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的卡诺萨之行（奥古斯特·倍倍尔，1911）

伦敦的卡诺萨之行

奥古斯特·倍倍尔

编者注：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 1840—1913）是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杰出活动家，1867年起领导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他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和学生。这篇文章是倍倍尔的《我的一生》一书的第3卷的片断。

　　1869年底，我有闲暇认真地阅读1867年夏末出版的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而这是在监狱里。五年前我曾想阅读1859年出版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但只是一种愿望而已。工作已经太多，还要进行生存斗争，我简直没有足够的空闲来理解、消化这部艰深的著作。马克思和思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和其他著作只是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才为党^[1]所知。我所得到和爱读的马克思的第一部著作，是他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时发表的《成立宣言》。我是在1865年初读到的。1866年底，我已经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
　　我早就想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居住地伦敦去旅行，然而总是一再耽搁，直到1880年才得以实现。

　　由于希尔施被选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以及党的领导机关中大多数人怀疑这次选举，我才想到必须开始那计划已久而总被推迟的伦敦之行。当时希尔施也在伦敦，我可以很快地和他当面商量。此外，我还希望伯恩施坦（不仅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希尔施都对他有很深的成见）和我一起到伦敦的狮子洞里去，为的是表明他并不是像这两位老人所想像的那么坏。再说，伯恩施坦本人住在苏黎世，每天写有关德国情况的报道，文章中一点也没有李希特尔年鉴中那篇恶毒的三星文章^[2]所流露的情绪。我甚至暗地希望，如果希尔施拒绝担任《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就可以叫伯恩施坦代替他。要是果真如此，就必须使新编辑同马克思、恩格斯之间有一个大致良好的私人关系。因此我建议伯恩施坦和我来一次“卡诺萨之行”^[3]，到伦敦去。他立刻同意。我们在加来会面了，因为伯恩施坦有一切理由避免踏上德国的土地。^[4]
　　到伦敦后，我们首先拜访恩格斯，那是上午10—11点之间，他正在早饭。恩格斯有一个习惯，夜里两点钟以前不休息。他非常亲切地接待我们，立刻用“你”来称呼我，下午我们去拜访的马克思也是这样。不久前成了鳏夫的恩格斯，邀请我住在他那里。我们当然要利用住在一起的那些日子，就各种问题充分地交换意见，在这过程中，伯恩施坦显然赢得了这两个人的信任。
　　我们在伦敦的那些日子里，恩格斯的行动和时间都很自由，常常作我们的向导，带领我们游览伦敦的名胜。这时保尔·辛格尔也到了那里，他每年都要因事到英国来旅行，恰好从曼彻斯特回到伦敦。在伦敦度过的那个惟一的星期日，马克思把我们全都邀请去吃饭。
　　我早就认识了燕妮·马克思夫人，她的仪表雍容大方，善于以最令人满意和亲切的方式招待客人，她立刻博得了我的好感。在那个星期日，我也认识了马克思的大女儿，她也叫燕妮，嫁给了龙格，那天她带着她的孩子们一起来了。看到被说成是人类仇敌的马克思那么亲切温柔地和自己的外孙们游戏，这些孩子们又是那么爱恋他们的外祖父，我十分惊奇和愉快。那天除了大女儿燕妮，还有两个小女儿：杜西（后来是艾威林夫人）和劳拉（拉法格的妻子）。黑眼睛、黑头发的杜西，简直和她父亲一模一样；栗色金发和深色眼睛的劳拉，更像母亲。她俩都很美丽活泼。
　　马克思的妻子和孩子都称马克思为“摩尔”，好像他没有其他名字似的，对此，外人无不感到惊奇。这是因为他有一头漆黑的头发和胡须，那时他的头发已经灰白，胡子还是黑的。恩格斯有个亲切的绰号。马克思一家人和最亲近的朋友都叫他“将军”，而且总是用英文叫他General。他所以获得这个绰号，是由于他特别喜欢研究军事问题，人们认为他对军事和战术的见解具有权威性。
　　我在离开伦敦的前夕，再一次拜访了马克思。马克思的妻子正卧病在床。我希望和她告别，马克思把我带去见她，并严格地嘱咐我同她谈话不能超过一刻钟。但我们一谈就很起劲，我忘记了她的病况，在她那里坐了不是一刻钟而是半点多钟。马克思忍耐不住了，他责备我，说我要他妻子的命。我悲伤地向她告别，因为她患的是不治之症。此后我再没有见到她。第二年她就逝世了。
　　……
　　在结束这篇文章以前我还想谈谈思格斯。恩格斯为人和蔼可亲，他遵守马丁·路德的箴言：醇酒、女人和歌曲是生活的乐事，但是他也决没有忘记工作的严肃性。直到死前，他始终是一个最勤奋的人；当他70岁高龄的时候，还学习罗马尼亚文，并且对一切事件都兴致勃勃。他总是兴高采烈，精神饱满，对他的动荡生活中的各种细小有趣的情节都记得非常清楚。在欢乐的聚会中他常常谈到这些事，使谈话饶有趣味。在他那里度过一个夜晚总要使人愉快地回忆起与他有往来的朋友和同志们。不论话题是严肃的还是轻松愉快的，谈话总是很活跃的。恩格斯也是一个善饮的酒客，他有一个很好的酒窖，每逢客人称赞他的酒时，他就十分满意。
　　在清教徒的星期天，也就是说，在热爱生活的人不愿在伦敦度过的这一天，恩格斯却开门迎客，谁来都欢迎。早晨两三点钟以前是没有一个客人回家的。直到他1895年逝世为止，我曾到他那里作过几次客。他也曾到我家作过一次客，那是在1893年，经我不断催促，他决定去大陆旅行，借此机会出席在苏黎世举行的国际代表大会^[5]，随后访问了维也纳。他于1895年逝世，享年75岁，我觉得似乎“我”的一部分也死了。很多人都同我一样有这种感觉……

^[1] 即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它是1869年8月7—9日在爱森纳赫举行的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全德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德国无产阶级独立的革命政党。该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支持下建立，由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领导。

^[2] 指赫希柏格，伯恩施坦和施拉姆三人合写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署名用了三星，该文载于赫希柏格（笔名路·李希特尔）主编的《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1879年苏黎世版第1年卷第1册第75—96页。——编者注

^[3] 卡诺萨在意大利的北部，1077年德国皇帝亨利四世为了祈求教皇格雷哥里七世取消开除他教籍的决定，到卡诺萨去向教皇朝拜。“卡诺萨之行”是表示忏悔和屈服的意思。——编者注

^[4] 指当时德国正在实行1878年通过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对社会民主党人进行迫害。——编者注

^[5] 指1893年8月6-12日在苏黎世举行的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

载于奥·倍倍尔《我的一生》（Aus Meinem Leben》)

摘译自奥·倍倍尔《我的一生》1953年柏林狄茨出版社版第1卷第128页，第3卷第148—149、153页

《人间的普罗米修斯》（“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之三），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1月第1版，第1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