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奥格斯特·倍倍尔 -> 《妇女与社会主义》(1879年)

第二十四章 宗教的未来



  上面关于国家所论述的那些情况完全适用于宗教。宗教不是被“废除”,“上帝”不会“被赶下台”、不会“从人的心灵中夺走宗教”!有人就是用这些和另一些荒唐无稽的陈词滥调来控诉持无神论观点的社会民主党人。社会民主党把这种胡说八道留给资产阶级空想家去说,这些人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就使用过这种伎俩,当然,他们遭到可悲的破产。人们不必用暴力去攻击和压制各种思想,宗教组织和教会会逐渐消失。
  宗教是各个时期的社会状况的超验反映。人类的发展进步到了何种程度,社会变化到何种程度,宗教也随之进行相应的变化。正像马克思所说,“政治制度到现在为止一直是宗教的领域,是人民生活的宗教,是同人民生活现实性的人间存在相对立的人民生活普遍性的上天。”[1]但只要人们认识到真正的幸福,人民群众又有可能得到这种幸福时,宗教便消失了。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极力阻止人们认识这个问题,并试图把宗教当作维护其统治的手段而永远保持下去。下面这句名言:“为了人民,必须保留宗教”对这一切表达得最为透彻。在以阶级统治为基础的社会中,维护宗教是官方的一项重要职能,为此产生了一个特权阶层来履行并完成这一职能,这个阶层凭着它的全部聪明机智来维护和扩充这座大厦,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扩大自身的权力和提高它自身的威信。
  在最低的文化阶段,即在原始社会状况下,宗教处于崇拜偶像的初级阶段;在更高的发展阶段,宗教教义是多神论;在文化更加进步的阶段,宗教的教义是一神论。不是神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神和上帝。“是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上帝”,而不是相反。一神论也已消融在包罗万象、渗透一切的泛神论中,而且消失得越来越快。自然科学使6天之内创造地球的学说变成了神话;天文学、数学和物理学使天国变成了幻象,把天使们在其中就位的苍穹星座变成了它们难以栖身的恒星和行星。
  当今的统治阶级同迄今任何统治阶级一样,在看出自己的生存受到威胁时,便抓住宗教,把它当作保护一切权威的稻草。[2]资产阶级甚至没有任何信仰,它通过自身的全部的发展,通过由它自身产生的现代科学粉碎了对宗教和对一切权威的信仰。所以说,资产阶级的信仰仅是表面信仰,而教会本身又需要有人帮助,于是就接受了这个虚情假意的朋友的帮助。而“宗教对人民是必需的”。
  新社会没有任何顾虑。人类不断的进步和纯真的科学是它的旗帜。如果有人还有信仰宗教的需要,那它完全可以同他的伙伴共同满足这一需要。社会不会在意。牧师为了生存也必须工作;由于他学会了工作,那么对他来说,那种使他认识到作为一个人是至高无上的时刻必定到来。
  没有了宗教,伦理和道德依然存在;反对这种看法的人不是呆子就是伪君子。伦理和道德所表述的是调整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及指导人的行为的概念,而宗教所包括的是人同超感觉的存在的关系。但是同宗教一样,关于道德的种种概念也是从人类各个时期所处社会状况中形成的。[3]例如,食人肉者把吞吃人肉看成是一种道德;希腊人和罗马人把奴隶制看作符合道德的制度;中世纪封建主的道德标准是实行农奴制;雇佣劳动制似乎是现代资本家的最高道德标准,这种制度无非是以劳动就业为名剥削妇女和使儿童堕落。[4]在社会发展的四个阶段中有四种道德概念,但没有一种是完美的。最高的道德标准是人人自由,人人平等,其原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原则在一切人与人的关系中占主导地位。中世纪的人靠家谱,当今时代的人靠财产来决定其地位,未来社会的人才是真正的人。未来属于社会主义。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3页。

[2] 亚里士多德在下面的表述中谈到了古代人对宗教问题的一些想法,他说:“暴君(古希腊对统治者的称呼)表面上一定要装出对宗教无比虔诚的样子。因为如果臣仆相信统治者的举止是出于对上帝的虔诚和畏惧,他们对他的违法行为就不大会去介意。另一方面,臣仆们也就不会轻易起而反抗他,因为他是受神庇护的人。”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对一位君主来说,事实上没有必要具备我在上面列举的全部品质(《君主论》第15章所指的良好品质——译注),但是却很有必要显得具备这一切品质……人们进行判断,一般依靠眼晴更甚于依靠双手,因为每一个人都能够看到你,但是很少人能够接触你;每一个人都看到你的外表是怎样的,但很少人摸透你是怎样一个人,而且这些少数人是不敢反对多数人的意见的,因为后者受到国家最高权威的保护……所以,一位君主如果能够征服并且保持那个国家的话,他所采取的手段总是被人们认为是光荣的,并且将受到每一个人的赞扬。”马基雅维里:《君主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84—86页。

[3] 参看卡尔·考茨基:《伦理学与唯物主义历史观》,1905年斯图加特迪茨出版社版。

[4] 如果一个有产者在寻找理由为自己的不得体行为辩解时遇到困境的话,那么人们可用一千对一打赌说:他一定要援引“伦理”。1894年春,甚至在一次新教徒集会上,柏林高等法院的一位“自由主义派”顾问官宣称:只有纳税的人才享有教区联合会选举权的规定是符合“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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