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女权主义：结束性压迫的运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贝尔·胡克斯 -> 《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1984）

2 女权主义：结束性压迫的运动

　　女权主义讨论中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我们无法在什么是女权主义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的意见，或者接受一个或几个能够协调不同观点的概念。没有协调一致的概念，我们便缺乏建立理论或者从事有意义的全面实践的坚实基础。卡门·瓦兹克茨（Carmen Vazquez）在她最近的一篇文章“迈向革命的道德规范”中表达了她那种由于没有明确的概念而遭受的挫折：

　　不管她信仰什么，也无论她如何定义形成我们的荣誉的原则，我们甚至不能在什么是“女权主义”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像美国资本主义者对个人主义的困惑和任何只要能满足你的东西一样，亲爱的，你认为美国的女权主义是什么，它就是什么。我的一些姐妹咯咯地笑着说，有多少女权主义者，就有多少女杈主义的概念。我觉得这一点也不有趣。

　　这不好笑。它表明，人们对作为一种激进政治运动的女权运动越来越没有兴趣。这是一种令人绝望的表现，说明了人们认为妇女之间的团结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也说明了存在着很大程度的政治幼稚，它是妇女在男权社会中的命运的传统特征。
　　美国大多数人把女权运动，或者叫“妇女解放”理解为使妇女获得与男性平等的社会地位的运动。这个由媒体和运动的某些重要片断所宣传的宽泛的概念产生了一些疑问。既然男性在白人至上主义、资本主义和父权制阶级结构中是不平等的，那么妇女们希望取得与哪一种男性的平等呢？妇女们在什么是平等这个问题上是否有着共同的观点？这个对妇女的解放运动过分简单化的概念意味着没有考虑到种族和阶级因素与性别歧视一起决定了个人受到歧视、剥削和压迫的程度。对女性权力问题有兴趣的资产阶级白人妇女出于很明显的原因，满足于简单化的概念。她们口头上把自己与被压迫的妇女划为同一社会类别，其实并不想引起人们对种族和阶级特权的注意。
　　下层和贫穷的、尤其是非白人妇女不会把妇女的解放理解为妇女要获得与男性同样的社会平等，因为她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被提醒不是所有妇女都有同等的社会地位。同时，她们知道在她们这个社会群体中，很多男性也受到剥削和压迫。由于知道与她们同一阶层的男性没有社会、政治和经济权力，因此她们不认为与他们享有同样的社会地位是自由和解放。她们认识到性别歧视让男性在他们各自的群体中得到她们所没有的特权，她们更会看到男性之间大男子主义的夸张表现，这种大男子主义是源于男性感觉到自己没有权力和在男性统治阶级面前的无力，而不是一种全面的特权社会地位的表现。从妇女解放运动之始，这些妇女就对女权主义持怀疑态度，这正是因为她们意识到了这个概念本身所固有的局限性。她们认识到定义为争取与男性平等的社会地位的女权运动可能很容易变成一种主要影响中、上层白人妇女社会地位的运动，而对劳动阶层和贫穷妇女的社会地位只是顺带产生一点影响。
　　正在形成概念而处于有组织的妇女运动前沿的妇女们并不是都满足于把妇女的解放理解为争取与男性的社会平等。在运动中很活跃的黑人妇女塞莱斯廷·威尔（Cellestine Ware）在《妇女权力：争取妇女解放的运动》的开头几页以“目标”为标题这样写道：

　　激进女权运动是为了在所有人类关系中根除统治和优越感。自主将是其最终利益，并且使我们现在所认识的社会不复存在。

　　像夏洛特·本奇（Charlotte Bunch）这样的个人主义激进女权主义者们把她们的分析建立在对统治策略的全面理解和对各种不同统治体系之间的联系的承认之上，即使她们的中心主要是性别歧视。那些对社会改革更加有兴趣的妇女运动的组织者和参加者对她们的观点并不重视。匿名的作者们在1976年出版了一本有关女权问题的小册子，叫做《妇女和新世界》，书中指出很多在妇女解放运动中很积极的妇女们更愿意把女权运动看作是帮助妇女们获得与她们这个阶层的男性的社会平等的一种改革，而不是把女权运动看作一种消除统治和改变社会的激进运动：

　　无论这个团体有着怎样的组织、场所和种族构成，所有妇女解放组织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她们的聚集是基于一种生物和社会的基础，而不是以观点为基础。妇女们在妇女解放运动中聚集到一起，其基础是我们是女性和所有的女性都是服从于男权统治的。我们把所有的妇女都视为我们的支持者而把所有的男性都看作是压迫者。我们从没有对美国妇女接受与美国男性一样的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程度表示过质疑。我们没有停下来去想美国妇女与美国的男性一样不愿意为一个以相互尊重、合作和社会责任的新价值为基础的新社会而斗争。

　　现在很明显的是很多积极参加女权运动的妇女对改革很有兴趣，把它作为一种目的，而不是彻底变革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尽管齐拉·爱森斯坦在《自由女权主义的激进前景》中可以乐观地指出为社会变革而工作的自由女性身上潜在的激进主义，但这种激进主义出现的过程却是不清楚的。爱森斯坦把1978年由政府召开的有关妇女权力问题的休斯顿会议提出的要求作为表现自由女权主义者的计划中的激进思想的例子：

　　休斯顿会议的报告要求：作为人权，在决定我们的世界、国家、家庭和个人命运时，妇女有充分的发言权和起到应有的作用。明确提出：（1）消除家庭暴力，为受到殴打的妇女建立避难所；（2）支持妇女的事务活动；（3）解决虐待儿童问题；（4）由联邦政府提供资助，对儿童进行没有性别歧视的照顾；（5）制定完全雇用政策使愿意和想工作的妇女可以工作；（6）保护家庭妇女，使婚姻成为一种伙伴关系；（7）禁止在媒体中对妇女进行性描写；（8）生育自由，杜绝非自愿的绝育；（9）消除对少数民族妇女的双重歧视；（10）修改有关处理强奸的犯罪条例；（11）消除以性偏爱为基础的歧视；（12）建立不含性别歧视的教育；（13）审查一切福利改革建议对妇女产生的具体影响。

　　自由解放的改革对妇女的生活产生的积极影响不应该导致认为已经消除了统治制度的设想。这些要求无处不在强调消除统治制度，但如果这些要求中任何一条已经达到的话，它便需要被废除。缺乏对统治的强调是与自由女权主义信仰相一致的，这种信仰认为不改变群体压迫的文化基础或者不向它挑战便可以使妇女与她们同一阶层的男性达到平等，正是这种思想否定了自由女权运动中潜在的激进主义实现的可能性。早在1976年，巴西学者海莱斯·萨菲奥蒂（Heleieth Saffioti）就在其著作中强调资产阶级女权运动一直“无意识地从根本上说是统治阶级的女权主义”，她写道：

　　无论在小资产阶级女权主义实践中有多少革命的内容，这都是由中产阶级，尤其是那些不太富裕的人在努力提高社会地位的过程中形成的。然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她们只寻求扩大现存的社会结构而从不向它发出挑战。于是，小资产阶级女权主义也许是一直致力于建立两性之间的社会平等，它所代表的觉悟始终是乌托邦式的，只希望产生部分社会变革并为此而斗争；人们相信不动摇它的基础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在这个意义上，小资产阶级女权运动根本就不是女权运动；它实际上通过掩盖阶级社会固有的矛盾而使其更加巩固。

　　自由妇女的社会主张中激进的方面将继续作为意识形态的支持体系为维持自由主义提供必要的批评和分析动力，这种自由主义旨在承认妇女在当前白人至上、资本主义和父权制国家中有更加平等的机会。这种自由妇女权力激进主义的本质是削弱女权主义斗争。哲学家米哈依罗·马科维奇（Mihailo Markovic）在他的文章“妇女自由和人类解放”中讨论了自由主义的局限性：

　　对被压迫的社会群体的解放构成重大障碍的自由主义的另一个基本特征是它对人类本质的定义。如果如自洛克以来的每一位自由哲学家们力图让我们相信的那样，自私、攻击、征服与统治的冲动真的是人类的特征，那么在文明社会中——如不受到国家约束的社会区域——压迫便是生活的一个现实，并且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基本民事关系将始终是在战场上。于是攻击性较小的女性或者是两者中较弱的一方，注定会被征服，或者她本身有更强的权力欲，试图去征服男人。两者都解放是不可行的。

　　虽然有关女权主义的自由观点包括会对社会产生根本影响的改革，但这肯定会受到抵制，因为如果实行这样的改革，就将为革命的变革建立舞台。显然社会对这些“女权主义者”的不具威胁性、甚至有助于维持现今社会的要求更加有反应。珍妮·葛罗斯（Jeanne Gross）在她1977年发表的文章“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女权主义道德规范”中举例说明了这种对女权主义策略的同化：

　　如果我们作为妇女想改变我们生活的所有方面，我们必须承认资本主义是惟一有能力接受逐渐的变化的……资本主义可以接受我们不切实际的变化并且用它们来反对我们。例如，很多已婚的妇女认识到了她们在家庭中受到的压迫，于是离婚了。在没有准备或者保护的情况下，她们被扔进了劳动力市场。对很多妇女来说，这意味着要在一排排打字机前找到自己的位置。企业现在认识到了剥削离婚妇女的空间有多大。这些行业中的人员变动惊人的大。“如果她不满意，会有人来代替她”。

　　特别是在涉及到工作的时候，很多自由女权主义改革只是加强了资本主义和物质主义价值（说明资本主义的灵活性），而没有真正从经济上解放妇女。
　　追求自由的妇女并不是孤立地在利用女权主义的推动力来扩大她们的利益。许多以不同的方式从女权主义引起的社会变革中获益的妇女不愿意被看作是女权主义的提倡者。如果没有女权运动便不会组织或资助现在在全美各地召开的有关妇女问题的会议，但参加会议的人不愿意被视为女权主义的提倡者。她们或者不愿意参加女权运动，或者讥笑它。一些美籍非裔、美国本土的印第安人、美籍亚裔和拉丁美洲妇女发现，如果她们支持女权运动的话，便会处于被孤立的状态之中。甚至一些有着或好或坏名声（以及经济收入的增长〉的女性，由于她们的工作而受到大量支持女权运动的妇女对她们的关注，但她们对此采取的态度也是把注意力从她们与女权运动的关系上转移开。她们甚至会创造其他的术语来表达她们对妇女问题的关注而避免使用“女权主义者”这个词。创造与有组织的政治活动无关的术语为那些可能已经不愿意去探究女权主义意义的妇女们提供了现成的借口来解释为什么她们不愿意参加。这说明了对已遭曲解的女权主义概念的一种不加批评的接受，而不是要求对它进行重新定义。妇女们在脱离她们所理解的女权运动时可能会支持对某些具体的问题的探究。
　　专栏作家鲍勃·格里恩（Bob Greene）在旧金山的一家报纸上发表文章“姐妹——内心”，对很多妇女对“女权主义”这个词所表现出来的明显的反感进行了评论。格里恩发现了这样的奇怪现象：很多妇女“显然相信骄傲的女权主义者所信仰的一切，但却回避‘女权主义者’这个词，把它当作一种讨厌的、不愿意与之有联系的东西”。尽管这样的妇女常常承认女权主义所带来的提高某些群体妇女社会地位的改革措施给她们带来了好处，但她们不愿意被看作是女权运动的参加者：

　　在这个问题上无法说服她们。“女权主义者”这个术浯一直让很多富于智慧并且雄心勃勃的妇女感到不安和尴尬。她们就是不想与它有任何联系。
　　似乎它有一种她们不愿意涉及的令人讨厌的涵义。很可能如果你向她们介绍女权主义的主要信仰时她们会样样都支持——即使她们认为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也会赶忙否认。

　　很多妇女不愿意宣传女权主义是因为她们对这个词的含义还不能确定。其他来自少数民族的受剥削和压迫的妇女回避这个词是因为她们不希望被认为是在支持一场种族主义运动；女权主义常常被等同于为白人妇女争取权力的努力。有很多妇女把女权主义视为女性同性恋的同义词；她们对同性恋的恐惧使她们拒绝与被认为是支持同性恋的任何组织产生联系。有些妇女害怕“女权主义”这个词是因为她们不想介入任何政治运动，尤其是被认为激进的政治运动。当然也有不希望与任何形式的妇女权力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她们拒绝并且反对女权运动。大多数妇女对有关“妇女解放”的负面观点比对女权运动的积极意义更加熟悉。我们现在必须通过斗争来恢复和维持的正是这个词的积极的政治意义和力量。
　　当前的女权运动似乎是一个没有任何明确意义的术语。对这个词的定义所采取的“什么都行”的态度使它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什么都行”意味着通常任何一个想取得与男性的社会平等的妇女，无论她有着什么样的政治观点（她可以是一个右翼的保守分子，也可以是国家共产主义者），她都可以说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大多数为女权主义定义的企图都反映了运动的阶级本质。概念原来是很宽泛的，并且把焦点集中在个体的妇女的自由和自主的权力上。在芭芭拉·博格（Barbara Berg）的著作《记住的门：美国女权主义的起源》中，她把女权主义定义为“包括了妇女解放诸多方面的广泛的运动”。然而，她强调的是妇女得到更多的个人自由。为了扩大以上概念，她又补充道：

　　是自由决定了她自己的命运；摆脱了由他人控制的角色；摆脱了社会的压制性的约束；可以自由地充分表达她的思想并且自由地把这些思想付诸行动。女权主义要求接受妇女的个人良知和判断的权力。它要求妇女的基本价值是来自她的普遍人性而不是基于她生活中的其他关系。

　　女权主义的这一概念基本上是与政治无关的；但它是吸引了很多自由女性的概念。它唤起了一种非常浪漫的有关个人自由的想法，这要比强调激进政治行动的概念更能让人接受。
　　很多激进的女权主义者知道无论是强调妇女是有着自主权的自由人的女权主义还是强调获得与男性机会平等的女权主义，都不能消除社会上的性别歧视和男性统治。女权主义是一场结束性别主义压迫的斗争。因此，一场消除统治思想的斗争是非常有必要的，这种统治思想充斥着西方文化的各个层面，同时还要对社会进行重组，以使人类的自我发展能够压倒帝国主义、经济扩张和物质欲望。用这样的方法下定义，妇女们参加女权运动就不会仅仅是因为我们在生物学上是相同的。对这样定义的女权主义的承诺要求每一个参加者都有建立在思想和信仰上的批评性的政治意识。
　　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人的即是政治的”（它最初是被用来强调妇女每天的现实生活是由政治形成并且也必然是政治性的）这个口号逐渐成为一种手段，鼓励妇女去思考其受歧视、剥削或者压迫的经历是与她对形成其社会地位的意识形态和制度的理解相一致的。其结果是，很多没有完全审视自己处境的妇女们对她们所处的政治现实及其与妇女群体的关系从没有形成一种综合性的了解。她们受到鼓励来说出她们的个人经历。就像革命者为改变全球殖民地人民的命运一样，女权主义积极分子们有必要强调看清和描述一个人自身现实的能力是自我恢复这个长长的过程中很重要的一步，但这仅仅是开始。当妇女们把描述她们自己的悲哀与发展一种批评性的政治意识是相似的这一观点内在化时，女权运动的进展便停滞了。从这种不完善的观点出发，所形成的理论和策略都不恰当和有误导性就不足为奇了。为了纠正过去分析的不当，我们现在必须鼓励妇女们对女性的政治现实形成一种敏锐而全面的理解。只有在我们审视了个人的政治、整个社会的政治以及全球性的革命政治以后，才会产生更加广泛的观点和看法。
　　从强调集体和个人经历的政治角度给女权主义所下的定义激发妇女们进入一个新的领域——超越非政治的性别歧视制度是我们的命运，并且还要提高政治觉悟。妇女们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了解到，我们大多数人是很少谈论政治的。即使是在妇女们于当今女权主义的全盛时期谈论着性别主义政治，而不是让这种带着严肃政治内容的讨论引发对妇女社会地位的综合、彻底的分析的时候，我们坚持认为男性是“敌人”，是导致我们所有问题的罪魁祸首。于是我们只注意妇女与男人至上理论和性别歧视思想之间的关系。玛莱纳·迪克森（Marlene Dixon）在她的文章“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和衰落：一种阶级分析”中强调指出，把注意力集中在“男性是敌人”这个问题上导致了一种“心理压迫政治"，反映了“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对立，把剥削的社会基础神秘化”的世界观。通过批评认为女权主义运动的中心应该是取得两性的社会平等的普遍观点和强调应该消除群体压迫的文化基础，我们自己的分析实在需要一种对妇女的政治现实的各个方面的探索。这将意味着种族和阶级压迫与性别歧视一样会被当作女权主义问题来加以探讨。
　　当女权主义被这样定义，从而使人们注意到妇女的社会和政治现实的多样性时，它将所有妇女的经历集中了起来，尤其是那些政治运动对其社会状况极少涉及、研究或改变的妇女的经历。当我们不再把重点放在“男性是敌人”这个简单化的立场上，我们便不得不去审视统治制度和在其维持和永久化的过程中我们所扮演的角色。缺乏充分的概念使资产阶级妇女——无论其观点是自由的还是激进的——很容易地在运动及其发展方向中维持她们的统治地位。这种霸权在多数女权组织中继续存在着。这些有权力的人常常使那些受到剥削和压迫的妇女们感到自己的处境是没有希望的，她们根本不可能打破这种统治的模式。由于这种社会化，这些妇女们常常感到我们对于女权运动中的白人的、资产阶级的霸权统治的惟一反应是抛弃、拒绝或者背离女权主义。这种反应对于那些希望在女权主义理论的方向和实践中保持其统治地位的妇女们来说没有丝毫的威胁。她们希望我们保持沉默，被动地接受她们的思想观点。她们更希望我们说话反对“她们”而不要发展我们自己的有关女权运动的思想。
　　女权主义是结束性别压迫的斗争。它的目的不是仅仅使某一群体、某一种族或者阶层的妇女获益。它不是使妇女享有男性所没有的特权。它有能力用一种有意义的方式来改变我们所有人的生活方式。最重要的是，女权主义既不是一种生活方式，也不是一种现成的、可以让人直接进入的身份或者角色。很多妇女把精力从旨在变革社会的女权运动中移开，转而注意一种反文化的发展以及以女性为中心的世界的形成，在这样的世界中女性几乎可以不接触男性。这种尝试并不表示对大量的不能把自己的文化表现与其他以女性为中心的社团所提出的幻想结合起来的妇女的尊重或者关心。玛丽·达利（Mary Daly）在她的著作《超越圣父上帝》中敦促妇女们放弃“由父权制体系所提供的安全”并且建立一个全新的、以妇女为中心的空间。珍妮·葛罗丝对此作出的反应是指出当女权运动把中心放在建立一个新的空间上时所产生的矛盾：

　　创造“相反世界”把巨大的压力放在了试图从事这个计划的妇女们身上。这种压力来自这样的信念：这种努力的惟一真正的源泉是我们自己。完全是父权制的过去则被认为是无可救药的……
　　如果我们不保留与其他人（和产生其特征的历史背景）的对话而开始着手创造一种不同的文化，我们便没有现实来检验我们的目标。我们在冒真正的危险，即文化的统治意识通过文化帝国主义在女权运动中进行着重新复制。

　　把女权主义斗争与生活在一种反文化的、妇女中心的世界里等同起来会产生一些障碍，把这项运动与大多数妇女隔离开来。尽管有性别歧视、剥削或者压迫，但很多妇女仍然觉得她们的生活是重要而且宝贵的。于是让她们为了另一种“女权主义”的生活方式而离开或者放弃这样的生活的建议自然会遭到抵制。由于感到她们的生活经历被降低了价值，被认为是消极的和没有意义的，所以很多妇女对女权主义的反应是猛烈地反对。通过抵制认为只有当妇女们创造了一种亚文化（无论它是生活空间或者甚至是在很多校园里受到排斥的像妇女研究的空间）才会产生的另一种女权主义“生活方式”的观点，并坚持认为无论一个个体的妇女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开始女权主义斗争，我们才能创立一种以我们的共同经历为中心的运动，一个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持续不断的运动。
　　在过去六年多的时间里，妇女们成立了很多以分离主义为导向的社团，于是运动的中心便从发展以妇女为中心的空间转移到了对身份的强调。一旦以妇女为中心的空间存在，要使它维持下去只有妇女们一直认为这是她们可以实现自我和得到自由的惟一空间。在设想了一种“女权主义”的身份之后，妇女们常常去寻求“女权主义”的生活方式。这些妇女没有看到它是通过破坏女权主义运动来实现其设想，即“女权主义”只是妇女们在寻求其身份的过程中可以选择的另一种事先包装好的角色。把女权主义视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而不是一项政治承诺说明了这项运动的阶级本质。亳不奇怪，把女权主义与生活方式的选择等同起来的妇女中大多数是中产阶级、未婚、受过大学教育，而且常常是没有社会和经济责任的学生，而作为劳动阶层的、贫穷的妇女则每天都要面对这样的责任，她们是劳动者、是母亲、是主妇和妻子。有时同性恋者会寻求把女权主义与生活方式等同起来，但是为了完全不同的原因。我们的社会对同性恋的妇女有着偏见和歧视，所以另一种以妇女为中心的社团是创造一种积极、肯定的环境的惟一手段。
　　尽管成立以妇女为中心的空间（不需要把它与“女权主义”生活方式等同起来）有着积极的原因，如愉快、相互支持和资源共享，但其对创造反文化空间的强调使妇女们远离了女权运动，因为这样的空间可以是教堂、厨房等等。
　　由于渴望社团、联系和一种共同目标的感觉，很多妇女在女权主义组织中寻找支持网络。在所谓“安全的”、“支持的”、以讨论女权主义思想为中心的环境中所产生的关系里，她们得到一种个人的满足，于是不去问其他妇女对于社团是否有着同样的需要。当然，尽管受到剥削和压迫，但很多黑人妇女和来自其他种族的妇女们并没有觉得在她们的生活中缺少妇女团体。以女权主义为中心，作为一种发展共同的身份和社团的方式，对于经历过社团的妇女们来说并没有什么吸引力，她们寻求的是在她们的生活中结束剥削和压迫的方法。她们也许会对致力于消除性压迫的女权主义策略产生兴趣，但她们也许永远也不会感到强烈地需要一种“女权主义”的身份和生活方式。
　　常常强调身份和生活方式是很有吸引力的，因为它会使人产生一种置身于实践中的错觉。然而，在任何以彻底的变革来对社会产生影响为目的的政治运动中的实践不可能仅仅致力于为想要成为激进分子的人经历安全和得到支持创造空间。目的在于结束性压迫的女权运动积极地使参加者们投入到革命斗争之中。而斗争很少是安全或者愉快的。
　　我们把女权主义作为一种政治义务，反对强调个人的身份和生活方式。（这不应该与真正的团结理论和实践相混淆。）这种反对使我们投身于革命实践。西方社会由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所形成的道德规范是个人的而不是社会的。这些规范告诉我们个人利益高于集体利益，于是个人的变化也就比集体的变化更加重要。帝国主义文化的这一特殊形式在女权主义运动中以妇女个人的形式得以繁衍，把女权主义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改变了她们的生活这个事实与在理论与实践中不需要产生改变这种政策等同起来，尽管它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或者对广大妇女有着很小或者根本就没有影响。
　　为了强调参加女权主义斗争是一种政治职责，我们可以避免使用“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这句话（一种语言结构用于指身份和自我定义的某些个人方面）而说“我提倡女权主义”。因为把女权主义不恰当地强调为一种身份或者生活方式，所以人们对它往往采取一成不变的观点。如果我们要修改我们的策略和方向，就有必要把注意力从陈旧的观点上转移开。我发现说“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通常意味着我自己被限制在事先预定好的身份、角色或者行为之中。当我说“我提倡女权主义”，得到的反应往往是“什么是女权主义？”像“我提倡”这样一句话并不意味着很绝对地说“我是”。它不会使我们采取非此即彼的二元论思维方式，这是西方社会所有统治制度的核心部分。它暗示已经作出的选择，意味着对女权主义的职责是一种意志的行为。它不表明一个人参加女权主义运动，便失去了支持其他政治运动的可能性。
　　作为一名对女权运动有兴趣的黑人女性，常常有人问我做一名黑人是不是比做一个女人更加重要；是不是以结束性压迫为目的的女权主义斗争比结束种族主义的斗争更加重要，还是相反。所有这样的问题都来源于竞争性的非此即彼式的思维，认为自我是由反对一个他者而形成的。因此，一个人不是别的什么，便是女权主义者。大多数人都社会化地用对抗而不是和谐共存的方式去思考。他们没有把反对种族主义的工作看成是与结束性压迫的工作完全一致的，而是把它们看作是两个在争夺第一位的运动。当一个人被问起：“你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似乎就会被理解成这个人只关心女权主义，不关注其他的政治问题。当这个人是黑人的时候，肯定的回答很可能被理解成一种对结束种族主义的斗争的贬低。由于害怕被误解，对于黑人妇女和被剥削被压迫人种的妇女来说要表达她们对女权主义的关注是很困难的。她们对于说“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非常谨慎。从“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转变为“我提倡女权主义”可以是一种消除把身份和生活方式作为中心的有效策略。它可以是一种方法，关注女权主义和其他政治运动的妇女们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表达她们的支持同时避免了把某一特殊群体置于第一位的语言结构。它还会鼓励对女权主义理沦的更深入的探索。
　　定义方面从主张社会平等到强调结束性压迫，这种改变导致了对理论发展的态度的改变。由于迄今为止女权运动的阶级本质和种族等级制度，发展理论（一整套作为行动基础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成为一种任务，专门从属于白人妇女的学术霸权统治。这使得很多处于特权种族或者特权群体之外的妇女们把发展理论的中心，甚至仅仅是措辞的运用，看作是一种只是为了加强精英群体而发挥作用的关注。这种反应加强了认为发展理论是白人知识分子的工作这种性别主义/种族主义/阶级主义观念。在女权运动中表现积极的有特权的白人妇女们，无论在观点上是自由的还是激进的，她们都鼓励黑人妇女贡献出她们的个人经历、私人故事。个人经历对女权运动来说是很重要的，但不能代替理论。夏洛特·本奇在“女权主义和教育：不是逐渐的”一文中解释了理论的特殊重要性：

　　理论让我们能够从长远目标的角度和全面看待世界的观点来看待眼前的需求。它提供了一种框架让我们可以用来评价长期和短期进展中的各种策略并且看到这些策略可能会带来的变化。理论不仅仅是大量的事实或者一套个人观点。它包括了建立在可利用的知识和经历上的解释和假设。它还依赖于有关如何解释这些事实、经历及其重要性的推测和洞悉。

　　由于资产阶级白人妇女给女权主义下定义的方式使之显得对黑人妇女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于是她们便可以得出结论说黑人妇女不需要对发展理论做出贡献。我们要提供多彩的生活故事来记录和证明一系列占主导地位的理论假设。（也许在瓦莱利·阿莫斯（Valerie Amos）和布拉蒂哈·帕玛（Pratibha Parmar）的文章“挑战帝国主义女权运动”中可以找到一种关于黑人妇女对女权运动的反应的有趣讨论。）把争取与男性的社会平等作为女权主义的定义导致了对歧视、男性的态度和法律改革的强调。女权主义作为一场结束性压迫的运动，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统治制度和性别、种族和阶级压迫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它迫使我们关注妇女的经历和忍受着性压迫冲击的妇女们的社会困境，把它作为一种了解美国妇女共同的社会地位的方法。把女权主义定义为结束性压迫对于理论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是指出探索和分析的方法的起点。
　　未来女权主义斗争的基础必须牢固地建立在这样的认识上：即认识到必须消除性别主义和其他形式的群体压迫的潜在的文化基础和原因。不挑战和改变这些哲学结构，女权主义改革将不会有长久的影响。因此，提倡女权主义的人目前有必要共同认识到我们的斗争不能被定义为一场获得与男性同样的社会平等的运动，像“自由女权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这样的术语代表着一些必须解决的矛盾，这样女权主义就不会被继续同化，服务于特殊利益群体的机会主义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