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倍倍尔 -> 《我的一生》（1911）
我的第一次判罪
西班牙女王伊萨贝拉的失政和宠臣弄权，使各反对党派联合举行暴力的反抗，结果是在一八六八年九月底把伊萨贝拉赶走了。由于各反对党派领袖所组成的临时政府讨论新政体问题而没有决定，各国的民主党以决议和请愿的形式向西班牙人民建议建立共和国。当然，我们认为还要更进一步，要劝告西班牙人建立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为此，几乎一切条件都还不具备。根据报纸消息，国际的成员有六万多，可是大概有五万多向来没有登记，他们只是个幻想的产物。当时是个浮夸时代，这却对于国际有利。听资产阶级的报纸说，国际在欧洲拥有上百万的成员，相应地，它的财力非常雄厚。老实的市民在他的报纸上读到，国际的出纳员只要打开巨大的钱柜，就可以给每次罢工几百万的钱来支用，他就惊惶失措。有一天晚上，我亲自看见和听到：在柏林报界协会的一个交际会上，坐在我的对面的普林士·斯密斯同他的邻座亲密地说，他今天接到由布鲁塞尔来的信，提到国际总委员会拨给博里纳日（比利时）的煤矿工人二百万法郎作为罢工之用。我竭力忍住笑。总委员会的账房能有二百万生丁[1]，它就会高兴了。总委员会有巨大的道义影响，但是金钱总是它最薄弱的一面。
在巴黎公社起义后的几年，这样夸大国际的力量也使俾斯麦上了当。他想举行一个国际会议来对付国际，在这事上，奥地利首相冯·博伊斯特先生情愿帮他的忙，虽则博伊斯特自己承认国际对于奥地利是无足轻重的。不过这个美好计划的实行被英国政府打消了。并且不仅俾斯麦，就是像白恩哈第上校那样精明的外交家和谈判家也在国际这件事上大受蒙混。他在《太奥多尔·冯·白恩哈第的生平》一书中提到他的一个亲信报告说：
“首先是社会主义的煽动将从伦敦和口内瓦热烈地继续进行，为的是革全欧洲的命，并且要唤起不仅政治革命，而且社会革命。这个革命是由伦敦和日内瓦的两个国际委员会来领导的。伦敦的委员食由路易·勃朗主持，日内瓦的委员会由菲力浦·贝克尔主持。革命先在巴黎发动，在那里得胜时，再向意大利，而后向导火物很多的南德意志扩展；但随后也要掌握住北德意志，在那里，他们同样有无数的联系，并且总要使整个欧洲面貌大改。他们首先到处竭力利用结社权，以军队方式把城市无产阶级组织起来。”
照白恩哈第所说，德国所有一切的主要城市都已在造反。运动的首脑就是施韦泽和倍倍尔。这种无稽之谈竟由这些被认为很严肃的人们传播出来。
所说的《致西班牙人民书》是在一个集会上由李卜克内西申述理由，由我以会议主席身份宣读并付表决的，因此把我们带到审判官面前。最后把我们按散播祸国言论的罪名每人判处三星期监禁，直到将近一八六九年底——公文手续拖延这样长久——我们才在莱比锡地方法院监狱里服刑。
除因公布《致西班牙人民书》被控诉散播祸国言论而外，起初还打算兼控我们诽谤拿破仑皇帝之罪。但后者不能成立，因为不是拿破仑遵照法律规定亲自到庭作刑事控诉，而是由他的驻莱比锡公使前来。
至于西班牙革命在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间接促起普法战争，当时还无人预料到。
[1] 一生丁为百分之一法郎。——译者
感谢 杰拉德 录入及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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