母亲与孩子之间关系的那种“做母亲的快乐”、那种特殊的亲密、亲近和结合。像菲力斯·切斯勒的著作《与孩子在一起：母性日记》这类的书便狂热地描述了生孩子和照顾孩子的快乐。如杰西·伯纳德（Jessie Bernard）的《母性的将来》、伊莉莎白·巴蒂特（Elisabeth Badinter）的《母爱》、南希·弗莱迪（Nancy Friday）的《我的母亲/我的自我》和南希·肖德罗（Nancy Chodorow）的《母性重演》这类更有学术性、更加严肃的著作都反映了对母性越来越多的关注。
　　对母亲职责兴趣的复苏对女权运动有着积极和消极的含义。从积极的方面说，存在着研究女性抚养孩子的需要，这也是这种兴趣所促进和鼓励的。艾德里安娜·里奇在《生为女人》一书的序言中说她觉得写一本有关母性的书非常重要，因为它是“女权主义理论中至关重要而又尚未探讨的领域”。选择生育孩子的妇女肯定不需要再为这种选择会把她们排除在女权运动之外而担心，尽管这可能仍然会妨碍她们积极地参加到其中。从消极的方面来说，通过把母性浪漫化、使用性别歧视主义者所使用的认为妇女天生就是维持生命的养育者的专有名词，女权主义者们强化了男性至上思想的中心原则。姓们暗示说母性是妇女真实的天命；认为没有做母亲的女性，把生活重点更多地放在事业、创造性的工作或政治工作上的女性是有所缺憾的，感情生活一定是不完满的。虽然她们没有公开地攻击或者诋毁不生孩子的妇女，但她们（和社会整体一样）认为生孩子要比妇女的其他劳动更重要并且也更加值得报偿。她们可以简单地说这的确重要并且值得报偿。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观点常常是由很多有着成功事业、现在选择生孩子的白人资产阶级妇女说出来的。她们似乎是在对广大妇女说事业或工作永远都不会像生孩子那么重要、那么令人满足。
　　这是一条特别危险的思路，它出现的时候很多还没有明白很多目标的十几岁少女在大量地生孩子而不是推迟生育，政府告诉妇女大众她们不承担固定的性别角色便是在破坏家庭生活。通过大众媒体和传播体系，妇女现在被淹没在对她们生孩子的物质奖励之中。报纸上刊登着题为“母性归来”的大字标题故事；女性杂志上也全都是有关新母性的文章；时尚杂志刊出了专为孕妇设计的服装；电视上的脱口秀对现在选择了抚育孩子的职业妇女进行专访。在有孩子的妇女更加可能生活在贫困中的时候，在每天增加几千个无家可归、无父无母的孩子的时候，当妇女们继续独自承担着抚养孩子的职责的时候，这样的宣传破坏并且威胁到了女权主义运动。
　　在某种程度上，资产阶级白人女性对母性的浪漫化是在试图修复过去的女权主义批评所造成的损害，是在给予做母亲的女性她们应得的尊重。应该指出的是，即使是这些批评中最蛮横的也没有把性别歧视比作剥削的原因和对母亲的侮辱。女性抚养孩子是重要而有价值的工作，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应该这样认为，包括女权主义者。它应该在重新努力思考母亲职责本质的女权主义范围中得到应有的承认、赞扬和庆祝；既不要把母亲职责当作一种被迫的义务也不要把它当作一种剥削或压迫；无论是女性独立完成还是与男性共同完成，都要把女性抚育孩子当作一种好的、有效的抚育。
　　玛丽·爱伦·斯库梅克（Mary Ellen Schoonmaker）在她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抚养孩子”中强调了常常提到的男性在抚养孩子中没有承担同等工作的问题：

　　由于早期对母亲职责的矛盾心理，妇女运动的全部目的一直是要求平等——从母亲职责的压迫中解脱出来，把“母亲职责”结合成“父母的职责”，让那些选择生育孩子的人与男性和整个社会共同承担抚养孩子的责任。回顾过去20年，这些目标似乎是妇女运动中最难达到的。
　　如果男性真的在抚育孩子中承担了同等的责任，那么这将意味着用地位来和妇女交换一些时间。很多男性发现与妇女分享工作中的权力比分享她们在家中的权力容易。即使成百万的有着婴儿和小孩的母亲们现在都走出家庭外出工作，但很多妇女仍然从事着大量的家务劳动。

　　除非男性从儿童时期在观念上就受到教育，懂得父性和母性一样地有意义和重要，否则男性是不会在抚育孩子中承担同等职责的。只要妇女或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由于女性在她的身体中孕育孩子并且将它生出来便把母亲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看作是独特的和特殊的，或者把这种身体上的经历看作女性比男性与孩子有着更加密切、更加重要的关系，那么抚养和照顾孩子的责任还将继续主要是女性的工作。即使是没有孩子的女性也被认为比男性更加适合照顾小孩，因为她天生就应该是一个会照顾孩子的抚育者。无论是痛苦还是快乐，怀孕和生孩子的身体上的经历都不应该与妇女必然比男性更会照顾孩子的观念等同起来。
　　字典上对“父亲”一词的定义把它的含义与接受责任联系在一起，并没有提到如“亲切”和“慈爱”这样的词，然而“母亲”这一词的定义中却用到了这些词。社会把抚育孩子的责任——即满足孩子情感和物质上的需要——完全放在妇女的身上，从而强化了母亲比父亲重要的观点。“父亲”和“母亲”两个词构成了定义，而且对这两个词的使用恰恰反映了这两个词代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经历。如果要男性和女性在抚养孩子承担同等的责任，那么妇女和男性必须用同一种方式来定义父性和母性的工作。即使是强调男性在孩子的抚养中必须承担同等责任的女权主义理论家也不愿意放弃母性的特殊价值。这说明了女权主义者赞美母亲职责的生理经历的愿望，同时也说明了不愿意让步，把母亲职责视为一种女性行使权力和控制的社会生活的舞台。
　　妇女和社会整体常常认为承担了同等抚育责任的父亲是独特的、特殊的而不是代表了本应如此的观点。这样的男性甚至被认为扮演了“母性”的角色。伊莉莎白·巴蒂特在她的著作《母爱》中描述到照顾孩子的男人这样评论道：

　　在妇女施加的压力之下，新一代的父亲同样照顾着孩子并且有着传统的母亲的形象。他和其他母亲一样，爬到母亲和孩子之间，孩子和父亲、母亲都有着同样亲密的接触。我们只注意到杂志上越来越多地刊登出父亲们把新生儿抱在赤裸的胸前的照片。没有人惊讶于他们脸上表现出的彻底的、母性的温柔。在几个世纪的父性权威或父性的缺乏后，父爱似乎是一种新形成的、与母爱同等的概念。尽管女性照顾孩子的样子显然是男性努力模仿的模式（因为照顾孩子的时间要比男性长很多年），但这些男性正在成为父亲、实际意义上的父亲。他们并不是在变成母亲。

　　这种趋势的另一个例证出现在莎拉·鲁迪克（Sara Ruddick）的文章“母性思想”的结尾。她设想了一个男性将共同照料孩子的时代并且写道：

　　到那时，将不再有“父亲”，也不会再有任何一个性别的人对其孩子的生命有权力和在孩子的世界中有着精神权威，尽管他们从事着充满关爱的工作。两种性别的人都将成为母亲，他们在共有双亲关爱的社会中经历着改变了的母性思想——实际地、情感地、经济地和社会地。这样的社会将从他们的母亲那里学会如何重视孩子们的生命。

　　在这一段以及在整篇文章中，鲁迪克把“母性”思想浪漫化并且强调了男人变得有母性这一显得目光短浅的观点。由于“母性”这个词是与妇女的行为联系在一起的，所以男人们即使在行为上显示出传统的“女性化”，他们也不会认同这一点。愿望并不能改变我们社会中有关母性的概念。与其改变它，不如使用有着相同意思的另一个词“父性”。告诉一个用布娃娃来扮演关爱的父亲角色的男孩他正在表现出母性并不会改变妇女更适合照顾孩子的观念；只会加强它。对一个男孩说他的表现像是一个好父亲（就像女孩子对布娃娃表现出关爱的时候对她们说她们是好妈妈一样）会教给他一种实际意义上的父性的养育孩子的观点，那与母性是一样的。
　　把抚养孩子的男性看成“母性”加强了认为妇女天生更加适合照顾孩子的陈旧的性别歧视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和妇女一样照顾孩子的男性是在模仿而不是在做一个父亲应该做的事。应该有一种不把母性和父性区别开的、关于照顾孩子的概念。鲁迪克所描述的带着关爱的照顾孩子的模式被仅仅使用在妇女身上并且妨碍了父亲们学习如果照顾孩子。他们被允许仅仅从行使权力和提供物质需要的角度来考虑父亲这一角色。他们被教导把这个角色看作是次要于母亲的角色的。除非男性学会用和妇女一样的方式来照顾孩子，否则他们是不会在孩子的抚养中承担同等责任的。他们甚至还会感觉到他们不应该加入其中，因为他们所受的教育告诉他们自己在抚育孩子方面是不适合和效率低下的。
　　男性被社会化，回避承担抚育孩子的责任，并且这种回避得到妇女的支持，她们相信如果男性同样加入到对孩子的抚育中她们便会失去这一片权力范围。许多这样的妇女并不希望与男性共同承担抚育的责任。女权主义者们常常忘记美国的广大妇女仍然相信男性不能有效地抚育孩子而且甚至不应该作这样的尝试。这些妇女要理解男性应该也可以进行基本的抚育工作，否则她们不会希望自己生活中的男性在抚育孩子中承担同等的责任。即使她们做到了，男性也不会热情地反应。人们应该知道男性不参与抚养孩子对家庭关系和孩子的成长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女权主义者努力向男性指出不参与抚养孩子给他们带来的损失，这种努力有被资产阶级指导的倾向。她们很少讨论到贫穷的和劳动阶层的妇女和男性不分性别的或男性对孩子的抚育。实际上，鲁迪克在她的文章中所提倡的母性抚育特别强调了父母，尤其是母亲对孩子的关注，其实这种形式的照顾对很多下班后疲惫不堪地回到家的劳动阶层的父母来说是很难做到的。对于那些要在经济上挣扎生存的家庭中的男女来说，要给予孩子特别的关注则更加困难。他们的挣扎鲜明地对照出资产阶级的家庭结构。这些家庭中的白人妇女和男性可能更加了解男性参与抚养孩子的积极作用，有更多的时间来照顾孩子，不需要总是担心物质因素。让独自承担照顾孩子责任的妇女同时满足工作和抚育孩子的要求也是很困难的。
　　女权主义理论指出了妇女独自抚育孩子时所出现的问题：女性抚养没有给孩子男性抚养的角色模式，这巩固了抚养孩子是女性的天职的现念，并且强化了男性的统治和对女性的恐惧。然而这没有涉及到社会。在男性比任何时候都要回避抚育孩子的责任，在女性由于从事了更多的工作而对孩子照顾得比过去少，但却更多地独自照顾孩子的时期，这样的说法几乎不会产生什么影响。这些事实提出了两个未来女权主义运动必须重点关注的问题：孩子得到父母的有效照料和其他抚养的权力；以及重新建构社会以使妇女们不再独自提供那样的照料。
　　消除性别歧视是解决男性不共同参与或者根本不参与抚养小孩这一问题的方法。因此更多的妇女和男性都必须认识到支持和参与女权运动的必要性。广大妇女仍然相信她们应该首先负责照料孩子一这一点不能过分强调。女权主义者帮助妇女忘记这种社会化会使她们更多地要求男性共同参与抚育孩子。在妇女健康中心和其他公共场所印制和散发小册子，强调男性和女性共同参与抚育孩子的重要性，是使更多人了解这一需要的一种方法。在当地的社区开展强调不分性别和共同抚育孩子的讨论会是另一个能使更多人了解这个问题的方式。在妇女怀孕之前，她们需要理解男性共同参与抚育孩子的重要性。一些与男性有关系的、可能正在考虑怀孕的女性可能会因为男性说他们不会承担抚育孩子的责任而改变主意。这些妇女认为她们选择与拒绝共同抚育孩子的男性生孩子是一种强调共同参与抚育孩子的政治观点，是在结束男性对女性的统治。我们需要更多地听到这样的妇女所作出的选择。也有一些与男性有关的怀孕妇女事先就知道对方不会共同参与抚育小孩。在未来有关女性抚育孩子的研究中，理解她们的选择是很重要的。
　　妇女必须知道，在怀孕或孩子出生之前与男性讨论抚育孩子的问题是很重要的。也有的妇女和男性签署了法律合同或书面协议来规定各自的责任。有的妇女发现在怀孕或孩子出生之前，男人们口头上赞成共同抚养的想法，但在孩子出生后却不能坚持这样做。书面协议有助于阐明形势，要求各自说出他们对抚育孩子的看法，谁将负责，等等。大多数妇女和男性在孩子出生前并不讨论抚养孩子的问题，因为通常都认为妇女将是照看者-
　　尽管男性共同承担抚育孩子非常重要，但很多妇女与和她们没有关联的男性有了孩子。在有些情况下，这反映了男性对抚养孩子或妇女的选择缺乏关注。有的妇女并不觉得自己的孩子得到男性的照料和抚育非常重要。在黑人社区里，单身母亲依赖于男性亲戚或者朋友来帮助她们照料孩子并不是什么不寻常的事。由于越来越多的异性恋和同性恋妇女选择了与她们并没有紧密关联的男性生孩子，因此越来越需要社区对孩子的照顾，使孩子们与男性有接触，使他们不会在成长过程中认为女性是惟一照顾或应该照顾孩子的群体。照顾孩子的人不一定是孩子的父亲或母亲。在我们的文化中，他们可以是教师、图书管理员等等，即使从事这些工作的人主要是女性，这也在改变。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孩子可以经历一种男性的照料。有些单独照料孩子的母亲感觉当她们的孩子偶然接触到父亲时，自己的地位便受到动摇，父亲们可能会给孩子一个美好的时光但却完全不参与日常的照顾。她们有时必须面对孩子们更加重视父亲因为他是男性（性别歧视的思想告诉他们男性的关注比女性的更加有价值）。这些妇女必须知道教给自己的孩子不带性别歧视的价值观可以帮助他们赏识女性的抚育并且消除仅仅建立在性别歧视标准上的偏爱。
　　由于妇女承担了大部分的抚育责任，建立用赋税为基金的、有着同等数量的女性和男性工作人员的公共育儿中心一直是一个紧迫的女权主义问题。这些中心可以把妇女个人从单独抚育孩子的责任中解脱出来，并且还可以提高对男性参与抚养孩子的必要性的认识。虽然这还是一个需要人们来推动的问题。未来女权主义组织（特别是为了建立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女权运动）可以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论坛。女权主义者总是把对孩子的公共抚养看作是解决妇女单独抚养孩子这一问题的方法。斯库梅克在她的文章“抚养孩子”中对育儿中心的需要进行了评论，她这样写道：

　　至于家庭之外对孩子的抚育，认为日常照顾是容易、可靠和有效的妇女运动把它设想为一个似乎很简单的概念，但事实上它是很难让人理解的。当个人的、常常价格高昂的托儿所符合了中产阶级的需要，那么公共托儿所的不充分便会引起不满。华盛顿的一个儿童提倡和游说组织——儿童保护基金——报告说可能有600至700万儿童，包括学龄前儿童可能会在他们的父母工作的时候被单独放在家里，因为他们支付不起托儿所的费用。

　　大多数既满足劳动阶级也满足资产阶级需要的育儿中心里并不是不存在性别歧视除非孩子们在很小的时候便学会了以性别为基础的角色区分并不重要，否则他们在成长过程中还会继续认为女性首先应该是照料孩子的人。
　　很多人反对以税金为基金的公共育儿中心，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妇女在试图逃避抚养的责任。他们应该知道，妇女在这个社会中所从事的独立抚养对于抚养孩子和做母亲的女性来说都不是最好的方法。伊莉莎白·简威在她的著作《交叉的片断》中阐述了这一观点，强调指出个人独立承担抚养孩子的责任是世界上最不寻常的抚育方式，这种方式被证明是不成功的，因为它把孩子和父母与社会隔离开来：

　　马萨诸塞教育颐问委员会的研究所获得的例证说明了当今的家庭隔绝可以达到怎样的极端程度……他们发现：
　　1.由于有收入者专注于他们的工作，从而与配偶和孩子隔绝；
　　2.孩子与父母和其他成年人的职业社会的相互隔绝；
　　3.年少的孩子与不同年龄的人的普遍隔绝，包括成年人和其他孩子；
　　4.家庭与不同社会、民族、宗教和人种背景的人在居住上的隔绝；
　　5.家庭成员与亲属和邻居的隔绝。
　　这样的隔绝意味着家庭作为使孩子社会化的代理人的角色在目前无论母亲们是否外出工作都不能被充分体现。孩子们现在的成长环境中没有两种性别的多种成人角色模式的帮助，并且对有偿劳动的世界一无所知。让妇女们回到以家和家庭为中心的生活并不会解决家庭和社会之间的联系的基础丧失的问题。妇女运动让社会来开办育儿中心的努力不是在把母亲的责任交给别人而是在争取社会的帮助来增加父母固有的责任，过去常常都是这祥的。

　　以社区为基础的小型公共育儿中心将是克服这种隔绝的最好的方法。在父母们必须开车把孩子送到很远的托儿所的时候，对父母的依赖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以社区为基础的公共托儿所会使小孩更多地控制他们的生活。
　　抚养孩子是一种可以与别的抚养者共同承担的责任，和那些不和孩子们住在一起的人共同承担。这种形式的抚养在这个社会中是一种革新，因为它处于父母、尤其是母亲应该是惟一的抚养者这一观点的对立面。很多在黑人社区里长大的人都经历过这种以社区为基础的照料。必须走出家庭去工作来帮助养活家人的黑人妇女不能支付把孩子送到日间托儿中心的费用，而且这样的托儿所并不总是有的。她们依赖于社区里的人帮忙。即使是在母亲呆在家里的家庭中，她也可以依靠社区里的人的帮助。她不需要每次孩子跑到外面玩的时候都看着他们，因为很多住在附近的人都会帮忙看着的。没有孩子的人常常承担共同照顾孩子的责任。我自己的家庭中共有七个孩子，在我们成长期间父母不可能整天看着我们或者给予孩子们他们有时所期待的特别的关注。这些需要常常是由邻居和社区里的人来满足的。
　　这种对照顾孩子责任的共同承担可能在人们相互之间都认识并且信任的小的社区环境中实现。在父母把孩子视为自己的“财产”的环境中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很多父母不希望他们的孩子和其他人形成养育的关系，甚至是和亲戚。如果社区里有日托中心，那么孩子们与父母之外的人发展友谊和养育关系的可能性便大大增加了。这种关系在一个教师要照顾很多孩子的日托中心是不可能形成的，在这种日托中心里，除了学校之外在其他地方是不可能见到教师的。任何一个在公共照顾的环境中长大的人都知道，只有父母可以接受其他的成年人像父母一样地照顾自己的孩子，才会出现这种情况。虽然这创造了一种孩子们必须面对很多照看者的环境，但如果孩子的情感、智力和物质需要不能单独在父母那里得到满足时，这也给了他们依靠。在黑人社区里当人们共同抚养孩子时，常常是较年长的妇女和男性在参与。现在很多孩子与老人没有接触。社区公共育儿所能避免的单亲家庭或甚至核心家庭抚养的另一个危险是父母对孩子在情感上的过分投入。这是很多人在多年不要孩子后又选择生孩子时会出现的问题。他们可能会把孩子变成“爱的对象”而无意教他们与更多的人有联系。这对女权主义者、抚育孩子的男性以及其他的父母来说同样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起初，妇女解放主义者认为控制人口的需要和认识到这个社会消耗了太多的资源是不要孩子的政治原因。这些原因依然存在，尽管它们现在受到忽略或抛弃。然而如果不十分强调有“自己的”孩子而是更加强调去照顾那些已经存在并且需要照料的孩子，那么将会有大批有责任心的妇女和男性加入到对孩子的抚育之中。露西亚·瓦尔斯加（Lucia Valeska）在1975年的一期《寻求》上发表了文章“即使一无所长，我仍然是个母亲”，她在文章中支持了这一立场：

　　今天，有我们自己的生物意义上的孩子从个人和政治上讲都是不负责任的。如果你有健康、力量、精力和金融资产可以给孩子，那么这样做吧。那么，谁会有孩子呢？如果没有孩子的人抚育已经出生的孩子，那么将会有比过去更多的人“有”孩子。那么生物意义和非生物意义上的母亲的界限便会消失。我们是不是在冒使人类灭绝的危险呢？你在开玩笑吗？
　　现在我们的社会中成百万的孩子和母亲急切地需要个人和社会的支持。

　　有些选择不要孩子的人努力参与抚育孩子。然而，和很多父母一样，大多数没有孩子的人认为除非有了“自己”的孩子，他们是不会对抚养孩子有兴趣的。没有孩子的人要参与抚养孩子必须面对那些对此不理解的人的怀疑和反对，这些人认为没有孩子的人都不喜欢他们。人们对那些愿意帮助抚养孩子而又不要报酬的人特别警觉。我和我的同事们曾经努力参与抚养孩子，我们把孩子们留在家中一段时间，以此让母亲，特别是单身母亲有一个休息的机会，也让我们的生活中有孩子。如果我们解释这种举动背后的动机，人们通常都会惊讶和支持，但也很警觉。我想他们警觉是因为我们的行为不同寻常。我们所面对的困难使我们接受了一种不得不与孩子减少交流的生活，因为大多数人没有孩子。这种与孩子的隔绝促使很多女权主义者生孩子。
　　在把妇女从独自抚养孩子的责任中解脱出来的抚养孩子的共同责任存在之前，妇女和男性都必须革新他们的认识。他们必须愿意认识到孤立地抚养孩子（与抚养者的性别无关）并不是培养孩子或者成为快乐的抚养者的鼓有效的方法。由于在这个社会中妇女们承担了大部分的抚养责任，并且这种情况似乎在近儿年里不会改变，因此必须围绕着抚养孩子的问题进行新的女权主义组织。这个观点并不是要诋毁单亲，而是强调共同抚养的需要。全美国的妇女必须团结起来要求把花在军备竞赛和其他军事目的的税金用于改善社会中抚养孩子的条件和儿童保育上。女权主义理论家强调单亲的危险，并对需要男性共同参与抚养孩子的问题进行了论述，这些人通常生活在有父亲的家庭中。这使她们忽视了这样的抚养方式并不是很多妇女的选择这一事实（即使这可能是抚养孩子的最好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可以存在于以社区为基础的、有男性和女性共同承担育儿责任的公共托儿中心里。妇女和男性比过去更加需要围绕育儿的问题组织起来以确保所有的孩子将在可能达到的最好的社会结构中成长，确保妇女不再是惟一的、初始的育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