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改变有关权力的观点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贝尔·胡克斯 -> 《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1984）

6 改变有关权力的观点

　　在这个社会中，权力通常是与统治及对人和物的控制等同起来的。积极从事女权运动的妇女们对于权力问题有着矛盾的反应。一方面，她们强调妇女的无力，指责男性把权力当作统治来行使；另一方面，她们又强调“妇女权力”，要求平等的权力——政治舞台上的平等保护、经济方面平等的途径。黑人激进妇女塞莱斯汀·威尔把她所撰写的有关妇女解放运动的书起名为《妇女权力》，她指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权力概念——行使结束统治的权力，她认为这是激进女权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原则：

　　激进女权主义——这决不包括妇女解放运动中的所有立场——认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统治是社会中的基本罪恶。人类关系中的统治是她们反对的目标。

　　激进女权主义者对把权力定义为统治的观点提出了挑战并且想改变其含义。但她们的努力没有成功。随着女权的发展，资产阶级积极分子开始把焦点放在妇女克服她们对权力的恐惧上（其含义为如果她们想要与男性同样的社会平等，那么她们就必须平等地参加到对他人的统治和控制之中），从而淹没了对把权力定义为统治和控制的观点的批评。女权运动中对权力概念的分歧体现了个人的阶级偏见和政治观点。对能够产生与男性社会平等的改革有兴趣的妇女们想在现有的体系中得到更大的权力。对革命性的变革有兴趣的妇女很快把行使权力归为一种负面的特点，对作为统治、控制他人的权力和创造性的、维持生命的权力不加以区分。
　　像菲力斯·切斯勒（Phyllis Chesler）和艾米莉·简·古德曼（Emily Jane Goodman）所写的《妇女、金钱和权力》这类的书籍强调了妇女的无力并且支持妇女在现有的社会结构中通过工作得到权力，但对妇女行使权力会不会比男性少一些腐败或破坏性的问题却保留了矛盾的态度。在结尾部分，切斯勒和古德曼提到了女权运动中出现的有关权力的不同观点，提出了很多有趣的问题。她们这样写道：

　　在现在的结构中得到相对或绝对权力的妇女可能只是在模仿男性，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变成了压迫其他人，包括其他妇女的压迫者。例如，英国保守党的领导人玛格丽特·撒切尔在预算中决定终止给学校的孩子们分发免费的牛奶。
　　或者说，一旦有了权力，妇女有没有可能在现有的经济和社会体系中获胜并且变得更加人道……妇女有权力欲吗？她们真的能抵御野心的压力吗？她们是不是不在意是为社会还是为自己工作？妇女是不是比男人有着更加道德、更加真实的价值观，或者她们只是有条件地涉及一些短期的个人目标，或者她们只是缺乏信息？
　　在某些方面，妇女是不是不想要人对人的控制？妇女会不会因为道德会受到损害而拒绝工作上的升职？妇女会不会对这种控制——权力的遒德公平，如果存在的话，提出疑问？

　　作者没有回答这些问题，她们还提出了很多批评性的问题，如果女权主义者要理解妇女与权力的关系，这些问题是必须涉及的。如果这些问题得到了因答，那么很显然妇女不可能在不破坏结束性压迫斗争的情况下依照现有的社会结构所制定的标准来得到很多的权力。
　　在一条有关《妇女、金钱和权力》的作者的注释中，简·古德曼说道：“根本的问题在于妇女如何可能得到足够的金钱和权力来确实地改变社会，而不被我们所必须的价值体系的方式所腐蚀、吸收和同化。”这段陈述表明了对个人获得金钱和权力（他们通过信奉、支持和维护文化的支配性意识形态而做到这一点）的过程缺乏理解，或者是面对现实的一种幼稚的拒绝。积极参加女权运动的资产阶级白人妇女把为得到以现有社会结构为标准的权力的斗争视为成功的女权主义斗争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她们认为她们应该首先得到金钱和权力，从而可以更加有效地为解放事业工作，这种想法对贫穷的和（或者）非白人妇女来说根本没有吸引力。这对那些统治群体的白人男性来说倒是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这些人没有受到那些承认现实的女权运动中的妇女的威胁。
　　很多女权运动的参加者真诚地相信妇女与男人是不同的，行使权力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这些人已经被社会化，接受了强调这种差异的性别歧视的竞识形态，和重申这些差异的重要性的女权主义意识形态。在《妇女、金钱和权力》中作者这样评论道：

　　妇女的价值观，或者说属于妇女的价值观与管理着美国的价值观是不同的。这可能与政治、无知、害怕或者是心理作用无关。无论妇女追求的是什么样的价值观——被允许追求的——都与男性的不同。

　　像这样的内容是女权主义者们经常表达的情感。她们把妇女经历的真正本质神秘化。妇女虽然由于性别的原因在社会中被分派了不同的角色，但并没有被教给一种不同的价值观。让妇女们被动地接受性别歧视并且愿意接受一种事先决定了的性别角色的正是她们对文化价值体系的全面接受。虽然妇女没有男性统治群体可以行使的权力，但她们对权力所下的定义并没有什么不同。
　　和大多数男性一样，大多数妇女从儿童时代开始便受到教育说统治和控制他人是权力的基本表现方式。尽管妇女们还没有和男人一样在战争中杀戳、制定政府的政策，她们和男性统治群体及大多数男性一样，相信文化的支配性意识形态。如果让她们进行统治，社会的组成也不会和现在不一样。只有当她们拥有不同的价值体系时，才会用不同的方式来组建社会。最近用“性别沟”来阐述的有关妇女和男性的感觉不一样的问题并没有形成一套不同的价值观。女权主义者提倡男性是敌人和妇女是受害者的观点使妇女们回避了从事创造新的价值体系的工作。女权主义的参与者按照对妇女经历的性别歧视神秘化来行动，简单地接受这样的想法：妇女和男人是不同的、思考和行为的方式也不同、对权力的概念也不一样，因而固然有着不同的价值体系。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比如说，很多事实表明妇女是养育者，是维持生命的，而男人则是杀戳者，是武士，是否定生命的。妇女扮演着养育者的角色，即使她们作为母亲或教育者告诉孩子们相信“权力产生公平”，即使她们对孩子们滥用统治和控制，即使她们越来越多地在身体上虐待孩子。当这样的矛盾被指出来的时候，陈旧的女权主义对此的反应是这些妇女在执行男人们的命令，她们已经男性化了。思路狭隘的女权主义意识形态会把男性的压迫政治的形成和持续与男性化等同起来；这两者是不同的。把它们等同起来后，妇女们便不必去面对导致她们努力地去统治和控制他人的对权力的追逐。女性要承担的统治和控制他人的责任可以被简单地放在男性的身上。如果女权运动的积极分子有着与男性不同的价值观体系，那么她们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认可对他人的统治和控制；她们不会接受“权力产生公平”的想法。
　　如果有更多的女权主义女性积极地对权力进行重新定义，那么她们将不会有意或无意地用存在于较广泛社会中的阶级和种族等级来开始女权运动。她们不会鼓励妇女们去仿效男性——她们所谓的“敌人”。然而那些积极参加女权运动的资产阶级白人妇女在寻求拥有力量、信心、自信和决定能力的角色模式的时候，她们选择了白人男性统冶群体。她们本可能在行为上仿效同样拥有这些素质的劳动阶级妇女。科伦·科利亚斯（Karen Kollias）在她的文章“阶级现实：创造一个新的权力基础”中鼓励资产阶级白人妇女们把劳动阶级妇女看作角色模式：

　　下层和劳动阶级的妇女们为了生存不得不把她们的力量表现出来，并且常常还不得不为他人承担责任。而多数妇女虽然也有些力量，但很多人由于她们的舒适和经济上有保障而根本不需要去发展它。
　　妇女运动的主要问题之一一直是消除妇女的软弱，并代之以自信和独立。这部分是因为那些有着某种保护者（成功的丈夫或父亲）的中产阶级妇女觉得对她们自己的生活缺乏控制，感觉需要围绕它组织起来。这在其阶级背景之中是正确有效的。
　　中产阶级的力量模式主要是男性，并且力量通常是与权力等同起来的。另一方面，下层和劳动阶级的妇女，特别是非白人妇女则不能依赖他人来替她们作决定、养活她们。积极控制她们的生命和影响她们周围人的这一过程用作出决定的最基本的天性——生存，给了她们一生的经历。这种作出决定成为强烈的自我概念的一部分……那么接下来就是有着强烈自我概念的妇女应该成为那些寻求自信的妇女的典范。

　　贫穷和劳动阶级的妇女没有成为资产阶级白人妇女的角色模式，是因为后者认为她们没有练习这个社会所重视的权力的形式。也就是说，她们表现出的力量与经济权力是不同的。她们的权力与统治或控制他人是毫无关联的，而后者正是很多资产阶级白人妇女感兴趣和沉迷的。女权组织中出现的正是这种权力形式，它在破坏和分裂女权运动。
　　很多曾经致力于消除性压迫工作的妇女由于对女权主义革命发生的可能性感到失望，转而把她们的注意力置于在现在的社会结构中尽量多地得到权力和特权上。女权主义的激进分子现在知道当妇女们在社会和政治舞台上有了与男性同样的地位时，她们也可能与男性一样地行使权力。激进女权主义唤起对两性社会平等的需要的注意，但是男性统冶群体只有在确认加入权力领域的妇女将致力于支持和维护现状的时候才愿意承认平等的权力。罗纳德·里拫把桑德拉·戴·奥康纳任命到最高法院的事便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奥康纳对多数能让妇女对她们的生活有更多控制的改革都是不赞成的，然而她却全力支持维持现状的政策。对她的任命向妇女们，尤其是白人妇女表明了，妇女个人如果支持现有的结构，那么便可以在这一结构中得到权力和声望。毫无疑问，《平等权力修正案》将会通过，如果男性统治群体相信有着激进政治现点的妇女可以在选票上和数量上被超过，像奥康纳这样的保守妇女能让她们保持沉默，而这种保守的妇女将与男性一起行使权力，继续支持白人至上、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话。这些妇女承认权力的概念是统治和控制，并且行使它，同时向男性保证他们的“男性”绝不会被消除。
　　男性统治群体能够同化女权主义改革，使其服务于白人至上的资本主义父权制的利益，因为女权主义积极分子天真地认为妇女会反对现状、有着与男性不一样的价值体系并且将为女权运动的利益来行使权力。这种设想使她们对创造将包括新的权力概念的不同的价值体系没有加以重视。尽管有的女权运动积极分子否认妇女应该得到文化的支配性意识形态规定的权力，但她们会把所有的权力都看作是罪恶。这种反对的想法让妇女们不能以任何新的方式来考虑权力，并且加强了统治和控制是权力的最终表现的观点。同时，其他的女权主义者也的确尝试了用新的组织策略来为权力积极地重新定义：交替的任务、意见一致和强调内在的民主。
　　南希·哈特索克（Nancy Hartsock）在文章“政治变革：关于权力的两种观点”中描述了妇女们尝试对权力进行重新定义时在女权运动中显露出来的挫折。她在文章中强调对创造性的和维持生命的权力的理解，这是把权力与行动能力、与力量和能力或者与带来成功感的行动等同起来的概念。她这样写道：

　　重要的是，这些对权力的理解不要求对他人的统治；精神和成就被理解为在她们之中的满足。这种权力要更加接近妇女运动所追求的东西……
　　有关领导、力量和成就的妇女运动的困难来源之一是我们对两种权力概念之间的差别缺乏清楚的了解。两个不同城市的不同妇女所写的一封退出妇女运动的信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她们抱怨说被说成是“疯狂寻求机会的机会主义者，残酷而惟利是图，踏着她们无私姐妹的尸体一心追求名利”。信中说不应该把领导素质与希望成为领导者相混淆，同样，也不应该把成就或生产能力与希望成为领导者（其含义为统治他人）相混淆。这些陈述表明妇女还没有认识到不需要把被理解为精神、力量和有效交流的权力与要求在运动中统治他人的权力等同起来。

　　这篇文章1974年夏天刊登在女权主义季刊《寻求》上。它发表的时候，积极参加女权运动的妇女比今天更加倾向于对权力的概念共同提出质疑和批评。潜在地说，对日常关系中的权力发起的女权主义挑战是根本性的，这种日常关系对所有形式的权力提出了质疑。在这个对权力的不同概念讨论得更多的时代，盛行的、被看作是权力的最重要形式的是杷权力作为统治和控制来行使。在女权主义圈子中这的确如此。
　　为了权力（统治和控制他人的权力）的斗争对女权主义运动是永久性的破坏并且可能加速它的灭亡。认为妇女的权力来自行使结束统治的权力的思想在伤感的气氛中被讨论得最多，在这种情况下妇女被当作维持生命的养育者而受到赞美。在多数女权主义环境中，强调的重点是妇女得到社会所规范的权力。格雷斯·李·伯格斯和詹姆斯·伯格斯在他们撰写的《20世纪的革命与发展》中对这种被误导的获得解放的途径提出了批评：

　　30年代的劳动运动、50年代和60年代的所有运动、黑人运动、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都是从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斗争开始的，但他们的动力来自他们的利益与整个社会的利益一致这样的事实……最终，每个运动都成为一个利益群体，关心的只是自己。当每个人可能都在谈论黑人权力、妇女权力、工人权力的时候，在最终的分析中大家都是在谈论分散的权力，或者说“一次行动”。没有人在谈论真正的权力，真正的权力包括的是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和人类的进步而对整个社会进行重新建构。

　　在妇女们可以致力于重新建构社会之前，我们必须抵制这样的观点，即在现在的社会结构中得到权力将必然会推动女权主义结束性压迫的斗争。它可能会使许多妇女得到更多的物质特权，控制她们自己和其他人的命运，这些都是重要的目标。它不会把男性统治作为一个体系来结束。认为妇女在可以有效地反抗性别歧视之前必须得到权力的想法来源于一种错误的设想，即认为妇女没有权力。妇女，即使是我们之中最受压迫的妇女，也在行使着某种权力。这些权力可以被用来推动女权斗争。伊莉莎白·简威（Elizabeth Janeway）在她的重要著作《弱者的权力》中描述了被剥削和被压迫者的权力形式。弱者权力的重要形式之一是“拒绝接受有权力的人提出的对自身的定义”。简威把这称为“对怀疑之权力的规则性使用”。她解释道：

　　的确如此，一个人可能没有一个连贯的有关自我的概念来与既定的社会神话所分派给他的位置相对抗，而且也没有必要有异议。通过怀疑，他将会被引导去怀疑规定的行为规范，随着他开始不按照规范去行事，不管程度如何，他都会清楚地发现其实处理或理解事物的正确方式不止一种。

　　妇女需要知道她们可以拒绝有权力者对她们的现实的定义——即使她们贫穷、受剥削或者处于被压迫的环境之中也可以这样做。她们需要知道行使这种基本的个人权力是一种反抗和显示力量的行动。很多贫穷和受剥削的妇女，特别是非白人妇女，如果她们没有行使她们的权力来拒绝有权者对她们现实的定义，那么便不可能形成积极的自我概念。
　　很多女权主义思想反映了妇女对有权者所规定的女性的定义的接受。即使组织和参加女权运动的妇女不是被动的、不自信的或者不能作出决定的，她们也维护了认为这些特点是典型的女性特征的思想，这种观点反映了男性至上主义者对妇女现实的解释。她们没有将这两种角色区别开，即很多妇女所设想的在与男性同类和（或）男性权威人士的关系中的被动角色，以及她们所设想的相互之间、与孩子之间、与那些个人、女性或社会地位比她们低的、被她们视为下等的男性之间的关系中的自信的、甚至是盛气凌人的角色。这只是女权主义积极分子没有拒绝由男性有权者所定义的关于妇女现实的简单化观点的一个例子。如果她们行使了怀疑的权力，那么她们便会对指出妇女经历的复杂性，对认为妇女必须是被动的或不自信的观点进行解构。
　　没有行使怀疑的权力使妇女们难以否定盛行的关于权力的概念，也难以形成新的观点。当女权主义者努力促使妇女们通过工作获得经济和政治权力的时候，她们并没有给她们提供行使这种权力的指导和明智的忠告。妇女们没有得到提醒要保持政冶意识，即只有带着推动女权运动的目的有意识地行使她们新得到的权力，这种权力才能发挥这样的作用。她们不情愿，有时不愿意承认得到以财富的形式表现的权力，是和支持对下层妇女和男人的剥削和压迫相近的，不承认这样的权力极少被个人用来给予这些群体。维维安·高尼克（Vivian Gornick）在她的文章“走自己的路的代价”中提出了这一观点，她把妇女得到经济自足和积累财富区别开来：

　　在这个社会中，任何人都不可能在不剥削别人的情况下挣到很多钱，绝对不可能。如果是我，我会让资本主义和这个消费社会明天就结束；它除了贪婪和不公平之外没有产生任何东西。我愿意看到一个物质体验和需求都被控制在最小程度的世界……认为金钱带来权力和独立的观点是一种幻想。金钱所带来的只是想要更多的金钱。

　　有些妇女解放主义者鼓励妇女们相信她们在成功、金钱和权力方面的成就（特别是在传统上由男性统治的领域中）会推动女权主义运动。这些妇女需要知道她们的成功对妇女共同的社会地位并没有什么影响，而且也不会减轻性压迫或者消除男性的统治。当这种个人主义使她们把个人成功和激进的政治运动等同起来的时候，这种个人主义便是一种危险的自恋。个人成就如果既满足了个人的抱负，又服务于女权斗争的共同利益，那么它才会推动女权运动。
　　只要美国是一个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社会，就不会有多数的女性可能进入现有的权力等级之中。如果那些永远不会成为规定和行使统治和控制权力者的妇女被鼓励关注这些权力的形式，并且把自己看作受害者，那么女权运动是不会发展的。这些妇女应该行使的权力的形式可以让她们抵制剥削和压迫，让她们可以致力于改变社会，从而让政治和经济结构将为了妇女和男人的平等利益而存在。女权主义者必须强调这些妇女所行使的权力的形式，说明它们可以如何被用来服务于她们的利益。妇女在经济领域行使的一种权力形式是消费权力。联合抵制常常被当作一种策略来使用，如果不提经济的话它在教育方面还是成功的。如果全美国的妇女都关掉电视以获得一段额外的时间，除了基本必需品之外不购买任何东西，用这种方式来抗议对妇女的剥削（如，电视上越来越多地表现的对妇女的暴力），那么这些行为将会产生有意义的政治和经济结果。由于妇女没有被全部组织起来，她们每天还受到从性别歧视和女性消费中获得利润的男性统治群体的操纵，所以我们从没有行使过这种权力。多数妇女不理解她们可以行使的权力的形式。她们需要接受富有批评意识的政治教育，向她们说明如何行使她们拥有的有限的权力。
　　到目前为止，女权主义作家主要强调妇女由于缺乏经济权力而使她们的角色沦为消费者。菲力斯·切斯勒认为妇女作为消费者是无力的：

　　买东西可能是妇女的天分。妇女们的确购买日常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但从价格、重要性、其决定价值和对经济的总体影响上看，这些都是“小”东西。大多数男性控制或者至少参与购买家里的“大”东西甚至“更大的”工业和政府物品。消费权力是真实的——当消费者是有组织、有见识的，并且有足够的权力要求像核弹头这样的“大”件物品的时候。当像家庭妇女和母亲这样的消费者是无组织的、无知的并且只买“小”东西的时候，消费权力便是虚构的。

　　但妇女不购买核弹头，大多数男人也不买。与切斯勒的有关购买小东西是不重要的设想相反，仅仅来自妇女时装销售的利润就成为经济中的重要产业之一。不停地购买小东西会带来巨额的经济利润和庞大的权力。作为消费者，妇女有权力，并且如果组织起来她们可以利用这样的权力来改善妇女的社会地位。
　　女权运动应该，也会对广大妇女有更大的吸引力，如果它在唤起对性别歧视、剥削和压迫的注意的时候提出妇女应该行使的权力的话。女权主义意识形态不应该鼓励（像性别歧视那样）妇女相信她们是无力的。它应该让妇女清楚地知道她们每天行使的权力，向她们说明如何将这些权力用于反抗性统治和性压迫。性别歧视从没有放弃认为妇女是无力的。它压制她们的力量或者剥削它。认识到那种力量、那种权力是妇女可以共同向着解放迈出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