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巴金
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
巴金
（1927年4月）
〔说明〕本文最初发表于《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第二节，民钟社1927年4月出版，署名：芾甘。
有些人说我们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不顾实际问题，我虽然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但我也不能否认这事实，不过我可以说仅有一小部分的同志是如此，并不能代表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固然我们不能否认，在中国无政府主义的刊物上有一些批评时事的文章，其内容只就一个原理演绎出一切，而不顾到事实。但陷于这种错误的，并不是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全体而是少数的同志。我觉得对于那种意见我们仍有纠正之必要。
有一些同志往往只拿着一个原理，奉为天经地义，从里面演绎出一切来。说我们是反对战争的，于是对于奉直的战争，以及国民党与北洋军阀的战争都以相同的话来批评。说我们是为着全人类谋幸福，于是反对阶级争斗，在谋全人类幸福的社会未能实现以前，对于其他的暴动以及没有带着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民众运动，都不去参加。说要谋民众的解放，而自己不与民众接近，对于民众的疾苦和要求不能知道，也不想去知道，仅仅把几个很好的名词写在纸上，而不想法去把它们给与民众……这种态度对于主义的进行并无利益，然而一部分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确实是如此。
无政府主义并不如某一些人所想，是由少数聪明的个人在研究室创造出来的，它是平民的运动，最初发生于平民中间。起先只有微弱的趋势，后来逐渐明显，到了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才把这种趋势弄成一种有系统的主义。所以有人说无政府主义到了十九世纪的后半期才成为一种理想的和实际的组织，这是不错的。克鲁泡特金之所以能完成无政府主义的系统，并不是因为他的思想卓越到某种程度，而是因为他是生在资本主义的崩坏和无产阶级活动的时代。克氏自己从不曾说无政府主义的某部分是他创造的。那么我们自然不能单把原理奉为神圣，而不顾实际问题了。
而且原理不是死板的，不是可以呆板地解释的，应该应用到实际问题上，由实际问题来证明它。假若原理不能解释实际问题时，我们也不妨修正它，因为我们并不是迷信的宗教徒。
我这些话的意思并不是说无政府主义的原理有错误的地方，不过是说明一个原理不是垂诸百世放诸四海而准的东西。而且无政府主义是实际的民众运动的产物，所以特别不是可以离开实际的。实在说来，无政府主义并不是超时代的空想，所以有系统的无政府主义不会出现于工业革命之前，而且无政府主义的发达也不会先于法兰西大革命时期。中国人很多说老庄是无政府主义者，这是错误的。老庄的思想与近代无政府主义很少有相同的地方，而且在那样的时代决不会产生近代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来。
再说到原理的本身，我觉得许多的人对于原理多少也有点误解。说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战争吧，但无政府主义者所反对的只是军阀政客为争夺利权而起的战争，假若被压迫者反抗压迫者的战争，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战争，我们是主张的。为自卫而战，为自由而战，马拉铁斯达且认这“战争最必要而神圣的”。甚而至于殖民地脱离“母国”的战争，弱小民族反抗强国的战争，虽然其目的与我们的理想不同，但我们也并不反对。说到为全人类谋幸福吧，有人便反对阶级斗争。《民声》第三十三期便有一篇这样的文章。其实无政府主义者并不反对阶级斗争，而且还主张着。无政府主义乃是阶级斗争中被掠夺阶级（克鲁泡特金在《近代科学与无政府》里用“民众”这个名称）的理想和观念学。至于谋全人类的幸福的话，也是不正确的。因为人类已不是整个的，早分成为两个对抗的阶级。“无政府主义从来不是治人阶级的理想”（克鲁泡特金语），“无政府主义真正的创造者是革命的无产阶级”（阿利兹语）。
所以就原理来说，有些无政府主义者的主张也是不合原理的。而他们竟从里面演绎出一切来，在不知道的人甚至误会这就是无政府主义的真相，致发出许多无谓的非难，于此我们不得不辩明。
既说过了原理与实际，现在再来说实际问题，最重要的自然是中国革命问题。我们无政府主义者朝夕所想念的，也就是怎样能使中国发生社会革命的问题。但是我们是唯物论者（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如巴枯宁、克鲁泡特全都是唯物论者），我们知道社会革命之到来并不是由于我们个人的好意所能决定的，而是社会进化趋势所必至，只能由历史的需要来决定的。个人的劳力在物质条件的可能范围内可以促进社会的进化，然而不是社会进化的唯一要素。我与惠林同志的意见不同，我是一个定命论者，而且定命论（Determinsm）与宿命论（Fatalism）不同，它并不否认人类意志的表现，且承认人类不是被动的物质，不过他也受环境的支配，他的努力也要受环境的限制。惠林所说的并不是定命论。
革命与进化并不相冲突的，邵可侣说：“进化与革命是同一现象的连续的行动：进化先于革命，而后演进到革命。”无政府主义并不是一个短时期内就可实现的，乃是由不断的革命与建设积累起来，然后可以成功的。阿利兹说得好：“无政府主义实现并不是突然而生的，我们最初不能把无政府主义理想的全部完全实现，我们只能一部分一部分的去实现它。”这样在中国现在的环境之下，我们要立刻去实现无政府主义理想的全部是不可能的事。我们的理想——未来社会的理想并不错误，而且并不是空想，不过它的实现是要受物质条件的限制，就是说他的实现不是像奇迹一样的突然降临，而是逐渐来的。我们每次的努力可以使它的到来快一点，但是也有限度。这纵然不是我们所愿意的，但事实确是如此。譬如中国一旦起了社会革命，我们要使无政府主义的理想社会完全实现，在生产事业完全不发达，日用品都要靠外国供给，甚至食粮多少还仰给于外国这样的情形之下，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理能够施诸实行吗？在这样情形之下，我们便不得不退让一步，多少迁就一点。这并不是我们主张的失败，这是我们意料中的事，所以我们在革命未发生时即要先有预备，同时以合作主义的方法使工人自己来发达生产事业。革命发生后，也只能引社会向着无政府主义的理想走去，不是一步便可走到的。
这是假定中国一旦发生社会革命后的情形，而实在我们也不能断定这在最短期间是可能的事。一则中国物质的条件尚未完成，而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与民众的隔离还远得很。有些无政府主义者只拿几个原理向民众宣传，而不问他们的宣传能否达到民众中间，而且不问民众的要求。譬如从事于工人运动而不明白工人切身的需要，叫他们饿起肚子来革命，是做不到的。自然我们不能因为中国现在不能立刻发生社会革命，便不去做预备的工夫，我们要使它的发生快一点才对。
中国现在已进入了革命的时期了。中国现在的革命运动已不是国民党的运动，而是民众的革命运动了。许多万的工人罢了工，许多的青年跑到战场去作战，在白色恐怖之下许多的革命者带有献身的精神去受死刑，去进监狱，要说他们完全是盲目的受着少数人的指挥，要说他们是妄想升官发财的人，要说他们是新的军阀的走狗，要说他们是纯正三民主义的信徒，要说他们想建设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府，我是绝对不相信的。国民军的北伐是一回事，中国的革命运动，又是一回事。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谋脱离列强而独立的战争，虽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的目的，但无政府主义者也不反对，不过主张更向前走一点罢了。同样，在我们不能消灭资本主义以前，对于打倒帝国主义的运动也不能反对。我恨苏俄，但我更恨列强；我恨国民党，但我更恨北洋军阀。因为苏俄总不比列强坏，国民党和北洋军阀并不是“一丘之貉”。我们现在能给一个更好的东西与民众自然更好，否则，袖手旁观的空言反对，在资产阶级的学者可以做到，但在一个革命家，这便是一个罪恶。“不完全，则宁无”。个人主义者可以这样想，然而一个为民众福利而奋斗的革命家至少不能说这样的话，因为民众的要求不会如此。难道在你不能带来完全的幸福与民众时，你便连民众从别方面得来一点些微的幸福也不要他们享受吗？何况这次革命运动不是一党派包办的，倘没有民众参加，没有民众的后盾，北洋军阀孙传芳等会得那样的失败么？我们在这次运动中没有多大的影响，这是自己的错误。若因此就站在旁边痛骂这次运动，说只是政治的斗争，只是军阀的战争，说国民党和张作霖等是一丘之貉，那么，国家主义者和研究系等定在旁边大声称谢哩！
我们要知道参加这次运动的并不是纯正的国民党人，譬如一个罢工的工人，你能说他的意见会与蒋介石一样么？他完全懂得三民主义么？他读过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么？参加战争的学生，你能说他的意见和他们总司令蒋介石一样么？假若你注意到实际问题，你将知道事实决不是如此的简单。十一年前的《民声》第二十八号上恰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习闻劳动家及小本营商者平日恒痛心切齿于袁政府者，谓非革命不足以图存，然苟叩以政府之恶迹何在，则曰增多恶税也，剥夺平民生计也，军队骚扰倒阎也，而一般伟人致客所揭示之大题目如谋叛民国，解散国会，总统专制，混乱宪法等等皆不与焉。”假若你说那些“劳动家和小个营商者”是和“一般伟人政客”一样想法，要夺取政权，要升官发财，要建立一个好的共和国家，有谁肯相信呢？同样，你若向罢工的工人说蒋介石与张作霖、孙传芳是一丘之貉，他们也不懂的。他们的要求是与他们切身的利益有关的，他们并管不到政治，蒋介石究竟怎么样，国民党究竟怎么样，他们完全不知道。他们只晓得几个口号，什么“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拥护工会”咧！他们知道北洋军阀封禁工会，压服工潮，帮助资本家，视工人如眼中钉，所以他们对之异常痛恨，他们要打倒它。他们这种举动，我们不能反对，因为这是关系于他们切身的利益的。总之，我们固然要记着原理，但同时不要忽略了实际问题。马拉铁斯达曾说过，无政府主义者从事工人运动时，有时为看工人的利益也要一点妥协，而一般从事于工人运动的无政府主义者，也不曾鼓吹工人即刻去实现无政府主义，而且对于增加工资缩短时间的罢工运动也常赞助，并没有人因此种运动不彻底而加以攻击的。（增加工资缩减工时的罢工，也有许多人认为不彻底，说工资虽增加而资本家同时提高物价，其结果与从前仍是差不多。其实问题不仅在这点。每一次罢工胜利后，纵然实际上得不到多大的利益，而工人的组织便会更坚固一点，而他们对于革命的希望也更多一点。我们知道要有希望才容易起革命，因为每次罢工的胜利使他们知道自己的力量并不是不能抵抗资本家。这样的希望心一次一次的增加，到了一个时间他们便要起来革命了。那时工团的组织经过多次战斗后，也能成为极强固严密的团体，足以适合革命的需要了。）
所以对于这次中国的革命的漩涡，我们应该投身进去，不仅空言反对是不对的，便是袖手旁观也不该，假若我们自认是革命家的话。
号称“暴动的天才”的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他的一生参加了许多次的暴动，这些暴动并不都带有无政府主义的色彩，然而他总是热心去参加。他不因为它不带有无政府主义的色彩便加以攻击，他要跑到它（暴动）的里面去，想法使它带有一点无政府主义的色彩，我们看一八七一年里昂的暴动便知道了。我们假若要做革命家，那么我们也应象巴桔宁那样投身于一切革命的漩涡里，把革命的潮流引向无政府主义之海里流去（不管流到多远）。如果你以为这潮流流不到多远，便想修造一座堤来防止潮流，那么结果这潮流一定会冲破了堤甚至掩没了你，而无政府主义之大海里仍不曾加上一点一滴。这一点克鲁泡特金对于俄国革命的态度，我认为是极其公正的。
就拿俄国革命来说罢，当时无政府主义者也曾尽力于革命运动，结果列宁登了尼古拉的宝座，无政府主义者受着残酷的迫害。有许多人定会说无政府主义者上当了，其实，俄国革命之所以带得有社会革命的色彩，成为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民众革命，还是多少靠着无政府主义者的力量。“工人管理工厂”、“农民管理土地”等口号，最初还是从无政府主义者中间喊出来的，后来流行于工人与农民中间，最后布党也不得不承认这口号。假若当时无政府主义者只袖手旁观，那么俄国革命也许要减色多了，然而对于他们，对于民众也没有什么好处！
固然俄国的结果与当时革命者的希望大相悬殊，然而我们不能说革命后的俄罗斯一定不及沙〔皇时〕的俄罗斯，只有反革命党才可以说这样的话。我们假若曾研究过历史上的革命运动，我们可以发现一椿事，即每次革命的结果是和革命当时的希望相差得很远的。在革命时的思想总要进步一点，过后一定会有一个向后走的时期。法国大革命时，热狂勇敢的民众拿起武器奋不顾身地向巴斯提堡垒进攻，无产阶级的妇女向着凡尔赛猛进，逮捕国王路易十六，各地的民众都拿着棍棒去破坏市政厅和监狱……结果怎样？你能说那些人的目的只是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府么？“自由，平等，博爱”，这是当时的口号，在拿破仑政府以至于在现在普荫开雷内阁政府之下，这三个字眼实现了多少？假若你看见监狱墙壁上写着“自由”“平等”“博爱”几个大字，假若你知道现在法国还有不少的王党，你也许要骂法国革命不彻底，你甚至要骂它是多事。然而假若没有法国大革命，我们现在不知还在怎样一个时代里呵！
再说到中国的革命上来。国民党的主张是与我们相反对的，在原理上它是我们的敌人。它要建设一个好政府，我们要推翻一切的政府，这是谁都知道的。然而在某一个事业上，如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等，我们是不反对的，不过我们要更向前走，反对国民党所建立的政府，反对他的一切建设罢了。（我从前在《民众》第一期的封面上印了一个口号“要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弱小民族自己努力”，一部分武昌同志及湖南同志都来函反对，他们说打倒帝国主义是不彻底的，在资本主义未消灭以前，帝国主义不能消灭，打倒帝国主义是舍本逐末的事。又说我们无政府主义者不应该承认人类中有弱小民族的存在。这在我的意见完全不同。弱小民族的存在是事实，我们不能否认事实。难道在无政府社会实现以前，弱小民族便永该沦为列强的奴隶么？同样，在资本主义未消灭以前，殖民地半殖民地便永不该独立吗？）一般民众同情国民党的地方，只有几个口号，在别的地方也许他们的意见是与国民党冲突的。在现在，国民党差不多是领导着群众、要是我们也跑到民众中间，投身于革命的漩涡里，引民众向较大的目标走去，那么，民众自然会离开国民党，跟着我们来，使这次革命运动多带一点无政府主义的色彩，使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民众的脑筋中留个很深的印象。如此逐渐的做去，虽然不能立刻实现无政府的社会，但至少民众得着向这方面走去（至少总比现在好）。然而，要是我们努力，或许种下一点如的种子，但若我们要筑堤防止这革命潮流，我们只有被淹没的。
现在中国革命的表现已有多少比较国民党主张还要进步的地方，譬如农民起来打倒土豪劣绅，各地农民组织农会抵抗地主，工人组织工会以抵抗资本家等等都是好现象。我在上海时曾看见报上载武汉劳动阶级“横暴”的情形，通信者的意思是反对这现象，而我却觉得是很好的。我相信若我们参加人革命的漩涡，我们也可造几个新口号如“农民自治”、“农民管理土地”、“废除工头制”等……在战争的混乱时期，我们也可以烧几处县知事衙门，捣毁几所监狱，也可以帮助农民组织农村公社，以他们自己来管理他们的事，不要与政府发生多大关系。工人方面的运动，我们应该以工人的资格去参加，斟酌他们的要求创出新的口号，如减少工作时间以及工人生活的保障，工人教育的开办，在现在中国都很需要。但最重要的还是鼓吹工人有直接监督工厂一切设施的权利，废除工头制，工人与厂主间的交涉由工会担任。至于工厂收归工人所有，在必要时可以鼓吹，但在中国现在是做不到的；在刊物上我们可以这样鼓吹，但做事时用的口号须与民众多少接近。
至于对于国民党、共产党的态度，我们可就原理上批评他们的主张，但决不应该漫骂的口气。对于敌人，我们也应该尊重他们的人格。自然，对于张作霖、张宗昌、吴佩孚、孙传芳等野蛮军阀又在例外。有些同志主张在某一个事业上不妨与国民党取联络的手段，如打倒军阀等，俄国同志马哈诺（即大杉荣称为无政府主义的将军的）甚至想到中国来参加国民军去打张作霖，对于这种主张我尚没有一定的意见，这是要在做事的时候才能决定的。不过有人主张加入国民党，这我并不赞成。
总之，我们若投身到中国革命的漩涡里去，虽不能立刻使无政府的社会实现，但至少能使中国民众与无政府主义的理想接近一点，使这次运动多少带上无政府主义色彩。这样比袖手旁观的在旁边攻击好得多了。
我因为感觉得对于主义缺乏深的研究，所以跑到近代无政府主义的发源地——法国来，专门研究无政府主义。这样我自己在中国革命的时期中像一个逃兵一样的跑了出来，看着别人在战场里苦斗，哪里还有说话的权利！而且这篇文章的性质又是鼓吹别人去做事，而自己却置身事外，在良心上说是不应该的。不过我相信这些话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我虽不配来说话，希望同志们不以人废言好了。
感谢 先知在1917 收集、录入及校对