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古斯特·倍倍尔（弗·伊·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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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特·倍倍尔

弗·伊·列宁

　　倍倍尔的逝世，不仅仅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失去了一位在工人中间最有威信、最受群众爱戴的领袖，因为倍倍尔在自己的发展过程和政治活动过程中不仅体现了德国社会民主运动的整个历史时期，而且体现了国际社会民主运动的整个历史时期。
　　国际社会民主运动的历史可以分为两大时期。第一个时期是社会主义思想产生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萌芽的时期。无数的社会主义学说和流派进行了长时期的极为顽强的斗争。社会主义正在探寻自己的道路，正在探寻自己本身。刚刚从一般小资产阶级“人民”群众中分离出来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带有个別爆发的性质，例如里昂紡织工人的起义就是这样。这个时期的工人阶级也只是在摸索自己的道路。
　　这个时期是唯一经受了历史考验的社会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准备和诞生的时期。这个时期几乎包括十九世纪前三分之二的年代，当这个时期结束时，马克思主义已经完全取得了胜利，一切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形式已宣告破产（特別是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以后），工人阶级已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中分离出来而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历史道路。
　　第二个时期是大批由无产阶级组成的社会主义政党建立、发展和成熟的时期。社会主义的广泛传播，无产阶级各种组织的空前发展，无产阶级为实现自己伟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目的而在各个方面所作的全面准备，——这些都是这个时期的特点。紧接着的第三个时期就是最近的年代，在这些年代里，准备好了的力量定会在许多危机中实现自己的目的。
　　奧古斯特·倍倍尔本身是工人，他通过顽强的斗争使自己树立了社会主义世界观，他把自己全部充沛的精力毫无保留地用来为社会主义的目的服务，数十年来他一直同日益成长和壮大的德国无产阶级携手并进，他成了欧洲最有才干的国会议员，最有天才的组织家和策略家，成了国际反对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运动中最有威信的领袖。
　　一八四零年二月二十二日，倍倍尔诞生于莱茵河畔科伦城的一个贫穷的普鲁士士官的家里。还在幼年时代，他就接受了不少荒谬的偏见，直到后来才逐渐地永远地把它抛弃了。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即在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莱茵河畔的居民都向往共和政体。在国民学校里只有两个男孩（倍倍尔是其中的一个）拥护君主政体，他们因此遭到同学们的殴打。倍倍尔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谈到童年时代的这件事时，曾得出了一句“格言”，如果把它译成俄语，大意是这样：“一个挨过打的抵得上两个沒有挨过打的。
　　经过漫长而痛苦的反革命年代以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德国出现了一个自由主义的“春天”，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又重新活跃起来。拉萨尔开始了他的出色的、但为时不久的鼓动工作。这时，倍倍尔还是年轻的旋工助手，他贪婪地读着一八四八年的老活动家出版的自由主义报纸，并且成为工人教育协会的积极参加者。倍倍尔摆脫了普鲁士兵营的偏见，逐渐接近自由主义的观点而反对社会主义。
　　但是生活毕竟起了作用，尽管当时在德国由于十多年的反革命压迫而很难读到马克思的著作，但年轻的工人从阅读拉萨尔的小册子中逐渐接触到马克思。工人生活的条件，以及对社会科学的认真严肃的研究，促使倍倍尔倾向于社会主义。他自己是能够走向社会主义的，但李卜克内西（比倍倍尔大十四岁，这时刚从伦敦迁回国内）的帮助更加速了他的这种发展。
　　当时马克思的敌人散布了一些恶毒的流言，说马克思的党由三个人组成：党的首领是马克思，他的秘书是恩格斯，他的“代理人”是李卜克内西。尽管某些笨蛋畏避李卜克内西这个侨民“代理人”，但倍倍尔却能够从李卜克内西身上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即找到同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发表的伟大主张的生动联系，找到同当时建立起来的虽然很小但却是真正无产阶级的政党的生动联系，找到马克思主义观点和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活生生的代表者。据说，年轻的旋工倍倍尔是这样评论李卜克内西的：“在这个人身上真是可以学到东西的！”

　　在六十年代的后半期，倍倍尔断绝了同自由派的联系，把工人联合会中的社会主义部分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中分离出来，并同李卜克内西一起站在爱森纳赫派，即马克思主义者的派别的最前列，这个派别同另一个工人的派别即拉萨尔派作了多年的斗争。德国社会主义分裂的历史原因，简单说来可归结为下面这一点。当时德国统一的问题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在当时的阶级对比关系下，这种统一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即或者是通过革命，或者是通过普鲁士王朝的战争。通过革命，就是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并建立全德共和国；通过普鲁士王朝的战争，就是巩固普鲁士地主在统一的德国中的领导权。
　　拉萨尔和拉萨尔派认为走无产阶级的和民主的道路的可能性不大，于是他们就实行了动摇的政策，迁就俾斯麦的容克地主领导权。他们的错误就在于使工人政党倾向于波拿巴的国家社会主义的道路。相反，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一贯地坚持民主的和无产阶级的道路，反对向暴虐的普鲁士国家制度、俾斯麦精神和民族主义做任何微小的让步。
　　虽然德国按照俾斯麦精神统一起来了，但是历史证明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是正确的。只有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彻底民主主义的和革命的策略，只有他们对民族主义的“不妥协精神”，只有他们在统一德国和“自上而下”革新德国问题上所抱的不调和态度，才能为真正的社会民主工党奠定牢固的基础。而当时的问题也正在于党的基础。
　　如果说，拉萨尔派向俾斯麦精神献媚或对它“迁就”而沒有给德国工人运动带来危害，那只是由于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对这些企图作了最有力最猛烈的反击。
　　当问题已在历史上获得解决，德意志帝国建立五年以后，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把两个工人政党统一起来，并保证马克思主义在统一的党内的领导地位。
　　从德国国会成立时起，倍倍尔就当选为国会议员，当时他还只是一个二十七岁的青年。德国（以及国际）社会民主党在国会中的策略原则就是对敌人不作丝毫让步，不放过争取工人生活改善即使是很小的改善的任何机会，同时在原则上绝不调和，始终力求实现最终目的，这个政策的原则是由倍倍尔本人或在他直接参加和领导下制定的。
　　按照俾斯麦精神统一起来的、按照普鲁士方式和容克意旨加以革新的德国，用反社会主义者的非常法来对付工人政党的成就。工人阶级政党的合法地位被取消了，它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困难的时期到来了。当时除了敌人的迫害以外，还有内部危机，即在一些主要策略问题上表现了动摇。机会主义者重新抬头，他们因失去合法地位而惊惶失措，并开始唱起哀歌来，他们叫喊要放弃不折不扣的口号，责备自己走得太远了，等等。应当指出，这个机会主义派别的代表之一赫希柏格，在党还很薄弱还不能立即站稳脚跟的时候，他曾经在财政上帮助过党。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伦敦猛烈地反对了可耻的机会主义的动摇。这时倍倍尔显示出了自己是党的真正领袖。他及时地看出了危险性，认识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评是正确的，因而把党引上了进行不调和的斗争的道路。当时创办了秘密报纸《社会民主党人报》，该报最初在苏黎世出版，后来迁往伦敦，每周运送到德国，它拥有一万个订戶。机会主义的动摇被彻底消除了。
　　当时，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由于人们对杜林的迷恋而产生了另一种动摇。倍倍尔也曾一度被杜林所迷惑。以“左派”面目出现的杜林的拥护者们（其中最突出的是莫斯特）很快就滚到无政府主义立场上去。恩格斯对杜林的理论提出的尖锐的致命的批判，遭到许多党组织的反对，在一次党代表大会上甚至有人建议不许中央机关报再登载这种批评。
　　但是一切富有生命力的社会主义者（当然，他们的首领是倍倍尔）很快就认识到各种“新”理论的全部腐朽性，并与这些理论和一切无政府主义的企图一刀两断。党在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领导下，学会了把非法活动和合法活动结合起来。当合法的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在投票赞同捐款补助轮船公司这个重大问题上大多数站在机会主义立场时，秘密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就起来反对党团，经过四个星期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一八九零年，施行了十二年的反社会主义者的非常法废除了。这时再次出现了其性质与七十年代中期相类似的党内危机。一方面，以福尔马尔为首的机会主义者准备利用合法性来拋弃不折不扣的口号和不调和的策略；另一方面，所谓“青年派”则玩弄“左派”儿戏并滚到无政府主义立场上去。这次党内危机所以历时很短，而且并不严重，应当说，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是有莫大功劳的，因为他们给予了两方面的动摇以最坚决的反击。
　　党开始了广泛而深入地迅速发展的时期，当时无产阶级的力量不仅在政治组织内而且在工会、合作社、教育机关以及其他组织内发展起来。身为国会议员、鼓动员和组织者的倍倍尔，在所有这些方面所进行的巨大的实际工作是难以计算的。正是由于进行了这些工作，使倍倍尔无可争辩地被公认为与工人群众最亲近最受工人群众爱戴的党的领袖。
　　德国党内的最近一次危机就是所谓“伯恩施坦主义”，对于这次危机倍倍尔也采取了最积极的行动。曾经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伯恩施坦，在十九世纪末采取了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即改良主义的观点。工人阶级的政党被企图变成实行社会改良的小资产阶级政党。新的机会主义思潮在工人运动的官僚中和在知识分子中找到了很多拥护者。
　　倍倍尔拿出全副精力来反对这种思潮，他表达了工人群众的情绪和他们一定要为实现不折不扣的口号而斗争的坚强信心。他在汉诺威和德勒斯顿举行的党的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反对机会主义者的演说，在很长时期内成为捍卫马克思主义观点和为工人政党的真正社会主义性质而斗争的典范。准备和集合工人阶级力量的时期，是各国在发展世界无产阶级解放斗争事业中所必经的阶段。沒有一个人象奧古斯特·倍倍尔那样明显地体现出这个时期的特点和任务。他本身是工人，他能够树立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他能够成为工人领袖的典范，他能够成为资本的雇佣奴隶为争取人类社会最美好的制度所进行的群众斗争中的代表人物和参加者的典范。

原载《列宁全集》第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61版，第290—2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