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倍倍尔 -> 《我的一生》第三卷（1911）
同德国警察的斗争
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持续的十二年期间，我是（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德国最受警察迫害的人。警察有成见，认为我是一个不可不监视的最危险的人。冯·普特卡美尔先生自一八八一年春季起直到一八八八年弗里德里希皇帝在位的末一天止，任普鲁士内务大臣，他承认了这个意见，因为一八八六年在国会的一次社会党人的辩论中，他就称我为“最危险的人”。人们自然不会认为，我处在这种警察保护之下会感到舒服。正相反，我对这种救国措施的憎恨一年大似一年，警察对许多同志以及对我所进行的无数卑鄙和昧良心的行为，堆积如山，也使我对它的蔑视有增无已。我逐渐产生一种心情，就是我最渴望发生一次国内大灾难，使我们能够报复一切由他们那方面施于我们的罪恶。今日回忆当年，我还头上冒火。如果我到柏林参加国会开会，就受到寸步不离的监视，我的社会民主党的同事也是如此。但是在我背后发电报，由这个城市向另一城市打电报，告知我将到和在什么时候可以到，则只有对我如此。这多半是这样办理的：监视我的警察一看到我到车站购买车票，他就即刻到售票处打听我买哪里的票。我不仅在所谓鼓动旅行被追踪，即使我作业务旅行时也对我这样胡闹。我后来学会能在稠人广众之中发现这个“密探”的本领，每逢火车进站时，我由窗子伸出头去，很快就发现那个要担任监视我的警察的面孔。处在这种追踪之下，我和我的追踪者之间展开无声的战斗。因为我自然感到需要，尤其在夜晚来往于同志们中间并同他们交换不让警察与闻的意见，所以我竭尽全力把跟踪我的“救国者”“移开”（像我们的术语所说的），这就是说，我竭力在杂乱分歧的街道和房屋中间把我的追踪者甩掉，这用我的两条快腿和同志们的帮忙几乎无例外地达到目的。许多安闲的市民露着惊讶的样子看我，当我的快步渐渐变成了小跑，在我后面隔一段路有一个不知道是干什么的人气喘吁吁、汗如雨下。后来实行了环游簿的办法时，铁路追踪的样式也改变了。我在一八八五年春季第一次利用这样的环游簿。我由德累斯顿启程经过萨克森、巴伐利亚、符腾堡和瑞士。在德国境内的追踪同以往一样。当我由巴塞尔往巴登州到夫赖堡时，我吃了一惊，看见我的警察卫士已经站在我时常住的旅馆门口等着我。在卡尔斯卢合这种事又发生一次。我于是问侍者，警察从哪里知道我要来。他耸一耸肩，并且认为，这警官三天以来就已站在旅馆门前等候我。这事情对我越来越神秘了。在同样的监视系统之下，我最后来到了美因茨。我到达我要住宿的旅馆的时候，侍者领班在那里站着，他看到我时叫道：“您到底来了，倍倍尔先生，我们已等候您八天了。”当我惊奇地问他：“是吗，这是怎么回事？”他回答说：“您的道德卫士八天以来总到我们这里问，您什么时候来。方才他看到您来就溜开了。”
我觉得这太讨厌了。次日上午，我拜访一位我党同志，他是市议员，因为美因茨的警察隶属于市政府，或者由他那里能知道，这种监视方法是从哪里来的。我不久就解决了这个疑问。我发觉，原来德累斯顿车站管理处把我订购环游簿的事通知德累斯顿的警察并把联票抄一份给它。德累斯顿警察局当时是全国最热衷于追踪我们的机关之一，它立刻通知有关各地的警察局，说我将来到。但是警察不能知道，我在各个地方将逗留多久，所以他们计算的时间与我到达美因茨的时间相差八天。
在那些年代，不仅铁路局同警察的关系密切，而且邮局也是这样。寄交著名社会民主党人的信件或包裹，在送交以前，邮局先通知警察局，使它能在物品交到后立即进入住宅而加以没收，这种情况发生过几千次。在七十年代，李卜克内西在国会控诉他的信件被人私拆时，帝国邮政大臣斯台凡博士回答说：“书信里的秘密在德意志帝国就象祭坛上的圣经那样可靠”，早在当时，这句话我们就不相信，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之下却使我们有加以评论的充分理由。在我这里，邮政和警察的联系也还以其他形式暴露出来。
厂主和商人有一种商业习惯，即如果派代理人出发前往接受顾主订货，在代理人到达该地前不久，寄去一份印好的说这人即将到来的通知书。这在我们生意上也习用。有一天我在美因茨得悉，许多天以来在维斯巴登车站上已经站着两个秘密警察，以便在我到后担任监视我的职务。而且警察是由邮局中的商业通知书获悉我将到来。我很快决定了戏弄他们一下。第二天早晨，我同两位亲密的党员同志乘车到维斯巴登前面最近一站，我们下车后由另一条警察料想不到的路进城去，在那里办完了我的商业事情并且还与我党同志举行了一个座谈会。当我晚上同一大批同志一起出现在维斯巴登车站搭车回美因茨时，那两个警察还站在那里，他们看见我之后那副万分惊愕的神气使我们非常愉快。
一般说来，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之下，我党同志简直把竭力摆布和欺骗警察当作游戏。每一个成功的戏弄都非常可笑，从而鼓励人另作新尝试。我们聚集在一处办完我们的党务以后，正应当来一阵欢笑，娱乐材料大部分是叙述如何愚弄警察的故事。警察有所发现和知晓，很少是由于他们自己的机智和技巧，而是由于某一个同志的疏忽或者喜好多言。除开有同志背叛，这种人不能抗拒警察的金钱引诱，或者是为警察所迫作叛卖活动，因为警察知道了他们的事情，如果告发，就会把有关的人送进监狱。这样的强迫事情曾屡次发生。基督教国家的警察支柱情愿让刑事罪不受惩罚，如果犯罪者同意走上政治变节的道路。
我有个在大多数旅馆使用假名的习惯，这自然很快就被警察发觉，但从不追究。我所以这样做，一则是因为资产阶级圈子里对我的敌对态度使许多旅馆主人如果知道我是谁，就不让我住宿。再说，我也不愿引起其余客人的好奇和呆看。因为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之下，我已经把以前所留的上髭和下须改变为留满腮胡须，所以我的外貌没有多少人能认识。自然，旅馆主人和他们手下的职员会很快地探知我是谁，但也不惊扰我，职员们照例是同情我的。我长期犯了一个错误，在一个地方使用我同伙的名字，在另一地方则用商人奥古斯特·弗里德里希的名字。但有这么一回，在一个地方我以往曾使用我同伙的名字，这次则用了弗里德里希的名字。这真不幸，我于是从现在起总使用弗里德里希这个名字。
这有一天在巴登的夫赖堡引起了一件趣事。我早晨走出旅馆去做生意。在门口遇着邮递员，我问他，有无莱比锡商人弗里德里希的信。“有的，而且还是挂号信！”他回答。我把收据签好后走出去。五个月后，我又到夫赖堡，可巧在门口又遇到那个邮递员，我又问他，有无商人弗里德里希的信。我一说这名字，他抬起头来严厉地看着我说：“您不是弗里德里希先生，您是倍倍尔先生！”“不错，这您是怎么知道的？”“瞧，今年春天您可把我弄得非常为难。您还记得，我当时交给您一封挂号信，当我回家后检查我的收据时，吃了一惊，发现您那张收据的签名不是弗里德里希而是倍倍尔。我赶快跑到旅馆找侍者领班诉苦。侍者领班笑着解释说，倍倍尔和弗里德里希原是一个人。”幸而邮递员的上司（他必须把收据全部交给上司）只点一点数，而没有细看签名，所以他没有受到责罚。
这件事我觉得实在有趣，但是我从此以后开始小心了。
警察对我个人的监视，在那些年里常常是具有既可恶又刺激的性质，尤其是在德国中部和南部一系列的城市中。在德国北部监视人员，我可以说，是慎重些。警察的举动不大使人注目并且跟随我也离我远些，但是在中德和南德的一些城市中，警察是既拙笨又粗鲁，就是以警察观点来看也是愚蠢的。这里跟随我的照例是便衣警察，如果我带着我的样品箱穿街行走，他就跟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我若进入房屋，他就在附近等候，到我出来时像只忠心的狗一样又跟上了。当一八七九年春季在纽伦堡第一次对我监视时，这消息像电光石火一样在我党同志之间传播开来。晚上，群众集合在警察局门口，对警察大骂，这种大骂只有一个巴伐利亚人能喊出口。思想较稳健的同志不惮烦劳地劝导群众散去，以免发生冲突。
这里在纽伦堡有某一个叫做马尔兴的人，是多年来监视我的秘密警察，他从早到晚追踪着我。有一天晚上，我又像平常一样甩掉了他。那时将近半夜，我和一个让我在他家住的朋友（很易理解，我当时宁愿舍旅馆而住私人住宅），一同走回家。我的朋友住在格莱斯哈迈——纽伦堡的郊区，铁路的那一面。那是一个非常好的月夜。我们越过一片草地，刚一走上街道，我就突然看到这位马尔兴先生站在路旁一颗白杨树下。他显然想至少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回家。我使我朋友注意马尔兴。他一看到马尔兴，就飞步向他跑去。这个区域死一般的寂静，到处都不见一个人。现在在马尔兴方面可以说，一个抵两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于是他急忙转身，沿着大道飞奔而去。我的朋友就大踏步随后追赶，他俩进入两个庭院中间一条弯曲的小道里面就看不见了。忽然间枪声砰然一响。这使我大吃一惊，我认为，警察用枪打了我的朋友。我急向他们追去。当我刚转入小道的时候，我的朋友大笑迎面而来。“谁在打枪？”我问。“我打枪，可是这家伙逃了”，他回答。“是呀，你疯了，如果明天马尔兴告你，我就必须作反对你的证人。”“我只是对空射击的呀”，他以安慰的口气回答。奇怪的是，我们不再听说这件事。马尔兴大约认为缄默是比较聪明的办法。后来他退出警察界做起牛奶生意。竟有人向我断言，他参加了党。
一八八二年，我无意中导致了政府剥夺佛尔特市政府的一个重要权利。这个市政府是绝大多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几个社会民主党人所组成，它允许我在一个参加者非常众多的民众大会上讲话。巴伐利亚政府因而大怒，剥夺市政府掌握结社与集会权的权利，把它移交中弗兰克专区政府。一九〇二年年底（亦即二十年以后），塞基茨同志在邦议会上质问巴伐利亚政府，究竟它还要把剥夺佛尔特市政府权利维持到何时，当时的部长冯·菲利奇回答说：只要佛尔特的市政府中有社会民主党人在内，就一直保持下去。但是人们不久就改正了想法，把权利仍交回佛尔特市政府。这样一个部长，用这末可笑的卑鄙手段来治理国事，在德国，大家知道，竟被称为政治家。
我从纽伦堡—佛尔特，通常往慕尼黑去，在这里我也最多停留三四天。我一到达，我党同志马上都知道了，然后在我在那里度过的那个星期日，照例在一个啤酒店里来个大集会。同志们随后成群出发，以高呼和歌唱来示威。紧跟在同志们后面的是由警监米歇尔·格里特或其助理欧尔带领的为数约十二人的尊贵的宪兵。星期日的娱乐经常是以我又一次试行避开警察而结束。直到如今，我记忆犹新，在这样的一个晚上，长个子马克西姆·恩斯特如何用手拉起衣襟，迈开两条长腿穿过错杂的小巷向宫廷酿酒场附近冲去，我看着他表演的那种滑稽像，笑得几乎难以跟上前去。
在符腾堡做得和气一些，虽然那里的警察也常常使我们的同志生活困苦。有一次，斯图加特的同志集会纪念三月革命，一个警官前来声明说：不准作庆祝演讲。一切谈判无效，坚持禁令。于是纪念会主持人问他，是否准许宣读，这警官以其充分的尊严感给了典型的答复：“可以宣读，但不许乱扯！”于是发表的不是一篇也许相当温和的庆祝演说，而是宣读弗莱里格拉特和别人的革命诗篇。国家又被拯救了一次。
另一事件的经过是：一天晚上，我在斯图加特，三个艾斯林根的同志来请我立刻同他们往艾斯林根去，在那里的一个集会上迎接宗纳曼。我拒绝了。一则我疲倦了，二则我在业务旅行中也不喜欢在公开集会上讲话，因为我不愿在所谓自己家里冒犯几乎尽是我的政治敌人的主顾。最后我不得不勉强向他们的热情让步。当我们进入会场时，里面已经人满。我们只得站在门口。宗纳曼讲得特别坏，他显然没有兴趣。卡尔·麦耶尔作主席（柏林有人开玩笑地说，麦耶尔每天早晨至少要吃一个普鲁士人作早餐）。宗纳曼讲完后，麦耶尔要求听众报名发言。我报名发言。当麦耶尔和大会一听到我的名字，发生了一阵骚动，好像从屋顶上飞进一颗炸弹。麦耶尔于是通过他在滔滔不绝的讲话中致敬于我这“勇敢的民望所归的人”，并声明他抱歉得很，他必须辞去主席职务，因为我所隶属的党是受非常法追究的。这是我所没有遇到过的事，尤其没有从一个民主主义者那里遇到过。当机立断，我抓起铃向大会声明说：幸而我们是在符腾堡，这里根据邦法不要求集会向警察办理登记手续。如果无人反对，我愿接充主席。大会默然。我必须来作这个非常的事，因为我不知道，在艾斯林根的同志中间我应建议由谁来担任主席。于是我自己发言。但是很快我就觉察到，宗纳曼为什么讲得很坏。十分钟后，我的遭遇同他一样。稠密的人群和夏天的温度产生酷热。并且因为会场似乎以前不久才用石灰粉刷过的，天花板和墙壁都开始反潮，无数的石灰粉散布在空气中，贴在粘膜上，讲起话来特别吃力。我的心情很不安。这时由门口发出一种声音打断我的话。我没有听懂讲话人的话，问他要干什么；他回答我说：“以法令名义解散集会！”没有人比我更幸运了。声音是由一个警察发出的，他原是来作听众的，但被他附近站着的那些民族自由党的城市大亨们多时劝诱，以致声言解散大会。但因此却保证了大会的效果，因为大部分与会者恼恨被这样打发回家。一般说来，在那些年代，处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统治之下，我们如果在讲话中间忽然被监视的警官打断并声明解散集会，我们没有一个人感到苦恼。这经常引起拥护发言人的示威性掌声，因而效果最好；再说，也保护了发言人的肺。
在那个艾斯林根集会的次日，我往杜宾根，在那里有我一个很熟的人——一个左倾的人民党人——在车站接我。我给他叙述艾斯林根的事，他听了摇摇头。午饭时，我们一起到市政厅酒店，我们坐的那张餐桌已经有一位先生坐在那里，我的熟人向我介绍，说他是杜宾根市的警务长。他就立即为这个人叙述艾斯林根的事件。警务长笑了，然后对我说：“您知道，倍倍尔先生，今天晚上您在这里举行一个集会，我向您保证，我不解散它。”我笑着回答他：他这亲切的邀请，是警察方面对我迄今所未曾有过的，可惜未能从命，因我必须乘下午的火车往苏黎世，那里有人等候我。
在巴登是另一个样子。那里的警察在那时期已经采取了普鲁士的方式。在夫赖堡对我的监视特别严厉。我习惯住在“罗马皇帝”旅馆。旅馆老板，一位斯布林格先生，自然是我的政治敌人，但也是一个正派人。他很憎恨警察一大早就在旅馆的前门以至后门放哨，来等候我出门。并且当警察先生日渐大胆，有一次竟闯进庭院，他就强硬地把他们赶了出去。有一天我在警务长维乃尔那里控诉这种无耻的监视方式，但是这位先生非常不悦地对待我的申诉。一个像我这样危险的人，如果警察加以监视，是不许他控诉的。我声明，这种监视方式将在下次国会中提出。他回答说：这于他是无足轻重的，他认为什么必要就做什么。我相信，我如果在国会中攻击他，这位先生会欢喜的。当时的大公是我们凶狠的敌人，一个因为对我们处置过严而被我控告的官员可以得到他的欢心并有升级的希望。在九十年代，这位大公在退伍军人协会庆祝会上还（没有提名）一再驳斥我的两次庆祝会上的演说，一次是在辛根附近的霍亨维尔，另一次是次年在黑森林的维林根市。
卡尔斯卢合的监视也是无所不至。我曾屡次这样摆脱对我的监视，每见有单独停放着的出租马车，我就一跃而上，飞驶而去。一个星期日，当我和保尔·辛格尔在卡尔斯卢合遇见时，他也参加了这样一种行动。
许多年间，我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有一个特别讨厌的陪伴。这个人跟在我后面，几乎不到一公尺。有时我停下，好像要看一座有趣的房屋或一棵树，他立刻也采取相同的动作。但有一次在大白天我把他“甩掉”了。我在一天中午乘市郊火车往欧芬巴赫。他跟着我上去，坐在我坐的车厢里。在欧芬巴赫，我把生意很快办完，然后去拜访我党的朋友乌尔利希，他在城边一座房屋的院子里开设一个小印刷所。我问他，我有一个追踪者站在房子面前，我如果不乘市郊火车而利用美因—威塞尔铁路（当时卡塞尔—法兰克福线这样称呼）能否避开他。乌尔利希认为可以，不久就有这样一趟火车，我只要跨过庭院板墙，横越田里一条小路，即可直达美因—威塞尔车站。乌尔利希帮助我翻过板墙，而后他把我的样品箱递给我，在火车将要到达时，我到了车站。到法兰克福后，我跑到我住的“达姆斯塔德城”，这是靠大教堂很近的一个小旅馆，这教堂在一八四八年曾作国会的激进左派的饮宴之所。我把样品箱放下就走了。当我夜里十一时以后进入客房时，店主人和客人都大笑起来。他们向我述说，当我晚上离开旅馆后，不久有一个警察坐一辆出租马车狂奔而来，才知道我已经离开旅馆。在客人大笑中他咒骂着去了。
后来我把这些经过在国会中发表了。因此至少在法兰克福和维斯巴登停止了这种可厌的监视。
但是即使在国外，我也不免受警察的迫害。我常由齐滔出发顺路到波西米亚的赖辛贝格作生意。我一由那里起程，在齐滔车站上的萨克森的岗警就用电报把我的到达时间通知赖辛贝格的警察。到那里后，一个雄赳赳的宪兵已经全副武装地站在车站上，为的是伴送我到我的主顾们那里去。这引起巨大轰动。随后有一天我做完工作后同一些我党同志在一个饭馆花园中集会，我们正在谈话，我就被召往见城市当局，他询问我到赖辛贝格干什么以后，劝告我乘下一班车离开这里，否则他将给我以驱逐出境的处分。在奥地利那时候完全同我们这里一样笼罩着仇视红色人物的狂热；对我们同志的极厉害的残暴惩罚成为日常事务。这些惩罚对他们同对我们一样毫无用处。
由赖辛贝格我多半是穿过北波西米亚前进。我一次作这样的旅行，最后到了开姆尼茨。在这里我也受到通常的接待。而且警察蛮横无理，竟敢当我不在，从旅馆里把我的箱子取去并且要打开检查禁品。有一个警察甚至在大街上要我同他到警察局去，以便检查我的箱子。这我拒绝了，倘若他愿意扛箱子，我可以跟着他。他满足于同我进入一座房子，来证明箱子里面并没有有害的东西。我对这个不法行为一直控告到部长那里，但没有结果。
相反地，在同一天下午我却同米特维达的警察有出可笑的插曲：我到那边去是为了拜访我们那里的同志。当我到达米特维达车站时，我受到双重的迎接。有一批党员同志等候我，在他们后面站着一群由城市首长——市长奎布莱尔尊驾亲自率领的警察。这种迎接使我觉得非常可笑。我于是立刻向我的同志们建议，不到饭店去而到米特维达市的主要街道上来回散步，同时我把种种事情讲给他们听。想到就做。开始散步。在我们后面不远跟随着市长和警察。几分钟后聚集了大群的人，由人群中喊出种种对市长和警察的冷嘲热讽。大家都笑起来。市长非常狼狈地避到一座房子里，命令他的部属离开。
当我由米特维达回到开姆尼茨的时候，在我住的旅馆前面警察给我站了双岗。我早已睡起正义人士的大觉，而可怜的警察却须在离开岗位后才能办到。第二天早晨，我乘第一班火车走了。当警察又来值班时，他们听说，他们的站岗已成为多余的事，定感满意。只有敌视我们而毫无思考能力，并且不再感到他们在每一有理性人的眼里如何出丑的机关，才能采取这一切措施。反社会党人的疯狂使他们失去了理性。
一八八一年我被驱逐出境以后。在莱比锡也是这样。人们非常开恩，准许我一年有二次最多三次，到这城里来一天，以便为了业务旅行了解一下业务情况，这时也立即有警察从早晨到晚上在门前站岗。到账房来访的同行人开玩笑说：我们已猜想到，陛下又到临了，他的护卫站在门口。我们的一个工人恼恨这种监视，以恶言对警察喊叫，因而被禁闭八天。如果我在旅行中经过莱比锡，就必须预先呈报在什么时候到什么车站，什么时候由什么车站离开那里。于是警察的监视又发生效力，规定是，不得停留地从这个车站到另一个车站，搭下次火车离开本市。这个义务加在一切由莱比锡及其辖境驱逐出去的人，他们一旦旅行经过该地，都应如此。莱比锡警察对我特别严格，有些允许李卜克内西停留较久的地方，对我都经常加以拒绝。这样两种对待的原因，我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失效后偶然获悉。警察权威人士——卫队长多布勒怀疑《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莱比锡通讯是由我发出的，通讯总是开他的玩笑，把他说成绿眼睛的人。其实并没有一篇通讯是我发出的；如果多布勒不是个十分愚蠢的人，那末他从笔调上（这他在莱比锡可以长年研究）立刻可以认出，肇事者是谁。欧克森斯提纳[1]的话总是对的：“你不知道，我的儿子，世界是以多么少的知识来管理的。”
我还能絮絮叨叨把这一章说得很长，但我只再叙一件也许可能使我遭到极恶的后果的事情，来结束这一章。一八八一年三月间，我到东部做生意。同时我也到波森，并决定顺路到我父亲出生的城市欧斯特罗沃一行。根据我党同志鲁克的说法（他的双亲住在那里），在欧斯特罗沃还有我父亲的三个姐妹在世，此外还有一批年轻亲属。年轻亲属中，我也遇到过一个表兄弟，他常到卡里希做生意。他向我建议次日（星期日）到卡里希去一趟。卡里希是个要塞，驻有强大的俄国军队，我还从来沒有看过一个俄国城市。他不难給我搞一张假护照。我预感这件事也可能出漏子，因为我觉得，我在欧斯特罗沃也被警察监视。所以我拒绝了。当我星期一早晨走进客房用早餐时，店主人问我，是否听到夜间发生在旅館中的吵闹。我惊奇地问：为什么？他的回答是：十二点钟以后，柏林来个电报，说星期日午时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彼得堡被炸弹炸死。这消息使他的客人非常愤怒，有几个喝醉了酒的，认为德意志社会民主党是这次行刺事件的共谋犯，所以有人打算闯上楼去，把我丢出房外。他煞费苦心才把这件事阻止住了。
这真是个可喜的通知。不久以后，我的表兄弟来了，他说，幸而我们没有在卡里希。他方才听说，那里接到关于沙皇被刺的电报后，下午四点钟城门全闭，不准任何人出入。我设想一下，如果我在卡里希被认出来（对于这，德国警察无论如何都要负责办理），那该发生什么情况。俾斯麦侯爵对于我的释放大概不会动一个指头，他的警察，据我们当时所得的经验，甚至会发誓说，我在东方的旅行很有嫌疑，虽然我除在哥尼斯堡和但泽之外，从没有拜访过我党同志。在那事件后没有几天，柏林《邮报》竟发表一篇文章：“倍倍尔先生在俄国边境”，把我的旅行同行刺联系起来。所以我有理由为我的小心谨慎、中止卡里希之行而庆幸。
[1] 一五八三——一六五四年，三十年战争期间任瑞典首相。——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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